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上世纪末，印度大城市的防疫与恐慌 | 早读
1894年春天，光绪二十年，岁次甲午。香港爆发了严重的腺鼠疫。这次腺鼠疫自广州传入，在官方的材料中，是年香港人罹患鼠疫者2679人，死亡2552人。1894年成为香港历史上因鼠疫死亡最多的年份。
5月10日，根据香港卫生委员会的建议，港英政府宣布香港为疫区港口，即行封港。但马上遭到华人的集体抵制。为了发现每一个患者，港府“派兵逐户搜查华人房屋，每隔十天搜查一次，市民深受其扰”，港府又以“不合卫生”为由，将全港民房的十分之一拆除，此举同样导致大批华人流落街头，更易染疫。
图一▲香港洁净局在清理鼠疫爆发的街道
封港令引发恐慌，大批华人纷纷离港逃回广东，总数达十万以上。有一只北逃船只在海中倾覆，船上150余人悉数毙命。更糟糕的是，港英政府将染疫者与疫死者尸体同样运返广东。疫情阴云迅速笼罩整个华南。
如果香港疫情爆发于一个世纪之前，或者它只是地方性的危机。然而，刚刚发明不到六十年的电报，成为粤港瘟疫扩散成为全球性危机的重要推手。
在此之前，伦敦刚刚经历了欧洲大流感的恐慌，这次流感构建了直到今天的疫情图景：病毒随机挑选受害者，消息借由电报与媒体迅速传播，公众惊恐万分，连英女王也不得不于1890年远离伦敦到怀特岛自我隔离。由于流感病毒会通过信件传播，很多人相信它也会经由刚发明半个世纪的电报传播，邮政总局的电报部门职员纷纷辞职。医务人员与公共卫生专家为此要求各大报纸采取措施“缓和人们的恐慌情绪”，而有一份杂志直接宣称：“英国的流感几乎和病菌一样，是由日报上的文章造成的”，为此他们建议将“流感”改称为“每日电报综合征”。
在英国的殖民地中，距离香港最近的无疑是印度。本次疫情确实影响了欧洲其它国家与印度之间的贸易。印英政府及其手下的公共卫生专家相信，只要采取足够严厉的措施，这种传染病是可以得到控制的。
1896年10月，距香港疫情爆发已超过两年，孟买市政府被授予额外权力来控制疫情。1897年2月，印度政府颁布了有史以来最严厉的《传染病法案》。该法案授予卫生当局权力，没收他们认为含有病毒的任何财产，包括房屋；卫生当局可以禁止举办集市和节日庆典；他们还可以在公路、铁路与海运对乘客进行系统检查，拘留有症状的乘客。
图二▲19世纪90年代的加尔各答
自1897-1899年，近400万名乘客在进入孟加拉时接受检查，被留置以“进一步观察”的旅客多达72000名，但其中被证明染上鼠疫的人很少。孟买有几千所房屋被要求彻底改造，地面泥土被铲掉，屋顶被砸开，墙壁也被凿开很多洞，当局表示这样才能保证通风与采光。反对这样做的民众，被认为是对防疫充满“无知、偏见与敌意”。
后来的研究认为，英国政府及其卫生部门、警察部门是借防疫煽起了一场“道德恐慌”，“想要利用鼠疫爆发的机会，打击他们认为对其权威和开明意图构成威胁的所有人”。（P137）学者指出，“对鼠疫的恐慌触及了长期存在的殖民统治和根深蒂固的恐惧”。
精英阶层与城市民众也反对这种防疫措施，因为他们“只能接受火车站有辱人格的搜查，接受房屋搜查而允许陌生人进入自己的房子，接受搜查对房屋和其他财产造成的大范围破坏”，特别是强制病人住院和快速处置感染死者的做法，引起了印度上下各阶层的巨大不满，“其结果是一股强烈抗议和恐慌浪潮兴起，矛头直指国家干预，而非疾病本身”。
图三▲孟买房子上用粉笔画的圆环显示了里面的鼠疫病例数
一名孟买的英国卫生官员指出，疫情引发的恐慌，防疫引发的抵触，导致了“像被一场噩梦吓到了”一样的流行情绪，可以分为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人们不相信任何防疫措施”；
第二阶段，人们“采取措施，但却完全避开了所有正确措施”；
第三阶段，人们“宁愿相信谣言，也不相信任何措施”。
这种情绪被总结成“对医院生活的无端恐惧”，殖民地官员表达了对这种流行情绪的强烈不满，却无法阻止它们流行。
到1897年2月，已经有将近40万人逃离孟买，几乎占孟买总人口的一半。在被抛弃的城市里，谣言四起，“有人说当局存心不良，甚至有人说当局有谋杀民众的意图”。政府谴责许多方言和英语报纸帮助了这些谣言的传播，认为它们的做法“是为了抹黑殖民政府，或是为了激起一般民众以及中产阶级的不满”。
在这种恐慌情绪驱使下，愤怒的工人两次袭击孟买的亚瑟公路医院，要求释放鼠疫疑似感染者。浦那市的鼠疫专员兰德甚至因此被暗杀。
图四▲1894年3月，哈夫金对加尔各答的村民进行免疫接种
为了控制疫情，政府聘请了俄国细菌学家哈夫金，他在孟买研制成功“哈夫金血清”，最终被证明在阻断鼠疫传播方面有巨大价值。但政府系统化推行接种疫苗，同样遭到了谣言的狙击，谣言说接种疫苗的针头有一米长，“接种完你就会当场死亡；男人不再阳刚，女人也会不育”。“随着鼠疫继续蔓延，政府发现防疫措施的执行成本极高，而且耗费了大量行政资源”。
印度殖民政权终于意识到，“这种充满敌意的公众反应非常危险。防疫措施没有达到预期成果，不仅未能阻止鼠疫的蔓延，还引起了恐慌”。从1898年开始，印英政府开始调整其防疫政策：
政府努力安抚中产阶级，同意其意见，允许富裕家庭将家中病人居家隔离和治疗，而不必送去医院。同时鼓励印度人建立自己的种姓和社区医院。……政府不再强制民众服从卫生政策，转而强调说理和教育，认为尽管可以需要更长的时间才能有所成效，但最终能赢得大众和中产阶级的支持。于是，人们开始不再那么恐慌了。
经历过疫情的波折，印英政府开始认识到，“政府──或者说公共卫生机构──起初对鼠疫的暴发反应过度，结果却不尽如人意，非但没有控制住这种疾病（更不用说根除了），反而拉长了与鼠疫的斗争”。事实上，鼠疫一直到1920年代仍在印度局部存在，但1907年是鼠疫死亡的高峰，全印度有130万人死于鼠疫。究其原因，旁遮普的卫生特派员1909年评论说，“普遍的冷漠和不信任”是控制鼠疫的最大障碍。
图五▲鼠疫期间的孟买
大概是基于这一认知，《1909年旁遮普鼠疫手册》开篇就说明：
鼠疫管理的所有基本原则强调，不得以任何形式对人民施加压力或强制服从命令。为了实施倡导的措施，只有建议、劝说和供应必要设备才是影响和引导公众舆论朝着理想方向前进的唯一合法手段。……必须尽一切努力引发其共情，并通过自然领袖和其他可行的方式让其明白，能否消除鼠疫主要还是取决于他们自己的行动。
★本文叙事基于大卫·阿诺德《1896-1919年印度鼠疫和流感暴发：疾病、谣言和恐慌》，《恐慌帝国：传染病与统治焦虑》，浙江大学出版社2021年12月版
1894年春天，光绪二十年，岁次甲午。香港爆发了严重的腺鼠疫。这次腺鼠疫自广州传入，在官方的材料中，是年香港人罹患鼠疫者2679人，死亡2552人。1894年成为香港历史上因鼠疫死亡最多的年份。
5月10日，根据香港卫生委员会的建议，港英政府宣布香港为疫区港口，即行封港。但马上遭到华人的集体抵制。为了发现每一个患者，港府“派兵逐户搜查华人房屋，每隔十天搜查一次，市民深受其扰”，港府又以“不合卫生”为由，将全港民房的十分之一拆除，此举同样导致大批华人流落街头，更易染疫。
图一▲香港洁净局在清理鼠疫爆发的街道
封港令引发恐慌，大批华人纷纷离港逃回广东，总数达十万以上。有一只北逃船只在海中倾覆，船上150余人悉数毙命。更糟糕的是，港英政府将染疫者与疫死者尸体同样运返广东。疫情阴云迅速笼罩整个华南。
如果香港疫情爆发于一个世纪之前，或者它只是地方性的危机。然而，刚刚发明不到六十年的电报，成为粤港瘟疫扩散成为全球性危机的重要推手。
在此之前，伦敦刚刚经历了欧洲大流感的恐慌，这次流感构建了直到今天的疫情图景：病毒随机挑选受害者，消息借由电报与媒体迅速传播，公众惊恐万分，连英女王也不得不于1890年远离伦敦到怀特岛自我隔离。由于流感病毒会通过信件传播，很多人相信它也会经由刚发明半个世纪的电报传播，邮政总局的电报部门职员纷纷辞职。医务人员与公共卫生专家为此要求各大报纸采取措施“缓和人们的恐慌情绪”，而有一份杂志直接宣称：“英国的流感几乎和病菌一样，是由日报上的文章造成的”，为此他们建议将“流感”改称为“每日电报综合征”。
在英国的殖民地中，距离香港最近的无疑是印度。本次疫情确实影响了欧洲其它国家与印度之间的贸易。印英政府及其手下的公共卫生专家相信，只要采取足够严厉的措施，这种传染病是可以得到控制的。
1896年10月，距香港疫情爆发已超过两年，孟买市政府被授予额外权力来控制疫情。1897年2月，印度政府颁布了有史以来最严厉的《传染病法案》。该法案授予卫生当局权力，没收他们认为含有病毒的任何财产，包括房屋；卫生当局可以禁止举办集市和节日庆典；他们还可以在公路、铁路与海运对乘客进行系统检查，拘留有症状的乘客。
图二▲19世纪90年代的加尔各答
自1897-1899年，近400万名乘客在进入孟加拉时接受检查，被留置以“进一步观察”的旅客多达72000名，但其中被证明染上鼠疫的人很少。孟买有几千所房屋被要求彻底改造，地面泥土被铲掉，屋顶被砸开，墙壁也被凿开很多洞，当局表示这样才能保证通风与采光。反对这样做的民众，被认为是对防疫充满“无知、偏见与敌意”。
后来的研究认为，英国政府及其卫生部门、警察部门是借防疫煽起了一场“道德恐慌”，“想要利用鼠疫爆发的机会，打击他们认为对其权威和开明意图构成威胁的所有人”。（P137）学者指出，“对鼠疫的恐慌触及了长期存在的殖民统治和根深蒂固的恐惧”。
精英阶层与城市民众也反对这种防疫措施，因为他们“只能接受火车站有辱人格的搜查，接受房屋搜查而允许陌生人进入自己的房子，接受搜查对房屋和其他财产造成的大范围破坏”，特别是强制病人住院和快速处置感染死者的做法，引起了印度上下各阶层的巨大不满，“其结果是一股强烈抗议和恐慌浪潮兴起，矛头直指国家干预，而非疾病本身”。
图三▲孟买房子上用粉笔画的圆环显示了里面的鼠疫病例数
一名孟买的英国卫生官员指出，疫情引发的恐慌，防疫引发的抵触，导致了“像被一场噩梦吓到了”一样的流行情绪，可以分为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人们不相信任何防疫措施”；
第二阶段，人们“采取措施，但却完全避开了所有正确措施”；
第三阶段，人们“宁愿相信谣言，也不相信任何措施”。
这种情绪被总结成“对医院生活的无端恐惧”，殖民地官员表达了对这种流行情绪的强烈不满，却无法阻止它们流行。
到1897年2月，已经有将近40万人逃离孟买，几乎占孟买总人口的一半。在被抛弃的城市里，谣言四起，“有人说当局存心不良，甚至有人说当局有谋杀民众的意图”。政府谴责许多方言和英语报纸帮助了这些谣言的传播，认为它们的做法“是为了抹黑殖民政府，或是为了激起一般民众以及中产阶级的不满”。
在这种恐慌情绪驱使下，愤怒的工人两次袭击孟买的亚瑟公路医院，要求释放鼠疫疑似感染者。浦那市的鼠疫专员兰德甚至因此被暗杀。
图四▲1894年3月，哈夫金对加尔各答的村民进行免疫接种
为了控制疫情，政府聘请了俄国细菌学家哈夫金，他在孟买研制成功“哈夫金血清”，最终被证明在阻断鼠疫传播方面有巨大价值。但政府系统化推行接种疫苗，同样遭到了谣言的狙击，谣言说接种疫苗的针头有一米长，“接种完你就会当场死亡；男人不再阳刚，女人也会不育”。“随着鼠疫继续蔓延，政府发现防疫措施的执行成本极高，而且耗费了大量行政资源”。
印度殖民政权终于意识到，“这种充满敌意的公众反应非常危险。防疫措施没有达到预期成果，不仅未能阻止鼠疫的蔓延，还引起了恐慌”。从1898年开始，印英政府开始调整其防疫政策：
政府努力安抚中产阶级，同意其意见，允许富裕家庭将家中病人居家隔离和治疗，而不必送去医院。同时鼓励印度人建立自己的种姓和社区医院。……政府不再强制民众服从卫生政策，转而强调说理和教育，认为尽管可以需要更长的时间才能有所成效，但最终能赢得大众和中产阶级的支持。于是，人们开始不再那么恐慌了。
经历过疫情的波折，印英政府开始认识到，“政府──或者说公共卫生机构──起初对鼠疫的暴发反应过度，结果却不尽如人意，非但没有控制住这种疾病（更不用说根除了），反而拉长了与鼠疫的斗争”。事实上，鼠疫一直到1920年代仍在印度局部存在，但1907年是鼠疫死亡的高峰，全印度有130万人死于鼠疫。究其原因，旁遮普的卫生特派员1909年评论说，“普遍的冷漠和不信任”是控制鼠疫的最大障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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鼠疫管理的所有基本原则强调，不得以任何形式对人民施加压力或强制服从命令。为了实施倡导的措施，只有建议、劝说和供应必要设备才是影响和引导公众舆论朝着理想方向前进的唯一合法手段。……必须尽一切努力引发其共情，并通过自然领袖和其他可行的方式让其明白，能否消除鼠疫主要还是取决于他们自己的行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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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短蓝猫[超话]##英短猫舍##英短三花#
现在养猫的人越来越多了，
很重要的一个原因就是：面对生活中各种压力的裹挟，我们很需要一个精神的“避风港”，而猫咪可以在情感和精神上治愈我们，猫咪的咕噜声可以刺激人类的听觉系统，使我们感到放松，放松我们的各种感官。而且Rua猫的感觉简直太享受了[心][心][心]
现在养猫的人越来越多了，
很重要的一个原因就是：面对生活中各种压力的裹挟，我们很需要一个精神的“避风港”，而猫咪可以在情感和精神上治愈我们，猫咪的咕噜声可以刺激人类的听觉系统，使我们感到放松，放松我们的各种感官。而且Rua猫的感觉简直太享受了[心][心][心]
#阳光信用[超话]##阳光信用# #实时号检测#
【指路不吞必hui,请勿带hui字和】
往前走，往前看，哪怕前途一片迷惘,，哪怕只是凭着惯性继续街前走 ，总有一天会在自己港长的脚印中找到方向。只是大概需要一点耐心。
做喜欢的事情，奔赴真实简单的生活，是是非非总是少不了，闲言碎语平常心就好，把自己生活过好[心]。
【指路不吞必hui,请勿带hui字和】
往前走，往前看，哪怕前途一片迷惘,，哪怕只是凭着惯性继续街前走 ，总有一天会在自己港长的脚印中找到方向。只是大概需要一点耐心。
做喜欢的事情，奔赴真实简单的生活，是是非非总是少不了，闲言碎语平常心就好，把自己生活过好[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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