什么叫西方主导国际话语权呢？说白了就是人家说了算，通过一定的技巧，把黑的说成白的，也有人信。
比如，“宣传”这个概念古已有之，东西方都有人在几千年前就意识到了这个事。而且，现代宣传概念恰恰是西方人发明的。我们学的“传播学”恰恰是美国人发明的，是在战争、宣传中发展起来的。可笑的是，现在很多人学了美国传播学的皮毛，却忽略了美国传播学的本质；信了人家的套路，却又被人家给束缚住了。比如，觉得西方的外宣就是写新闻、侃大山，跟情报有什么关系呢？
附一篇论文，请那些觉得外宣与战争（情报）无关的朋友看一看——宣传是怎么来的，美国的传播学是怎么诞生的。
【战争、宣传与美国传播学的诞生】
作者：张磊；来源：《青年记者》2014年10月上（中文核心期刊）；https://t.cn/A64nS2rs
人类对于传播现象的思考古已有之，但作为一门学科，传播学是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开始萌芽的。
当代传播学是在美国诞生的，它与现代战争有着深厚的渊源。今年6月28日是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一百周年纪念日，在这个时机回顾美国传播学的诞生，或能帮助我们丰富对于传播学研究范式的认识。
《孙子兵法》中的传播研究
人类的传播活动与人类的历史一样古老。人类社会便是建立在人们利用符号进行互动的基础上的，自从传播活动建立以来，人们对传播现象的关注和思考便从未停止。荀子曰：“登高而招，臂非加长也，而见者远。顺风而呼，声非加疾也，而闻者彰。”这讲述了一个朴素的传播原理：借助于媒介，可以大大扩大人的传播范围、提高传播效率乃至强化传播效果。柏拉图的“洞穴比喻”讲的虽是人类认知世界的哲学原理，但也提醒我们，传播媒介所折射的并非真实世界本身，而是真实世界的影子——这直接影响了李普曼提出“拟态环境”理论，他在《舆论学》一书开篇便引用了柏拉图的相关论述。
而一部经常被当代传播学者所提及的古代著作，就是中国的《孙子兵法》。孙子的军事和战争思想融合了儒家和其他中国古代思想，强调思想、政术和谋略的重要性，这其中就有对传播问题的思考。在开篇“始计篇”中，孙子说战争最重要的是五件事：“一曰道，二曰天，三曰地，四曰将，五曰法。”他将“道”放在第一位，并进一步解释说：“道者，令民与上同意也，故可以与之死，可以与之生，而不畏危。”换言之，只有取得民意和民心，才有可能取得战争的胜利，这里面既有日常政治的成功，也蕴含着战争期间鼓动工作、宣传工作的重要性。宣传鼓动工作不仅面向自己人，也面向敌人，做到“威加于敌”（《九地篇》），如此，才可能实现“不战而屈人之兵”（《谋攻篇》）。
《孙子兵法》不仅在中国军事史中影响深远，而且获得了近代西方学术思想的重视，其中就包括传播学者。美国学者塞弗林和坦卡德（2006：96）曾指出：“战时宣传可以追溯到早在耶稣诞生之前的孙子所著的《孙子兵法》（Read，1941）。但人们对宣传的真正认识来自于第一次世界大战，当时它被大量使用，它的功效更是前所未见。”更确切地说，近代西方传播学对于宣传的认识，是始自第一次世界大战的。
一战的宣传
第一次世界大战（1914～1918）是一次范围广泛、损失惨重的世界战争。从性质上而言，它是一次帝国主义列强重新瓜分世界势力范围的非正义战争。它的爆发源自帝国主义列强的深刻矛盾，而战争从酝酿、爆发到结束，离不开宣传所发挥的影响。在一战前夕，极端民族主义情绪被煽动到了极点，使得战争的爆发几乎成为必然。
美国在一开始并没有加入战争的明显迹象。但随着有关欧洲战场的报道越来越多，关于德军洗劫欧洲许多城市的新闻使得美国人越来越不安。埃默里等在《美国新闻史》中记述了美国人是如何受到外国宣传家和报纸的影响，从而在舆论上倾向于支持加入这场战争的。1915年，德国潜艇击沉了英国一架邮轮“卢西塔尼亚号”，船上近2000名乘客中有1198名遇难，其中包括114名美国公民。这成为美国人对德国产生敌意的重要事件。在1917年德国恢复了无限制潜艇战之后，有数艘美国船只被击沉，美国总统威尔逊宣布正式参战。
在近代战争史上，一战的宣传战引人注目。各国都成立了专门负责宣传的机构，并通过海报、传单、明信片和新闻报道等来对己方、盟友和敌方开展宣传。1917年，美国成立了“公共信息委员会”，委派一名新闻工作者乔治·克里尔担任主席。克里尔说：“这是一个纯粹的宣传机构，一个做推销生意的大企业，也是世界上最大的广告业。”（埃默里等，2001：294）在他的带领下，公共信息委员会的宣传取得了巨大的成功，其代表作是一幅美国征兵广告：一个戴着星条旗高帽的山姆大叔面向读者，伸出手指，广告语写着：“我需要你——加入美国军队。”其他招贴画、印刷品和电影也为美国的作战作出了巨大贡献。
其他交战各国也广泛开展了宣传战。与协约国相比，德国的宣传活动虽然数量不少，但效果显得稍逊一筹。1915年的卡维尔护士事件就是典型一例。当时，英国护士伊迪斯·卡维尔在比利时布鲁塞尔的一家医院担任总护士长，而德军俘虏的很多法国和比利时士兵被送到这家医院。1915年8月3日，德军逮捕了卡维尔护士，称她放走了很多法国和比利时士兵，助其逃往中立的荷兰。随后，德军判处她死刑，并执行了枪决。法国和英国的报纸与宣传机构就此大举报道，将卡维尔护士形容成一位圣洁的女士，而德军则是“杀人恶魔”。这一事件大大激发了英法等协约国士兵和民众对德国的痛恨，宣传在其中作用重大。有趣的是，当时也有德国医务人员被协约国枪杀，但德国宣传机构并未大做文章。或许这种对宣传活动未能充分挖掘潜力的行为，是德国战败的原因之一。
战后，无论是协约国还是德国，都有学者对宣传进行了深入研究分析，以致“宣传成了一战的替罪羊”。其中最负盛名的研究，就是美国政治学家哈罗德·拉斯韦尔的《世界大战中的宣传技巧》一书。这是他的博士论文，于1927年正式出版。在这本书中他写道：“国际战争宣传在上一次战争中扩大到了如此令人震惊的范围，是因为战争蔓延到了如此广阔的地区，它使得动员人民情绪成为必要。没有哪个政府奢望赢得战争，除非有团结一致的国家作后盾；没有哪个政府能够享有一个团结一致的后盾，除非它能控制国民的头脑。”（2003：22）这本书开创了宣传分析，也成为传播学早期的奠基性著作之一。
传播研究在美国的普遍开展
实际上，第一次世界大战还催生了另一本传播学的奠基性著作——沃尔特·李普曼的《舆论学》（1922）。李普曼提出了“拟态环境”、“刻板印象”等概念，并对舆论的基本原理、状况和结果进行了反思，时至今日都是传播研究无法绕开的核心论述。
一战之后，传播研究在美国普遍开展了起来。20世纪二三十年代是西方的动荡时期，经济大萧条席卷了整个资本主义世界，而一批重要的政治人物登上了历史舞台，在美国是小罗斯福总统，在德国则是阿道夫·希特勒。这两位政治家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就是非常善于利用传播活动来推广自己的政治主张。他们都是出色的演说家，擅长与新闻媒体打交道，而且积极利用新兴的广播和电影媒介来为自己的政治活动服务。
希特勒在德国以及欧洲大陆日渐得势的同时，受到纳粹迫害的犹太人不得不离开家园，去往世界各地，其中一个重要目的地就是美国。这为美国高等教育和科学研究事业的发展送来了大批人才，传播研究也获益匪浅。“传播学之父”威尔伯·施拉姆曾经说：20世纪30年代和40年代有四位人类传播学方面的专家，“阿道夫·希特勒——不是感谢他，因这纯属偶然——给我们送来了他们之中的两位：保罗·拉扎斯菲尔德和库尔特·勒温”（转引自罗杰斯，2005：003）。另两位是哈罗德·拉斯韦尔和卡尔·霍夫兰。实际上，希特勒还将整个法兰克福学派的学者逼到了美国。
希特勒使得美国人心惶惶，担忧自己的国家也会出现这样一位极端的政治人物。这并非杞人忧天，纳粹分子在20世纪30年代的美国也不鲜见，其中一个代表人物就是查尔斯·考夫林神父（Charles Coughlin）。和希特勒类似，他的宗教主张和政治主张也含有法西斯思想；同样和希特勒类似，他也非常善于利用广播和演讲来赢得信徒。他的宗教节目听众达到了3000万之多。虽然后来他受到教会的惩戒而退出历史舞台，但他的宣传激发了一项著名的研究，那就是阿尔弗雷德·李和伊丽莎白·李合著的《宣传的艺术》（1935）。同期，有关广播巨大威力的研究还体现在哈德利·坎特利尔的《外星人入侵地球：广播恐慌研究》（1940）之中。当然，这时的传播研究还不能忽略拉扎斯菲尔德领导的社会调查分析、维纳和申农等人进行的信息论和系统论研究、贝特森及帕洛阿尔托小组进行的人际传播与心理分析，以及法兰克福学派的批判文化分析。但总体而言，传播研究还是零散的、分布在各个相关学科中，并未形成一个完整的体系。
新的世界战争爆发了。1941年，美国由于珍珠港事件也加入到第二次世界大战之中。在这一时期，不仅大量的美国军人和平民被动员起来，许多研究者也参与到政府的相关事务里，这在华盛顿特区形成了一个“学者网络”。罗杰斯说：“一个由传播学者构成的无形学院在华盛顿形成。他们相聚在正式的会议上，也非正式地相聚在合用的汽车上，相聚在军事基地和联邦政府的办公室中。”（罗杰斯，2005：009）在这一时期，心理学家勒温进行了说服家庭主妇为了战争需要而采用内脏食品的实验，霍夫兰对军事影片的效果进行了控制研究，拉斯韦尔从事着宣传品的内容分析，拉扎斯菲尔德担任着美国陆军信息与教育部研究处和战时新闻局的顾问，而施拉姆在统计局（战时新闻局的前身）为罗斯福总统起草广播讲话稿。学者们的交流使得关于传播的研究成果汇集起来，为一个新学科的诞生提供了可能。
二战后期，施拉姆回到了衣阿华大学，开创了美国第一个传播学博士课程。后来，他撰写了第一本传播学的教科书，他也是第一个被称为“传播学教授”的学者。他在衣阿华大学、伊利诺伊大学、斯坦福大学和夏威夷东西方大学建立了相关的研究机构和课程，使得这个新兴学科正式进入美国的高等教育体系。而类似的课程也在美国各地的新闻学院、语言学系和其他机构建立起来，使得美国的传播学研究正式诞生。
总之，传播学在美国的诞生，与两次世界大战及其宣传活动有着密切的关系，这也使得它具有了自己的特色：关注传播效果，侧重定量方法，具有实用主义色彩。回顾历史，我们可以对美国的传播学研究有更深入的理解。
参考文献：
①【美】罗杰斯：《传播学史》，上海译文出版社，2005年版
②【美】沃纳·赛佛林，小詹姆斯·坦卡德：《传播理论：起源、方法与应用》，中国传媒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
③【美】拉斯韦尔：《世界大战中的宣传技巧》，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
④【美】埃默里等：《美国新闻史》，新华出版社，2001年版
⑤展江：《第一次世界大战中的宣传战》，《国际新闻界》，1996年第3期
（作者为中国传媒大学广播电视研究中心副研究员）
比如，“宣传”这个概念古已有之，东西方都有人在几千年前就意识到了这个事。而且，现代宣传概念恰恰是西方人发明的。我们学的“传播学”恰恰是美国人发明的，是在战争、宣传中发展起来的。可笑的是，现在很多人学了美国传播学的皮毛，却忽略了美国传播学的本质；信了人家的套路，却又被人家给束缚住了。比如，觉得西方的外宣就是写新闻、侃大山，跟情报有什么关系呢？
附一篇论文，请那些觉得外宣与战争（情报）无关的朋友看一看——宣传是怎么来的，美国的传播学是怎么诞生的。
【战争、宣传与美国传播学的诞生】
作者：张磊；来源：《青年记者》2014年10月上（中文核心期刊）；https://t.cn/A64nS2rs
人类对于传播现象的思考古已有之，但作为一门学科，传播学是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开始萌芽的。
当代传播学是在美国诞生的，它与现代战争有着深厚的渊源。今年6月28日是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一百周年纪念日，在这个时机回顾美国传播学的诞生，或能帮助我们丰富对于传播学研究范式的认识。
《孙子兵法》中的传播研究
人类的传播活动与人类的历史一样古老。人类社会便是建立在人们利用符号进行互动的基础上的，自从传播活动建立以来，人们对传播现象的关注和思考便从未停止。荀子曰：“登高而招，臂非加长也，而见者远。顺风而呼，声非加疾也，而闻者彰。”这讲述了一个朴素的传播原理：借助于媒介，可以大大扩大人的传播范围、提高传播效率乃至强化传播效果。柏拉图的“洞穴比喻”讲的虽是人类认知世界的哲学原理，但也提醒我们，传播媒介所折射的并非真实世界本身，而是真实世界的影子——这直接影响了李普曼提出“拟态环境”理论，他在《舆论学》一书开篇便引用了柏拉图的相关论述。
而一部经常被当代传播学者所提及的古代著作，就是中国的《孙子兵法》。孙子的军事和战争思想融合了儒家和其他中国古代思想，强调思想、政术和谋略的重要性，这其中就有对传播问题的思考。在开篇“始计篇”中，孙子说战争最重要的是五件事：“一曰道，二曰天，三曰地，四曰将，五曰法。”他将“道”放在第一位，并进一步解释说：“道者，令民与上同意也，故可以与之死，可以与之生，而不畏危。”换言之，只有取得民意和民心，才有可能取得战争的胜利，这里面既有日常政治的成功，也蕴含着战争期间鼓动工作、宣传工作的重要性。宣传鼓动工作不仅面向自己人，也面向敌人，做到“威加于敌”（《九地篇》），如此，才可能实现“不战而屈人之兵”（《谋攻篇》）。
《孙子兵法》不仅在中国军事史中影响深远，而且获得了近代西方学术思想的重视，其中就包括传播学者。美国学者塞弗林和坦卡德（2006：96）曾指出：“战时宣传可以追溯到早在耶稣诞生之前的孙子所著的《孙子兵法》（Read，1941）。但人们对宣传的真正认识来自于第一次世界大战，当时它被大量使用，它的功效更是前所未见。”更确切地说，近代西方传播学对于宣传的认识，是始自第一次世界大战的。
一战的宣传
第一次世界大战（1914～1918）是一次范围广泛、损失惨重的世界战争。从性质上而言，它是一次帝国主义列强重新瓜分世界势力范围的非正义战争。它的爆发源自帝国主义列强的深刻矛盾，而战争从酝酿、爆发到结束，离不开宣传所发挥的影响。在一战前夕，极端民族主义情绪被煽动到了极点，使得战争的爆发几乎成为必然。
美国在一开始并没有加入战争的明显迹象。但随着有关欧洲战场的报道越来越多，关于德军洗劫欧洲许多城市的新闻使得美国人越来越不安。埃默里等在《美国新闻史》中记述了美国人是如何受到外国宣传家和报纸的影响，从而在舆论上倾向于支持加入这场战争的。1915年，德国潜艇击沉了英国一架邮轮“卢西塔尼亚号”，船上近2000名乘客中有1198名遇难，其中包括114名美国公民。这成为美国人对德国产生敌意的重要事件。在1917年德国恢复了无限制潜艇战之后，有数艘美国船只被击沉，美国总统威尔逊宣布正式参战。
在近代战争史上，一战的宣传战引人注目。各国都成立了专门负责宣传的机构，并通过海报、传单、明信片和新闻报道等来对己方、盟友和敌方开展宣传。1917年，美国成立了“公共信息委员会”，委派一名新闻工作者乔治·克里尔担任主席。克里尔说：“这是一个纯粹的宣传机构，一个做推销生意的大企业，也是世界上最大的广告业。”（埃默里等，2001：294）在他的带领下，公共信息委员会的宣传取得了巨大的成功，其代表作是一幅美国征兵广告：一个戴着星条旗高帽的山姆大叔面向读者，伸出手指，广告语写着：“我需要你——加入美国军队。”其他招贴画、印刷品和电影也为美国的作战作出了巨大贡献。
其他交战各国也广泛开展了宣传战。与协约国相比，德国的宣传活动虽然数量不少，但效果显得稍逊一筹。1915年的卡维尔护士事件就是典型一例。当时，英国护士伊迪斯·卡维尔在比利时布鲁塞尔的一家医院担任总护士长，而德军俘虏的很多法国和比利时士兵被送到这家医院。1915年8月3日，德军逮捕了卡维尔护士，称她放走了很多法国和比利时士兵，助其逃往中立的荷兰。随后，德军判处她死刑，并执行了枪决。法国和英国的报纸与宣传机构就此大举报道，将卡维尔护士形容成一位圣洁的女士，而德军则是“杀人恶魔”。这一事件大大激发了英法等协约国士兵和民众对德国的痛恨，宣传在其中作用重大。有趣的是，当时也有德国医务人员被协约国枪杀，但德国宣传机构并未大做文章。或许这种对宣传活动未能充分挖掘潜力的行为，是德国战败的原因之一。
战后，无论是协约国还是德国，都有学者对宣传进行了深入研究分析，以致“宣传成了一战的替罪羊”。其中最负盛名的研究，就是美国政治学家哈罗德·拉斯韦尔的《世界大战中的宣传技巧》一书。这是他的博士论文，于1927年正式出版。在这本书中他写道：“国际战争宣传在上一次战争中扩大到了如此令人震惊的范围，是因为战争蔓延到了如此广阔的地区，它使得动员人民情绪成为必要。没有哪个政府奢望赢得战争，除非有团结一致的国家作后盾；没有哪个政府能够享有一个团结一致的后盾，除非它能控制国民的头脑。”（2003：22）这本书开创了宣传分析，也成为传播学早期的奠基性著作之一。
传播研究在美国的普遍开展
实际上，第一次世界大战还催生了另一本传播学的奠基性著作——沃尔特·李普曼的《舆论学》（1922）。李普曼提出了“拟态环境”、“刻板印象”等概念，并对舆论的基本原理、状况和结果进行了反思，时至今日都是传播研究无法绕开的核心论述。
一战之后，传播研究在美国普遍开展了起来。20世纪二三十年代是西方的动荡时期，经济大萧条席卷了整个资本主义世界，而一批重要的政治人物登上了历史舞台，在美国是小罗斯福总统，在德国则是阿道夫·希特勒。这两位政治家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就是非常善于利用传播活动来推广自己的政治主张。他们都是出色的演说家，擅长与新闻媒体打交道，而且积极利用新兴的广播和电影媒介来为自己的政治活动服务。
希特勒在德国以及欧洲大陆日渐得势的同时，受到纳粹迫害的犹太人不得不离开家园，去往世界各地，其中一个重要目的地就是美国。这为美国高等教育和科学研究事业的发展送来了大批人才，传播研究也获益匪浅。“传播学之父”威尔伯·施拉姆曾经说：20世纪30年代和40年代有四位人类传播学方面的专家，“阿道夫·希特勒——不是感谢他，因这纯属偶然——给我们送来了他们之中的两位：保罗·拉扎斯菲尔德和库尔特·勒温”（转引自罗杰斯，2005：003）。另两位是哈罗德·拉斯韦尔和卡尔·霍夫兰。实际上，希特勒还将整个法兰克福学派的学者逼到了美国。
希特勒使得美国人心惶惶，担忧自己的国家也会出现这样一位极端的政治人物。这并非杞人忧天，纳粹分子在20世纪30年代的美国也不鲜见，其中一个代表人物就是查尔斯·考夫林神父（Charles Coughlin）。和希特勒类似，他的宗教主张和政治主张也含有法西斯思想；同样和希特勒类似，他也非常善于利用广播和演讲来赢得信徒。他的宗教节目听众达到了3000万之多。虽然后来他受到教会的惩戒而退出历史舞台，但他的宣传激发了一项著名的研究，那就是阿尔弗雷德·李和伊丽莎白·李合著的《宣传的艺术》（1935）。同期，有关广播巨大威力的研究还体现在哈德利·坎特利尔的《外星人入侵地球：广播恐慌研究》（1940）之中。当然，这时的传播研究还不能忽略拉扎斯菲尔德领导的社会调查分析、维纳和申农等人进行的信息论和系统论研究、贝特森及帕洛阿尔托小组进行的人际传播与心理分析，以及法兰克福学派的批判文化分析。但总体而言，传播研究还是零散的、分布在各个相关学科中，并未形成一个完整的体系。
新的世界战争爆发了。1941年，美国由于珍珠港事件也加入到第二次世界大战之中。在这一时期，不仅大量的美国军人和平民被动员起来，许多研究者也参与到政府的相关事务里，这在华盛顿特区形成了一个“学者网络”。罗杰斯说：“一个由传播学者构成的无形学院在华盛顿形成。他们相聚在正式的会议上，也非正式地相聚在合用的汽车上，相聚在军事基地和联邦政府的办公室中。”（罗杰斯，2005：009）在这一时期，心理学家勒温进行了说服家庭主妇为了战争需要而采用内脏食品的实验，霍夫兰对军事影片的效果进行了控制研究，拉斯韦尔从事着宣传品的内容分析，拉扎斯菲尔德担任着美国陆军信息与教育部研究处和战时新闻局的顾问，而施拉姆在统计局（战时新闻局的前身）为罗斯福总统起草广播讲话稿。学者们的交流使得关于传播的研究成果汇集起来，为一个新学科的诞生提供了可能。
二战后期，施拉姆回到了衣阿华大学，开创了美国第一个传播学博士课程。后来，他撰写了第一本传播学的教科书，他也是第一个被称为“传播学教授”的学者。他在衣阿华大学、伊利诺伊大学、斯坦福大学和夏威夷东西方大学建立了相关的研究机构和课程，使得这个新兴学科正式进入美国的高等教育体系。而类似的课程也在美国各地的新闻学院、语言学系和其他机构建立起来，使得美国的传播学研究正式诞生。
总之，传播学在美国的诞生，与两次世界大战及其宣传活动有着密切的关系，这也使得它具有了自己的特色：关注传播效果，侧重定量方法，具有实用主义色彩。回顾历史，我们可以对美国的传播学研究有更深入的理解。
参考文献：
①【美】罗杰斯：《传播学史》，上海译文出版社，2005年版
②【美】沃纳·赛佛林，小詹姆斯·坦卡德：《传播理论：起源、方法与应用》，中国传媒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
③【美】拉斯韦尔：《世界大战中的宣传技巧》，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
④【美】埃默里等：《美国新闻史》，新华出版社，2001年版
⑤展江：《第一次世界大战中的宣传战》，《国际新闻界》，1996年第3期
（作者为中国传媒大学广播电视研究中心副研究员）
【岳飞被母亲在背上刺的竟不是“精忠报国”四个字，我们念错了数百年】#看鉴历史# #看鉴历史回顾#
现在我们一提到岳飞，就会想到“精忠报国”四个字，继而联想到“岳母刺字”的故事。当初岳飞决心投军报效国家，母亲姚氏为激励儿子奋勇杀敌、为国雪耻，便在其背上刺下了“精忠报国”四个大字。“岳母刺字”这一故事在中国可谓家喻户晓，深入人心。但随着近年来诸多研究的逐渐深入，对于这个故事的质疑之声越来越高。加之其流传的版本众多，又各不相同，于是相关争议也就水涨船高起来。那么，岳飞的母亲真的在儿子背上刺下过这四个字吗？这一典故的真实面目应当是怎样的呢？
01
岳飞：我背上确实有字
首先，我们来探究一下岳飞的背上到底有没有字。关于这一点，《宋史·何铸传》有明确记载，在何铸等人审问岳飞之时，“飞袒而示之背，背有旧涅‘尽忠报国’四大字，深入肤理。”而在《宋史·岳飞传》中，则记载有“初命何铸鞠之，飞裂裳以背示铸，有‘尽忠报国’四大字，深入肤理。”两相印证，可以说明岳飞的背上确实被刺了字。但需要注意的是，岳飞后背之字乃是“尽忠报国”，而非今人所熟知的“精忠报国”。因此，岳飞背上刺有“精忠报国”四个字，本身就是一种误传。
之所以会出现这种误传，在很大程度上和宋高宗是有关系的。由于岳飞在南宋初年对内对外的一系列征战中立下了赫赫功勋，为了表彰岳飞，宋高宗亲自手书“精忠岳飞”四字给岳飞，并且让人做了一面写有“精忠岳飞”的旗帜。以后凡是岳飞出征的时候，都会带上这面大旗。再往后，尤其是明清时期，岳飞背上的“尽忠报国”就变成了“精忠报国”，这实际上是明人清人有意而为之。因为“精忠”二字毕竟是皇帝御赐，宣传“精忠报国”更有助于广大臣民树立“忠君”之心，以此巩固政权。
02
岳母：这活儿太难，我办不到啊
那么，“尽忠报国”这四字，是不是岳母所刺？关于这一点，在《宋史》中未有记载。而在目前能够查阅的其他史料，例如《续资治通鉴》、《宋论》、《四朝闻见录》等也均无描述。岳珂（岳飞之孙）所著的《鄂国金佗稡编》和《鄂王行实编年》，是公认的研究岳飞生平的重要文献。但两者中只是提到岳母姚氏勉励儿子从戎报国，关于刺字则没有只言片语。清人钱汝雯在《宋岳鄂王年谱》中倒是记载有“靖康初始见宋高宗，母涅其背‘尽忠报国’。”但目前史学界普遍认为，《宋岳鄂王年谱》错误太多，不可取信。比如书中称岳飞当过武状元，其实岳飞并未当过。况且孤证不立，除了《宋岳鄂王年谱》，也确实没有别的史料可以与其相印为证。
从当时的历史背景上推断，岳母姚氏只是一位普通的农村妇女。一般来说，古时的农村百姓识字率本就不高，而女性的识字率只怕更低。对于姚氏是否识字，需要打上一个大大的问号。再者，刺字不是一个简单的手艺活儿。据史料记载，刺字一般是取“松烟墨”，入管针(类似于管状针头)画字于身，直刺肌肤，涂以药酒而成。可见，完成这项工作，是需要专门工具和材料的，不是随随便便就能做。两宋时期，在皮肤上刺字、刺画，都要请专门的师傅来干。比如我们熟知的《水浒传》，在第八回中说林冲被刺配时，“唤个文笔匠，刺了面颊”；第十二回说杨志被判刑，也是“唤个文墨匠人，刺了两行金印，迭配北京大名府留守司充军”。如果没有相应的手艺和技术，刺字时极容易弄伤皮肤，从而引发破伤风等疾病。这在没有抗生素的古代，是非常致命的。
03
“岳母刺字”是怎么来的
既然姚氏不太可能给儿子刺字，那“岳母刺字”的典故究竟是如何出现的呢？
这一故事最早出现于清康熙五十三年（1714年）抄本《如是观传奇》中。该剧第九出岳母说唱道：“起来！我将‘精忠报国’刺入你皮肤了，你当日夜牢记。念君奋力把胡酋退，念亲及早把捷书寄。” 随后，钱彩、金丰在编著《说岳全传》时，便引用了这一故事，并进一步生动地描写为：“就将衣服脱下半边。安人取笔，先在岳飞背上正脊之中写了‘精忠报国’四字，然后将绣花针拿在手中，在他背上一刺，只见岳飞的肉一耸，安人道：‘我儿痛么？’岳飞道：‘母亲刺也不曾刺，怎么问孩儿痛不痛？’安人流泪道：‘我儿！你恐怕做娘的手软，故说不痛。’就咬着牙根而刺。刺完，将醋墨涂上了，便永远不退色的了。”文中所说的刺字工具与方法，和我们前文提到的两宋时期真实的情况大相径庭，可以说是杜撰无疑了。打这之后，“岳母刺字”的故事遂成定型，且长久以来，以讹传讹，近乎弄假成真。
那么，岳飞背上的“尽忠报国”又是怎么来的呢？由于缺乏相关史料，特别是目前史学界尚无直接写明这四字出自何人之手的史料，我们也只能根据现有文献做一番推测。一是按照《鄂国金佗稡编》的记载，姚氏确实鼓励岳飞从戎报国。或许她为了坚定儿子的信念，便请来专门的匠人，给儿子在背上刺了“尽忠报国”四字。不过，姚氏是不是有这种觉悟，值得商榷。史籍记载，岳飞的舅舅因为强抢民女，被官府抓了起来。姚氏不愿自己弟弟受罪，要岳飞想办法相救。岳飞当时已经官至节度使，完全可以给官府打个招呼。但一向秉公无私的他没有这么干，反而耐心做母亲的工作，可姚氏始终听不进去。看得出，姚氏在思想上恐怕和当时的普通女性一样，其觉悟很难超越家庭而上升到国家的高度。
另一种可能，就是元代白朴在《精忠旗》第四章《岳飞涅背》中所说的，岳飞让张宪在其背上刺字，以表自己的报国之志。岳飞久怀报国之心，于宣和四年(1122年)19岁时便应募入伍。后来几经变乱，但他初心不改，先后三次从军抗金杀敌。在这期间，岳飞极有可能请人在背上刺下“尽忠报国”四字，以坚定自己的信念。但至于刺字的是不是张宪，恐怕就需要更多研究去加以证实了。
作为流传近千年的中华古典传统故事，“岳母刺字”早已根植在很多人的心中且极富教育意义。哪怕只是单纯从感情上讲，我们何尝愿意承认这个至今仍激励着广大中华儿女爱国热忱的故事是虚构的呢？从另一方面讲，即便“岳母刺字”只是一个美好的传说，也丝毫不影响岳飞的形象。岳飞的才能、品格和风骨堪称是中国古代武将的典范，他用不着什么故事来为自己增光，也无需凭什么典故来给自己正名。他不仅是一个时代的骄傲，更是中华民族不论何时都应该铭记的杰出人物！
作者：林森
现在我们一提到岳飞，就会想到“精忠报国”四个字，继而联想到“岳母刺字”的故事。当初岳飞决心投军报效国家，母亲姚氏为激励儿子奋勇杀敌、为国雪耻，便在其背上刺下了“精忠报国”四个大字。“岳母刺字”这一故事在中国可谓家喻户晓，深入人心。但随着近年来诸多研究的逐渐深入，对于这个故事的质疑之声越来越高。加之其流传的版本众多，又各不相同，于是相关争议也就水涨船高起来。那么，岳飞的母亲真的在儿子背上刺下过这四个字吗？这一典故的真实面目应当是怎样的呢？
01
岳飞：我背上确实有字
首先，我们来探究一下岳飞的背上到底有没有字。关于这一点，《宋史·何铸传》有明确记载，在何铸等人审问岳飞之时，“飞袒而示之背，背有旧涅‘尽忠报国’四大字，深入肤理。”而在《宋史·岳飞传》中，则记载有“初命何铸鞠之，飞裂裳以背示铸，有‘尽忠报国’四大字，深入肤理。”两相印证，可以说明岳飞的背上确实被刺了字。但需要注意的是，岳飞后背之字乃是“尽忠报国”，而非今人所熟知的“精忠报国”。因此，岳飞背上刺有“精忠报国”四个字，本身就是一种误传。
之所以会出现这种误传，在很大程度上和宋高宗是有关系的。由于岳飞在南宋初年对内对外的一系列征战中立下了赫赫功勋，为了表彰岳飞，宋高宗亲自手书“精忠岳飞”四字给岳飞，并且让人做了一面写有“精忠岳飞”的旗帜。以后凡是岳飞出征的时候，都会带上这面大旗。再往后，尤其是明清时期，岳飞背上的“尽忠报国”就变成了“精忠报国”，这实际上是明人清人有意而为之。因为“精忠”二字毕竟是皇帝御赐，宣传“精忠报国”更有助于广大臣民树立“忠君”之心，以此巩固政权。
02
岳母：这活儿太难，我办不到啊
那么，“尽忠报国”这四字，是不是岳母所刺？关于这一点，在《宋史》中未有记载。而在目前能够查阅的其他史料，例如《续资治通鉴》、《宋论》、《四朝闻见录》等也均无描述。岳珂（岳飞之孙）所著的《鄂国金佗稡编》和《鄂王行实编年》，是公认的研究岳飞生平的重要文献。但两者中只是提到岳母姚氏勉励儿子从戎报国，关于刺字则没有只言片语。清人钱汝雯在《宋岳鄂王年谱》中倒是记载有“靖康初始见宋高宗，母涅其背‘尽忠报国’。”但目前史学界普遍认为，《宋岳鄂王年谱》错误太多，不可取信。比如书中称岳飞当过武状元，其实岳飞并未当过。况且孤证不立，除了《宋岳鄂王年谱》，也确实没有别的史料可以与其相印为证。
从当时的历史背景上推断，岳母姚氏只是一位普通的农村妇女。一般来说，古时的农村百姓识字率本就不高，而女性的识字率只怕更低。对于姚氏是否识字，需要打上一个大大的问号。再者，刺字不是一个简单的手艺活儿。据史料记载，刺字一般是取“松烟墨”，入管针(类似于管状针头)画字于身，直刺肌肤，涂以药酒而成。可见，完成这项工作，是需要专门工具和材料的，不是随随便便就能做。两宋时期，在皮肤上刺字、刺画，都要请专门的师傅来干。比如我们熟知的《水浒传》，在第八回中说林冲被刺配时，“唤个文笔匠，刺了面颊”；第十二回说杨志被判刑，也是“唤个文墨匠人，刺了两行金印，迭配北京大名府留守司充军”。如果没有相应的手艺和技术，刺字时极容易弄伤皮肤，从而引发破伤风等疾病。这在没有抗生素的古代，是非常致命的。
03
“岳母刺字”是怎么来的
既然姚氏不太可能给儿子刺字，那“岳母刺字”的典故究竟是如何出现的呢？
这一故事最早出现于清康熙五十三年（1714年）抄本《如是观传奇》中。该剧第九出岳母说唱道：“起来！我将‘精忠报国’刺入你皮肤了，你当日夜牢记。念君奋力把胡酋退，念亲及早把捷书寄。” 随后，钱彩、金丰在编著《说岳全传》时，便引用了这一故事，并进一步生动地描写为：“就将衣服脱下半边。安人取笔，先在岳飞背上正脊之中写了‘精忠报国’四字，然后将绣花针拿在手中，在他背上一刺，只见岳飞的肉一耸，安人道：‘我儿痛么？’岳飞道：‘母亲刺也不曾刺，怎么问孩儿痛不痛？’安人流泪道：‘我儿！你恐怕做娘的手软，故说不痛。’就咬着牙根而刺。刺完，将醋墨涂上了，便永远不退色的了。”文中所说的刺字工具与方法，和我们前文提到的两宋时期真实的情况大相径庭，可以说是杜撰无疑了。打这之后，“岳母刺字”的故事遂成定型，且长久以来，以讹传讹，近乎弄假成真。
那么，岳飞背上的“尽忠报国”又是怎么来的呢？由于缺乏相关史料，特别是目前史学界尚无直接写明这四字出自何人之手的史料，我们也只能根据现有文献做一番推测。一是按照《鄂国金佗稡编》的记载，姚氏确实鼓励岳飞从戎报国。或许她为了坚定儿子的信念，便请来专门的匠人，给儿子在背上刺了“尽忠报国”四字。不过，姚氏是不是有这种觉悟，值得商榷。史籍记载，岳飞的舅舅因为强抢民女，被官府抓了起来。姚氏不愿自己弟弟受罪，要岳飞想办法相救。岳飞当时已经官至节度使，完全可以给官府打个招呼。但一向秉公无私的他没有这么干，反而耐心做母亲的工作，可姚氏始终听不进去。看得出，姚氏在思想上恐怕和当时的普通女性一样，其觉悟很难超越家庭而上升到国家的高度。
另一种可能，就是元代白朴在《精忠旗》第四章《岳飞涅背》中所说的，岳飞让张宪在其背上刺字，以表自己的报国之志。岳飞久怀报国之心，于宣和四年(1122年)19岁时便应募入伍。后来几经变乱，但他初心不改，先后三次从军抗金杀敌。在这期间，岳飞极有可能请人在背上刺下“尽忠报国”四字，以坚定自己的信念。但至于刺字的是不是张宪，恐怕就需要更多研究去加以证实了。
作为流传近千年的中华古典传统故事，“岳母刺字”早已根植在很多人的心中且极富教育意义。哪怕只是单纯从感情上讲，我们何尝愿意承认这个至今仍激励着广大中华儿女爱国热忱的故事是虚构的呢？从另一方面讲，即便“岳母刺字”只是一个美好的传说，也丝毫不影响岳飞的形象。岳飞的才能、品格和风骨堪称是中国古代武将的典范，他用不着什么故事来为自己增光，也无需凭什么典故来给自己正名。他不仅是一个时代的骄傲，更是中华民族不论何时都应该铭记的杰出人物！
作者：林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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