千元借款，竟“滚”到了65万？！
随着网络金融的兴起，一些犯罪分子趁机作乱，借用网络平台和手机App，大肆进行电信诈骗和“套路贷”犯罪。新兴金融工具成为犯罪“热土”，暴露出金融、电信等部门的监管不足与制度漏洞，源头端治理刻不容缓。
1、“公司是当地招商来的，
是正规企业”
河南省洛阳市新安县公安局曾侦破一起利用手机App进行“套路贷”犯罪的案件，抓获犯罪嫌疑人168名，这是洛阳市公安局建局以来抓获犯罪嫌疑人最多的一起案件。
经查，2019年4月至7月，犯罪嫌疑人通过购买的手机软件，虚假注册公司、虚假宣传，网络放贷1.8万余人次，电话催收1.3万余人次，获利1000多万元。暴力催收导致洛阳理工学院一名学生坠桥自杀，多名受害者精神异常。
河南省平顶山市郏县的范某是“套路贷”的受害者。2018年，25岁的他在手机App上借款1500元用于零花，不曾想掉进“套路贷”陷阱。他说，1500元用6天，扣掉手续费等，到手只有1050元，感觉利息特别高。两三天后，他就不断接到其他小贷平台的电话，声称自家利息低，不用审核。这些平台一次放款千元左右，最多不超过3000元，数日即须归还。为了周转，范某3个月先后在“魔法救急”等77个平台借款10万元，还款47万后，还欠18万元。
“每天一醒就想着今天该还哪几笔钱了，还有哪个亲戚没借过，该咋说……每天都浑浑噩噩，做不了任何事情，都是这种电话缠着你。”范某说，“一直到后来，自己都有点坚持不住了，想过自杀一了百了。”
后来，范某的家人发现他的异常，陪他到公安机关咨询，方知这是“套路贷”，他才得以脱身。不再还钱后，网贷平台和催收公司对范某和家人进行群发短信、P图等恶意骚扰和侮辱诽谤，严重影响了他们的正常工作和生活。最后，范家人不得不全部换掉手机号，新婚妻子也提出离婚。
河南省公安厅有组织犯罪侦查队陈光辉告诉半月谈记者，像范某这样的受害者不胜枚举，有些流离失所，有些精神崩溃，有些为还钱走上犯罪道路。
陈某是安徽一家金融外包服务公司的客服部经理，公司承接多家网贷公司的催收业务。她管着40多个座席（催收员），工作内容就是抽查座席电话，指导他们按话术催收。每个座席每天至少要打400个电话，每催收回来1万元可提成1000元。
“我干这个两三年了，是正规渠道招聘进来的。公司是当地招商来的，也是正规企业，每年寒暑假都到大专院校招聘，还赞助当地的机关企事业单位，我怎么会想到这是违法的呢？”陈某反问，“如果放贷、催贷违法，为什么会有这么多家？为什么没人管？这又不是很难查。包括我的手机，每天都收到很多要不要贷款的短信。”
2、有牌照的有人管，
无牌照的“野蛮生长”
河南省洛阳市公安局的宗存生已经在刑侦一线工作数十年。他说，通过侦办电信诈骗、“套路贷”案件，警方发现当前网络上的贷款平台有相当一部分是非法的，存在很大的欺诈性，致使很多老百姓上当受骗。
网络上为什么有这么多非法网络贷款平台？河南省通信管理局网络安全管理处处长郑海清告诉记者，这种情况是多种原因造成的。一是技术手段落后。现有的全国诈骗电话防范系统，主要针对传统的语音电话网，手机、互联网没包含。二是主管部门不清晰。对互联网金融的源头端治理，到底是网信办、公安局还是通信管理局管理，都没有清晰的界定。三是打击手段落后，与互联网金融犯罪的高科技、信息化属性不相适应，大多数只能案发后识别。
一些不合理规定给网络诈骗提供了方便。联通公司工作人员告诉记者，有一次营业厅一下来了几十位老年人，一看就是号贩子组织来的。工作人员报警，警察来后说号码没开，也没实施犯罪，管不了。最后，工作人员只好乖乖地给这些人开了号。河南联通网络与信息安全部副总经理陈戈说，公民有通信自由的权利，作为运营商，既然别人购买了服务，他们就不好进行拦截，不然会被投诉。
互联网金融平台的责任边界存争议。“借贷宝”是九鼎控股打造的互联网金融平台，近年来因平台发生多起犯罪案件名誉受损。“借贷宝”公共关系部的杨某说，平台只是一个交易场所，按交易次数收费，至于交易行为是否违法，或是否签阴阳合同，无法掌握。
法律专家指出，互联网金融平台从本质上来说，是私法上的主体，但又有“公”的属性，理应承担更为广泛的责任。平台在公法意义上的责任分配，应达到一种平衡，既不因苛责而妨碍金融创新，也不因放纵而威胁金融稳定。
杨某说，互联网金融在我国出现后，国家曾给200多家互联网金融机构颁发过牌照，有效期5年。后来随着问题的出现，国家对这些机构进行整顿，持照企业数量下降近半。但新出现的互联网金融平台，国家未颁发牌照，也不将这些行为纳入监管范围，造成有牌照的有人管，无牌照的“野蛮生长”。
3、源头端治理刻不容缓
郑州大学法学院副教授吴林生认为，电信诈骗、“套路贷”等利用网络进行的犯罪，都属于高科技犯罪，有两个显著特征。一是技术手段的便捷性。这种远程实施的犯罪是一种蔓延性犯罪，被害人比较广泛，数额特别大。二是通常有一定的匿名性。这种犯罪与传统犯罪相比，侦破难度大，取证困难，对侦破成本、破案率等方面的要求比较高。互联网金融犯罪如果不得到及时遏制，法律的威慑与预防效应将失效。
他认为，源头端治理刻不容缓，三大运营商应担负起主力军的责任。通信自由权是相对的。运营商与用户有契约，既要保证信息源发送方的合法权利，也要保证接收方得到的是合法安全的信息。
河南财经政法大学金融学院副院长赵紫剑说，我国互联网金融活动主要体现在三大类：一是互联网支付，二是互联网借贷，三是互联网众筹。这些互联网金融发展迅速，监管跟不上脚步。2011年，中国人民银行就开始对非银行支付机构推出牌照管理，2015年中国人民银行等十部委曾发布《关于促进互联网金融健康发展的指导意见》，2016年国务院印发《互联网金融风险专项整治工作实施方案》，之后对P2P网络借贷逐步形成“1+3”监管框架，对第三方支付机构实行备付金集中存管。然而，由于互联网金融品类繁杂，前期的野蛮生长积累了不少问题，分业监管体制中存在一些制度和机构协调上的空白点，没有明确的职能部门对应管理。
赵紫剑认为，规范互联网金融，要充分发挥职能部门的监管作用、协会的互律作用、企业的自律作用以及金融消费者和社会的舆论监督作用。尤其是职能部门要主动积极监管，明确准入门槛；借助大数据提升监管效率和监管手段；厘清部门权限边界，加大协调配合，扩大社会宣传。
（图片来源：人民视觉）
随着网络金融的兴起，一些犯罪分子趁机作乱，借用网络平台和手机App，大肆进行电信诈骗和“套路贷”犯罪。新兴金融工具成为犯罪“热土”，暴露出金融、电信等部门的监管不足与制度漏洞，源头端治理刻不容缓。
1、“公司是当地招商来的，
是正规企业”
河南省洛阳市新安县公安局曾侦破一起利用手机App进行“套路贷”犯罪的案件，抓获犯罪嫌疑人168名，这是洛阳市公安局建局以来抓获犯罪嫌疑人最多的一起案件。
经查，2019年4月至7月，犯罪嫌疑人通过购买的手机软件，虚假注册公司、虚假宣传，网络放贷1.8万余人次，电话催收1.3万余人次，获利1000多万元。暴力催收导致洛阳理工学院一名学生坠桥自杀，多名受害者精神异常。
河南省平顶山市郏县的范某是“套路贷”的受害者。2018年，25岁的他在手机App上借款1500元用于零花，不曾想掉进“套路贷”陷阱。他说，1500元用6天，扣掉手续费等，到手只有1050元，感觉利息特别高。两三天后，他就不断接到其他小贷平台的电话，声称自家利息低，不用审核。这些平台一次放款千元左右，最多不超过3000元，数日即须归还。为了周转，范某3个月先后在“魔法救急”等77个平台借款10万元，还款47万后，还欠18万元。
“每天一醒就想着今天该还哪几笔钱了，还有哪个亲戚没借过，该咋说……每天都浑浑噩噩，做不了任何事情，都是这种电话缠着你。”范某说，“一直到后来，自己都有点坚持不住了，想过自杀一了百了。”
后来，范某的家人发现他的异常，陪他到公安机关咨询，方知这是“套路贷”，他才得以脱身。不再还钱后，网贷平台和催收公司对范某和家人进行群发短信、P图等恶意骚扰和侮辱诽谤，严重影响了他们的正常工作和生活。最后，范家人不得不全部换掉手机号，新婚妻子也提出离婚。
河南省公安厅有组织犯罪侦查队陈光辉告诉半月谈记者，像范某这样的受害者不胜枚举，有些流离失所，有些精神崩溃，有些为还钱走上犯罪道路。
陈某是安徽一家金融外包服务公司的客服部经理，公司承接多家网贷公司的催收业务。她管着40多个座席（催收员），工作内容就是抽查座席电话，指导他们按话术催收。每个座席每天至少要打400个电话，每催收回来1万元可提成1000元。
“我干这个两三年了，是正规渠道招聘进来的。公司是当地招商来的，也是正规企业，每年寒暑假都到大专院校招聘，还赞助当地的机关企事业单位，我怎么会想到这是违法的呢？”陈某反问，“如果放贷、催贷违法，为什么会有这么多家？为什么没人管？这又不是很难查。包括我的手机，每天都收到很多要不要贷款的短信。”
2、有牌照的有人管，
无牌照的“野蛮生长”
河南省洛阳市公安局的宗存生已经在刑侦一线工作数十年。他说，通过侦办电信诈骗、“套路贷”案件，警方发现当前网络上的贷款平台有相当一部分是非法的，存在很大的欺诈性，致使很多老百姓上当受骗。
网络上为什么有这么多非法网络贷款平台？河南省通信管理局网络安全管理处处长郑海清告诉记者，这种情况是多种原因造成的。一是技术手段落后。现有的全国诈骗电话防范系统，主要针对传统的语音电话网，手机、互联网没包含。二是主管部门不清晰。对互联网金融的源头端治理，到底是网信办、公安局还是通信管理局管理，都没有清晰的界定。三是打击手段落后，与互联网金融犯罪的高科技、信息化属性不相适应，大多数只能案发后识别。
一些不合理规定给网络诈骗提供了方便。联通公司工作人员告诉记者，有一次营业厅一下来了几十位老年人，一看就是号贩子组织来的。工作人员报警，警察来后说号码没开，也没实施犯罪，管不了。最后，工作人员只好乖乖地给这些人开了号。河南联通网络与信息安全部副总经理陈戈说，公民有通信自由的权利，作为运营商，既然别人购买了服务，他们就不好进行拦截，不然会被投诉。
互联网金融平台的责任边界存争议。“借贷宝”是九鼎控股打造的互联网金融平台，近年来因平台发生多起犯罪案件名誉受损。“借贷宝”公共关系部的杨某说，平台只是一个交易场所，按交易次数收费，至于交易行为是否违法，或是否签阴阳合同，无法掌握。
法律专家指出，互联网金融平台从本质上来说，是私法上的主体，但又有“公”的属性，理应承担更为广泛的责任。平台在公法意义上的责任分配，应达到一种平衡，既不因苛责而妨碍金融创新，也不因放纵而威胁金融稳定。
杨某说，互联网金融在我国出现后，国家曾给200多家互联网金融机构颁发过牌照，有效期5年。后来随着问题的出现，国家对这些机构进行整顿，持照企业数量下降近半。但新出现的互联网金融平台，国家未颁发牌照，也不将这些行为纳入监管范围，造成有牌照的有人管，无牌照的“野蛮生长”。
3、源头端治理刻不容缓
郑州大学法学院副教授吴林生认为，电信诈骗、“套路贷”等利用网络进行的犯罪，都属于高科技犯罪，有两个显著特征。一是技术手段的便捷性。这种远程实施的犯罪是一种蔓延性犯罪，被害人比较广泛，数额特别大。二是通常有一定的匿名性。这种犯罪与传统犯罪相比，侦破难度大，取证困难，对侦破成本、破案率等方面的要求比较高。互联网金融犯罪如果不得到及时遏制，法律的威慑与预防效应将失效。
他认为，源头端治理刻不容缓，三大运营商应担负起主力军的责任。通信自由权是相对的。运营商与用户有契约，既要保证信息源发送方的合法权利，也要保证接收方得到的是合法安全的信息。
河南财经政法大学金融学院副院长赵紫剑说，我国互联网金融活动主要体现在三大类：一是互联网支付，二是互联网借贷，三是互联网众筹。这些互联网金融发展迅速，监管跟不上脚步。2011年，中国人民银行就开始对非银行支付机构推出牌照管理，2015年中国人民银行等十部委曾发布《关于促进互联网金融健康发展的指导意见》，2016年国务院印发《互联网金融风险专项整治工作实施方案》，之后对P2P网络借贷逐步形成“1+3”监管框架，对第三方支付机构实行备付金集中存管。然而，由于互联网金融品类繁杂，前期的野蛮生长积累了不少问题，分业监管体制中存在一些制度和机构协调上的空白点，没有明确的职能部门对应管理。
赵紫剑认为，规范互联网金融，要充分发挥职能部门的监管作用、协会的互律作用、企业的自律作用以及金融消费者和社会的舆论监督作用。尤其是职能部门要主动积极监管，明确准入门槛；借助大数据提升监管效率和监管手段；厘清部门权限边界，加大协调配合，扩大社会宣传。
（图片来源：人民视觉）
【避重就轻、投石问路、丢卒保车，识破假投案真面目！】“自己在经历留置之后才深刻感受到，心存侥幸对抗组织调查，都是徒劳的。唯有坦白交代问题，才是正确选择。”近日，江西省抚州市纪委监委组织市管领导干部传阅《忏悔录汇编》，被查处的该市生态环境局原党委书记、局长邓长明的一段忏悔令大家尤为警醒。
不久前，江西省纪委监委发布通报，抚州市生态环境局原党委书记、局长邓长明，原党委委员、副局长丁文二人被“双开”。通报指出邓长明“对抗组织审查，转移、隐匿涉案财物”，同时丁文也存在“与他人串供，对抗组织审查”行为。公开信息显示，此二人在去年11月曾主动投案，其中邓长明还是“携款投案”。
随着纪检监察体制改革不断深入，各地主动投案人数逐渐增多，但在实际审查调查中，纪检监察机关发现，个别投案的干部为了避免惩罚，避重就轻，用简单违纪事实代替违法犯罪事实，或仅供述部分违纪违法事实。这些借“主动投案”之名，行对抗审查调查之实的做法，不过是掩耳盗铃式的欲盖弥彰，最终难逃纪法严惩。
迫于压力假投案 企图避重就轻
2019年11月14日，抚州市纪委监委将江西盾牌化工有限责任公司涉嫌污染环境问题线索及相关证据移送至抚州市公安局临川分局。11月15日，临川分局对该案立案侦查并先后将该公司原法定代表人邹样清和股东杨友龙抓获归案。随后，市纪委监委专案组人员提审询问邹样清时，邹样清交代了邓长明和丁文在处理盾牌公司长年填埋的1470吨危险废物上给予关照，分别收受其70万元的问题。杨友龙同样也交代了邓长明、丁文收受贿赂的问题。
邓长明在得知邹样清、杨友龙被公安机关刑事拘留并被抚州市纪委监委派人进行询问后，担心其受贿行为败露。心中不安的邓长明，一边四处打听邹样清、杨友龙是否向抚州市纪委监委交代其受贿行为，一边于11月17日晚将一个装满180万元现金的旅行箱和两个各装了50万元现金的蛇皮袋分别送往其妻舅处和妹妹处藏匿。随后还电话联系其他行贿人，将合计90万元的受贿款退还给行贿人，订立攻守同盟。
在此期间，邓长明多次找丁文密谋如何对抗组织调查，要丁文将邹样清送的140万元贿金全部担下来，并承诺会想办法将丁文“捞”出来。但丁文感觉案情重大，担心会受到严惩而予以拒绝，并表示其将向抚州市纪委监委主动投案。https://t.cn/A6baM5bB ，丁文向抚州市纪委监委主动投案。邓长明在得知丁文投案后，心理防线被冲垮，于9时10分左右向专案组人员发短信表示要来投案，并在10时左右携带60万元赃款向抚州市纪委监委投案。
正如邓长明后来在忏悔材料中写的，他之所以选择主动投案是因为“纸终究包不住火”。但心存侥幸的他只供述了其收受邹样清70万元的问题，声称自己带来的现金就是邹样清当时送来的，并表示只收过这一次钱，对其他违纪违法问题只字不提。
然而，邓长明显然打错了算盘。专案组充分运用邓长明、丁文两人同一天到案的条件，广泛收集市生态环境局（原环保局）存档资料，调取有关企业资料，并通过邓长明的其他信息掌握了邓长明更多违纪违法证据。在证据面前，邓长明不得不交代了其对抗组织审查、转移赃款的行为，其“避重就轻”的幻想最终破灭。
欺瞒组织 认小否大终自误
梳理相关案例发现，党员干部和公职人员假投案真对抗组织审查调查主要有三种情形：避重就轻型、投石问路型和丢卒保车型。
邓长明案例就属于避重就轻型。这种抱有侥幸心理的人主动向组织交代自己较小较轻的那部分违纪违法事实，而将性质较重、数量较大的违法犯罪事实隐藏起来，以期让办案机关认为其态度诚恳，继而止步调查。
邓长明案不是孤例，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喀什地区也有一名派出所所长避重就轻隐瞒案情。阿布力海提·玉努斯在任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喀什地区麦盖提县央塔克乡派出所所长、教导员和巴扎结米乡派出所所长期间，充当辖区内赌场老板的“保护伞”，收受财物61万余元。但他在“投案”时，交代问题避重就轻，仅坦白收受财物12.24万元。阿布力海提因此受到免职处理，由派出所所长降为普通民警。受到撤职处分后，阿布力海提以为已经蒙混过关。但该县纪委监委在对其问题线索开展“回头看”时，发现其涉嫌隐瞒违纪事实换取从轻处理后，开展了初步核实并对其采取留置措施。5月10日，阿布力海提被“双开”，其涉嫌犯罪问题移送检察机关依法审查起诉。
投石问路型也是一种较为常见的假投案行为。当得知纪委监委在对自己展开调查时，特别是与自己关系密切的行贿人、共同受贿人或知情人被监委留置后，对于上述人员是否会供出自己的犯罪事实心中没底，故而采取主动投案的形式，在投案后只向组织交代自己一小部分违纪违法事实，从办案人员问话的态度、口气和内容中来试探是否掌握了自己违法犯罪事实。
比如，江西省抚州市园林绿化局（风景名胜管理局）副调研员徐大国在得知与他有关联的行贿嫌疑人被该市纪委监委留置后，预感可能要出事的他找到市纪委监委办案组主动交代曾收受过3万元咨询费，而对其受贿200万元的事实则闭口不谈。
邓长明、阿布力海提、徐大国等人投案的真实目的并非是认罪悔罪，而是抱着打探案情、探听虚实的心态，进行“摸底探路”，从而想“大事化小”，他们压根就没有向组织交代问题的意愿，交代小问题隐瞒大问题，企图蒙混过关。如此“投案”，不仅失去了从轻或减轻处罚的机会，还要受到纪法的严惩。
发生在内蒙古自治区赤峰市的一起案例属于丢卒保车型。其主要表现为：让“卒子”去主动承揽责任，好让真正的违纪违法人员逃脱惩罚。
4月4日，内蒙古自治区赤峰市敖汉旗委政法委原常务副书记潘卫国酒后超速驾车致使4人死亡。为掩盖其酒后驾车违法行为，潘卫国指使同车朋友闫某华“顶包”认罪。4月16日，敖汉旗公安局对潘卫国以涉嫌交通肇事罪执行逮捕。5月13日，潘卫国被“双开”。
《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规定，对党不忠诚不老实，表里不一，阳奉阴违以及对抗组织审查等行为是典型的违反政治纪律行为。“假投案、真对抗”这种现象的本质就是对党不忠诚，是欺骗组织、对抗组织。
中央民族大学诉讼法学副教授李扬认为，通常而言，被调查人在选择主动投案时可能存在三种不同的心理状态，分别是“真诚悔罪”“避重就轻”和“以退为进”，其中后两种心态都是通过主动投案的方式来制造自己悔罪的假象，从而将整个调查引向对自己有利的方向。
“假投案行为的出现，归根结底是纪律意识淡薄，也是侥幸心理作祟。”温州大学瓯江学院讲师卢锦泉表示。
精准识别 对假投案者严肃处理
9月23日，甘肃兰州市中院一审公开开庭审理平凉市委原常委、市政府原常务副市长黄继宗受贿案。黄继宗的“双开”通报指出，其藐视党纪国法，工于心计，迫于形势搞假投案刺探虚实，交代问题避重就轻，处心积虑对抗组织审查调查，企图蒙混过关。
《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第五十六条规定：对抗组织审查，给予警告或者严重警告处分；情节较重的，给予撤销党内职务或者留党察看处分；情节严重的，给予开除党籍处分。
遇到对抗组织审查怎么办？重庆市铜梁区纪委监委从审查调查对象的知、情、意、行等心理实际出发，摒弃单纯说教，抓住审查调查对象的心理特点，找准谈之有效的话题，如让审查调查对象重读自己的入党申请书、工作日记等，动其“初心”治其“歪心”，让其在思想上接受一场深刻的洗礼。
四川省都江堰市纪委监委重视外围“证据链”，违纪违法事实的认定以客观证据为依据，审查调查对象的口供仅供参考，办案人员把握有关案情和证据材料力求全面细致，制定周密的外围调查方案，围绕主线、紧盯主角，在外围调查取证中抓住要点，灵活应对各种新形式的违纪、犯罪行为，从而获取有效证据。
江苏省灌云县纪委监委相关负责人分析，投案不等于自首，对于问题干部交代的问题，纪检监察机关要善用“火眼金睛”，辨明投案者是真心悔过还是“转移视线”，交代问题是全部违纪事实还是“丢卒保车”对抗组织调查，对于假投案者，在查清事实后，要予以严肃处理。
浙江省武义县纪委监委对符合主动投案条件的被调查人，根据法定程序向检察机关提出从宽处罚建议。针对主动投案工作突发性、不确定性等特点，该县纪委监委建立纪检监察机关处理主动投案工作操作规程和应急处置预案，细化工作流程、内容、要求以及责任界限。
江西省抚州市纪委监委工作人员针对实际工作中主动投案存在的问题，形成了多种有效应对经验。一是充分利用对象能主动投案并能交代部分违法犯罪事实的现象，因势利导，就投案自首的法定含义，真投案与假投案的不同处理，做细致工作，迫使其认清形势，主动交代。二是对“投石问路”“试探深浅”的，在条件不成熟或证据尚未收集到位时，不惊动对象，让其以为办案人员信以为真，在一定程度上麻痹对方，争取收集证据所需的时间和空间。三是当面揭穿，充分利用前来投案的机会，揭穿其目的就是为了避重就轻，逃避责任。该市还制定了处置主动投案问题的试行办法，明确了直接到办案点、巡察组投案或来电、来信提出主动投案等情形下的报告、审批、安全措施，使信访举报、监督检查、审查调查等部门密切配合，快速移交处置，确保安全高效。
“惩前毖后、治病救人，是我们党对犯错误的同志的一贯方针，现实中，极少数干部把组织的关爱苦心当成避罪漏洞，企图以假投案转移视线、蒙混过关，或以小遮大、瞒天过海。”中国纪检监察学院副研究员王希鹏说，这些伎俩看似聪明，实则愚蠢，这些人的如意算盘最终必会落空。链接: https://t.cn/A6baM5qq
不久前，江西省纪委监委发布通报，抚州市生态环境局原党委书记、局长邓长明，原党委委员、副局长丁文二人被“双开”。通报指出邓长明“对抗组织审查，转移、隐匿涉案财物”，同时丁文也存在“与他人串供，对抗组织审查”行为。公开信息显示，此二人在去年11月曾主动投案，其中邓长明还是“携款投案”。
随着纪检监察体制改革不断深入，各地主动投案人数逐渐增多，但在实际审查调查中，纪检监察机关发现，个别投案的干部为了避免惩罚，避重就轻，用简单违纪事实代替违法犯罪事实，或仅供述部分违纪违法事实。这些借“主动投案”之名，行对抗审查调查之实的做法，不过是掩耳盗铃式的欲盖弥彰，最终难逃纪法严惩。
迫于压力假投案 企图避重就轻
2019年11月14日，抚州市纪委监委将江西盾牌化工有限责任公司涉嫌污染环境问题线索及相关证据移送至抚州市公安局临川分局。11月15日，临川分局对该案立案侦查并先后将该公司原法定代表人邹样清和股东杨友龙抓获归案。随后，市纪委监委专案组人员提审询问邹样清时，邹样清交代了邓长明和丁文在处理盾牌公司长年填埋的1470吨危险废物上给予关照，分别收受其70万元的问题。杨友龙同样也交代了邓长明、丁文收受贿赂的问题。
邓长明在得知邹样清、杨友龙被公安机关刑事拘留并被抚州市纪委监委派人进行询问后，担心其受贿行为败露。心中不安的邓长明，一边四处打听邹样清、杨友龙是否向抚州市纪委监委交代其受贿行为，一边于11月17日晚将一个装满180万元现金的旅行箱和两个各装了50万元现金的蛇皮袋分别送往其妻舅处和妹妹处藏匿。随后还电话联系其他行贿人，将合计90万元的受贿款退还给行贿人，订立攻守同盟。
在此期间，邓长明多次找丁文密谋如何对抗组织调查，要丁文将邹样清送的140万元贿金全部担下来，并承诺会想办法将丁文“捞”出来。但丁文感觉案情重大，担心会受到严惩而予以拒绝，并表示其将向抚州市纪委监委主动投案。https://t.cn/A6baM5bB ，丁文向抚州市纪委监委主动投案。邓长明在得知丁文投案后，心理防线被冲垮，于9时10分左右向专案组人员发短信表示要来投案，并在10时左右携带60万元赃款向抚州市纪委监委投案。
正如邓长明后来在忏悔材料中写的，他之所以选择主动投案是因为“纸终究包不住火”。但心存侥幸的他只供述了其收受邹样清70万元的问题，声称自己带来的现金就是邹样清当时送来的，并表示只收过这一次钱，对其他违纪违法问题只字不提。
然而，邓长明显然打错了算盘。专案组充分运用邓长明、丁文两人同一天到案的条件，广泛收集市生态环境局（原环保局）存档资料，调取有关企业资料，并通过邓长明的其他信息掌握了邓长明更多违纪违法证据。在证据面前，邓长明不得不交代了其对抗组织审查、转移赃款的行为，其“避重就轻”的幻想最终破灭。
欺瞒组织 认小否大终自误
梳理相关案例发现，党员干部和公职人员假投案真对抗组织审查调查主要有三种情形：避重就轻型、投石问路型和丢卒保车型。
邓长明案例就属于避重就轻型。这种抱有侥幸心理的人主动向组织交代自己较小较轻的那部分违纪违法事实，而将性质较重、数量较大的违法犯罪事实隐藏起来，以期让办案机关认为其态度诚恳，继而止步调查。
邓长明案不是孤例，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喀什地区也有一名派出所所长避重就轻隐瞒案情。阿布力海提·玉努斯在任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喀什地区麦盖提县央塔克乡派出所所长、教导员和巴扎结米乡派出所所长期间，充当辖区内赌场老板的“保护伞”，收受财物61万余元。但他在“投案”时，交代问题避重就轻，仅坦白收受财物12.24万元。阿布力海提因此受到免职处理，由派出所所长降为普通民警。受到撤职处分后，阿布力海提以为已经蒙混过关。但该县纪委监委在对其问题线索开展“回头看”时，发现其涉嫌隐瞒违纪事实换取从轻处理后，开展了初步核实并对其采取留置措施。5月10日，阿布力海提被“双开”，其涉嫌犯罪问题移送检察机关依法审查起诉。
投石问路型也是一种较为常见的假投案行为。当得知纪委监委在对自己展开调查时，特别是与自己关系密切的行贿人、共同受贿人或知情人被监委留置后，对于上述人员是否会供出自己的犯罪事实心中没底，故而采取主动投案的形式，在投案后只向组织交代自己一小部分违纪违法事实，从办案人员问话的态度、口气和内容中来试探是否掌握了自己违法犯罪事实。
比如，江西省抚州市园林绿化局（风景名胜管理局）副调研员徐大国在得知与他有关联的行贿嫌疑人被该市纪委监委留置后，预感可能要出事的他找到市纪委监委办案组主动交代曾收受过3万元咨询费，而对其受贿200万元的事实则闭口不谈。
邓长明、阿布力海提、徐大国等人投案的真实目的并非是认罪悔罪，而是抱着打探案情、探听虚实的心态，进行“摸底探路”，从而想“大事化小”，他们压根就没有向组织交代问题的意愿，交代小问题隐瞒大问题，企图蒙混过关。如此“投案”，不仅失去了从轻或减轻处罚的机会，还要受到纪法的严惩。
发生在内蒙古自治区赤峰市的一起案例属于丢卒保车型。其主要表现为：让“卒子”去主动承揽责任，好让真正的违纪违法人员逃脱惩罚。
4月4日，内蒙古自治区赤峰市敖汉旗委政法委原常务副书记潘卫国酒后超速驾车致使4人死亡。为掩盖其酒后驾车违法行为，潘卫国指使同车朋友闫某华“顶包”认罪。4月16日，敖汉旗公安局对潘卫国以涉嫌交通肇事罪执行逮捕。5月13日，潘卫国被“双开”。
《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规定，对党不忠诚不老实，表里不一，阳奉阴违以及对抗组织审查等行为是典型的违反政治纪律行为。“假投案、真对抗”这种现象的本质就是对党不忠诚，是欺骗组织、对抗组织。
中央民族大学诉讼法学副教授李扬认为，通常而言，被调查人在选择主动投案时可能存在三种不同的心理状态，分别是“真诚悔罪”“避重就轻”和“以退为进”，其中后两种心态都是通过主动投案的方式来制造自己悔罪的假象，从而将整个调查引向对自己有利的方向。
“假投案行为的出现，归根结底是纪律意识淡薄，也是侥幸心理作祟。”温州大学瓯江学院讲师卢锦泉表示。
精准识别 对假投案者严肃处理
9月23日，甘肃兰州市中院一审公开开庭审理平凉市委原常委、市政府原常务副市长黄继宗受贿案。黄继宗的“双开”通报指出，其藐视党纪国法，工于心计，迫于形势搞假投案刺探虚实，交代问题避重就轻，处心积虑对抗组织审查调查，企图蒙混过关。
《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第五十六条规定：对抗组织审查，给予警告或者严重警告处分；情节较重的，给予撤销党内职务或者留党察看处分；情节严重的，给予开除党籍处分。
遇到对抗组织审查怎么办？重庆市铜梁区纪委监委从审查调查对象的知、情、意、行等心理实际出发，摒弃单纯说教，抓住审查调查对象的心理特点，找准谈之有效的话题，如让审查调查对象重读自己的入党申请书、工作日记等，动其“初心”治其“歪心”，让其在思想上接受一场深刻的洗礼。
四川省都江堰市纪委监委重视外围“证据链”，违纪违法事实的认定以客观证据为依据，审查调查对象的口供仅供参考，办案人员把握有关案情和证据材料力求全面细致，制定周密的外围调查方案，围绕主线、紧盯主角，在外围调查取证中抓住要点，灵活应对各种新形式的违纪、犯罪行为，从而获取有效证据。
江苏省灌云县纪委监委相关负责人分析，投案不等于自首，对于问题干部交代的问题，纪检监察机关要善用“火眼金睛”，辨明投案者是真心悔过还是“转移视线”，交代问题是全部违纪事实还是“丢卒保车”对抗组织调查，对于假投案者，在查清事实后，要予以严肃处理。
浙江省武义县纪委监委对符合主动投案条件的被调查人，根据法定程序向检察机关提出从宽处罚建议。针对主动投案工作突发性、不确定性等特点，该县纪委监委建立纪检监察机关处理主动投案工作操作规程和应急处置预案，细化工作流程、内容、要求以及责任界限。
江西省抚州市纪委监委工作人员针对实际工作中主动投案存在的问题，形成了多种有效应对经验。一是充分利用对象能主动投案并能交代部分违法犯罪事实的现象，因势利导，就投案自首的法定含义，真投案与假投案的不同处理，做细致工作，迫使其认清形势，主动交代。二是对“投石问路”“试探深浅”的，在条件不成熟或证据尚未收集到位时，不惊动对象，让其以为办案人员信以为真，在一定程度上麻痹对方，争取收集证据所需的时间和空间。三是当面揭穿，充分利用前来投案的机会，揭穿其目的就是为了避重就轻，逃避责任。该市还制定了处置主动投案问题的试行办法，明确了直接到办案点、巡察组投案或来电、来信提出主动投案等情形下的报告、审批、安全措施，使信访举报、监督检查、审查调查等部门密切配合，快速移交处置，确保安全高效。
“惩前毖后、治病救人，是我们党对犯错误的同志的一贯方针，现实中，极少数干部把组织的关爱苦心当成避罪漏洞，企图以假投案转移视线、蒙混过关，或以小遮大、瞒天过海。”中国纪检监察学院副研究员王希鹏说，这些伎俩看似聪明，实则愚蠢，这些人的如意算盘最终必会落空。链接: https://t.cn/A6baM5qq
【借上海创新之力，促盐城产业发展】
创新是高质量发展的第一动力。
市委七届十次全会提出，要深耕长三角，对接大湾区，抢抓上海、深圳等先发地区产业转移、资本外溢的机遇期和窗口期，聚力打造上海科创成果转化基地等一批标志性项目，推动信息流、资金流、技术流和人才流在盐城集聚。
今年以来，我市各地着力促进科技与产业融合，打好高新技术企业培育攻坚仗，加快建设上海科创成果转化基地，提升企业研发创新能力，努力为全市高质量发展提供科技支撑。
全市深入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强化与上海高校科研院所的对接合作，在更大范围和更高层次上集聚创新资源。全市高新企业总数达1177家，成为苏北首个高新企业总数超1000家的设区市。今年上半年，我市与上海方面签订合作项目95项，新建各类创新载体16个，新建校企联盟14家，已吸引一大批上海科创“源动力”向我市转化。
主导产业 持续强链延链补链
“1号平台定型产品作为国内首款全碳纤维纯电动乘用车，外观和性能还要进一步优化；2号平台产品的开发争取实现车载多能源系统，确保造型前卫，继续保持轻量化车身特色。”8月19日，在位于盐城经济技术开发区的长三角新能源汽车研究院有限公司内，副总经理丁元章一边看着设计图纸一边核对着乘用车产品的研发试制细节。
加快新能源乘用车项目是长三角研究院的重点工作，也是经济技术开发区推动汽车产业转型升级、实现高质量发展的重要抓手。长三角研究院于2015年成立，是系统集成、多元开放的新能源汽车整车和关键零部件研发、试验、检测、认证及成果转化平台。
研究院先后承担了10多项部、省级新能源汽车、关键零部件和全球环境基金（GEF）“中国新能源汽车与可再生能源综合应用商业化推广”等科研、示范和产业化项目，累计已获5300多万元的资金支持。“我们在新能源整车设计开发、整车电控、轻量化、绿色制造、氢能和燃料电池系统等方面拥有120多项专利和软件著作权，今年还将新增50项。”丁元章介绍。
人才兴则科技兴，加强人才队伍建设，引进高层次人才，是促进科技创新，推动科技成果转化的关键举措。长三角研究院聚集了以孙逢春院士为首席科学家的51位领军人物和300多名研发人员，形成国际化、开放化、多元化的“政、产、学、研”研发创新体系，今年已签约产学研合作项目14项。其中，研究院与上海大学张久俊院士团队建设燃料电池院士工作站，与上海交大王军杰博士合作设立长三角新能源汽车研究院（上海）分院。
汽车、新能源装备是我市主导产业，当前，在科技创新的引领下，主导产业持续强链、延链、补链，汽车产业依托东风悦达起亚和华人运通优势资源，围绕传统汽车和新能源汽车整车、关键零部件针对性地开展产业链招商；新能源装备产业发挥天合国能、润阳悦达、阿特斯等行业龙头示范带动作用，一批行业领军企业正在加快集聚。
现代服务业 开拓新业态新模式
8月18日上午，几台行深智能无人物流车穿梭在盐南高新区西伏河数字智能创新社区，灵巧地躲避着车辆和行人，按照设定路线顺利将快递送到指定地点。在智能创新社区，随处可见各式灵动的机器人，各种高科技产品令人目不暇接。
社区内部，一幢幢现代化楼宇充满智能气息。社区展示中心里随处可见无人船、机器人等产品，墙上清晰展示着企业的发展脉络、品牌规划、核心技术、产品介绍等内容，极富科技感，让人仿佛置身于未来世界。展厅内各具功能的机器人带来了一场最新科技应用的饕餮盛宴，送餐机器人、智能党建机器人、智能教育机器人等通过场景化演示，展现了智能科技的新生态服务。
西伏河数字智能创新社区是盐南高新区贯彻落实市委、市政府决策部署，按照科创兴区、产业强区的发展思路，着力打造“科技创新高地”的关键举措。创新社区紧紧围绕“科创兴区、产业强区”发展定位，贯彻落实“一年拉框架、二年见雏形、三年建成智能园”建设要求，打造特色鲜明的产业园区，为经济高质量发展注入了强劲动力。
8月15日，盐南高新区在西伏河创新社区举行“沪盐科创协同中心”揭牌仪式。上海杨妈妈创新创业服务中心作为全国一流的“双创”孵化平台，拥有丰富的园区运作经验和科创服务资源，培育和缔造了一大批优秀企业和知名企业家。盐南高新区与杨妈妈创新创业服务中心合作，是双方战略合作的务实行动和重要成果，也是盐南加快接轨大上海、融入长三角的重要举措。
行深智能无人车、中迪机器人、创泽机器人……短短一年时间，十多家科创企业相继在此落户，西伏河创新社区仿佛变身为一块磁石，引领着科技先行的时代发展潮流，汇聚起一股创新发展的“硬核”力量。
围绕产业链打造创新链是我市推动科技创新的重点。近年来，盐南高新区紧紧围绕“科技创新高地、都市经济新城、品质生活家园”的总体定位，坚持“为全市产业结构调整做科创、为全市战略性新兴产业做科创、为全市四大主导产业做科创、为长三角中心城市做科创”工作导向，大力发展以研发科创产业为主导的都市经济，全力汇聚核心科技资源，提升区域科技创新能力，已经成为全市创新资源集中、创新活力突出、创新氛围浓厚的地区，正在加快形成一批全省有影响、全市一流的科创产业集群。
智能产业 层次攀向中高端
“这种5G电缆，采用世界最新技术，高频率，高带宽，低衰减，低时延，抗干扰，可靠性强，深受5G商家欢迎，目前供不应求。”在江苏东强公司的生产车间，一批批高传输效率的电缆线正从车间下线，从东台源源不断地走进5G微基站，走向全国。董事长王子纯自豪地介绍，早在2018年，东强公司就抢先一拍布局，邀请德国专家和复旦大学教授组成攻关团队，率先研发5G智能布线系统用高频数字通信电缆，于当年12月通过省新产品鉴定，并向国家申请多项专利，赢得5G市场一杯羹。
在东台，像东强这样抢占5G风口的企业有30多家。贺鸿、富乐德等企业分别在产业链上游生产芯片、射频器件、光器件，东强、捷士通等企业在产业链中游研发基站、天线、传输设备，领胜、科森等企业在产业链研制终端、系统集成、应用开发，他们在智能产业的舞台上各显神通，风生水起。
在盐城华旭光电技术有限公司生产车间，同样是一派繁忙的生产景象，工人们正抓紧生产一批订单产品。“公司已通过了江苏省智能化车间的评比，设备互联互通，信息实现共享，客户对订单实时追踪。随着市场的回暖，目前每月产能200万片，在手订单4000多万元。”华旭光电是一家致力于液晶显示模组、手机智能识别模组技术研发和生产的国家高新技术企业，总经理李子考说，今年公司将加大AMOLED的研发投入，在5G来临之际，占领一定的市场份额。
作为首批入驻盐城高新区智创园的企业之一，华旭光电已经逐步融入智能终端上下游产业链，产品与中兴、联想、酷派等知名品牌企业配套，企业知名度不断提升。公司还针对目前市场需求，主动接轨大上海，加大技改投入，引进新型自动化设备，对产品进行全面转型升级。
以人工智能、5G为代表，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蓬勃兴起，为全市智能终端产业发展打开了新窗口。今年以来，我市牢牢把握高质量发展路径不动摇，全面落实“六稳”“六保”各项决策部署，狠抓项目建设，培育壮大以智能终端为代表的新兴产业，科学应变，危中寻机。围绕“两海两绿”发展路径，把上海及长三角作为产业招引主战场，主攻龙头型、基地型、补链型重大产业项目，积极承接长三角产业转移升级项目，千方百计引进一批科技含量高、带动能力强、发展前景好的重大项目，不断推动产业层次向中高端攀升。
创新是高质量发展的第一动力。
市委七届十次全会提出，要深耕长三角，对接大湾区，抢抓上海、深圳等先发地区产业转移、资本外溢的机遇期和窗口期，聚力打造上海科创成果转化基地等一批标志性项目，推动信息流、资金流、技术流和人才流在盐城集聚。
今年以来，我市各地着力促进科技与产业融合，打好高新技术企业培育攻坚仗，加快建设上海科创成果转化基地，提升企业研发创新能力，努力为全市高质量发展提供科技支撑。
全市深入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强化与上海高校科研院所的对接合作，在更大范围和更高层次上集聚创新资源。全市高新企业总数达1177家，成为苏北首个高新企业总数超1000家的设区市。今年上半年，我市与上海方面签订合作项目95项，新建各类创新载体16个，新建校企联盟14家，已吸引一大批上海科创“源动力”向我市转化。
主导产业 持续强链延链补链
“1号平台定型产品作为国内首款全碳纤维纯电动乘用车，外观和性能还要进一步优化；2号平台产品的开发争取实现车载多能源系统，确保造型前卫，继续保持轻量化车身特色。”8月19日，在位于盐城经济技术开发区的长三角新能源汽车研究院有限公司内，副总经理丁元章一边看着设计图纸一边核对着乘用车产品的研发试制细节。
加快新能源乘用车项目是长三角研究院的重点工作，也是经济技术开发区推动汽车产业转型升级、实现高质量发展的重要抓手。长三角研究院于2015年成立，是系统集成、多元开放的新能源汽车整车和关键零部件研发、试验、检测、认证及成果转化平台。
研究院先后承担了10多项部、省级新能源汽车、关键零部件和全球环境基金（GEF）“中国新能源汽车与可再生能源综合应用商业化推广”等科研、示范和产业化项目，累计已获5300多万元的资金支持。“我们在新能源整车设计开发、整车电控、轻量化、绿色制造、氢能和燃料电池系统等方面拥有120多项专利和软件著作权，今年还将新增50项。”丁元章介绍。
人才兴则科技兴，加强人才队伍建设，引进高层次人才，是促进科技创新，推动科技成果转化的关键举措。长三角研究院聚集了以孙逢春院士为首席科学家的51位领军人物和300多名研发人员，形成国际化、开放化、多元化的“政、产、学、研”研发创新体系，今年已签约产学研合作项目14项。其中，研究院与上海大学张久俊院士团队建设燃料电池院士工作站，与上海交大王军杰博士合作设立长三角新能源汽车研究院（上海）分院。
汽车、新能源装备是我市主导产业，当前，在科技创新的引领下，主导产业持续强链、延链、补链，汽车产业依托东风悦达起亚和华人运通优势资源，围绕传统汽车和新能源汽车整车、关键零部件针对性地开展产业链招商；新能源装备产业发挥天合国能、润阳悦达、阿特斯等行业龙头示范带动作用，一批行业领军企业正在加快集聚。
现代服务业 开拓新业态新模式
8月18日上午，几台行深智能无人物流车穿梭在盐南高新区西伏河数字智能创新社区，灵巧地躲避着车辆和行人，按照设定路线顺利将快递送到指定地点。在智能创新社区，随处可见各式灵动的机器人，各种高科技产品令人目不暇接。
社区内部，一幢幢现代化楼宇充满智能气息。社区展示中心里随处可见无人船、机器人等产品，墙上清晰展示着企业的发展脉络、品牌规划、核心技术、产品介绍等内容，极富科技感，让人仿佛置身于未来世界。展厅内各具功能的机器人带来了一场最新科技应用的饕餮盛宴，送餐机器人、智能党建机器人、智能教育机器人等通过场景化演示，展现了智能科技的新生态服务。
西伏河数字智能创新社区是盐南高新区贯彻落实市委、市政府决策部署，按照科创兴区、产业强区的发展思路，着力打造“科技创新高地”的关键举措。创新社区紧紧围绕“科创兴区、产业强区”发展定位，贯彻落实“一年拉框架、二年见雏形、三年建成智能园”建设要求，打造特色鲜明的产业园区，为经济高质量发展注入了强劲动力。
8月15日，盐南高新区在西伏河创新社区举行“沪盐科创协同中心”揭牌仪式。上海杨妈妈创新创业服务中心作为全国一流的“双创”孵化平台，拥有丰富的园区运作经验和科创服务资源，培育和缔造了一大批优秀企业和知名企业家。盐南高新区与杨妈妈创新创业服务中心合作，是双方战略合作的务实行动和重要成果，也是盐南加快接轨大上海、融入长三角的重要举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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围绕产业链打造创新链是我市推动科技创新的重点。近年来，盐南高新区紧紧围绕“科技创新高地、都市经济新城、品质生活家园”的总体定位，坚持“为全市产业结构调整做科创、为全市战略性新兴产业做科创、为全市四大主导产业做科创、为长三角中心城市做科创”工作导向，大力发展以研发科创产业为主导的都市经济，全力汇聚核心科技资源，提升区域科技创新能力，已经成为全市创新资源集中、创新活力突出、创新氛围浓厚的地区，正在加快形成一批全省有影响、全市一流的科创产业集群。
智能产业 层次攀向中高端
“这种5G电缆，采用世界最新技术，高频率，高带宽，低衰减，低时延，抗干扰，可靠性强，深受5G商家欢迎，目前供不应求。”在江苏东强公司的生产车间，一批批高传输效率的电缆线正从车间下线，从东台源源不断地走进5G微基站，走向全国。董事长王子纯自豪地介绍，早在2018年，东强公司就抢先一拍布局，邀请德国专家和复旦大学教授组成攻关团队，率先研发5G智能布线系统用高频数字通信电缆，于当年12月通过省新产品鉴定，并向国家申请多项专利，赢得5G市场一杯羹。
在东台，像东强这样抢占5G风口的企业有30多家。贺鸿、富乐德等企业分别在产业链上游生产芯片、射频器件、光器件，东强、捷士通等企业在产业链中游研发基站、天线、传输设备，领胜、科森等企业在产业链研制终端、系统集成、应用开发，他们在智能产业的舞台上各显神通，风生水起。
在盐城华旭光电技术有限公司生产车间，同样是一派繁忙的生产景象，工人们正抓紧生产一批订单产品。“公司已通过了江苏省智能化车间的评比，设备互联互通，信息实现共享，客户对订单实时追踪。随着市场的回暖，目前每月产能200万片，在手订单4000多万元。”华旭光电是一家致力于液晶显示模组、手机智能识别模组技术研发和生产的国家高新技术企业，总经理李子考说，今年公司将加大AMOLED的研发投入，在5G来临之际，占领一定的市场份额。
作为首批入驻盐城高新区智创园的企业之一，华旭光电已经逐步融入智能终端上下游产业链，产品与中兴、联想、酷派等知名品牌企业配套，企业知名度不断提升。公司还针对目前市场需求，主动接轨大上海，加大技改投入，引进新型自动化设备，对产品进行全面转型升级。
以人工智能、5G为代表，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蓬勃兴起，为全市智能终端产业发展打开了新窗口。今年以来，我市牢牢把握高质量发展路径不动摇，全面落实“六稳”“六保”各项决策部署，狠抓项目建设，培育壮大以智能终端为代表的新兴产业，科学应变，危中寻机。围绕“两海两绿”发展路径，把上海及长三角作为产业招引主战场，主攻龙头型、基地型、补链型重大产业项目，积极承接长三角产业转移升级项目，千方百计引进一批科技含量高、带动能力强、发展前景好的重大项目，不断推动产业层次向中高端攀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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