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行走郑州读懂最早中国#【“九问溯源 奋楫笃行”第一问 8000多年前石磨盘藏着什么惊天之谜?】
编者按
在中华文明的初创时期，没有哪一个地区的文明比郑州更丰富，没有哪一个地区的文明比郑州更系统，没有哪一个地区像郑州一样文明发展从未断线，从氏族时代跨入古国时代、又从古国时代跨进王国时代，一步一个脚印地完成了中华文明的奠基。
读懂最早中国，从郑州开始。
今日起，正观新闻特别推出“行走郑州 读懂最早中国”系列报道，让我们一起行走郑州，追溯文明起源，读懂最早中国!
3月22日，春分时节，光景明媚。我们踏上了九问溯源的第一站——新郑。黄帝故里，寻根圣地，悬灯结彩，正在为盛典做着最后准备。作为海内外炎黄子孙共同的精神家园，每年“三月三”，全球华人的目光都会聚焦到这里。
这是我们引以为傲的五千年文明之初始!无论是传说中的黄帝时期的故事，史学中的五帝时代的记载，还是考古学中的仰韶文化时期的实证，都从不同层面诠释丰富着人文初祖黄帝的伟大形象，让那段文明初创时期充盈着温润和光泽。
黄帝时期之前的先民是怎么生活的?黄帝时期的丰功伟业是如何奠基的?谜题，从半个多世纪前新郑裴李岗村农民平整土地时翻出来的石磨盘开启。我们通过走访博物馆馆长、讲解员、考古人员、遗址所在地村民，以及相关专家学者，拼图式去了解8000多年前的秘密。
郑报全媒体记者 苏瑜
从搓衣板到文化馆，石磨盘进京惊动“大人物”
“20世纪50年代初，新郑裴李岗村的农民们在平整土地时总是挖出形状奇特的石磨盘、石磨棒，对文物没有太多概念的他们，就把这些东西留在家里当搓衣板用。到1969年冬，当地文化馆已经收集了20多件石磨盘、石磨棒，但是并不清楚具体出土位置和年代。”新郑市博物馆馆长杜平安介绍说，裴李岗遗址的发现不是一帆风顺的，是许许多多文物工作者面对困难困惑始终不服输不退却，才最终揭开它的神秘面纱。
1972年《河南日报》在《我省出土的历史文物介绍》中刊登了“原始社会晚期的石碾盘和石棒”。1973年国家文物局征集文物办展览，被推荐送去的石磨盘，最终因出土地点和时代没有调查清楚被退了回来。
1975年，距离裴李岗村约20公里远的唐户村，在平整土地过程中，再次发现一些器物。可发掘来发掘去，始终没见石磨盘的踪影。
待到1977年，裴李岗村民李铁蛋最新发现的石磨盘与出土处的印痕完全吻合!裴李岗遗址终于呼之欲出——随后至1979年，裴李岗村共进行了三次大规模的发掘。
据说，为了叫响“石磨盘”的名头，时任开封地区文化局文物科科长的崔耕和新郑县文化馆工作人员薛文灿曾带着石磨盘去北京找媒体宣传，被轰了出来仍不死心。这群执拗的文物人来回奔波于国家文物局、《文物》杂志社、中国科学院……功夫不负苦心人，考古大家夏鼐、安志敏、苏秉琦、裴文中先后都对石磨盘产生了浓厚兴趣，提供了具体帮助。
裴李岗，终不负众望。
“从出土的石磨盘、石磨棒、锯齿镰和大量陶器来看，距今8000多年前的裴李岗文化时期人们过着以农业为主，渔猎为辅的氏族经济生活，人类离开洞穴，进入平原，建造房屋，形成相对定居的原始村落。这里陈列的有用于砍伐的石斧，用于松土播种的石铲，还有用于收割禾穗的石镰，说明当时的农业生产已脱离了‘刀耕火种’的原始状态，进入了锄耕农业时期。”新郑市博物馆讲解员胡嘉说，以新郑裴李岗为代表的这一远古文化，正是人们寻觅已久的黄帝文化之源。“在自己世代生息的脚下，挖出了中华民族伟大文明的根，这是多么让人兴奋和骄傲的事!”
20世纪20年代，现代考古学进入中国后，新石器时代中期的仰韶文化和新石器时代晚期的龙山文化陆续有所发现。但新石器时代早期文化是什么样子，却没有任何发现。于是西方一些学者抓住这个空子，提出“中国文化西来说”“外来信息是中国新石器时代起源的决定因素”等谬论。这些言论激起中国考古工作者的强烈愤怒，裴李岗遗址的发现，终于让大家扬眉吐气。
1980年著名考古学家许顺湛提出，以裴李岗遗址为代表的古文化遗存命名为“裴李岗文化”，得到了考古界普遍认同。从此，裴李岗文化作为一个时代的象征，载入了人类文明的史册。
2021年10月18日，“百年百大考古发现”终评结果出炉，河南省有14个项目入选，数量位居全国第一，再次印证了河南“文物大省”“考古强省”的地位。其中，郑州市入选的3个项目分别是：新郑裴李岗遗址、巩义双槐树遗址、郑州商城遗址。
中国最早定居村落的生活丰富多彩
新郑市博物馆，更多的文物展现了目前发现的中国最早定居村落——裴李岗先民的生活细节。
裴李岗遗址出土的乳钉纹陶鼎，是我国目前发现最早的一件陶鼎，许多考古专家称它为“中华第一鼎”。绿松石坠，从人骨的颈下出土，上部小孔直径不足1毫米，不仅说明当时钻孔技术的高超，也折射出8000多年前先民对美的向往与追求。还有先民随手捏制的玩偶，红面猪头、陶塑羊头，证明当时家畜饲养已经出现……
揣着几千年的秘密和或远或近的故事，我们来到了裴李岗遗址发掘现场。眼前是一座又一座探方，一个又一个剖面，一层又一层黄土，寂静而朴素。
李永强是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助理研究员、裴李岗遗址发掘项目执行领队，已在裴李岗村驻扎5年。考古工作是琐碎和平淡的，并不像人们以为的那样神秘、有趣。不是在田野发掘现场，就是在室内整理资料，或是协同其他学科进行验证研究，这是李永强和队员的日常。
裴李岗遗址最近被大众关注到的研究成果，是2021年度河南考古工作成果交流会上披露的“酿酒”和“麻绳”。
“8000多年前，新郑裴李岗人已经学会使用红曲霉发酵酿酒，是我国目前发现最早的红曲霉酿酒技术。”李永强介绍说，裴李岗人使用红曲霉制曲作为发酵剂，主要利用稻米，并加以芡实和小麦族种子为原料的酿酒方法，是目前所知最早使用这一方法的例证。
“通过提取微化石的方法获得微体纤维遗存，发现陶壶耳部穿孔中有染色特征的植物韧皮纤维，很可能是穿绳使用的遗存。这一突破性发现,对将来更系统地进行纺织品残留物的研究提供了例证。”李永强说，最新检测显示，部分纤维显示有蓝、黑、粉色，以蓝色为主，表明使用颜料染色工艺的存在。“目前还无法鉴定染料的来源，这一谜团未来有望通过化学分析破解。”
8000多年前郑州地区的人们已住上两居室
走进唐户村，道路干净整洁，排列整齐的青瓦白墙小院落让人赏心悦目，红色的复古式门庭掩映在绿树荫中，给这个远离市区小村落带来一抹别样色彩。文化广场上，村民三三两两地聚在一起唠家常。
“俺村可有名了，经常有人来，还可多拍抖音的。”提起自己村，唐明军无比自豪，“文化悠久，有全国文物保护单位，好几千年的遗址。村口有观景阁，上去就能看到黄帝口。每年南水北调生态廊道的海棠花一开，很多人专门开车、骑车来看。”
在裴李岗遗址发现的过程中， “一闪而过”的唐户村，虽然一直被考古人惦记着，但真正得以大面积发掘，正是来自南水北调工程的机缘——2006年，郑州市文物考古研究院信应君主持发掘的唐户遗址，为人们探讨8000多年前裴李岗文化时期的居住形态提供了线索。
据该院工作人员汪松枝介绍，唐户遗址的裴李岗文化遗存面积达30万平方米，是目前已发现裴李岗文化中面积最大的遗址。文化层堆积最厚处达3米以上，属于裴李岗文化聚落群的一级聚落遗址。共发现裴李岗文化房址60多座，也是目前发现裴李岗文化房址最多的地方。房屋建造方式均为半地穴式，分为单间式和双间式两种，在一双间式房屋内发现有灶台及陶器残片，说明我们的先民在房屋里既能做饭，又能在冬季取暖。房屋布局上出现内向凝聚式特征和人工壕沟防护设施以及排水设施。
“唐户遗址这种匠心独具的布局方法，表明裴李岗文化时期的人们已经充分考虑到人地关系。这一时期的人们在此长时间进行农耕和捕猎，有着严密的社会组织和较高的社会生产力，不断进行繁衍生息，成为中国腹心地区新石器时代早中期面积最大的村落遗址。”汪松枝说。
唐户遗址内涵丰富，上至8000多年裴李岗文化，下至2000多年的周文化，时间长达6000多年，是国内少见的年代跨度长的地下博物馆，为研究黄帝文化提供了完整、丰富的历史资料和有利佐证。
2009年，新密李家沟遗址的发掘揭开了中原地区考古的新时代，作为裴李岗文化发现30多年来新石器时代早期考古上的一次重大突破，代表一种全新的文化面貌的李家沟文化填补了旧、新石器时代过渡阶段的空白——从狩猎、采集的迁徙社会到稳定居住的农业社会，这一人类历史最为伟大的一次社会变革，在郑州地区有了完整的演化历程，中华延续至今的乡村社会从这里起步。而裴李岗村、唐户村近年来发现的3万多至2万多年前的旧石器晚期遗存，给了人们更多的期待和遐想。
畅想先人在肥沃、松软的黄土地上，辛勤而出色地从事原始农业、手工业等生产劳动的情景，思绪万千，请关注后续报道，看人类社会第一次生产力革命大潮的到来!（郑报全媒体记者 苏瑜/文 徐宗福/图）
编者按
在中华文明的初创时期，没有哪一个地区的文明比郑州更丰富，没有哪一个地区的文明比郑州更系统，没有哪一个地区像郑州一样文明发展从未断线，从氏族时代跨入古国时代、又从古国时代跨进王国时代，一步一个脚印地完成了中华文明的奠基。
读懂最早中国，从郑州开始。
今日起，正观新闻特别推出“行走郑州 读懂最早中国”系列报道，让我们一起行走郑州，追溯文明起源，读懂最早中国!
3月22日，春分时节，光景明媚。我们踏上了九问溯源的第一站——新郑。黄帝故里，寻根圣地，悬灯结彩，正在为盛典做着最后准备。作为海内外炎黄子孙共同的精神家园，每年“三月三”，全球华人的目光都会聚焦到这里。
这是我们引以为傲的五千年文明之初始!无论是传说中的黄帝时期的故事，史学中的五帝时代的记载，还是考古学中的仰韶文化时期的实证，都从不同层面诠释丰富着人文初祖黄帝的伟大形象，让那段文明初创时期充盈着温润和光泽。
黄帝时期之前的先民是怎么生活的?黄帝时期的丰功伟业是如何奠基的?谜题，从半个多世纪前新郑裴李岗村农民平整土地时翻出来的石磨盘开启。我们通过走访博物馆馆长、讲解员、考古人员、遗址所在地村民，以及相关专家学者，拼图式去了解8000多年前的秘密。
郑报全媒体记者 苏瑜
从搓衣板到文化馆，石磨盘进京惊动“大人物”
“20世纪50年代初，新郑裴李岗村的农民们在平整土地时总是挖出形状奇特的石磨盘、石磨棒，对文物没有太多概念的他们，就把这些东西留在家里当搓衣板用。到1969年冬，当地文化馆已经收集了20多件石磨盘、石磨棒，但是并不清楚具体出土位置和年代。”新郑市博物馆馆长杜平安介绍说，裴李岗遗址的发现不是一帆风顺的，是许许多多文物工作者面对困难困惑始终不服输不退却，才最终揭开它的神秘面纱。
1972年《河南日报》在《我省出土的历史文物介绍》中刊登了“原始社会晚期的石碾盘和石棒”。1973年国家文物局征集文物办展览，被推荐送去的石磨盘，最终因出土地点和时代没有调查清楚被退了回来。
1975年，距离裴李岗村约20公里远的唐户村，在平整土地过程中，再次发现一些器物。可发掘来发掘去，始终没见石磨盘的踪影。
待到1977年，裴李岗村民李铁蛋最新发现的石磨盘与出土处的印痕完全吻合!裴李岗遗址终于呼之欲出——随后至1979年，裴李岗村共进行了三次大规模的发掘。
据说，为了叫响“石磨盘”的名头，时任开封地区文化局文物科科长的崔耕和新郑县文化馆工作人员薛文灿曾带着石磨盘去北京找媒体宣传，被轰了出来仍不死心。这群执拗的文物人来回奔波于国家文物局、《文物》杂志社、中国科学院……功夫不负苦心人，考古大家夏鼐、安志敏、苏秉琦、裴文中先后都对石磨盘产生了浓厚兴趣，提供了具体帮助。
裴李岗，终不负众望。
“从出土的石磨盘、石磨棒、锯齿镰和大量陶器来看，距今8000多年前的裴李岗文化时期人们过着以农业为主，渔猎为辅的氏族经济生活，人类离开洞穴，进入平原，建造房屋，形成相对定居的原始村落。这里陈列的有用于砍伐的石斧，用于松土播种的石铲，还有用于收割禾穗的石镰，说明当时的农业生产已脱离了‘刀耕火种’的原始状态，进入了锄耕农业时期。”新郑市博物馆讲解员胡嘉说，以新郑裴李岗为代表的这一远古文化，正是人们寻觅已久的黄帝文化之源。“在自己世代生息的脚下，挖出了中华民族伟大文明的根，这是多么让人兴奋和骄傲的事!”
20世纪20年代，现代考古学进入中国后，新石器时代中期的仰韶文化和新石器时代晚期的龙山文化陆续有所发现。但新石器时代早期文化是什么样子，却没有任何发现。于是西方一些学者抓住这个空子，提出“中国文化西来说”“外来信息是中国新石器时代起源的决定因素”等谬论。这些言论激起中国考古工作者的强烈愤怒，裴李岗遗址的发现，终于让大家扬眉吐气。
1980年著名考古学家许顺湛提出，以裴李岗遗址为代表的古文化遗存命名为“裴李岗文化”，得到了考古界普遍认同。从此，裴李岗文化作为一个时代的象征，载入了人类文明的史册。
2021年10月18日，“百年百大考古发现”终评结果出炉，河南省有14个项目入选，数量位居全国第一，再次印证了河南“文物大省”“考古强省”的地位。其中，郑州市入选的3个项目分别是：新郑裴李岗遗址、巩义双槐树遗址、郑州商城遗址。
中国最早定居村落的生活丰富多彩
新郑市博物馆，更多的文物展现了目前发现的中国最早定居村落——裴李岗先民的生活细节。
裴李岗遗址出土的乳钉纹陶鼎，是我国目前发现最早的一件陶鼎，许多考古专家称它为“中华第一鼎”。绿松石坠，从人骨的颈下出土，上部小孔直径不足1毫米，不仅说明当时钻孔技术的高超，也折射出8000多年前先民对美的向往与追求。还有先民随手捏制的玩偶，红面猪头、陶塑羊头，证明当时家畜饲养已经出现……
揣着几千年的秘密和或远或近的故事，我们来到了裴李岗遗址发掘现场。眼前是一座又一座探方，一个又一个剖面，一层又一层黄土，寂静而朴素。
李永强是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助理研究员、裴李岗遗址发掘项目执行领队，已在裴李岗村驻扎5年。考古工作是琐碎和平淡的，并不像人们以为的那样神秘、有趣。不是在田野发掘现场，就是在室内整理资料，或是协同其他学科进行验证研究，这是李永强和队员的日常。
裴李岗遗址最近被大众关注到的研究成果，是2021年度河南考古工作成果交流会上披露的“酿酒”和“麻绳”。
“8000多年前，新郑裴李岗人已经学会使用红曲霉发酵酿酒，是我国目前发现最早的红曲霉酿酒技术。”李永强介绍说，裴李岗人使用红曲霉制曲作为发酵剂，主要利用稻米，并加以芡实和小麦族种子为原料的酿酒方法，是目前所知最早使用这一方法的例证。
“通过提取微化石的方法获得微体纤维遗存，发现陶壶耳部穿孔中有染色特征的植物韧皮纤维，很可能是穿绳使用的遗存。这一突破性发现,对将来更系统地进行纺织品残留物的研究提供了例证。”李永强说，最新检测显示，部分纤维显示有蓝、黑、粉色，以蓝色为主，表明使用颜料染色工艺的存在。“目前还无法鉴定染料的来源，这一谜团未来有望通过化学分析破解。”
8000多年前郑州地区的人们已住上两居室
走进唐户村，道路干净整洁，排列整齐的青瓦白墙小院落让人赏心悦目，红色的复古式门庭掩映在绿树荫中，给这个远离市区小村落带来一抹别样色彩。文化广场上，村民三三两两地聚在一起唠家常。
“俺村可有名了，经常有人来，还可多拍抖音的。”提起自己村，唐明军无比自豪，“文化悠久，有全国文物保护单位，好几千年的遗址。村口有观景阁，上去就能看到黄帝口。每年南水北调生态廊道的海棠花一开，很多人专门开车、骑车来看。”
在裴李岗遗址发现的过程中， “一闪而过”的唐户村，虽然一直被考古人惦记着，但真正得以大面积发掘，正是来自南水北调工程的机缘——2006年，郑州市文物考古研究院信应君主持发掘的唐户遗址，为人们探讨8000多年前裴李岗文化时期的居住形态提供了线索。
据该院工作人员汪松枝介绍，唐户遗址的裴李岗文化遗存面积达30万平方米，是目前已发现裴李岗文化中面积最大的遗址。文化层堆积最厚处达3米以上，属于裴李岗文化聚落群的一级聚落遗址。共发现裴李岗文化房址60多座，也是目前发现裴李岗文化房址最多的地方。房屋建造方式均为半地穴式，分为单间式和双间式两种，在一双间式房屋内发现有灶台及陶器残片，说明我们的先民在房屋里既能做饭，又能在冬季取暖。房屋布局上出现内向凝聚式特征和人工壕沟防护设施以及排水设施。
“唐户遗址这种匠心独具的布局方法，表明裴李岗文化时期的人们已经充分考虑到人地关系。这一时期的人们在此长时间进行农耕和捕猎，有着严密的社会组织和较高的社会生产力，不断进行繁衍生息，成为中国腹心地区新石器时代早中期面积最大的村落遗址。”汪松枝说。
唐户遗址内涵丰富，上至8000多年裴李岗文化，下至2000多年的周文化，时间长达6000多年，是国内少见的年代跨度长的地下博物馆，为研究黄帝文化提供了完整、丰富的历史资料和有利佐证。
2009年，新密李家沟遗址的发掘揭开了中原地区考古的新时代，作为裴李岗文化发现30多年来新石器时代早期考古上的一次重大突破，代表一种全新的文化面貌的李家沟文化填补了旧、新石器时代过渡阶段的空白——从狩猎、采集的迁徙社会到稳定居住的农业社会，这一人类历史最为伟大的一次社会变革，在郑州地区有了完整的演化历程，中华延续至今的乡村社会从这里起步。而裴李岗村、唐户村近年来发现的3万多至2万多年前的旧石器晚期遗存，给了人们更多的期待和遐想。
畅想先人在肥沃、松软的黄土地上，辛勤而出色地从事原始农业、手工业等生产劳动的情景，思绪万千，请关注后续报道，看人类社会第一次生产力革命大潮的到来!（郑报全媒体记者 苏瑜/文 徐宗福/图）
【#济南# 开工近一年，济南地铁4号线一期建得咋样了？现场探访】
穿越经十路的济南地铁4号线一期作为济南地铁二期建设规划中的明星路线,备受关注。据济南轨道交通集团的消息,自去年3月至今开工近一年,4号线一期33座车站已有31座进场施工。近日,齐鲁晚报·齐鲁壹点记者对沿线施工难度大、围挡变化多的主要站点进行了独家探访。
20多个车站已展开土建施工
车站主体建成后再挖隧道
“经十路有多堵，就有多盼望”“每次一堵车，就特别盼着它早点修好”“上班堵车让人抓狂，地铁赶紧建起来吧”……在济南，大众对地铁4号线的盼望与对经十路拥堵的无奈往往成正比。
轨道交通时代的“经十路”，连接起“东强”与“西兴”，途径省会政治、经济中心地带……让济南地铁4号线在项目公布之初便“自带流量”，一举一动备受市民关注。
根据规划：济南地铁4号线一期工程沿经十路走行，整条线路是东西向骨干线，线路西起小高庄站，东至彭家庄站，沿青岛路—顺安路—经十路—唐冶中路敷设，全长约40.3公里，设站33座，均采用地下线敷设。
“经十路两旁的施工围挡都在干啥工程？”“地下隧道有没有开挖？”“沿线车站建设进展情况如何？”……自去年3月开工至今近一年，经十路道路两旁的施工围挡越立越多，市民们对于地铁4号线一期工程倍感好奇又充满期待。
“4号线施工目前处在地铁施工中的前期的车站建设阶段，接下来还有很多工作要做。”济南地铁4号线项目管理部赵海山介绍，地铁施工分为地铁车站施工与地铁区间施工两大阶段。
“在露天开挖的明挖段这两个阶段可以同步进行，在暗挖的区间，主要是用‘钢铁蚯蚓’盾构机在地下施工，大个头的盾构机需要从地铁车站的地下出发和到达，所以在暗挖区间地铁车站施工是区间隧道施工的先行条件，待车站主体建设到一定程度后，才能进行隧道施工。”赵海山说，盾构机在地下掘进时可以直接建成地下隧道，之后，还需要铺设混凝土道床、再在上面安装铺设钢轨，实现“轨通”，为后续“电通”、“网通”等做好土建准备，再通过全线的“联调联试”后才算建设完成。
“目前，4号线一期按照施工进度有序开工，33座车站已有31座车站进场施工。”23日，济南轨道交通集团工作人员介绍了4号线一期的最新进展：31处施工车站中有20余处车站正在开展围护结构、土方开挖及主体结构等土建施工。其中，进度较快的小高庄与历下广场2个车站实现土建主体结构封顶。此外，山师东路站、八一立交桥站等少量站点正在开展绿化迁移、交通导改、管线迁改等前期施工。
奥体中心
全线唯一“暗挖”车站
“土拔鼠”掏洞超800根钢管支撑防塌
经十路与奥体西路交叉口南北两侧各有一幢“灰色建筑”让人倍感神秘。十几米高,盒状外观设计,通身商务灰。要不是“建筑”上的轨道交通工程和施工单位名称提示,可能真有人会以为这里是购物中心或办公场所。
“这两处都是4号线一期奥体中心站的竖井工程。”济南地铁4号线项目管理部赵海山介绍,地铁施工分为地铁车站施工与地铁区间施工两大阶段。
“两栋建筑物其实是全封闭绿色防尘罩棚,它可以将噪声和扬尘与外界隔离,经十路沿线部分工地将会采用类似设备。”赵海山介绍。
走进经十路北的2号竖井施工现场,灰色建筑的“高冷外表”里是火热的“内核”——在宽六七米、深十多米的井道内,工人们有的在用电钻凿洞,有的在焊接钢架构,干劲十足。
之所以打竖井,原因在于该站点的特殊施工工艺。“这是整条线路中最有特点的一个车站。”赵海山说,区别于其他车站的“明挖法”施工,奥体中心站采用了“暗挖法”。奥体中心站是一个地下二层暗挖岛式车站,也是全线唯一的暗挖车站。这是4号线与3号线的换乘站,目前已经在用的3号线奥体中心站在奥体西路上,而在建的4号线奥体中心站则沿经十路东西向布置,未来两条线路之间将进行“L”形换乘。
“明挖法”施工的地铁车站从地面自上而下开挖,开挖前往往需要足够的场地。“暗挖法”施工则先建几个或多个施工竖井,施工人员从竖井下去,像“土拔鼠”一小块一小块地挖,慢慢地挖出一个地下空间,然后在地下建造车站或隧道。
“暗挖施工优点明显,但也有缺点。”赵海山说,明挖法建车站,土建施工一般需要2—3年时间,而用暗挖法建,时间需要加倍。
据悉,为了防止地下开挖可能引起地面塌陷,车站暗挖前在主体上方安装了800多根管幕支撑路面,确保施工万无一失。
山师东路站
减少交通影响设围挡要大变6次
地下管线复杂迁改就得用半年多
“每天从山师东路路口经过,看着地铁施工的围挡变来变去,就是不见大设备来开挖,里面到底在做啥?”家住附近的刘先生说,从去年7月左右开始设围挡到现在,每天看到地铁施工就像看着自己的孩子在长大一样,很希望它能快点长,也很想知道它在做什么。
济南轨道交通集团相关负责人说,建地铁会应对很多挑战。除了创新施工技术,集团在设置施工方案时,反复研究怎么做更合理,在细节上下功夫。“少围一米是一米,少挡一天是一天,尽可能让路于民。”
23日,记者在山师东路与经十路交叉口的4号线山师东路站施工现场看到,绿色围挡设在经十路两侧的辅道位置,围挡没有简单地全部围起,而是分成了不同的小段,在附近医院、学校和店铺门口处留出通道,供市民、车辆进出经十路。
根据施工方案,4号线山师东路站共设计有6期围挡施工,每一期设围挡的位置都有变化,是4号线项目中围挡施工最多、最频繁的车站。
根据此前公布的规划,山师东路站位于经十路与山师东路交叉路口东侧,沿经十路东西向布置,是一个地下半盖挖二层岛式车站。这个车站施工需要先在地面开挖,建好盖板恢复路面后,再在盖板下开挖。而目前这一站正在做开挖前的施工准备。
“4号线除奥体中路站之外的其他站多是明挖,需要先开挖再施工。开挖前一般需要经过绿化迁移、交通疏解、房屋征收拆迁、管线迁改等多个环节。”赵海山介绍,明挖法虽然技术难度低于暗挖法,但开挖前往往需要足够的场地。“为此,我们在经十路沿线制订了科学的围挡方案,山师东路站预计会设6期围挡。”
浆水泉路站
“4号线地质博物馆”
吃下这块“蛋糕”不容易
33个站点中,以浆水泉路附近的浆水泉路站,地质条件最为复杂,地下结构基本汇聚了4号线建设过程中会遇到的所有地质类型,堪称“4号线地质博物馆”。
“站东处于断层破碎带,车站地下由浅及深有杂填土、中风化石灰岩、破碎的中风化石灰岩、碎裂岩、断层角砾、断层泥夹角砾、角砾岩等20多种不同地层。同时,地下还伴有较多溶洞。”赵海山翻看的浆水泉路车站地质分析图,剖面五颜六色,乍看犹如一块“彩虹蛋糕”。
浆水泉路站旋挖钻孔机已经开始下地转孔,当施工突然遇到硬岩时,极易发出噪音。“受限于地质条件,请周边市民多体谅。”赵海山说。
泉城公园站
为保泉抬高地下位置
全线唯一济南首个半地下车站
济南地铁4号线工程临近泉水敏感区,如何保护泉脉,是施工的重中之重。
“保泉优先”成为济南轨道交通集团在4号线地铁施工的原则,全线施工强化“保泉”意识,严守“保泉”底线,采取绕、避、抬、升等措施。
位于舜耕路与经十路交会处的泉城公园站,沿经十路东西向布置。靠近泉水敏感区,为保护泉水该站采用抬高车站地下深度的施工手法,将是一座半地下明挖二层岛式车站。车站建成后,站厅层将位于地上,站台层则位于其他车站负一层的位置,这座车站也将成为4号线唯一一个半地下车站
穿越经十路的济南地铁4号线一期作为济南地铁二期建设规划中的明星路线,备受关注。据济南轨道交通集团的消息,自去年3月至今开工近一年,4号线一期33座车站已有31座进场施工。近日,齐鲁晚报·齐鲁壹点记者对沿线施工难度大、围挡变化多的主要站点进行了独家探访。
20多个车站已展开土建施工
车站主体建成后再挖隧道
“经十路有多堵，就有多盼望”“每次一堵车，就特别盼着它早点修好”“上班堵车让人抓狂，地铁赶紧建起来吧”……在济南，大众对地铁4号线的盼望与对经十路拥堵的无奈往往成正比。
轨道交通时代的“经十路”，连接起“东强”与“西兴”，途径省会政治、经济中心地带……让济南地铁4号线在项目公布之初便“自带流量”，一举一动备受市民关注。
根据规划：济南地铁4号线一期工程沿经十路走行，整条线路是东西向骨干线，线路西起小高庄站，东至彭家庄站，沿青岛路—顺安路—经十路—唐冶中路敷设，全长约40.3公里，设站33座，均采用地下线敷设。
“经十路两旁的施工围挡都在干啥工程？”“地下隧道有没有开挖？”“沿线车站建设进展情况如何？”……自去年3月开工至今近一年，经十路道路两旁的施工围挡越立越多，市民们对于地铁4号线一期工程倍感好奇又充满期待。
“4号线施工目前处在地铁施工中的前期的车站建设阶段，接下来还有很多工作要做。”济南地铁4号线项目管理部赵海山介绍，地铁施工分为地铁车站施工与地铁区间施工两大阶段。
“在露天开挖的明挖段这两个阶段可以同步进行，在暗挖的区间，主要是用‘钢铁蚯蚓’盾构机在地下施工，大个头的盾构机需要从地铁车站的地下出发和到达，所以在暗挖区间地铁车站施工是区间隧道施工的先行条件，待车站主体建设到一定程度后，才能进行隧道施工。”赵海山说，盾构机在地下掘进时可以直接建成地下隧道，之后，还需要铺设混凝土道床、再在上面安装铺设钢轨，实现“轨通”，为后续“电通”、“网通”等做好土建准备，再通过全线的“联调联试”后才算建设完成。
“目前，4号线一期按照施工进度有序开工，33座车站已有31座车站进场施工。”23日，济南轨道交通集团工作人员介绍了4号线一期的最新进展：31处施工车站中有20余处车站正在开展围护结构、土方开挖及主体结构等土建施工。其中，进度较快的小高庄与历下广场2个车站实现土建主体结构封顶。此外，山师东路站、八一立交桥站等少量站点正在开展绿化迁移、交通导改、管线迁改等前期施工。
奥体中心
全线唯一“暗挖”车站
“土拔鼠”掏洞超800根钢管支撑防塌
经十路与奥体西路交叉口南北两侧各有一幢“灰色建筑”让人倍感神秘。十几米高,盒状外观设计,通身商务灰。要不是“建筑”上的轨道交通工程和施工单位名称提示,可能真有人会以为这里是购物中心或办公场所。
“这两处都是4号线一期奥体中心站的竖井工程。”济南地铁4号线项目管理部赵海山介绍,地铁施工分为地铁车站施工与地铁区间施工两大阶段。
“两栋建筑物其实是全封闭绿色防尘罩棚,它可以将噪声和扬尘与外界隔离,经十路沿线部分工地将会采用类似设备。”赵海山介绍。
走进经十路北的2号竖井施工现场,灰色建筑的“高冷外表”里是火热的“内核”——在宽六七米、深十多米的井道内,工人们有的在用电钻凿洞,有的在焊接钢架构,干劲十足。
之所以打竖井,原因在于该站点的特殊施工工艺。“这是整条线路中最有特点的一个车站。”赵海山说,区别于其他车站的“明挖法”施工,奥体中心站采用了“暗挖法”。奥体中心站是一个地下二层暗挖岛式车站,也是全线唯一的暗挖车站。这是4号线与3号线的换乘站,目前已经在用的3号线奥体中心站在奥体西路上,而在建的4号线奥体中心站则沿经十路东西向布置,未来两条线路之间将进行“L”形换乘。
“明挖法”施工的地铁车站从地面自上而下开挖,开挖前往往需要足够的场地。“暗挖法”施工则先建几个或多个施工竖井,施工人员从竖井下去,像“土拔鼠”一小块一小块地挖,慢慢地挖出一个地下空间,然后在地下建造车站或隧道。
“暗挖施工优点明显,但也有缺点。”赵海山说,明挖法建车站,土建施工一般需要2—3年时间,而用暗挖法建,时间需要加倍。
据悉,为了防止地下开挖可能引起地面塌陷,车站暗挖前在主体上方安装了800多根管幕支撑路面,确保施工万无一失。
山师东路站
减少交通影响设围挡要大变6次
地下管线复杂迁改就得用半年多
“每天从山师东路路口经过,看着地铁施工的围挡变来变去,就是不见大设备来开挖,里面到底在做啥?”家住附近的刘先生说,从去年7月左右开始设围挡到现在,每天看到地铁施工就像看着自己的孩子在长大一样,很希望它能快点长,也很想知道它在做什么。
济南轨道交通集团相关负责人说,建地铁会应对很多挑战。除了创新施工技术,集团在设置施工方案时,反复研究怎么做更合理,在细节上下功夫。“少围一米是一米,少挡一天是一天,尽可能让路于民。”
23日,记者在山师东路与经十路交叉口的4号线山师东路站施工现场看到,绿色围挡设在经十路两侧的辅道位置,围挡没有简单地全部围起,而是分成了不同的小段,在附近医院、学校和店铺门口处留出通道,供市民、车辆进出经十路。
根据施工方案,4号线山师东路站共设计有6期围挡施工,每一期设围挡的位置都有变化,是4号线项目中围挡施工最多、最频繁的车站。
根据此前公布的规划,山师东路站位于经十路与山师东路交叉路口东侧,沿经十路东西向布置,是一个地下半盖挖二层岛式车站。这个车站施工需要先在地面开挖,建好盖板恢复路面后,再在盖板下开挖。而目前这一站正在做开挖前的施工准备。
“4号线除奥体中路站之外的其他站多是明挖,需要先开挖再施工。开挖前一般需要经过绿化迁移、交通疏解、房屋征收拆迁、管线迁改等多个环节。”赵海山介绍,明挖法虽然技术难度低于暗挖法,但开挖前往往需要足够的场地。“为此,我们在经十路沿线制订了科学的围挡方案,山师东路站预计会设6期围挡。”
浆水泉路站
“4号线地质博物馆”
吃下这块“蛋糕”不容易
33个站点中,以浆水泉路附近的浆水泉路站,地质条件最为复杂,地下结构基本汇聚了4号线建设过程中会遇到的所有地质类型,堪称“4号线地质博物馆”。
“站东处于断层破碎带,车站地下由浅及深有杂填土、中风化石灰岩、破碎的中风化石灰岩、碎裂岩、断层角砾、断层泥夹角砾、角砾岩等20多种不同地层。同时,地下还伴有较多溶洞。”赵海山翻看的浆水泉路车站地质分析图,剖面五颜六色,乍看犹如一块“彩虹蛋糕”。
浆水泉路站旋挖钻孔机已经开始下地转孔,当施工突然遇到硬岩时,极易发出噪音。“受限于地质条件,请周边市民多体谅。”赵海山说。
泉城公园站
为保泉抬高地下位置
全线唯一济南首个半地下车站
济南地铁4号线工程临近泉水敏感区,如何保护泉脉,是施工的重中之重。
“保泉优先”成为济南轨道交通集团在4号线地铁施工的原则,全线施工强化“保泉”意识,严守“保泉”底线,采取绕、避、抬、升等措施。
位于舜耕路与经十路交会处的泉城公园站,沿经十路东西向布置。靠近泉水敏感区,为保护泉水该站采用抬高车站地下深度的施工手法,将是一座半地下明挖二层岛式车站。车站建成后,站厅层将位于地上,站台层则位于其他车站负一层的位置,这座车站也将成为4号线唯一一个半地下车站
【瞭望丨在“中国”发现中国】
◇“双槐树遗址的重要考古发现，实证了河洛地区在5300年前后这一中华文明起源的黄金阶段的代表性和影响力，填补了中华文明起源关键时期、关键地区的关键材料。”
◇受访专家指出，无论是遗址的地理位置、规模、文化内涵还是所处时代，无不凸显“河洛古国”是仰韶文化中晚期至少是黄河流域政治文明核心
2018年5月末的暮霭里，郑州市文物考古研究院院长顾万发匆匆踏上前往北京的火车，马不停蹄地约见了中国考古学会理事长王巍，将一沓研究材料激动又郑重地递到王巍手中。
那是“中华文明探源工程”阶段性成果发布前夜，考古学界内部对于即将披露的一系列重大发现，已有诸多讨论。浙江良渚、东北地区西辽河流域的红山、山西陶寺、安徽凌家滩……实证着5000多年前中华文明初始时期的“满天星斗”。
可这一片璀璨星光中，却唯独不见河南的身影。所谓“中原地区文明洼地现象”的说法似乎再度被坐实。
探寻中华文明起源，这片被以“宅兹中国”四字铭刻在何尊之上的土地，不应该也不可能缺席。
“那份当时未公开发布的材料，正是河南郑州双槐树遗址的初步研究成果。”顾万发说，“王巍老师看后也认为非常重要，尽管仍需进一步论证，但我们都知道，属于河南的那抹隐秘而伟大的文明起源之星光，马上将不再黯淡……”
一场雨“冲出”的文明
在伊洛汇流入黄河处的河南巩义河洛镇，有个名为“双槐树”的小村庄。在过去很长的时间里，它并不起眼，只是静默地居于黄河南岸高台地上，等待与世人相视的一刻。
司马迁在《史记》中写道：“昔三代之居，皆在河洛之间。”《易经》中“河出图，洛出书，圣人则之”的记载，更是广为流传。
诸多历史文献，都将最早的“中国”指向黄河流域的河洛地区。中华文明起源的“中原中心说”，也一度是学界的主流观点。但考古工作者们，迟迟未能找到过硬的实证材料。
王巍也一直有个“心结”。“在距今3700多年前，以二里头遗址为代表的二里头文化已经成为中华文明总进程的核心与引领者。中原地区在各个时期都有很重大的发现，在距今5000年左右的关键时期，怎么会没有文明起源迹象呢？”
1984年，河洛镇滩小关村发现一处新石器时代遗址，命名为“滩小关遗址”，并未引起广泛关注。
那是河南考古人与“河洛古国”的第一次擦肩而过。
20世纪90年代初，为配合基建，考古工作者对滩小关遗址进行了小规模发掘。“回过头看，那次的发掘点其实距离双槐树遗址内环壕及一号宫殿都非常近，不过几米。”顾万发回想起来仍颇感遗憾，“要是当时再多布几个探方就好了。”
那是河南考古人与“河洛古国”的第二次擦肩而过。
倏忽，又是10年。2003年，顾万发在花地嘴遗址主持考古发掘工作，一个雨天，无法开工，便和一同避雨的老乡闲聊起来。
“你们不就是在整天找瓦片吗？我们村多得是！”
“您是哪个村的？”
“双槐树。”
这个村庄离滩小关村并不远。顾万发一下提起兴趣，那里会不会真“有点好东西”？
又一个雨天，顾万发动身了。在双槐树村一个原本为引黄河水灌溉而挖，但并未启用的大型蓄水池，数日的雨水已将池壁冲塌，剖面上，不仅各式各样的陶片堆叠在一起，还暴露出房基、动物骨骼、石斧、石刀等遗迹遗物。
很快，随身携带的两个编织袋就装满了。顾万发和民工师傅一人扛起一袋，冒雨返程。
“我们俩，肩上是文物，脸上是雨水，身上全是泥。”顾万发说，走到一半，他的一只鞋底掉了，只能打赤脚，回到工作站才发现，脚上全是口子。“当时什么都顾不上了，只想着赶紧把捡回来的陶片洗干净。”
通过综合判断，双槐树村发现的陶片明显属于仰韶文化风格，并且器物的等级较高。顾万发立刻意识到重要性。“那感觉简直就是‘面朝大海，春暖花开’，就像农民看到了丰收的麦浪。”
此后的钻探发现，滩小关遗址仅是双槐树遗址东北部的一角。双槐树遗址被确认并命名。
但考古发掘工作的具体开展还需多方商榷。惊鸿一瞥后，双槐树重归静默，俯瞰大河滔滔。而顾万发也在密切注视着双槐树，静待最佳契机。
关键时期、关键地区的关键材料
2013年起，经国家文物局批准，“寻找中国丝绸之源——郑州地区仰韶时代中晚期考古学文化面貌与文明起源问题研究”课题启动，对双槐树遗址及其周边区域进行规模化的考古调查、勘探与发掘。
既为“寻丝绸”，也为“找源头”。随着工作不断深入，双槐树遗址的一系列重要遗迹现象被持续揭露出来。
2020年春夏之交，这座由北京大学教授、著名考古学家李伯谦建议命名为“河洛古国”的仰韶文化中晚期巨型聚落遗址，迎来揭开神秘面纱的时刻，穿越5300年时光，铺陈在世人眼前。
——这是一处经过精心选址和科学规划的都邑性聚落遗址，周边的青台、汪沟和洛阳的苏羊、土门等多个遗址，特别是西山、点军台、大河村仰韶文化城址组成的城址群，对双槐树都邑形成拱卫之势。
——这里现存面积高达117万平方米。遗址被内壕、中壕、外壕三重宽大的环壕围绕，形成严密的防御体系。“三重环壕曲度一致，工程量巨大，显然具有规划的同时性。而这种形制的规划可能蕴含有一定的高等级礼制概念。”顾万发说。
——这里有目前发现的中国最早的“宫殿”，多处院落建立在大型版筑夯土地基之上，门塾台阶、一门三道。“这种大型院落的空间组织形式连同大型居址构成的‘前朝后寝’式的宫城布局，开创了中国宫室制度的先河。”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研究员何努说。
——这里有封闭式排状布局的大型中心居址区，目前发掘的4排大型房址，其间有巷道相通，其中最大的房子面积达220平方米，即使放到今天看也属于“豪宅”，可见居住者身份非同一般。在居址区的南部，两道370多米长的围墙与北部内壕合围形成了一个18000多平方米的半月形结构，其南段两端围墙组成的造型被专家视为中国最早瓮城的雏形。
——这里有4处共1700余座经过严格规划的大型公共墓地，所有墓葬均呈排状分布，墓葬区内的夯土祭坛遗迹，是仰韶文化遗址中首次发现。
——这里出土了许多含外来文化因素的器物，如具备大汶口文化特征的折腹鼎、属于屈家岭文化因素的陶器组合双腹豆和双腹碗等，说明河洛地区在距今5000年前后已存在文化的汇聚和辐射，体现出兼容并蓄的文化传统。
——这里还发现了用9个陶罐摆放成“北斗九星”遗迹、与丝绸起源关联的最早家蚕牙雕……
“双槐树遗址的重要考古发现，实证了河洛地区在5300年前后这一中华文明起源的黄金阶段的代表性和影响力，填补了中华文明起源关键时期、关键地区的关键材料。”王巍表示，以双槐树遗址为中心的仰韶文化中晚期文明，堪称“早期中华文明的胚胎”。
我国考古界泰斗、北京大学教授严文明高度评价双槐树遗址，亲笔写下《双槐城礼赞》一诗，其中提到：“是始建朝廷，诸侯来朝奉”“春蚕勤吐丝，丝绸惠万方。中华创文明，神州大风光！”
一只蚕、九颗星，
文明根脉瓜瓞绵绵
作为双槐树遗址发掘项目的总负责人和“双槐树遗址考古资料整理与综合研究”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首席专家，顾万发对“河洛古国”的“宝贝们”如数家珍，但他最津津乐道的，莫过于“家蚕牙雕”和“北斗九星”。
这两处颇具神秘色彩、打破常规认知的遗迹现象，甫一公布，就引发不少公众好奇的审视和热烈的讨论。
一只蚕，能有多重要？
这只用野猪獠牙制作的雕刻，长6.4厘米、宽不足1厘米、厚0.1厘米，造型和现代家蚕极为相似。背部凸起，头昂尾翘，仿佛即将吐丝或正在吐丝，是中国目前发现的时代最早的蚕雕艺术品。它的发现，被顾万发戏称为“神来之笔”。
“在‘寻找丝绸之源’过程中，我们在周边遗址发现了仰韶文化中晚期的丝绸实物，但仍有一关键问题悬而未决，吐出这丝的蚕是野生的还是驯化的？”顾万发说，“双槐树遗址的牙雕家蚕让一切不言自明。”
中华文明的一个典型特征即是农桑文明、丝帛文明。20世纪20年代，“中国考古学之父”李济在山西西阴村遗址就发掘出半个蚕茧，引发考古学界对中国蚕桑和丝织起源及发展历程的追寻。
如今，双槐树遗址发现大量的农作物和正在吐丝状态的牙雕家蚕，连同附近青台、汪沟等遗址发现的农业和丝绸实物等，证明距今5300年左右的中原地区已开始驯化家蚕，形成较为完备的农桑文明形态。
李伯谦直言，以双槐树遗址为首的黄河流域中心聚落群，是目前发现中国农桑文明发展史上的时代最早的代表。
九颗星，能有何奥妙？
更确切地说，这是一处用九个陶罐摆放成天上“北斗九星”形状的遗迹，主体被掩埋在双槐树遗址中心居址区最大房子的门廊处。在“北斗九星”遗迹上端，即古人言中“天的中心”北极附近，还有一头首向南并朝着门道的完整麋鹿骨架。
陶罐半截在土中，只露出一小部分，乍一看平平无奇，很难直观意识到其在摆放位置上的巧思。
结合此前在青台遗址发现的用陶罐摆放而成的‘北斗九星’图案和圜丘形天坛遗迹，顾万发说，这一发现表明5000多年前的“北斗”崇拜是当时仰韶先民的最高信仰之一。
有专家认为，“北斗九星”遗迹一方面具有科学和天文价值，表明当时人们已经具有相对成熟的“观象授时观”，用以观察节气、指导农时，还具有特殊的人文内涵与政治礼仪功能，其主人借此表达自己是呼应天上中心的地下王者，实现身份的“神化”。这是中国古代文明高度重视承天之命特征的早期代表，更是中华民族高度重视中心思维的重要考古学证据。
“家蚕牙雕”和“北斗九星”，一个是“脚踏实地”的农桑文明，一个是“仰望星空”的天文礼制。物质与精神，两大文明切面在双槐树遗址一体呈现。
受访专家指出，无论是遗址的地理位置、规模、文化内涵还是所处时代，无不凸显“河洛古国”是仰韶文化中晚期至少是黄河流域政治文明核心。而其天地之中的宇宙观、合天命而治的礼仪思维、崇尚中心的文化心理、具有引领性的社会发展模式，被后世所承袭和发扬，表明五千年中华文明主根脉可追溯于此，延续不断、瓜瓞绵绵。
五千多年时光流转。沐浴在文明曙光中的中原先民，其生活图景正经由考古研究被不断还原，在“河洛古国”，与你我相视一笑。（来源：《瞭望》 图源：双槐树遗址 2019年8月27日摄 李安摄）
◇“双槐树遗址的重要考古发现，实证了河洛地区在5300年前后这一中华文明起源的黄金阶段的代表性和影响力，填补了中华文明起源关键时期、关键地区的关键材料。”
◇受访专家指出，无论是遗址的地理位置、规模、文化内涵还是所处时代，无不凸显“河洛古国”是仰韶文化中晚期至少是黄河流域政治文明核心
2018年5月末的暮霭里，郑州市文物考古研究院院长顾万发匆匆踏上前往北京的火车，马不停蹄地约见了中国考古学会理事长王巍，将一沓研究材料激动又郑重地递到王巍手中。
那是“中华文明探源工程”阶段性成果发布前夜，考古学界内部对于即将披露的一系列重大发现，已有诸多讨论。浙江良渚、东北地区西辽河流域的红山、山西陶寺、安徽凌家滩……实证着5000多年前中华文明初始时期的“满天星斗”。
可这一片璀璨星光中，却唯独不见河南的身影。所谓“中原地区文明洼地现象”的说法似乎再度被坐实。
探寻中华文明起源，这片被以“宅兹中国”四字铭刻在何尊之上的土地，不应该也不可能缺席。
“那份当时未公开发布的材料，正是河南郑州双槐树遗址的初步研究成果。”顾万发说，“王巍老师看后也认为非常重要，尽管仍需进一步论证，但我们都知道，属于河南的那抹隐秘而伟大的文明起源之星光，马上将不再黯淡……”
一场雨“冲出”的文明
在伊洛汇流入黄河处的河南巩义河洛镇，有个名为“双槐树”的小村庄。在过去很长的时间里，它并不起眼，只是静默地居于黄河南岸高台地上，等待与世人相视的一刻。
司马迁在《史记》中写道：“昔三代之居，皆在河洛之间。”《易经》中“河出图，洛出书，圣人则之”的记载，更是广为流传。
诸多历史文献，都将最早的“中国”指向黄河流域的河洛地区。中华文明起源的“中原中心说”，也一度是学界的主流观点。但考古工作者们，迟迟未能找到过硬的实证材料。
王巍也一直有个“心结”。“在距今3700多年前，以二里头遗址为代表的二里头文化已经成为中华文明总进程的核心与引领者。中原地区在各个时期都有很重大的发现，在距今5000年左右的关键时期，怎么会没有文明起源迹象呢？”
1984年，河洛镇滩小关村发现一处新石器时代遗址，命名为“滩小关遗址”，并未引起广泛关注。
那是河南考古人与“河洛古国”的第一次擦肩而过。
20世纪90年代初，为配合基建，考古工作者对滩小关遗址进行了小规模发掘。“回过头看，那次的发掘点其实距离双槐树遗址内环壕及一号宫殿都非常近，不过几米。”顾万发回想起来仍颇感遗憾，“要是当时再多布几个探方就好了。”
那是河南考古人与“河洛古国”的第二次擦肩而过。
倏忽，又是10年。2003年，顾万发在花地嘴遗址主持考古发掘工作，一个雨天，无法开工，便和一同避雨的老乡闲聊起来。
“你们不就是在整天找瓦片吗？我们村多得是！”
“您是哪个村的？”
“双槐树。”
这个村庄离滩小关村并不远。顾万发一下提起兴趣，那里会不会真“有点好东西”？
又一个雨天，顾万发动身了。在双槐树村一个原本为引黄河水灌溉而挖，但并未启用的大型蓄水池，数日的雨水已将池壁冲塌，剖面上，不仅各式各样的陶片堆叠在一起，还暴露出房基、动物骨骼、石斧、石刀等遗迹遗物。
很快，随身携带的两个编织袋就装满了。顾万发和民工师傅一人扛起一袋，冒雨返程。
“我们俩，肩上是文物，脸上是雨水，身上全是泥。”顾万发说，走到一半，他的一只鞋底掉了，只能打赤脚，回到工作站才发现，脚上全是口子。“当时什么都顾不上了，只想着赶紧把捡回来的陶片洗干净。”
通过综合判断，双槐树村发现的陶片明显属于仰韶文化风格，并且器物的等级较高。顾万发立刻意识到重要性。“那感觉简直就是‘面朝大海，春暖花开’，就像农民看到了丰收的麦浪。”
此后的钻探发现，滩小关遗址仅是双槐树遗址东北部的一角。双槐树遗址被确认并命名。
但考古发掘工作的具体开展还需多方商榷。惊鸿一瞥后，双槐树重归静默，俯瞰大河滔滔。而顾万发也在密切注视着双槐树，静待最佳契机。
关键时期、关键地区的关键材料
2013年起，经国家文物局批准，“寻找中国丝绸之源——郑州地区仰韶时代中晚期考古学文化面貌与文明起源问题研究”课题启动，对双槐树遗址及其周边区域进行规模化的考古调查、勘探与发掘。
既为“寻丝绸”，也为“找源头”。随着工作不断深入，双槐树遗址的一系列重要遗迹现象被持续揭露出来。
2020年春夏之交，这座由北京大学教授、著名考古学家李伯谦建议命名为“河洛古国”的仰韶文化中晚期巨型聚落遗址，迎来揭开神秘面纱的时刻，穿越5300年时光，铺陈在世人眼前。
——这是一处经过精心选址和科学规划的都邑性聚落遗址，周边的青台、汪沟和洛阳的苏羊、土门等多个遗址，特别是西山、点军台、大河村仰韶文化城址组成的城址群，对双槐树都邑形成拱卫之势。
——这里现存面积高达117万平方米。遗址被内壕、中壕、外壕三重宽大的环壕围绕，形成严密的防御体系。“三重环壕曲度一致，工程量巨大，显然具有规划的同时性。而这种形制的规划可能蕴含有一定的高等级礼制概念。”顾万发说。
——这里有目前发现的中国最早的“宫殿”，多处院落建立在大型版筑夯土地基之上，门塾台阶、一门三道。“这种大型院落的空间组织形式连同大型居址构成的‘前朝后寝’式的宫城布局，开创了中国宫室制度的先河。”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研究员何努说。
——这里有封闭式排状布局的大型中心居址区，目前发掘的4排大型房址，其间有巷道相通，其中最大的房子面积达220平方米，即使放到今天看也属于“豪宅”，可见居住者身份非同一般。在居址区的南部，两道370多米长的围墙与北部内壕合围形成了一个18000多平方米的半月形结构，其南段两端围墙组成的造型被专家视为中国最早瓮城的雏形。
——这里有4处共1700余座经过严格规划的大型公共墓地，所有墓葬均呈排状分布，墓葬区内的夯土祭坛遗迹，是仰韶文化遗址中首次发现。
——这里出土了许多含外来文化因素的器物，如具备大汶口文化特征的折腹鼎、属于屈家岭文化因素的陶器组合双腹豆和双腹碗等，说明河洛地区在距今5000年前后已存在文化的汇聚和辐射，体现出兼容并蓄的文化传统。
——这里还发现了用9个陶罐摆放成“北斗九星”遗迹、与丝绸起源关联的最早家蚕牙雕……
“双槐树遗址的重要考古发现，实证了河洛地区在5300年前后这一中华文明起源的黄金阶段的代表性和影响力，填补了中华文明起源关键时期、关键地区的关键材料。”王巍表示，以双槐树遗址为中心的仰韶文化中晚期文明，堪称“早期中华文明的胚胎”。
我国考古界泰斗、北京大学教授严文明高度评价双槐树遗址，亲笔写下《双槐城礼赞》一诗，其中提到：“是始建朝廷，诸侯来朝奉”“春蚕勤吐丝，丝绸惠万方。中华创文明，神州大风光！”
一只蚕、九颗星，
文明根脉瓜瓞绵绵
作为双槐树遗址发掘项目的总负责人和“双槐树遗址考古资料整理与综合研究”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首席专家，顾万发对“河洛古国”的“宝贝们”如数家珍，但他最津津乐道的，莫过于“家蚕牙雕”和“北斗九星”。
这两处颇具神秘色彩、打破常规认知的遗迹现象，甫一公布，就引发不少公众好奇的审视和热烈的讨论。
一只蚕，能有多重要？
这只用野猪獠牙制作的雕刻，长6.4厘米、宽不足1厘米、厚0.1厘米，造型和现代家蚕极为相似。背部凸起，头昂尾翘，仿佛即将吐丝或正在吐丝，是中国目前发现的时代最早的蚕雕艺术品。它的发现，被顾万发戏称为“神来之笔”。
“在‘寻找丝绸之源’过程中，我们在周边遗址发现了仰韶文化中晚期的丝绸实物，但仍有一关键问题悬而未决，吐出这丝的蚕是野生的还是驯化的？”顾万发说，“双槐树遗址的牙雕家蚕让一切不言自明。”
中华文明的一个典型特征即是农桑文明、丝帛文明。20世纪20年代，“中国考古学之父”李济在山西西阴村遗址就发掘出半个蚕茧，引发考古学界对中国蚕桑和丝织起源及发展历程的追寻。
如今，双槐树遗址发现大量的农作物和正在吐丝状态的牙雕家蚕，连同附近青台、汪沟等遗址发现的农业和丝绸实物等，证明距今5300年左右的中原地区已开始驯化家蚕，形成较为完备的农桑文明形态。
李伯谦直言，以双槐树遗址为首的黄河流域中心聚落群，是目前发现中国农桑文明发展史上的时代最早的代表。
九颗星，能有何奥妙？
更确切地说，这是一处用九个陶罐摆放成天上“北斗九星”形状的遗迹，主体被掩埋在双槐树遗址中心居址区最大房子的门廊处。在“北斗九星”遗迹上端，即古人言中“天的中心”北极附近，还有一头首向南并朝着门道的完整麋鹿骨架。
陶罐半截在土中，只露出一小部分，乍一看平平无奇，很难直观意识到其在摆放位置上的巧思。
结合此前在青台遗址发现的用陶罐摆放而成的‘北斗九星’图案和圜丘形天坛遗迹，顾万发说，这一发现表明5000多年前的“北斗”崇拜是当时仰韶先民的最高信仰之一。
有专家认为，“北斗九星”遗迹一方面具有科学和天文价值，表明当时人们已经具有相对成熟的“观象授时观”，用以观察节气、指导农时，还具有特殊的人文内涵与政治礼仪功能，其主人借此表达自己是呼应天上中心的地下王者，实现身份的“神化”。这是中国古代文明高度重视承天之命特征的早期代表，更是中华民族高度重视中心思维的重要考古学证据。
“家蚕牙雕”和“北斗九星”，一个是“脚踏实地”的农桑文明，一个是“仰望星空”的天文礼制。物质与精神，两大文明切面在双槐树遗址一体呈现。
受访专家指出，无论是遗址的地理位置、规模、文化内涵还是所处时代，无不凸显“河洛古国”是仰韶文化中晚期至少是黄河流域政治文明核心。而其天地之中的宇宙观、合天命而治的礼仪思维、崇尚中心的文化心理、具有引领性的社会发展模式，被后世所承袭和发扬，表明五千年中华文明主根脉可追溯于此，延续不断、瓜瓞绵绵。
五千多年时光流转。沐浴在文明曙光中的中原先民，其生活图景正经由考古研究被不断还原，在“河洛古国”，与你我相视一笑。（来源：《瞭望》 图源：双槐树遗址 2019年8月27日摄 李安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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