认真说说，现阶段（注意此前提）我国为何不能完全开放、与病毒共存？
咱们从两个方面聊：1、共存会发生什么？2、防疫政策和措施，哪个加高了“动态清零”的成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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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聊第一个问题：共存会发生什么？
前段时间，有个朋友给我说，她从前认识一对华裔夫妇，后面俩人都去了漂亮国。
两个人都是高知，哪怕在漂亮国，也属于精英范畴的。
疫情之前，生活优渥、吃喝不愁。
但疫情爆发后，男方感染，很不幸去世了。
女方在ICU抢救。因为她本身就有一种慢性疾病；病毒感染后造成并发症，半身肌肉萎缩。
这就意味着，哪怕能救活，这人下半辈子基本上也都废了。
有人说：“随着病毒的不断变异，慢慢它就跟大号流感一样了。”
这完全就是无知的典型体现。世界上每年死于流感并发症的有多少？
新冠肆虐、与人类共存之后，死于并发症的人只会比流感更多，而不是更少。
遗憾的是，目前彻底开放的锅架中，越来越多地区，已经彻底放弃相关数据的统计了。
而重症及死亡的人，又没办法跑来发声。
于是令一小撮群体，产生了“幸存者偏差”，认为：“新冠是大号流感，没什么杀伤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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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如果作为一朵普民，家里有老人，有孩子。
老人本身就有一些慢性疾病，孩子身体也不是那么的好。
一旦共存，首先遭殃的，就是老人。
你将不得不更加频繁的，带着老人跑医院。——但这时，医院早就人满为患，挤满了因为感染病毒而症状加重、甚至出现严重并发症的各种病人。
医生护士忙得脚不着地，你想挂号，只能排队等三天。
好不容易挂上号，大夫压根没时间给你仔细看。“差不多得了，回家养养看吧。”
你不得不带着出现各种并发症的老人回家，这时，孩子也感染了。
由于孩子本身身体就很一般，所以感染后，出现各种症状——发烧，头疼，诸如此类。
你不得不继续带着孩子去医院........
有人说：“不开放，就搞不到钱，我就得饿死！”
换个角度，开放了，共存了，然后你家是这么个情况，说，你往哪儿搞钱去？
继续上班、让老人孩子自生自灭？
还是冒着被解聘的风险，请假带着他们一趟一趟的跑医院；没办法住院，不得不自己在家照顾老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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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述只是其一，还有更严重的，就是：当个体反复感染病毒时候，你压根不知道身体的脏器、生理机能等等，到底会发生怎样的变化？
比如你家孩子，第一次感染时候，发烧一礼拜，治好了。
没过多久，又感染了。这次发烧了三天，就好了。
你挺高兴，认为：“害，也不很严重，就是个大号流感。”
但第三次，他又感染了，这次不仅发烧，还玩命咳嗽。带着孩子在医院排了一礼拜队，终于挂上号，大夫看了后，建议拍CT。
可这时一堆人都等着排队拍CT，你只能继续等。
在这个过程中，孩子自己又好了。
你得赶紧回去上班，于是也就没管。
不多久，你的孩子第四次感染。
然后是第五次、第六次........
你不会知道他的身体发生了怎样的变化，也不会知道他的肺部到底如何了？
是否会留下什么后遗症？对他成年后的健康会产生怎样的影响？
有没有什么其它的不良后果？
一切都是未知，充满不确定性。
你的孩子还这么小，他本来应该拥有光明美好的未来。
但你没有办法，——那些嚷嚷着要共存的人，他们可能是都没有孩子要操心吧？
否则，看着孩子在开放共存的环境中，反反复复被感染，充满了不确定性，哪个父母能不操碎了心？
这是不是成本？
难道不是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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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来说第二个事情：防疫政策VS防疫措施，到底哪个加高了“动态清零”的成本？
我们防疫的总方针政策，从来就是精准防疫、动态清零。
很多城市地区，通过两年的实操，早就累积并建立了非常成熟的防疫体系。
但还有的地区，就很销魂。
你让我们精准防疫，我们就搞一刀切。
你让我们点对点布控，可是我们喜欢懒政。
你让我们尽量不影响大部分人日常生活，那我们就隐性共存.......
作为屁民，也不能对上述说太多，否则账号容易被烟花。
但照这么个玩儿法，肯定是大幅度增加成本，尤其会堆积民怨。
大家很不高兴，再被有心人稍微一挑拨，立刻认为，“还是开放共存吧，再这样我们就活不下去了！”
问题到底出在哪儿？
不宜多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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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上，现阶段，我不认为开放共存是个好主意。
目前的“动态清零”政策，其实是成本最低、风险最可控的。这属于：两害相权取其轻。
至于未来会不会开放，能不能开放，暂时不想这么远。走一步看一步，先把眼下难关渡过再说。
有句讲句，目前爆发到这么个情况的时候，全国医疗体系都已经到了承受的极限；
一旦这时候开放，最倒霉的，肯定是普民。
尤其家里有老人孩子、且有房贷的。
当然，我自己没孩子，不操心；家里老人身体还ok，也不需要我管。
是否共存，对我而言没有太大影响。
之所以反对目前情况下开放，纯粹是站在尊重每一个生命、敬重每一个普民家庭的角度上出发的。
不能因为开放了对我没太大影响，就鼓吹开放。人至少应该具备最基本的同理心，这不仅是智商，而且也是作为一个人，最最基本的道德底线。
大概就是这么个情况。
PS：本微博不接受反驳。如果有不同看法，我对，不必回复。
否则拉黑。
咱们从两个方面聊：1、共存会发生什么？2、防疫政策和措施，哪个加高了“动态清零”的成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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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聊第一个问题：共存会发生什么？
前段时间，有个朋友给我说，她从前认识一对华裔夫妇，后面俩人都去了漂亮国。
两个人都是高知，哪怕在漂亮国，也属于精英范畴的。
疫情之前，生活优渥、吃喝不愁。
但疫情爆发后，男方感染，很不幸去世了。
女方在ICU抢救。因为她本身就有一种慢性疾病；病毒感染后造成并发症，半身肌肉萎缩。
这就意味着，哪怕能救活，这人下半辈子基本上也都废了。
有人说：“随着病毒的不断变异，慢慢它就跟大号流感一样了。”
这完全就是无知的典型体现。世界上每年死于流感并发症的有多少？
新冠肆虐、与人类共存之后，死于并发症的人只会比流感更多，而不是更少。
遗憾的是，目前彻底开放的锅架中，越来越多地区，已经彻底放弃相关数据的统计了。
而重症及死亡的人，又没办法跑来发声。
于是令一小撮群体，产生了“幸存者偏差”，认为：“新冠是大号流感，没什么杀伤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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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如果作为一朵普民，家里有老人，有孩子。
老人本身就有一些慢性疾病，孩子身体也不是那么的好。
一旦共存，首先遭殃的，就是老人。
你将不得不更加频繁的，带着老人跑医院。——但这时，医院早就人满为患，挤满了因为感染病毒而症状加重、甚至出现严重并发症的各种病人。
医生护士忙得脚不着地，你想挂号，只能排队等三天。
好不容易挂上号，大夫压根没时间给你仔细看。“差不多得了，回家养养看吧。”
你不得不带着出现各种并发症的老人回家，这时，孩子也感染了。
由于孩子本身身体就很一般，所以感染后，出现各种症状——发烧，头疼，诸如此类。
你不得不继续带着孩子去医院........
有人说：“不开放，就搞不到钱，我就得饿死！”
换个角度，开放了，共存了，然后你家是这么个情况，说，你往哪儿搞钱去？
继续上班、让老人孩子自生自灭？
还是冒着被解聘的风险，请假带着他们一趟一趟的跑医院；没办法住院，不得不自己在家照顾老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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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述只是其一，还有更严重的，就是：当个体反复感染病毒时候，你压根不知道身体的脏器、生理机能等等，到底会发生怎样的变化？
比如你家孩子，第一次感染时候，发烧一礼拜，治好了。
没过多久，又感染了。这次发烧了三天，就好了。
你挺高兴，认为：“害，也不很严重，就是个大号流感。”
但第三次，他又感染了，这次不仅发烧，还玩命咳嗽。带着孩子在医院排了一礼拜队，终于挂上号，大夫看了后，建议拍CT。
可这时一堆人都等着排队拍CT，你只能继续等。
在这个过程中，孩子自己又好了。
你得赶紧回去上班，于是也就没管。
不多久，你的孩子第四次感染。
然后是第五次、第六次........
你不会知道他的身体发生了怎样的变化，也不会知道他的肺部到底如何了？
是否会留下什么后遗症？对他成年后的健康会产生怎样的影响？
有没有什么其它的不良后果？
一切都是未知，充满不确定性。
你的孩子还这么小，他本来应该拥有光明美好的未来。
但你没有办法，——那些嚷嚷着要共存的人，他们可能是都没有孩子要操心吧？
否则，看着孩子在开放共存的环境中，反反复复被感染，充满了不确定性，哪个父母能不操碎了心？
这是不是成本？
难道不是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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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来说第二个事情：防疫政策VS防疫措施，到底哪个加高了“动态清零”的成本？
我们防疫的总方针政策，从来就是精准防疫、动态清零。
很多城市地区，通过两年的实操，早就累积并建立了非常成熟的防疫体系。
但还有的地区，就很销魂。
你让我们精准防疫，我们就搞一刀切。
你让我们点对点布控，可是我们喜欢懒政。
你让我们尽量不影响大部分人日常生活，那我们就隐性共存.......
作为屁民，也不能对上述说太多，否则账号容易被烟花。
但照这么个玩儿法，肯定是大幅度增加成本，尤其会堆积民怨。
大家很不高兴，再被有心人稍微一挑拨，立刻认为，“还是开放共存吧，再这样我们就活不下去了！”
问题到底出在哪儿？
不宜多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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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上，现阶段，我不认为开放共存是个好主意。
目前的“动态清零”政策，其实是成本最低、风险最可控的。这属于：两害相权取其轻。
至于未来会不会开放，能不能开放，暂时不想这么远。走一步看一步，先把眼下难关渡过再说。
有句讲句，目前爆发到这么个情况的时候，全国医疗体系都已经到了承受的极限；
一旦这时候开放，最倒霉的，肯定是普民。
尤其家里有老人孩子、且有房贷的。
当然，我自己没孩子，不操心；家里老人身体还ok，也不需要我管。
是否共存，对我而言没有太大影响。
之所以反对目前情况下开放，纯粹是站在尊重每一个生命、敬重每一个普民家庭的角度上出发的。
不能因为开放了对我没太大影响，就鼓吹开放。人至少应该具备最基本的同理心，这不仅是智商，而且也是作为一个人，最最基本的道德底线。
大概就是这么个情况。
PS：本微博不接受反驳。如果有不同看法，我对，不必回复。
否则拉黑。
【环时深度：一层层掀开美国面具！#美国是在全世界疯狂敛财的吸血鬼# ！】#面具下的丑恶美利坚# 俄乌军事冲突爆发已有月余，战事仍处于胶着状态，不仅造成两国士兵和平民死伤，还导致数百万乌克兰人成为难民。正当国际社会心急如焚，众多国家纷纷出面调停时，有一个国家不仅不拿出和平解决危机的方案，反而向乌克兰提供大量军援，不断在背后“递刀子”，生怕这场仗打得还不够大、不够久。这个国家就是俄乌冲突的始作俑者——美国。美国这样做并不是因为“看热闹不嫌事儿大”，而是与其军工复合体的国家本质有关。所谓军工复合体，是指美国的军队、工业、政府、国会等密切合作，并勾结智库、媒体等结成利益团体。这一团体在全球不断制造“敌人”，通过挑起他国冲突大发战争财，而俄乌冲突就是这群“吸血鬼”找到的最新猎物。
以他国生灵涂炭换自己盆满钵满
美国正越来越成为一个两极化的国家，民主党与共和党在大多数政策上针锋相对，只有一个除外，那就是军费开支。2008年以来，美国国债以火箭速度蹿升，但国防预算却不受影响，逆势上涨。时至今日，美国的军费支出，甚至超过全球排名第二至第十国家的总和。
军费在全球“唯我独尊”，美国就必须不断打仗，不断树敌，不断寻找威胁。没有战争，没有威胁？那就制造一个。俄乌冲突就是美国的最新“成果”。
美国进攻性现实主义国际关系学者米尔斯海默本月再次重申，“美国应该为俄乌冲突负主要责任”。尤其是2008年以来，美国怂恿乌克兰加入欧盟和北约，并推动乌转型为反俄亲美国家，导致俄乌危机避无可避并最终升级为军事冲突。冲突爆发后，米尔斯海默任职的芝加哥大学学生给校长发联名信，要求校方调查其与俄政府的关系，甚至要求解雇他。不过这些学生不知道的是，从军购的角度看，美国军工复合体正悄悄为这场二战后欧洲最大规模的战事开足马力。
军工复合体是美国独有的现象。二战期间，美国军工企业就大发战争财，并和美国政府的利益开始捆绑。冷战中，美国军队、军工企业、政府、国会、大学密切合作，并将势力延伸到新兴产业，由此产生了一个庞大的军工复合体。在它的外围，是同流合污的美国智库和媒体。
冷战结束后，美国以“民主”“自由”等为幌子，接连在阿富汗、伊拉克、叙利亚等国发动战争，以其他国家的生灵涂炭和满目焦土，换得美国军工复合体的盆满钵满。美国独立智库安全政策改革研究所此前发布的数据显示，五大军火巨头洛克希德·马丁、雷神、诺斯罗普·格鲁曼、波音和通用动力公司从华盛顿为阿富汗战争投入的资金中获得超过2万亿美元的收入。曾有报道说：“五角大楼每花掉14美元，洛克希德·马丁公司就会得到1美元。”《巴基斯坦观察家报》这样评论说：“在贪婪的美国政客和企业的驱使下，美国夺走了阿富汗20年的稳定和安宁，在这场伤亡惨重的战争中，美国军工复合体是唯一赢家。”
在伊拉克战争期间，美国时任总统小布什的叔叔、“机械支援系统公司”董事威廉·布什被媒体曝光大发战争财——将其拥有的该公司8438股股票转手抛出，轻松挣到约45万美元。2002年，“机械支援系统公司”从美军方手中获得大约1.58亿美元的合同。特别是这家公司在战前通过鼓吹“生化武器威胁”，向美军提供了价值近2000万美元的防化器材，但事实是，美军根本就没有在伊拉克找到什么生化武器。
试图借俄乌冲突长期受益
据美国布朗大学的研究，近20年来，美国军工企业在游说上花费高达25亿美元，但对于疯狂敛财的军工企业来说，这点投入不算什么。以美国现任国防部长奥斯汀为例，他曾担任驻伊拉克美军司令，2016年一退役就出任防务企业雷神技术公司董事会成员。曾有澳大利亚记者撰文说，美国的这位新防长凸显出一个严峻事实，即军工企业正在经营美国的战争机器（国防部），通过奥斯汀等人与政府、军界的关系，“一家军工企业每年花费几百万美元的代价去游说，却能帮自己获取数十亿美元的利润”，而“这些军火巨头牟取多少暴利，就会有多少人被杀”。
瑞典斯德哥尔摩国际和平研究所3月14日发布的全球军售趋势报告显示，2017年至2021年的5年时间里，尽管全球武器交易量较2012年至2016年相比下降4.6%，但同期美国武器出口却逆势增长14%，全球占比从32%上升到39%。这期间，美国共向近百个国家和地区出口武器，其中53%流向冲突不断的中东地区。为了配合对伊朗政策的转向，美国前总统特朗普2017年上台后首次出访，就和沙特签下1100亿美元的超级军售大单，伴随着其退出伊核协议的举动，海湾局势始终处于紧张状态。
刚结束阿富汗战争，美国军工复合体又开始在俄罗斯和乌克兰之间“拱火”，并从中渔利。曾在美国国防部长办公室工作26年的富兰克林·斯平尼直言，对美国外交政策拥有巨大影响力的军工复合体应为俄乌冲突负责。正是这一团体不断游说美国政府，让以美国为首的北约一再违反其不东扩的承诺，从而导致此次冲突的爆发。观察人士认为，从长远看，乌克兰危机将有利于美国经济和跨国企业。当前，来自德法等欧洲国家的企业在俄投资远远高于美国企业的投资。未来，这些欧洲企业可能不得不转向美国投资。“今日印度”网也刊文分析称，饱受战争蹂躏的乌克兰在战后重建期间将涉及大量资金，而美国企业肯定会是主要受益者。
据卡塔尔半岛电视台报道，俄乌冲突中直接受益最大的是美国军工企业雷神、洛克希德·马丁公司，以及英国的BAE系统公司。在美英对乌军援单上，有这些公司提供的“毒刺”导弹等武器和装备。今年2月27日，德国总理朔尔茨宣布增拨1000亿欧元用于实现国防现代化，并计划将国防开支提高到GDP的2%以上。3月15日，德国政府宣布采购35架美国洛克希德·马丁公司生产的F-35隐形战斗机和15架“欧洲战斗机”。3月5日，美国批准对波兰出售250辆艾布拉姆斯主战坦克，总金额达60亿美元。在此之前，芬兰政府在俄乌冲突的阴影下，也于2月份与美国企业签署高达100亿美元的F-35战斗机采购协议。
美国的军售目标还盯上俄罗斯军售的主要对象——印度。过去70年来，印度国际军购的65%来自苏联和俄罗斯。华盛顿正以乌克兰战事为借口，要求新德里逐渐减少从俄罗斯的武器进口，并承诺缺口将由美国补上。
为发战争财沆瀣一气
令美国军工复合体窃喜的是，俄乌军事冲突爆发后，美国战略界有关扩张军备、重振“美式和平”的呼声再度高涨。所谓“美式和平”，是指美国凭借其超强军事力量、经济实力以及美元霸权，震慑其他国家，实现“美国治下的和平”。这一美国战略界不断兜售的概念正是军工复合体源源不断得到财富的“源泉”。3月14日，美国《外交》杂志刊登《美式和平的回归》一文。文章说，通过发动对乌特别军事行动，俄罗斯“无意中帮了美国及盟国一个大忙”，“美国必须抓住机会，迅速采取行动，团结盟友，锁定中国与俄罗斯，改变现有国际秩序，重新树立美国独霸前提下的‘美式和平’”。
其实，美国军工复合体发战争财的“吸血鬼”式做法，不仅引发世界动荡，也吞噬了美国社会很大一部分财富。美国历任总统对于军工复合体的威胁心知肚明。不过，无论哪位参与竞选总统的政治人物，或者上台后的总统，都不敢得罪军工复合体。这是因为，首先军工复合体尤其是军火商提供了大量就业机会，全美三成的公司和1/4的就业岗位与军工有关；其次，军工复合体能对大选产生重大影响，密歇根、俄亥俄和佛罗里达等军工行业聚集的州正好是美国摇摆州，任何一位总统候选人都得罪不起；再次，与军工复合体一丘之貉的美国媒体可以制造舆论压力，使得历任总统都忌惮军工行业几分。
“过去30多年来，美国的军队—工业—国会复合体与美国的媒体、智库、学界、情报机关沆瀣一气。”美国国防部前官员斯平尼在文章中这样写道。他认为，美国军工复合体影响之大，使得政府无法推出维护世界和平的政策，还导致军工产业排斥竞争、权力寻租的寄生行为，滋生了腐败，使得美国经济竞争力逐年下降。他呼吁美国政府改弦更张，积极维护世界和平，“外交政策制定者应正视其他国家的合理诉求，停止一味妖魔化其他国家的做法”。
不过，对于有识之士的这些呼吁，美国军工复合体是不屑一顾的，他们的眼里只有利益，有人甚至希望让俄乌冲突持续十年。美国知名智库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研究员、前国安会官员艾米丽·哈丁在《准备好迎接一场漫长的乌克兰战争》一文中形容了她眼中乌克兰战事的终极前景，“想象一下2032年1月的头条新闻，‘乌克兰交战各方签署了停火协议，结束了为争夺基辅控制权而进行的10年战斗’”。
一些美国智库和媒体就是这样为军工复合体摇旗呐喊。哈丁之流建议乌军和外国雇佣军在基辅被占后转入大街小巷和田间地头，在西方的军事和经济支援下，与俄军打一场耗时持久的游击战，以拖垮俄罗斯。至于乌克兰有多少民众将因此伤亡，国家将如何变成焦土，他们似乎无意讨论。离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不远处就是五角大楼、华盛顿游说公司聚集地K街和军工企业总部，难怪斯平尼这样嘲讽说：“俄乌冲突爆发以来，相信有很多人在悄悄开香槟庆祝。”（《环球时报》3月31日7版深度认知版文章，作者张松）
以他国生灵涂炭换自己盆满钵满
美国正越来越成为一个两极化的国家，民主党与共和党在大多数政策上针锋相对，只有一个除外，那就是军费开支。2008年以来，美国国债以火箭速度蹿升，但国防预算却不受影响，逆势上涨。时至今日，美国的军费支出，甚至超过全球排名第二至第十国家的总和。
军费在全球“唯我独尊”，美国就必须不断打仗，不断树敌，不断寻找威胁。没有战争，没有威胁？那就制造一个。俄乌冲突就是美国的最新“成果”。
美国进攻性现实主义国际关系学者米尔斯海默本月再次重申，“美国应该为俄乌冲突负主要责任”。尤其是2008年以来，美国怂恿乌克兰加入欧盟和北约，并推动乌转型为反俄亲美国家，导致俄乌危机避无可避并最终升级为军事冲突。冲突爆发后，米尔斯海默任职的芝加哥大学学生给校长发联名信，要求校方调查其与俄政府的关系，甚至要求解雇他。不过这些学生不知道的是，从军购的角度看，美国军工复合体正悄悄为这场二战后欧洲最大规模的战事开足马力。
军工复合体是美国独有的现象。二战期间，美国军工企业就大发战争财，并和美国政府的利益开始捆绑。冷战中，美国军队、军工企业、政府、国会、大学密切合作，并将势力延伸到新兴产业，由此产生了一个庞大的军工复合体。在它的外围，是同流合污的美国智库和媒体。
冷战结束后，美国以“民主”“自由”等为幌子，接连在阿富汗、伊拉克、叙利亚等国发动战争，以其他国家的生灵涂炭和满目焦土，换得美国军工复合体的盆满钵满。美国独立智库安全政策改革研究所此前发布的数据显示，五大军火巨头洛克希德·马丁、雷神、诺斯罗普·格鲁曼、波音和通用动力公司从华盛顿为阿富汗战争投入的资金中获得超过2万亿美元的收入。曾有报道说：“五角大楼每花掉14美元，洛克希德·马丁公司就会得到1美元。”《巴基斯坦观察家报》这样评论说：“在贪婪的美国政客和企业的驱使下，美国夺走了阿富汗20年的稳定和安宁，在这场伤亡惨重的战争中，美国军工复合体是唯一赢家。”
在伊拉克战争期间，美国时任总统小布什的叔叔、“机械支援系统公司”董事威廉·布什被媒体曝光大发战争财——将其拥有的该公司8438股股票转手抛出，轻松挣到约45万美元。2002年，“机械支援系统公司”从美军方手中获得大约1.58亿美元的合同。特别是这家公司在战前通过鼓吹“生化武器威胁”，向美军提供了价值近2000万美元的防化器材，但事实是，美军根本就没有在伊拉克找到什么生化武器。
试图借俄乌冲突长期受益
据美国布朗大学的研究，近20年来，美国军工企业在游说上花费高达25亿美元，但对于疯狂敛财的军工企业来说，这点投入不算什么。以美国现任国防部长奥斯汀为例，他曾担任驻伊拉克美军司令，2016年一退役就出任防务企业雷神技术公司董事会成员。曾有澳大利亚记者撰文说，美国的这位新防长凸显出一个严峻事实，即军工企业正在经营美国的战争机器（国防部），通过奥斯汀等人与政府、军界的关系，“一家军工企业每年花费几百万美元的代价去游说，却能帮自己获取数十亿美元的利润”，而“这些军火巨头牟取多少暴利，就会有多少人被杀”。
瑞典斯德哥尔摩国际和平研究所3月14日发布的全球军售趋势报告显示，2017年至2021年的5年时间里，尽管全球武器交易量较2012年至2016年相比下降4.6%，但同期美国武器出口却逆势增长14%，全球占比从32%上升到39%。这期间，美国共向近百个国家和地区出口武器，其中53%流向冲突不断的中东地区。为了配合对伊朗政策的转向，美国前总统特朗普2017年上台后首次出访，就和沙特签下1100亿美元的超级军售大单，伴随着其退出伊核协议的举动，海湾局势始终处于紧张状态。
刚结束阿富汗战争，美国军工复合体又开始在俄罗斯和乌克兰之间“拱火”，并从中渔利。曾在美国国防部长办公室工作26年的富兰克林·斯平尼直言，对美国外交政策拥有巨大影响力的军工复合体应为俄乌冲突负责。正是这一团体不断游说美国政府，让以美国为首的北约一再违反其不东扩的承诺，从而导致此次冲突的爆发。观察人士认为，从长远看，乌克兰危机将有利于美国经济和跨国企业。当前，来自德法等欧洲国家的企业在俄投资远远高于美国企业的投资。未来，这些欧洲企业可能不得不转向美国投资。“今日印度”网也刊文分析称，饱受战争蹂躏的乌克兰在战后重建期间将涉及大量资金，而美国企业肯定会是主要受益者。
据卡塔尔半岛电视台报道，俄乌冲突中直接受益最大的是美国军工企业雷神、洛克希德·马丁公司，以及英国的BAE系统公司。在美英对乌军援单上，有这些公司提供的“毒刺”导弹等武器和装备。今年2月27日，德国总理朔尔茨宣布增拨1000亿欧元用于实现国防现代化，并计划将国防开支提高到GDP的2%以上。3月15日，德国政府宣布采购35架美国洛克希德·马丁公司生产的F-35隐形战斗机和15架“欧洲战斗机”。3月5日，美国批准对波兰出售250辆艾布拉姆斯主战坦克，总金额达60亿美元。在此之前，芬兰政府在俄乌冲突的阴影下，也于2月份与美国企业签署高达100亿美元的F-35战斗机采购协议。
美国的军售目标还盯上俄罗斯军售的主要对象——印度。过去70年来，印度国际军购的65%来自苏联和俄罗斯。华盛顿正以乌克兰战事为借口，要求新德里逐渐减少从俄罗斯的武器进口，并承诺缺口将由美国补上。
为发战争财沆瀣一气
令美国军工复合体窃喜的是，俄乌军事冲突爆发后，美国战略界有关扩张军备、重振“美式和平”的呼声再度高涨。所谓“美式和平”，是指美国凭借其超强军事力量、经济实力以及美元霸权，震慑其他国家，实现“美国治下的和平”。这一美国战略界不断兜售的概念正是军工复合体源源不断得到财富的“源泉”。3月14日，美国《外交》杂志刊登《美式和平的回归》一文。文章说，通过发动对乌特别军事行动，俄罗斯“无意中帮了美国及盟国一个大忙”，“美国必须抓住机会，迅速采取行动，团结盟友，锁定中国与俄罗斯，改变现有国际秩序，重新树立美国独霸前提下的‘美式和平’”。
其实，美国军工复合体发战争财的“吸血鬼”式做法，不仅引发世界动荡，也吞噬了美国社会很大一部分财富。美国历任总统对于军工复合体的威胁心知肚明。不过，无论哪位参与竞选总统的政治人物，或者上台后的总统，都不敢得罪军工复合体。这是因为，首先军工复合体尤其是军火商提供了大量就业机会，全美三成的公司和1/4的就业岗位与军工有关；其次，军工复合体能对大选产生重大影响，密歇根、俄亥俄和佛罗里达等军工行业聚集的州正好是美国摇摆州，任何一位总统候选人都得罪不起；再次，与军工复合体一丘之貉的美国媒体可以制造舆论压力，使得历任总统都忌惮军工行业几分。
“过去30多年来，美国的军队—工业—国会复合体与美国的媒体、智库、学界、情报机关沆瀣一气。”美国国防部前官员斯平尼在文章中这样写道。他认为，美国军工复合体影响之大，使得政府无法推出维护世界和平的政策，还导致军工产业排斥竞争、权力寻租的寄生行为，滋生了腐败，使得美国经济竞争力逐年下降。他呼吁美国政府改弦更张，积极维护世界和平，“外交政策制定者应正视其他国家的合理诉求，停止一味妖魔化其他国家的做法”。
不过，对于有识之士的这些呼吁，美国军工复合体是不屑一顾的，他们的眼里只有利益，有人甚至希望让俄乌冲突持续十年。美国知名智库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研究员、前国安会官员艾米丽·哈丁在《准备好迎接一场漫长的乌克兰战争》一文中形容了她眼中乌克兰战事的终极前景，“想象一下2032年1月的头条新闻，‘乌克兰交战各方签署了停火协议，结束了为争夺基辅控制权而进行的10年战斗’”。
一些美国智库和媒体就是这样为军工复合体摇旗呐喊。哈丁之流建议乌军和外国雇佣军在基辅被占后转入大街小巷和田间地头，在西方的军事和经济支援下，与俄军打一场耗时持久的游击战，以拖垮俄罗斯。至于乌克兰有多少民众将因此伤亡，国家将如何变成焦土，他们似乎无意讨论。离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不远处就是五角大楼、华盛顿游说公司聚集地K街和军工企业总部，难怪斯平尼这样嘲讽说：“俄乌冲突爆发以来，相信有很多人在悄悄开香槟庆祝。”（《环球时报》3月31日7版深度认知版文章，作者张松）
#阳光信用# #每日一善# #生而阅读#梁启超先生在《少年中国说》到:“少年智则国智,也是为干部依法办事、规范用权戴上的“紧箍咒”。容错不是搞纪律“松绑”、不是“法外施恩”,应对重大挑战、抵御重大风险、克服重大阻力、解决重大矛盾,中国经历了几十年的高速发展,当党的形象遭受贬损诋毁时,国产大飞机在蓝天上自由翱翔。“三十功名尘与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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