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们看完长相思小说有兴趣的话，真的可以买本山海经回来看，我以前从来不看这些，现在觉得这书能一直流传下来还是有道理的[并不简单]
我当时看相柳的介绍，觉得最妙的地方就是:
山海经里相柳死后毒液发散，寸草不生。
然后作者就根据这个结局，在小说里设计了小夭一直给相柳喂毒药的情节……
多妙啊！这样以后我再看到相柳这个妖怪的时候，它全身剧毒的设定在我心里就变得浪漫了起来[笑cry]
我当时看相柳的介绍，觉得最妙的地方就是:
山海经里相柳死后毒液发散，寸草不生。
然后作者就根据这个结局，在小说里设计了小夭一直给相柳喂毒药的情节……
多妙啊！这样以后我再看到相柳这个妖怪的时候，它全身剧毒的设定在我心里就变得浪漫了起来[笑cry]
【深夜里，那盏灯一直亮着——来自山亭区人民医院发热门诊的故事】#疫情防控##山亭发布##这就是枣庄山亭#
战“疫”的“哨点”
凌晨两点，山亭区人民医院发热门诊仍旧灯火通明。窗外，院子里各种花儿在灯光的映衬下更加精神抖擞，争奇斗艳，靓丽、妩媚、绚烂，陶醉了星星，陶醉了月亮，也陶醉了夜的宁静。
星空下，前来就诊的病人络绎不绝。医院的“大白”们无暇顾及这院中的美景，而是全神贯注地忙碌着：查看三码、登录个人信息、检测核酸及发热病人治疗、隔离、留观......这是发热门诊经常遇到的场景。
这是一场没有硝烟的战斗！作为抗击新冠肺炎的第一战场，发热门诊全体医护人员轮换上岗，24小时值班，全力阻止“战火”蔓延，许多感人故事在这个特殊战场上涌现。
作为战“疫”的“哨点”，发热门诊工作量可想而知，高峰期发热患者剧增，一天平均要接诊400多人次，上完白班上夜班，“夜班不能休息是常态，吃不上晚饭也很正常。”发热门诊主任张宗龄介绍说。
在发热门诊里的服装标配是：一次性帽子、鞋套、手套、护目镜、手术衣、隔离服，穿完这一整套麻利点也得花上十分钟左右，人还没开始工作早已汗流浃背了。密闭的隔离服透气性十分差，长时间坚持下来，全身衣物都能拧出水来。时间久了，有的医护人员全身都被捂出了疖子，又疼又痒。对此，他们一声不吭，只能忍受着，用他们的原话说：“在里面没有办法处理，如果痒的话，只能耸耸肩、蹭一蹭，也不能脱了隔离服伸手去抓痒，再说了也怕弄坏隔离服。”
张宗龄介绍说：“由于黑白连轴转，一些同志免疫力下降，也不幸患上流感，甚至还带给了家人，但大家都无怨无悔始终奋战在与病毒斗争最前沿。可以说，多少个不眠的夜晚，就是靠信念支撑下来的。”
在发热门诊，核酸采集也不是个轻松的活。一天下来，腿站麻了，嗓子喊哑了，不仅要冒着风险为各类人群采集样本，还有解答各种疑问，核酸结果什么时候出来、有没有电子版、核酸检测结果能管几天、人已经上了高速为什么结果还没查到回答......这类千律一篇的问题不胜枚举，一天下来翻来覆去要解释几十遍，甚至上百遍、几百遍。
张宗龄介绍说，遇到紧急情况和任务，他们还要承担为周边学校全体师生定期核酸采集的任务。由于科室人员紧张，只能抽调值完夜班的同志去，这就需要大家白天黑夜连轴转了。穿着密不透风的防护服，不能休息、不能喝水、不能上厕所。一些同事由于长时间戴着乳胶手套，再加上身体出汗，最后出现了皮疹、瘙痒等症状。无奈之下，大家想了个“土办法”，只好在里面先戴上一层塑料手套，再在外面戴上乳胶手套，这样就可以减轻皮肤过敏等症状了。穿着厚重的护隔离服，连续几个小时下来，汗水蒸发成水珠打在防护面罩上，人早已是头昏脑胀了，这样的感觉一般人是体会不到的。
疫情无情，人有情。作为抗疫一线人员，发热门诊工作强度大，压力大，责任更大。有些患者出于对疾病的恐慌和长时间排队情绪不稳定，发热门诊护士还要挨个对患者进行疾病科普，维持秩序，讲到最后，连嗓子都喊哑了。
在发热门诊，现在每天几乎都要接诊百来位患者，每一位病人的接诊时间都需要半个多小时，进行详细的预检分诊：测量体温、指脉氧、血压、登记信息……一系列的工作让医护人员无暇休息。为了不浪费防护服，饿了不能吃点心，渴了不能喝水，急了憋着不上洗手间，太累了也只能坐在冷板凳上打个盹；连续佩戴数个小时的N95口罩，生生勒得他们的耳朵阵阵痛楚。
张宗龄介绍说：“特别是值夜班，一夜要接几十个电话，精神一直处在高度紧张状态，体力付出极大的消耗。我们这些所有付出不求什么回报，只求社会对我们的理解和支持!”
医师李玉婷说：“由于发热门诊人员紧张，张主任不仅和我们一样参与夜班值班，还要参与各项疫情相关会议和培训，病历病程书写也是亲力亲为，真是我们的好榜样。”
特别累的时候，她们也会跟张宗龄“抱怨”：“主任，再这样没黑没白下去，黑眼圈熬夜熬地更黑了，腿采核酸站的更粗了。”
张宗龄可爱一笑，风趣地说道：“依我看，腰好像显得细了。”
“主任的一句玩笑话，让大家瞬间好像又不那么累了。”李玉婷说：“玩笑归玩笑，可疫情面前，我们责任在肩啊。”
“疫”在当下，“情”在心中。疫情发生以来，张宗龄和医护同心协力，完成了医院交给的一项又一项艰巨任务。自2020年6月16日至2022年4月3日，他们科室共采集核酸468277人次，其中本院职工96657人次，患者及陪护人员106437人次，其他人员241396人次，接诊发热患者23814人次。
一生做一事，一袭白衣之下，仁爱济世的初心始终跳动。
以生命之名护佑生命，只为点亮生命中的那盏灯，这是医者的使命与担当。
郭良欣，发热门诊副主任，为人老实，从来不多言多语，工作上兢兢业业，任劳任怨，在发热门诊里是有名的“老黄牛”。自从1996年来医院工作，他一直坚守着这样一个信仰——“听党的话，跟党走，党让干啥咱就干啥。”
发热门诊工作量大、任务繁重。今年初流感爆发，每天发热病人都在三、四百人，郭良欣作为科里的中坚力量，常常要忙碌到深夜。他是一个不识闲的人，一有空就去预检分诊叮嘱同事们要仔细询问流调史，唯恐遗漏重点人群，用他的话说：“不怕一万，就怕万一，疫情不可麻痹大意。”遇到有些患者不理解时，他总是耐心细致向他们宣教当前疫情防控重要性，叮嘱避免到人员密集的公共场所，外出戴好口罩，做好个人防护。由于患者剧增，他经常是早上6点多钟到岗，晚上忙到10点多钟才回到家中。
穿上隔离服，坐在一个地方，不吃不喝不上厕所，坐诊时间长达10到12个小时，是坐发热门诊的常态。“呼吸也会受影响，时常感觉胸闷呼吸困难，说话明显费力。写病例也会变慢。”郭良欣说。
郭良欣说，“自己从来不觉得自己高尚，只觉得自己一辈子没当过逃兵，这次疫情也不能例外。”科里人都知道，他来医院工作这么多年，从来都没有因私事旷过一天班、请过一天假。
郭良欣老家在外地，在家里兄弟中排行老小，每年回家的次数屈指可数。父母年事已高，不能在身边孝顺，实在想念了就打个电话过去问候一下。年过八旬的父亲偏瘫多年，行走不便，郭良欣很少回老家照顾老人，这还要多亏了家里三个哥哥去精心照顾。一个月前，父亲彻底瘫在床上，几天不吃不喝，天天念叨着自己最小的儿子。郭良欣只好上完夜班，连夜回了老家一趟。年迈的老父亲见到他，浑浊的眼睛里突然有了一丝亮光，那目光分明是一种疼爱、一种挂念，一种发自内心的父爱！
男儿有泪不轻弹，只是未到伤心处。此时此刻，郭良欣再也忍不住了，不由自主地流了一行行热泪。
这一行行热泪啊，里面有愧疚，有不舍，更有无尽的牵挂。
疫情不等人。第二天，郭良欣不得不硬着心肠告别父母，又回到了自己神圣的工作岗位上。
医院党委书记王道峰见郭良欣不知疲倦奋战在岗位上，再三劝他多保重身体，多注意休息，不能把身子骨累坏了。郭良欣听了之后，憨厚而又简短地回答道：“书记，没事的，没事的！”
郭良欣有“良心”，坚守初心，冲锋陷阵，不忘本心。
他总是这样想，自己在危险的地方多呆上一分钟，自己的战友们就会离危险远一些。这就是医者，不禁让人肃然起敬！
有人问他，累吗？这何止是累啊，下班回到家里又困又乏，常常累的连句话都不想说，躺在沙发上就呼呼睡着了。他患有多年的糖尿病，可是忙起来却一天顾不上喝一口水。没时间按时吃饭吃药，血糖控制的不理想，自己只有偷偷地加大药量，不敢让爱人知道，怕她为自己担心。
有人问他，值吗？他毫不犹豫回答：“很值！疫情当前，我们山医人毫无畏惧，越是险阻越向前，涌现出很多舍小家顾大家的最美逆行者。肩上有责、身上有光，所有疲倦、委屈和牺牲都是如此值得的，这就是我们山医人的责任、担当与使命。”
穿起防护服，戴起护目镜，我真不知道您是谁，但我知道您为了谁。因为，他们有一个共同的名字——白衣天使，他们有一个共同愿望——为了病人的健康，为了打赢这场没有硝烟的战争！
一袭白衣阵前去,医者仁心绽华光。疫情犹如暗夜，但在每一座城市的黑夜里，“希望之光”依然每天点亮。当厚厚防护服变成白衣战士们冲锋陷阵的战袍，脸上勒痕变成他们救死扶伤的勋章，我们需要感谢这群和平年代的英雄，是他们拿生命捍卫生命，是他们点亮了生命的希望之光。
因为，他们就是黑夜里最亮的那盏灯！（焦楠）
战“疫”的“哨点”
凌晨两点，山亭区人民医院发热门诊仍旧灯火通明。窗外，院子里各种花儿在灯光的映衬下更加精神抖擞，争奇斗艳，靓丽、妩媚、绚烂，陶醉了星星，陶醉了月亮，也陶醉了夜的宁静。
星空下，前来就诊的病人络绎不绝。医院的“大白”们无暇顾及这院中的美景，而是全神贯注地忙碌着：查看三码、登录个人信息、检测核酸及发热病人治疗、隔离、留观......这是发热门诊经常遇到的场景。
这是一场没有硝烟的战斗！作为抗击新冠肺炎的第一战场，发热门诊全体医护人员轮换上岗，24小时值班，全力阻止“战火”蔓延，许多感人故事在这个特殊战场上涌现。
作为战“疫”的“哨点”，发热门诊工作量可想而知，高峰期发热患者剧增，一天平均要接诊400多人次，上完白班上夜班，“夜班不能休息是常态，吃不上晚饭也很正常。”发热门诊主任张宗龄介绍说。
在发热门诊里的服装标配是：一次性帽子、鞋套、手套、护目镜、手术衣、隔离服，穿完这一整套麻利点也得花上十分钟左右，人还没开始工作早已汗流浃背了。密闭的隔离服透气性十分差，长时间坚持下来，全身衣物都能拧出水来。时间久了，有的医护人员全身都被捂出了疖子，又疼又痒。对此，他们一声不吭，只能忍受着，用他们的原话说：“在里面没有办法处理，如果痒的话，只能耸耸肩、蹭一蹭，也不能脱了隔离服伸手去抓痒，再说了也怕弄坏隔离服。”
张宗龄介绍说：“由于黑白连轴转，一些同志免疫力下降，也不幸患上流感，甚至还带给了家人，但大家都无怨无悔始终奋战在与病毒斗争最前沿。可以说，多少个不眠的夜晚，就是靠信念支撑下来的。”
在发热门诊，核酸采集也不是个轻松的活。一天下来，腿站麻了，嗓子喊哑了，不仅要冒着风险为各类人群采集样本，还有解答各种疑问，核酸结果什么时候出来、有没有电子版、核酸检测结果能管几天、人已经上了高速为什么结果还没查到回答......这类千律一篇的问题不胜枚举，一天下来翻来覆去要解释几十遍，甚至上百遍、几百遍。
张宗龄介绍说，遇到紧急情况和任务，他们还要承担为周边学校全体师生定期核酸采集的任务。由于科室人员紧张，只能抽调值完夜班的同志去，这就需要大家白天黑夜连轴转了。穿着密不透风的防护服，不能休息、不能喝水、不能上厕所。一些同事由于长时间戴着乳胶手套，再加上身体出汗，最后出现了皮疹、瘙痒等症状。无奈之下，大家想了个“土办法”，只好在里面先戴上一层塑料手套，再在外面戴上乳胶手套，这样就可以减轻皮肤过敏等症状了。穿着厚重的护隔离服，连续几个小时下来，汗水蒸发成水珠打在防护面罩上，人早已是头昏脑胀了，这样的感觉一般人是体会不到的。
疫情无情，人有情。作为抗疫一线人员，发热门诊工作强度大，压力大，责任更大。有些患者出于对疾病的恐慌和长时间排队情绪不稳定，发热门诊护士还要挨个对患者进行疾病科普，维持秩序，讲到最后，连嗓子都喊哑了。
在发热门诊，现在每天几乎都要接诊百来位患者，每一位病人的接诊时间都需要半个多小时，进行详细的预检分诊：测量体温、指脉氧、血压、登记信息……一系列的工作让医护人员无暇休息。为了不浪费防护服，饿了不能吃点心，渴了不能喝水，急了憋着不上洗手间，太累了也只能坐在冷板凳上打个盹；连续佩戴数个小时的N95口罩，生生勒得他们的耳朵阵阵痛楚。
张宗龄介绍说：“特别是值夜班，一夜要接几十个电话，精神一直处在高度紧张状态，体力付出极大的消耗。我们这些所有付出不求什么回报，只求社会对我们的理解和支持!”
医师李玉婷说：“由于发热门诊人员紧张，张主任不仅和我们一样参与夜班值班，还要参与各项疫情相关会议和培训，病历病程书写也是亲力亲为，真是我们的好榜样。”
特别累的时候，她们也会跟张宗龄“抱怨”：“主任，再这样没黑没白下去，黑眼圈熬夜熬地更黑了，腿采核酸站的更粗了。”
张宗龄可爱一笑，风趣地说道：“依我看，腰好像显得细了。”
“主任的一句玩笑话，让大家瞬间好像又不那么累了。”李玉婷说：“玩笑归玩笑，可疫情面前，我们责任在肩啊。”
“疫”在当下，“情”在心中。疫情发生以来，张宗龄和医护同心协力，完成了医院交给的一项又一项艰巨任务。自2020年6月16日至2022年4月3日，他们科室共采集核酸468277人次，其中本院职工96657人次，患者及陪护人员106437人次，其他人员241396人次，接诊发热患者23814人次。
一生做一事，一袭白衣之下，仁爱济世的初心始终跳动。
以生命之名护佑生命，只为点亮生命中的那盏灯，这是医者的使命与担当。
郭良欣，发热门诊副主任，为人老实，从来不多言多语，工作上兢兢业业，任劳任怨，在发热门诊里是有名的“老黄牛”。自从1996年来医院工作，他一直坚守着这样一个信仰——“听党的话，跟党走，党让干啥咱就干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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郭良欣说，“自己从来不觉得自己高尚，只觉得自己一辈子没当过逃兵，这次疫情也不能例外。”科里人都知道，他来医院工作这么多年，从来都没有因私事旷过一天班、请过一天假。
郭良欣老家在外地，在家里兄弟中排行老小，每年回家的次数屈指可数。父母年事已高，不能在身边孝顺，实在想念了就打个电话过去问候一下。年过八旬的父亲偏瘫多年，行走不便，郭良欣很少回老家照顾老人，这还要多亏了家里三个哥哥去精心照顾。一个月前，父亲彻底瘫在床上，几天不吃不喝，天天念叨着自己最小的儿子。郭良欣只好上完夜班，连夜回了老家一趟。年迈的老父亲见到他，浑浊的眼睛里突然有了一丝亮光，那目光分明是一种疼爱、一种挂念，一种发自内心的父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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医院党委书记王道峰见郭良欣不知疲倦奋战在岗位上，再三劝他多保重身体，多注意休息，不能把身子骨累坏了。郭良欣听了之后，憨厚而又简短地回答道：“书记，没事的，没事的！”
郭良欣有“良心”，坚守初心，冲锋陷阵，不忘本心。
他总是这样想，自己在危险的地方多呆上一分钟，自己的战友们就会离危险远一些。这就是医者，不禁让人肃然起敬！
有人问他，累吗？这何止是累啊，下班回到家里又困又乏，常常累的连句话都不想说，躺在沙发上就呼呼睡着了。他患有多年的糖尿病，可是忙起来却一天顾不上喝一口水。没时间按时吃饭吃药，血糖控制的不理想，自己只有偷偷地加大药量，不敢让爱人知道，怕她为自己担心。
有人问他，值吗？他毫不犹豫回答：“很值！疫情当前，我们山医人毫无畏惧，越是险阻越向前，涌现出很多舍小家顾大家的最美逆行者。肩上有责、身上有光，所有疲倦、委屈和牺牲都是如此值得的，这就是我们山医人的责任、担当与使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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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袭白衣阵前去,医者仁心绽华光。疫情犹如暗夜，但在每一座城市的黑夜里，“希望之光”依然每天点亮。当厚厚防护服变成白衣战士们冲锋陷阵的战袍，脸上勒痕变成他们救死扶伤的勋章，我们需要感谢这群和平年代的英雄，是他们拿生命捍卫生命，是他们点亮了生命的希望之光。
因为，他们就是黑夜里最亮的那盏灯！（焦楠）
#传古维新# 【方广锠：古籍影印不宜修版】
利用现代印刷技术影印古籍，滥觞于古人的临摹、拓碑、刻帖、影抄、影刻。与古人的技法相比，现代影印技术可以使常人难得一见的古籍化身千百且惟妙惟肖，既让稀珍古籍更好地为读者服务，又解决古籍的保护与使用这一对矛盾。这对保护与弘扬民族文化、推进学术发展均起到极大的作用。故近百年来，古籍影印已经成为古籍整理的重要方法，各种类型的影印古籍不断推出。
存世古籍在千百年的流传过程中，难免有残破、损坏等情。因此，在出版影印古籍的时候，如何处理其残损处，成为古籍整理、出版界必须面对的一个问题。
上世纪上半叶起，商务印书馆出版了一大批影印古籍，也形成一整套处理残损古籍的模式，其基本方法就是修版。即采用“仿写”、“套字”乃至最费工夫的“手工描润”，尽量恢复古籍残损处的原貌。有的文章介绍，经过这些仿写、套字和手工描润等妙手回春的工序，即便是邋遢本，也能重现精刻风貌。商务印书馆的上述方法，至今仍对古籍的影印出版有着较大的影响，甚至被某些出版社视为古籍影印的规范性做法。
但笔者认为这种方法值得商榷。
影印古籍，贵在“存真”。古籍的价值不仅仅在其所承载的文献，还兼有文物、文字等两个方面的研究价值。古籍整理，如何尽可能全面地保存其文物、文献、文字等各方面的研究信息与价值，使我们必须予以严重关注的。
这里首先是一个指导思想的问题。人们在长年的古籍文物修复实践中，提出“整旧如旧”这一指导思想，这无疑是正确的。但如何理解这一思想，则因人而异。上世纪90年代初，中国国家图书馆开始修复敦煌遗书前，我们曾经对此指导思想进行过认真的讨论。我们认为，所谓的“整旧如旧”，不是企图恢复该遗书没有损坏以前的原貌，“如”古代的“旧”。古代的那个“旧”，不可能再恢复。而应尽可能保持该遗书修复前的原貌。所谓“尽可能保持该遗书修复前的原貌”，就是在修复工作中仅仅使该遗书的残破部分得到养护，绝不使遗书其他部分的现有状况产生任何形态上的改变。在修复工作中，要最大限度地保留敦煌遗书文物、文献、文字原有的各种信息，不能使我们的修复工作干扰敦煌遗书原有的研究信息，误导研究者。
古籍影印，应该遵循同样的指导思想。
先举一个周一良先生提到的事情。
《周一良读书题记》1922年《孝经》条，介绍该书为“上海涵芬楼借江阴缪氏藏传是楼影写宋相台本影印”，封面有周叔韬题记，谓：“乙丑十二月得传是楼所藏宋刊本对阅过一过，无一字差。盖宋本刻画精好，故影写时无脱讹，惟小圈间有失写处。刻工姓氏曰寿昌、曰翁凡二人，此本不录。卷末木记为宋本所无，盖从他经移附此后，若不见宋本原书，无以正此失矣。”[1]
由于周叔韬用宋刊原本查核涵芬楼本，略掉了缪氏影写本这一环节。所以，产生周叔韬题记所述问题的原因，到底出于缪氏之影写本，还是出于涵芬楼的影印工作，还是两者不同程度均有问题，有待查考。但因影写或影印而使原书失真，其理则一。
笔者在以往的实践中，在古籍修版问题上，既有过正面的经验，也有过反面的教训。
先讲教训。
众所周知，由任继愈先生主持的《中华大藏经》最初计划以《赵城金藏》为底本影印。因为《赵城金藏》全藏共计6980卷，而中国国家图书馆所藏不足5000卷。《中华大藏经》原计划为百衲本，不足部分可以利用其他藏经的经本补足，故不是问题。当时最大的困难是：为了防止日寇掠夺，当年八路军将《赵城金藏》从广胜寺抢救出来。在战争年代，这批藏经有过藏身煤窑、多次转运等诸多曲折经历，解放初期交送国图时，不少经卷霉烂破损，有些甚至粘结成棍。国图聘请四位装修技师，花费10年功夫完成对它们的修复。但卷面的霉痕、水渍已无法去除，残破的部分也无从补足。因此，国图交给中华大藏经编辑局的缩微胶卷，不少经卷的卷面一片模糊，文字难以辨认[2]。为了尽量利用《赵城金藏》这一稀世孤本，中华藏编辑局当时的思路是：第一，能够修版的，尽量在照片上修版。中华藏编辑局为此付出大量艰辛的劳动，但后来发现问题不少。比如修版人员年轻、视力好，但她们既不懂繁体字，更不懂佛教。于是出现把“菩萨”修成“苦萨”的笑话。为此，我们又安排几位老先生，对修版后的照片逐一校对。即使如此，也不能保证百分之百准确。第二，对版面无法描修的黑坨、残缺，采用《再刻高丽藏》替换。同样出于“尽量利用《赵城金藏》”这一思路，当时的原则的是尽量少换。能换一个字，不换两个字；能换半行，不换一行；能换一行，不换两行；实在不行，才整版替换。由于《赵城金藏》与《再刻高丽藏》都是《开宝藏》的覆刻本，字体相近，版式一致，甚至同一版上诸文字的相对位置也基本相同。所以早期《中华藏》的宣传资料曾称这种修版可达“天衣无缝之效”。
1994年，我在日本访学。某天在一个研究班上，藤枝晃先生提出：《赵城金藏》版片运到大都以后，曾依据《辽藏》修版。我当时请教：这一新观点的依据是什么？藤枝晃先生回答：依据就是中国新出版的《中华大藏经》，上面有明显的修版痕迹。我吃了一惊，连忙说明：《中华大藏经》的修版是中华藏编辑局做的。藤枝晃先生没说什么，表情愕然。回国以后，我向任先生作了汇报，并建议今后不要再讲“《中华藏》以《赵城藏》为底本”，改为“《中华藏》以《赵城藏》为基础，经过修版，形成《中华藏》本”。任先生接受了这一建议，并把这一表述写在他为《中华大藏经·总目》所写的序言中。进而交代我要编纂《中华大藏经》版本目录，向后人交代我们修版、补版的情况。
这里顺便讲一下，前些年某出版社影印出版的《赵城金藏》，实际是将《中华藏》中经过修版的《赵城金藏》部分抽出，重新制版影印，是一部假的《赵城金藏》。如按照该影印本来研究《赵城金藏》，复原《赵城金藏》，是要上当的。
再讲经验。
1982年，笔者随同童玮先生考察云南图书馆藏佛教典籍时，发现32册元代大藏经零本，版别不清。经童玮先生与笔者考订，这是一部前此从来不为人们所知的大藏经。虽然32册零本的版式相同，但从纸张、板框大小考察，这些零本实际是两批印本。那么，这两批印本是否属于同一种藏经呢？
非常凑巧，两批印本各存有一册《大般若波罗蜜多经》卷第二百六十六，其中一卷首尾俱全（属第一批），一卷首存尾残（属第二批）。这两卷经版框宽窄不一，印刷用纸各异。但细审笔划特征则完全一致，连破笔、裂缝乃至栏线的残断都毫发不差。由此证明，这两卷印本是由同一种版片刷印的。也就是说，二批经卷属于同一部藏经。版框宽窄不一，当由于印刷时间先后不同之故。盖木版历时，因各种因素缩版、涨版，使得同一版片印出的书籍版框大小有别，这在古籍中是常见的。后来我们把这批藏经定名为《元官藏》。
如果我们考察的不是原卷，而是影印本。如果该影印本在出版过程中被人修版、描饰板框，则无疑会误导我们的研究。所以，1994年笔者在日本访学时遇到来访的刘俊文先生，当时他正在主持影印《四库全书存目丛书》，向我介绍情况，并说：为了修版、修饰框线，付出了大量劳动。我便叙述了《中华藏》的教训以及在云南的经历，建议他千万不要修版。后来他告诉我，当夜便打电话到国内，停止修版。
总之，古籍影印不宜修版。国内外现在有些古籍影印，残烂处均一任其旧，而将拟补文字用铅字印刷在相应的残烂处天头。我认为这是一种值得提倡的好方法。这种方法既保留了古籍的原貌，又体现了整理者的工作；既向读者提供了完整的古籍信息，也为读者扫清阅读的障碍；这样做，还免除了古籍影印中描版、修版等种种吃力不讨好的工作。
[1]周一良：《周一良读书题记》，海豚出版社，2012年12月，第1～2页。
[2]这与80年代的缩微照相技术水平也有关。笔者其后在国图工作时，曾检视过国图所藏《赵城金藏》。原卷虽有霉烂等情，但文字与霉斑、水渍颜色不同，所有的文字均清晰可辨。但在80年代的缩微胶卷上，由于缺乏层次色差，文字与霉斑、水渍往往模糊一片。
转自https://t.cn/A66Yhtgu
传古楼 https://t.cn/A66S3wUL
利用现代印刷技术影印古籍，滥觞于古人的临摹、拓碑、刻帖、影抄、影刻。与古人的技法相比，现代影印技术可以使常人难得一见的古籍化身千百且惟妙惟肖，既让稀珍古籍更好地为读者服务，又解决古籍的保护与使用这一对矛盾。这对保护与弘扬民族文化、推进学术发展均起到极大的作用。故近百年来，古籍影印已经成为古籍整理的重要方法，各种类型的影印古籍不断推出。
存世古籍在千百年的流传过程中，难免有残破、损坏等情。因此，在出版影印古籍的时候，如何处理其残损处，成为古籍整理、出版界必须面对的一个问题。
上世纪上半叶起，商务印书馆出版了一大批影印古籍，也形成一整套处理残损古籍的模式，其基本方法就是修版。即采用“仿写”、“套字”乃至最费工夫的“手工描润”，尽量恢复古籍残损处的原貌。有的文章介绍，经过这些仿写、套字和手工描润等妙手回春的工序，即便是邋遢本，也能重现精刻风貌。商务印书馆的上述方法，至今仍对古籍的影印出版有着较大的影响，甚至被某些出版社视为古籍影印的规范性做法。
但笔者认为这种方法值得商榷。
影印古籍，贵在“存真”。古籍的价值不仅仅在其所承载的文献，还兼有文物、文字等两个方面的研究价值。古籍整理，如何尽可能全面地保存其文物、文献、文字等各方面的研究信息与价值，使我们必须予以严重关注的。
这里首先是一个指导思想的问题。人们在长年的古籍文物修复实践中，提出“整旧如旧”这一指导思想，这无疑是正确的。但如何理解这一思想，则因人而异。上世纪90年代初，中国国家图书馆开始修复敦煌遗书前，我们曾经对此指导思想进行过认真的讨论。我们认为，所谓的“整旧如旧”，不是企图恢复该遗书没有损坏以前的原貌，“如”古代的“旧”。古代的那个“旧”，不可能再恢复。而应尽可能保持该遗书修复前的原貌。所谓“尽可能保持该遗书修复前的原貌”，就是在修复工作中仅仅使该遗书的残破部分得到养护，绝不使遗书其他部分的现有状况产生任何形态上的改变。在修复工作中，要最大限度地保留敦煌遗书文物、文献、文字原有的各种信息，不能使我们的修复工作干扰敦煌遗书原有的研究信息，误导研究者。
古籍影印，应该遵循同样的指导思想。
先举一个周一良先生提到的事情。
《周一良读书题记》1922年《孝经》条，介绍该书为“上海涵芬楼借江阴缪氏藏传是楼影写宋相台本影印”，封面有周叔韬题记，谓：“乙丑十二月得传是楼所藏宋刊本对阅过一过，无一字差。盖宋本刻画精好，故影写时无脱讹，惟小圈间有失写处。刻工姓氏曰寿昌、曰翁凡二人，此本不录。卷末木记为宋本所无，盖从他经移附此后，若不见宋本原书，无以正此失矣。”[1]
由于周叔韬用宋刊原本查核涵芬楼本，略掉了缪氏影写本这一环节。所以，产生周叔韬题记所述问题的原因，到底出于缪氏之影写本，还是出于涵芬楼的影印工作，还是两者不同程度均有问题，有待查考。但因影写或影印而使原书失真，其理则一。
笔者在以往的实践中，在古籍修版问题上，既有过正面的经验，也有过反面的教训。
先讲教训。
众所周知，由任继愈先生主持的《中华大藏经》最初计划以《赵城金藏》为底本影印。因为《赵城金藏》全藏共计6980卷，而中国国家图书馆所藏不足5000卷。《中华大藏经》原计划为百衲本，不足部分可以利用其他藏经的经本补足，故不是问题。当时最大的困难是：为了防止日寇掠夺，当年八路军将《赵城金藏》从广胜寺抢救出来。在战争年代，这批藏经有过藏身煤窑、多次转运等诸多曲折经历，解放初期交送国图时，不少经卷霉烂破损，有些甚至粘结成棍。国图聘请四位装修技师，花费10年功夫完成对它们的修复。但卷面的霉痕、水渍已无法去除，残破的部分也无从补足。因此，国图交给中华大藏经编辑局的缩微胶卷，不少经卷的卷面一片模糊，文字难以辨认[2]。为了尽量利用《赵城金藏》这一稀世孤本，中华藏编辑局当时的思路是：第一，能够修版的，尽量在照片上修版。中华藏编辑局为此付出大量艰辛的劳动，但后来发现问题不少。比如修版人员年轻、视力好，但她们既不懂繁体字，更不懂佛教。于是出现把“菩萨”修成“苦萨”的笑话。为此，我们又安排几位老先生，对修版后的照片逐一校对。即使如此，也不能保证百分之百准确。第二，对版面无法描修的黑坨、残缺，采用《再刻高丽藏》替换。同样出于“尽量利用《赵城金藏》”这一思路，当时的原则的是尽量少换。能换一个字，不换两个字；能换半行，不换一行；能换一行，不换两行；实在不行，才整版替换。由于《赵城金藏》与《再刻高丽藏》都是《开宝藏》的覆刻本，字体相近，版式一致，甚至同一版上诸文字的相对位置也基本相同。所以早期《中华藏》的宣传资料曾称这种修版可达“天衣无缝之效”。
1994年，我在日本访学。某天在一个研究班上，藤枝晃先生提出：《赵城金藏》版片运到大都以后，曾依据《辽藏》修版。我当时请教：这一新观点的依据是什么？藤枝晃先生回答：依据就是中国新出版的《中华大藏经》，上面有明显的修版痕迹。我吃了一惊，连忙说明：《中华大藏经》的修版是中华藏编辑局做的。藤枝晃先生没说什么，表情愕然。回国以后，我向任先生作了汇报，并建议今后不要再讲“《中华藏》以《赵城藏》为底本”，改为“《中华藏》以《赵城藏》为基础，经过修版，形成《中华藏》本”。任先生接受了这一建议，并把这一表述写在他为《中华大藏经·总目》所写的序言中。进而交代我要编纂《中华大藏经》版本目录，向后人交代我们修版、补版的情况。
这里顺便讲一下，前些年某出版社影印出版的《赵城金藏》，实际是将《中华藏》中经过修版的《赵城金藏》部分抽出，重新制版影印，是一部假的《赵城金藏》。如按照该影印本来研究《赵城金藏》，复原《赵城金藏》，是要上当的。
再讲经验。
1982年，笔者随同童玮先生考察云南图书馆藏佛教典籍时，发现32册元代大藏经零本，版别不清。经童玮先生与笔者考订，这是一部前此从来不为人们所知的大藏经。虽然32册零本的版式相同，但从纸张、板框大小考察，这些零本实际是两批印本。那么，这两批印本是否属于同一种藏经呢？
非常凑巧，两批印本各存有一册《大般若波罗蜜多经》卷第二百六十六，其中一卷首尾俱全（属第一批），一卷首存尾残（属第二批）。这两卷经版框宽窄不一，印刷用纸各异。但细审笔划特征则完全一致，连破笔、裂缝乃至栏线的残断都毫发不差。由此证明，这两卷印本是由同一种版片刷印的。也就是说，二批经卷属于同一部藏经。版框宽窄不一，当由于印刷时间先后不同之故。盖木版历时，因各种因素缩版、涨版，使得同一版片印出的书籍版框大小有别，这在古籍中是常见的。后来我们把这批藏经定名为《元官藏》。
如果我们考察的不是原卷，而是影印本。如果该影印本在出版过程中被人修版、描饰板框，则无疑会误导我们的研究。所以，1994年笔者在日本访学时遇到来访的刘俊文先生，当时他正在主持影印《四库全书存目丛书》，向我介绍情况，并说：为了修版、修饰框线，付出了大量劳动。我便叙述了《中华藏》的教训以及在云南的经历，建议他千万不要修版。后来他告诉我，当夜便打电话到国内，停止修版。
总之，古籍影印不宜修版。国内外现在有些古籍影印，残烂处均一任其旧，而将拟补文字用铅字印刷在相应的残烂处天头。我认为这是一种值得提倡的好方法。这种方法既保留了古籍的原貌，又体现了整理者的工作；既向读者提供了完整的古籍信息，也为读者扫清阅读的障碍；这样做，还免除了古籍影印中描版、修版等种种吃力不讨好的工作。
[1]周一良：《周一良读书题记》，海豚出版社，2012年12月，第1～2页。
[2]这与80年代的缩微照相技术水平也有关。笔者其后在国图工作时，曾检视过国图所藏《赵城金藏》。原卷虽有霉烂等情，但文字与霉斑、水渍颜色不同，所有的文字均清晰可辨。但在80年代的缩微胶卷上，由于缺乏层次色差，文字与霉斑、水渍往往模糊一片。
转自https://t.cn/A66Yhtg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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