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育#【值得一读！重读陶行知：“教育是大事业，有大快乐”】 #阅读##陶行知#在1919年7月一次关于“新教育”的演讲中，提到了新教育对新教员的要求，第一条就是“要有信仰心”，他认为，对教育的“信仰心”，不仅来自教育本身的意义，“是永久有益于世的”，而且还来自教育所带来的快乐。
陶行知的原话是这样说的：“这里头还有一种快乐——照我们自己想想，小学校里学生小，房子小，薪水少，功课多，辛苦得很，哪有快乐？其实，看小学生天天生长大来，从没有知识，变为有知识，如同一颗种子由萌芽而生枝叶，而看他开花，看他成熟，这里有极大的快乐。……那不信仰这事的，可以不必在这儿做小学教员。一国之中，并非个个人要做这事的，有的做兵，有的做工，有的做官……各人依了他的信仰，去做他的事。一定要看教育是大事业，有大快乐，那无论做小学教员，做中学教员，或做大学教员，都是一样的。”（《陶行知教育文集》）
从这里可以知道，当时也有教师抱怨“房子小，薪水少，功课多，辛苦得很”，丝毫看不到教育职业有什么快乐可言。这和今天不少教师的心态不是一样的吗？
教育的快乐源于何处？陶行知认为，教育的快乐首先源于对教育本身的信仰，“那不信仰这事的，可以不必在这儿做小学教员。一国之中，并非个个人要做这事的，有的做兵，有的做工，有的做官……各人依了他的信仰，去做他的事”。
说到“依了他的信仰，去做他的事”，我想到有一年我去参观青海塔尔寺的时候看到酥油花的情景。寺庙的一个僧人告诉我，酥油花塑造工艺复杂，要进行大量的选料、配制、做模等前期工作。由于酥油易融化，艺僧们徒手捏塑酥油花时只能在零下十几摄氏度的阴冷房间里封闭工作。在制作过程中，艺僧手指被冻得疼痛难忍，失去触觉，但他们依然将酥油做成一朵朵精美的花。这些酥油花只能“存活”几个月，因为天气转暖便要融化，于是每年都要重做酥油花。因此，最后艺僧们的手指都会溃烂，且终身残疾。这些艺僧都是自愿做酥油花的，没有谁强迫他们，哪怕手指溃烂，他们也无怨无悔。这些美丽的酥油花都不是为市场而制作，唯一的用途就是放在寺庙里供奉神灵。没有半点儿功利色彩，而完全是出于心灵深处的信仰，而自觉自愿地奉献出自己的智慧和健康。在世俗的人看来，他们很苦，但他们自己却觉得很幸福——这就是信仰的力量！
回头说教育。并不是每一个教育者都会把教育当信仰，但要看到，陶行知、苏霍姆林斯基、魏书生、崔其升等人的确是对教育有一种类似于宗教一般的信仰，他们不但为中国教育作出了贡献，也因此而获得内心的自由、宁静与幸福。我们也许不应苛求每一个教师都把教育当信仰，但如果教育者有了一份陶行知所说的对教育的“信仰心”，一定会享受到更多的教育幸福。
陶行知还认为，教育的幸福源于看着孩子成长：“看小学生天天生长大来，从没有知识，变为有知识，如同一颗种子由萌芽而生枝叶，而看他开花，看他成熟，这里有极大的快乐。”读到这里，我想到了我从教几十年来所教过的一批又一批学生。我带班常常是“大循环”——从初一到高三，一教六年；当然，也有只带初中三年或高中三年的“小循环”。但无论“大循环”还是“小循环”，几年中，看着孩子的成长，真的是一件很美妙的事。他们刚进校时，还是刚毕业的小学生，十一二岁，十二三岁，活泼调皮的小男孩，天真烂漫的小姑娘；当他们高三毕业离开我的时候，已经是英俊健壮的小伙子，如花似玉的大姑娘了。然后我又回头带初一，又迎接一批可爱的小不点儿，然后又陪着他们一天天长大成人……多年后，他们回来看我，有的是企业家，有的是作曲家，有的是医学专家，有的是科研专家，有的是飞行员，有的是足球教练，有的是摇滚歌手，有的是大学教授，有的是乡村教师……无论他们从事什么，只要他们善良、正直、勤劳，就是我最优秀的学生，也是我幸福的源泉。
有一个叫王红川的孩子，是我大学毕业所教的第一个班的学生，当初的他，瘦瘦的，小小的，戴个小眼镜，特别机灵可爱，因为体质较弱，我特别呵护他，有一次还帮他揍高年级欺负他的学生，为此我还挨了学校的处分。我每天早晨骑自行车上班要经过他家附近，有一段时间他每天早晨都在街边等我，我到了以后，他便跳上我的自行车后座，我载着他上学去。多年后，他成了一位著名的西医骨科专家。还有一个女生叫“周惠”，高一新生报名的当天晚上，她就病了，肚子疼得厉害。我用自行车送她到医院急诊室，结果医生说必须住院，于是，我又背着她到了山上的住院部。在山路上，为了安慰趴在我背上轻轻呻吟的周惠，我一边喘息一边给她开玩笑：“骑在人民头上的，人民把他摔垮！”多年后，在德国大学教书的周惠，带着女儿回来看我。回忆当年我背她上医院的事，她说当时她疼得说不出话，但在心里默念着：“给人民做牛马的，人民永远记住他！”
2018年8月，应学生的要求，我为他们上了一堂退休前的“最后一课”，不同年级的学生都来了。从几年前教毕业的“关门弟子”，到已经年过半百的第一批学生……180个座位的阶梯教室，挤满了400余人。王红川带着妻子和女儿来了，周惠专程从德国赶回来了，还有当年的“差生”如今的省足球教练张凌，还有当年的学霸如今的飞行员、机长吴镝……虽然他们中的大多数已经不再年轻，但看到他们，浮现我眼前的，依然是他们当年稚气可爱的面容。当我讲课时，他们一双双痴迷的眼睛凝视着我，已经二三十岁、四五十岁的眼睛里依然闪烁着当年十二三岁的光芒。那一刻，我感到我面对着属于我的一片星辰大海！
我想到了加拿大学者马克斯·范梅南的话：“教育学就是迷恋他人成长的学问。”（《教学机智——教育智慧的意蕴》）不过，我要补充一句：“迷恋他人成长的人也必将被他人迷恋！”
我想到了苏霍姆林斯基曾经说：“我生活中最主要的东西是什么？我毫不犹豫地回答：对孩子的爱。”（《育人三部曲》）我根据自己切身的感受，也想补上一句：“以及孩子对我的爱！”
我想到了陶行知的话：“看他开花，看他成熟，这里有极大的快乐。”我还想补充一句：“不只是看孩子开花与成熟，在陪伴孩子成长的同时，我也开花，也成熟，同样有极大的快乐。”（作者 李镇西 系新教育研究院院长）
来源：中国教育新闻网-中国教育报
陶行知的原话是这样说的：“这里头还有一种快乐——照我们自己想想，小学校里学生小，房子小，薪水少，功课多，辛苦得很，哪有快乐？其实，看小学生天天生长大来，从没有知识，变为有知识，如同一颗种子由萌芽而生枝叶，而看他开花，看他成熟，这里有极大的快乐。……那不信仰这事的，可以不必在这儿做小学教员。一国之中，并非个个人要做这事的，有的做兵，有的做工，有的做官……各人依了他的信仰，去做他的事。一定要看教育是大事业，有大快乐，那无论做小学教员，做中学教员，或做大学教员，都是一样的。”（《陶行知教育文集》）
从这里可以知道，当时也有教师抱怨“房子小，薪水少，功课多，辛苦得很”，丝毫看不到教育职业有什么快乐可言。这和今天不少教师的心态不是一样的吗？
教育的快乐源于何处？陶行知认为，教育的快乐首先源于对教育本身的信仰，“那不信仰这事的，可以不必在这儿做小学教员。一国之中，并非个个人要做这事的，有的做兵，有的做工，有的做官……各人依了他的信仰，去做他的事”。
说到“依了他的信仰，去做他的事”，我想到有一年我去参观青海塔尔寺的时候看到酥油花的情景。寺庙的一个僧人告诉我，酥油花塑造工艺复杂，要进行大量的选料、配制、做模等前期工作。由于酥油易融化，艺僧们徒手捏塑酥油花时只能在零下十几摄氏度的阴冷房间里封闭工作。在制作过程中，艺僧手指被冻得疼痛难忍，失去触觉，但他们依然将酥油做成一朵朵精美的花。这些酥油花只能“存活”几个月，因为天气转暖便要融化，于是每年都要重做酥油花。因此，最后艺僧们的手指都会溃烂，且终身残疾。这些艺僧都是自愿做酥油花的，没有谁强迫他们，哪怕手指溃烂，他们也无怨无悔。这些美丽的酥油花都不是为市场而制作，唯一的用途就是放在寺庙里供奉神灵。没有半点儿功利色彩，而完全是出于心灵深处的信仰，而自觉自愿地奉献出自己的智慧和健康。在世俗的人看来，他们很苦，但他们自己却觉得很幸福——这就是信仰的力量！
回头说教育。并不是每一个教育者都会把教育当信仰，但要看到，陶行知、苏霍姆林斯基、魏书生、崔其升等人的确是对教育有一种类似于宗教一般的信仰，他们不但为中国教育作出了贡献，也因此而获得内心的自由、宁静与幸福。我们也许不应苛求每一个教师都把教育当信仰，但如果教育者有了一份陶行知所说的对教育的“信仰心”，一定会享受到更多的教育幸福。
陶行知还认为，教育的幸福源于看着孩子成长：“看小学生天天生长大来，从没有知识，变为有知识，如同一颗种子由萌芽而生枝叶，而看他开花，看他成熟，这里有极大的快乐。”读到这里，我想到了我从教几十年来所教过的一批又一批学生。我带班常常是“大循环”——从初一到高三，一教六年；当然，也有只带初中三年或高中三年的“小循环”。但无论“大循环”还是“小循环”，几年中，看着孩子的成长，真的是一件很美妙的事。他们刚进校时，还是刚毕业的小学生，十一二岁，十二三岁，活泼调皮的小男孩，天真烂漫的小姑娘；当他们高三毕业离开我的时候，已经是英俊健壮的小伙子，如花似玉的大姑娘了。然后我又回头带初一，又迎接一批可爱的小不点儿，然后又陪着他们一天天长大成人……多年后，他们回来看我，有的是企业家，有的是作曲家，有的是医学专家，有的是科研专家，有的是飞行员，有的是足球教练，有的是摇滚歌手，有的是大学教授，有的是乡村教师……无论他们从事什么，只要他们善良、正直、勤劳，就是我最优秀的学生，也是我幸福的源泉。
有一个叫王红川的孩子，是我大学毕业所教的第一个班的学生，当初的他，瘦瘦的，小小的，戴个小眼镜，特别机灵可爱，因为体质较弱，我特别呵护他，有一次还帮他揍高年级欺负他的学生，为此我还挨了学校的处分。我每天早晨骑自行车上班要经过他家附近，有一段时间他每天早晨都在街边等我，我到了以后，他便跳上我的自行车后座，我载着他上学去。多年后，他成了一位著名的西医骨科专家。还有一个女生叫“周惠”，高一新生报名的当天晚上，她就病了，肚子疼得厉害。我用自行车送她到医院急诊室，结果医生说必须住院，于是，我又背着她到了山上的住院部。在山路上，为了安慰趴在我背上轻轻呻吟的周惠，我一边喘息一边给她开玩笑：“骑在人民头上的，人民把他摔垮！”多年后，在德国大学教书的周惠，带着女儿回来看我。回忆当年我背她上医院的事，她说当时她疼得说不出话，但在心里默念着：“给人民做牛马的，人民永远记住他！”
2018年8月，应学生的要求，我为他们上了一堂退休前的“最后一课”，不同年级的学生都来了。从几年前教毕业的“关门弟子”，到已经年过半百的第一批学生……180个座位的阶梯教室，挤满了400余人。王红川带着妻子和女儿来了，周惠专程从德国赶回来了，还有当年的“差生”如今的省足球教练张凌，还有当年的学霸如今的飞行员、机长吴镝……虽然他们中的大多数已经不再年轻，但看到他们，浮现我眼前的，依然是他们当年稚气可爱的面容。当我讲课时，他们一双双痴迷的眼睛凝视着我，已经二三十岁、四五十岁的眼睛里依然闪烁着当年十二三岁的光芒。那一刻，我感到我面对着属于我的一片星辰大海！
我想到了加拿大学者马克斯·范梅南的话：“教育学就是迷恋他人成长的学问。”（《教学机智——教育智慧的意蕴》）不过，我要补充一句：“迷恋他人成长的人也必将被他人迷恋！”
我想到了苏霍姆林斯基曾经说：“我生活中最主要的东西是什么？我毫不犹豫地回答：对孩子的爱。”（《育人三部曲》）我根据自己切身的感受，也想补上一句：“以及孩子对我的爱！”
我想到了陶行知的话：“看他开花，看他成熟，这里有极大的快乐。”我还想补充一句：“不只是看孩子开花与成熟，在陪伴孩子成长的同时，我也开花，也成熟，同样有极大的快乐。”（作者 李镇西 系新教育研究院院长）
来源：中国教育新闻网-中国教育报
不得不说，在工厂里呆久了大家都确实有些不对劲的影响，我和我同事y（男已婚）工关系比较好，吃完饭一起绕厂消食，路上遇到我们X高级经理，他一脸母姨笑对着我们，我当时就感觉这个笑容不对劲，但一时没反应过来。后面我们遇到另外一个C同事一起消食，又遇到我们X高级经理，他对我们那个C同事说：“你不应该在哪里啊，你干嘛打扰他们俩？”一边母仪微笑一边说，我这才反应过来，这....他快40了，女儿都快上中学了，竟然在磕我俩的cp！！！？
【#年轻人还应该做理想主义者吗#理想主义者梁卫星，依然没有与现实和解】
“精致的利己主义者，这个概念，其实最早是梁卫星提出来的。”北大教授、学者兼精神界的战士、当代中国知识分子的标志性人物钱理群说。当年他用一句“北大的学生大都成了精致的利己主义者”在整个中国刮起风暴，当头棒喝有之，汹汹反驳有之，然而这个词语最初的来源，其实是来自一个叫梁卫星的中学语文老师的自印书《勉为其难的抒写》。
大概十多年前的一个冬天，处于对中国的教育改革前景倍感困惑之中的北大教授钱理群，突然收到一个叫梁卫星的人寄来的一本自己私下写的集子。在这封寄到北大中文系的信里，唐突的作者介绍自己是湖北仙桃市下辖彭场镇中学的一名高中语文老师。
看完集子里的内容后，钱理群非常吃惊，“一个中学老师，怎么会想这么大的问题，而且是根本性的问题。”
梁卫星属于这样老师中的一员：他们高喊“不跪着教书”，“不相信来自行政部门的评价就是教师的立身之本”；他们正大光明的宣称，“不读教科书以外的书，就无法长成人”，用自编的读本，开办“青春读书课”，培育未来的“读书种子”；他们带着学生集体旅行，感知对土地、对虫鸟万物的热爱；他们最看重作文，但不是因为分数的重量，不去教授“总分总”的万金油法宝，而是告诉学生，所想即所写，言说己意是每个人的权利；他们所有的所想，都是出于恐惧，恐惧下一代的孩子将被套上不自知的枷锁，期望通过阅读和思考，还学生自由。
他给学生讲索尔贝娄、加缪、卡夫卡，讲文学史，也讲哲学和美学。他让学生自己制定班规，无论好学生坏学生都要轮流当班干部，他声称哪有学生上课不开小差，不看课外书，将全班分成十个读书小组，每周规定读完一本课外书，武侠言情皆可，周末再一起交流讨论。他一厢情愿地觉得学生变得温和、理性、深思了，直到一位学生举报了他，将他的课堂言论满满写了十三页，如冷水浇头。
他被认定既不能带高三，也不能当班主任。那时他觉得一辈子就这样了，唯一的爱好成了打麻将，一到寒暑假，几天几夜不下桌，喷吐的香烟在房间里盘成厚厚的云团。然而新世纪来临，网络兴起，在那个互联网的古早时代，他发现了自己写作的天赋，找到了表达的出口。他写起文学评论、时评、杂感，竟然都薄有微名，后来，朋友们说他还可以写小说。
就这样，梁卫星的小说《成人之美兮》问世了。在这本书里，形态各异的老师纷然登场，有掌握权力的教研组长，玩世不恭的现实主义者，喜欢将“既然不能反抗，那就享受”挂在嘴边，最后身败名裂；有以清高自居的一校名师，刚才还激情批判世道人心，转脸又振振有词收取学生的资料费；有收藏黄段子如机器猫一般的男老师，下了课便插科打诨；还有当了一辈子老师的老实人，最会“五哄”：在家里，哄老婆；在学校，上哄校长，下哄同事；在教室，哄学生；在外面，哄家长。笑意堆积得如同早晨吃的花卷。
小说真正的主角是一位姓海，名无言的中年教师。 海老师是办公室中的另类，就像他的名字一样，对任何有关教学的讨论不发一言，他奉行“不作为”主义：不参与学校的评优，不当班主任。除了几节课，办公室里的日常敷衍，他独来独往，用消极的方式将自己的生活变成一座孤岛。
但这同时是一个矛盾的人，他先是劝年轻的老师们认清现实，宁愿他们随波逐流，但又将关于这份职业最黑暗的部分告诉他们，让年轻人自己选择；他总是说自己只想求一份生活，早就不在乎什么，最后却毅然离开了学校，宁愿去摆路边摊；他还说教育什么也改变不了，不要想得那么天真又浪漫，但在课堂上，他又总想说些多余的话，他说从最基本的语词，也能抵达真实的人生，布置的作业是让学生去思考词语被遮蔽的含义。
书出版后得到了不错的声名，梁卫星在学校的地位原本被以为能得到提升，没想到却适得其反。当时的学校的领导和老师觉得这书是以他们为原型，把他从普通班调去给体育班上课。没有人明确说调动属于惩罚的一种。只是调去体育班的老师，要么临近退休，要么就像另一位老师，调去的时候被传言“精神有点状况”。
“这个书写了后，同事里面，有对号入座的，但没有对号入座里面好老师的，说哎呀，这人写得这么牛逼，那是我，没有。有的是，这人被黑成这样，那是我。
有一个老师，算是我最好的读者，为什么这么说呢，他对这个书绝对是刻骨铭心，他自己对号入座，觉得我是污蔑他诽谤他，他疯到什么地步，每一句话，他觉得我在写谁，一句句找出来，标明这个是写你，那个是写他，然后给学校里这些老师一个个发，给校长也发，标出我写他们的地方。”
后来，体育班也停掉了，不再给他排课，梁卫星只能领基本工资，没事可做。某种程度上，梁卫星获得了他想要的自由，不会再有人通知他去开会，不会再有人给他记考勤，既不会再有家长追着要给他送礼（他将这视为一种侮辱），也不会再有家长去告状，怕他教坏学生。如今，他连学校都不用去了。
梁卫星说自己一生愧疚的事很多，最愧疚的就是对自己的女儿。
“年轻时候不懂事，对孩子的教育全是理想主义，我没让她补过一次课，没有学过任何一种特长，有时间都让她休息。我没条件让她出国，但走国内这条路，我又没按规矩来，怎么可能考得过人家小孩从小学一直补到高中？所以她成绩不好，我怎么开解她都没用，我给她传播很多东西，没用。教室里面自有一套评判机制。
大学以后，我慢慢和她沟通，才知道教育对她伤害太深了，其实就是自卑嘛，自卑之后就彻底对自己没有信心，在现实生活中，一个彻底没信心的人是很卑怯的。女儿说她怪过我。希望我没有那么特立独行。我非常内疚，我一直觉得对不起家里人，特别是对不起女儿，这辈子我做什么都是失败的。”
这就是梁卫星的故事，许多事上他都失败了，他是老师但不再能上课，他是小说家但不再有小说问世，他有过民间思想者的称号，但当下的公共场域早已遗忘了他，如今，他还说自己是一个失败的父亲，曾经相信的东西似乎都辜负了他。在十年的漫长日子里，梁卫星被生活悬置，动弹不得，他一次次确信曾经的选择，又一次次怀疑曾经的自己，他是怯懦的但并非没有勇气，他是愚蠢的但并非不够天真，他只是失败了。当痛苦降临，一切变得混沌不清，模糊难理，他就逃向玄幻小说。
曾经有一个寂寂的夜晚，梁卫星从床上爬起来，他没有再自欺欺人，沉溺玄幻小说，而是打开灯，细细读起约瑟夫布罗茨基的诗《我坐在窗前》，他喜欢这首：
我忠诚于这二流的时代，
并骄傲的承认，我最好的想法
也属二流，但愿未来将它们视作
我挣脱窒息的纪念。
#洞见计划#阅读梁卫星的完整故事请点击：https://t.cn/A6MpN3KI
“精致的利己主义者，这个概念，其实最早是梁卫星提出来的。”北大教授、学者兼精神界的战士、当代中国知识分子的标志性人物钱理群说。当年他用一句“北大的学生大都成了精致的利己主义者”在整个中国刮起风暴，当头棒喝有之，汹汹反驳有之，然而这个词语最初的来源，其实是来自一个叫梁卫星的中学语文老师的自印书《勉为其难的抒写》。
大概十多年前的一个冬天，处于对中国的教育改革前景倍感困惑之中的北大教授钱理群，突然收到一个叫梁卫星的人寄来的一本自己私下写的集子。在这封寄到北大中文系的信里，唐突的作者介绍自己是湖北仙桃市下辖彭场镇中学的一名高中语文老师。
看完集子里的内容后，钱理群非常吃惊，“一个中学老师，怎么会想这么大的问题，而且是根本性的问题。”
梁卫星属于这样老师中的一员：他们高喊“不跪着教书”，“不相信来自行政部门的评价就是教师的立身之本”；他们正大光明的宣称，“不读教科书以外的书，就无法长成人”，用自编的读本，开办“青春读书课”，培育未来的“读书种子”；他们带着学生集体旅行，感知对土地、对虫鸟万物的热爱；他们最看重作文，但不是因为分数的重量，不去教授“总分总”的万金油法宝，而是告诉学生，所想即所写，言说己意是每个人的权利；他们所有的所想，都是出于恐惧，恐惧下一代的孩子将被套上不自知的枷锁，期望通过阅读和思考，还学生自由。
他给学生讲索尔贝娄、加缪、卡夫卡，讲文学史，也讲哲学和美学。他让学生自己制定班规，无论好学生坏学生都要轮流当班干部，他声称哪有学生上课不开小差，不看课外书，将全班分成十个读书小组，每周规定读完一本课外书，武侠言情皆可，周末再一起交流讨论。他一厢情愿地觉得学生变得温和、理性、深思了，直到一位学生举报了他，将他的课堂言论满满写了十三页，如冷水浇头。
他被认定既不能带高三，也不能当班主任。那时他觉得一辈子就这样了，唯一的爱好成了打麻将，一到寒暑假，几天几夜不下桌，喷吐的香烟在房间里盘成厚厚的云团。然而新世纪来临，网络兴起，在那个互联网的古早时代，他发现了自己写作的天赋，找到了表达的出口。他写起文学评论、时评、杂感，竟然都薄有微名，后来，朋友们说他还可以写小说。
就这样，梁卫星的小说《成人之美兮》问世了。在这本书里，形态各异的老师纷然登场，有掌握权力的教研组长，玩世不恭的现实主义者，喜欢将“既然不能反抗，那就享受”挂在嘴边，最后身败名裂；有以清高自居的一校名师，刚才还激情批判世道人心，转脸又振振有词收取学生的资料费；有收藏黄段子如机器猫一般的男老师，下了课便插科打诨；还有当了一辈子老师的老实人，最会“五哄”：在家里，哄老婆；在学校，上哄校长，下哄同事；在教室，哄学生；在外面，哄家长。笑意堆积得如同早晨吃的花卷。
小说真正的主角是一位姓海，名无言的中年教师。 海老师是办公室中的另类，就像他的名字一样，对任何有关教学的讨论不发一言，他奉行“不作为”主义：不参与学校的评优，不当班主任。除了几节课，办公室里的日常敷衍，他独来独往，用消极的方式将自己的生活变成一座孤岛。
但这同时是一个矛盾的人，他先是劝年轻的老师们认清现实，宁愿他们随波逐流，但又将关于这份职业最黑暗的部分告诉他们，让年轻人自己选择；他总是说自己只想求一份生活，早就不在乎什么，最后却毅然离开了学校，宁愿去摆路边摊；他还说教育什么也改变不了，不要想得那么天真又浪漫，但在课堂上，他又总想说些多余的话，他说从最基本的语词，也能抵达真实的人生，布置的作业是让学生去思考词语被遮蔽的含义。
书出版后得到了不错的声名，梁卫星在学校的地位原本被以为能得到提升，没想到却适得其反。当时的学校的领导和老师觉得这书是以他们为原型，把他从普通班调去给体育班上课。没有人明确说调动属于惩罚的一种。只是调去体育班的老师，要么临近退休，要么就像另一位老师，调去的时候被传言“精神有点状况”。
“这个书写了后，同事里面，有对号入座的，但没有对号入座里面好老师的，说哎呀，这人写得这么牛逼，那是我，没有。有的是，这人被黑成这样，那是我。
有一个老师，算是我最好的读者，为什么这么说呢，他对这个书绝对是刻骨铭心，他自己对号入座，觉得我是污蔑他诽谤他，他疯到什么地步，每一句话，他觉得我在写谁，一句句找出来，标明这个是写你，那个是写他，然后给学校里这些老师一个个发，给校长也发，标出我写他们的地方。”
后来，体育班也停掉了，不再给他排课，梁卫星只能领基本工资，没事可做。某种程度上，梁卫星获得了他想要的自由，不会再有人通知他去开会，不会再有人给他记考勤，既不会再有家长追着要给他送礼（他将这视为一种侮辱），也不会再有家长去告状，怕他教坏学生。如今，他连学校都不用去了。
梁卫星说自己一生愧疚的事很多，最愧疚的就是对自己的女儿。
“年轻时候不懂事，对孩子的教育全是理想主义，我没让她补过一次课，没有学过任何一种特长，有时间都让她休息。我没条件让她出国，但走国内这条路，我又没按规矩来，怎么可能考得过人家小孩从小学一直补到高中？所以她成绩不好，我怎么开解她都没用，我给她传播很多东西，没用。教室里面自有一套评判机制。
大学以后，我慢慢和她沟通，才知道教育对她伤害太深了，其实就是自卑嘛，自卑之后就彻底对自己没有信心，在现实生活中，一个彻底没信心的人是很卑怯的。女儿说她怪过我。希望我没有那么特立独行。我非常内疚，我一直觉得对不起家里人，特别是对不起女儿，这辈子我做什么都是失败的。”
这就是梁卫星的故事，许多事上他都失败了，他是老师但不再能上课，他是小说家但不再有小说问世，他有过民间思想者的称号，但当下的公共场域早已遗忘了他，如今，他还说自己是一个失败的父亲，曾经相信的东西似乎都辜负了他。在十年的漫长日子里，梁卫星被生活悬置，动弹不得，他一次次确信曾经的选择，又一次次怀疑曾经的自己，他是怯懦的但并非没有勇气，他是愚蠢的但并非不够天真，他只是失败了。当痛苦降临，一切变得混沌不清，模糊难理，他就逃向玄幻小说。
曾经有一个寂寂的夜晚，梁卫星从床上爬起来，他没有再自欺欺人，沉溺玄幻小说，而是打开灯，细细读起约瑟夫布罗茨基的诗《我坐在窗前》，他喜欢这首：
我忠诚于这二流的时代，
并骄傲的承认，我最好的想法
也属二流，但愿未来将它们视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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