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药食同源#：中医药产业化的有效切入口】众所周知，“药食同源”是中医药界一个重要的概念，通常是指许多食物即药物，它们之间并无绝对的分界线。食疗，作为我国璀璨的优秀传统文化之一，历经数千年，成为维护健康的必要手段。人们认识到，食物不仅能够满足机体正常生理生化能量需求，还能在疾病和亚健康的预防和调理中大有可为。食疗作为提高人们身体免疫力的重要手段，大有可为。
但目前食疗尚无相应的政策和概念界定，管理体系不健全，导致食疗尚无法形成规范化、普及化的发展，公众对食疗知识认知欠缺并且践行不足。从“药食同源”切入，加强食疗文化传承和弘扬，建立健全行业法律法规、标准制度和管理体系，指导和规范饮食养生应用和推广，有助于更有效推动中医药产业化发展，推动中医药走进千家万户。
食疗文化作为传统中医药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很早就为国人认识和运用。《周礼·天官》记载，周朝设立四医（食医、疾医、殇医、兽医），食医为首医，主要掌管周王室的饮膳搭配与调制，从健康维护角度实践着“未病先防、已病防变、病愈防复”。《黄帝内经》中多处描述了食物与疾病、食物与健康、食物与药物的关系。如“毒药攻邪，五谷为养、五畜为益、五果为助、五菜为充，气味合则服之，以补精益气”。此后，唐朝孙思邈《备急千金要方》首次提出“食治”理论，指出在疾病发生期间，医者“当洞晓病源，知其所犯，以食治之，食养不愈，然后命药”，明确了食治当优先于药物治疗；高宗时期，孟诜为避讳“治”，继承孙思邈的食治思想与内容，改食治为食疗，完成了我国第一部食疗专著——《食疗本草》，开创了中医食疗学的先河。元代饮膳太医忽思慧编著的《饮膳正要》，对常见的食物治病的原理、性味、攻效等，更有精辟的论述，后人推崇为中医食疗首部完整的专著。明代医药大师李时珍在其杰作《本草纲目》里，对中医食疗法又有所创新和发展，该书收入数百种药食兼优的动植物食品。清代，中医食疗的步伐迈得更快，食疗法已受医家普遍重视，食疗专著更多，如沈李龙的《食疗本草会纂》、王士雄的《随息居饮食谱》等。到了现代，由于医学和营养学的迅猛发展，有关食疗的理论和方法更臻完善，食疗著作更如雨后春笋，中医食疗学著作融入现代科学观点，从而又翻开了崭新的篇章。
一般来说，食疗应遵循因时制宜、因地制宜、因人制宜的准则。因时制宜一般指因季节不同而改变食疗方法，例如，夏季的饮食总体应该以清淡、容易消化为主，少吃油腻以及辛辣上火的食物；因地制宜则因地势地形的不同，给予不同的饮食，如大西北、北方地区多干燥寒冷，一般可进食性味甘凉、生津润燥之品；因人制宜就要求各人体质不同导致食疗方式不同，如阴虚质宜进食生津养阴滋润之品，血瘀质宜活血行气之品。上述“三因制宜”间既相互区别，又相互联系。不同地区的不同体质的人群在不同季节也有不同的食疗方式，例如，湿热质人群在北方与西部高原地区，秋冬季宜进食化湿清热、健脾助运、祛湿化痰之品，在南方则可适当添加健脾利湿之品。阳虚质人群在北方与西部高原地区，秋冬季可适当添加温阳益气之品；南方则可适当添加温阳祛湿之品。
随着食疗在各种疾病的防治中发挥着积极的作用，且互联网提供了大众获取食疗相关知识的途径，“药食同源”将拥有更广泛的市场。因此，建立食疗管理体系尤为重要，主要包括构建食疗管理目录、将食疗产品纳入医保、建立食疗评价规范、构建食疗智能化系统等。
一是构建规范的食疗管理目录。需要从食疗产品的来源、组成、功效、适应证、做法、用法、适宜人群、不宜人群、临床应用等方面建立食疗的管理目录，将食疗体系化；尤其与饮食密切相关的糖尿病、高血压等慢性病需建立专门的慢性病食疗管理目录，最大限度发挥食疗在慢性病的日常调护中的作用。
二是将食疗产品纳入医保。在慢性病的调理过程中，已被循证证据证实确实具有疗效的且可长期食用的食疗产品，可考虑将其纳入医保范畴，一方面可以减轻患者经济负担；另一方面，通过食疗调理疾病相较于药物来说，不良反应较少，并能提高患者的生活质量。
三是建立食疗评价规范。现有的食疗临床研究多按照药物的临床研究规范进行，但食疗具有食物的属性，其偏性小、起效慢、周期长的特性亟须建立符合食疗特性的评价规范体系，以助于更加规范地评价未来新的食疗产品。
四是构建食疗智能化系统。将现有的食疗相关证据结合人工智能，构建食疗智能化系统（智能化平台、智能化穿戴设备），以指导普通人群在应用食疗时能明确自身的体质特征、相对适宜的食疗产品及相关不宜的食疗产品，规范食疗的应用，以食疗助力全民健康。
总之，将“药食同源”作为中医药产业化的有效切入口，更大限度地发挥“药食同源”、食疗在维护健康中的作用，建立食疗规范管理体系已成为当务之急。（陈晓凡 张安然）
但目前食疗尚无相应的政策和概念界定，管理体系不健全，导致食疗尚无法形成规范化、普及化的发展，公众对食疗知识认知欠缺并且践行不足。从“药食同源”切入，加强食疗文化传承和弘扬，建立健全行业法律法规、标准制度和管理体系，指导和规范饮食养生应用和推广，有助于更有效推动中医药产业化发展，推动中医药走进千家万户。
食疗文化作为传统中医药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很早就为国人认识和运用。《周礼·天官》记载，周朝设立四医（食医、疾医、殇医、兽医），食医为首医，主要掌管周王室的饮膳搭配与调制，从健康维护角度实践着“未病先防、已病防变、病愈防复”。《黄帝内经》中多处描述了食物与疾病、食物与健康、食物与药物的关系。如“毒药攻邪，五谷为养、五畜为益、五果为助、五菜为充，气味合则服之，以补精益气”。此后，唐朝孙思邈《备急千金要方》首次提出“食治”理论，指出在疾病发生期间，医者“当洞晓病源，知其所犯，以食治之，食养不愈，然后命药”，明确了食治当优先于药物治疗；高宗时期，孟诜为避讳“治”，继承孙思邈的食治思想与内容，改食治为食疗，完成了我国第一部食疗专著——《食疗本草》，开创了中医食疗学的先河。元代饮膳太医忽思慧编著的《饮膳正要》，对常见的食物治病的原理、性味、攻效等，更有精辟的论述，后人推崇为中医食疗首部完整的专著。明代医药大师李时珍在其杰作《本草纲目》里，对中医食疗法又有所创新和发展，该书收入数百种药食兼优的动植物食品。清代，中医食疗的步伐迈得更快，食疗法已受医家普遍重视，食疗专著更多，如沈李龙的《食疗本草会纂》、王士雄的《随息居饮食谱》等。到了现代，由于医学和营养学的迅猛发展，有关食疗的理论和方法更臻完善，食疗著作更如雨后春笋，中医食疗学著作融入现代科学观点，从而又翻开了崭新的篇章。
一般来说，食疗应遵循因时制宜、因地制宜、因人制宜的准则。因时制宜一般指因季节不同而改变食疗方法，例如，夏季的饮食总体应该以清淡、容易消化为主，少吃油腻以及辛辣上火的食物；因地制宜则因地势地形的不同，给予不同的饮食，如大西北、北方地区多干燥寒冷，一般可进食性味甘凉、生津润燥之品；因人制宜就要求各人体质不同导致食疗方式不同，如阴虚质宜进食生津养阴滋润之品，血瘀质宜活血行气之品。上述“三因制宜”间既相互区别，又相互联系。不同地区的不同体质的人群在不同季节也有不同的食疗方式，例如，湿热质人群在北方与西部高原地区，秋冬季宜进食化湿清热、健脾助运、祛湿化痰之品，在南方则可适当添加健脾利湿之品。阳虚质人群在北方与西部高原地区，秋冬季可适当添加温阳益气之品；南方则可适当添加温阳祛湿之品。
随着食疗在各种疾病的防治中发挥着积极的作用，且互联网提供了大众获取食疗相关知识的途径，“药食同源”将拥有更广泛的市场。因此，建立食疗管理体系尤为重要，主要包括构建食疗管理目录、将食疗产品纳入医保、建立食疗评价规范、构建食疗智能化系统等。
一是构建规范的食疗管理目录。需要从食疗产品的来源、组成、功效、适应证、做法、用法、适宜人群、不宜人群、临床应用等方面建立食疗的管理目录，将食疗体系化；尤其与饮食密切相关的糖尿病、高血压等慢性病需建立专门的慢性病食疗管理目录，最大限度发挥食疗在慢性病的日常调护中的作用。
二是将食疗产品纳入医保。在慢性病的调理过程中，已被循证证据证实确实具有疗效的且可长期食用的食疗产品，可考虑将其纳入医保范畴，一方面可以减轻患者经济负担；另一方面，通过食疗调理疾病相较于药物来说，不良反应较少，并能提高患者的生活质量。
三是建立食疗评价规范。现有的食疗临床研究多按照药物的临床研究规范进行，但食疗具有食物的属性，其偏性小、起效慢、周期长的特性亟须建立符合食疗特性的评价规范体系，以助于更加规范地评价未来新的食疗产品。
四是构建食疗智能化系统。将现有的食疗相关证据结合人工智能，构建食疗智能化系统（智能化平台、智能化穿戴设备），以指导普通人群在应用食疗时能明确自身的体质特征、相对适宜的食疗产品及相关不宜的食疗产品，规范食疗的应用，以食疗助力全民健康。
总之，将“药食同源”作为中医药产业化的有效切入口，更大限度地发挥“药食同源”、食疗在维护健康中的作用，建立食疗规范管理体系已成为当务之急。（陈晓凡 张安然）
廖群 ：城市群崛起的经济意义不可估量
廖 群 中国人民大学重阳金融研究院首席经济学家、全球治理研究中心首席专家、中国首席经济学家论坛理事
孙 超 中国人民大学重阳金融研究院宏观研究项目主管
对于城市群，人们的一般理解是人口向多个城市的集合体集聚。这当然没错。但还应该认识到，人口集聚必然使得经济要素也向这一城市集合体集聚，同时多个城市集合在一起又势必导致这些城市相互融合，从而产生不可估量的经济增长效果。
经济增长理论告诉我们，经济增长的动力，在起飞阶段是劳动力、物质资本的规模扩张及技术进步，而在起飞后则主要来自于两大创新，即科技创新和组合创新。我国经济正在告别起飞阶段而步向成熟阶段，因而由劳动力和物质资本大规模投入而推动经济高速增长的时代正在渐行渐远，今后的经济增长将主要源于科技创新和组合创新。
科技创新对于经济增长的意义比较容易理解，组合创新如何促进经济增长则不那么直观，但同样重要，有时甚至更为重要。组合创新的思想源自于熊彼特（Joseph A. Schumpeter）的企业组合创新理论。此理论认为，生产要素的组合创新，即要素的创新性重组，是企业发展的根本动力；不同的组合创新将产生不同的发展效果。这一思想可以应用与扩展至宏观经济要素，包括人口、资金、产业、商品、贸易、消费、投资及基础设施等，这些要素的组合创新，是宏观经济增长的根本动力之一，不同的组合创新将导致不同的经济增长速度。
宏观经济要素的组合创新可体现为人口、资金、产业、商品、贸易、消费、投资及基础设施等自身结构的重新构建，也可体现在经济要素在区域、城乡、部门、行业及企业等层面上的重新配置。这些组合创新都将引发或促进经济增长，与科技创新一起成为经济增长的两大源泉。
城市群，即在地域上集中分布的城市联合体，包括一至几个主导城市和数个卫星城市。城市群的兴起，首先是人口向这些城市集聚，而这必然带动资金、产业、商品、贸易、消费、投资及基础设施等经济要素也向这些城市集聚，同时，其中的主导城市与卫星城市以及卫星城市之间经济上不断地融合。
如此的集聚与融合，正是宏观经济要素的组合创新，是人口、资金、产业、商品、贸易、消费、投资及基础设施等宏观经济要素在区域和城乡层面的重新配置，将产生一系列经济要素区域配置的优化效应。
首先是规模经济效应。城市群包括若干不同规模的城市，集聚与融合起来必然产生1+1大于2的规模效应，总体规模得到扩大，且与城市群以外进行交换和竞争时处于更有利的地位。
其次是结构升级效应。城市群在生产要素集聚与融合的过程必然意味着经济结构的重新构建，而在新时代构建的结构必将优于旧时代留下来的结构，导致产业升级。主导城市的经济结构将向当代世界先进水平看齐，卫星城市的经济结构在更为现代化的主导城市的引领下向升级方向发展。
再次是技术创新效应。与结构升级效应同样，生产要素的集聚与融合必然导致当代新技术的采用，主导城市以当代世界先进技术为目标加快技术创新，卫星城市在其带领下技术水平不断向先进水平提升。
第四是综合服务效应。一是城市群内各城市的教育、医疗、文体、市政设施等公共资源随着群内交通和基础设施的互联互通而为大家共享；二是各城市的经济调节、社会管理和居民服务的职能机构等加强协调合作；三是各城市金融、物流、信息、咨询、就业、中介等市场服务体系逐步整合。
这些组合创新效应将催生新的经济需求和供给、新的资源分配、新的产业结构、新的技术创新、新的基础设施和新的市场竞争格局，进而形成经济增长的新“风口”，对经济增长的意义是不可估量的。
世界银行的研究显示，对大部分的经济体而言，城市群程度越高的经济体人均GDP越高，意味着城市群的经济增长意义在全球范围的体现。的确，目前世界上经济最为发达的地区是三大湾区，即纽约大湾区、旧金山大湾区和东京大湾区，而这三大湾区同时又都是城市群。
图片
对我国而言，更是如此。
从上世纪80年代开始，随着沿海城市制造业商贸业快速发展和人口大量涌入，长三角经济区、环渤海经济区、珠三角经济区等设想逐步形成。不过，当时围绕城镇化讨论的重点之一是“走大都市还是走小城镇”路线。“十五”规划中提出“有重点地发展小城镇……完善区域性中心城市功能”“防止盲目扩大城市规模”。至2006年的“十一五”规划，思路出现关键性的转折，提出“把城市群作为推进城镇化的主体形态”，并指出“三大城市群，即珠江三角洲、长江三角洲、环渤海地区应发挥对经济发展的带动和辐射作用”。自此，中国迎来城市群时代。
此后，城市群的发展战略思路不断深化。2014年国家新型城镇化规划发布，拉开了跨省城市群规划的序幕，接着多地城市群规划纷纷出炉；“十三五”规划中提出建设19个城市群；2019年提出由国家层面推动核心大都市支撑和带动周边城市发展；2020年提出建设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和长三角一体化，指出城市群发展的核心任务是逐步消除行政壁垒，让资源要素有序自由流动，从解放思想、制度改革入手，在区域协调发展中持续释放经济发展新动能。
这表明，今后我国的持续城镇化将以建设城市群为新的方向，即促进农村人口向城市群的主导和卫星城市集聚，而非就近向中小城镇转移。这是我国新型城镇化的重要内容，将成为今后我国社会发展的一道靓丽的风景线和最为壮观的宏观景象。
详情链接：https://t.cn/A66WLK1Y
廖 群 中国人民大学重阳金融研究院首席经济学家、全球治理研究中心首席专家、中国首席经济学家论坛理事
孙 超 中国人民大学重阳金融研究院宏观研究项目主管
对于城市群，人们的一般理解是人口向多个城市的集合体集聚。这当然没错。但还应该认识到，人口集聚必然使得经济要素也向这一城市集合体集聚，同时多个城市集合在一起又势必导致这些城市相互融合，从而产生不可估量的经济增长效果。
经济增长理论告诉我们，经济增长的动力，在起飞阶段是劳动力、物质资本的规模扩张及技术进步，而在起飞后则主要来自于两大创新，即科技创新和组合创新。我国经济正在告别起飞阶段而步向成熟阶段，因而由劳动力和物质资本大规模投入而推动经济高速增长的时代正在渐行渐远，今后的经济增长将主要源于科技创新和组合创新。
科技创新对于经济增长的意义比较容易理解，组合创新如何促进经济增长则不那么直观，但同样重要，有时甚至更为重要。组合创新的思想源自于熊彼特（Joseph A. Schumpeter）的企业组合创新理论。此理论认为，生产要素的组合创新，即要素的创新性重组，是企业发展的根本动力；不同的组合创新将产生不同的发展效果。这一思想可以应用与扩展至宏观经济要素，包括人口、资金、产业、商品、贸易、消费、投资及基础设施等，这些要素的组合创新，是宏观经济增长的根本动力之一，不同的组合创新将导致不同的经济增长速度。
宏观经济要素的组合创新可体现为人口、资金、产业、商品、贸易、消费、投资及基础设施等自身结构的重新构建，也可体现在经济要素在区域、城乡、部门、行业及企业等层面上的重新配置。这些组合创新都将引发或促进经济增长，与科技创新一起成为经济增长的两大源泉。
城市群，即在地域上集中分布的城市联合体，包括一至几个主导城市和数个卫星城市。城市群的兴起，首先是人口向这些城市集聚，而这必然带动资金、产业、商品、贸易、消费、投资及基础设施等经济要素也向这些城市集聚，同时，其中的主导城市与卫星城市以及卫星城市之间经济上不断地融合。
如此的集聚与融合，正是宏观经济要素的组合创新，是人口、资金、产业、商品、贸易、消费、投资及基础设施等宏观经济要素在区域和城乡层面的重新配置，将产生一系列经济要素区域配置的优化效应。
首先是规模经济效应。城市群包括若干不同规模的城市，集聚与融合起来必然产生1+1大于2的规模效应，总体规模得到扩大，且与城市群以外进行交换和竞争时处于更有利的地位。
其次是结构升级效应。城市群在生产要素集聚与融合的过程必然意味着经济结构的重新构建，而在新时代构建的结构必将优于旧时代留下来的结构，导致产业升级。主导城市的经济结构将向当代世界先进水平看齐，卫星城市的经济结构在更为现代化的主导城市的引领下向升级方向发展。
再次是技术创新效应。与结构升级效应同样，生产要素的集聚与融合必然导致当代新技术的采用，主导城市以当代世界先进技术为目标加快技术创新，卫星城市在其带领下技术水平不断向先进水平提升。
第四是综合服务效应。一是城市群内各城市的教育、医疗、文体、市政设施等公共资源随着群内交通和基础设施的互联互通而为大家共享；二是各城市的经济调节、社会管理和居民服务的职能机构等加强协调合作；三是各城市金融、物流、信息、咨询、就业、中介等市场服务体系逐步整合。
这些组合创新效应将催生新的经济需求和供给、新的资源分配、新的产业结构、新的技术创新、新的基础设施和新的市场竞争格局，进而形成经济增长的新“风口”，对经济增长的意义是不可估量的。
世界银行的研究显示，对大部分的经济体而言，城市群程度越高的经济体人均GDP越高，意味着城市群的经济增长意义在全球范围的体现。的确，目前世界上经济最为发达的地区是三大湾区，即纽约大湾区、旧金山大湾区和东京大湾区，而这三大湾区同时又都是城市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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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我国而言，更是如此。
从上世纪80年代开始，随着沿海城市制造业商贸业快速发展和人口大量涌入，长三角经济区、环渤海经济区、珠三角经济区等设想逐步形成。不过，当时围绕城镇化讨论的重点之一是“走大都市还是走小城镇”路线。“十五”规划中提出“有重点地发展小城镇……完善区域性中心城市功能”“防止盲目扩大城市规模”。至2006年的“十一五”规划，思路出现关键性的转折，提出“把城市群作为推进城镇化的主体形态”，并指出“三大城市群，即珠江三角洲、长江三角洲、环渤海地区应发挥对经济发展的带动和辐射作用”。自此，中国迎来城市群时代。
此后，城市群的发展战略思路不断深化。2014年国家新型城镇化规划发布，拉开了跨省城市群规划的序幕，接着多地城市群规划纷纷出炉；“十三五”规划中提出建设19个城市群；2019年提出由国家层面推动核心大都市支撑和带动周边城市发展；2020年提出建设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和长三角一体化，指出城市群发展的核心任务是逐步消除行政壁垒，让资源要素有序自由流动，从解放思想、制度改革入手，在区域协调发展中持续释放经济发展新动能。
这表明，今后我国的持续城镇化将以建设城市群为新的方向，即促进农村人口向城市群的主导和卫星城市集聚，而非就近向中小城镇转移。这是我国新型城镇化的重要内容，将成为今后我国社会发展的一道靓丽的风景线和最为壮观的宏观景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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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奇霖：不惧疫情扰动
以下文章来源于奇霖宏观
作者：李奇霖 孙永乐 杨欣（李奇霖为红塔证券研究所所长、首席经济学家，中国首席经济学家论坛理事）
1-2月国内经济的开门红行情在3月份被再一次爆发的疫情打断，本轮疫情来势汹汹，目前确诊人数加上无症状人数已经突破了8000人，期间深圳、上海、吉林等核心城市疫情严重，均经历过封城或半封城。
在疫情的冲击下，市场对于3月经济回落已经有了一定的预期，所以最近债券市场表现得还可以。
总的来看，大规模疫情的反复一来再度对本就疲软的消费特别是服务消费造成了冲击；二来部分地区企业停工停产通过产业链向上下游蔓延，对国内生产造成了不容忽视的影响；三来持续反复的疫情再度打击了居民和企业的预期，预期差对当下生产、投资、消费等造成了更深远的影响。
需求收缩、供给冲击以及预期转弱这三重压力在3月疫情反复的时候得到再度强化。
除疫情之外，我们还要看到3月海外地缘政治冲突加剧导致的输入性通胀，中外经济关系不确定性加强等更是给3月份的经济平添了一分压力。
总的来看，疫情和海外地缘政治冲突成为了我们解读3月份经济数据的关键。这一点在3月的PMI数据上也体现得淋漓尽致。
先来简单总览一下3月数据。3月制造业PMI为49.5%，比上月下降0.7个百分点。其中，生产指数为49.5%，比上月下降0.9个百分点，新订单指数为48.8%，比上月下降1.9个百分点。数据表明目前国内供需双双走弱。
非制造业商务活动指数为48.4%，比上月下降3.2个百分点。因为服务业受疫情影响更为明显，3月服务业商务活动指数为46.7%，比上月下降3.8个百分点。而建筑业不降反升，商务活动指数为58.1%，比上月上升0.5个百分点。
图片1
我们先来分析疫情和地缘政治冲突加剧主线下国内面临的经济压力。
制造业在3月可以说面临着内外交困的格局。国际方面，3月的主线毋庸置疑是俄乌冲突加剧，地缘政治冲突愈演愈烈使得全球经济的不确定性大幅上升。
其对中国最明显的影响就是加剧了国内的输入性通胀压力。俄乌双方作为全球重要的资源国，双方冲突使得部分大宗商品原本就紧张的供需关系进一步恶化。可以看到3月大宗商品市场如原油、镍、铝、玉米、钾肥等的价格都出现了明显波动。
那么受近期国际大宗商品价格大幅波动等因素影响，3月主要原材料购进价格指数和出厂价格指数双双提高，分别为66.1%和56.7%，高于上月6.1和2.6个百分点，均升至近5个月的高点。
其中，石油煤炭及其他燃料加工、有色金属冶炼及压延加工等上游行业主要原材料购进价格指数和出厂价格指数均超过70.0%。
另外，国内因为基建等开始发力，市场预期靠前，黑色金属冶炼及压延加工业的价格指数也比较强势。
而上游原材料价格的上涨无疑会给中下游行业带来不小的成本压力。在这样的情况下，企业的补库存动力明显走弱，3月制造业原材料库存指数为47.3%，比上月下降0.8个百分点。
除了输入性通胀之外，地缘政治冲突也使得海外企业在开展国际业务时更加谨慎，统计局也表述随着地缘政治冲突加剧，一些企业的出口订单减少或被取消。
体现在3月的PMI数据上就是3月制造业新出口订单为47.2%，相比于2月下滑了2.8个百分点。
当然导致新出口订单下滑的因素除了地缘政治冲突加剧之外，还和国内疫情反复有明显关系。
3月这一轮国内的疫情可以说是第一轮疫情之后最严重的一次，目前每日新增人数包括无症状人数已经超过了8000人，且深圳和上海均在其中。
受疫情影响，深圳和上海先后开始封城或者半封城，其周边地区的防疫措施也有所加严。这两个城市是国内重要的出口城市，当地出口企业在生产经营活动减少的时候，自然也会主动减少接单。
另外，我们需要额外注意的一点是，疫情对运输特别是航运造成的影响。可以看到3月PMI供应商配送时间指数为46.5%，低于上月1.7个百分点，是2020年3月份以来的低点。
而上海和深圳是国内重要的港口所在地，2021年上海港和深圳港的集装箱吞吐量占全国吞吐总量的四分之一左右。
虽然此次封锁不关闭港口，但是为配合防疫措施，卡车运输、装卸货物以及船只进出港都受到了影响，盐田港和上海港等主要港口已出现拥堵现象。根据路孚特船舶跟踪数据，此前深圳疫情严重的时候，深圳沿海约有 34 艘船舶等待停靠，而一年前平均为 7 艘。
港口运行效率的下滑可能会造成疫情当月出口数据下滑，而疫情消散后次月，因为前期堆积的货物集中外发可能又会导致出口数据走高。这也是后续我们分析3月出口数据时必须要考虑到的。
重新回到疫情对国内需求端的影响上。国内疫情的反复除了会影响海外订单，对国内企业的生产和需求会造成更大的影响。
需求方面，疫情对服务业的冲击无疑会更为明显，可以看到铁路运输、航空运输、住宿、餐饮等接触性聚集性行业业务活动明显减少，商务活动指数均下降20.0个百分点以上，企业经营压力加大。
而且很多住宿、餐饮等行业都是以小微企业为主，抗风险能力比较差，在线下服务业受疫情冲击的时候，小微企业面临的压力不容忽视。
相比于线下服务业，制造业的需求虽然也有所下滑，但是降幅相对较小，3月制造业新订单指数为48.8%，比上月下降1.9个百分点。
在需求减少同时疫情影响企业正常运输的时候，企业的产成品库存有所回升，为48.9%，上升了1.6个百分点。
详情链接：https://t.cn/A66Oh1tE
以下文章来源于奇霖宏观
作者：李奇霖 孙永乐 杨欣（李奇霖为红塔证券研究所所长、首席经济学家，中国首席经济学家论坛理事）
1-2月国内经济的开门红行情在3月份被再一次爆发的疫情打断，本轮疫情来势汹汹，目前确诊人数加上无症状人数已经突破了8000人，期间深圳、上海、吉林等核心城市疫情严重，均经历过封城或半封城。
在疫情的冲击下，市场对于3月经济回落已经有了一定的预期，所以最近债券市场表现得还可以。
总的来看，大规模疫情的反复一来再度对本就疲软的消费特别是服务消费造成了冲击；二来部分地区企业停工停产通过产业链向上下游蔓延，对国内生产造成了不容忽视的影响；三来持续反复的疫情再度打击了居民和企业的预期，预期差对当下生产、投资、消费等造成了更深远的影响。
需求收缩、供给冲击以及预期转弱这三重压力在3月疫情反复的时候得到再度强化。
除疫情之外，我们还要看到3月海外地缘政治冲突加剧导致的输入性通胀，中外经济关系不确定性加强等更是给3月份的经济平添了一分压力。
总的来看，疫情和海外地缘政治冲突成为了我们解读3月份经济数据的关键。这一点在3月的PMI数据上也体现得淋漓尽致。
先来简单总览一下3月数据。3月制造业PMI为49.5%，比上月下降0.7个百分点。其中，生产指数为49.5%，比上月下降0.9个百分点，新订单指数为48.8%，比上月下降1.9个百分点。数据表明目前国内供需双双走弱。
非制造业商务活动指数为48.4%，比上月下降3.2个百分点。因为服务业受疫情影响更为明显，3月服务业商务活动指数为46.7%，比上月下降3.8个百分点。而建筑业不降反升，商务活动指数为58.1%，比上月上升0.5个百分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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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先来分析疫情和地缘政治冲突加剧主线下国内面临的经济压力。
制造业在3月可以说面临着内外交困的格局。国际方面，3月的主线毋庸置疑是俄乌冲突加剧，地缘政治冲突愈演愈烈使得全球经济的不确定性大幅上升。
其对中国最明显的影响就是加剧了国内的输入性通胀压力。俄乌双方作为全球重要的资源国，双方冲突使得部分大宗商品原本就紧张的供需关系进一步恶化。可以看到3月大宗商品市场如原油、镍、铝、玉米、钾肥等的价格都出现了明显波动。
那么受近期国际大宗商品价格大幅波动等因素影响，3月主要原材料购进价格指数和出厂价格指数双双提高，分别为66.1%和56.7%，高于上月6.1和2.6个百分点，均升至近5个月的高点。
其中，石油煤炭及其他燃料加工、有色金属冶炼及压延加工等上游行业主要原材料购进价格指数和出厂价格指数均超过70.0%。
另外，国内因为基建等开始发力，市场预期靠前，黑色金属冶炼及压延加工业的价格指数也比较强势。
而上游原材料价格的上涨无疑会给中下游行业带来不小的成本压力。在这样的情况下，企业的补库存动力明显走弱，3月制造业原材料库存指数为47.3%，比上月下降0.8个百分点。
除了输入性通胀之外，地缘政治冲突也使得海外企业在开展国际业务时更加谨慎，统计局也表述随着地缘政治冲突加剧，一些企业的出口订单减少或被取消。
体现在3月的PMI数据上就是3月制造业新出口订单为47.2%，相比于2月下滑了2.8个百分点。
当然导致新出口订单下滑的因素除了地缘政治冲突加剧之外，还和国内疫情反复有明显关系。
3月这一轮国内的疫情可以说是第一轮疫情之后最严重的一次，目前每日新增人数包括无症状人数已经超过了8000人，且深圳和上海均在其中。
受疫情影响，深圳和上海先后开始封城或者半封城，其周边地区的防疫措施也有所加严。这两个城市是国内重要的出口城市，当地出口企业在生产经营活动减少的时候，自然也会主动减少接单。
另外，我们需要额外注意的一点是，疫情对运输特别是航运造成的影响。可以看到3月PMI供应商配送时间指数为46.5%，低于上月1.7个百分点，是2020年3月份以来的低点。
而上海和深圳是国内重要的港口所在地，2021年上海港和深圳港的集装箱吞吐量占全国吞吐总量的四分之一左右。
虽然此次封锁不关闭港口，但是为配合防疫措施，卡车运输、装卸货物以及船只进出港都受到了影响，盐田港和上海港等主要港口已出现拥堵现象。根据路孚特船舶跟踪数据，此前深圳疫情严重的时候，深圳沿海约有 34 艘船舶等待停靠，而一年前平均为 7 艘。
港口运行效率的下滑可能会造成疫情当月出口数据下滑，而疫情消散后次月，因为前期堆积的货物集中外发可能又会导致出口数据走高。这也是后续我们分析3月出口数据时必须要考虑到的。
重新回到疫情对国内需求端的影响上。国内疫情的反复除了会影响海外订单，对国内企业的生产和需求会造成更大的影响。
需求方面，疫情对服务业的冲击无疑会更为明显，可以看到铁路运输、航空运输、住宿、餐饮等接触性聚集性行业业务活动明显减少，商务活动指数均下降20.0个百分点以上，企业经营压力加大。
而且很多住宿、餐饮等行业都是以小微企业为主，抗风险能力比较差，在线下服务业受疫情冲击的时候，小微企业面临的压力不容忽视。
相比于线下服务业，制造业的需求虽然也有所下滑，但是降幅相对较小，3月制造业新订单指数为48.8%，比上月下降1.9个百分点。
在需求减少同时疫情影响企业正常运输的时候，企业的产成品库存有所回升，为48.9%，上升了1.6个百分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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