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迅的师公，主张废除中医的第一人，却是一位朴学大师，书法大师】在开篇之前，先抛给大家几个问题。您知道曾国藩最得意的两个门生，一个是李鸿章，另外一个是谁呢？
鲁迅的师傅国学大师章太炎的师傅是谁呢？被称为中国近代史第一位提出废除中医的人是谁呢？被称为最后一位朴学大师又是谁呢？
这一连串的问题，其实都指向一个人，他就是俞樾。说起俞樾，可能大家会觉得比较陌生，但是他的成就他的贡献，不得不让我们去记住他。俞樾，清朝时期著名学者，文学家，古文字学家，经学家，书法家，朴学大师，一生治学，长达四十多年，著作甚多。
俞樾出生于1821年。于1907年逝世，享年86岁，可谓相当高寿了。俞樾不但自己成就极高，而且有的学生也是非常的厉害，比如我们熟知的国学大师章太炎，书法家吴昌硕，日本井上陈政等，还有现代著名诗人俞平伯是他的孙子。
俞樾虽然一生治学，成就突出，但是他的仕途却是非常的不顺。俞樾曾被著名大臣曾国藩赏识，并被曾国藩招为门生，他也是曾国藩最得意的两个门生之一。
虽得曾国藩赏识，乃至后来后受咸丰皇帝赏识，但是毕竟他不是一个做官的人，太过于书生，不善应对官场的问题，不懂得如何做官，最后被御史曹登庸劾奏“试题割裂经义”，从此自行脱离官场，余生皆治学。
也许这就是俞樾最好的归宿吧，这也使得他在治学上治出了大贡献。他一生著作颇丰，传统文化多有涉猎并且能提出自己的观点，在继承的基础，还能得到很好的发展。不得不提的是，俞樾在书法上也是让人敬佩，他尤其擅长隶书。以篆隶做正书，古雅拙朴，蔚为大观。
写在文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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鲁迅的师傅国学大师章太炎的师傅是谁呢？被称为中国近代史第一位提出废除中医的人是谁呢？被称为最后一位朴学大师又是谁呢？
这一连串的问题，其实都指向一个人，他就是俞樾。说起俞樾，可能大家会觉得比较陌生，但是他的成就他的贡献，不得不让我们去记住他。俞樾，清朝时期著名学者，文学家，古文字学家，经学家，书法家，朴学大师，一生治学，长达四十多年，著作甚多。
俞樾出生于1821年。于1907年逝世，享年86岁，可谓相当高寿了。俞樾不但自己成就极高，而且有的学生也是非常的厉害，比如我们熟知的国学大师章太炎，书法家吴昌硕，日本井上陈政等，还有现代著名诗人俞平伯是他的孙子。
俞樾虽然一生治学，成就突出，但是他的仕途却是非常的不顺。俞樾曾被著名大臣曾国藩赏识，并被曾国藩招为门生，他也是曾国藩最得意的两个门生之一。
虽得曾国藩赏识，乃至后来后受咸丰皇帝赏识，但是毕竟他不是一个做官的人，太过于书生，不善应对官场的问题，不懂得如何做官，最后被御史曹登庸劾奏“试题割裂经义”，从此自行脱离官场，余生皆治学。
也许这就是俞樾最好的归宿吧，这也使得他在治学上治出了大贡献。他一生著作颇丰，传统文化多有涉猎并且能提出自己的观点，在继承的基础，还能得到很好的发展。不得不提的是，俞樾在书法上也是让人敬佩，他尤其擅长隶书。以篆隶做正书，古雅拙朴，蔚为大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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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马孚是曹魏最后一个忠臣吗#
司马孚比司马懿就小一岁，出仕比司马懿略晚，早年轨迹与司马懿极为相似。入仕之初为丞相文学掾，后为太子中庶子，入魏后先在尚书台，后来逐步转为外朝官。
但与司马懿不同的地方是，他曾受到曹植的欣赏和举荐。但没有证据表明他曾在曹植与曹丕争储时支持过谁，否则他不太可能在储位确定后，被任命为太子中庶子，这是太子的重要属官。
从履历来看，司马孚的仕途是比较顺利的，一直在稳步上升，而且多数是在做司马懿担任过的职位。很有可能，就是司马懿在每次升官之后，就举荐司马孚接替自己的职位。
司马孚与司马懿还有一个不同之处是，司马孚很像是纯粹的儒学出身的官僚，虽然并没有特别过人的文武能力，也没有立过特别大的不世之功，但他比司马懿似乎要更重视名节。
高贵乡公曹髦被司马昭下属弑杀之后，曹魏最后一位皇帝曹奂被迫禅位之时，司马孚都有悲不自胜的表现，尤其是在曹髦被弑之后政治空气特别紧张的时候，他的表现是很勇敢的，很有汉末党锢之祸那种名士的风范。
不过，值得注意的是，并不只是司马孚一个人前往抚哭曹髦，还有另一个当时的重要政治人物，也就是陈泰。陈泰是陈群的儿子，和司马氏算是世交，也参与过高平陵之变，但却在这时候明确向司马昭提出了诛贾充以谢天下的要求。
仇鹿鸣在《魏晋之际的家族网络与政治权力》一书中特意分析过他们俩为代表的这种人在司马氏逐步取代曹魏的过程中的矛盾心态。他的主要根据是对司马孚的临终遗命的解读。
司马孚的临终遗命很简短，也很有意思:“有魏贞士河内温县司马孚，字叔达，不伊不周，不夷不惠，立身行道，终始若一，当以素棺单椁，敛以时服。”
仇鹿鸣认为，这里的关键就在于“不伊不周，不夷不惠”八个字。什么意思呢？
伊指伊尹，是商朝的著名宰相，曾经流放过商王太甲，自摄国事，后来太甲改过，他又迎接回来，把权力交还给了太甲。伊尹开了一个重要的先例，也就是废立国君。
汉武帝去世后，霍光受遗命为辅政大臣，昭帝死时无后，霍光先是迎立了昌邑王刘贺，但只过了27天，就废黜了昌邑王，又改立汉武帝的曾孙刘病己为帝，也就是汉宣帝。
所以，历来伊霍并称，就是指要做废立之事。作为臣子，擅自废立君主，这当然是动摇一个朝代的根基，一般人是不能干的。如果有人干，往往是在为篡位做准备。汉末的时候，董卓干了一次，就是在为篡汉自立做准备。高平陵之变后，司马懿又干了一次，废黜齐王芳，改立高贵乡公髦为帝。
周指的是周公旦，这自然是大家都知道的。周公是周武王的弟弟，曾随周武王伐纣，开创了周朝。周武王去世时，周公受命辅佐周武王幼年继位的儿子成王，竭尽全力，平定东方的叛乱，为周成王顺利继承周武王留下的权力做出了贡献。
夷指伯夷，是商朝末期的著名隐士，在周武王出兵伐纣的时候，伯夷曾专门找到周武王，表示反对推翻商朝。周武王伐纣灭商之后，建立周朝。伯夷为了坚持自己的政治态度，不食周粟，就在首阳山上采挖薇蕨为生，后来饿死在首阳山中。
惠指柳下惠。柳下惠在今天往往是坐怀不乱的意思，但他能够得到孔子和孟子的很高评价是因为，他生活在鲁国，曾经担任出仕当官，但每次都因为不肯枉道事君而被罢免。他后来成为著名隐士，随遇而安，不怨不艾，无欲无求。
司马孚说“不伊不周”的意思就是说，即不做伊尹那样擅自废立君主的权臣，也不做周公那样虽然权力已经非常大，完全可以取代周成王而自立，却仍然保持自己的臣子本分，成为纯粹的纯臣。“不夷不惠”的意思则是，既不会像伯夷叔齐因为周朝灭商就不食周粟而死，也不会像柳下惠那样毫无政治原则的随遇而安，无欲无求。
综合起来，司马孚说的意思就是坚持中道而行，“立身行道，始终如一”。既在一定程度上坚持自己的政治信仰和政治原则，但又不会特别固执、特别坚决，为此而轻易献身。司马孚死的时候曹魏早已被司马氏所取代，进入西晋，司马孚本人也成为西晋的开国元勋之一，受封为安平王，司马炎对他也是尊崇有加，但他对司马炎的这些都没有太多依恋，对自己的定位是“魏之贞士”，自然是表明了自己反对司马炎篡魏的政治态度。
仇鹿鸣认为，司马孚和陈泰的这种政治态度其实就是魏晋之际相当一部分曹魏元老功臣及其后人的政治态度，反对曹爽专政，所以支持司马懿推翻曹爽，但对之后司马懿废立曹魏皇帝，后来司马氏取代曹魏自立为帝又非常不满。
司马孚和陈泰这种态度让我们想起谁呢？当然是司马懿的大恩人荀彧荀令君。
荀彧之于曹操，大致相当于萧何之于汉高祖，曹操能够扫除北方各种割据势力，建立曹魏政权的基础，荀彧的功劳是非常大的，甚至可以说是功劳最大的一个人。但是，在曹操进位为魏公，公然打破刘邦确立的非刘氏不得王的封爵原则，从而表露出明显的篡汉意图时，荀彧明确表示了反对态度。最后，荀彧也因此而死。
那么，荀彧在辅佐曹操平定北方，建立霸业基础的时候，他知道不知道自己在做什么？他觉得他是在兴复汉室，还是在帮助曹操建立篡汉自立的基础？他当然很清楚，他这样辅佐曹操，最后的结果必然不会是兴复汉室，而是帮助曹操建立帝王基业。
在反对曹操进位魏公之前，荀彧从来没有明确表示过兴复汉室的意图，反而多次在为曹操出谋划策的时候，明确说曹操是在建立王霸之基。如果他真的是忠于汉室，为什么不以实际行动支持多次发生过的仍然忠于汉室的人发动的政变？
司马孚和陈泰的态度也一样。他们参与了司马懿发动的高平陵之变，在司马懿废齐王芳立高贵乡公髦的时候，也没有非常明确的表示反对。陈泰在入晋之前已死，但司马孚却完整经历了曹奂禅位给司马炎的过程，他除了“悲不自胜”之外，并没有更明确的反对。
在淮南三叛的最后一次，诸葛诞起兵反对司马氏擅权的时候，朝议甚至有让司马孚领兵前往平叛的提议。如果司马孚真的是一心一意的忠于曹魏，他这时候为什么不以实际行动支持诸葛诞？在西晋建立之后，他一门十王，成为司马氏篡魏的最大受益者，他为什么没有反对？
荀彧和司马孚的态度一样，虽然他们仍然在内心里自命前朝纯臣，但在政治行动上，他们却从未做过任何对前朝有利的事情，反而是在各种动摇前朝政治权威的行动中发挥过重要作用。这种内心和行动的分离，原因何在？
其实原因并不难理解。虽然他们作为儒学传世的名门望族，以儒家的道德标准要求自己，但在政治行动上，他们始终是将自己的家族利益置于自己宣称效忠的王朝政治利益之上的。哪怕他们明知道的自己的整治行动不利于前朝的政治利益，但只要有利于自己的家族利益，他们就会去做，哪怕是已经违背了自己的政治信仰。
古人云，徒托空言，不如见之于行事。这种有政治信仰却随时都准备在行动上背叛的人，无论怎样为自己辨白，都不能掩盖他们在政治上实际上早已经背叛了前朝的事实。这种有信仰和没有信仰又有什么区别？和毫无政治信仰、唯利是图的小人又有什么不同？一边挖着前朝的墙角，一边反反复复的表示自己仍然忠于前朝，这种人的政治节操在哪里？
鲁迅说，损着别人的牙眼，却反对报复、主张宽容的人，万勿与他接近。对荀彧、司马孚，也当作如是观。
司马孚比司马懿就小一岁，出仕比司马懿略晚，早年轨迹与司马懿极为相似。入仕之初为丞相文学掾，后为太子中庶子，入魏后先在尚书台，后来逐步转为外朝官。
但与司马懿不同的地方是，他曾受到曹植的欣赏和举荐。但没有证据表明他曾在曹植与曹丕争储时支持过谁，否则他不太可能在储位确定后，被任命为太子中庶子，这是太子的重要属官。
从履历来看，司马孚的仕途是比较顺利的，一直在稳步上升，而且多数是在做司马懿担任过的职位。很有可能，就是司马懿在每次升官之后，就举荐司马孚接替自己的职位。
司马孚与司马懿还有一个不同之处是，司马孚很像是纯粹的儒学出身的官僚，虽然并没有特别过人的文武能力，也没有立过特别大的不世之功，但他比司马懿似乎要更重视名节。
高贵乡公曹髦被司马昭下属弑杀之后，曹魏最后一位皇帝曹奂被迫禅位之时，司马孚都有悲不自胜的表现，尤其是在曹髦被弑之后政治空气特别紧张的时候，他的表现是很勇敢的，很有汉末党锢之祸那种名士的风范。
不过，值得注意的是，并不只是司马孚一个人前往抚哭曹髦，还有另一个当时的重要政治人物，也就是陈泰。陈泰是陈群的儿子，和司马氏算是世交，也参与过高平陵之变，但却在这时候明确向司马昭提出了诛贾充以谢天下的要求。
仇鹿鸣在《魏晋之际的家族网络与政治权力》一书中特意分析过他们俩为代表的这种人在司马氏逐步取代曹魏的过程中的矛盾心态。他的主要根据是对司马孚的临终遗命的解读。
司马孚的临终遗命很简短，也很有意思:“有魏贞士河内温县司马孚，字叔达，不伊不周，不夷不惠，立身行道，终始若一，当以素棺单椁，敛以时服。”
仇鹿鸣认为，这里的关键就在于“不伊不周，不夷不惠”八个字。什么意思呢？
伊指伊尹，是商朝的著名宰相，曾经流放过商王太甲，自摄国事，后来太甲改过，他又迎接回来，把权力交还给了太甲。伊尹开了一个重要的先例，也就是废立国君。
汉武帝去世后，霍光受遗命为辅政大臣，昭帝死时无后，霍光先是迎立了昌邑王刘贺，但只过了27天，就废黜了昌邑王，又改立汉武帝的曾孙刘病己为帝，也就是汉宣帝。
所以，历来伊霍并称，就是指要做废立之事。作为臣子，擅自废立君主，这当然是动摇一个朝代的根基，一般人是不能干的。如果有人干，往往是在为篡位做准备。汉末的时候，董卓干了一次，就是在为篡汉自立做准备。高平陵之变后，司马懿又干了一次，废黜齐王芳，改立高贵乡公髦为帝。
周指的是周公旦，这自然是大家都知道的。周公是周武王的弟弟，曾随周武王伐纣，开创了周朝。周武王去世时，周公受命辅佐周武王幼年继位的儿子成王，竭尽全力，平定东方的叛乱，为周成王顺利继承周武王留下的权力做出了贡献。
夷指伯夷，是商朝末期的著名隐士，在周武王出兵伐纣的时候，伯夷曾专门找到周武王，表示反对推翻商朝。周武王伐纣灭商之后，建立周朝。伯夷为了坚持自己的政治态度，不食周粟，就在首阳山上采挖薇蕨为生，后来饿死在首阳山中。
惠指柳下惠。柳下惠在今天往往是坐怀不乱的意思，但他能够得到孔子和孟子的很高评价是因为，他生活在鲁国，曾经担任出仕当官，但每次都因为不肯枉道事君而被罢免。他后来成为著名隐士，随遇而安，不怨不艾，无欲无求。
司马孚说“不伊不周”的意思就是说，即不做伊尹那样擅自废立君主的权臣，也不做周公那样虽然权力已经非常大，完全可以取代周成王而自立，却仍然保持自己的臣子本分，成为纯粹的纯臣。“不夷不惠”的意思则是，既不会像伯夷叔齐因为周朝灭商就不食周粟而死，也不会像柳下惠那样毫无政治原则的随遇而安，无欲无求。
综合起来，司马孚说的意思就是坚持中道而行，“立身行道，始终如一”。既在一定程度上坚持自己的政治信仰和政治原则，但又不会特别固执、特别坚决，为此而轻易献身。司马孚死的时候曹魏早已被司马氏所取代，进入西晋，司马孚本人也成为西晋的开国元勋之一，受封为安平王，司马炎对他也是尊崇有加，但他对司马炎的这些都没有太多依恋，对自己的定位是“魏之贞士”，自然是表明了自己反对司马炎篡魏的政治态度。
仇鹿鸣认为，司马孚和陈泰的这种政治态度其实就是魏晋之际相当一部分曹魏元老功臣及其后人的政治态度，反对曹爽专政，所以支持司马懿推翻曹爽，但对之后司马懿废立曹魏皇帝，后来司马氏取代曹魏自立为帝又非常不满。
司马孚和陈泰这种态度让我们想起谁呢？当然是司马懿的大恩人荀彧荀令君。
荀彧之于曹操，大致相当于萧何之于汉高祖，曹操能够扫除北方各种割据势力，建立曹魏政权的基础，荀彧的功劳是非常大的，甚至可以说是功劳最大的一个人。但是，在曹操进位为魏公，公然打破刘邦确立的非刘氏不得王的封爵原则，从而表露出明显的篡汉意图时，荀彧明确表示了反对态度。最后，荀彧也因此而死。
那么，荀彧在辅佐曹操平定北方，建立霸业基础的时候，他知道不知道自己在做什么？他觉得他是在兴复汉室，还是在帮助曹操建立篡汉自立的基础？他当然很清楚，他这样辅佐曹操，最后的结果必然不会是兴复汉室，而是帮助曹操建立帝王基业。
在反对曹操进位魏公之前，荀彧从来没有明确表示过兴复汉室的意图，反而多次在为曹操出谋划策的时候，明确说曹操是在建立王霸之基。如果他真的是忠于汉室，为什么不以实际行动支持多次发生过的仍然忠于汉室的人发动的政变？
司马孚和陈泰的态度也一样。他们参与了司马懿发动的高平陵之变，在司马懿废齐王芳立高贵乡公髦的时候，也没有非常明确的表示反对。陈泰在入晋之前已死，但司马孚却完整经历了曹奂禅位给司马炎的过程，他除了“悲不自胜”之外，并没有更明确的反对。
在淮南三叛的最后一次，诸葛诞起兵反对司马氏擅权的时候，朝议甚至有让司马孚领兵前往平叛的提议。如果司马孚真的是一心一意的忠于曹魏，他这时候为什么不以实际行动支持诸葛诞？在西晋建立之后，他一门十王，成为司马氏篡魏的最大受益者，他为什么没有反对？
荀彧和司马孚的态度一样，虽然他们仍然在内心里自命前朝纯臣，但在政治行动上，他们却从未做过任何对前朝有利的事情，反而是在各种动摇前朝政治权威的行动中发挥过重要作用。这种内心和行动的分离，原因何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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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人云，徒托空言，不如见之于行事。这种有政治信仰却随时都准备在行动上背叛的人，无论怎样为自己辨白，都不能掩盖他们在政治上实际上早已经背叛了前朝的事实。这种有信仰和没有信仰又有什么区别？和毫无政治信仰、唯利是图的小人又有什么不同？一边挖着前朝的墙角，一边反反复复的表示自己仍然忠于前朝，这种人的政治节操在哪里？
鲁迅说，损着别人的牙眼，却反对报复、主张宽容的人，万勿与他接近。对荀彧、司马孚，也当作如是观。
胡懋仁｜史学，关注当下，还是研究过去
胡懋仁 昆仑策网
至少在今天看起来，那时的史官与今天研究史学的人们，关注点是不一样的。今天的人们关注的是过去发生的事情，而史官们关注的是当时发生的事情。
在《中华读书报》上，偶尔读到一篇文章，是谈历史学方面的。我其实不太懂这个领域，但对这个领域还是有那么一点兴趣。在这里，我先想到一句人们常听到的话，叫“文史哲不分家”。那么就想查一下，这句话到底是谁说的。查的结果是，有两个回答，回答的内容是一样的，都说是古代的思想家吴黑子说的。还说吴黑子大名吴洪博。然后再查吴黑子。查到的最早的一个叫这个名字的人，是一位在抗日战争中牺牲的我军的一位侦查员，牺牲时年仅三十岁。再查就都是现代人了，与说“文史哲不分家”的那个人没有什么关系。
然后又查吴洪博，也没有查到这个所谓古代思想家的任何其他信息，只有这个名字。什么时代的人，生卒年等，还有平时有什么著作，其基本观点都有哪些，完全都没有能查到。这下可能就不那么好办了。
说“文史哲不分家”这句话，其实本身应该就包括着文史哲毕竟还不完全是一回事的这一层意思。对它们的研究还是有不同的侧重点的。因为有不同的侧重点，所以，这三个领域还是有不同的分工的。可能也正是在分工的基础上，有人看到了三者之间的内在联系，而且认为这种内在的联系还是很重要、很关键，甚至是很本质的。因此才会说出“文史哲不分家”这句话来。
《中华读书报》的那篇文章跟“文史哲不分家”没有太大的关系。但是其中涉及到史学与当代现实的关系。一位历史学的研究生到山区考察调研，写出了调研报告。报告写得很精彩，很出色，该研究生把报告作为她的学位论文进行答辩。在答辩会上，有答辩委员向她提问，你写的这种是历史学吗?那位研究生犹豫了一阵子，没有回答。
说到历史，或者史学，人们通常的观念就是认为，这个领域研究的都是过去的事，不是当代的事。这似乎成为了人们的共识。研究历史，都要翻阅故纸堆，那才是在做学问。文史哲不分家的说法，也就等于承认，研究文学与研究文学史、研究史学与研究史学史，以及研究哲学与研究哲学史都是相通的，一致的。而且在文史哲这三个领域之间，似乎应该没有绝对的界限。
这样就会提出这样一些问题，研究当代文学，这与史学有关吗?这与哲学有关吗?研究史学，与文学的关系到底在哪里?研究哲学，特别是研究现代西方哲学，又跟史学以及文学有什么相干?这些问题的提出，还是不那么容易回答的。
先秦时代，各诸侯国都设在史官。关于史官，最著名的故事就是崔杼弑君的故事。春秋年间。齐国大臣崔杼，因国君齐庄公与崔的妻子私通，被崔杼当场发现。于是崔杼利用手里的权势，杀掉了齐庄公。齐国太史就把这件事当场记录了下来，“崔杼弑其君”。崔杼把这位太史杀掉了。而太史的两个弟弟也先后记录下了这件事，也被崔杼杀掉了。太史的第三个弟弟继续记录这件事，崔杼没有再杀，而是放过了他。此时，南史氏听到太史及其弟弟接连因为记录崔杼弑君一事而被杀，就赶了过来，要接着在竹简上记录这件事。因看到太史的第三个弟弟没有被杀，而且还是把崔杼弑君的事记录了下来，这才放了心。
这里，暂时不评价太史及其弟弟们的公正、秉直和刚强的精神，这里只是要说，当时的史官们，所做的主要工作不是研究过去的事，而是记载当时发生的事情。至少在今天看起来，那时的史官与今天研究史学的人们，关注点是不一样的。今天的人们关注的是过去发生的事情，而史官们关注的是当时发生的事情。
为什么关注与记录当时发生的事情，这件事要由史官们来做?这可能与中国历来的所谓历史感是有点关系的。中国人，特别是古代的先贤们，很清楚这样一个道理，今天发生的事情，到了明天，就成为了历史。而对于历史，必须记载真实。只有在事件发生的当时，或者在最近的时间内，把这件事记录下来，才有可能做到真正地忠于历史。如果过了一段时间再来描写这个事件，那么就有可能发生错讹，甚至变形。这样的记录就不准确了，就偏离了正确的轨道，因而就失去了可信性。
司马迁写《史记》，历史的人们与今天的人们都给予了极大的赞扬。鲁迅先生说，《史记》是“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可见评价之高，也可见在这里，也涉及到文史哲不分家的问题。当然，这里主要是指《史记》是文史不分家。然而，后人们也有所质疑，司马迁的《史记》写得那么生动，那些生动的细节，司马迁是怎么知道的。在司马迁之前，并没有那么详细的历史。在先秦时候，有孔子写的《春秋》，更有左丘明写的《左传》。《左传》的描述还要更详细一点，而《春秋》也不过就是一笔带过。但司马迁写的要更详细得多，这些细节到底是从哪里来的?
如果司马迁是一个治学严谨的人，那么我们只能判断，他写的那些细节应该都是先辈通过口传口述而流传下来的。当然，在口传口述的过程中，总会有遗漏、错讹、变形，从而不会那么绝对准确。至于在《史记》里，是不是也有司马迁自己杜撰的情节，我们不能做出肯定的判断，但这样的可能性似乎也不能完全排除。
前文提到的那位史学研究生，在后来成为高校的教师后，对于她当年的调查报告到底是不是属于历史学，她现在的回答很确定，就是那不是历史学方面的东西。这或许是针对她在进行调研过程中，不太可能从历史的角度上来思考一些问题有关吧？但是，这样的调研报告拿到今天来进行研究，其史学的作用与效能就会大得多。因为这篇报告已经成为了历史的文献，成为历史研究的对象，其现实意义已经比当初刚刚完成这篇报告的时候已经有所减退。而其历史研究的意义则在不断地提升。
我也做过一段口述史的事，只做过一次。被我采访的人们所谈到的事情，其中有很多都是几十年前发生的事情。而在几十年前，在他们风华正茂的时代，这些事情还没有成为历史，还是对他们有着极强现实意义的事件。但时过境迁，这些事件现在终于都成为了历史。这已经是无法改变的了。
（作者系北京航空航天大学教授、昆仑策研究院高级研究员；来源：昆仑策网【作者授权】，转编自“北航老胡之闲话”微信公众号，修订发布；图片来自网络，侵删）
胡懋仁 昆仑策网
至少在今天看起来，那时的史官与今天研究史学的人们，关注点是不一样的。今天的人们关注的是过去发生的事情，而史官们关注的是当时发生的事情。
在《中华读书报》上，偶尔读到一篇文章，是谈历史学方面的。我其实不太懂这个领域，但对这个领域还是有那么一点兴趣。在这里，我先想到一句人们常听到的话，叫“文史哲不分家”。那么就想查一下，这句话到底是谁说的。查的结果是，有两个回答，回答的内容是一样的，都说是古代的思想家吴黑子说的。还说吴黑子大名吴洪博。然后再查吴黑子。查到的最早的一个叫这个名字的人，是一位在抗日战争中牺牲的我军的一位侦查员，牺牲时年仅三十岁。再查就都是现代人了，与说“文史哲不分家”的那个人没有什么关系。
然后又查吴洪博，也没有查到这个所谓古代思想家的任何其他信息，只有这个名字。什么时代的人，生卒年等，还有平时有什么著作，其基本观点都有哪些，完全都没有能查到。这下可能就不那么好办了。
说“文史哲不分家”这句话，其实本身应该就包括着文史哲毕竟还不完全是一回事的这一层意思。对它们的研究还是有不同的侧重点的。因为有不同的侧重点，所以，这三个领域还是有不同的分工的。可能也正是在分工的基础上，有人看到了三者之间的内在联系，而且认为这种内在的联系还是很重要、很关键，甚至是很本质的。因此才会说出“文史哲不分家”这句话来。
《中华读书报》的那篇文章跟“文史哲不分家”没有太大的关系。但是其中涉及到史学与当代现实的关系。一位历史学的研究生到山区考察调研，写出了调研报告。报告写得很精彩，很出色，该研究生把报告作为她的学位论文进行答辩。在答辩会上，有答辩委员向她提问，你写的这种是历史学吗?那位研究生犹豫了一阵子，没有回答。
说到历史，或者史学，人们通常的观念就是认为，这个领域研究的都是过去的事，不是当代的事。这似乎成为了人们的共识。研究历史，都要翻阅故纸堆，那才是在做学问。文史哲不分家的说法，也就等于承认，研究文学与研究文学史、研究史学与研究史学史，以及研究哲学与研究哲学史都是相通的，一致的。而且在文史哲这三个领域之间，似乎应该没有绝对的界限。
这样就会提出这样一些问题，研究当代文学，这与史学有关吗?这与哲学有关吗?研究史学，与文学的关系到底在哪里?研究哲学，特别是研究现代西方哲学，又跟史学以及文学有什么相干?这些问题的提出，还是不那么容易回答的。
先秦时代，各诸侯国都设在史官。关于史官，最著名的故事就是崔杼弑君的故事。春秋年间。齐国大臣崔杼，因国君齐庄公与崔的妻子私通，被崔杼当场发现。于是崔杼利用手里的权势，杀掉了齐庄公。齐国太史就把这件事当场记录了下来，“崔杼弑其君”。崔杼把这位太史杀掉了。而太史的两个弟弟也先后记录下了这件事，也被崔杼杀掉了。太史的第三个弟弟继续记录这件事，崔杼没有再杀，而是放过了他。此时，南史氏听到太史及其弟弟接连因为记录崔杼弑君一事而被杀，就赶了过来，要接着在竹简上记录这件事。因看到太史的第三个弟弟没有被杀，而且还是把崔杼弑君的事记录了下来，这才放了心。
这里，暂时不评价太史及其弟弟们的公正、秉直和刚强的精神，这里只是要说，当时的史官们，所做的主要工作不是研究过去的事，而是记载当时发生的事情。至少在今天看起来，那时的史官与今天研究史学的人们，关注点是不一样的。今天的人们关注的是过去发生的事情，而史官们关注的是当时发生的事情。
为什么关注与记录当时发生的事情，这件事要由史官们来做?这可能与中国历来的所谓历史感是有点关系的。中国人，特别是古代的先贤们，很清楚这样一个道理，今天发生的事情，到了明天，就成为了历史。而对于历史，必须记载真实。只有在事件发生的当时，或者在最近的时间内，把这件事记录下来，才有可能做到真正地忠于历史。如果过了一段时间再来描写这个事件，那么就有可能发生错讹，甚至变形。这样的记录就不准确了，就偏离了正确的轨道，因而就失去了可信性。
司马迁写《史记》，历史的人们与今天的人们都给予了极大的赞扬。鲁迅先生说，《史记》是“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可见评价之高，也可见在这里，也涉及到文史哲不分家的问题。当然，这里主要是指《史记》是文史不分家。然而，后人们也有所质疑，司马迁的《史记》写得那么生动，那些生动的细节，司马迁是怎么知道的。在司马迁之前，并没有那么详细的历史。在先秦时候，有孔子写的《春秋》，更有左丘明写的《左传》。《左传》的描述还要更详细一点，而《春秋》也不过就是一笔带过。但司马迁写的要更详细得多，这些细节到底是从哪里来的?
如果司马迁是一个治学严谨的人，那么我们只能判断，他写的那些细节应该都是先辈通过口传口述而流传下来的。当然，在口传口述的过程中，总会有遗漏、错讹、变形，从而不会那么绝对准确。至于在《史记》里，是不是也有司马迁自己杜撰的情节，我们不能做出肯定的判断，但这样的可能性似乎也不能完全排除。
前文提到的那位史学研究生，在后来成为高校的教师后，对于她当年的调查报告到底是不是属于历史学，她现在的回答很确定，就是那不是历史学方面的东西。这或许是针对她在进行调研过程中，不太可能从历史的角度上来思考一些问题有关吧？但是，这样的调研报告拿到今天来进行研究，其史学的作用与效能就会大得多。因为这篇报告已经成为了历史的文献，成为历史研究的对象，其现实意义已经比当初刚刚完成这篇报告的时候已经有所减退。而其历史研究的意义则在不断地提升。
我也做过一段口述史的事，只做过一次。被我采访的人们所谈到的事情，其中有很多都是几十年前发生的事情。而在几十年前，在他们风华正茂的时代，这些事情还没有成为历史，还是对他们有着极强现实意义的事件。但时过境迁，这些事件现在终于都成为了历史。这已经是无法改变的了。
（作者系北京航空航天大学教授、昆仑策研究院高级研究员；来源：昆仑策网【作者授权】，转编自“北航老胡之闲话”微信公众号，修订发布；图片来自网络，侵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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