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穿越烽火线送同胞回家！#全景记录中国公民撤离乌大行动#】3月28日上午，第20架接返自乌克兰撤离中国公民临时航班从罗马尼亚首都布加勒斯特安全抵达福州，这标志着中国撤离在乌克兰公民的工作告一段落。
乌克兰紧张局势急剧升级以来，中国外交部迅速启动领事保护应急机制，第一时间组织、引导、协调中国公民避险并撤离。在过去一个月，多路《环球时报》记者不间断追踪乌克兰撤侨工作的进展，先后联系我驻乌克兰、罗马尼亚、波兰等多国使领馆，并采访多名亲身经历这场撤离行动的华人华侨、中资机构人员和中国留学生，尝试以全景式的方式记录这场堪称奇迹的大行动的方方面面。
透过他们的讲述，我们看到了不放弃每一个同胞的大使，看到了在口岸驻守8天8夜的外交官，看到了不惧艰险护送孩子们离境的华侨，看到了挺身而出照顾他人的学生党员，看到了不同部门之间的爱心接力……这场大行动中的一个个身影，共同拼出了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中国实力”，也描绘出一幅中华儿女守望相助、共渡难关的感人画卷。
创下“五个之最”，方案如何出炉？
中国驻乌克兰大使馆对《环球时报》记者介绍说，乌克兰局势恶化之前，在乌中国公民共有6000多人，不仅人数多，而且还分布在许多不同地方。除自行撤离人员外，中国驻乌使领馆共组织、指导、协调撤离了5000余人。这一庞大的撤离行动也创下了“五个之最”——“环境最复杂”“形势最危险”“撤离难度最大”“撤离群体最令人牵挂和揪心”“参与撤离行动的使领馆数量最多”。
这项“不可能完成的任务”从2月24日开始。当天清晨，基辅上空响起爆炸声后一个小时，中国驻乌克兰大使馆迅速发布第一个安全提醒，并立即启动应急方案。与此同时，为方便群众，大使馆火速把平时1部领保协助电话增至3部，24小时不间断接听在乌留学生和其他中国公民的电话，为他们提供安全指导。
“那几天，平均每天都有上千个电话打进来。”一名中国驻乌克兰大使馆领保工作人员告诉《环球时报》记者，“我们面临着巨大而复杂的考验：既要紧盯形势，又要传递正确信息，还要引导同胞们不要慌乱，开导并帮助他们在合适的情况下安全撤离。”
随着乌克兰境内安全局势迅速恶化，大规模的撤离计划正式启动。然而，面对军事冲突双方的激烈炮火和因此导致的安全风险，“怎么撤”成为摆在我驻乌克兰外交人员面前的难题，执行方案必须以安全为首要目标。
我大使馆研究过多种撤离方案，比如包机撤离。按照中国的实力，包机当然没问题，但激烈的战事已让安全飞行的条件不再具备。万一飞机空中遇险，后果不堪设想。如果从海上撤离，这意味着接下来还需要中转，而且需要把分布在乌克兰各地的同胞统一集中到敖德萨，这意味着风险平白多了几分。而且，要找到合适的船只也需要很长时间，越等越不安全。如果从陆路撤离，那要打通几条通道？什么交通工具最安全？没有申根签证的中国公民能否顺利进入邻国？每一个细节都需要多次协调、反复确认。
除了“稳”，“快”也是摆在中国驻乌外交官面前的重要挑战。他们表示，乌克兰形势瞬息万变，比如一些道路，今天还是通的，明天就因为交火而不通了，甚至上午还通，下午就不通了，“如何以最快的速度应对变化，找到安全通道，也是一个很让我们头疼的问题”。
经过仔细研判，我驻乌克兰使领馆最终决定采取如下撤离计划：用大巴和火车把待撤离人员从基辅、哈尔科夫、苏梅等城市运出，通过邻近乌边境的利沃夫和敖德萨两大通道进行分流，把大家疏散至波兰、摩尔多瓦、斯洛伐克、罗马尼亚、匈牙利等周边国家，再安排临时航班回国。
在使领馆的统一协调下，2月28日晚，两批中国留学生分别从基辅和敖德萨向西撤离。尽管撤离车队得到了当地军警的护送，但这并不意味着就没有危险。一名当晚护送88名学生乘大巴前往摩尔多瓦的领保工作人员告诉《环球时报》记者，发车不到一个小时，车子的右前方就发生了3次炸弹爆炸。一路上，大家经历了至少15道关卡，到处都是拿着枪的士兵。
打开撤离通道，大使竟一路找到乌克兰副总理
事实上，从基辅和敖德萨出发的两条路线已经算是“相对安全”了，处在两军交火中心的哈尔科夫和苏梅的撤离行动，才是真正的难题。据了解，在俄乌军事冲突爆发时，哈尔科夫和苏梅两个城市分别有超过100名中国留学生。
“在过去这段时间，我们经历了好多人生第一次，第一次遭受炮火，第一次躲入防空洞，第一次经历战争，第一次克服千难万险撤离。”苏梅国立师范大学文化与艺术学院留学生董浩这样对《环球时报》记者感叹道，“滞留那几天，每当枪炮响起，我和同学们就不得不躲在狭小的防空洞里。大家坐在漆黑脏乱的地上，不能吃喝也不能睡觉，没有厕所，也没有网络。我们唯一能做的，就是呆呆地望着昏暗的天花板，祈祷战争快点结束。”
由于地处乌克兰东北部并和俄罗斯接壤，在战争开始的第二天，苏梅就成了俄乌军队争夺的地方。董浩回忆说，由于战事瞬息万变，苏梅地区100多名中国留学生的撤离计划也经历了重重波折。
学生们最初的想法是撤离到距离苏梅最近的俄罗斯边境城市，那里距离苏梅只有70公里，但大使馆很快否定了这一计划，因为在战争中撤往其中一个当事国实在不妥，安全是个很大的问题。后来，大家又商议了很多方案，但都无法百分之百保证安全，也都没有成行。
“3月6日，我们收到一个好消息：中午12点集合，准备撤离！得知这个消息后，所有人一下子都激动万分。”董浩告诉记者，“但在战火之中，一切注定不会那么容易。由于俄乌双方未能就人道主义通道达成一致，当天的撤离计划搁浅了。那一夜，我们所有人都没有睡着。第二天，轰炸机巨大的轰鸣声再次在我们头上响起，不到一分钟，炮弹就落在了我们宿舍所在的大街上，当烟尘升起的那一刻，我们以为，短期内可能真的走不了了。”
没想到在使领馆的不懈努力下，事情峰回路转。俄乌双方终于达成一致，同意在3月8日开启苏梅地区人道主义通道。“在大使馆的安排下，我们当天一早就第一批撤离。幸亏如此，因为下午第二批人员就因战火重燃而无法撤离。”董浩说。
“后来我们才得知，为了让我们安全撤离，范先荣大使和大使馆其他外交官们不眠不休地工作了4天4夜，甚至一路找到乌副总理，为我们协调撤离通道。他们真的没有放弃我们任何一个人”，董浩充满感情地告诉《环球时报》，“当在利沃夫，范先荣大使站在小板凳上对我们说，‘孩子们，同学们，你们现在安全了’的那一刻，我的眼泪止不住地往下流。”
据我驻乌克兰大使馆工作人员对《环球时报》介绍，从苏梅撤离的这批留学生是最后一批从乌危险地区大规模撤离的中国公民。“在他们前往斯洛伐克的大巴上，每一辆车我们都安排了一名工作人员，既是押车保护，也是为了安抚大家焦灼的心情。他们的安全撤离也标志着乌克兰境内集中撤离行动的圆满结束。”
外交官们在口岸驻守8天8夜
满载中国公民的车辆驶出乌克兰，马上就迎来我驻摩尔多瓦、罗马尼亚等邻近国家使领馆的“接棒”。据《环球时报》记者了解，撤侨行动开始后，我驻乌克兰邻近国家大使馆立即启动应急机制，紧急部署，全馆动员，确定了工作方案。
在我驻罗马尼亚大使馆的安排下，协调组、口岸组、信息组、机场组、后勤保障组，一个个工作小组迅速建立起来，在统一的指挥下协调运转；我驻罗马尼亚大使姜瑜更亲自上阵，第一时间联系到罗外交部、内务部、警察局、边防、民航等一个又一个部门，得到了罗方在撤离人员出入境、航班审批、安全保障等方面的大力支持，给刚刚离开战火、还惊魂未定的人们吃下“定心丸”。
2月的罗马尼亚冰天雪地，寒风刺骨。然而，为快速打通撤离通道，我大使馆工作人员连夜顶风冒雪，兵分两路奔赴距离首都布加勒斯特数百公里的加拉茨口岸和斯库莱尼口岸驻守，只为确保抵罗的同胞们入关后第一时间就能够看到大使馆人员，能放下一路以来焦急、惶恐的心。
3月1日，518名中国同胞通过两个口岸入境罗马尼亚，并乘坐使馆安排的大巴顺利抵达布加勒斯特，这标志着我自乌转移人员抵罗通道顺利打开，安全顺畅运转。从那一天开始，到3月20日，约3500名中国公民从乌克兰直接或经摩尔多瓦入境罗马尼亚，其中仅3月1日至3日入境人员就超过2400人。 （环球时报）
乌克兰紧张局势急剧升级以来，中国外交部迅速启动领事保护应急机制，第一时间组织、引导、协调中国公民避险并撤离。在过去一个月，多路《环球时报》记者不间断追踪乌克兰撤侨工作的进展，先后联系我驻乌克兰、罗马尼亚、波兰等多国使领馆，并采访多名亲身经历这场撤离行动的华人华侨、中资机构人员和中国留学生，尝试以全景式的方式记录这场堪称奇迹的大行动的方方面面。
透过他们的讲述，我们看到了不放弃每一个同胞的大使，看到了在口岸驻守8天8夜的外交官，看到了不惧艰险护送孩子们离境的华侨，看到了挺身而出照顾他人的学生党员，看到了不同部门之间的爱心接力……这场大行动中的一个个身影，共同拼出了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中国实力”，也描绘出一幅中华儿女守望相助、共渡难关的感人画卷。
创下“五个之最”，方案如何出炉？
中国驻乌克兰大使馆对《环球时报》记者介绍说，乌克兰局势恶化之前，在乌中国公民共有6000多人，不仅人数多，而且还分布在许多不同地方。除自行撤离人员外，中国驻乌使领馆共组织、指导、协调撤离了5000余人。这一庞大的撤离行动也创下了“五个之最”——“环境最复杂”“形势最危险”“撤离难度最大”“撤离群体最令人牵挂和揪心”“参与撤离行动的使领馆数量最多”。
这项“不可能完成的任务”从2月24日开始。当天清晨，基辅上空响起爆炸声后一个小时，中国驻乌克兰大使馆迅速发布第一个安全提醒，并立即启动应急方案。与此同时，为方便群众，大使馆火速把平时1部领保协助电话增至3部，24小时不间断接听在乌留学生和其他中国公民的电话，为他们提供安全指导。
“那几天，平均每天都有上千个电话打进来。”一名中国驻乌克兰大使馆领保工作人员告诉《环球时报》记者，“我们面临着巨大而复杂的考验：既要紧盯形势，又要传递正确信息，还要引导同胞们不要慌乱，开导并帮助他们在合适的情况下安全撤离。”
随着乌克兰境内安全局势迅速恶化，大规模的撤离计划正式启动。然而，面对军事冲突双方的激烈炮火和因此导致的安全风险，“怎么撤”成为摆在我驻乌克兰外交人员面前的难题，执行方案必须以安全为首要目标。
我大使馆研究过多种撤离方案，比如包机撤离。按照中国的实力，包机当然没问题，但激烈的战事已让安全飞行的条件不再具备。万一飞机空中遇险，后果不堪设想。如果从海上撤离，这意味着接下来还需要中转，而且需要把分布在乌克兰各地的同胞统一集中到敖德萨，这意味着风险平白多了几分。而且，要找到合适的船只也需要很长时间，越等越不安全。如果从陆路撤离，那要打通几条通道？什么交通工具最安全？没有申根签证的中国公民能否顺利进入邻国？每一个细节都需要多次协调、反复确认。
除了“稳”，“快”也是摆在中国驻乌外交官面前的重要挑战。他们表示，乌克兰形势瞬息万变，比如一些道路，今天还是通的，明天就因为交火而不通了，甚至上午还通，下午就不通了，“如何以最快的速度应对变化，找到安全通道，也是一个很让我们头疼的问题”。
经过仔细研判，我驻乌克兰使领馆最终决定采取如下撤离计划：用大巴和火车把待撤离人员从基辅、哈尔科夫、苏梅等城市运出，通过邻近乌边境的利沃夫和敖德萨两大通道进行分流，把大家疏散至波兰、摩尔多瓦、斯洛伐克、罗马尼亚、匈牙利等周边国家，再安排临时航班回国。
在使领馆的统一协调下，2月28日晚，两批中国留学生分别从基辅和敖德萨向西撤离。尽管撤离车队得到了当地军警的护送，但这并不意味着就没有危险。一名当晚护送88名学生乘大巴前往摩尔多瓦的领保工作人员告诉《环球时报》记者，发车不到一个小时，车子的右前方就发生了3次炸弹爆炸。一路上，大家经历了至少15道关卡，到处都是拿着枪的士兵。
打开撤离通道，大使竟一路找到乌克兰副总理
事实上，从基辅和敖德萨出发的两条路线已经算是“相对安全”了，处在两军交火中心的哈尔科夫和苏梅的撤离行动，才是真正的难题。据了解，在俄乌军事冲突爆发时，哈尔科夫和苏梅两个城市分别有超过100名中国留学生。
“在过去这段时间，我们经历了好多人生第一次，第一次遭受炮火，第一次躲入防空洞，第一次经历战争，第一次克服千难万险撤离。”苏梅国立师范大学文化与艺术学院留学生董浩这样对《环球时报》记者感叹道，“滞留那几天，每当枪炮响起，我和同学们就不得不躲在狭小的防空洞里。大家坐在漆黑脏乱的地上，不能吃喝也不能睡觉，没有厕所，也没有网络。我们唯一能做的，就是呆呆地望着昏暗的天花板，祈祷战争快点结束。”
由于地处乌克兰东北部并和俄罗斯接壤，在战争开始的第二天，苏梅就成了俄乌军队争夺的地方。董浩回忆说，由于战事瞬息万变，苏梅地区100多名中国留学生的撤离计划也经历了重重波折。
学生们最初的想法是撤离到距离苏梅最近的俄罗斯边境城市，那里距离苏梅只有70公里，但大使馆很快否定了这一计划，因为在战争中撤往其中一个当事国实在不妥，安全是个很大的问题。后来，大家又商议了很多方案，但都无法百分之百保证安全，也都没有成行。
“3月6日，我们收到一个好消息：中午12点集合，准备撤离！得知这个消息后，所有人一下子都激动万分。”董浩告诉记者，“但在战火之中，一切注定不会那么容易。由于俄乌双方未能就人道主义通道达成一致，当天的撤离计划搁浅了。那一夜，我们所有人都没有睡着。第二天，轰炸机巨大的轰鸣声再次在我们头上响起，不到一分钟，炮弹就落在了我们宿舍所在的大街上，当烟尘升起的那一刻，我们以为，短期内可能真的走不了了。”
没想到在使领馆的不懈努力下，事情峰回路转。俄乌双方终于达成一致，同意在3月8日开启苏梅地区人道主义通道。“在大使馆的安排下，我们当天一早就第一批撤离。幸亏如此，因为下午第二批人员就因战火重燃而无法撤离。”董浩说。
“后来我们才得知，为了让我们安全撤离，范先荣大使和大使馆其他外交官们不眠不休地工作了4天4夜，甚至一路找到乌副总理，为我们协调撤离通道。他们真的没有放弃我们任何一个人”，董浩充满感情地告诉《环球时报》，“当在利沃夫，范先荣大使站在小板凳上对我们说，‘孩子们，同学们，你们现在安全了’的那一刻，我的眼泪止不住地往下流。”
据我驻乌克兰大使馆工作人员对《环球时报》介绍，从苏梅撤离的这批留学生是最后一批从乌危险地区大规模撤离的中国公民。“在他们前往斯洛伐克的大巴上，每一辆车我们都安排了一名工作人员，既是押车保护，也是为了安抚大家焦灼的心情。他们的安全撤离也标志着乌克兰境内集中撤离行动的圆满结束。”
外交官们在口岸驻守8天8夜
满载中国公民的车辆驶出乌克兰，马上就迎来我驻摩尔多瓦、罗马尼亚等邻近国家使领馆的“接棒”。据《环球时报》记者了解，撤侨行动开始后，我驻乌克兰邻近国家大使馆立即启动应急机制，紧急部署，全馆动员，确定了工作方案。
在我驻罗马尼亚大使馆的安排下，协调组、口岸组、信息组、机场组、后勤保障组，一个个工作小组迅速建立起来，在统一的指挥下协调运转；我驻罗马尼亚大使姜瑜更亲自上阵，第一时间联系到罗外交部、内务部、警察局、边防、民航等一个又一个部门，得到了罗方在撤离人员出入境、航班审批、安全保障等方面的大力支持，给刚刚离开战火、还惊魂未定的人们吃下“定心丸”。
2月的罗马尼亚冰天雪地，寒风刺骨。然而，为快速打通撤离通道，我大使馆工作人员连夜顶风冒雪，兵分两路奔赴距离首都布加勒斯特数百公里的加拉茨口岸和斯库莱尼口岸驻守，只为确保抵罗的同胞们入关后第一时间就能够看到大使馆人员，能放下一路以来焦急、惶恐的心。
3月1日，518名中国同胞通过两个口岸入境罗马尼亚，并乘坐使馆安排的大巴顺利抵达布加勒斯特，这标志着我自乌转移人员抵罗通道顺利打开，安全顺畅运转。从那一天开始，到3月20日，约3500名中国公民从乌克兰直接或经摩尔多瓦入境罗马尼亚，其中仅3月1日至3日入境人员就超过2400人。 （环球时报）
【穿越烽火线送同胞回家！《环球时报》全景记录中国公民撤离乌克兰大行动】3月28日上午，第20架接返自乌克兰撤离中国公民临时航班从罗马尼亚首都布加勒斯特安全抵达福州，这标志着中国撤离在乌克兰公民的工作告一段落。#环球时报全景记录中国公民撤离乌大行动# #全景记录中国公民撤离乌大行动#
乌克兰紧张局势急剧升级以来，中国外交部迅速启动领事保护应急机制，第一时间组织、引导、协调中国公民避险并撤离。在过去一个月，多路《环球时报》记者不间断追踪乌克兰撤侨工作的进展，先后联系我驻乌克兰、罗马尼亚、波兰等多国使领馆，并采访多名亲身经历这场撤离行动的华人华侨、中资机构人员和中国留学生，尝试以全景式的方式记录这场堪称奇迹的大行动的方方面面。
透过他们的讲述，我们看到了不放弃每一个同胞的大使，看到了在口岸驻守8天8夜的外交官，看到了不惧艰险护送孩子们离境的华侨，看到了挺身而出照顾他人的学生党员，看到了不同部门之间的爱心接力……这场大行动中的一个个身影，共同拼出了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中国实力”，也描绘出一幅中华儿女守望相助、共渡难关的感人画卷。
创下“五个之最”，方案如何出炉？
中国驻乌克兰大使馆对《环球时报》记者介绍说，乌克兰局势恶化之前，在乌中国公民共有6000多人，不仅人数多，而且还分布在许多不同地方。除自行撤离人员外，中国驻乌使领馆共组织、指导、协调撤离了5000余人。这一庞大的撤离行动也创下了“五个之最”——“环境最复杂”“形势最危险”“撤离难度最大”“撤离群体最令人牵挂和揪心”“参与撤离行动的使领馆数量最多”。
这项“不可能完成的任务”从2月24日开始。当天清晨，基辅上空响起爆炸声后一个小时，中国驻乌克兰大使馆迅速发布第一个安全提醒，并立即启动应急方案。与此同时，为方便群众，大使馆火速把平时1部领保协助电话增至3部，24小时不间断接听在乌留学生和其他中国公民的电话，为他们提供安全指导。
“那几天，平均每天都有上千个电话打进来。”一名中国驻乌克兰大使馆领保工作人员告诉《环球时报》记者，“我们面临着巨大而复杂的考验：既要紧盯形势，又要传递正确信息，还要引导同胞们不要慌乱，开导并帮助他们在合适的情况下安全撤离。”
随着乌克兰境内安全局势迅速恶化，大规模的撤离计划正式启动。然而，面对军事冲突双方的激烈炮火和因此导致的安全风险，“怎么撤”成为摆在我驻乌克兰外交人员面前的难题，执行方案必须以安全为首要目标。
我大使馆研究过多种撤离方案，比如包机撤离。按照中国的实力，包机当然没问题，但激烈的战事已让安全飞行的条件不再具备。万一飞机空中遇险，后果不堪设想。如果从海上撤离，这意味着接下来还需要中转，而且需要把分布在乌克兰各地的同胞统一集中到敖德萨，这意味着风险平白多了几分。而且，要找到合适的船只也需要很长时间，越等越不安全。如果从陆路撤离，那要打通几条通道？什么交通工具最安全？没有申根签证的中国公民能否顺利进入邻国？每一个细节都需要多次协调、反复确认。
除了“稳”，“快”也是摆在中国驻乌外交官面前的重要挑战。他们表示，乌克兰形势瞬息万变，比如一些道路，今天还是通的，明天就因为交火而不通了，甚至上午还通，下午就不通了，“如何以最快的速度应对变化，找到安全通道，也是一个很让我们头疼的问题”。
经过仔细研判，我驻乌克兰使领馆最终决定采取如下撤离计划：用大巴和火车把待撤离人员从基辅、哈尔科夫、苏梅等城市运出，通过邻近乌边境的利沃夫和敖德萨两大通道进行分流，把大家疏散至波兰、摩尔多瓦、斯洛伐克、罗马尼亚、匈牙利等周边国家，再安排临时航班回国。
在使领馆的统一协调下，2月28日晚，两批中国留学生分别从基辅和敖德萨向西撤离。尽管撤离车队得到了当地军警的护送，但这并不意味着就没有危险。一名当晚护送88名学生乘大巴前往摩尔多瓦的领保工作人员告诉《环球时报》记者，发车不到一个小时，车子的右前方就发生了3次炸弹爆炸。一路上，大家经历了至少15道关卡，到处都是拿着枪的士兵。
打开撤离通道，大使竟一路找到乌克兰副总理
事实上，从基辅和敖德萨出发的两条路线已经算是“相对安全”了，处在两军交火中心的哈尔科夫和苏梅的撤离行动，才是真正的难题。据了解，在俄乌军事冲突爆发时，哈尔科夫和苏梅两个城市分别有超过100名中国留学生。
“在过去这段时间，我们经历了好多人生第一次，第一次遭受炮火，第一次躲入防空洞，第一次经历战争，第一次克服千难万险撤离。”苏梅国立师范大学文化与艺术学院留学生董浩这样对《环球时报》记者感叹道，“滞留那几天，每当枪炮响起，我和同学们就不得不躲在狭小的防空洞里。大家坐在漆黑脏乱的地上，不能吃喝也不能睡觉，没有厕所，也没有网络。我们唯一能做的，就是呆呆地望着昏暗的天花板，祈祷战争快点结束。”
由于地处乌克兰东北部并和俄罗斯接壤，在战争开始的第二天，苏梅就成了俄乌军队争夺的地方。董浩回忆说，由于战事瞬息万变，苏梅地区100多名中国留学生的撤离计划也经历了重重波折。
学生们最初的想法是撤离到距离苏梅最近的俄罗斯边境城市，那里距离苏梅只有70公里，但大使馆很快否定了这一计划，因为在战争中撤往其中一个当事国实在不妥，安全是个很大的问题。后来，大家又商议了很多方案，但都无法百分之百保证安全，也都没有成行。
“3月6日，我们收到一个好消息：中午12点集合，准备撤离！得知这个消息后，所有人一下子都激动万分。”董浩告诉记者，“但在战火之中，一切注定不会那么容易。由于俄乌双方未能就人道主义通道达成一致，当天的撤离计划搁浅了。那一夜，我们所有人都没有睡着。第二天，轰炸机巨大的轰鸣声再次在我们头上响起，不到一分钟，炮弹就落在了我们宿舍所在的大街上，当烟尘升起的那一刻，我们以为，短期内可能真的走不了了。”
没想到在使领馆的不懈努力下，事情峰回路转。俄乌双方终于达成一致，同意在3月8日开启苏梅地区人道主义通道。“在大使馆的安排下，我们当天一早就第一批撤离。幸亏如此，因为下午第二批人员就因战火重燃而无法撤离。”董浩说。
“后来我们才得知，为了让我们安全撤离，范先荣大使和大使馆其他外交官们不眠不休地工作了4天4夜，甚至一路找到乌副总理，为我们协调撤离通道。他们真的没有放弃我们任何一个人”，董浩充满感情地告诉《环球时报》，“当在利沃夫，范先荣大使站在小板凳上对我们说，‘孩子们，同学们，你们现在安全了’的那一刻，我的眼泪止不住地往下流。”
据我驻乌克兰大使馆工作人员对《环球时报》介绍，从苏梅撤离的这批留学生是最后一批从乌危险地区大规模撤离的中国公民。“在他们前往斯洛伐克的大巴上，每一辆车我们都安排了一名工作人员，既是押车保护，也是为了安抚大家焦灼的心情。他们的安全撤离也标志着乌克兰境内集中撤离行动的圆满结束。”
外交官们在口岸驻守8天8夜
满载中国公民的车辆驶出乌克兰，马上就迎来我驻摩尔多瓦、罗马尼亚等邻近国家使领馆的“接棒”。据《环球时报》记者了解，撤侨行动开始后，我驻乌克兰邻近国家大使馆立即启动应急机制，紧急部署，全馆动员，确定了工作方案。
在我驻罗马尼亚大使馆的安排下，协调组、口岸组、信息组、机场组、后勤保障组，一个个工作小组迅速建立起来，在统一的指挥下协调运转；我驻罗马尼亚大使姜瑜更亲自上阵，第一时间联系到罗外交部、内务部、警察局、边防、民航等一个又一个部门，得到了罗方在撤离人员出入境、航班审批、安全保障等方面的大力支持，给刚刚离开战火、还惊魂未定的人们吃下“定心丸”。
2月的罗马尼亚冰天雪地，寒风刺骨。然而，为快速打通撤离通道，我大使馆工作人员连夜顶风冒雪，兵分两路奔赴距离首都布加勒斯特数百公里的加拉茨口岸和斯库莱尼口岸驻守，只为确保抵罗的同胞们入关后第一时间就能够看到大使馆人员，能放下一路以来焦急、惶恐的心。
3月1日，518名中国同胞通过两个口岸入境罗马尼亚，并乘坐使馆安排的大巴顺利抵达布加勒斯特，这标志着我自乌转移人员抵罗通道顺利打开，安全顺畅运转。从那一天开始，到3月20日，约3500名中国公民从乌克兰直接或经摩尔多瓦入境罗马尼亚，其中仅3月1日至3日入境人员就超过2400人。 #环球时报全景记录我国公民撤离乌大行动#
乌克兰紧张局势急剧升级以来，中国外交部迅速启动领事保护应急机制，第一时间组织、引导、协调中国公民避险并撤离。在过去一个月，多路《环球时报》记者不间断追踪乌克兰撤侨工作的进展，先后联系我驻乌克兰、罗马尼亚、波兰等多国使领馆，并采访多名亲身经历这场撤离行动的华人华侨、中资机构人员和中国留学生，尝试以全景式的方式记录这场堪称奇迹的大行动的方方面面。
透过他们的讲述，我们看到了不放弃每一个同胞的大使，看到了在口岸驻守8天8夜的外交官，看到了不惧艰险护送孩子们离境的华侨，看到了挺身而出照顾他人的学生党员，看到了不同部门之间的爱心接力……这场大行动中的一个个身影，共同拼出了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中国实力”，也描绘出一幅中华儿女守望相助、共渡难关的感人画卷。
创下“五个之最”，方案如何出炉？
中国驻乌克兰大使馆对《环球时报》记者介绍说，乌克兰局势恶化之前，在乌中国公民共有6000多人，不仅人数多，而且还分布在许多不同地方。除自行撤离人员外，中国驻乌使领馆共组织、指导、协调撤离了5000余人。这一庞大的撤离行动也创下了“五个之最”——“环境最复杂”“形势最危险”“撤离难度最大”“撤离群体最令人牵挂和揪心”“参与撤离行动的使领馆数量最多”。
这项“不可能完成的任务”从2月24日开始。当天清晨，基辅上空响起爆炸声后一个小时，中国驻乌克兰大使馆迅速发布第一个安全提醒，并立即启动应急方案。与此同时，为方便群众，大使馆火速把平时1部领保协助电话增至3部，24小时不间断接听在乌留学生和其他中国公民的电话，为他们提供安全指导。
“那几天，平均每天都有上千个电话打进来。”一名中国驻乌克兰大使馆领保工作人员告诉《环球时报》记者，“我们面临着巨大而复杂的考验：既要紧盯形势，又要传递正确信息，还要引导同胞们不要慌乱，开导并帮助他们在合适的情况下安全撤离。”
随着乌克兰境内安全局势迅速恶化，大规模的撤离计划正式启动。然而，面对军事冲突双方的激烈炮火和因此导致的安全风险，“怎么撤”成为摆在我驻乌克兰外交人员面前的难题，执行方案必须以安全为首要目标。
我大使馆研究过多种撤离方案，比如包机撤离。按照中国的实力，包机当然没问题，但激烈的战事已让安全飞行的条件不再具备。万一飞机空中遇险，后果不堪设想。如果从海上撤离，这意味着接下来还需要中转，而且需要把分布在乌克兰各地的同胞统一集中到敖德萨，这意味着风险平白多了几分。而且，要找到合适的船只也需要很长时间，越等越不安全。如果从陆路撤离，那要打通几条通道？什么交通工具最安全？没有申根签证的中国公民能否顺利进入邻国？每一个细节都需要多次协调、反复确认。
除了“稳”，“快”也是摆在中国驻乌外交官面前的重要挑战。他们表示，乌克兰形势瞬息万变，比如一些道路，今天还是通的，明天就因为交火而不通了，甚至上午还通，下午就不通了，“如何以最快的速度应对变化，找到安全通道，也是一个很让我们头疼的问题”。
经过仔细研判，我驻乌克兰使领馆最终决定采取如下撤离计划：用大巴和火车把待撤离人员从基辅、哈尔科夫、苏梅等城市运出，通过邻近乌边境的利沃夫和敖德萨两大通道进行分流，把大家疏散至波兰、摩尔多瓦、斯洛伐克、罗马尼亚、匈牙利等周边国家，再安排临时航班回国。
在使领馆的统一协调下，2月28日晚，两批中国留学生分别从基辅和敖德萨向西撤离。尽管撤离车队得到了当地军警的护送，但这并不意味着就没有危险。一名当晚护送88名学生乘大巴前往摩尔多瓦的领保工作人员告诉《环球时报》记者，发车不到一个小时，车子的右前方就发生了3次炸弹爆炸。一路上，大家经历了至少15道关卡，到处都是拿着枪的士兵。
打开撤离通道，大使竟一路找到乌克兰副总理
事实上，从基辅和敖德萨出发的两条路线已经算是“相对安全”了，处在两军交火中心的哈尔科夫和苏梅的撤离行动，才是真正的难题。据了解，在俄乌军事冲突爆发时，哈尔科夫和苏梅两个城市分别有超过100名中国留学生。
“在过去这段时间，我们经历了好多人生第一次，第一次遭受炮火，第一次躲入防空洞，第一次经历战争，第一次克服千难万险撤离。”苏梅国立师范大学文化与艺术学院留学生董浩这样对《环球时报》记者感叹道，“滞留那几天，每当枪炮响起，我和同学们就不得不躲在狭小的防空洞里。大家坐在漆黑脏乱的地上，不能吃喝也不能睡觉，没有厕所，也没有网络。我们唯一能做的，就是呆呆地望着昏暗的天花板，祈祷战争快点结束。”
由于地处乌克兰东北部并和俄罗斯接壤，在战争开始的第二天，苏梅就成了俄乌军队争夺的地方。董浩回忆说，由于战事瞬息万变，苏梅地区100多名中国留学生的撤离计划也经历了重重波折。
学生们最初的想法是撤离到距离苏梅最近的俄罗斯边境城市，那里距离苏梅只有70公里，但大使馆很快否定了这一计划，因为在战争中撤往其中一个当事国实在不妥，安全是个很大的问题。后来，大家又商议了很多方案，但都无法百分之百保证安全，也都没有成行。
“3月6日，我们收到一个好消息：中午12点集合，准备撤离！得知这个消息后，所有人一下子都激动万分。”董浩告诉记者，“但在战火之中，一切注定不会那么容易。由于俄乌双方未能就人道主义通道达成一致，当天的撤离计划搁浅了。那一夜，我们所有人都没有睡着。第二天，轰炸机巨大的轰鸣声再次在我们头上响起，不到一分钟，炮弹就落在了我们宿舍所在的大街上，当烟尘升起的那一刻，我们以为，短期内可能真的走不了了。”
没想到在使领馆的不懈努力下，事情峰回路转。俄乌双方终于达成一致，同意在3月8日开启苏梅地区人道主义通道。“在大使馆的安排下，我们当天一早就第一批撤离。幸亏如此，因为下午第二批人员就因战火重燃而无法撤离。”董浩说。
“后来我们才得知，为了让我们安全撤离，范先荣大使和大使馆其他外交官们不眠不休地工作了4天4夜，甚至一路找到乌副总理，为我们协调撤离通道。他们真的没有放弃我们任何一个人”，董浩充满感情地告诉《环球时报》，“当在利沃夫，范先荣大使站在小板凳上对我们说，‘孩子们，同学们，你们现在安全了’的那一刻，我的眼泪止不住地往下流。”
据我驻乌克兰大使馆工作人员对《环球时报》介绍，从苏梅撤离的这批留学生是最后一批从乌危险地区大规模撤离的中国公民。“在他们前往斯洛伐克的大巴上，每一辆车我们都安排了一名工作人员，既是押车保护，也是为了安抚大家焦灼的心情。他们的安全撤离也标志着乌克兰境内集中撤离行动的圆满结束。”
外交官们在口岸驻守8天8夜
满载中国公民的车辆驶出乌克兰，马上就迎来我驻摩尔多瓦、罗马尼亚等邻近国家使领馆的“接棒”。据《环球时报》记者了解，撤侨行动开始后，我驻乌克兰邻近国家大使馆立即启动应急机制，紧急部署，全馆动员，确定了工作方案。
在我驻罗马尼亚大使馆的安排下，协调组、口岸组、信息组、机场组、后勤保障组，一个个工作小组迅速建立起来，在统一的指挥下协调运转；我驻罗马尼亚大使姜瑜更亲自上阵，第一时间联系到罗外交部、内务部、警察局、边防、民航等一个又一个部门，得到了罗方在撤离人员出入境、航班审批、安全保障等方面的大力支持，给刚刚离开战火、还惊魂未定的人们吃下“定心丸”。
2月的罗马尼亚冰天雪地，寒风刺骨。然而，为快速打通撤离通道，我大使馆工作人员连夜顶风冒雪，兵分两路奔赴距离首都布加勒斯特数百公里的加拉茨口岸和斯库莱尼口岸驻守，只为确保抵罗的同胞们入关后第一时间就能够看到大使馆人员，能放下一路以来焦急、惶恐的心。
3月1日，518名中国同胞通过两个口岸入境罗马尼亚，并乘坐使馆安排的大巴顺利抵达布加勒斯特，这标志着我自乌转移人员抵罗通道顺利打开，安全顺畅运转。从那一天开始，到3月20日，约3500名中国公民从乌克兰直接或经摩尔多瓦入境罗马尼亚，其中仅3月1日至3日入境人员就超过2400人。 #环球时报全景记录我国公民撤离乌大行动#
新星跻身宇宙线加速器行列
能够产生高能宇宙粒子（包括强子和电子）的天体，被统称为宇宙粒子加速器。其中，能够产生强子的天体被称为宇宙线加速器。迄今为止，人们观测到的宇宙线的最高能量已达到1020电子伏特
陈松战 中国科学院高能物理研究所研究员
近日，科学家利用位于非洲纳米比亚的伽马射线天文台，首次观测到新星产生的冲击波撕裂了其周围的介质，将粒子拉扯在一起并加速到极高能量，此次观测到的伽马射线，能量高达1012电子伏特，新星“蛇夫座RS”甚至可使粒子加速至理论极限速度。相关研究成果发表在国际学术期刊《科学》上。
“这项研究揭示了新星是甚高能（能量大于1011电子伏特）宇宙线加速器。”中国科学院高能物理研究所研究员陈松战在接受科技日报记者采访时表示，未来，可产生1012电子伏特伽马射线的新星将会成为地面探测装置的重要研究目标。作为宇宙线加速器，新星还是一种理想的天体物理实验室，可以用于检验激波加速粒子的现有理论。
加速能力弱而激波演变快
宇宙线是来自宇宙空间的高能粒子流，广义的宇宙线由各种原子核以及非常少量的电子、光子和中微子等组成，狭义的宇宙线主要是指强子。
宇宙线也被称作“银河陨石”、传递宇宙大事件的“信使”。这是因为宇宙线本身就是组成宇宙天体的物质成分，携带着宇宙起源、天体演化的宝贵信息来到地球。
“能够产生高能宇宙粒子（包括强子和电子）的天体，被统称为宇宙粒子加速器。其中，能够产生强子的天体被称为宇宙线加速器。”陈松战表示，迄今为止，人们观测到的宇宙线的最高能量已达到1020电子伏特，是目前人类最大的粒子加速器——欧洲核子中心大型强子对撞机（LHC）所能加速粒子能量的1000万倍。
1912年，奥地利科学家赫斯发现宇宙线，开辟了基本粒子研究的新领域，赫斯也因此获得了诺贝尔物理学奖。2004年，宇宙线起源及其加速机制，被确定为新世纪11个“世纪谜题”之一，科学家为此展开深入研究，希望能够揭开宇宙线的身世之谜。
百年后的今天，人类对于宇宙线又有哪些新的认知？
宇宙线很难被追根溯源。陈松战表示，宇宙线主要是带电粒子，在宇宙空间飞行时会受星际磁场影响发生偏转，逐渐偏离最初的方向。因此，根据地球上观测到的宇宙线到达地球的方向，很难反推出宇宙线发射源的方向。
好在宇宙线中的伽马射线给科学家留了“一扇窗”。宇宙线会与其诞生处附近的星际气体碰撞产生中性的高能伽马射线，伽马射线是由高能光子组成的粒子流，与带电粒子不同，光子的传播不受磁场影响，因此伽马射线在宇宙空间沿直线传播。“通过探测伽马射线，就可以直接找到其父辈带电粒子的加速源头。”他说。
据了解，科学家已经发现了200个甚高能伽马射线源，但它们只能被称为宇宙线源候选体，因为除宇宙线外，电子也会产生伽马射线。
加速机制符合主流理论模型
陈松战指出，目前粒子天体物理学最核心的问题，是寻找能够加速强子到1015电子伏特及以上的宇宙线加速器。
在加速机制方面，陈松战表示，宇宙粒子加速器是如何加速粒子的，仍然是目前科学研究中的前沿问题，已经知道的是，不同种类天体的加速机制可能不同，但是新星、超新星及其遗迹为同类天体，其加速机制是一样的。
普遍认为，粒子是由新星、超新星及其遗迹抛出的高速物质与周围介质碰撞产生的激波加速的，粒子反复穿越激波面逐步获得能量，这就是耗散激波加速理论。陈松战说，这是目前已知的非常有效的粒子加速机制，它可以将激波约10%的机械能转化为被加速粒子的能量。
宇宙粒子加速器主要有超新星爆发及其遗迹星云、脉冲星、伽马射线暴、年轻大质量星团、活动星系核等。一般认为能量在1015电子伏特及以下的宇宙线，来源于银河系内天体，而更高能量的宇宙线来源于银河系外天体。
此前观测研究已表明，新星为GeV（10亿电子伏特）宇宙粒子加速器，其加速粒子能力比上文提到的几种天体弱很多。所以，在地面伽马探测器观测中很难被探测到。
陈松战表示，此次最新研究是地面探测器首次观测到来源于新星的、能量大于1011电子伏特的伽马辐射，而宇宙线能量一般是其次级伽马光子能量的10倍，所以通过探测到1012电子伏特的伽马射线，证明了新星能够加速宇宙线粒子到1013电子伏特，也就是说，新星成为了TeV（万亿电子伏特）宇宙线加速器。“尽管如此，新星其实还是相对比较弱的宇宙线加速器。”他解释说，从能量上看，TeV与PeV（千万亿电子伏特）相比能量有些低；从宇宙线的流强（每秒每平方米到达地球上的宇宙线数目）上看，新星产生的宇宙线远少于地球观测到宇宙线的总量。
那么，新星作为宇宙线加速器，其加速机制是怎样的？陈松战表示，新星一般产生于由白矮星和普通恒星组成的双星系统中，是由吸积在白矮星表面的氢被白矮星高温加热造成剧烈的核子爆炸现象，爆炸时抛出的高速物质与伴星星风碰撞产生强激波，激波可以加速粒子。
“新星最大的特点是辐射存在快速演化现象，在‘天’的时间尺度上存在显著变化，而超新星爆炸形成的激波会持续万年。所以说，新星可以作为理想的天体物理实验室，来检验现有的激波加速粒子理论。”陈松战说。
观测结果符合理论最高加速能量
是什么样的天体在加速宇宙线？粒子是如何被加速到极端高能的？这是新世纪科学家需要解答的宇宙难题之一。
此次最新研究中，科学家给出的理论预期最高能量为1013电子伏特。陈松战表示，这项研究中的宇宙粒子加速器的理论极限，其实是根据耗散激波加速理论估计的粒子最高加速能量得出的。
粒子能获得的最高能量受激波的速度、存在时间及对粒子的束缚能力等条件限制。耗散激波加速理论根据抛出物的速度、质量及其周围介质的密度等条件，对加速粒子的最高能量进行估计。
科学家根据观测到伽马射线的最高能量来反推出其父辈粒子的能量，也就是在新星激波中加速粒子的能量，这个能量与耗散激波加速理论预期的最高能量相当。
我国四川稻城县高海拔宇宙线观测站（LHAASO）的主要科学目标，就是通过探测能量在1014电子伏特以上的伽马射线，寻找能够加速1015电子伏特粒子的宇宙线加速器。超新星爆发及其遗迹星云能否加速宇宙线至1015电子伏特？这将需要LHAASO来探索和回答。
2021年，根据LHAASO的首批探测数据，科学家取得了重要的研究进展——发现了首批1015电子伏特宇宙粒子加速器，并观测到1400万亿电子伏特的迄今最高能量光子。
“长久以来，超新星爆发及其遗迹被认为是银河系内宇宙线的主要加速源，根据观测验证，只有大质量星产生的超新星爆发才可能加速粒子至1015电子伏特能量。”陈松战说。
来源：科技日报
能够产生高能宇宙粒子（包括强子和电子）的天体，被统称为宇宙粒子加速器。其中，能够产生强子的天体被称为宇宙线加速器。迄今为止，人们观测到的宇宙线的最高能量已达到1020电子伏特
陈松战 中国科学院高能物理研究所研究员
近日，科学家利用位于非洲纳米比亚的伽马射线天文台，首次观测到新星产生的冲击波撕裂了其周围的介质，将粒子拉扯在一起并加速到极高能量，此次观测到的伽马射线，能量高达1012电子伏特，新星“蛇夫座RS”甚至可使粒子加速至理论极限速度。相关研究成果发表在国际学术期刊《科学》上。
“这项研究揭示了新星是甚高能（能量大于1011电子伏特）宇宙线加速器。”中国科学院高能物理研究所研究员陈松战在接受科技日报记者采访时表示，未来，可产生1012电子伏特伽马射线的新星将会成为地面探测装置的重要研究目标。作为宇宙线加速器，新星还是一种理想的天体物理实验室，可以用于检验激波加速粒子的现有理论。
加速能力弱而激波演变快
宇宙线是来自宇宙空间的高能粒子流，广义的宇宙线由各种原子核以及非常少量的电子、光子和中微子等组成，狭义的宇宙线主要是指强子。
宇宙线也被称作“银河陨石”、传递宇宙大事件的“信使”。这是因为宇宙线本身就是组成宇宙天体的物质成分，携带着宇宙起源、天体演化的宝贵信息来到地球。
“能够产生高能宇宙粒子（包括强子和电子）的天体，被统称为宇宙粒子加速器。其中，能够产生强子的天体被称为宇宙线加速器。”陈松战表示，迄今为止，人们观测到的宇宙线的最高能量已达到1020电子伏特，是目前人类最大的粒子加速器——欧洲核子中心大型强子对撞机（LHC）所能加速粒子能量的1000万倍。
1912年，奥地利科学家赫斯发现宇宙线，开辟了基本粒子研究的新领域，赫斯也因此获得了诺贝尔物理学奖。2004年，宇宙线起源及其加速机制，被确定为新世纪11个“世纪谜题”之一，科学家为此展开深入研究，希望能够揭开宇宙线的身世之谜。
百年后的今天，人类对于宇宙线又有哪些新的认知？
宇宙线很难被追根溯源。陈松战表示，宇宙线主要是带电粒子，在宇宙空间飞行时会受星际磁场影响发生偏转，逐渐偏离最初的方向。因此，根据地球上观测到的宇宙线到达地球的方向，很难反推出宇宙线发射源的方向。
好在宇宙线中的伽马射线给科学家留了“一扇窗”。宇宙线会与其诞生处附近的星际气体碰撞产生中性的高能伽马射线，伽马射线是由高能光子组成的粒子流，与带电粒子不同，光子的传播不受磁场影响，因此伽马射线在宇宙空间沿直线传播。“通过探测伽马射线，就可以直接找到其父辈带电粒子的加速源头。”他说。
据了解，科学家已经发现了200个甚高能伽马射线源，但它们只能被称为宇宙线源候选体，因为除宇宙线外，电子也会产生伽马射线。
加速机制符合主流理论模型
陈松战指出，目前粒子天体物理学最核心的问题，是寻找能够加速强子到1015电子伏特及以上的宇宙线加速器。
在加速机制方面，陈松战表示，宇宙粒子加速器是如何加速粒子的，仍然是目前科学研究中的前沿问题，已经知道的是，不同种类天体的加速机制可能不同，但是新星、超新星及其遗迹为同类天体，其加速机制是一样的。
普遍认为，粒子是由新星、超新星及其遗迹抛出的高速物质与周围介质碰撞产生的激波加速的，粒子反复穿越激波面逐步获得能量，这就是耗散激波加速理论。陈松战说，这是目前已知的非常有效的粒子加速机制，它可以将激波约10%的机械能转化为被加速粒子的能量。
宇宙粒子加速器主要有超新星爆发及其遗迹星云、脉冲星、伽马射线暴、年轻大质量星团、活动星系核等。一般认为能量在1015电子伏特及以下的宇宙线，来源于银河系内天体，而更高能量的宇宙线来源于银河系外天体。
此前观测研究已表明，新星为GeV（10亿电子伏特）宇宙粒子加速器，其加速粒子能力比上文提到的几种天体弱很多。所以，在地面伽马探测器观测中很难被探测到。
陈松战表示，此次最新研究是地面探测器首次观测到来源于新星的、能量大于1011电子伏特的伽马辐射，而宇宙线能量一般是其次级伽马光子能量的10倍，所以通过探测到1012电子伏特的伽马射线，证明了新星能够加速宇宙线粒子到1013电子伏特，也就是说，新星成为了TeV（万亿电子伏特）宇宙线加速器。“尽管如此，新星其实还是相对比较弱的宇宙线加速器。”他解释说，从能量上看，TeV与PeV（千万亿电子伏特）相比能量有些低；从宇宙线的流强（每秒每平方米到达地球上的宇宙线数目）上看，新星产生的宇宙线远少于地球观测到宇宙线的总量。
那么，新星作为宇宙线加速器，其加速机制是怎样的？陈松战表示，新星一般产生于由白矮星和普通恒星组成的双星系统中，是由吸积在白矮星表面的氢被白矮星高温加热造成剧烈的核子爆炸现象，爆炸时抛出的高速物质与伴星星风碰撞产生强激波，激波可以加速粒子。
“新星最大的特点是辐射存在快速演化现象，在‘天’的时间尺度上存在显著变化，而超新星爆炸形成的激波会持续万年。所以说，新星可以作为理想的天体物理实验室，来检验现有的激波加速粒子理论。”陈松战说。
观测结果符合理论最高加速能量
是什么样的天体在加速宇宙线？粒子是如何被加速到极端高能的？这是新世纪科学家需要解答的宇宙难题之一。
此次最新研究中，科学家给出的理论预期最高能量为1013电子伏特。陈松战表示，这项研究中的宇宙粒子加速器的理论极限，其实是根据耗散激波加速理论估计的粒子最高加速能量得出的。
粒子能获得的最高能量受激波的速度、存在时间及对粒子的束缚能力等条件限制。耗散激波加速理论根据抛出物的速度、质量及其周围介质的密度等条件，对加速粒子的最高能量进行估计。
科学家根据观测到伽马射线的最高能量来反推出其父辈粒子的能量，也就是在新星激波中加速粒子的能量，这个能量与耗散激波加速理论预期的最高能量相当。
我国四川稻城县高海拔宇宙线观测站（LHAASO）的主要科学目标，就是通过探测能量在1014电子伏特以上的伽马射线，寻找能够加速1015电子伏特粒子的宇宙线加速器。超新星爆发及其遗迹星云能否加速宇宙线至1015电子伏特？这将需要LHAASO来探索和回答。
2021年，根据LHAASO的首批探测数据，科学家取得了重要的研究进展——发现了首批1015电子伏特宇宙粒子加速器，并观测到1400万亿电子伏特的迄今最高能量光子。
“长久以来，超新星爆发及其遗迹被认为是银河系内宇宙线的主要加速源，根据观测验证，只有大质量星产生的超新星爆发才可能加速粒子至1015电子伏特能量。”陈松战说。
来源：科技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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