伊川白元:文明村庄 文明花开
伊川县白元镇谢庄村,是国家级生态文明村。四月芳菲,百花盛开,春天把谢庄村打扮得更加妖娆美丽。随着生态文明的一步步推进,该村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也同步向前,伴随着春天的气息,文明之花也正在朵朵开放。
近日,记者从水酒路前往谢庄村,过去白元镇不远,在谢庄村东几家铸造企业生产正忙,门外停车场停满了小轿车和成片的电动车,加上不时隔空传出来的金铁交鸣之声,虽然记者没有进门,但已经感受到了其内部的繁忙景象,也感知了群众家门口务工增收的获得感。
梨花白、碧桃红,油菜花儿黄似金。谢庄村南是一条宽阔的柏油马路,村东的水酒路离村庄居住地还有一段距离,村西则离伊河不远。该村自2015年以来,就瞅准了花卉苗木市场,大力发展苗木经济,还成立了专门的合作社,发展了600余亩苗圃,村里每年也有了十几万元的集体收入。
看,那边地里一群人是在挖野菜吗?记者走近一看,原来是十几名妇女在掐菊花苗,领头的是白元镇菊花种植大户魏德奎,他告诉记者,这是将菊花棵掐掉后进行机制育苗,然后再向大田进行移栽。他除了在白元镇洁泊村种植有多个品种菊花外,还准备承包谢庄村的土地种植杭白菊,今年总计达到400多亩。
“这是致远门,中间的是望远门,最北的是驰远门。”顺谢庄村周围道路一路走来,花红柳绿,景色宜人。路边有茂盛的紫荆花、碧桃花,也有成排的垂柳,巨大的红叶石楠等,田野里则是金黄的油菜花和碧绿的麦田。村党支部书记谢小甲边走边介绍村里的景点,还领记者到布局统一的欧艺院墙农户门前走了一遭。除了村庄美还要让庭院美,去年,谢庄村荣获了“河南省卫生村”的荣誉。
走近谢庄村党群服务中心,一阵健身操的音乐响起,透过高大的紫荆花丛,几名红衣妇女正在“乡村大舞台”随韵起舞。原来,这是伊川县广场操舞协会的干将,来到这里为村里妇女传授舞技。由于受疫情影响,她们只选取了个别优秀代表,通过拍摄视频的形式,进行网上传授。记者驻足远观了一阵,现场虽无学员和观众,但她们依然充满激情,活力四射。相信过不了多久,随着疫情散去,谢庄村的“乡村大舞台”一定会热热闹闹、红红火火起来,人们的精神文化生活也会更加丰富起来。
伊川县白元镇谢庄村,是国家级生态文明村。四月芳菲,百花盛开,春天把谢庄村打扮得更加妖娆美丽。随着生态文明的一步步推进,该村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也同步向前,伴随着春天的气息,文明之花也正在朵朵开放。
近日,记者从水酒路前往谢庄村,过去白元镇不远,在谢庄村东几家铸造企业生产正忙,门外停车场停满了小轿车和成片的电动车,加上不时隔空传出来的金铁交鸣之声,虽然记者没有进门,但已经感受到了其内部的繁忙景象,也感知了群众家门口务工增收的获得感。
梨花白、碧桃红,油菜花儿黄似金。谢庄村南是一条宽阔的柏油马路,村东的水酒路离村庄居住地还有一段距离,村西则离伊河不远。该村自2015年以来,就瞅准了花卉苗木市场,大力发展苗木经济,还成立了专门的合作社,发展了600余亩苗圃,村里每年也有了十几万元的集体收入。
看,那边地里一群人是在挖野菜吗?记者走近一看,原来是十几名妇女在掐菊花苗,领头的是白元镇菊花种植大户魏德奎,他告诉记者,这是将菊花棵掐掉后进行机制育苗,然后再向大田进行移栽。他除了在白元镇洁泊村种植有多个品种菊花外,还准备承包谢庄村的土地种植杭白菊,今年总计达到400多亩。
“这是致远门,中间的是望远门,最北的是驰远门。”顺谢庄村周围道路一路走来,花红柳绿,景色宜人。路边有茂盛的紫荆花、碧桃花,也有成排的垂柳,巨大的红叶石楠等,田野里则是金黄的油菜花和碧绿的麦田。村党支部书记谢小甲边走边介绍村里的景点,还领记者到布局统一的欧艺院墙农户门前走了一遭。除了村庄美还要让庭院美,去年,谢庄村荣获了“河南省卫生村”的荣誉。
走近谢庄村党群服务中心,一阵健身操的音乐响起,透过高大的紫荆花丛,几名红衣妇女正在“乡村大舞台”随韵起舞。原来,这是伊川县广场操舞协会的干将,来到这里为村里妇女传授舞技。由于受疫情影响,她们只选取了个别优秀代表,通过拍摄视频的形式,进行网上传授。记者驻足远观了一阵,现场虽无学员和观众,但她们依然充满激情,活力四射。相信过不了多久,随着疫情散去,谢庄村的“乡村大舞台”一定会热热闹闹、红红火火起来,人们的精神文化生活也会更加丰富起来。
#传古维新# 【方广锠:古籍影印不宜修版】
利用现代印刷技术影印古籍,滥觞于古人的临摹、拓碑、刻帖、影抄、影刻。与古人的技法相比,现代影印技术可以使常人难得一见的古籍化身千百且惟妙惟肖,既让稀珍古籍更好地为读者服务,又解决古籍的保护与使用这一对矛盾。这对保护与弘扬民族文化、推进学术发展均起到极大的作用。故近百年来,古籍影印已经成为古籍整理的重要方法,各种类型的影印古籍不断推出。
存世古籍在千百年的流传过程中,难免有残破、损坏等情。因此,在出版影印古籍的时候,如何处理其残损处,成为古籍整理、出版界必须面对的一个问题。
上世纪上半叶起,商务印书馆出版了一大批影印古籍,也形成一整套处理残损古籍的模式,其基本方法就是修版。即采用“仿写”、“套字”乃至最费工夫的“手工描润”,尽量恢复古籍残损处的原貌。有的文章介绍,经过这些仿写、套字和手工描润等妙手回春的工序,即便是邋遢本,也能重现精刻风貌。商务印书馆的上述方法,至今仍对古籍的影印出版有着较大的影响,甚至被某些出版社视为古籍影印的规范性做法。
但笔者认为这种方法值得商榷。
影印古籍,贵在“存真”。古籍的价值不仅仅在其所承载的文献,还兼有文物、文字等两个方面的研究价值。古籍整理,如何尽可能全面地保存其文物、文献、文字等各方面的研究信息与价值,使我们必须予以严重关注的。
这里首先是一个指导思想的问题。人们在长年的古籍文物修复实践中,提出“整旧如旧”这一指导思想,这无疑是正确的。但如何理解这一思想,则因人而异。上世纪90年代初,中国国家图书馆开始修复敦煌遗书前,我们曾经对此指导思想进行过认真的讨论。我们认为,所谓的“整旧如旧”,不是企图恢复该遗书没有损坏以前的原貌,“如”古代的“旧”。古代的那个“旧”,不可能再恢复。而应尽可能保持该遗书修复前的原貌。所谓“尽可能保持该遗书修复前的原貌”,就是在修复工作中仅仅使该遗书的残破部分得到养护,绝不使遗书其他部分的现有状况产生任何形态上的改变。在修复工作中,要最大限度地保留敦煌遗书文物、文献、文字原有的各种信息,不能使我们的修复工作干扰敦煌遗书原有的研究信息,误导研究者。
古籍影印,应该遵循同样的指导思想。
先举一个周一良先生提到的事情。
《周一良读书题记》1922年《孝经》条,介绍该书为“上海涵芬楼借江阴缪氏藏传是楼影写宋相台本影印”,封面有周叔韬题记,谓:“乙丑十二月得传是楼所藏宋刊本对阅过一过,无一字差。盖宋本刻画精好,故影写时无脱讹,惟小圈间有失写处。刻工姓氏曰寿昌、曰翁凡二人,此本不录。卷末木记为宋本所无,盖从他经移附此后,若不见宋本原书,无以正此失矣。”[1]
由于周叔韬用宋刊原本查核涵芬楼本,略掉了缪氏影写本这一环节。所以,产生周叔韬题记所述问题的原因,到底出于缪氏之影写本,还是出于涵芬楼的影印工作,还是两者不同程度均有问题,有待查考。但因影写或影印而使原书失真,其理则一。
笔者在以往的实践中,在古籍修版问题上,既有过正面的经验,也有过反面的教训。
先讲教训。
众所周知,由任继愈先生主持的《中华大藏经》最初计划以《赵城金藏》为底本影印。因为《赵城金藏》全藏共计6980卷,而中国国家图书馆所藏不足5000卷。《中华大藏经》原计划为百衲本,不足部分可以利用其他藏经的经本补足,故不是问题。当时最大的困难是:为了防止日寇掠夺,当年八路军将《赵城金藏》从广胜寺抢救出来。在战争年代,这批藏经有过藏身煤窑、多次转运等诸多曲折经历,解放初期交送国图时,不少经卷霉烂破损,有些甚至粘结成棍。国图聘请四位装修技师,花费10年功夫完成对它们的修复。但卷面的霉痕、水渍已无法去除,残破的部分也无从补足。因此,国图交给中华大藏经编辑局的缩微胶卷,不少经卷的卷面一片模糊,文字难以辨认[2]。为了尽量利用《赵城金藏》这一稀世孤本,中华藏编辑局当时的思路是:第一,能够修版的,尽量在照片上修版。中华藏编辑局为此付出大量艰辛的劳动,但后来发现问题不少。比如修版人员年轻、视力好,但她们既不懂繁体字,更不懂佛教。于是出现把“菩萨”修成“苦萨”的笑话。为此,我们又安排几位老先生,对修版后的照片逐一校对。即使如此,也不能保证百分之百准确。第二,对版面无法描修的黑坨、残缺,采用《再刻高丽藏》替换。同样出于“尽量利用《赵城金藏》”这一思路,当时的原则的是尽量少换。能换一个字,不换两个字;能换半行,不换一行;能换一行,不换两行;实在不行,才整版替换。由于《赵城金藏》与《再刻高丽藏》都是《开宝藏》的覆刻本,字体相近,版式一致,甚至同一版上诸文字的相对位置也基本相同。所以早期《中华藏》的宣传资料曾称这种修版可达“天衣无缝之效”。
1994年,我在日本访学。某天在一个研究班上,藤枝晃先生提出:《赵城金藏》版片运到大都以后,曾依据《辽藏》修版。我当时请教:这一新观点的依据是什么?藤枝晃先生回答:依据就是中国新出版的《中华大藏经》,上面有明显的修版痕迹。我吃了一惊,连忙说明:《中华大藏经》的修版是中华藏编辑局做的。藤枝晃先生没说什么,表情愕然。回国以后,我向任先生作了汇报,并建议今后不要再讲“《中华藏》以《赵城藏》为底本”,改为“《中华藏》以《赵城藏》为基础,经过修版,形成《中华藏》本”。任先生接受了这一建议,并把这一表述写在他为《中华大藏经·总目》所写的序言中。进而交代我要编纂《中华大藏经》版本目录,向后人交代我们修版、补版的情况。
这里顺便讲一下,前些年某出版社影印出版的《赵城金藏》,实际是将《中华藏》中经过修版的《赵城金藏》部分抽出,重新制版影印,是一部假的《赵城金藏》。如按照该影印本来研究《赵城金藏》,复原《赵城金藏》,是要上当的。
再讲经验。
1982年,笔者随同童玮先生考察云南图书馆藏佛教典籍时,发现32册元代大藏经零本,版别不清。经童玮先生与笔者考订,这是一部前此从来不为人们所知的大藏经。虽然32册零本的版式相同,但从纸张、板框大小考察,这些零本实际是两批印本。那么,这两批印本是否属于同一种藏经呢?
非常凑巧,两批印本各存有一册《大般若波罗蜜多经》卷第二百六十六,其中一卷首尾俱全(属第一批),一卷首存尾残(属第二批)。这两卷经版框宽窄不一,印刷用纸各异。但细审笔划特征则完全一致,连破笔、裂缝乃至栏线的残断都毫发不差。由此证明,这两卷印本是由同一种版片刷印的。也就是说,二批经卷属于同一部藏经。版框宽窄不一,当由于印刷时间先后不同之故。盖木版历时,因各种因素缩版、涨版,使得同一版片印出的书籍版框大小有别,这在古籍中是常见的。后来我们把这批藏经定名为《元官藏》。
如果我们考察的不是原卷,而是影印本。如果该影印本在出版过程中被人修版、描饰板框,则无疑会误导我们的研究。所以,1994年笔者在日本访学时遇到来访的刘俊文先生,当时他正在主持影印《四库全书存目丛书》,向我介绍情况,并说:为了修版、修饰框线,付出了大量劳动。我便叙述了《中华藏》的教训以及在云南的经历,建议他千万不要修版。后来他告诉我,当夜便打电话到国内,停止修版。
总之,古籍影印不宜修版。国内外现在有些古籍影印,残烂处均一任其旧,而将拟补文字用铅字印刷在相应的残烂处天头。我认为这是一种值得提倡的好方法。这种方法既保留了古籍的原貌,又体现了整理者的工作;既向读者提供了完整的古籍信息,也为读者扫清阅读的障碍;这样做,还免除了古籍影印中描版、修版等种种吃力不讨好的工作。
[1]周一良:《周一良读书题记》,海豚出版社,2012年12月,第1~2页。
[2]这与80年代的缩微照相技术水平也有关。笔者其后在国图工作时,曾检视过国图所藏《赵城金藏》。原卷虽有霉烂等情,但文字与霉斑、水渍颜色不同,所有的文字均清晰可辨。但在80年代的缩微胶卷上,由于缺乏层次色差,文字与霉斑、水渍往往模糊一片。
转自https://t.cn/A66Yhtgu
传古楼 https://t.cn/A66S3wUL
利用现代印刷技术影印古籍,滥觞于古人的临摹、拓碑、刻帖、影抄、影刻。与古人的技法相比,现代影印技术可以使常人难得一见的古籍化身千百且惟妙惟肖,既让稀珍古籍更好地为读者服务,又解决古籍的保护与使用这一对矛盾。这对保护与弘扬民族文化、推进学术发展均起到极大的作用。故近百年来,古籍影印已经成为古籍整理的重要方法,各种类型的影印古籍不断推出。
存世古籍在千百年的流传过程中,难免有残破、损坏等情。因此,在出版影印古籍的时候,如何处理其残损处,成为古籍整理、出版界必须面对的一个问题。
上世纪上半叶起,商务印书馆出版了一大批影印古籍,也形成一整套处理残损古籍的模式,其基本方法就是修版。即采用“仿写”、“套字”乃至最费工夫的“手工描润”,尽量恢复古籍残损处的原貌。有的文章介绍,经过这些仿写、套字和手工描润等妙手回春的工序,即便是邋遢本,也能重现精刻风貌。商务印书馆的上述方法,至今仍对古籍的影印出版有着较大的影响,甚至被某些出版社视为古籍影印的规范性做法。
但笔者认为这种方法值得商榷。
影印古籍,贵在“存真”。古籍的价值不仅仅在其所承载的文献,还兼有文物、文字等两个方面的研究价值。古籍整理,如何尽可能全面地保存其文物、文献、文字等各方面的研究信息与价值,使我们必须予以严重关注的。
这里首先是一个指导思想的问题。人们在长年的古籍文物修复实践中,提出“整旧如旧”这一指导思想,这无疑是正确的。但如何理解这一思想,则因人而异。上世纪90年代初,中国国家图书馆开始修复敦煌遗书前,我们曾经对此指导思想进行过认真的讨论。我们认为,所谓的“整旧如旧”,不是企图恢复该遗书没有损坏以前的原貌,“如”古代的“旧”。古代的那个“旧”,不可能再恢复。而应尽可能保持该遗书修复前的原貌。所谓“尽可能保持该遗书修复前的原貌”,就是在修复工作中仅仅使该遗书的残破部分得到养护,绝不使遗书其他部分的现有状况产生任何形态上的改变。在修复工作中,要最大限度地保留敦煌遗书文物、文献、文字原有的各种信息,不能使我们的修复工作干扰敦煌遗书原有的研究信息,误导研究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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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举一个周一良先生提到的事情。
《周一良读书题记》1922年《孝经》条,介绍该书为“上海涵芬楼借江阴缪氏藏传是楼影写宋相台本影印”,封面有周叔韬题记,谓:“乙丑十二月得传是楼所藏宋刊本对阅过一过,无一字差。盖宋本刻画精好,故影写时无脱讹,惟小圈间有失写处。刻工姓氏曰寿昌、曰翁凡二人,此本不录。卷末木记为宋本所无,盖从他经移附此后,若不见宋本原书,无以正此失矣。”[1]
由于周叔韬用宋刊原本查核涵芬楼本,略掉了缪氏影写本这一环节。所以,产生周叔韬题记所述问题的原因,到底出于缪氏之影写本,还是出于涵芬楼的影印工作,还是两者不同程度均有问题,有待查考。但因影写或影印而使原书失真,其理则一。
笔者在以往的实践中,在古籍修版问题上,既有过正面的经验,也有过反面的教训。
先讲教训。
众所周知,由任继愈先生主持的《中华大藏经》最初计划以《赵城金藏》为底本影印。因为《赵城金藏》全藏共计6980卷,而中国国家图书馆所藏不足5000卷。《中华大藏经》原计划为百衲本,不足部分可以利用其他藏经的经本补足,故不是问题。当时最大的困难是:为了防止日寇掠夺,当年八路军将《赵城金藏》从广胜寺抢救出来。在战争年代,这批藏经有过藏身煤窑、多次转运等诸多曲折经历,解放初期交送国图时,不少经卷霉烂破损,有些甚至粘结成棍。国图聘请四位装修技师,花费10年功夫完成对它们的修复。但卷面的霉痕、水渍已无法去除,残破的部分也无从补足。因此,国图交给中华大藏经编辑局的缩微胶卷,不少经卷的卷面一片模糊,文字难以辨认[2]。为了尽量利用《赵城金藏》这一稀世孤本,中华藏编辑局当时的思路是:第一,能够修版的,尽量在照片上修版。中华藏编辑局为此付出大量艰辛的劳动,但后来发现问题不少。比如修版人员年轻、视力好,但她们既不懂繁体字,更不懂佛教。于是出现把“菩萨”修成“苦萨”的笑话。为此,我们又安排几位老先生,对修版后的照片逐一校对。即使如此,也不能保证百分之百准确。第二,对版面无法描修的黑坨、残缺,采用《再刻高丽藏》替换。同样出于“尽量利用《赵城金藏》”这一思路,当时的原则的是尽量少换。能换一个字,不换两个字;能换半行,不换一行;能换一行,不换两行;实在不行,才整版替换。由于《赵城金藏》与《再刻高丽藏》都是《开宝藏》的覆刻本,字体相近,版式一致,甚至同一版上诸文字的相对位置也基本相同。所以早期《中华藏》的宣传资料曾称这种修版可达“天衣无缝之效”。
1994年,我在日本访学。某天在一个研究班上,藤枝晃先生提出:《赵城金藏》版片运到大都以后,曾依据《辽藏》修版。我当时请教:这一新观点的依据是什么?藤枝晃先生回答:依据就是中国新出版的《中华大藏经》,上面有明显的修版痕迹。我吃了一惊,连忙说明:《中华大藏经》的修版是中华藏编辑局做的。藤枝晃先生没说什么,表情愕然。回国以后,我向任先生作了汇报,并建议今后不要再讲“《中华藏》以《赵城藏》为底本”,改为“《中华藏》以《赵城藏》为基础,经过修版,形成《中华藏》本”。任先生接受了这一建议,并把这一表述写在他为《中华大藏经·总目》所写的序言中。进而交代我要编纂《中华大藏经》版本目录,向后人交代我们修版、补版的情况。
这里顺便讲一下,前些年某出版社影印出版的《赵城金藏》,实际是将《中华藏》中经过修版的《赵城金藏》部分抽出,重新制版影印,是一部假的《赵城金藏》。如按照该影印本来研究《赵城金藏》,复原《赵城金藏》,是要上当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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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2年,笔者随同童玮先生考察云南图书馆藏佛教典籍时,发现32册元代大藏经零本,版别不清。经童玮先生与笔者考订,这是一部前此从来不为人们所知的大藏经。虽然32册零本的版式相同,但从纸张、板框大小考察,这些零本实际是两批印本。那么,这两批印本是否属于同一种藏经呢?
非常凑巧,两批印本各存有一册《大般若波罗蜜多经》卷第二百六十六,其中一卷首尾俱全(属第一批),一卷首存尾残(属第二批)。这两卷经版框宽窄不一,印刷用纸各异。但细审笔划特征则完全一致,连破笔、裂缝乃至栏线的残断都毫发不差。由此证明,这两卷印本是由同一种版片刷印的。也就是说,二批经卷属于同一部藏经。版框宽窄不一,当由于印刷时间先后不同之故。盖木版历时,因各种因素缩版、涨版,使得同一版片印出的书籍版框大小有别,这在古籍中是常见的。后来我们把这批藏经定名为《元官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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