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灯会元·卷第十二》南岳下十世◎汾阳昭禅师法嗣○潭州石霜楚圆慈明禅师（一）
全州李氏子。少为书生，年二十二，依湘山隐静寺出家。其母有贤行，使之游方。闻汾阳道望，遂往谒焉。阳顾而默器之。经二年，未许入室。每见必骂诟，或毁诋诸方，及有所训，皆流俗鄙事。一夕诉曰：“自至法席已再夏，不蒙指示，但增世俗尘劳，念岁月飘忽，己事不明，失出家之利。”语未卒，阳熟视，骂曰：“是恶知识，敢裨贩我！”怒举杖逐之。师拟伸救，阳掩师口，乃大悟曰：“是知临济道出常情。”
服役七年，辞去，依唐明嵩禅师。嵩谓师曰：“杨大年内翰知见高，入道稳实，子不可不见。”师乃往见大年。年问曰：“对面不相识，千里却同风。”师曰：“近奉山门请。”年曰：“真个脱空。”师曰：“前月离唐明。”年曰：“适来悔相问。”师曰：“作家。”年便喝。师曰：“恰是。”年复喝。师以手划一划。年吐舌曰：“真是龙象。”师曰：“是何言欤？”年唤客司：“点茶来，元来是屋里人。”师曰：“也不消得。”茶罢又问：“如何是上座为人一句？”师曰：“切。”年曰：“与么，则长裙新妇拖泥走。”师曰：“谁得似内翰？”年曰：“作家，作家。”师曰：“放你二十棒。”年拊膝曰：“这里是甚么所在？”师拍掌曰：“也不得放过。”年大笑。又问：“记得唐明当时悟底因缘么？”师曰：“唐明问首山：‘如何是佛法的的大意？’山曰：‘楚王城畔，汝水东流。‘”年曰：“祇如此语，意旨如何？”师曰：“水上挂灯毬。”年曰：“与么则孤负古人去也。”师曰：“内翰疑则别参。”年曰：“三脚虾蟆跳上天。”师曰：“一任跳。”年乃大笑，馆于斋中，日夕质疑智证，因闻前言往行，恨见之晚。
朝中见驸马都尉李公遵勖曰：“近得一道人，真西河师子。”李曰：“我以拘文，不能就谒，奈何？”年默然。归语师曰：“李公佛法中人，闻道风远至，有愿见之心，政以法不得与侍从过从。”师于是迟明谒李公。公阅谒使童子问曰：“道得即与上座相见。”师曰：“今日特来相看。”又令童子曰：“碑文刊白字，当道种青松。”师曰：“不因今日节，余日定难逢。”童又出曰：“都尉言，与么则与上座相见去也？”师曰：“脚头脚底。”公乃出。坐定问曰：“我闻西河有金毛狮子，是否？”师曰：“甚么处得者消息？”公便喝。师曰：“野干鸣。”公又喝。师曰：“恰是。”公大笑。师辞。公问：“如何是上座临行一句？”师曰：“好将息。”公曰：“何异诸方？”师曰：“都尉又作么生？”公曰：“放上座二十棒。”师曰：“专为流通。”公又喝。师曰：“瞎。”公曰：“好去。”师应喏喏。自是往来杨李之门，以法为友。
久之，辞还河东。年曰：“有一语寄与唐明，得么？”师曰：“明月照见夜行人。”年曰：“却不相当。”师曰：“更深犹自可，午后更愁人。”年曰：“开宝寺前金刚，近日因甚么汗出？”师曰：“知。”年曰：“上座临行，岂无为人底句？”师曰：“重叠关山路。”年曰：“与么则随上座去也。”师嘘一声。年曰：“真师子儿，大师子吼。”师曰：“放去又收来。”年曰：“适来失脚踏倒，又得家童扶起。”师曰：“有甚么了期？”年大笑。
师还唐明。李公遣两僧讯师，师于书尾画双足，写来僧名以寄之。公作偈曰：“黑毫千里余，金椁示双趺。人天浑莫测，珍重赤须胡。”
师以母老，南归至瑞州，首众于洞山，时聪禅师居焉。先是，汾阳谓师曰：“我遍参云门儿孙，特以未见聪为恨。”故师依止三年，乃游仰山。
杨大年以书抵宜春太守黄宗旦，使请师出世说法。守以南源致师，师不赴，旋特谒守愿行。守问其故，对曰：“始为让，今偶欲之耳。”守大贤之。
住后。上堂：“一切诸佛、及诸佛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法，皆从此经出。”乃竖起拄杖曰：“这个是南源拄杖子，阿那个是经？”良久曰：“向下文长，付在来日。”喝一喝，下座。
上堂。良久曰：“无为无事人，犹是金锁难。”喝一喝，下座。问：“如何是佛？”师曰：“水出高原。”问：“如何是南源境。”师曰：“黄河九曲，水出昆仑。”曰：“如何是境中人。”师曰：“随流人不顾，斫手望扶桑。”
上堂：“云收雾卷，杲日当空。不落明暗，如何通信？”僧问：“山深觅不得时如何。”师曰：“口能招祸。”问：“如何是佛法大意？”师曰：“洞庭湖里浪滔天。”问：“东涌西没时如何？”师曰：“寻。”问：“夜静独行时如何？”师曰：“三把茆。”问：“宝剑未出匣时如何？”师曰：“响。”曰：“出匣后如何？”师嘘一声。问：“闹中取静时如何？”师曰：“头枕布袋。”问：“牛头未见四祖时如何？”师曰：“堆堆地。”曰：“见后如何？”师曰：“堆堆地。”问：“一得永得时如何？”师曰：“抱石投河。”问：“仗镆鎁剑，拟取师头时如何？”师曰：“斩将去。”僧拟议，师便打。
#禅##五灯会元##石霜楚圆禅师##杨亿##李遵勖#
全州李氏子。少为书生，年二十二，依湘山隐静寺出家。其母有贤行，使之游方。闻汾阳道望，遂往谒焉。阳顾而默器之。经二年，未许入室。每见必骂诟，或毁诋诸方，及有所训，皆流俗鄙事。一夕诉曰：“自至法席已再夏，不蒙指示，但增世俗尘劳，念岁月飘忽，己事不明，失出家之利。”语未卒，阳熟视，骂曰：“是恶知识，敢裨贩我！”怒举杖逐之。师拟伸救，阳掩师口，乃大悟曰：“是知临济道出常情。”
服役七年，辞去，依唐明嵩禅师。嵩谓师曰：“杨大年内翰知见高，入道稳实，子不可不见。”师乃往见大年。年问曰：“对面不相识，千里却同风。”师曰：“近奉山门请。”年曰：“真个脱空。”师曰：“前月离唐明。”年曰：“适来悔相问。”师曰：“作家。”年便喝。师曰：“恰是。”年复喝。师以手划一划。年吐舌曰：“真是龙象。”师曰：“是何言欤？”年唤客司：“点茶来，元来是屋里人。”师曰：“也不消得。”茶罢又问：“如何是上座为人一句？”师曰：“切。”年曰：“与么，则长裙新妇拖泥走。”师曰：“谁得似内翰？”年曰：“作家，作家。”师曰：“放你二十棒。”年拊膝曰：“这里是甚么所在？”师拍掌曰：“也不得放过。”年大笑。又问：“记得唐明当时悟底因缘么？”师曰：“唐明问首山：‘如何是佛法的的大意？’山曰：‘楚王城畔，汝水东流。‘”年曰：“祇如此语，意旨如何？”师曰：“水上挂灯毬。”年曰：“与么则孤负古人去也。”师曰：“内翰疑则别参。”年曰：“三脚虾蟆跳上天。”师曰：“一任跳。”年乃大笑，馆于斋中，日夕质疑智证，因闻前言往行，恨见之晚。
朝中见驸马都尉李公遵勖曰：“近得一道人，真西河师子。”李曰：“我以拘文，不能就谒，奈何？”年默然。归语师曰：“李公佛法中人，闻道风远至，有愿见之心，政以法不得与侍从过从。”师于是迟明谒李公。公阅谒使童子问曰：“道得即与上座相见。”师曰：“今日特来相看。”又令童子曰：“碑文刊白字，当道种青松。”师曰：“不因今日节，余日定难逢。”童又出曰：“都尉言，与么则与上座相见去也？”师曰：“脚头脚底。”公乃出。坐定问曰：“我闻西河有金毛狮子，是否？”师曰：“甚么处得者消息？”公便喝。师曰：“野干鸣。”公又喝。师曰：“恰是。”公大笑。师辞。公问：“如何是上座临行一句？”师曰：“好将息。”公曰：“何异诸方？”师曰：“都尉又作么生？”公曰：“放上座二十棒。”师曰：“专为流通。”公又喝。师曰：“瞎。”公曰：“好去。”师应喏喏。自是往来杨李之门，以法为友。
久之，辞还河东。年曰：“有一语寄与唐明，得么？”师曰：“明月照见夜行人。”年曰：“却不相当。”师曰：“更深犹自可，午后更愁人。”年曰：“开宝寺前金刚，近日因甚么汗出？”师曰：“知。”年曰：“上座临行，岂无为人底句？”师曰：“重叠关山路。”年曰：“与么则随上座去也。”师嘘一声。年曰：“真师子儿，大师子吼。”师曰：“放去又收来。”年曰：“适来失脚踏倒，又得家童扶起。”师曰：“有甚么了期？”年大笑。
师还唐明。李公遣两僧讯师，师于书尾画双足，写来僧名以寄之。公作偈曰：“黑毫千里余，金椁示双趺。人天浑莫测，珍重赤须胡。”
师以母老，南归至瑞州，首众于洞山，时聪禅师居焉。先是，汾阳谓师曰：“我遍参云门儿孙，特以未见聪为恨。”故师依止三年，乃游仰山。
杨大年以书抵宜春太守黄宗旦，使请师出世说法。守以南源致师，师不赴，旋特谒守愿行。守问其故，对曰：“始为让，今偶欲之耳。”守大贤之。
住后。上堂：“一切诸佛、及诸佛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法，皆从此经出。”乃竖起拄杖曰：“这个是南源拄杖子，阿那个是经？”良久曰：“向下文长，付在来日。”喝一喝，下座。
上堂。良久曰：“无为无事人，犹是金锁难。”喝一喝，下座。问：“如何是佛？”师曰：“水出高原。”问：“如何是南源境。”师曰：“黄河九曲，水出昆仑。”曰：“如何是境中人。”师曰：“随流人不顾，斫手望扶桑。”
上堂：“云收雾卷，杲日当空。不落明暗，如何通信？”僧问：“山深觅不得时如何。”师曰：“口能招祸。”问：“如何是佛法大意？”师曰：“洞庭湖里浪滔天。”问：“东涌西没时如何？”师曰：“寻。”问：“夜静独行时如何？”师曰：“三把茆。”问：“宝剑未出匣时如何？”师曰：“响。”曰：“出匣后如何？”师嘘一声。问：“闹中取静时如何？”师曰：“头枕布袋。”问：“牛头未见四祖时如何？”师曰：“堆堆地。”曰：“见后如何？”师曰：“堆堆地。”问：“一得永得时如何？”师曰：“抱石投河。”问：“仗镆鎁剑，拟取师头时如何？”师曰：“斩将去。”僧拟议，师便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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独坐敬亭山
唐 李白
众鸟高飞尽，孤云独去闲。
相看两不厌，只有敬亭山。
作者生平
李白（701年－762年） ，字太白，号青莲居士，又号“谪仙人”，唐代伟大的浪漫主义诗人，被后人誉为“诗仙”，与杜甫并称为“李杜”，为了与另两位诗人李商隐与杜牧即“小李杜”区别，杜甫与李白又合称“大李杜”。据《新唐书》记载，李白为兴圣皇帝（凉武昭王李暠）九世孙，与李唐诸王同宗。其人爽朗大方，爱饮酒作诗，喜交友。李白深受黄老列庄思想影响，有《李太白集》传世，诗作中多以醉时写的，代表作有《望庐山瀑布》《行路难》《蜀道难》《将进酒》《明堂赋》《早发白帝城》等多首。
创作背景
詹锳《李白诗文系年》系此诗于天宝十二载（公元753年），并认为与《登敬亭山南望怀古赠窦主簿》为前后之作。也有人提出不同看法，认为这首诗写于何年，在李白留存的诗稿中并没有注明，而认为这首诗写于天宝十二载只是后人推测所得出的结论。这首诗作于唐肃宗上元二年（761年）的可能性更大。
译文
山中群鸟一只只高飞远去，天空中的最后一片白云也悠然飘走。
敬亭山和我对视着，谁都看不够，看不厌，看来理解我的只有这敬亭山了。
注释
敬亭山：在今安徽宣城市北。
尽：没有了。
孤云：陶渊明《咏贫士诗》中有“孤云独无依”的句子。
独去闲：独去，独自去。
闲：形容云彩飘来飘去，悠闲自在的样子。孤单的云彩飘来飘去。
两不厌：指诗人和敬亭山而言。
厌：满足。
赏析
这首诗是诗人表现自己精神世界的佳作。此诗表面是写独游敬亭山的情趣，而其深含之意则是诗人生命历程中旷世的孤独感。诗人以奇特的想象力和巧妙的构思，赋予山水景物以生命，将敬亭山拟人化，写得十分生动。作者写的是自己的孤独和自己的怀才不遇，但更是自己的坚定，在大自然中寻求安慰和寄托。
“众鸟高飞尽，孤云独去闲。”这首五绝的前两句是说，群鸟高飞无影无踪，孤云独去自在悠闲。
前两句看似写眼前之景，其实，把孤独之感写尽了：天上几只鸟儿高飞远去，直至无影无踪；寥廓的长空还有一片白云，却也不愿停留，慢慢的越飘越远，似乎世间万物都在厌弃诗人。“尽”、“闲”两个字，把读者引入一个静的境界：仿佛是在一群山鸟的喧闹声消除之后格外感到清静；在翻滚的厚云消失之后感到特别的清幽平静。因此这两句是写“动”见“静”，以“动”衬“静”，正烘托出诗人心灵的孤独寂寞。这种生动形象的写法，能给读者以联想，并且暗示了诗人在敬亭山游览观望之久，勾画出他独坐出神的形象，为下联作了铺垫。
这两句的意象以“众星拱月”式并置，前句中心词“鸟”是中心意象，加上“飞”字形成一个复合意象，强化动态表现意义。“众鸟”原可以让读者联想到山中闲静宁谧的场景，群鸟儿在空山中婉转鸣啼，有一种格外的逸趣，而眼前，众鸟高飞，离人越来越远，“高”字起到一个拓展空间的作用，抬头仰望，空阔的蓝天上，鸟儿在远走高飞，直至看不见。一个“尽”字，增强了此句的表现力度，表现出李白此时的万般惆怅。后句“云”为中心词，与“去”复合，默默的云也在渐渐飘走。而云并非满天白云，原本就只是“孤云”无伴，偏偏还悠闲地慢慢地飘离。诗人以“闲”写出了孤云的状态，突出了离去的过程，让读者在品味孤云离去的状态时，感知诗人内心的不忍和无奈。
三、四两句“相看两不厌，只有敬亭山”用浪漫主义手法，将敬亭山人格化、个性化。尽管鸟飞云去，诗人仍没有回去，也不想回去，他久久地凝望着幽静秀丽的敬亭山，觉得敬亭山似乎也正含情脉脉地看着他自己。他们之间不必说什么话，已达到了感情上的交流。“相看两不厌”表达了诗人与敬亭山之间的深厚感情。“相”、“两”二字同义重复，把诗人与敬亭山紧紧地联系在一起，表现出强烈的感情。同时，“相看”也点出此时此刻唯有“山”和“我”的孤寂情景与“两”字相重，山与人的相依之情油然而生。结句中“只有”两字也是经过锤炼的，更突出诗人对敬亭山的喜爱。“人生得一知己足矣”，鸟飞云去对诗人来说不足挂齿。这两句诗所创造的意境仍然是“静”的，表面看来，是写了诗人与敬亭山相对而视，脉脉含情。实际上，诗人愈是写山的“有情”，愈是表现出人的“无情”；而他那横遭冷遇，寂寞凄凉的处境，也就在这静谧的场面中透露出来了。
“众鸟”、“孤云”这种动的意象与“敬亭山”这种静的意象相反并置，时间和空间的维度里仅仅出现了量的变化，而心理的维度却产生着质的变化：有理想、有才能而在政治上遭受压抑的士大夫往往对“逝去”，对“消散”有着特殊的敏感，人事短暂，宇宙永恒，常常是他们不遇时发出的慨叹。诗人引恒久的山为知己，可能是“长安不得见”后，不得已而为之的一种方式了。就算长安招引他，他也不知道自己会不会随“众鸟高飞”而去。
诗人笔下，不见敬亭山秀丽的山色、溪水、小桥，并非敬亭山无物可写，因为敬亭山“东临宛溪，南俯城闉，烟市风帆，极目如画”。从诗中来看，无从知晓诗人相对于山的位置，或许是在山顶，或许在空阔地带，然而这些都不重要了。这首诗的写作目的不是赞美景物，而是借景抒情，借此地无言之景，抒内心无奈之情。诗人在被拟人化了的敬亭山中寻到慰藉，似乎少了一点孤独感。然而，恰恰在这里，诗人内心深处的孤独之情被表现得更加突出。人世间的深重的孤独之情，诗人人生悲剧的气氛充溢在整首诗中。全诗似乎全是景语，无一情语，然而，由于景是情所造，因而，虽句句是景，却句句是情，就像王夫之所说，是“情中景，景中情”。
唐 李白
众鸟高飞尽，孤云独去闲。
相看两不厌，只有敬亭山。
作者生平
李白（701年－762年） ，字太白，号青莲居士，又号“谪仙人”，唐代伟大的浪漫主义诗人，被后人誉为“诗仙”，与杜甫并称为“李杜”，为了与另两位诗人李商隐与杜牧即“小李杜”区别，杜甫与李白又合称“大李杜”。据《新唐书》记载，李白为兴圣皇帝（凉武昭王李暠）九世孙，与李唐诸王同宗。其人爽朗大方，爱饮酒作诗，喜交友。李白深受黄老列庄思想影响，有《李太白集》传世，诗作中多以醉时写的，代表作有《望庐山瀑布》《行路难》《蜀道难》《将进酒》《明堂赋》《早发白帝城》等多首。
创作背景
詹锳《李白诗文系年》系此诗于天宝十二载（公元753年），并认为与《登敬亭山南望怀古赠窦主簿》为前后之作。也有人提出不同看法，认为这首诗写于何年，在李白留存的诗稿中并没有注明，而认为这首诗写于天宝十二载只是后人推测所得出的结论。这首诗作于唐肃宗上元二年（761年）的可能性更大。
译文
山中群鸟一只只高飞远去，天空中的最后一片白云也悠然飘走。
敬亭山和我对视着，谁都看不够，看不厌，看来理解我的只有这敬亭山了。
注释
敬亭山：在今安徽宣城市北。
尽：没有了。
孤云：陶渊明《咏贫士诗》中有“孤云独无依”的句子。
独去闲：独去，独自去。
闲：形容云彩飘来飘去，悠闲自在的样子。孤单的云彩飘来飘去。
两不厌：指诗人和敬亭山而言。
厌：满足。
赏析
这首诗是诗人表现自己精神世界的佳作。此诗表面是写独游敬亭山的情趣，而其深含之意则是诗人生命历程中旷世的孤独感。诗人以奇特的想象力和巧妙的构思，赋予山水景物以生命，将敬亭山拟人化，写得十分生动。作者写的是自己的孤独和自己的怀才不遇，但更是自己的坚定，在大自然中寻求安慰和寄托。
“众鸟高飞尽，孤云独去闲。”这首五绝的前两句是说，群鸟高飞无影无踪，孤云独去自在悠闲。
前两句看似写眼前之景，其实，把孤独之感写尽了：天上几只鸟儿高飞远去，直至无影无踪；寥廓的长空还有一片白云，却也不愿停留，慢慢的越飘越远，似乎世间万物都在厌弃诗人。“尽”、“闲”两个字，把读者引入一个静的境界：仿佛是在一群山鸟的喧闹声消除之后格外感到清静；在翻滚的厚云消失之后感到特别的清幽平静。因此这两句是写“动”见“静”，以“动”衬“静”，正烘托出诗人心灵的孤独寂寞。这种生动形象的写法，能给读者以联想，并且暗示了诗人在敬亭山游览观望之久，勾画出他独坐出神的形象，为下联作了铺垫。
这两句的意象以“众星拱月”式并置，前句中心词“鸟”是中心意象，加上“飞”字形成一个复合意象，强化动态表现意义。“众鸟”原可以让读者联想到山中闲静宁谧的场景，群鸟儿在空山中婉转鸣啼，有一种格外的逸趣，而眼前，众鸟高飞，离人越来越远，“高”字起到一个拓展空间的作用，抬头仰望，空阔的蓝天上，鸟儿在远走高飞，直至看不见。一个“尽”字，增强了此句的表现力度，表现出李白此时的万般惆怅。后句“云”为中心词，与“去”复合，默默的云也在渐渐飘走。而云并非满天白云，原本就只是“孤云”无伴，偏偏还悠闲地慢慢地飘离。诗人以“闲”写出了孤云的状态，突出了离去的过程，让读者在品味孤云离去的状态时，感知诗人内心的不忍和无奈。
三、四两句“相看两不厌，只有敬亭山”用浪漫主义手法，将敬亭山人格化、个性化。尽管鸟飞云去，诗人仍没有回去，也不想回去，他久久地凝望着幽静秀丽的敬亭山，觉得敬亭山似乎也正含情脉脉地看着他自己。他们之间不必说什么话，已达到了感情上的交流。“相看两不厌”表达了诗人与敬亭山之间的深厚感情。“相”、“两”二字同义重复，把诗人与敬亭山紧紧地联系在一起，表现出强烈的感情。同时，“相看”也点出此时此刻唯有“山”和“我”的孤寂情景与“两”字相重，山与人的相依之情油然而生。结句中“只有”两字也是经过锤炼的，更突出诗人对敬亭山的喜爱。“人生得一知己足矣”，鸟飞云去对诗人来说不足挂齿。这两句诗所创造的意境仍然是“静”的，表面看来，是写了诗人与敬亭山相对而视，脉脉含情。实际上，诗人愈是写山的“有情”，愈是表现出人的“无情”；而他那横遭冷遇，寂寞凄凉的处境，也就在这静谧的场面中透露出来了。
“众鸟”、“孤云”这种动的意象与“敬亭山”这种静的意象相反并置，时间和空间的维度里仅仅出现了量的变化，而心理的维度却产生着质的变化：有理想、有才能而在政治上遭受压抑的士大夫往往对“逝去”，对“消散”有着特殊的敏感，人事短暂，宇宙永恒，常常是他们不遇时发出的慨叹。诗人引恒久的山为知己，可能是“长安不得见”后，不得已而为之的一种方式了。就算长安招引他，他也不知道自己会不会随“众鸟高飞”而去。
诗人笔下，不见敬亭山秀丽的山色、溪水、小桥，并非敬亭山无物可写，因为敬亭山“东临宛溪，南俯城闉，烟市风帆，极目如画”。从诗中来看，无从知晓诗人相对于山的位置，或许是在山顶，或许在空阔地带，然而这些都不重要了。这首诗的写作目的不是赞美景物，而是借景抒情，借此地无言之景，抒内心无奈之情。诗人在被拟人化了的敬亭山中寻到慰藉，似乎少了一点孤独感。然而，恰恰在这里，诗人内心深处的孤独之情被表现得更加突出。人世间的深重的孤独之情，诗人人生悲剧的气氛充溢在整首诗中。全诗似乎全是景语，无一情语，然而，由于景是情所造，因而，虽句句是景，却句句是情，就像王夫之所说，是“情中景，景中情”。
【唐叔虞的封地——唐，应该在陶寺附近】
周成王封其弟叔虞于唐，史称唐叔虞，此事件被称“桐叶封弟”，而唐地之所在，历来颇有争议。
商周之际，以“唐”命名之地有多处，但关于唐叔虞之封地基本可以达成一个共识，即：唐叔虞之“唐”在山西，但具体是在太原，还是晋南的翼城、绛县，或者是山西的其它地区，却争论了一千多年。
可确定的是，唐叔虞所受封的“唐”即是上古的唐氏之地，也是高辛氏之子——实沈的“大夏”，或者说，此三者之邑应该处于同一区域内，相距不会太远，关于这件事，《左传》有记载。
（帝）迁实沈于大夏，主参。唐人是因，以服事夏、商。其季世曰唐叔虞。——《左传·昭公元年》
此句中的“唐人是因”的意思是：唐氏取代并继承了实沈建立的“大夏”，此处的“因”当取代、继承讲。
需要注意的是“大夏”，这个“大夏”指的并不是大禹建立的夏朝，而是《逸周书》中记载的“唐氏伐之，西夏以亡”中的“西夏”，这个“西夏”要早于夏朝，甚至早于唐、虞，为高辛氏之夏，也是“夏”之源头，可追溯到距今4100—4500年之间。
“唐氏”即是陶唐氏，也是春秋时期祁姓一族的祖先，唐氏的起源非常古老，按《吕氏春秋》的说法，“舞”即是由陶唐氏发明的。
陶唐氏阳多滞伏，民气壅阏，故为舞以宣导之。——《吕氏春秋》
也就是说，唐氏一族在很久之前就已经存在了，甚至比大夏还要早，后来他们征服了大夏，并占据了大夏原来的土地，改称之为“唐”，那么，从古地名与古部族的命名关系来推断，在大夏被改称为“唐”之前，应该还有一个唐地存在。
因为“夏”与“唐”的重叠，所以唐叔虞受封之后，其政策同时兼容了唐文化与夏文化。
分唐叔以大路，密须之鼓，阙巩，沽洗，怀姓九宗，职官五正。命以《唐诰》，而封于夏虚，启以夏政，疆以戎索。——《左传·定公四年》
需要注意的是，此句中的“夏墟”指的是大夏之虚，而“夏政”指的极有可能是夏朝之政。
这就又涉及到“夏墟”与“夏政”之间的关系，简单地说就是，禹在“大夏”的故土，即夏墟上建立起自己的氏族，因此以“有夏”为氏，且为国号，所以在太康失国，夏王室南渡之后，《夏书》才会有“惟彼陶唐，有此冀方”之说。
而禹一族更早之前应该是在“崇”地，故有“崇伯鲧”之称。缕清了这个脉络，我们再回过头来看前人的观点。
首先是杜预， 杜预认为大夏在今太原市，这显然是错误的，如果说唐氏来自太原倒是有几分可能性。
其次是东周的服虔，服虔认为大夏在汾浍之间，即今山西翼城、隰县、吉县一带。顾炎武的观点与之相近，说唐叔封于翼，即今翼城县。《史记正义》两处引《括地志》，其一说为“故唐城在绛州翼城县西二十里。尧裔子所封，成王灭之，而封太叔也。” 另一说为“故唐城在并州晋阳县北二里，城记云尧筑也。”。
并州晋阳县之说很可能脱胎于杜预之说，显然也不可靠。
而翼城一带之说，于《史记》“唐在河、汾之东，方百里”显然是相符的，但同样有问题。
如果大夏在翼城，那么唐叔虞之子燮父迁往晋，“晋”又在何处呢？“晋”同样是一个古地名，其与帝舜时代的缙云氏相关，显然不同于大夏。
而在春秋前期，晋国的都城始终都是翼城，那么就存在两种可能，一种就是翼城一带既有大夏又有晋，燮父没迁多远；还有一种就是燮父迁走之后，其后代又迁回翼城了。
事实上，这两种的情况的可能性都不大，其一，大夏和晋显然都不是小地方，一个翼城应该容不下；其二，像迁都这样的大事，尤其是回迁祖地这种事，被史料忽略的可能性还是很小的；其三，部族迁徙都是从不利之地迁往有利之地，或者说是迁往更适宜之地，那么回迁的意义又何在呢？
综上，说大夏翼城说也很难成立。
但如果我们把目光再往北看一点，似乎就能解开一些谜题了。
首先，唐叔虞的“唐”是一座历史悠久的王城，先后经历过大夏、陶唐、夏都，而且在河、汾之东，且“方百里”，那么陶寺遗址及周边一带显然是符合这些特点的，也就是说，陶寺焚毁之后，这一带仍然生活着他们的后人，并在此繁衍生息，直至周初，即是古唐国，但这个“唐”并不是唯一的唐。
其次，燮父的迁徙显然不会太远，太远就属于另寻封地了，也就不算是延续了唐叔虞的基业，当然也不会太近，太近也就没有改国号的必要了，那么，从襄汾到翼城显然是符合这一点的。
也就是说，晋国历史上的两次迁都其实是构成三角形的，第一次是襄汾到翼城，第二次是翼城到新田（侯马），始终都在今临汾市境内。
一次是远离汾水，一次是靠近汾水，其迁都原因很可能同水患有关。
#这就是中国风#
周成王封其弟叔虞于唐，史称唐叔虞，此事件被称“桐叶封弟”，而唐地之所在，历来颇有争议。
商周之际，以“唐”命名之地有多处，但关于唐叔虞之封地基本可以达成一个共识，即：唐叔虞之“唐”在山西，但具体是在太原，还是晋南的翼城、绛县，或者是山西的其它地区，却争论了一千多年。
可确定的是，唐叔虞所受封的“唐”即是上古的唐氏之地，也是高辛氏之子——实沈的“大夏”，或者说，此三者之邑应该处于同一区域内，相距不会太远，关于这件事，《左传》有记载。
（帝）迁实沈于大夏，主参。唐人是因，以服事夏、商。其季世曰唐叔虞。——《左传·昭公元年》
此句中的“唐人是因”的意思是：唐氏取代并继承了实沈建立的“大夏”，此处的“因”当取代、继承讲。
需要注意的是“大夏”，这个“大夏”指的并不是大禹建立的夏朝，而是《逸周书》中记载的“唐氏伐之，西夏以亡”中的“西夏”，这个“西夏”要早于夏朝，甚至早于唐、虞，为高辛氏之夏，也是“夏”之源头，可追溯到距今4100—4500年之间。
“唐氏”即是陶唐氏，也是春秋时期祁姓一族的祖先，唐氏的起源非常古老，按《吕氏春秋》的说法，“舞”即是由陶唐氏发明的。
陶唐氏阳多滞伏，民气壅阏，故为舞以宣导之。——《吕氏春秋》
也就是说，唐氏一族在很久之前就已经存在了，甚至比大夏还要早，后来他们征服了大夏，并占据了大夏原来的土地，改称之为“唐”，那么，从古地名与古部族的命名关系来推断，在大夏被改称为“唐”之前，应该还有一个唐地存在。
因为“夏”与“唐”的重叠，所以唐叔虞受封之后，其政策同时兼容了唐文化与夏文化。
分唐叔以大路，密须之鼓，阙巩，沽洗，怀姓九宗，职官五正。命以《唐诰》，而封于夏虚，启以夏政，疆以戎索。——《左传·定公四年》
需要注意的是，此句中的“夏墟”指的是大夏之虚，而“夏政”指的极有可能是夏朝之政。
这就又涉及到“夏墟”与“夏政”之间的关系，简单地说就是，禹在“大夏”的故土，即夏墟上建立起自己的氏族，因此以“有夏”为氏，且为国号，所以在太康失国，夏王室南渡之后，《夏书》才会有“惟彼陶唐，有此冀方”之说。
而禹一族更早之前应该是在“崇”地，故有“崇伯鲧”之称。缕清了这个脉络，我们再回过头来看前人的观点。
首先是杜预， 杜预认为大夏在今太原市，这显然是错误的，如果说唐氏来自太原倒是有几分可能性。
其次是东周的服虔，服虔认为大夏在汾浍之间，即今山西翼城、隰县、吉县一带。顾炎武的观点与之相近，说唐叔封于翼，即今翼城县。《史记正义》两处引《括地志》，其一说为“故唐城在绛州翼城县西二十里。尧裔子所封，成王灭之，而封太叔也。” 另一说为“故唐城在并州晋阳县北二里，城记云尧筑也。”。
并州晋阳县之说很可能脱胎于杜预之说，显然也不可靠。
而翼城一带之说，于《史记》“唐在河、汾之东，方百里”显然是相符的，但同样有问题。
如果大夏在翼城，那么唐叔虞之子燮父迁往晋，“晋”又在何处呢？“晋”同样是一个古地名，其与帝舜时代的缙云氏相关，显然不同于大夏。
而在春秋前期，晋国的都城始终都是翼城，那么就存在两种可能，一种就是翼城一带既有大夏又有晋，燮父没迁多远；还有一种就是燮父迁走之后，其后代又迁回翼城了。
事实上，这两种的情况的可能性都不大，其一，大夏和晋显然都不是小地方，一个翼城应该容不下；其二，像迁都这样的大事，尤其是回迁祖地这种事，被史料忽略的可能性还是很小的；其三，部族迁徙都是从不利之地迁往有利之地，或者说是迁往更适宜之地，那么回迁的意义又何在呢？
综上，说大夏翼城说也很难成立。
但如果我们把目光再往北看一点，似乎就能解开一些谜题了。
首先，唐叔虞的“唐”是一座历史悠久的王城，先后经历过大夏、陶唐、夏都，而且在河、汾之东，且“方百里”，那么陶寺遗址及周边一带显然是符合这些特点的，也就是说，陶寺焚毁之后，这一带仍然生活着他们的后人，并在此繁衍生息，直至周初，即是古唐国，但这个“唐”并不是唯一的唐。
其次，燮父的迁徙显然不会太远，太远就属于另寻封地了，也就不算是延续了唐叔虞的基业，当然也不会太近，太近也就没有改国号的必要了，那么，从襄汾到翼城显然是符合这一点的。
也就是说，晋国历史上的两次迁都其实是构成三角形的，第一次是襄汾到翼城，第二次是翼城到新田（侯马），始终都在今临汾市境内。
一次是远离汾水，一次是靠近汾水，其迁都原因很可能同水患有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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