同意。我们现在是PlanA各方面都太辛苦，能做到但代价真的很大，所以确实要做一个平稳，科学，安全，照顾到最大多数人的PlanB的预案。
这其实是一个很无奈的事情。因为这位博主说的明白「PlanB的危险是显而易见的」，因此这才是需要谨慎，包括还是要尽力推动PlanA的根源。
现在两个问题：一，有人不愿意做planB的预案，这很不好，这也是这条微博提的；二，有人在模糊PlanB本质的「无奈」和巨大的危险，似乎PlanB是灵丹妙药，大家应该开开心心拥抱，也很不好。
总之，人是可以多线程思考问题的，对吧？

【李峰：“二里头国家”和有关夏代的争论】
（本文选自《早期中国：社会与文化史》第三章“二里头与二里冈：早期国家的建立与扩张”）
考古学摆在我们面前的这个青铜时代的国家究竟是什么？直到考古调查在商之前的黄河中游地区发现另一个权力和财富可以与之相媲美的青铜时代社会之前，二里头与历史传说中称作“夏”的早期国家的活动有关系这一可能性——尽管不能被证明——仍不能被排除。

新石器文化发展的“区系类型”模式所不能解释的是为什么国家级别的社会并没有首先产生于其他区域，而是出现在仰韶文化的中心地带和其后继者——河南和山西的龙山文化——之中。然而，在这个大区域中通向国家的发展路线绝不是直线式的。陶寺“酋邦”的势力经过几百年的繁荣后明显衰落了，依然留在陶寺的人似乎生活在另一个相邻政治中心的控制之下。要想真正了解国家形成之前政体间的竞争过程及由此导致的黄河流域中游和同一时间框架内其他地区的区域整合，考古学家们还有大量工作要做。然而，公元前2000 年早期，有一个社会达到了政治力量的新水平，远在河南西部和山西南部其他“酋邦”的水平之上。在华北地区国家和文明的形成中，二里头国家或文化占据了关键性的位置。它开启了一个以王权、城市文明、大规模政治组织和强制性军事力量为特点的新纪元。

“国家”和“国家形成”
与基本上属于人类学概念的“酋邦”这一术语不同，“国家”（state）一词在西方学术传统中有漫长的历史。作为一个现代词汇，其在不同的学科中被赋予不同的含义。政治学一般从法律政治角度来构建“国家”的含义，“国家”被视作“主权”的体现，因此有了现代“民族国家”（Nation State）的概念。它把当代“民族”（nation）单元作为国家主权的拥有者。对于政治经济学家来说，“国家”是一种具有强制权力的机构，是个体公民的对立面，他们宣称它是与个体或私人利益相对立的公众和集体利益的代表。但是在社会学的观点中（也就是大多数社会历史学家的观点），“国家”是一个具有多种限定性条件的人群组织，包括领土、统一的政治秩序、法律和执行法律的强制力量以及主权。最后，在人类学观念中，“国家”是一个社会“类型”或社会发展中的一个阶段，与“酋邦”社会不同，并且比其规模更大、更复杂。因此，这使得“国家水平社会”（state-level society）的概念成为一个合理的说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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