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31部队头目为何能逃脱审判？最新证据揭露日美引渡战犯背后的罪恶交易】
北野政次：引渡背后的罪恶交易
1945年8月15日，日本战败投降。而在此之前，731部队就收到了全员撤离的命令，最后几乎整建制撤回日本。然而一名关键成员却留在了中国，这个人就是731部队第二任部队长北野政次。
1942年8月3日至1945年3月1日，北野政次接替石井四郎，担任侵华日军第731部队第二任部队长。1945年3月转任华中派遣军13军军医部长。1945年8月15日，日本战败投降，北野政次在上海被俘，关押在战俘营。此后在美军情报部门的协调下，1946年1月9日北野政次被引渡回日本。美国为何要千方百计地引渡一名日本战犯呢？
侵华日军第731部队罪证陈列馆馆长 金成民：北野作为（曾经的）高层，是唯一一个（日本投降后）731部队在日本以外的人。这个人如果留在中国，一定会受到中国的审判。美国认为这样一个高层，掌握着731部队的核心机密，出任过部队长，对731部队的事实最了解的人，决不能流落到美国以外的地方，所以这个人显得极其重要。所以在情报部门、军界的协调下，用专机、专人把他从上海引渡。所谓的引渡，就是把他保护起来了。
北野政次回到日本后，2月6日接受美军关于细菌战的调查。1947年4月1日，北野政次向美军提交了一份17页的笔供。
在这份笔供的开篇，北野政次就写道：石井四郎中将是731部队的创始人；部队的任务是依照关东军勤务令的规定，进行传染病的预防、各种疫苗的制造补给、给水研究、给水器材制造补给、传染病的研究、防疫给水教育等；除此之外，石井四郎还命令731部队进行了其它方面的研究。
侵华日军第731部队罪证陈列馆馆长 金成民：他（北野政次）说石井四郎对于关东军的勤务未要求的项目进行了研究，也就是说超出了正常的工作的职能，超出的这个事儿是细菌武器的研发。这里面明确写着它是违背人道主义的，事实上他也是等于承认了731部队进行了细菌武器的研发。
除此此外，北野政次的笔供还有731部队人员编制、研究成果、细菌武器介绍等内容，同时北野政次还暗中向美国军方提交过细菌战和人体实验相关情报，并以此为筹码与美国秘密交易，使他在美国的庇护下，逃脱了战后的审判。那么美国为什么与一名细菌战战犯做交易呢？
侵华日军第731部队罪证陈列馆馆长 金成民：它（美国）想知道更多731部队的机密，美国认为这是美国国家安全战略的需要。事实上这也是美国和当时的大国之间的一场博弈，它是一个硝烟的战场结束之后的冷战，所以美国认为这是战略，这是必须做的事情，所以北野就这样顺利会到日本，而且很快的实现了他所谓的自由。
根据档案资料显示，1945年11月至1947年12月，美国从德特里克堡基地先后派出4名调查人员，至少对25名731部队成员进行了问讯，并以豁免战争责任为条件，得到了731部队进行人体实验、细菌实验、细菌战、毒气实验等方面的数据。
在笔供的最后，北野政次表示细菌武器是“脱离了医学的正轨，是一种逆用，违背国际人道主义，不应该使用。”并认为“应当把精力投入到传染病的预防及治疗研究中，为人类造福，意义重大。”而在现实中，北野政次的行为却完全相反。
侵华日军第731部队罪证陈列馆馆长 金成民：北野是1942年8月3日到1945年3月1日担任了731部队长，而在这个期间是731部队所谓的科学研究和细菌武器的研发，包括为此而进行的人体实验数量最多、“成果”最多、规模最大的一个时间段。
金成民表示，通过近年来的跨国取证和档案整理分析，目前已经掌握了部分北野政次担任731部队长期间，假借医学防疫研究之名，通过人体实验秘密开展细菌战相关研究的证据。在1944年出版的《日本传染病学会杂志》中，刊登了一片北野政次《关于流行性出血热的研究》的学术论文，其中有这样一段描述。
△译文：1942年11月6日，在本病流行部队所在的孙吴地区捕捉大量老鼠，收集203只寄生在这些老鼠身上的蜱虫，将其制成乳剂给猴子注射，猴子发病。11月26日将发病猴子的血液注射给第二只猴子，呈现典型发病症状，12月14日剖检时，通过病理组织学观察同样确认了流行性出血热病变，尔后至今得以获得本病毒。
侵华日军第731部队罪证陈列馆馆长 金成民：这里提到说这次实验是1942年的11月6号开始的，他们在当地捕捉了相当多的老鼠，在203只寄生虫的身上提取的一种注射液。他说注（射）到实际上是人，但他上面写的是猴（的身体）。
1947年10月，德特里克堡基地派出埃德温·希尔等人前往日本调查细菌战，并撰写了《希尔报告》，其中记录了北野政次对于此次实验向美军做的供述。
△译文：自1942年11月开始进行人体实验，所有组织送到石川医生处……在日本士兵中，当这种自然疾病首次发现时，死亡率为30%，通过对症治疗，死亡率下降至15%。然而实验病例的死亡率是100%。
供述中，北野政次承认了在研究中进行人体实验，但在他在所发表的论文中，却把实验对象从人替换成猴。金成民介绍：实际上，当时在731部队成员发表的论文中，诸如此类使用“猴”等词语隐瞒人体实验的论文绝非个例，此种掩饰对于医学专业人员来讲可谓一目了然，但此类文章却得以在日本医学界权威学会演讲公开发表，并屡次被专业医学杂志刊载，可见731部队人体实验在当时已然成为日本医学界“公开的秘密”，学界默许了此种违背医学伦理的“学术研究”。在战时军国主义思想和集体暴行的裹挟之下，日本医学界完全背弃了医学伦理和道德准则，此种掩饰也恰恰折射出这些所谓医学专家实施的人体实验并非一时的无意之举，而是扭曲的医学伦理和人性下的自主犯罪。
侵华日军第731部队罪证陈列馆馆长 金成民：日本医学界的精英，他们背离了医学科学应该服务人类的宗旨，也背离了道德的准则和轨道，从事了反人类这样的行为，既满足了他们所谓的科学研究，又助推了细菌战的研发，实际上就是服务了日本的侵略战争。
金成民表示，侵华战争期间，为进行细菌战的研究，日本的医学界和军界始终保持着密切的联系。这一点从北野政次的履历中就可以体现出来。在就任731部队部长之前，1936年8月，北野政次曾被调往当时的满洲医科大学，任微生物学教授。该校创立于1911年，是日本殖民机构“南满洲铁道株式会社”在沈阳设立的私立学校，培养了大批为日本侵略战争服务的医务人员。此次调动的相关档案文件，也在近日首次公开。
侵华日军第731部队罪证陈列馆馆长 金成民：由当时的南满铁道株式会社的社长松冈向日本的陆军省提出了希望能够调北野到满洲医科大学任职。但是这样的一个请求书居然得到了日本陆军大臣的认可，并且报到了日本的内阁，由首相和日本陆军大臣联名上书以报的形式呈递给天皇，获得了天皇的许可，所以这（有个）“可”字。
北野政次在满洲医科大学任教期间一直保留军籍，这在当时实属特例。北野政次以现役军人与医学教授的双重身份，通过军方势力为该校进行人体实验谋取了诸多便利，同时军方也从大学得到细菌战研究及技术层面的协助。在国家的统一协调动员下，学校和科研单位同军队系统形成了当时所谓的军学协同体系，并应用到战争中，这也进一步证明，日本细菌战的实施是自下而上的国家行为，是不容置疑的国家犯罪。
北野政次：引渡背后的罪恶交易
1945年8月15日，日本战败投降。而在此之前，731部队就收到了全员撤离的命令，最后几乎整建制撤回日本。然而一名关键成员却留在了中国，这个人就是731部队第二任部队长北野政次。
1942年8月3日至1945年3月1日，北野政次接替石井四郎，担任侵华日军第731部队第二任部队长。1945年3月转任华中派遣军13军军医部长。1945年8月15日，日本战败投降，北野政次在上海被俘，关押在战俘营。此后在美军情报部门的协调下，1946年1月9日北野政次被引渡回日本。美国为何要千方百计地引渡一名日本战犯呢？
侵华日军第731部队罪证陈列馆馆长 金成民：北野作为（曾经的）高层，是唯一一个（日本投降后）731部队在日本以外的人。这个人如果留在中国，一定会受到中国的审判。美国认为这样一个高层，掌握着731部队的核心机密，出任过部队长，对731部队的事实最了解的人，决不能流落到美国以外的地方，所以这个人显得极其重要。所以在情报部门、军界的协调下，用专机、专人把他从上海引渡。所谓的引渡，就是把他保护起来了。
北野政次回到日本后，2月6日接受美军关于细菌战的调查。1947年4月1日，北野政次向美军提交了一份17页的笔供。
在这份笔供的开篇，北野政次就写道：石井四郎中将是731部队的创始人；部队的任务是依照关东军勤务令的规定，进行传染病的预防、各种疫苗的制造补给、给水研究、给水器材制造补给、传染病的研究、防疫给水教育等；除此之外，石井四郎还命令731部队进行了其它方面的研究。
侵华日军第731部队罪证陈列馆馆长 金成民：他（北野政次）说石井四郎对于关东军的勤务未要求的项目进行了研究，也就是说超出了正常的工作的职能，超出的这个事儿是细菌武器的研发。这里面明确写着它是违背人道主义的，事实上他也是等于承认了731部队进行了细菌武器的研发。
除此此外，北野政次的笔供还有731部队人员编制、研究成果、细菌武器介绍等内容，同时北野政次还暗中向美国军方提交过细菌战和人体实验相关情报，并以此为筹码与美国秘密交易，使他在美国的庇护下，逃脱了战后的审判。那么美国为什么与一名细菌战战犯做交易呢？
侵华日军第731部队罪证陈列馆馆长 金成民：它（美国）想知道更多731部队的机密，美国认为这是美国国家安全战略的需要。事实上这也是美国和当时的大国之间的一场博弈，它是一个硝烟的战场结束之后的冷战，所以美国认为这是战略，这是必须做的事情，所以北野就这样顺利会到日本，而且很快的实现了他所谓的自由。
根据档案资料显示，1945年11月至1947年12月，美国从德特里克堡基地先后派出4名调查人员，至少对25名731部队成员进行了问讯，并以豁免战争责任为条件，得到了731部队进行人体实验、细菌实验、细菌战、毒气实验等方面的数据。
在笔供的最后，北野政次表示细菌武器是“脱离了医学的正轨，是一种逆用，违背国际人道主义，不应该使用。”并认为“应当把精力投入到传染病的预防及治疗研究中，为人类造福，意义重大。”而在现实中，北野政次的行为却完全相反。
侵华日军第731部队罪证陈列馆馆长 金成民：北野是1942年8月3日到1945年3月1日担任了731部队长，而在这个期间是731部队所谓的科学研究和细菌武器的研发，包括为此而进行的人体实验数量最多、“成果”最多、规模最大的一个时间段。
金成民表示，通过近年来的跨国取证和档案整理分析，目前已经掌握了部分北野政次担任731部队长期间，假借医学防疫研究之名，通过人体实验秘密开展细菌战相关研究的证据。在1944年出版的《日本传染病学会杂志》中，刊登了一片北野政次《关于流行性出血热的研究》的学术论文，其中有这样一段描述。
△译文：1942年11月6日，在本病流行部队所在的孙吴地区捕捉大量老鼠，收集203只寄生在这些老鼠身上的蜱虫，将其制成乳剂给猴子注射，猴子发病。11月26日将发病猴子的血液注射给第二只猴子，呈现典型发病症状，12月14日剖检时，通过病理组织学观察同样确认了流行性出血热病变，尔后至今得以获得本病毒。
侵华日军第731部队罪证陈列馆馆长 金成民：这里提到说这次实验是1942年的11月6号开始的，他们在当地捕捉了相当多的老鼠，在203只寄生虫的身上提取的一种注射液。他说注（射）到实际上是人，但他上面写的是猴（的身体）。
1947年10月，德特里克堡基地派出埃德温·希尔等人前往日本调查细菌战，并撰写了《希尔报告》，其中记录了北野政次对于此次实验向美军做的供述。
△译文：自1942年11月开始进行人体实验，所有组织送到石川医生处……在日本士兵中，当这种自然疾病首次发现时，死亡率为30%，通过对症治疗，死亡率下降至15%。然而实验病例的死亡率是100%。
供述中，北野政次承认了在研究中进行人体实验，但在他在所发表的论文中，却把实验对象从人替换成猴。金成民介绍：实际上，当时在731部队成员发表的论文中，诸如此类使用“猴”等词语隐瞒人体实验的论文绝非个例，此种掩饰对于医学专业人员来讲可谓一目了然，但此类文章却得以在日本医学界权威学会演讲公开发表，并屡次被专业医学杂志刊载，可见731部队人体实验在当时已然成为日本医学界“公开的秘密”，学界默许了此种违背医学伦理的“学术研究”。在战时军国主义思想和集体暴行的裹挟之下，日本医学界完全背弃了医学伦理和道德准则，此种掩饰也恰恰折射出这些所谓医学专家实施的人体实验并非一时的无意之举，而是扭曲的医学伦理和人性下的自主犯罪。
侵华日军第731部队罪证陈列馆馆长 金成民：日本医学界的精英，他们背离了医学科学应该服务人类的宗旨，也背离了道德的准则和轨道，从事了反人类这样的行为，既满足了他们所谓的科学研究，又助推了细菌战的研发，实际上就是服务了日本的侵略战争。
金成民表示，侵华战争期间，为进行细菌战的研究，日本的医学界和军界始终保持着密切的联系。这一点从北野政次的履历中就可以体现出来。在就任731部队部长之前，1936年8月，北野政次曾被调往当时的满洲医科大学，任微生物学教授。该校创立于1911年，是日本殖民机构“南满洲铁道株式会社”在沈阳设立的私立学校，培养了大批为日本侵略战争服务的医务人员。此次调动的相关档案文件，也在近日首次公开。
侵华日军第731部队罪证陈列馆馆长 金成民：由当时的南满铁道株式会社的社长松冈向日本的陆军省提出了希望能够调北野到满洲医科大学任职。但是这样的一个请求书居然得到了日本陆军大臣的认可，并且报到了日本的内阁，由首相和日本陆军大臣联名上书以报的形式呈递给天皇，获得了天皇的许可，所以这（有个）“可”字。
北野政次在满洲医科大学任教期间一直保留军籍，这在当时实属特例。北野政次以现役军人与医学教授的双重身份，通过军方势力为该校进行人体实验谋取了诸多便利，同时军方也从大学得到细菌战研究及技术层面的协助。在国家的统一协调动员下，学校和科研单位同军队系统形成了当时所谓的军学协同体系，并应用到战争中，这也进一步证明，日本细菌战的实施是自下而上的国家行为，是不容置疑的国家犯罪。
【“逐书事件”与独译莎剧——梁实秋在青岛的两件旧事】梁实秋是我国著名散文家、文学批评家、学者，但许多人知晓他，也许还是因为他与鲁迅那场持续良久、轰轰烈烈的“笔仗”。论战之广，涉及人性、教育、阶级等诸多话题；论战之久，更近十个年头。
少为人知的是，这场“笔仗”，其实给他带来了不小的人生困扰。其中之一，就是他出走上海旅居青岛以求平静生活的愿望没有完全实现。
从1930年受聘国立青岛大学到1934年离开，梁实秋旅居青岛的四年间，双方论战的硝烟一直没有消散，特别是“逐书事件”的发生，更使得两人结下了新的“梁子”。
1930年的青岛，是梁实秋走出“人性论争”尴尬处境的庇护所。来青岛之前，梁实秋在上海的生活极不平静。
1926年，他的一篇《现代中国文学之浪漫的趋势》激起千层浪。在“国破山河在”的危急时刻，梁实秋却抱着艺术至上、文艺自由的观念，宣扬文艺的自由独立性，这无疑与时代的要求相悖。他无意间卷入了那场分不清是政治还是学术的激烈争斗，深以孤立无援为苦，厌倦了文坛争斗的梁实秋渐萌逃意。
恰逢此时，国立青岛大学校长杨振声到上海来延揽教授，正巧碰到刚刚辞去武汉大学文学院院长职务的闻一多，并通过胡适、闻一多认识了梁实秋、沈从文等人。杨振声求贤若渴，一遇闻、梁，便坚邀他们到青岛任教。在专程去青岛“半日游览”和“一席饮宴”之后，梁实秋接受了国立青岛大学的聘书。
虽然远离上海，但树欲静而风不止，与鲁迅的论战，风波再起，并伴随了梁实秋在青岛的始终。
鲁迅和梁实秋的论战是20世纪30年代中国文坛的一个重大事件。梁实秋比鲁迅小22岁，一少一老，从1926年开始笔战，一个以《新月》《益世报·文学周刊》为阵地，一个以《萌芽》《语丝》为阵地，一直到1936年鲁迅逝世，两人论战长达近10年，笔战的文章125篇、50余万字。
梁实秋到国立青岛大学执教后，论战硝烟未散。臧克家曾回忆说：“同学们知道梁和鲁迅先生经常论争，在课堂上向他发问，他笑而不答，用粉笔在黑板上写下四个大字：鲁迅与牛（1930年1月10日上海《新月》月刊第2卷第11期刊载了梁实秋的《鲁迅与牛》一文，阐述了他与鲁迅论战的缘起，此举意在让同学们从文中去找答案）。同学们莞尔而笑，梁实秋神情自若。”
1932年春在国立青岛大学发生的“逐书事件”，更是让二人的关系雪上加霜。梁实秋时任国立青岛大学图书馆馆长，主持成立了图书委员会，绝大多数成员都是新月派，对当时左翼文坛推重的书籍往往不能认同。被进步青年奉为精神导师的鲁迅作品，在这里并没有得到重视，以至于传出梁实秋将鲁迅作品从图书馆中清除的传言，所谓的“逐书事件”便爆发了。
鲁迅曾两次提及该事件，亦可见其对此事耿耿于怀。他在《“题未定”草》一文中写道“梁实秋教授充当什么图书馆的主任时，听说也曾将我的许多译作驱逐出境”。他在为曹靖华翻译的《苏联作家七人集》所作的序言中再次叫屈：“梁实秋教授掌青岛大学图书馆时，将我的译作驱除。”
关于此事，梁实秋在《关于鲁迅》一文中辩解：“我首先声明，我个人并不赞成把他的作品列为禁书。我生平最服膺伏尔德的一句话：‘我不赞成你说的话，但我拼死拥护你说你的话的自由。’我对鲁迅亦复如是……我曾经在一个大学（国立青岛大学）里兼任过一个时期的图书馆馆长，书架上列有若干从前遗留下的低级的黄色书刊，我觉得这有损大学的尊严，于是令人取去注销，大约有数十册的样子，鲁迅的若干作品并不在内。但是这件事立刻有人传到上海，以讹传讹，硬说是我把鲁迅及其他‘左倾’作品一律焚毁了，鲁迅自己也很高兴地利用这一虚伪情报，派作我的罪状之一！其实完全没有这样的一回事。宣传自宣传，事实自事实。”
直到20世纪80年代末，还有人就“逐书事件”问臧克家。他回答说：“我想不会的，也是不可能的。”算是为梁实秋作了最好的证言。
虽为论敌，但对鲁迅的评价，梁实秋也表现了可贵的公允。1936年10月19日，鲁迅在上海逝世。第二日的《世界日报》发表了对梁实秋的专访文章，回忆了与鲁迅的文字因缘，并对其文学成就不吝赞美：“先生在文学方面，为中国文坛上最有力之作家，余与其立场虽稍有不同，而其文笔之卓绝，则实令余钦服。现先生逝世，为中国文坛之最大损失，盖后人恐无能补其缺者。”
1934年7月，梁实秋应王平陵之约，将与鲁迅等左翼文人论争的文章中的31篇，结集为《偏见集》，该书由正中书局出版，成为他的一本较重要的文学论集。
除了论战带来的困扰，梁实秋的青岛岁月也有宁静的一面。特别是，以一人之力翻译了《莎士比亚全集》，成为国内完成该项成就的第一人。
在国立青岛大学，梁实秋担任外文系主任兼图书馆馆长，教学与学术并举。他虽是留洋出身，却不喜洋服，夏季常穿的是长衫，秋冬则穿一身丝织棉袍，严冬时节是棉袍外面加套一件皮袍，而且颜色都淡雅不俗，颇具谦谦君子之风。
臧克家回忆：“记得，1930年我考入国立青岛大学（二年后改为山东大学），入的是您做主任的英文系。您面白而丰，夏天绸衫飘飘，风度翩翩。”他还回忆说：“当时外文系主任梁实秋先生，胖胖白皙的面庞，讲课干净利落。”
梁实秋授课时间观念极强，对此他的学生记忆颇深。他上课，永远是铃声未息已走进教室，坐下就讲，不疾不徐，绝无赘语。下课铃声方振，恰好讲到一个段落，铃声未毕，已步出课堂。他常对同事和学生讲：“上课时一分钟也不能浪费，课间是学生活动和休息的时间，一分钟也不容侵犯，故尔上下课必须准时。”但一堂课的内容倘若记录下来，都是一篇组织紧密、内容充实的论文，课后重温它，也足够思索两三个小时。
1932年8月，梁实秋为国立青岛大学外文系三年级的学生首开了“莎士比亚”课，他是国内最早把莎士比亚引入大学课堂的学者之一。同时，在胡适的发动下，开始了“莎士比亚”翻译工作。
如果说梁实秋这一辈子只崇拜过一个人，那么这个人一定是胡适；如果说梁实秋只对一个人感恩，那么这个人也一定是胡适。走上译莎之路，也是起自胡适的倡议。
梁实秋和胡适的交往始于1927年在上海共同参加“新月社”期间。胡适是“新月社”的精神领袖，梁实秋是最年轻的参与者之一。1930年，任中华教育基金会董事会主任的胡适，倡导成立“莎士比亚的戏剧全集翻译会”，决定翻译《莎士比亚全集》。
1930年8月，胡适应杨振声之邀访问国立青岛大学。其间他住在宋春舫家里，参观了宋的藏书楼“褐木庐”。大量戏剧书籍珍藏其中，包括莎士比亚的多部剧作，仅《哈姆雷特》一书就有五国文字的版本。
随后，胡适便提议闻一多、梁实秋翻译《莎士比亚全集》。同年12月23日，胡适致梁实秋的信中谈及了译莎士比亚一事，其中写道：“……拟请一多与你，与通伯、志摩五人商酌翻译Shakespeare（莎士比亚）全集的事，期以五年十年，要成一部莎氏集定本。”
1931年1月5日，胡适复信梁实秋，又谈此事：“我可以来青岛一游，约在一月十七八日，定期后当电告……志摩昨日到平，赞成译莎翁事。”就在当月24日，胡适来到青岛开始筹划《莎士比亚全集》翻译的事务，在与杨振声、闻一多、梁实秋等人讨论后，决定用散文体翻译莎士比亚全集，但部分作品可试用韵文体。
胡适最初拟定的莎翁翻译办法，决定由闻一多、梁实秋、陈通伯、叶公超、徐志摩五人组成翻译莎翁全集委员会，并拟请闻一多为主任；暂定五年全部完成（约计每人每半年，可译成一部）。信中还提议徐志摩试译《罗密欧与朱丽叶》，叶公超试译《威尼斯商人》，陈源试译《皆大欢喜》，闻一多试译《哈姆雷特》，梁实秋试译《马克白》。
可惜，这项大工程最终没能如愿由几位大译家共同参与完成。据梁实秋后来回忆：“通伯不肯参加，志摩在二十年十一月里就不幸逝世，公超、一多志不在此，结果只剩下了我一个人孤独的开始这漫长艰巨的工作。”
对于译莎，梁实秋从一开始态度便十分积极。当时，他除了每周教十二小时课之外，就开始着手翻译。他曾说：“我开始的时候参考资料是如何的贫乏！我那时有的只是一股热心，我想愚公可以移山，我也一步一步地去做，做多少算多少，至少对于我自己是件有益的工作。”
在兼任图书馆馆长期间，他广泛搜集莎士比亚戏剧书籍资料，还亲自到上海为图书馆选购图书，建立了莎士比亚图书室。最早译成的《哈姆雷特》《马克白》《李尔王》《奥赛罗》《威尼斯商人》《如愿》《暴风雨》在1936年5月至11月由商务印书馆陆续出版。而《仲夏夜之梦》因抗战后通货膨胀，没有出版。后来，他又译了《亨利四世》上下篇。梁实秋成为名副其实的中国独自翻译《莎士比亚全集》的第一人。
总结梁实秋这个成就，可以看出，从外文系主任兼图书馆馆长的工作岗位得益不小，这也算是青岛给他的最重要的馈赠之一吧。
1934年，梁实秋的好友胡适任北京大学文学院院长，邀请梁实秋到北京大学任外文系研究教授兼系主任。消息在山东大学传开，山东大学群情不满，外文系师生联名向北京大学提出抗议。抗议信在青岛当时的《民报》上曾有刊载：“敝系经梁实秋先生主持开办，同学夙受陶冶，爱戴正殷……群情迫遑，北平素为文化区域，人才较多，至希鉴谅，另行延聘，以慰渴望。”恳切之情跃然纸上。
三十岁出头的青年教授，工作四年，博得全系师生如此深情的挽留，足见梁实秋教学育人工作之成效。几经磋商后，胡适发来一封电报说：“梁实秋先生主持山大外文系四年，成绩显著，已有基础。现北大外文系亟待梁先生来此帮助，恳请暂时借用两年……”
1934年夏，山东大学外文系全体学生，在青岛奇园饭店为梁实秋举行了饯别宴会。
晚年在台湾的梁实秋对青岛怀有特殊的眷恋之情。青岛文史学家鲁海曾说，梁实秋晚年描写青岛的回忆文章，至少有40余篇，字里行间都流露出对这座城市的喜爱。
1983年，梁实秋的大女儿梁文茜带着父亲的委托，重回青岛寻梦。梁实秋更是将女儿梁文茜从青岛海水浴场捧来的一瓶沙子置于案头，视为珍品。1987年10月台湾当局放宽到大陆禁戒后，梁实秋大喜，计划到大陆探亲。但11月3日，梁实秋因突发心脏病逝世，重返青岛最终成了一桩难了的遗憾。（大众日报）
少为人知的是，这场“笔仗”，其实给他带来了不小的人生困扰。其中之一，就是他出走上海旅居青岛以求平静生活的愿望没有完全实现。
从1930年受聘国立青岛大学到1934年离开，梁实秋旅居青岛的四年间，双方论战的硝烟一直没有消散，特别是“逐书事件”的发生，更使得两人结下了新的“梁子”。
1930年的青岛，是梁实秋走出“人性论争”尴尬处境的庇护所。来青岛之前，梁实秋在上海的生活极不平静。
1926年，他的一篇《现代中国文学之浪漫的趋势》激起千层浪。在“国破山河在”的危急时刻，梁实秋却抱着艺术至上、文艺自由的观念，宣扬文艺的自由独立性，这无疑与时代的要求相悖。他无意间卷入了那场分不清是政治还是学术的激烈争斗，深以孤立无援为苦，厌倦了文坛争斗的梁实秋渐萌逃意。
恰逢此时，国立青岛大学校长杨振声到上海来延揽教授，正巧碰到刚刚辞去武汉大学文学院院长职务的闻一多，并通过胡适、闻一多认识了梁实秋、沈从文等人。杨振声求贤若渴，一遇闻、梁，便坚邀他们到青岛任教。在专程去青岛“半日游览”和“一席饮宴”之后，梁实秋接受了国立青岛大学的聘书。
虽然远离上海，但树欲静而风不止，与鲁迅的论战，风波再起，并伴随了梁实秋在青岛的始终。
鲁迅和梁实秋的论战是20世纪30年代中国文坛的一个重大事件。梁实秋比鲁迅小22岁，一少一老，从1926年开始笔战，一个以《新月》《益世报·文学周刊》为阵地，一个以《萌芽》《语丝》为阵地，一直到1936年鲁迅逝世，两人论战长达近10年，笔战的文章125篇、50余万字。
梁实秋到国立青岛大学执教后，论战硝烟未散。臧克家曾回忆说：“同学们知道梁和鲁迅先生经常论争，在课堂上向他发问，他笑而不答，用粉笔在黑板上写下四个大字：鲁迅与牛（1930年1月10日上海《新月》月刊第2卷第11期刊载了梁实秋的《鲁迅与牛》一文，阐述了他与鲁迅论战的缘起，此举意在让同学们从文中去找答案）。同学们莞尔而笑，梁实秋神情自若。”
1932年春在国立青岛大学发生的“逐书事件”，更是让二人的关系雪上加霜。梁实秋时任国立青岛大学图书馆馆长，主持成立了图书委员会，绝大多数成员都是新月派，对当时左翼文坛推重的书籍往往不能认同。被进步青年奉为精神导师的鲁迅作品，在这里并没有得到重视，以至于传出梁实秋将鲁迅作品从图书馆中清除的传言，所谓的“逐书事件”便爆发了。
鲁迅曾两次提及该事件，亦可见其对此事耿耿于怀。他在《“题未定”草》一文中写道“梁实秋教授充当什么图书馆的主任时，听说也曾将我的许多译作驱逐出境”。他在为曹靖华翻译的《苏联作家七人集》所作的序言中再次叫屈：“梁实秋教授掌青岛大学图书馆时，将我的译作驱除。”
关于此事，梁实秋在《关于鲁迅》一文中辩解：“我首先声明，我个人并不赞成把他的作品列为禁书。我生平最服膺伏尔德的一句话：‘我不赞成你说的话，但我拼死拥护你说你的话的自由。’我对鲁迅亦复如是……我曾经在一个大学（国立青岛大学）里兼任过一个时期的图书馆馆长，书架上列有若干从前遗留下的低级的黄色书刊，我觉得这有损大学的尊严，于是令人取去注销，大约有数十册的样子，鲁迅的若干作品并不在内。但是这件事立刻有人传到上海，以讹传讹，硬说是我把鲁迅及其他‘左倾’作品一律焚毁了，鲁迅自己也很高兴地利用这一虚伪情报，派作我的罪状之一！其实完全没有这样的一回事。宣传自宣传，事实自事实。”
直到20世纪80年代末，还有人就“逐书事件”问臧克家。他回答说：“我想不会的，也是不可能的。”算是为梁实秋作了最好的证言。
虽为论敌，但对鲁迅的评价，梁实秋也表现了可贵的公允。1936年10月19日，鲁迅在上海逝世。第二日的《世界日报》发表了对梁实秋的专访文章，回忆了与鲁迅的文字因缘，并对其文学成就不吝赞美：“先生在文学方面，为中国文坛上最有力之作家，余与其立场虽稍有不同，而其文笔之卓绝，则实令余钦服。现先生逝世，为中国文坛之最大损失，盖后人恐无能补其缺者。”
1934年7月，梁实秋应王平陵之约，将与鲁迅等左翼文人论争的文章中的31篇，结集为《偏见集》，该书由正中书局出版，成为他的一本较重要的文学论集。
除了论战带来的困扰，梁实秋的青岛岁月也有宁静的一面。特别是，以一人之力翻译了《莎士比亚全集》，成为国内完成该项成就的第一人。
在国立青岛大学，梁实秋担任外文系主任兼图书馆馆长，教学与学术并举。他虽是留洋出身，却不喜洋服，夏季常穿的是长衫，秋冬则穿一身丝织棉袍，严冬时节是棉袍外面加套一件皮袍，而且颜色都淡雅不俗，颇具谦谦君子之风。
臧克家回忆：“记得，1930年我考入国立青岛大学（二年后改为山东大学），入的是您做主任的英文系。您面白而丰，夏天绸衫飘飘，风度翩翩。”他还回忆说：“当时外文系主任梁实秋先生，胖胖白皙的面庞，讲课干净利落。”
梁实秋授课时间观念极强，对此他的学生记忆颇深。他上课，永远是铃声未息已走进教室，坐下就讲，不疾不徐，绝无赘语。下课铃声方振，恰好讲到一个段落，铃声未毕，已步出课堂。他常对同事和学生讲：“上课时一分钟也不能浪费，课间是学生活动和休息的时间，一分钟也不容侵犯，故尔上下课必须准时。”但一堂课的内容倘若记录下来，都是一篇组织紧密、内容充实的论文，课后重温它，也足够思索两三个小时。
1932年8月，梁实秋为国立青岛大学外文系三年级的学生首开了“莎士比亚”课，他是国内最早把莎士比亚引入大学课堂的学者之一。同时，在胡适的发动下，开始了“莎士比亚”翻译工作。
如果说梁实秋这一辈子只崇拜过一个人，那么这个人一定是胡适；如果说梁实秋只对一个人感恩，那么这个人也一定是胡适。走上译莎之路，也是起自胡适的倡议。
梁实秋和胡适的交往始于1927年在上海共同参加“新月社”期间。胡适是“新月社”的精神领袖，梁实秋是最年轻的参与者之一。1930年，任中华教育基金会董事会主任的胡适，倡导成立“莎士比亚的戏剧全集翻译会”，决定翻译《莎士比亚全集》。
1930年8月，胡适应杨振声之邀访问国立青岛大学。其间他住在宋春舫家里，参观了宋的藏书楼“褐木庐”。大量戏剧书籍珍藏其中，包括莎士比亚的多部剧作，仅《哈姆雷特》一书就有五国文字的版本。
随后，胡适便提议闻一多、梁实秋翻译《莎士比亚全集》。同年12月23日，胡适致梁实秋的信中谈及了译莎士比亚一事，其中写道：“……拟请一多与你，与通伯、志摩五人商酌翻译Shakespeare（莎士比亚）全集的事，期以五年十年，要成一部莎氏集定本。”
1931年1月5日，胡适复信梁实秋，又谈此事：“我可以来青岛一游，约在一月十七八日，定期后当电告……志摩昨日到平，赞成译莎翁事。”就在当月24日，胡适来到青岛开始筹划《莎士比亚全集》翻译的事务，在与杨振声、闻一多、梁实秋等人讨论后，决定用散文体翻译莎士比亚全集，但部分作品可试用韵文体。
胡适最初拟定的莎翁翻译办法，决定由闻一多、梁实秋、陈通伯、叶公超、徐志摩五人组成翻译莎翁全集委员会，并拟请闻一多为主任；暂定五年全部完成（约计每人每半年，可译成一部）。信中还提议徐志摩试译《罗密欧与朱丽叶》，叶公超试译《威尼斯商人》，陈源试译《皆大欢喜》，闻一多试译《哈姆雷特》，梁实秋试译《马克白》。
可惜，这项大工程最终没能如愿由几位大译家共同参与完成。据梁实秋后来回忆：“通伯不肯参加，志摩在二十年十一月里就不幸逝世，公超、一多志不在此，结果只剩下了我一个人孤独的开始这漫长艰巨的工作。”
对于译莎，梁实秋从一开始态度便十分积极。当时，他除了每周教十二小时课之外，就开始着手翻译。他曾说：“我开始的时候参考资料是如何的贫乏！我那时有的只是一股热心，我想愚公可以移山，我也一步一步地去做，做多少算多少，至少对于我自己是件有益的工作。”
在兼任图书馆馆长期间，他广泛搜集莎士比亚戏剧书籍资料，还亲自到上海为图书馆选购图书，建立了莎士比亚图书室。最早译成的《哈姆雷特》《马克白》《李尔王》《奥赛罗》《威尼斯商人》《如愿》《暴风雨》在1936年5月至11月由商务印书馆陆续出版。而《仲夏夜之梦》因抗战后通货膨胀，没有出版。后来，他又译了《亨利四世》上下篇。梁实秋成为名副其实的中国独自翻译《莎士比亚全集》的第一人。
总结梁实秋这个成就，可以看出，从外文系主任兼图书馆馆长的工作岗位得益不小，这也算是青岛给他的最重要的馈赠之一吧。
1934年，梁实秋的好友胡适任北京大学文学院院长，邀请梁实秋到北京大学任外文系研究教授兼系主任。消息在山东大学传开，山东大学群情不满，外文系师生联名向北京大学提出抗议。抗议信在青岛当时的《民报》上曾有刊载：“敝系经梁实秋先生主持开办，同学夙受陶冶，爱戴正殷……群情迫遑，北平素为文化区域，人才较多，至希鉴谅，另行延聘，以慰渴望。”恳切之情跃然纸上。
三十岁出头的青年教授，工作四年，博得全系师生如此深情的挽留，足见梁实秋教学育人工作之成效。几经磋商后，胡适发来一封电报说：“梁实秋先生主持山大外文系四年，成绩显著，已有基础。现北大外文系亟待梁先生来此帮助，恳请暂时借用两年……”
1934年夏，山东大学外文系全体学生，在青岛奇园饭店为梁实秋举行了饯别宴会。
晚年在台湾的梁实秋对青岛怀有特殊的眷恋之情。青岛文史学家鲁海曾说，梁实秋晚年描写青岛的回忆文章，至少有40余篇，字里行间都流露出对这座城市的喜爱。
1983年，梁实秋的大女儿梁文茜带着父亲的委托，重回青岛寻梦。梁实秋更是将女儿梁文茜从青岛海水浴场捧来的一瓶沙子置于案头，视为珍品。1987年10月台湾当局放宽到大陆禁戒后，梁实秋大喜，计划到大陆探亲。但11月3日，梁实秋因突发心脏病逝世，重返青岛最终成了一桩难了的遗憾。（大众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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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儿童教育心理学》D3
今天看书看到关于左撇子的内容，想想自己总是有意无意喜欢用左手，和妈妈聊了聊确认了我就是被纠正过的左撇子…再查了查被纠正过的左撇子对他们有什么坏处…之前很多的一些生理上的反应，比如经常头痛，容易结巴，这些就说的通了…害，坦然接受，勤加训练，尽量让自己的表达能力再好一点[并不简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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养一个孩子好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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