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话粥”的消失，是因为互联网还是因为没朋友？》 文 | 徐菁菁

#你还会和谁煲电话粥# 想一想，排除你的客户，你上一次和一个人打超长的电话是在什么时候？不知从何时起，我们手机套餐里的流量越来越不够用，而“通话时长”一项的富余却越来越多。而“电话粥”这个词，几乎已经在日常生活中被淘汰了。

互联网的广泛应用改变了人们的交往方式。美国调查机构的调查显示，在2011年，美国人均每天平均会接到12个或以上的电话；而在2015年，这个数字已经下降到了低于6个。2019年，英国通信管理局调查了15万名英国人使用手机的情况，发现四分之一的人每月使用手机打电话次数不足5次，6%的人从来不用手机打电话，即使打电话，通话时间也相当短，将近三分之二的人不足1分半便结束通话。

心理学家们发明了一个词“电话恐惧症”（Telephonophobia）。人们为什么更喜欢利用网络工具发送语音信息和文字信息，而不是直接打个电话？研究者的解释是，这是出于对掌控感和确定性的追求。突然响起的电话铃声是生活中不可控的因素之一，一旦选择接通，我们就被强制卷入了一段人际关系。即时的语言沟通方式，要求我们必须在短时间内做出反应，在这个过程里，我们可能会说错话，也可能做错选择。

用美国丹佛大学的心理学教授斯科特·斯坦利（Scott Stanley）的话说，在一个“不确定”的时代，我们拥有了远比从前多的选择和未知，这让我们对失控和对不确定应激般地感到恐惧。我们不能容忍自己处于“尚未准备好”的状态里。而网络给我们提供的使用语音信息和文字信息的新的交流方式就像是一个安全阀。在网络通信软件里，我们可以选择暂时性或者永久性地忽视那些我们不愿看到的消息：“嗨，我现在才看到你的留言。”“对不起，手机出了问题，好多信息被删除了。”而当我们决定回复一条信息时，我们可以调整语气，或者字斟句酌，再用上颜文字、表情包，确保沟通的效果尽在掌握。

现在，不打电话是一种约定俗成的社交规则。哪怕是关于“发语音”这件事，有多少你对着一个“熟人”发来的60秒语音怨念不已，因为它给你造成了一点麻烦？那就更不用说毫无预兆的来电了，简直太越界了。

我完全同意心理学家的这些分析，但我想，“电话粥”的消失可能还有其他原因。我对电话粥的最深感受是在读大学的时候。千禧年之初，智能手机没有普及，大学宿舍有一台IC卡电话。在没有隐私可言的宿舍，我旁听过很多使用各地方言的电话粥。常常，电话粥正“煲”在兴头上，IC卡的余额告零，打电话的人不得不四处借卡，或者干脆趿着拖鞋飞奔去小卖部再买一张。

在那个年代，我们不担心别人窃听了我们和亲密朋友的私语，不会害怕“说错话”，也不担心会像流行歌曲里唱的那样“最怕空气突然安静”。如果在今天看来，打电话是一种没有安全感的原始的沟通方式，我们曾经并不介意在电话那头的朋友面前“裸奔”。我想，电话粥的衰微，也可能是因为能够和你一起煲一锅“电话粥”的朋友也在变得稀有。

互联网和社交网络如此发达会怎样改变我们的友谊，研究者们有不同的结论。从利好的角度看，互联网拉近了人与人之间的距离。我们与更多的人交往。演化心理学家罗宾·邓巴（Robin Dunbar）曾说，我们的大脑受演化所限，能够应付的“真朋友”（meaningful friends）最多只有150个。但美国加利福尼亚大学洛杉矶分校的研究者发现，普通大学生在社交网络上的联系人，从2006年的137个上升到了2009年的440个。皮尤研究中心在2013年发现，美国青少年在Facebook上平均有大约300个朋友。

我们也可以非常轻松地和远方的好友保持联络。通过朋友圈和其他社交网络平台，我们可以实时跟踪他们的日常生活。

但从另一面来说，互联网并不一定增强了友谊的质量。在社交网络上，绝大多数“好友”其实只能称得上我们的熟人。尽管我们总是在看他们展示的内容，但社会学里的“友谊发生三要素”——接近、非计划性的重复接触，以及鼓励人们放下防备坦诚交流的机会——并不会在我们与他们之间发生。

但在社交网络上，我们花费了大量时间维系这种弱连接。你可能会发现，你在朋友圈的互动很多时候并不发生在你和你最亲密的朋友之间。2021年皮克斯推出的新动画《天赐灵机》（Ron’s Gone Wrong）讲了一个关于建立真正友谊的故事。故事设定了这样一个背景：在学校里，每个小孩有一个机器人好友作为他们在社交网络中的助手。机器人帮助孩子在社交网络上互动交友，但实际上孩子们之间的直接交流和互动变得越来越少。在社交网络上，他们建立的不是真正的友谊，而是在关注自己的视频有多少人观看，被多少人点赞。这仿佛就是我们今天网络人际关系的写真。

这些行为的动机无可非议。美国密歇根大学安娜堡分校的妮可·艾利森（Nicole Ellison）指出，在Facebook上回答问题或是祝别人生日快乐，在LinkedIn上称赞别人的技能，在Instagram上的照片下方留下“喜欢”或是评论，都是一种社会“理毛”行为，就像我们的祖先靠彼此梳理皮毛获得对方的好感和关注。但我想，在这种大的氛围下，真正的友谊很可能会受到冲击：大量弱连接的人际互动既占用了我们宝贵的时间，又在一定程度上帮助我们驱逐了孤独感，于是我们和真正的朋友保持互动和联络的时间与动机都在下降。

互联网好像帮助我们打破了物理空间的限制，我们很可能知道朋友吃了什么晚餐、看了什么电影、读了什么书、买了一支什么色号的口红，我们误以为对对方的生活了如指掌，我们对彼此不再好奇。我们忘了，人们在社交网络上呈现的往往都不是生活的全部。那些真正的欢乐和痛苦是不会展露在大庭广众之下的。可是，我们已经不再去问“你最近过得好吗”，我们也会把自己包裹在社交网络打造的壳里。

友谊的质量永远会比它的数量更有价值。用澳大利亚塔斯马尼亚大学的心理学家蕾切尔·格里夫（Rachel Grieve）的话说，一张庞大的社交网络会提供许多拓展人脉、搜集信息的机会，但是你如果想感到温馨、得到归属，那就非得有几个好朋友不可了。如果有那么一个人还能和你煲电话粥，请你务必珍惜他／她。

【“剧本杀电影”,仅仅还是标签？】近日，电影界窜出一匹票房黑马。截至发稿前，《扬名立万》票房已经突破4亿，豆瓣评分稳定在7.6分。而据灯塔专业版数据，映前的预测票房基本在1亿上下，显然大大超过预期。
　　不光市场和口碑收获良好，电影《扬名立万》也带出了一个“剧本杀电影”的概念。这部电影预告之初，就打出了“真正的剧本杀”的名号，预告片中，“一桩惊天大案”“凶案现场重现”“追溯幕后真相”“凶手现场还原”等字眼，也像是真的将社交游戏剧本杀搬到了大银幕上。
　　似乎着意将这一新类型立起来，连同之前上映的《不速来客》《秘密访客》《悬崖之上》等，都被纳入了“剧本杀电影”的行列。借着剧本杀游戏的风靡，形形色色的“剧本杀电影”也渐有爆发的势头，但其中虚实成分究竟有几何？

打着剧本杀噱头的悬疑电影

　　电影以民国为背景，一群不得志的电影人在上海大亨陆子野的邀请下聚集在一个被废弃的夜总会，其中有被迫从记者转行而来的编剧，有被时代淘汰的默片皇帝，有过气的女明星，有拍一部烂一部的导演，也有在好莱坞备受歧视的武术替身，他们欲将轰动上海的“三老案”拍成电影，借此扬名立万。随着讨论的深入，他们发现自己正身处案发现场并且无法逃离，而凶手就在他们身边……
　　一群身份不同、各怀心思的人，一个无法逃离的密闭环境，圆桌式的讨论场景，一桩命案，一个凶手，一个需要还原的真相，实景搜查探案……单看这些，一个剧本杀游戏所需的种种要素，几乎都齐备了，甚至还附加了密室元素。而从电影叙述脉络来看，从角色出场介绍，到案件引入，众人讨论补充，再到置身案件现场，也与剧本杀游戏流程巧妙吻合。正因此，不少人将其看作“集还原、情感、密室、阵营、欢乐为一体的沉浸式剧本杀电影”。
　　但据导演刘循子墨的解释，所谓的“剧本杀电影”纯属无心插柳。刘循子墨在接受媒体采访时明确表示，《扬名立万》的剧本是2018年底开始写的，那时候剧本杀还没有现在这么火，自己也没玩过剧本杀。比起剧本杀，《扬名立万》的场景更像是平时开的剧本会，虽然电影后半段有一段实景探案的情节，但那并不是探案，而是以第三人称视角去看待发生的故事。
　　这种解释更加符合电影的实际，如果抱着“剧本杀电影”的期待去观影，那么大概率是会失望的。在电影中，凶手的身份最开始便被和盘托出，这完全悖逆了剧本杀游戏的逻辑；虽然角色众多，但主次比较分明，除了尹正饰演的李家辉之外，其他人在推理上并不主动；而且，电影中搜证、探案的成分相当微弱，反而是那些超越剧本杀形式的内容，才是最打动人的地方。从观众的反馈来看，万合天宜风格的喜剧元素，对影视行业现状的隐喻和反讽，也是被提及频次最多的内容。
　　至少就《扬名立万》而言，所谓的“剧本杀电影”，或许只是出于一种营销策略上的考量。在此之前，电影《不速来客》已有与“剧本杀电影”标签靠拢的意思，同样是“一间屋子”“一桩命案”“几伙人”，而相较前者而言，《不速来客》的剧本杀味更浓一些，每个角色各怀心思，视角有限，全靠碎片化的叙事来拼凑完整的故事。
　　“剧本杀电影”概念的频繁提及，与剧本杀当下的爆发式增长不无关系。公开数据显示，2021年上半年中国消费者偏好的线下潮流娱乐方式中，剧本杀位列第三名，前两名分别是电影和运动健身，且从比例来看，差距不大。从小众娱乐逐渐变为大众娱乐的剧本杀，开始为另一种消费形式导流，“‘剧本杀电影’这个说法能让观众马上就明白这部电影讲的是什么，可能会吸引一部分剧本杀爱好者。”剧本杀从业者文君说。

剧本杀与电影是两种不同门类

　　刨去个案的意义之后，再来看“剧本杀电影”，其中是否蕴含着剧本杀与电影沟通的可能性。
　　在文君看来，如果不管形式，单从内涵上讲，“剧本杀电影”的概念并不新鲜，大凡列举的电影，基本都是建立在阿加莎式悬疑推理的经典框架之上的变体。这种框架有个名字是“暴风雪山庄模式”，指一群人因为某种原因聚集在一个相对封闭的环境中，无法与外界取得联系，先后离奇死亡，凶手就在其中，侦探在这样的情形下进行有限度的搜查和推理。经典的小说有《无人生还》，电影则有《风声》等。
　　而当剧本杀作为一种成熟的游戏样式日渐普及之后，“剧本杀电影”的提法或许不单单局限于这样一种推理框架，更具有泛化的可能。
　　剧本杀和电影之所以能够实现联动，最重要的原因还是，剧本杀本质上也是一门讲故事的艺术，与电影或者更广泛的影视领域有着内在的相似性。近年来两者之间互相转化的例子也有不少，影视向剧本杀进军来势汹汹，电影《唐人街探案3》《刺杀小说家》《大鱼海棠》《大话西游》已经被改编成剧本杀。
　　这种本子甚至有专属的名字“IP本”。但总体来看，IP本市场上表现不佳，尚未见到成功的例子。就拿IP本《庆余年》来说，截至目前，在小黑探平台上共售出848本，在IP本中的销量算是居前列，但与头部剧本动辄五千以上的销量来比，仍有不小距离。而且值得注意的是，不少买家都评价道：如果看过原著或电视剧，基本上就能猜到凶手是谁，比较影响游戏体验。在其他IP本的评论区中，也能见到诸如“为了IP而IP”的声音。
　　可见，影视向剧本杀的转化颇有阻碍，而另一边，剧本杀向影视领域的移植还在路上，这种改编被称为“逆向改编”：从下游衍生品转化为上游作品。早前就有消息称，《年轮》将呈现为网络互动剧，这被视为剧本杀影视化的第一步。虽然结果如何尚不能得知，但光从互动剧这种改编形式上可以看出团队在剧本杀和影视间的取舍。剧本杀的多人视角，第一人称的代入感……这些游戏本身的特性通过互动剧的形式得到了保留。游戏性是剧本杀不可忽视的重要一极，而这一特性也注定了两者在转化上的不顺畅。
　　剧本杀和电影，毕竟还是两种不同的门类。剧本杀，难以逃出游戏的通病——套路化和程式化，而这正是电影的大忌，《扬名立万》在叙事上的初探索虽有成效，但这样的经验不能套用，类似的套路多了，就容易审美疲劳；诸如此类的，在剧本杀通向影视化上，容易发生碰撞的，还有剧本杀对角色平衡性的追求，以及角色设定上的脸谱化问题等。
　　这些都需要更多实践者摸着石头过河，真正意义上的“剧本杀电视剧”或者“剧本杀电影”，恐怕还得等剧本杀进一步大众化、资本更多地入局之后，才能真正落地。而在这之前，更多带有标签性质的“剧本杀电影”或许依然会源源不断地出现。（大众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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