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岭四宝”抗疫贴中的古代服饰文化元素】
3月12日，西安多区域开展新一轮大规模核酸筛查，做完核酸检测的市民可拿到核酸筛查点位统一发放的“熊猫贴纸”。各核酸采样点安排专人，不重不漏，贴纸居民可粘贴于手机、身份证、工作证等，是出入小区、单位和公共场所的有效凭证。
有网友晒出来后期将采用的“秦岭四宝”贴纸图片。有市民表示“把原来在纸上盖章子的形式，调整为发放贴纸的形式提高了工作效率，也传播了文化，服务了细节，用心了”。
小小的一枚贴纸，激发了大家积极做核酸检测的热情，做完核酸后，拍照打卡发朋友圈、发微博，立刻让“西安全城派发熊猫核酸贴纸” 冲上了西安同城热搜第一名。
很多粉丝不知道这组贴纸中动漫形象来自咱们陕西的“秦岭四宝”。
秦岭处于中国版图的正中央，是我国的中央水塔、中华民族的祖脉，秦岭山内有国家一二级保护动物125种，其中“大熊猫、朱鹮、金丝猴、羚牛”是秦岭生物多样性代表，所以被选为“秦岭四宝”。2021年，十四运会在陕西举办，“秦岭四宝”被十四运会和残特奥会组委会公布为“吉祥物”，还为它们创作了多组漫画形象。
细心的网友发现，这组“秦岭四宝”贴纸动漫形象，都有中国古代服饰文化的元素。
中国古代服饰经过千年的发展与积累，每个要素都有特别的含义。从服饰的款式、配饰到色彩、服制，再到制作工艺，都蕴含着深厚的文化内涵。中国传统文化中所蕴含的民族精神、哲学思想、伦理道德、“礼”法制度、宇宙观念，都在服饰中得到了充分的表达。
西安工程大学服装与艺术设计学院副教授刘冰冰表示，素有“衣冠之国”之称的中国，创造了无数精美绝伦的服装，从原始开物到封建统治，从衣皮带羽到繁丝锦绣，从衣蔽裹腹到弘扬精神，无一不体现着中国传统服饰文化博大精深，传统服饰经过几千年的变迁，服饰发展到现在已经形成了一种特定的文化符号，一种文化价值载体， 源源不断地影响着我们。
西安博物院研究员孙黎表示，服饰，既是一种历史记忆，也是一种语言，更是一种文化。根据文献记载和出土文物分析，中国冠服制度，初步建立于夏商时期，到周代已完整完善，春秋战国之交被纳入礼治。
西周时，等级制度逐步确立，周王朝设“司服”“内司服”官职，掌管王室服饰。周代的服饰种类已有了祭礼服、朝会服、戎服、吊丧服、婚礼服等的区分。奠定了中国服装的基本形制。美学特点主要是整洁、雅致、和谐、注重仪容、仪礼。
先秦时期实用性具体表现在对人体的保护和装饰，秦朝崇尚武力，组建了强大的军队，并留下了举世闻名的兵马俑，这成为记录秦朝服饰文化最为重要的形象资料。
秦朝将领铠甲以整片皮革或织绵材料制成，上面再嵌上金属或犀牛皮、野牛皮甲片，四周一般留有较宽的边缘。所嵌甲片分为固定甲片和活动甲片两种。固定甲片主要用于胸前和背后；活动甲片则多用于双肩、腰腹和领口等活动较大的部位，高级将领的铠甲除制作精细以外，还绘有美观的纹样。秦代服制与战国时无大差别，保持中国服饰深衣的基本形制。
“秦岭四宝”贴纸中，金丝猴服饰体现了秦朝铠甲的基本形象。
汉朝建国后，经休养生息政策，服饰文化随着国力的增强而逐渐丰富。在“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思想指导下，汉朝依据儒家学说建立起了等级分明的服饰制度，朴质生动的汉代服饰为后世服饰文化的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中国的主体民族——汉族，就是以汉朝的名字命名的，除此之外汉语、汉字、汉书等名称也因此而形成，华服汉款，拥有的粉丝较多。
华服汉款的服色有春青、夏赤、秋白、冬皂之分，与四季、节气的特点相呼应，服饰风格古朴庄重；曲裾深衣盛行，妇女上衣下裙的日常服装成为后世汉族妇女着装样式之模本。
“秦岭四宝”贴纸中，朱鹮着曲裾形象超萌。
唐代建立后，国力强盛、疆域广大、政令统一、对外交流十分频繁、文化艺术空前繁荣，妇女地位提高，服饰文化蓬勃发展，唐代女服集中体现了唐代服装浓烈的民族风情和极度的开创性意识。
唐代女性日常服装充分表达了唐代妇女的大胆开放，追求自身美感展现时代精神的思想观念，对新奇的东西都有极大的热情 ,服饰上追求变化创新，同时在发髻和面妆上花样翻新争妍斗奇 ,把一个大唐社会装扮得艳丽无比，这时的唐代服饰开放、热情、女着男装、胡服 、面妆流行，呈现出自信开放、雍容华贵、百美竞呈的局面。
“秦岭四宝”贴纸中，熊猫穿的大袖衫就是贵族妇女日常着装的表现。
当今，随着世界经济、社会发展的一体化，我们需要审视自已的传统文化，重新发现和发扬传统文化中的优秀元素，让我们优秀的传统文化大放异彩。（来源：文物陕西）#秦团战疫# #滚蛋吧疫情# #肉夹馍一定行#
3月12日，西安多区域开展新一轮大规模核酸筛查，做完核酸检测的市民可拿到核酸筛查点位统一发放的“熊猫贴纸”。各核酸采样点安排专人，不重不漏，贴纸居民可粘贴于手机、身份证、工作证等，是出入小区、单位和公共场所的有效凭证。
有网友晒出来后期将采用的“秦岭四宝”贴纸图片。有市民表示“把原来在纸上盖章子的形式，调整为发放贴纸的形式提高了工作效率，也传播了文化，服务了细节，用心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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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多粉丝不知道这组贴纸中动漫形象来自咱们陕西的“秦岭四宝”。
秦岭处于中国版图的正中央，是我国的中央水塔、中华民族的祖脉，秦岭山内有国家一二级保护动物125种，其中“大熊猫、朱鹮、金丝猴、羚牛”是秦岭生物多样性代表，所以被选为“秦岭四宝”。2021年，十四运会在陕西举办，“秦岭四宝”被十四运会和残特奥会组委会公布为“吉祥物”，还为它们创作了多组漫画形象。
细心的网友发现，这组“秦岭四宝”贴纸动漫形象，都有中国古代服饰文化的元素。
中国古代服饰经过千年的发展与积累，每个要素都有特别的含义。从服饰的款式、配饰到色彩、服制，再到制作工艺，都蕴含着深厚的文化内涵。中国传统文化中所蕴含的民族精神、哲学思想、伦理道德、“礼”法制度、宇宙观念，都在服饰中得到了充分的表达。
西安工程大学服装与艺术设计学院副教授刘冰冰表示，素有“衣冠之国”之称的中国，创造了无数精美绝伦的服装，从原始开物到封建统治，从衣皮带羽到繁丝锦绣，从衣蔽裹腹到弘扬精神，无一不体现着中国传统服饰文化博大精深，传统服饰经过几千年的变迁，服饰发展到现在已经形成了一种特定的文化符号，一种文化价值载体， 源源不断地影响着我们。
西安博物院研究员孙黎表示，服饰，既是一种历史记忆，也是一种语言，更是一种文化。根据文献记载和出土文物分析，中国冠服制度，初步建立于夏商时期，到周代已完整完善，春秋战国之交被纳入礼治。
西周时，等级制度逐步确立，周王朝设“司服”“内司服”官职，掌管王室服饰。周代的服饰种类已有了祭礼服、朝会服、戎服、吊丧服、婚礼服等的区分。奠定了中国服装的基本形制。美学特点主要是整洁、雅致、和谐、注重仪容、仪礼。
先秦时期实用性具体表现在对人体的保护和装饰，秦朝崇尚武力，组建了强大的军队，并留下了举世闻名的兵马俑，这成为记录秦朝服饰文化最为重要的形象资料。
秦朝将领铠甲以整片皮革或织绵材料制成，上面再嵌上金属或犀牛皮、野牛皮甲片，四周一般留有较宽的边缘。所嵌甲片分为固定甲片和活动甲片两种。固定甲片主要用于胸前和背后；活动甲片则多用于双肩、腰腹和领口等活动较大的部位，高级将领的铠甲除制作精细以外，还绘有美观的纹样。秦代服制与战国时无大差别，保持中国服饰深衣的基本形制。
“秦岭四宝”贴纸中，金丝猴服饰体现了秦朝铠甲的基本形象。
汉朝建国后，经休养生息政策，服饰文化随着国力的增强而逐渐丰富。在“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思想指导下，汉朝依据儒家学说建立起了等级分明的服饰制度，朴质生动的汉代服饰为后世服饰文化的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中国的主体民族——汉族，就是以汉朝的名字命名的，除此之外汉语、汉字、汉书等名称也因此而形成，华服汉款，拥有的粉丝较多。
华服汉款的服色有春青、夏赤、秋白、冬皂之分，与四季、节气的特点相呼应，服饰风格古朴庄重；曲裾深衣盛行，妇女上衣下裙的日常服装成为后世汉族妇女着装样式之模本。
“秦岭四宝”贴纸中，朱鹮着曲裾形象超萌。
唐代建立后，国力强盛、疆域广大、政令统一、对外交流十分频繁、文化艺术空前繁荣，妇女地位提高，服饰文化蓬勃发展，唐代女服集中体现了唐代服装浓烈的民族风情和极度的开创性意识。
唐代女性日常服装充分表达了唐代妇女的大胆开放，追求自身美感展现时代精神的思想观念，对新奇的东西都有极大的热情 ,服饰上追求变化创新，同时在发髻和面妆上花样翻新争妍斗奇 ,把一个大唐社会装扮得艳丽无比，这时的唐代服饰开放、热情、女着男装、胡服 、面妆流行，呈现出自信开放、雍容华贵、百美竞呈的局面。
“秦岭四宝”贴纸中，熊猫穿的大袖衫就是贵族妇女日常着装的表现。
当今，随着世界经济、社会发展的一体化，我们需要审视自已的传统文化，重新发现和发扬传统文化中的优秀元素，让我们优秀的传统文化大放异彩。（来源：文物陕西）#秦团战疫# #滚蛋吧疫情# #肉夹馍一定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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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古代服饰经过千年的发展与积累，每个要素都有特别的含义。从服饰的款式、配饰到色彩、服制，再到制作工艺，都蕴含着深厚的文化内涵。中国传统文化中所蕴含的民族精神、哲学思想、伦理道德、“礼”法制度、宇宙观念，都在服饰中得到了充分的表达。
西安工程大学服装与艺术设计学院副教授刘冰冰表示，素有“衣冠之国”之称的中国，创造了无数精美绝伦的服装，从原始开物到封建统治，从衣皮带羽到繁丝锦绣，从衣蔽裹腹到弘扬精神，无一不体现着中国传统服饰文化博大精深，传统服饰经过几千年的变迁，服饰发展到现在已经形成了一种特定的文化符号，一种文化价值载体， 源源不断地影响着我们。
西安博物院研究员孙黎表示，服饰，既是一种历史记忆，也是一种语言，更是一种文化。根据文献记载和出土文物分析，中国冠服制度，初步建立于夏商时期，到周代已完整完善，春秋战国之交被纳入礼治。
西周时，等级制度逐步确立，周王朝设“司服”“内司服”官职，掌管王室服饰。周代的服饰种类已有了祭礼服、朝会服、戎服、吊丧服、婚礼服等的区分。奠定了中国服装的基本形制。美学特点主要是整洁、雅致、和谐、注重仪容、仪礼。
先秦时期实用性具体表现在对人体的保护和装饰，秦朝崇尚武力，组建了强大的军队，并留下了举世闻名的兵马俑，这成为记录秦朝服饰文化最为重要的形象资料。
秦朝将领铠甲以整片皮革或织绵材料制成，上面再嵌上金属或犀牛皮、野牛皮甲片，四周一般留有较宽的边缘。所嵌甲片分为固定甲片和活动甲片两种。固定甲片主要用于胸前和背后；活动甲片则多用于双肩、腰腹和领口等活动较大的部位，高级将领的铠甲除制作精细以外，还绘有美观的纹样。秦代服制与战国时无大差别，保持中国服饰深衣的基本形制。
“秦岭四宝”贴纸中，金丝猴服饰体现了秦朝铠甲的基本形象。
汉朝建国后，经休养生息政策，服饰文化随着国力的增强而逐渐丰富。在“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思想指导下，汉朝依据儒家学说建立起了等级分明的服饰制度，朴质生动的汉代服饰为后世服饰文化的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中国的主体民族——汉族，就是以汉朝的名字命名的，除此之外汉语、汉字、汉书等名称也因此而形成，华服汉款，拥有的粉丝较多。
华服汉款的服色有春青、夏赤、秋白、冬皂之分，与四季、节气的特点相呼应，服饰风格古朴庄重；曲裾深衣盛行，妇女上衣下裙的日常服装成为后世汉族妇女着装样式之模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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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代建立后，国力强盛、疆域广大、政令统一、对外交流十分频繁、文化艺术空前繁荣，妇女地位提高，服饰文化蓬勃发展，唐代女服集中体现了唐代服装浓烈的民族风情和极度的开创性意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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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今，随着世界经济、社会发展的一体化，我们需要审视自已的传统文化，重新发现和发扬传统文化中的优秀元素，让我们优秀的传统文化大放异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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秦岭处于中国版图的正中央，是我国的中央水塔、中华民族的祖脉，秦岭山内有国家一二级保护动物125种，其中“大熊猫、朱鹮、金丝猴、羚牛”是秦岭生物多样性代表，所以被选为“秦岭四宝”。2021年，十四运会在陕西举办，“秦岭四宝”被十四运会和残特奥会组委会公布为“吉祥物”，还为它们创作了多组漫画形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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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安博物院研究员孙黎表示，服饰，既是一种历史记忆，也是一种语言，更是一种文化。根据文献记载和出土文物分析，中国冠服制度，初步建立于夏商时期，到周代已完整完善，春秋战国之交被纳入礼治。
西周时，等级制度逐步确立，周王朝设“司服”“内司服”官职，掌管王室服饰。周代的服饰种类已有了祭礼服、朝会服、戎服、吊丧服、婚礼服等的区分。奠定了中国服装的基本形制。美学特点主要是整洁、雅致、和谐、注重仪容、仪礼。
先秦时期实用性具体表现在对人体的保护和装饰，秦朝崇尚武力，组建了强大的军队，并留下了举世闻名的兵马俑，这成为记录秦朝服饰文化最为重要的形象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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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服汉款的服色有春青、夏赤、秋白、冬皂之分，与四季、节气的特点相呼应，服饰风格古朴庄重；曲裾深衣盛行，妇女上衣下裙的日常服装成为后世汉族妇女着装样式之模本。
“秦岭四宝”贴纸中，朱鹮着曲裾形象超萌。
唐代建立后，国力强盛、疆域广大、政令统一、对外交流十分频繁、文化艺术空前繁荣，妇女地位提高，服饰文化蓬勃发展，唐代女服集中体现了唐代服装浓烈的民族风情和极度的开创性意识。
唐代女性日常服装充分表达了唐代妇女的大胆开放，追求自身美感展现时代精神的思想观念，对新奇的东西都有极大的热情 ,服饰上追求变化创新，同时在发髻和面妆上花样翻新争妍斗奇 ,把一个大唐社会装扮得艳丽无比，这时的唐代服饰开放、热情、女着男装、胡服 、面妆流行，呈现出自信开放、雍容华贵、百美竞呈的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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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瞭望丨在“中国”发现中国】
◇“双槐树遗址的重要考古发现，实证了河洛地区在5300年前后这一中华文明起源的黄金阶段的代表性和影响力，填补了中华文明起源关键时期、关键地区的关键材料。”
◇受访专家指出，无论是遗址的地理位置、规模、文化内涵还是所处时代，无不凸显“河洛古国”是仰韶文化中晚期至少是黄河流域政治文明核心
2018年5月末的暮霭里，郑州市文物考古研究院院长顾万发匆匆踏上前往北京的火车，马不停蹄地约见了中国考古学会理事长王巍，将一沓研究材料激动又郑重地递到王巍手中。
那是“中华文明探源工程”阶段性成果发布前夜，考古学界内部对于即将披露的一系列重大发现，已有诸多讨论。浙江良渚、东北地区西辽河流域的红山、山西陶寺、安徽凌家滩……实证着5000多年前中华文明初始时期的“满天星斗”。
可这一片璀璨星光中，却唯独不见河南的身影。所谓“中原地区文明洼地现象”的说法似乎再度被坐实。
探寻中华文明起源，这片被以“宅兹中国”四字铭刻在何尊之上的土地，不应该也不可能缺席。
“那份当时未公开发布的材料，正是河南郑州双槐树遗址的初步研究成果。”顾万发说，“王巍老师看后也认为非常重要，尽管仍需进一步论证，但我们都知道，属于河南的那抹隐秘而伟大的文明起源之星光，马上将不再黯淡……”
一场雨“冲出”的文明
在伊洛汇流入黄河处的河南巩义河洛镇，有个名为“双槐树”的小村庄。在过去很长的时间里，它并不起眼，只是静默地居于黄河南岸高台地上，等待与世人相视的一刻。
司马迁在《史记》中写道：“昔三代之居，皆在河洛之间。”《易经》中“河出图，洛出书，圣人则之”的记载，更是广为流传。
诸多历史文献，都将最早的“中国”指向黄河流域的河洛地区。中华文明起源的“中原中心说”，也一度是学界的主流观点。但考古工作者们，迟迟未能找到过硬的实证材料。
王巍也一直有个“心结”。“在距今3700多年前，以二里头遗址为代表的二里头文化已经成为中华文明总进程的核心与引领者。中原地区在各个时期都有很重大的发现，在距今5000年左右的关键时期，怎么会没有文明起源迹象呢？”
1984年，河洛镇滩小关村发现一处新石器时代遗址，命名为“滩小关遗址”，并未引起广泛关注。
那是河南考古人与“河洛古国”的第一次擦肩而过。
20世纪90年代初，为配合基建，考古工作者对滩小关遗址进行了小规模发掘。“回过头看，那次的发掘点其实距离双槐树遗址内环壕及一号宫殿都非常近，不过几米。”顾万发回想起来仍颇感遗憾，“要是当时再多布几个探方就好了。”
那是河南考古人与“河洛古国”的第二次擦肩而过。
倏忽，又是10年。2003年，顾万发在花地嘴遗址主持考古发掘工作，一个雨天，无法开工，便和一同避雨的老乡闲聊起来。
“你们不就是在整天找瓦片吗？我们村多得是！”
“您是哪个村的？”
“双槐树。”
这个村庄离滩小关村并不远。顾万发一下提起兴趣，那里会不会真“有点好东西”？
又一个雨天，顾万发动身了。在双槐树村一个原本为引黄河水灌溉而挖，但并未启用的大型蓄水池，数日的雨水已将池壁冲塌，剖面上，不仅各式各样的陶片堆叠在一起，还暴露出房基、动物骨骼、石斧、石刀等遗迹遗物。
很快，随身携带的两个编织袋就装满了。顾万发和民工师傅一人扛起一袋，冒雨返程。
“我们俩，肩上是文物，脸上是雨水，身上全是泥。”顾万发说，走到一半，他的一只鞋底掉了，只能打赤脚，回到工作站才发现，脚上全是口子。“当时什么都顾不上了，只想着赶紧把捡回来的陶片洗干净。”
通过综合判断，双槐树村发现的陶片明显属于仰韶文化风格，并且器物的等级较高。顾万发立刻意识到重要性。“那感觉简直就是‘面朝大海，春暖花开’，就像农民看到了丰收的麦浪。”
此后的钻探发现，滩小关遗址仅是双槐树遗址东北部的一角。双槐树遗址被确认并命名。
但考古发掘工作的具体开展还需多方商榷。惊鸿一瞥后，双槐树重归静默，俯瞰大河滔滔。而顾万发也在密切注视着双槐树，静待最佳契机。
关键时期、关键地区的关键材料
2013年起，经国家文物局批准，“寻找中国丝绸之源——郑州地区仰韶时代中晚期考古学文化面貌与文明起源问题研究”课题启动，对双槐树遗址及其周边区域进行规模化的考古调查、勘探与发掘。
既为“寻丝绸”，也为“找源头”。随着工作不断深入，双槐树遗址的一系列重要遗迹现象被持续揭露出来。
2020年春夏之交，这座由北京大学教授、著名考古学家李伯谦建议命名为“河洛古国”的仰韶文化中晚期巨型聚落遗址，迎来揭开神秘面纱的时刻，穿越5300年时光，铺陈在世人眼前。
——这是一处经过精心选址和科学规划的都邑性聚落遗址，周边的青台、汪沟和洛阳的苏羊、土门等多个遗址，特别是西山、点军台、大河村仰韶文化城址组成的城址群，对双槐树都邑形成拱卫之势。
——这里现存面积高达117万平方米。遗址被内壕、中壕、外壕三重宽大的环壕围绕，形成严密的防御体系。“三重环壕曲度一致，工程量巨大，显然具有规划的同时性。而这种形制的规划可能蕴含有一定的高等级礼制概念。”顾万发说。
——这里有目前发现的中国最早的“宫殿”，多处院落建立在大型版筑夯土地基之上，门塾台阶、一门三道。“这种大型院落的空间组织形式连同大型居址构成的‘前朝后寝’式的宫城布局，开创了中国宫室制度的先河。”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研究员何努说。
——这里有封闭式排状布局的大型中心居址区，目前发掘的4排大型房址，其间有巷道相通，其中最大的房子面积达220平方米，即使放到今天看也属于“豪宅”，可见居住者身份非同一般。在居址区的南部，两道370多米长的围墙与北部内壕合围形成了一个18000多平方米的半月形结构，其南段两端围墙组成的造型被专家视为中国最早瓮城的雏形。
——这里有4处共1700余座经过严格规划的大型公共墓地，所有墓葬均呈排状分布，墓葬区内的夯土祭坛遗迹，是仰韶文化遗址中首次发现。
——这里出土了许多含外来文化因素的器物，如具备大汶口文化特征的折腹鼎、属于屈家岭文化因素的陶器组合双腹豆和双腹碗等，说明河洛地区在距今5000年前后已存在文化的汇聚和辐射，体现出兼容并蓄的文化传统。
——这里还发现了用9个陶罐摆放成“北斗九星”遗迹、与丝绸起源关联的最早家蚕牙雕……
“双槐树遗址的重要考古发现，实证了河洛地区在5300年前后这一中华文明起源的黄金阶段的代表性和影响力，填补了中华文明起源关键时期、关键地区的关键材料。”王巍表示，以双槐树遗址为中心的仰韶文化中晚期文明，堪称“早期中华文明的胚胎”。
我国考古界泰斗、北京大学教授严文明高度评价双槐树遗址，亲笔写下《双槐城礼赞》一诗，其中提到：“是始建朝廷，诸侯来朝奉”“春蚕勤吐丝，丝绸惠万方。中华创文明，神州大风光！”
一只蚕、九颗星，
文明根脉瓜瓞绵绵
作为双槐树遗址发掘项目的总负责人和“双槐树遗址考古资料整理与综合研究”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首席专家，顾万发对“河洛古国”的“宝贝们”如数家珍，但他最津津乐道的，莫过于“家蚕牙雕”和“北斗九星”。
这两处颇具神秘色彩、打破常规认知的遗迹现象，甫一公布，就引发不少公众好奇的审视和热烈的讨论。
一只蚕，能有多重要？
这只用野猪獠牙制作的雕刻，长6.4厘米、宽不足1厘米、厚0.1厘米，造型和现代家蚕极为相似。背部凸起，头昂尾翘，仿佛即将吐丝或正在吐丝，是中国目前发现的时代最早的蚕雕艺术品。它的发现，被顾万发戏称为“神来之笔”。
“在‘寻找丝绸之源’过程中，我们在周边遗址发现了仰韶文化中晚期的丝绸实物，但仍有一关键问题悬而未决，吐出这丝的蚕是野生的还是驯化的？”顾万发说，“双槐树遗址的牙雕家蚕让一切不言自明。”
中华文明的一个典型特征即是农桑文明、丝帛文明。20世纪20年代，“中国考古学之父”李济在山西西阴村遗址就发掘出半个蚕茧，引发考古学界对中国蚕桑和丝织起源及发展历程的追寻。
如今，双槐树遗址发现大量的农作物和正在吐丝状态的牙雕家蚕，连同附近青台、汪沟等遗址发现的农业和丝绸实物等，证明距今5300年左右的中原地区已开始驯化家蚕，形成较为完备的农桑文明形态。
李伯谦直言，以双槐树遗址为首的黄河流域中心聚落群，是目前发现中国农桑文明发展史上的时代最早的代表。
九颗星，能有何奥妙？
更确切地说，这是一处用九个陶罐摆放成天上“北斗九星”形状的遗迹，主体被掩埋在双槐树遗址中心居址区最大房子的门廊处。在“北斗九星”遗迹上端，即古人言中“天的中心”北极附近，还有一头首向南并朝着门道的完整麋鹿骨架。
陶罐半截在土中，只露出一小部分，乍一看平平无奇，很难直观意识到其在摆放位置上的巧思。
结合此前在青台遗址发现的用陶罐摆放而成的‘北斗九星’图案和圜丘形天坛遗迹，顾万发说，这一发现表明5000多年前的“北斗”崇拜是当时仰韶先民的最高信仰之一。
有专家认为，“北斗九星”遗迹一方面具有科学和天文价值，表明当时人们已经具有相对成熟的“观象授时观”，用以观察节气、指导农时，还具有特殊的人文内涵与政治礼仪功能，其主人借此表达自己是呼应天上中心的地下王者，实现身份的“神化”。这是中国古代文明高度重视承天之命特征的早期代表，更是中华民族高度重视中心思维的重要考古学证据。
“家蚕牙雕”和“北斗九星”，一个是“脚踏实地”的农桑文明，一个是“仰望星空”的天文礼制。物质与精神，两大文明切面在双槐树遗址一体呈现。
受访专家指出，无论是遗址的地理位置、规模、文化内涵还是所处时代，无不凸显“河洛古国”是仰韶文化中晚期至少是黄河流域政治文明核心。而其天地之中的宇宙观、合天命而治的礼仪思维、崇尚中心的文化心理、具有引领性的社会发展模式，被后世所承袭和发扬，表明五千年中华文明主根脉可追溯于此，延续不断、瓜瓞绵绵。
五千多年时光流转。沐浴在文明曙光中的中原先民，其生活图景正经由考古研究被不断还原，在“河洛古国”，与你我相视一笑。（来源：《瞭望》 图源：双槐树遗址 2019年8月27日摄 李安摄）
◇“双槐树遗址的重要考古发现，实证了河洛地区在5300年前后这一中华文明起源的黄金阶段的代表性和影响力，填补了中华文明起源关键时期、关键地区的关键材料。”
◇受访专家指出，无论是遗址的地理位置、规模、文化内涵还是所处时代，无不凸显“河洛古国”是仰韶文化中晚期至少是黄河流域政治文明核心
2018年5月末的暮霭里，郑州市文物考古研究院院长顾万发匆匆踏上前往北京的火车，马不停蹄地约见了中国考古学会理事长王巍，将一沓研究材料激动又郑重地递到王巍手中。
那是“中华文明探源工程”阶段性成果发布前夜，考古学界内部对于即将披露的一系列重大发现，已有诸多讨论。浙江良渚、东北地区西辽河流域的红山、山西陶寺、安徽凌家滩……实证着5000多年前中华文明初始时期的“满天星斗”。
可这一片璀璨星光中，却唯独不见河南的身影。所谓“中原地区文明洼地现象”的说法似乎再度被坐实。
探寻中华文明起源，这片被以“宅兹中国”四字铭刻在何尊之上的土地，不应该也不可能缺席。
“那份当时未公开发布的材料，正是河南郑州双槐树遗址的初步研究成果。”顾万发说，“王巍老师看后也认为非常重要，尽管仍需进一步论证，但我们都知道，属于河南的那抹隐秘而伟大的文明起源之星光，马上将不再黯淡……”
一场雨“冲出”的文明
在伊洛汇流入黄河处的河南巩义河洛镇，有个名为“双槐树”的小村庄。在过去很长的时间里，它并不起眼，只是静默地居于黄河南岸高台地上，等待与世人相视的一刻。
司马迁在《史记》中写道：“昔三代之居，皆在河洛之间。”《易经》中“河出图，洛出书，圣人则之”的记载，更是广为流传。
诸多历史文献，都将最早的“中国”指向黄河流域的河洛地区。中华文明起源的“中原中心说”，也一度是学界的主流观点。但考古工作者们，迟迟未能找到过硬的实证材料。
王巍也一直有个“心结”。“在距今3700多年前，以二里头遗址为代表的二里头文化已经成为中华文明总进程的核心与引领者。中原地区在各个时期都有很重大的发现，在距今5000年左右的关键时期，怎么会没有文明起源迹象呢？”
1984年，河洛镇滩小关村发现一处新石器时代遗址，命名为“滩小关遗址”，并未引起广泛关注。
那是河南考古人与“河洛古国”的第一次擦肩而过。
20世纪90年代初，为配合基建，考古工作者对滩小关遗址进行了小规模发掘。“回过头看，那次的发掘点其实距离双槐树遗址内环壕及一号宫殿都非常近，不过几米。”顾万发回想起来仍颇感遗憾，“要是当时再多布几个探方就好了。”
那是河南考古人与“河洛古国”的第二次擦肩而过。
倏忽，又是10年。2003年，顾万发在花地嘴遗址主持考古发掘工作，一个雨天，无法开工，便和一同避雨的老乡闲聊起来。
“你们不就是在整天找瓦片吗？我们村多得是！”
“您是哪个村的？”
“双槐树。”
这个村庄离滩小关村并不远。顾万发一下提起兴趣，那里会不会真“有点好东西”？
又一个雨天，顾万发动身了。在双槐树村一个原本为引黄河水灌溉而挖，但并未启用的大型蓄水池，数日的雨水已将池壁冲塌，剖面上，不仅各式各样的陶片堆叠在一起，还暴露出房基、动物骨骼、石斧、石刀等遗迹遗物。
很快，随身携带的两个编织袋就装满了。顾万发和民工师傅一人扛起一袋，冒雨返程。
“我们俩，肩上是文物，脸上是雨水，身上全是泥。”顾万发说，走到一半，他的一只鞋底掉了，只能打赤脚，回到工作站才发现，脚上全是口子。“当时什么都顾不上了，只想着赶紧把捡回来的陶片洗干净。”
通过综合判断，双槐树村发现的陶片明显属于仰韶文化风格，并且器物的等级较高。顾万发立刻意识到重要性。“那感觉简直就是‘面朝大海，春暖花开’，就像农民看到了丰收的麦浪。”
此后的钻探发现，滩小关遗址仅是双槐树遗址东北部的一角。双槐树遗址被确认并命名。
但考古发掘工作的具体开展还需多方商榷。惊鸿一瞥后，双槐树重归静默，俯瞰大河滔滔。而顾万发也在密切注视着双槐树，静待最佳契机。
关键时期、关键地区的关键材料
2013年起，经国家文物局批准，“寻找中国丝绸之源——郑州地区仰韶时代中晚期考古学文化面貌与文明起源问题研究”课题启动，对双槐树遗址及其周边区域进行规模化的考古调查、勘探与发掘。
既为“寻丝绸”，也为“找源头”。随着工作不断深入，双槐树遗址的一系列重要遗迹现象被持续揭露出来。
2020年春夏之交，这座由北京大学教授、著名考古学家李伯谦建议命名为“河洛古国”的仰韶文化中晚期巨型聚落遗址，迎来揭开神秘面纱的时刻，穿越5300年时光，铺陈在世人眼前。
——这是一处经过精心选址和科学规划的都邑性聚落遗址，周边的青台、汪沟和洛阳的苏羊、土门等多个遗址，特别是西山、点军台、大河村仰韶文化城址组成的城址群，对双槐树都邑形成拱卫之势。
——这里现存面积高达117万平方米。遗址被内壕、中壕、外壕三重宽大的环壕围绕，形成严密的防御体系。“三重环壕曲度一致，工程量巨大，显然具有规划的同时性。而这种形制的规划可能蕴含有一定的高等级礼制概念。”顾万发说。
——这里有目前发现的中国最早的“宫殿”，多处院落建立在大型版筑夯土地基之上，门塾台阶、一门三道。“这种大型院落的空间组织形式连同大型居址构成的‘前朝后寝’式的宫城布局，开创了中国宫室制度的先河。”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研究员何努说。
——这里有封闭式排状布局的大型中心居址区，目前发掘的4排大型房址，其间有巷道相通，其中最大的房子面积达220平方米，即使放到今天看也属于“豪宅”，可见居住者身份非同一般。在居址区的南部，两道370多米长的围墙与北部内壕合围形成了一个18000多平方米的半月形结构，其南段两端围墙组成的造型被专家视为中国最早瓮城的雏形。
——这里有4处共1700余座经过严格规划的大型公共墓地，所有墓葬均呈排状分布，墓葬区内的夯土祭坛遗迹，是仰韶文化遗址中首次发现。
——这里出土了许多含外来文化因素的器物，如具备大汶口文化特征的折腹鼎、属于屈家岭文化因素的陶器组合双腹豆和双腹碗等，说明河洛地区在距今5000年前后已存在文化的汇聚和辐射，体现出兼容并蓄的文化传统。
——这里还发现了用9个陶罐摆放成“北斗九星”遗迹、与丝绸起源关联的最早家蚕牙雕……
“双槐树遗址的重要考古发现，实证了河洛地区在5300年前后这一中华文明起源的黄金阶段的代表性和影响力，填补了中华文明起源关键时期、关键地区的关键材料。”王巍表示，以双槐树遗址为中心的仰韶文化中晚期文明，堪称“早期中华文明的胚胎”。
我国考古界泰斗、北京大学教授严文明高度评价双槐树遗址，亲笔写下《双槐城礼赞》一诗，其中提到：“是始建朝廷，诸侯来朝奉”“春蚕勤吐丝，丝绸惠万方。中华创文明，神州大风光！”
一只蚕、九颗星，
文明根脉瓜瓞绵绵
作为双槐树遗址发掘项目的总负责人和“双槐树遗址考古资料整理与综合研究”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首席专家，顾万发对“河洛古国”的“宝贝们”如数家珍，但他最津津乐道的，莫过于“家蚕牙雕”和“北斗九星”。
这两处颇具神秘色彩、打破常规认知的遗迹现象，甫一公布，就引发不少公众好奇的审视和热烈的讨论。
一只蚕，能有多重要？
这只用野猪獠牙制作的雕刻，长6.4厘米、宽不足1厘米、厚0.1厘米，造型和现代家蚕极为相似。背部凸起，头昂尾翘，仿佛即将吐丝或正在吐丝，是中国目前发现的时代最早的蚕雕艺术品。它的发现，被顾万发戏称为“神来之笔”。
“在‘寻找丝绸之源’过程中，我们在周边遗址发现了仰韶文化中晚期的丝绸实物，但仍有一关键问题悬而未决，吐出这丝的蚕是野生的还是驯化的？”顾万发说，“双槐树遗址的牙雕家蚕让一切不言自明。”
中华文明的一个典型特征即是农桑文明、丝帛文明。20世纪20年代，“中国考古学之父”李济在山西西阴村遗址就发掘出半个蚕茧，引发考古学界对中国蚕桑和丝织起源及发展历程的追寻。
如今，双槐树遗址发现大量的农作物和正在吐丝状态的牙雕家蚕，连同附近青台、汪沟等遗址发现的农业和丝绸实物等，证明距今5300年左右的中原地区已开始驯化家蚕，形成较为完备的农桑文明形态。
李伯谦直言，以双槐树遗址为首的黄河流域中心聚落群，是目前发现中国农桑文明发展史上的时代最早的代表。
九颗星，能有何奥妙？
更确切地说，这是一处用九个陶罐摆放成天上“北斗九星”形状的遗迹，主体被掩埋在双槐树遗址中心居址区最大房子的门廊处。在“北斗九星”遗迹上端，即古人言中“天的中心”北极附近，还有一头首向南并朝着门道的完整麋鹿骨架。
陶罐半截在土中，只露出一小部分，乍一看平平无奇，很难直观意识到其在摆放位置上的巧思。
结合此前在青台遗址发现的用陶罐摆放而成的‘北斗九星’图案和圜丘形天坛遗迹，顾万发说，这一发现表明5000多年前的“北斗”崇拜是当时仰韶先民的最高信仰之一。
有专家认为，“北斗九星”遗迹一方面具有科学和天文价值，表明当时人们已经具有相对成熟的“观象授时观”，用以观察节气、指导农时，还具有特殊的人文内涵与政治礼仪功能，其主人借此表达自己是呼应天上中心的地下王者，实现身份的“神化”。这是中国古代文明高度重视承天之命特征的早期代表，更是中华民族高度重视中心思维的重要考古学证据。
“家蚕牙雕”和“北斗九星”，一个是“脚踏实地”的农桑文明，一个是“仰望星空”的天文礼制。物质与精神，两大文明切面在双槐树遗址一体呈现。
受访专家指出，无论是遗址的地理位置、规模、文化内涵还是所处时代，无不凸显“河洛古国”是仰韶文化中晚期至少是黄河流域政治文明核心。而其天地之中的宇宙观、合天命而治的礼仪思维、崇尚中心的文化心理、具有引领性的社会发展模式，被后世所承袭和发扬，表明五千年中华文明主根脉可追溯于此，延续不断、瓜瓞绵绵。
五千多年时光流转。沐浴在文明曙光中的中原先民，其生活图景正经由考古研究被不断还原，在“河洛古国”，与你我相视一笑。（来源：《瞭望》 图源：双槐树遗址 2019年8月27日摄 李安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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