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子说老子#
《小子说老子》第十一章•胡适的解读与问题
这里，小子要引入提倡过“大胆地假设、小心地求证”治学方法的民国大师胡适先生对此一章节的理解，来看看民国时期公认的思想家、哲学家对这一章节是怎样理解的。
《胡适留学日记·卷四》记录如下：
【五三、读《老子》“三十辐共一毂”：
（七月七日）（小子注：此处为“民国三年七月七日”，即1914年，此时胡适23岁）
“三十辐共一毂，当其无有车之用。埏埴以为器，当其无有器之用。凿户牖以为室，当其无有室之用。故有之以为利，无之以为用”（《老子》十一章）。
此章王辅嗣注不甚明晓。陆德明《音义》“当（丁浪反）无有车（音居）”，则以当字作抵字解，而“当其无有车之用”作一气读，言抵其无车时之用也。此解亦不甚明晓。
吾以为“当（平声）其无（一读），有车之用（句）。”谓辐辏于而成车，而用车之时，每一辐皆成之一部分，即皆成车之一部分，用车者但知是车，不复知有单独之辐矣，故当其无辐之时，乃有车之用。
“埏埴以为器（句），当其无（读），有器之用（句）。”成器之后，已无复有埴，即埴在器之中矣。室成之后，户牖但为室之一部分，不复成——之户牖矣。譬之积民而成国，国立之日，其民都成某国之民，已非复前此自由独立无所统辖之个人矣。故国有外患，其民不惜捐生命财产以捍御之，知有国不复知有己身也。故多民之无身，乃始有国（此为近世黑格尔（Hegelian）一派之社会说国家说，所以救十八世纪之极端个人主义也）。此说似较明显，故记之。
王荆公有《老子论》 （《临川集》六十八卷） ，中解《老子》第十一章甚辩，可资参证。（四年七月廿三日记）（小子注：即1915年，此时胡适24岁）
此说穿凿可笑，此“无”即空处也。吾当时在校中受黑格尔派影响甚大，故有此谬说。——六年三月自记。（小子注：“民国六年三月”即1917年，此时胡适26岁）】
以上，是民国大师胡适先生在其《胡适留学日记·卷四》中的完整记录，摘录于此，也请读者朋友们自行思考。
需要说明的是，很明显，胡适先生对老子《道德经》的这个第十一章节，是花了很大心思思考的。为什么这样说呢？因为胡适先生分别在1914年、1915年、1917年三年时间里，也就是说在他23岁、24岁、26岁三个时间段，都曾关注与思考过这“第十一章节”的内涵。
这三个阶段的记录过程，同时也说明，在这个问题上，胡适先生的思想态度，是有很大变化的。
为此，小子又特别查询资料，找到了王安石的《临川集·卷六十八》，其文记载如下：
“其书曰：‘三十辐共一毂，当其无，有车之用。’夫毂辐之用，固在于车之无用，然工之琢削未尝及于无者，盖无出于自然之力，可以无与也。今之治车者，知治其毂辐而未尝及于无也，然而车以成者，盖毂辐具，则无必为用矣。如其知无为用，而不治毂辐，则为车之术固已疏矣。今知无之为车用，无之为天下用，然不知所以为用也。故无之所以为车用者，以有毂辐也；无之所以为天下用者，以有礼、乐、刑、政也。如其废毂辐于车，废礼、乐、刑、政于天下，而坐求其无之为用也，则亦近于愚矣。”
由此可以看出，胡适先生对这“第十一章节”确实是非常关注的，也同时说明他对这一章节的内涵，是有“种种疑惑”的。讲难听一点，就是胡适“也不清楚”这一章到底讲什么，故他找到了王安石对这一章节的“注解”。
胡适说“王荆公有《老子论》，中解《老子》第十一章甚辩，可资参证”，说明胡适还是比较赞同王安石的观点，所以，他引用了王安石的注解“可资参证”，来证明他在“民国三年七月七日”的说法是有道理的。
但是，又过了两年时间，时间转向了“民国六年三月”即1917年时，胡适则又在日记中增加文字记录：“此说穿凿可笑，此‘无’即空处也。吾当时在校中受黑格尔派影响甚大，故有此谬说。——六年三月自记。”
也就是说，到了1917年胡适26岁时，他给他曾经日记中对这一章节的评价是“此说穿凿可笑”、“有此谬说”。说明他完全“推翻”了他自己曾经的“理解”。
但是，胡适先生又接着来了一句：“吾当时在校中受黑格尔派影响甚大，故有此谬说。”也就是推脱说，他是因为受黑格尔派影响，才导致“有此谬说”。
那么，问题来了，这是胡适之错呢？还是“黑格尔派”之错呢？
为什么小子在这里，要引入这么一大段，似乎与《道德经》的解读无关的内容呢？小子是为了说明，人在不同时期，不同环境下的“思想改观”，也可以说是“思想境界”的差异。好比这里的“胡适”就是如此，他推翻了自己以前的“观点”。
当然，不得不说，胡适先生能在23岁、24岁、26岁这个年龄段，能对老子的《道德经》有深刻感悟，确实说明他有超凡的思想与才华。但是，纵然如此，又或者他后来成为了民国一代大师、一代思想家、一代学者，可是，这些头衔并不能代表他的理解就足够正确与深刻的。
至少，这里所说的问题，就是一个例证，说明了胡适先生是读不懂老子《道德经》的啊，或者说，胡适对老子《道德经》的领悟境界，还是比较浅显的。
我在本书的“第五章”的解读中，也曾引用过胡适先生在《中国哲学史大纲》（1917年）的有关文字。我当时就说是——“胡适先生的‘胡说’”：“这里只能说胡适先生自己没有明白老子的话而已……这同样只能说胡适先生读不懂《道德经》，实在是胡适‘胡说’。”
可以说，这是小子对胡适先生之于“中国哲学”的整体评价；在这个层面讲，胡适先生对“中国哲学”的了解是不够深入的，甚至可以说，是完全没有入门。
又据资料查询，据说胡适先生的《中国哲学史大纲》，原本是他在美国哥伦比亚大学留学时的博士论文《中国古代哲学方法之进化史》，并且是他1917年在北京大学教授《中国哲学史》时的“讲义”。在1918年7月又经过整理，8月由蔡元培作序，最后由上海商务印书馆在1919年2月出版并引起轰动。
如果参合上面引用的《胡适留学日记·卷四》中的完整记录，则说明此《中国哲学史大纲》一书较其日记时间“民国六年三月”即1917年相差无几。由此也可以基本推断，在此书出版的大致时间中，胡适整体对老子思想，或对《道德经》思想是有着巨大的误解的。故此需要引起我们后世学者足够的重视与警视。
为什么小子在此处，要重点强调胡适先生的这个“不起眼”的学术问题呢？
这里，并不是有意针对胡适先生本人，而是因为胡适先生对“中国哲学”的错误理解，对中国文化本质产生了“严重曲解”。
一方面，因为这是胡适先生在美国哥伦比亚大学留学时的博士论文，这是对外的“英文论文”，是向美国学术界或英语体系界介绍“中国哲学”的“著名论文”，这会导致西方社会严重误解“中国哲学”与中国文化；这可能直接导致西方（或者西方学者）对中国传统文化的错误理解导向，乃至误解“中国人的思维方式”。也可以说，这是一个“百年误解”。
另一方面，胡适先生又曾将其作为在北京大学教授《中国哲学史》时的“讲义”，也可以推断说，他至少影响了当时中国一大批高级知识分子（北大学生），令他们对“中国哲学”与“中国文化”产生了“误解”与“曲解”。这也是“中国哲学”与“中国文化”的一大损失。
后世评价《中国哲学史大纲》时说，其书给当时的中国学术界展示了现代学术的研究方法。不可否认的是，胡适先生的研究确实有其当时的历史意义与价值，但与此同时，他也将“中国哲学”与“中国文化”深深地“曲解”了，而分发给中国人乃至全世界。
所以，这一问题，应该引起后世学者的重视与警视。也有可能，不仅仅世界误解了“中国哲学”与“中国文化”，而且许多中国人自己（包括胡适先生）也有可能一直误解了“中国哲学”与“中国文化”。而我们的历史，往往就是在这样的种种误会中向前发展……
（注：此段关于胡适先生论述《道德经》第十一章节的文字内容，为小子于2020年1月10日夜所增添文字。
因为写作此书的上、下部间隔时间较长，当初此章节的文字解读仅1500字左右，为了增加一些字数，以免显得此章节解读的字数不足，故另作特别补充。
又因为小子近期恰好阅读到《胡适留学日记》中关于对老子《道德经》“第十一章”的内容解读，故引用于此，但确实也是因缘巧合，才作此补充，否则即没有补充的必要。
当然，小子也可以作其他另外的义理补充，反正读者朋友阅读到文章的时候也未必知道。但是，小子决定，仍然要引用胡适先生的日记内容作为一个补充，也可以为读者朋友们提供另一种“解读”的“思考方法”。
数年以前，小子当时有说法是：“而是直接从事物之‘利用’方面而看‘有’与‘无’。”当时虽有写，但并没有深入阐述，故显得较为浅显。数年以后，小子对此处的“利用”一说，又有了更深刻的“理解”，故不免有所感受。
但是，小子现在已决定，不再作另外的“理解”补充，也就是说，继续保留本人在2013年7月1日当时的写作内容；无论思想深浅，都作为本人在25岁时的思想记录。
为什么如此呢？一方面原因是，每个人在不同年龄段的思想领悟是有所不同的，小子本人是如此，胡适先生也是如此，至少胡适先生自己的日记过程在此处就是一个证明。
（据说，胡适先生在有生之年，曾一再承诺，要将《中国哲学史大纲》的下半卷完成，可是却始终没有完成。所以，小子也不知胡适先生的“下半卷”要如何写作，或许他也准备有所更改，也不一定呢。）
另一方面原因是，每个人对文字的领悟力，也是有所不同的，不同的人感受文字的思想境界也有所不同。这就好比，在禅宗的许多公案里，同样是相同的一句话，有的人能开悟，有的人是迷悟。而关于这些问题，小子在本书后面的章节中，也都是有所表述的，有心的读者朋友，自己可以进一步深思。
至于小子本人在2020年1月10日时的新的“理解”是什么呢？可想而知的是，当有读者朋友阅读到本书时，早已不是什么2020年1月10日了。所以，知道那个“理解”，也没有什么用。但是，请不要轻视了这个，因为这就是人生，这就是大道的表现之一。还有会者否？一笑！）
《小子说老子》第十一章•胡适的解读与问题
这里，小子要引入提倡过“大胆地假设、小心地求证”治学方法的民国大师胡适先生对此一章节的理解，来看看民国时期公认的思想家、哲学家对这一章节是怎样理解的。
《胡适留学日记·卷四》记录如下：
【五三、读《老子》“三十辐共一毂”：
（七月七日）（小子注：此处为“民国三年七月七日”，即1914年，此时胡适23岁）
“三十辐共一毂，当其无有车之用。埏埴以为器，当其无有器之用。凿户牖以为室，当其无有室之用。故有之以为利，无之以为用”（《老子》十一章）。
此章王辅嗣注不甚明晓。陆德明《音义》“当（丁浪反）无有车（音居）”，则以当字作抵字解，而“当其无有车之用”作一气读，言抵其无车时之用也。此解亦不甚明晓。
吾以为“当（平声）其无（一读），有车之用（句）。”谓辐辏于而成车，而用车之时，每一辐皆成之一部分，即皆成车之一部分，用车者但知是车，不复知有单独之辐矣，故当其无辐之时，乃有车之用。
“埏埴以为器（句），当其无（读），有器之用（句）。”成器之后，已无复有埴，即埴在器之中矣。室成之后，户牖但为室之一部分，不复成——之户牖矣。譬之积民而成国，国立之日，其民都成某国之民，已非复前此自由独立无所统辖之个人矣。故国有外患，其民不惜捐生命财产以捍御之，知有国不复知有己身也。故多民之无身，乃始有国（此为近世黑格尔（Hegelian）一派之社会说国家说，所以救十八世纪之极端个人主义也）。此说似较明显，故记之。
王荆公有《老子论》 （《临川集》六十八卷） ，中解《老子》第十一章甚辩，可资参证。（四年七月廿三日记）（小子注：即1915年，此时胡适24岁）
此说穿凿可笑，此“无”即空处也。吾当时在校中受黑格尔派影响甚大，故有此谬说。——六年三月自记。（小子注：“民国六年三月”即1917年，此时胡适26岁）】
以上，是民国大师胡适先生在其《胡适留学日记·卷四》中的完整记录，摘录于此，也请读者朋友们自行思考。
需要说明的是，很明显，胡适先生对老子《道德经》的这个第十一章节，是花了很大心思思考的。为什么这样说呢？因为胡适先生分别在1914年、1915年、1917年三年时间里，也就是说在他23岁、24岁、26岁三个时间段，都曾关注与思考过这“第十一章节”的内涵。
这三个阶段的记录过程，同时也说明，在这个问题上，胡适先生的思想态度，是有很大变化的。
为此，小子又特别查询资料，找到了王安石的《临川集·卷六十八》，其文记载如下：
“其书曰：‘三十辐共一毂，当其无，有车之用。’夫毂辐之用，固在于车之无用，然工之琢削未尝及于无者，盖无出于自然之力，可以无与也。今之治车者，知治其毂辐而未尝及于无也，然而车以成者，盖毂辐具，则无必为用矣。如其知无为用，而不治毂辐，则为车之术固已疏矣。今知无之为车用，无之为天下用，然不知所以为用也。故无之所以为车用者，以有毂辐也；无之所以为天下用者，以有礼、乐、刑、政也。如其废毂辐于车，废礼、乐、刑、政于天下，而坐求其无之为用也，则亦近于愚矣。”
由此可以看出，胡适先生对这“第十一章节”确实是非常关注的，也同时说明他对这一章节的内涵，是有“种种疑惑”的。讲难听一点，就是胡适“也不清楚”这一章到底讲什么，故他找到了王安石对这一章节的“注解”。
胡适说“王荆公有《老子论》，中解《老子》第十一章甚辩，可资参证”，说明胡适还是比较赞同王安石的观点，所以，他引用了王安石的注解“可资参证”，来证明他在“民国三年七月七日”的说法是有道理的。
但是，又过了两年时间，时间转向了“民国六年三月”即1917年时，胡适则又在日记中增加文字记录：“此说穿凿可笑，此‘无’即空处也。吾当时在校中受黑格尔派影响甚大，故有此谬说。——六年三月自记。”
也就是说，到了1917年胡适26岁时，他给他曾经日记中对这一章节的评价是“此说穿凿可笑”、“有此谬说”。说明他完全“推翻”了他自己曾经的“理解”。
但是，胡适先生又接着来了一句：“吾当时在校中受黑格尔派影响甚大，故有此谬说。”也就是推脱说，他是因为受黑格尔派影响，才导致“有此谬说”。
那么，问题来了，这是胡适之错呢？还是“黑格尔派”之错呢？
为什么小子在这里，要引入这么一大段，似乎与《道德经》的解读无关的内容呢？小子是为了说明，人在不同时期，不同环境下的“思想改观”，也可以说是“思想境界”的差异。好比这里的“胡适”就是如此，他推翻了自己以前的“观点”。
当然，不得不说，胡适先生能在23岁、24岁、26岁这个年龄段，能对老子的《道德经》有深刻感悟，确实说明他有超凡的思想与才华。但是，纵然如此，又或者他后来成为了民国一代大师、一代思想家、一代学者，可是，这些头衔并不能代表他的理解就足够正确与深刻的。
至少，这里所说的问题，就是一个例证，说明了胡适先生是读不懂老子《道德经》的啊，或者说，胡适对老子《道德经》的领悟境界，还是比较浅显的。
我在本书的“第五章”的解读中，也曾引用过胡适先生在《中国哲学史大纲》（1917年）的有关文字。我当时就说是——“胡适先生的‘胡说’”：“这里只能说胡适先生自己没有明白老子的话而已……这同样只能说胡适先生读不懂《道德经》，实在是胡适‘胡说’。”
可以说，这是小子对胡适先生之于“中国哲学”的整体评价；在这个层面讲，胡适先生对“中国哲学”的了解是不够深入的，甚至可以说，是完全没有入门。
又据资料查询，据说胡适先生的《中国哲学史大纲》，原本是他在美国哥伦比亚大学留学时的博士论文《中国古代哲学方法之进化史》，并且是他1917年在北京大学教授《中国哲学史》时的“讲义”。在1918年7月又经过整理，8月由蔡元培作序，最后由上海商务印书馆在1919年2月出版并引起轰动。
如果参合上面引用的《胡适留学日记·卷四》中的完整记录，则说明此《中国哲学史大纲》一书较其日记时间“民国六年三月”即1917年相差无几。由此也可以基本推断，在此书出版的大致时间中，胡适整体对老子思想，或对《道德经》思想是有着巨大的误解的。故此需要引起我们后世学者足够的重视与警视。
为什么小子在此处，要重点强调胡适先生的这个“不起眼”的学术问题呢？
这里，并不是有意针对胡适先生本人，而是因为胡适先生对“中国哲学”的错误理解，对中国文化本质产生了“严重曲解”。
一方面，因为这是胡适先生在美国哥伦比亚大学留学时的博士论文，这是对外的“英文论文”，是向美国学术界或英语体系界介绍“中国哲学”的“著名论文”，这会导致西方社会严重误解“中国哲学”与中国文化；这可能直接导致西方（或者西方学者）对中国传统文化的错误理解导向，乃至误解“中国人的思维方式”。也可以说，这是一个“百年误解”。
另一方面，胡适先生又曾将其作为在北京大学教授《中国哲学史》时的“讲义”，也可以推断说，他至少影响了当时中国一大批高级知识分子（北大学生），令他们对“中国哲学”与“中国文化”产生了“误解”与“曲解”。这也是“中国哲学”与“中国文化”的一大损失。
后世评价《中国哲学史大纲》时说，其书给当时的中国学术界展示了现代学术的研究方法。不可否认的是，胡适先生的研究确实有其当时的历史意义与价值，但与此同时，他也将“中国哲学”与“中国文化”深深地“曲解”了，而分发给中国人乃至全世界。
所以，这一问题，应该引起后世学者的重视与警视。也有可能，不仅仅世界误解了“中国哲学”与“中国文化”，而且许多中国人自己（包括胡适先生）也有可能一直误解了“中国哲学”与“中国文化”。而我们的历史，往往就是在这样的种种误会中向前发展……
（注：此段关于胡适先生论述《道德经》第十一章节的文字内容，为小子于2020年1月10日夜所增添文字。
因为写作此书的上、下部间隔时间较长，当初此章节的文字解读仅1500字左右，为了增加一些字数，以免显得此章节解读的字数不足，故另作特别补充。
又因为小子近期恰好阅读到《胡适留学日记》中关于对老子《道德经》“第十一章”的内容解读，故引用于此，但确实也是因缘巧合，才作此补充，否则即没有补充的必要。
当然，小子也可以作其他另外的义理补充，反正读者朋友阅读到文章的时候也未必知道。但是，小子决定，仍然要引用胡适先生的日记内容作为一个补充，也可以为读者朋友们提供另一种“解读”的“思考方法”。
数年以前，小子当时有说法是：“而是直接从事物之‘利用’方面而看‘有’与‘无’。”当时虽有写，但并没有深入阐述，故显得较为浅显。数年以后，小子对此处的“利用”一说，又有了更深刻的“理解”，故不免有所感受。
但是，小子现在已决定，不再作另外的“理解”补充，也就是说，继续保留本人在2013年7月1日当时的写作内容；无论思想深浅，都作为本人在25岁时的思想记录。
为什么如此呢？一方面原因是，每个人在不同年龄段的思想领悟是有所不同的，小子本人是如此，胡适先生也是如此，至少胡适先生自己的日记过程在此处就是一个证明。
（据说，胡适先生在有生之年，曾一再承诺，要将《中国哲学史大纲》的下半卷完成，可是却始终没有完成。所以，小子也不知胡适先生的“下半卷”要如何写作，或许他也准备有所更改，也不一定呢。）
另一方面原因是，每个人对文字的领悟力，也是有所不同的，不同的人感受文字的思想境界也有所不同。这就好比，在禅宗的许多公案里，同样是相同的一句话，有的人能开悟，有的人是迷悟。而关于这些问题，小子在本书后面的章节中，也都是有所表述的，有心的读者朋友，自己可以进一步深思。
至于小子本人在2020年1月10日时的新的“理解”是什么呢？可想而知的是，当有读者朋友阅读到本书时，早已不是什么2020年1月10日了。所以，知道那个“理解”，也没有什么用。但是，请不要轻视了这个，因为这就是人生，这就是大道的表现之一。还有会者否？一笑！）
#方志动态# 小康回眸老物件 | 我家的“购煤凭证”
随着改革开放，如今城市居民的生活燃料已全面进入“气”与“电”的时代。然而，自上世纪50年代起，南京市民曾经度过了漫长使用“柴”“煤”的阶段。今天，我们在享受着现代化的生活模式时，忘不了曾经的那一段艰苦岁月。
50 年代初，南京市民的生活燃料主要还是用柴火。那时，几乎家家户户都有柴火灶。有条件的人家砌有灶台，可放置两、三口大铁锅，在两口锅间置上一个盛水的铁罐，可以利用柴火的余热温水。灶台上高高的烟囱伸出房顶，不仅可以将烟导出屋外，还可以加快空气流通，起着助燃作用。
南京这座百万以上人口的大城市，周边多是丘陵和平原， 柴草的供应毕竟有限。随着城市人口的激增，“柴”改“煤”是必然趋势。据史料记载：早在清道光元年（1812），南京城出现了第一家煤炭店。在以后的近百年中，南京的煤炭业发展几乎处在停滞状态。
直到1940 年代后期，煤炭店开始供应一种机制的小煤球，由于当时的煤球炉过于简陋且使用不便，故并不受市民欢迎。1950 年代初中期，相适应的煤球炉问世，加上柴草供应的缺乏， 南京市民才逐步摒弃了柴火灶， 开始使用起煤球炉来。此时的煤球类似“白果”样的扁圆状、约鸡蛋大小的小煤球，是用煤粉掺入少量黄泥，用机器压制而成的。1958 年前后，蜂窝煤的问世，小煤球逐渐淘汰，南京市民的生活燃料开始进入了“ 蜂窝煤”的时代。
“蜂窝煤”，南京人称之“煤墼”。起初的煤墼为圆柱体，高120 毫米，直径140 毫米，12 个上下贯通的14毫米直径的圆孔，按2∶4∶4∶2分成4排匀称排列。煤墼是用无烟煤粉碎后，掺入少量的水、石灰与黄泥压制而成的。多年以来，制作煤墼都是手工操作。将煤料放入模型里， 用铁锤砸上十几下，成型脱模后放到边上晾晒至七、八成干，方可出售，这一过程被称之为：“打煤墼”。
当年，每个区都设有燃料公司，下属若干个煤炭店。笔者上学所经过的白下路与太平南路口（即今市公安局出入境管理所位置）就有一爿较大的煤炭店。煤炭店往往都是前店后厂，一堆备制好的煤料周边围坐着十几个打煤工，乒乒乓乓声不绝于耳，隔个几十米都能听到。
计划经济的年代里，煤墼是定量供应的，起初是发购煤证，后改为发煤票。单人家庭每月 80 块、2～3 人的 100 块、4～5人的120 块、5 人以上的150 块。
到煤墼店买煤，每块煤加点钱，就可以送煤上门。为了省钱，煤墼店还可给购煤者免费提供小推车或是箩筐，让购煤者自行运回家，但必须先要将购煤证押在店里。送煤工也是蛮辛苦的，满车的煤拉到居民家门口，足足有五六十斤重的煤墼，送到用户家的炉灶旁并依次码整齐。住在二楼以上的人家，就得全家出动自行搬煤上楼了。
本不值钱的煤墼，在当年也是蛮稀罕的。每家每户都会想方设法节约一些储存起来。除了防备雨雪天刚买的湿煤无法烧以外， 还要为冬季烤火备上一些。若是家中有近郊农村亲戚的话，用自行车载上一筐煤墼送人，可是非常实在的礼物喔。在近郊插队的子女，回乡下时， 也会带上一些煤墼。单位同事或邻里间将用不完的煤墼计划相互赠送，也算不小的一份人情。
到了1970年代的中后期，由于南京石油化工的发展，一种新型民用生活燃料液化石油气出现，市场上有了 10 公斤与 15 公斤两种灌装液化气供应，南京人称其“煤气包”。
液化气的出现，彻底改变了传统生活燃料的使用模式，其高效清洁、使用方便等优越性，是 “柴”“煤”所无法比拟的。然而，由于液化气的产量有限，无法满足市场的需求。故而，液化气并没有能迅速完全替代煤墼，而是“气”与“煤”并存了20 多年。几年后，南京城区开始逐步给有条件的住户安装管道液化气，也因此在玄武湖畔竖起了两个巨大的绿色“煤气罐”。
随着改革开放，城市建设的步伐加快，新建的楼房大多通上了管道液化气。天然气的“西气东输”，管道液化气全被更加高效清洁的天然气所替代。
从“柴火灶”“小煤球”，到“蜂窝煤”与“煤气包”，再到如今的“管道天然气”与“家用电器” 的广泛使用，从一个侧面折射出改革开放以来的社会发展和进步，也给我们这一代人留下了挥之不去的记忆。
（文章节选自《南京史志》）
拟稿：左中仪
审核：陆惠娣
发布：梁 刚
随着改革开放，如今城市居民的生活燃料已全面进入“气”与“电”的时代。然而，自上世纪50年代起，南京市民曾经度过了漫长使用“柴”“煤”的阶段。今天，我们在享受着现代化的生活模式时，忘不了曾经的那一段艰苦岁月。
50 年代初，南京市民的生活燃料主要还是用柴火。那时，几乎家家户户都有柴火灶。有条件的人家砌有灶台，可放置两、三口大铁锅，在两口锅间置上一个盛水的铁罐，可以利用柴火的余热温水。灶台上高高的烟囱伸出房顶，不仅可以将烟导出屋外，还可以加快空气流通，起着助燃作用。
南京这座百万以上人口的大城市，周边多是丘陵和平原， 柴草的供应毕竟有限。随着城市人口的激增，“柴”改“煤”是必然趋势。据史料记载：早在清道光元年（1812），南京城出现了第一家煤炭店。在以后的近百年中，南京的煤炭业发展几乎处在停滞状态。
直到1940 年代后期，煤炭店开始供应一种机制的小煤球，由于当时的煤球炉过于简陋且使用不便，故并不受市民欢迎。1950 年代初中期，相适应的煤球炉问世，加上柴草供应的缺乏， 南京市民才逐步摒弃了柴火灶， 开始使用起煤球炉来。此时的煤球类似“白果”样的扁圆状、约鸡蛋大小的小煤球，是用煤粉掺入少量黄泥，用机器压制而成的。1958 年前后，蜂窝煤的问世，小煤球逐渐淘汰，南京市民的生活燃料开始进入了“ 蜂窝煤”的时代。
“蜂窝煤”，南京人称之“煤墼”。起初的煤墼为圆柱体，高120 毫米，直径140 毫米，12 个上下贯通的14毫米直径的圆孔，按2∶4∶4∶2分成4排匀称排列。煤墼是用无烟煤粉碎后，掺入少量的水、石灰与黄泥压制而成的。多年以来，制作煤墼都是手工操作。将煤料放入模型里， 用铁锤砸上十几下，成型脱模后放到边上晾晒至七、八成干，方可出售，这一过程被称之为：“打煤墼”。
当年，每个区都设有燃料公司，下属若干个煤炭店。笔者上学所经过的白下路与太平南路口（即今市公安局出入境管理所位置）就有一爿较大的煤炭店。煤炭店往往都是前店后厂，一堆备制好的煤料周边围坐着十几个打煤工，乒乒乓乓声不绝于耳，隔个几十米都能听到。
计划经济的年代里，煤墼是定量供应的，起初是发购煤证，后改为发煤票。单人家庭每月 80 块、2～3 人的 100 块、4～5人的120 块、5 人以上的150 块。
到煤墼店买煤，每块煤加点钱，就可以送煤上门。为了省钱，煤墼店还可给购煤者免费提供小推车或是箩筐，让购煤者自行运回家，但必须先要将购煤证押在店里。送煤工也是蛮辛苦的，满车的煤拉到居民家门口，足足有五六十斤重的煤墼，送到用户家的炉灶旁并依次码整齐。住在二楼以上的人家，就得全家出动自行搬煤上楼了。
本不值钱的煤墼，在当年也是蛮稀罕的。每家每户都会想方设法节约一些储存起来。除了防备雨雪天刚买的湿煤无法烧以外， 还要为冬季烤火备上一些。若是家中有近郊农村亲戚的话，用自行车载上一筐煤墼送人，可是非常实在的礼物喔。在近郊插队的子女，回乡下时， 也会带上一些煤墼。单位同事或邻里间将用不完的煤墼计划相互赠送，也算不小的一份人情。
到了1970年代的中后期，由于南京石油化工的发展，一种新型民用生活燃料液化石油气出现，市场上有了 10 公斤与 15 公斤两种灌装液化气供应，南京人称其“煤气包”。
液化气的出现，彻底改变了传统生活燃料的使用模式，其高效清洁、使用方便等优越性，是 “柴”“煤”所无法比拟的。然而，由于液化气的产量有限，无法满足市场的需求。故而，液化气并没有能迅速完全替代煤墼，而是“气”与“煤”并存了20 多年。几年后，南京城区开始逐步给有条件的住户安装管道液化气，也因此在玄武湖畔竖起了两个巨大的绿色“煤气罐”。
随着改革开放，城市建设的步伐加快，新建的楼房大多通上了管道液化气。天然气的“西气东输”，管道液化气全被更加高效清洁的天然气所替代。
从“柴火灶”“小煤球”，到“蜂窝煤”与“煤气包”，再到如今的“管道天然气”与“家用电器” 的广泛使用，从一个侧面折射出改革开放以来的社会发展和进步，也给我们这一代人留下了挥之不去的记忆。
（文章节选自《南京史志》）
拟稿：左中仪
审核：陆惠娣
发布：梁 刚
#古代中国#
【清明上河图】
中国十大传世名画之一。为北宋风俗画，北宋画家张择端仅见的存世精品，属国宝级文物，现藏于北京故宫博物院。
清明上河图宽24.8厘米、长528.7厘米，绢本设色。作品以长卷形式，采用散点透视构图法，生动记录了中国十二世纪北宋都城东京（又称汴京，今河南开封）的城市面貌和当时社会各阶层人民的生活状况，是北宋时期都城汴京当年繁荣的见证，也是北宋城市经济情况的写照。
这在中国乃至世界绘画史上都是独一无二的。在五米多长的画卷里，共绘了数量庞大的各色人物，牛、骡、驴等牲畜，车、轿、大小船只，房屋、桥梁、城楼等各有特色，体现了宋代建筑的特征。具有很高的历史价值和艺术价值。《清明上河图》虽然场面热闹，但表现的并非繁荣市景，而是一幅带有忧患意识的“盛世危图”，官兵懒散税务重。
从《清明上河图》中可以看到几个非常鲜明的艺术特色：此画用笔兼工带写，设色淡雅，不同一般的界画，即所谓“别成家数”。构图采用鸟瞰式全景法，真实而又集中概括地描绘了当时汴京东南城角这一典型的区域。作者用传统的手卷形式，采取“散点透视法”组织画面。画面长而不冗，繁而不乱，严密紧凑，如一气呵成。画中所摄取的景物，大至寂静的原野，浩瀚的河流，高耸的城郭；小到舟车里的人物，摊贩上的陈设货物，市招上的文字，丝毫不失。画面中，穿插着各种情节，组织得有错落有致，同时又具有情趣。
内容丰富，描绘东西繁多。《清明上河图》在表现手法上，以不断移动视点的办法，即“散点透视法”来摄取所需的景象。大到广阔的原野、浩瀚的河流、高耸的城郭，细到舟车上的钉铆、摊贩上的小商品、市招上的文字，和谐的组织成统一整体，在画中有仕、农、商、医、卜、僧、道、胥吏、妇女、儿童、篙师、缆夫等人物及驴、牛、骆驼等牲畜。有赶集、买卖、闲逛、饮酒、聚谈、推舟、拉车、乘轿、骑马等情节。画中大街小巷，店铺林立，酒店、茶馆、点心铺等百肆杂陈，还有城楼、河港、桥梁、货船，官府宅第和茅棚村舍密集。
关于《清明上河图》中画有的人数，说法不一，常见的有500余人说（白寿彝《中国通史》） 、815人说（汤友常数米法）、1695人说（齐藤谦《拙堂文话·卷八》），此外各种牲畜六十多匹，木船二十多只，房屋楼阁三十多栋，推车乘轿也有二十多件，各种说法较为一致。如此丰富多彩的内容，为历代古画中所罕见。各色人物从事的各种活动，不仅衣着不同，神情气质也各异而且穿插安排着各种活动，其间充满着戏剧性的情节冲突，令观者看罢，饶有无穷回味。
结构严谨，繁而不乱，长而不冗，段落分明。可贵的是，如此丰富多彩的内容，主体突出，首尾呼应，全卷浑然一体。画中每个人物、景象、细节，都安排得合情合理，疏密、繁简、动静、聚散等画面关系，处理得恰到好处，达到繁而不杂，多而不乱。充分表现了画家对社会生活的深刻洞察力和高度的画面组织和控制能力。从内容看，此画属于风俗画，也具有风俗画的特点。在技法上，大手笔与精细的手笔相结合。善于选择那些既具有形象性和富于诗情画意，又具本质特征的事物、场面及情节加以表现。十分细致入微的生活观察，刻划每一位人物、道具。每个人各有身份，各有神态，各有情节。房屋、桥梁等建筑结构严谨，描绘一笔不苟。车马船只面面俱到，谨小而不失全貌，不失其势。比如船只上的物件、钉铆方式，甚至结绳系扣都交待得一清二楚，令人叹为观止。
流传
1101年， 张择端作《清明上河图》被收入御府。宋徽宗赵佶在卷首题五签，并加盖双龙小印（已佚）。
1127 年，靖康之变后，《清明上河图》卷入金人地区。
1186 年，（金）张著、张公药、郦权、王磵（jiàn ）、张世积等题跋于图后。
1260年，元朝建立后，《清明上河图》被收入秘府。为官匠装池者以赝本偷换出宫。售予某贵官，中途又为保管人偷售给杭州陈彦廉。
1351年，杨准从陈处购得，题长跋记述始末。次年，江西刘汉从杨准处获观，为之题跋，誉为“精艺绝伦”。
1365年， （元）李祁，记图为静山周氏家。
1461年前后， （明）吴宽题称，图在大理寺卿朱鹤坡家。“朱公云：‘此图有稿本，在张英公家。’”
1451 年，（明）李东阳在图后两次题写长跋，详记画面内容和在明代中朝流传始末：弘治以后，固归华盖殿大学土徐溥所有。徐临终时，赠李东阳。
1524年，图归兵部尚书陆完。陆作题记。陆完死后，其子售予昆山顾鼎臣家，不久，归相国严嵩、严世蕃父子。在此期间，社会上流传很多关于严篙父子借《清明上河图》打击、陷害都御史王忬（yu）的传闻，并被时人收入笔记著作中。严嵩败，家产被籍没，图入宫廷。
1578年， （明）司礼监冯保跋。图由内府转入冯保之手。
1644年， 入清以后，图先后为陆费墀、毕沅等人收藏。
1799年， 毕沅死后第四年，家产被籍没，图被收入清宫，并著录于《石渠宝笈三编》。
1911年以后，《清明上河图》连同其他珍贵书画一起，被清末代皇帝溥仪以赏溥杰为名盗出宫外，先存在天津租界内的张园内。
1921年，溥仪以赏赐溥杰为名，将《清明上河图》等文物偷运出宫，由天津转长春伪满皇宫。
1932年，溥仪在日本人扶植下，建立伪满洲国，于是这幅名画又被带到长春，存在伪皇宫东院图书楼中。
1945年8月，第二次世界大战接近尾声，日本侵略者的末日也到了。溥仪和他的日本主子一见大事不好，便乘飞机逃往大栗子沟，伪满皇宫因失火而一片狼藉。混乱之中，有不少人便趁机进宫“抢洋捞”，伪皇宫的大批珍贵之物便在这场动乱中流散到了民间，其中，就有《清明上河图》。在通化被截获。将图存放于东北博物馆，后拨交北京故宫博物院。
1948年，中国人民解放军解放了长春。解放军干部张克威通过当地干部收集到伪满皇宫流散出去的珍贵字画十余卷，其中就有《清明上河图》。
1949年，张克威同志调到东北行政委员会工作，临行前他将这十余幅卷轴交给了当时开辟东北革命根据地的主要负责人之一林枫同志。《清明上河图》经林枫之手进了东北博物馆，后来又调到北京故宫博物院珍存。
2015年9月8日至11月8日，“石渠宝笈特展”将在故宫的武英殿展出，长528厘米的北宋张择端《清明上河图》全卷铺开陈列。10年前，为了庆祝故宫博物院80岁生日，这幅作品曾经展出过。之后这10年，这幅图只在香港和日本展出过，但都未曾全展开。
【清明上河图】
中国十大传世名画之一。为北宋风俗画，北宋画家张择端仅见的存世精品，属国宝级文物，现藏于北京故宫博物院。
清明上河图宽24.8厘米、长528.7厘米，绢本设色。作品以长卷形式，采用散点透视构图法，生动记录了中国十二世纪北宋都城东京（又称汴京，今河南开封）的城市面貌和当时社会各阶层人民的生活状况，是北宋时期都城汴京当年繁荣的见证，也是北宋城市经济情况的写照。
这在中国乃至世界绘画史上都是独一无二的。在五米多长的画卷里，共绘了数量庞大的各色人物，牛、骡、驴等牲畜，车、轿、大小船只，房屋、桥梁、城楼等各有特色，体现了宋代建筑的特征。具有很高的历史价值和艺术价值。《清明上河图》虽然场面热闹，但表现的并非繁荣市景，而是一幅带有忧患意识的“盛世危图”，官兵懒散税务重。
从《清明上河图》中可以看到几个非常鲜明的艺术特色：此画用笔兼工带写，设色淡雅，不同一般的界画，即所谓“别成家数”。构图采用鸟瞰式全景法，真实而又集中概括地描绘了当时汴京东南城角这一典型的区域。作者用传统的手卷形式，采取“散点透视法”组织画面。画面长而不冗，繁而不乱，严密紧凑，如一气呵成。画中所摄取的景物，大至寂静的原野，浩瀚的河流，高耸的城郭；小到舟车里的人物，摊贩上的陈设货物，市招上的文字，丝毫不失。画面中，穿插着各种情节，组织得有错落有致，同时又具有情趣。
内容丰富，描绘东西繁多。《清明上河图》在表现手法上，以不断移动视点的办法，即“散点透视法”来摄取所需的景象。大到广阔的原野、浩瀚的河流、高耸的城郭，细到舟车上的钉铆、摊贩上的小商品、市招上的文字，和谐的组织成统一整体，在画中有仕、农、商、医、卜、僧、道、胥吏、妇女、儿童、篙师、缆夫等人物及驴、牛、骆驼等牲畜。有赶集、买卖、闲逛、饮酒、聚谈、推舟、拉车、乘轿、骑马等情节。画中大街小巷，店铺林立，酒店、茶馆、点心铺等百肆杂陈，还有城楼、河港、桥梁、货船，官府宅第和茅棚村舍密集。
关于《清明上河图》中画有的人数，说法不一，常见的有500余人说（白寿彝《中国通史》） 、815人说（汤友常数米法）、1695人说（齐藤谦《拙堂文话·卷八》），此外各种牲畜六十多匹，木船二十多只，房屋楼阁三十多栋，推车乘轿也有二十多件，各种说法较为一致。如此丰富多彩的内容，为历代古画中所罕见。各色人物从事的各种活动，不仅衣着不同，神情气质也各异而且穿插安排着各种活动，其间充满着戏剧性的情节冲突，令观者看罢，饶有无穷回味。
结构严谨，繁而不乱，长而不冗，段落分明。可贵的是，如此丰富多彩的内容，主体突出，首尾呼应，全卷浑然一体。画中每个人物、景象、细节，都安排得合情合理，疏密、繁简、动静、聚散等画面关系，处理得恰到好处，达到繁而不杂，多而不乱。充分表现了画家对社会生活的深刻洞察力和高度的画面组织和控制能力。从内容看，此画属于风俗画，也具有风俗画的特点。在技法上，大手笔与精细的手笔相结合。善于选择那些既具有形象性和富于诗情画意，又具本质特征的事物、场面及情节加以表现。十分细致入微的生活观察，刻划每一位人物、道具。每个人各有身份，各有神态，各有情节。房屋、桥梁等建筑结构严谨，描绘一笔不苟。车马船只面面俱到，谨小而不失全貌，不失其势。比如船只上的物件、钉铆方式，甚至结绳系扣都交待得一清二楚，令人叹为观止。
流传
1101年， 张择端作《清明上河图》被收入御府。宋徽宗赵佶在卷首题五签，并加盖双龙小印（已佚）。
1127 年，靖康之变后，《清明上河图》卷入金人地区。
1186 年，（金）张著、张公药、郦权、王磵（jiàn ）、张世积等题跋于图后。
1260年，元朝建立后，《清明上河图》被收入秘府。为官匠装池者以赝本偷换出宫。售予某贵官，中途又为保管人偷售给杭州陈彦廉。
1351年，杨准从陈处购得，题长跋记述始末。次年，江西刘汉从杨准处获观，为之题跋，誉为“精艺绝伦”。
1365年， （元）李祁，记图为静山周氏家。
1461年前后， （明）吴宽题称，图在大理寺卿朱鹤坡家。“朱公云：‘此图有稿本，在张英公家。’”
1451 年，（明）李东阳在图后两次题写长跋，详记画面内容和在明代中朝流传始末：弘治以后，固归华盖殿大学土徐溥所有。徐临终时，赠李东阳。
1524年，图归兵部尚书陆完。陆作题记。陆完死后，其子售予昆山顾鼎臣家，不久，归相国严嵩、严世蕃父子。在此期间，社会上流传很多关于严篙父子借《清明上河图》打击、陷害都御史王忬（yu）的传闻，并被时人收入笔记著作中。严嵩败，家产被籍没，图入宫廷。
1578年， （明）司礼监冯保跋。图由内府转入冯保之手。
1644年， 入清以后，图先后为陆费墀、毕沅等人收藏。
1799年， 毕沅死后第四年，家产被籍没，图被收入清宫，并著录于《石渠宝笈三编》。
1911年以后，《清明上河图》连同其他珍贵书画一起，被清末代皇帝溥仪以赏溥杰为名盗出宫外，先存在天津租界内的张园内。
1921年，溥仪以赏赐溥杰为名，将《清明上河图》等文物偷运出宫，由天津转长春伪满皇宫。
1932年，溥仪在日本人扶植下，建立伪满洲国，于是这幅名画又被带到长春，存在伪皇宫东院图书楼中。
1945年8月，第二次世界大战接近尾声，日本侵略者的末日也到了。溥仪和他的日本主子一见大事不好，便乘飞机逃往大栗子沟，伪满皇宫因失火而一片狼藉。混乱之中，有不少人便趁机进宫“抢洋捞”，伪皇宫的大批珍贵之物便在这场动乱中流散到了民间，其中，就有《清明上河图》。在通化被截获。将图存放于东北博物馆，后拨交北京故宫博物院。
1948年，中国人民解放军解放了长春。解放军干部张克威通过当地干部收集到伪满皇宫流散出去的珍贵字画十余卷，其中就有《清明上河图》。
1949年，张克威同志调到东北行政委员会工作，临行前他将这十余幅卷轴交给了当时开辟东北革命根据地的主要负责人之一林枫同志。《清明上河图》经林枫之手进了东北博物馆，后来又调到北京故宫博物院珍存。
2015年9月8日至11月8日，“石渠宝笈特展”将在故宫的武英殿展出，长528厘米的北宋张择端《清明上河图》全卷铺开陈列。10年前，为了庆祝故宫博物院80岁生日，这幅作品曾经展出过。之后这10年，这幅图只在香港和日本展出过，但都未曾全展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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