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去年夏天隐瞒行程引发扬州疫情的毛老太近期被批捕，详情披露】3月31日，最高人民检察院发布第十六批全国检察机关依法办理涉新冠肺炎疫情典型案例，涉及消极、懈怠执行区域疫情防控措施，伪造核酸检测证明供物流行业使用，伪造核酸检测报告、破坏进口冷链食品管理秩序等妨害疫情防控秩序的犯罪行为。隐瞒行程引发扬州疫情的毛老太案、南京禄口机场疫情案均在其中。
检察机关共批捕涉疫情案件9377人
据统计，截至2022年2月，检察机关共批准逮捕涉疫情案件7047件9377人，不捕1584件2528人；起诉11340件15666人，不诉1437件2393人。
有关负责人介绍，近段时间以来，国内外疫情防控复杂性、艰巨性和反复性突出，本土聚集性疫情呈现点多、面广、频发特点，给疫情防控工作提出了新的挑战。而从近期检察机关办理的妨害疫情防控秩序犯罪情况看，这些违法犯罪活动涉及多行业、多领域，具体行为也呈现出不同的特点，有的危害后果和情节还十分严重。特别是在当前国际疫情迅猛发展、国内疫情多点暴发的形势下，能否严格落实机场、边境口岸等重点区域，环境消杀、物流快递等重点行业，核酸检测、封控管理等重点环节的防控措施，直接关系到“外防输入、内防反弹”总策略和“动态清零”总方针能否实现。
检察机关指出，在此背景下，仍有一些单位和个人，严重违反有关疫情防控政策要求，人为造成疫情传播严重后果或者重大传播风险，情节十分恶劣。此次典型案例的发布，目的在于指导检察机关依法办理涉疫情防控案件，尽快遏制疫情扩散蔓延势头，进一步引导人民群众自觉遵守疫情防控有关法律法规，贯彻落实好“努力用最小的代价实现最大的防控效果”。
案例一：机场懈怠消毒致出现大规模疫情 相关责任人被批捕
去年，江苏省南京市、扬州市等地出现大规模新冠肺炎疫情，经溯源，源头在于南京禄口国际机场。检方随即介入调查。
经查明，承接南京禄口国际机场航空器消毒、保洁业务的公司，为了节约成本，要求尽量少用消毒剂，消毒工作作业时间、喷洒时间不足，接送保洁人员的车辆和司机、保洁操作过程等均未做到国际国内有效分开、专班管理，导致疫情扩散。
检方详细介绍，涉案公司制定了《检疫处理操作（新冠肺炎）方案》，但在《方案》起草过程中，公司总经理缪某某、分管机场检疫处理部和质量技术部的副总经理汪某某、机场检疫处理部主持工作的副经理杨某某等人针对操作技术指南中“应使用含消毒剂的抹布对重点部位进行擦拭”等规定，以人力紧张、工作量较大、增加成本为由，将“抹布擦拭消毒”改为“消毒液喷洒消毒”。此外，该公司在消毒作业中普遍存在消毒时间短、消毒剂用量不足并虚假填报消毒记录单的问题。对这些问题，中国东方航空公司曾经投诉，接到投诉后，缪某某、汪某某、杨某某三人召集公司机场检疫部全体人员开会，从节约成本、创造利润的角度考虑并未整改，后公司向中国东方航空公司反馈了虚假的整改意见。
涉案公司一系列“消极”“懈怠”消毒防疫措施，最终导致2021年7月10日，中国国际航空CA910航班从俄罗斯莫斯科飞抵南京禄口国际机场后，导致客舱内新冠肺炎病毒未能彻底杀灭，仍残留在盥洗区等部位。而在保洁过程中，出现保洁人员现场脱卸防护服不规范、橡胶手套未覆盖防护服袖口、作业过程中手套滑落、用手套擦拭面部及接触皮肤等不规范问题，导致保洁人员接触并感染新冠肺炎病毒，病毒由此进一步向社会传播。
7月19日至8月30日，江苏省累计报告本土确诊病例820例，给人民群众健康和经济社会发展造成特别严重的后果。
江苏省、镇江市、润州区三级检察机关成立联合办案团队，启动一体化办案机制，同步派员开展提前介入工作。11月22日，侦查机关以犯罪嫌疑人缪某某、汪某某、杨某某、凌某某、张某某、唐某某等6人涉嫌妨害传染病防治罪提请批准逮捕。12月11日，镇江市润州区人民检察院依法对缪某某等5人批准逮捕，对因身体状况不适宜羁押的犯罪嫌疑人张某某作出不批准逮捕决定。
案例二：违反防控规定 造成疫情广泛传播的毛老太被批捕
疫情发生以来，出现了数起“一人感染一城”的事件，其中就包括去年造成扬州市疫情广泛传播的毛老太。
检方介绍，2021年7月16日至20日，犯罪嫌疑人毛某某多次在南京市江宁区禄口街道某棋牌室打牌，一同打牌的有多名南京禄口国际机场的清洁工作人员。虽然接到通知，但毛某某轻率地认为自己不可能感染新冠病毒，未参加核酸检测。
7月21日，因担心疫情严重无法离开南京（每月中下旬，毛某某需赴其母医保参保地扬州报销医药费并购买药品），毛某某于6时40分许乘坐公交车到江宁汽车客运站，经测温、登记苏康码后，于8时40分乘坐大巴离开南京，10时许到达扬州西部客运枢纽。经查验身份证、健康码、行程码、测量体温后，毛某某被车站工作人员留下进一步核实情况，并被告知扬州疫情防控相关要求，同时签署内容含“来自中、高风险地区人员需到居住地社区报备”的《承诺书》。后毛某某乘坐公交车到扬州市邗江区某小区其姐家中。同日中午，毛某某所居住南京小区的邻居杨某某、同学韩某某电话告知毛某某南京新冠疫情严重，提醒其尽快进行核酸检测。毛某某不以为然，并于当日下午至扬州某棋牌室打牌三小时，全程未佩戴口罩。同时，棋牌室也没有执行要求戴口罩、测体温等防疫措施。
7月22日，毛某某出现流鼻涕、轻度发热症状后，依旧没有采取防护措施即前往棋牌室打牌。同日17时许，扬州指挥部发布《扬州市新冠肺炎疫情防控通告》，要求7月6日以来有南京市中、高风险地区旅居史的人员，主动向社区报告，立即开展核酸检测，并在电视、报刊、抖音、微信公众号等媒体发布。同日，与毛某某在南京棋牌室打牌的高某某被确诊为新冠阳性。
7月23日，毛某某仍未采取防护措施继续外出购物、打牌。
7月24日12时许，毛某某丈夫赵某通过微信告知毛某某其居住的南京某小区有确诊病例，已被调整为中风险地区，小区已于23日18时起被封闭。毛某某仍未按照防疫要求向扬州当地社区报备，也未进行核酸检测，继续前往棋牌室打牌、外出购物、就餐，期间未佩戴口罩。
7月25日、26日，毛某某发热症状持续，在家休息。
7月27日14时9分，扬州警方接到知情群众举报称毛某某从南京中风险地区到达扬州且身体出现发热等症状后，会同扬州当地社区寻找毛某某，并至社区卫生站询问。14时46分，毛某某因病情加重，前往社区卫生站就诊，表示自己发热需要挂水治疗。卫生站按规定拒绝接诊发热病人，并且告知毛某某需要至正规医院发热门诊就医，同时询问毛某某是否为社区正在寻找的相关人员，其予以否认。后毛某某自行前往扬州友好医院就诊，途中多次接到警方、疾控部门电话联系，均不回答问题或挂断电话。15时许，毛某某在接受友好医院问询时，故意隐瞒了南京中风险地区旅居史，谎称在一个月前即从南京至扬州，并否认有发热、咳嗽等症状。警方获知毛某某在友好医院后，立即前往该处将其控制，并询问其14天活动轨迹和接触史，毛某某未如实告知。鉴于毛某某多次拒不配合调查，具有较大感染风险，当晚被转移至扬州市第三人民医院隔离就诊。7月28日，毛某某被确诊感染新冠肺炎。期间公安机关多次对毛某某进行询问、讯问，其直至9月13日第4次接受讯问时才全部交代自己的活动轨迹和接触史。
毛某某确诊感染新冠肺炎导致扬州友好医院被封闭，大量医护人员被隔离。经查，毛某某密切接触者169人、次密接570人被采取隔离措施，其中70人确诊，当地政府为疫情防控耗费了大量的人力、物力、财力。毛某某的行为严重妨害了扬州疫情防控秩序，造成恶劣的社会影响。
2021年7月29日，因涉嫌犯罪，公安机关对毛某某立案侦查。扬州市邗江区检察院立即与公安机关协调提前介入，省、市、区检察院一体化办案，派员引导案件侦查工作，收集固定关键性证据，同时依法能动履职，助力有关部门加强对棋牌室等场所的管理，出台相关规定，压实经营者的社会主体责任，堵塞疫情防控漏洞。8月17日，公安机关对毛某某采取指定居所监视居住强制措施。2022年2月15日变更强制措施为刑事拘留。2月21日，公安机关以毛某某涉嫌妨害传染病防治罪提请批准逮捕，2月27日，检察机关对其批准逮捕。
检察机关共批捕涉疫情案件9377人
据统计，截至2022年2月，检察机关共批准逮捕涉疫情案件7047件9377人，不捕1584件2528人；起诉11340件15666人，不诉1437件2393人。
有关负责人介绍，近段时间以来，国内外疫情防控复杂性、艰巨性和反复性突出，本土聚集性疫情呈现点多、面广、频发特点，给疫情防控工作提出了新的挑战。而从近期检察机关办理的妨害疫情防控秩序犯罪情况看，这些违法犯罪活动涉及多行业、多领域，具体行为也呈现出不同的特点，有的危害后果和情节还十分严重。特别是在当前国际疫情迅猛发展、国内疫情多点暴发的形势下，能否严格落实机场、边境口岸等重点区域，环境消杀、物流快递等重点行业，核酸检测、封控管理等重点环节的防控措施，直接关系到“外防输入、内防反弹”总策略和“动态清零”总方针能否实现。
检察机关指出，在此背景下，仍有一些单位和个人，严重违反有关疫情防控政策要求，人为造成疫情传播严重后果或者重大传播风险，情节十分恶劣。此次典型案例的发布，目的在于指导检察机关依法办理涉疫情防控案件，尽快遏制疫情扩散蔓延势头，进一步引导人民群众自觉遵守疫情防控有关法律法规，贯彻落实好“努力用最小的代价实现最大的防控效果”。
案例一：机场懈怠消毒致出现大规模疫情 相关责任人被批捕
去年，江苏省南京市、扬州市等地出现大规模新冠肺炎疫情，经溯源，源头在于南京禄口国际机场。检方随即介入调查。
经查明，承接南京禄口国际机场航空器消毒、保洁业务的公司，为了节约成本，要求尽量少用消毒剂，消毒工作作业时间、喷洒时间不足，接送保洁人员的车辆和司机、保洁操作过程等均未做到国际国内有效分开、专班管理，导致疫情扩散。
检方详细介绍，涉案公司制定了《检疫处理操作（新冠肺炎）方案》，但在《方案》起草过程中，公司总经理缪某某、分管机场检疫处理部和质量技术部的副总经理汪某某、机场检疫处理部主持工作的副经理杨某某等人针对操作技术指南中“应使用含消毒剂的抹布对重点部位进行擦拭”等规定，以人力紧张、工作量较大、增加成本为由，将“抹布擦拭消毒”改为“消毒液喷洒消毒”。此外，该公司在消毒作业中普遍存在消毒时间短、消毒剂用量不足并虚假填报消毒记录单的问题。对这些问题，中国东方航空公司曾经投诉，接到投诉后，缪某某、汪某某、杨某某三人召集公司机场检疫部全体人员开会，从节约成本、创造利润的角度考虑并未整改，后公司向中国东方航空公司反馈了虚假的整改意见。
涉案公司一系列“消极”“懈怠”消毒防疫措施，最终导致2021年7月10日，中国国际航空CA910航班从俄罗斯莫斯科飞抵南京禄口国际机场后，导致客舱内新冠肺炎病毒未能彻底杀灭，仍残留在盥洗区等部位。而在保洁过程中，出现保洁人员现场脱卸防护服不规范、橡胶手套未覆盖防护服袖口、作业过程中手套滑落、用手套擦拭面部及接触皮肤等不规范问题，导致保洁人员接触并感染新冠肺炎病毒，病毒由此进一步向社会传播。
7月19日至8月30日，江苏省累计报告本土确诊病例820例，给人民群众健康和经济社会发展造成特别严重的后果。
江苏省、镇江市、润州区三级检察机关成立联合办案团队，启动一体化办案机制，同步派员开展提前介入工作。11月22日，侦查机关以犯罪嫌疑人缪某某、汪某某、杨某某、凌某某、张某某、唐某某等6人涉嫌妨害传染病防治罪提请批准逮捕。12月11日，镇江市润州区人民检察院依法对缪某某等5人批准逮捕，对因身体状况不适宜羁押的犯罪嫌疑人张某某作出不批准逮捕决定。
案例二：违反防控规定 造成疫情广泛传播的毛老太被批捕
疫情发生以来，出现了数起“一人感染一城”的事件，其中就包括去年造成扬州市疫情广泛传播的毛老太。
检方介绍，2021年7月16日至20日，犯罪嫌疑人毛某某多次在南京市江宁区禄口街道某棋牌室打牌，一同打牌的有多名南京禄口国际机场的清洁工作人员。虽然接到通知，但毛某某轻率地认为自己不可能感染新冠病毒，未参加核酸检测。
7月21日，因担心疫情严重无法离开南京（每月中下旬，毛某某需赴其母医保参保地扬州报销医药费并购买药品），毛某某于6时40分许乘坐公交车到江宁汽车客运站，经测温、登记苏康码后，于8时40分乘坐大巴离开南京，10时许到达扬州西部客运枢纽。经查验身份证、健康码、行程码、测量体温后，毛某某被车站工作人员留下进一步核实情况，并被告知扬州疫情防控相关要求，同时签署内容含“来自中、高风险地区人员需到居住地社区报备”的《承诺书》。后毛某某乘坐公交车到扬州市邗江区某小区其姐家中。同日中午，毛某某所居住南京小区的邻居杨某某、同学韩某某电话告知毛某某南京新冠疫情严重，提醒其尽快进行核酸检测。毛某某不以为然，并于当日下午至扬州某棋牌室打牌三小时，全程未佩戴口罩。同时，棋牌室也没有执行要求戴口罩、测体温等防疫措施。
7月22日，毛某某出现流鼻涕、轻度发热症状后，依旧没有采取防护措施即前往棋牌室打牌。同日17时许，扬州指挥部发布《扬州市新冠肺炎疫情防控通告》，要求7月6日以来有南京市中、高风险地区旅居史的人员，主动向社区报告，立即开展核酸检测，并在电视、报刊、抖音、微信公众号等媒体发布。同日，与毛某某在南京棋牌室打牌的高某某被确诊为新冠阳性。
7月23日，毛某某仍未采取防护措施继续外出购物、打牌。
7月24日12时许，毛某某丈夫赵某通过微信告知毛某某其居住的南京某小区有确诊病例，已被调整为中风险地区，小区已于23日18时起被封闭。毛某某仍未按照防疫要求向扬州当地社区报备，也未进行核酸检测，继续前往棋牌室打牌、外出购物、就餐，期间未佩戴口罩。
7月25日、26日，毛某某发热症状持续，在家休息。
7月27日14时9分，扬州警方接到知情群众举报称毛某某从南京中风险地区到达扬州且身体出现发热等症状后，会同扬州当地社区寻找毛某某，并至社区卫生站询问。14时46分，毛某某因病情加重，前往社区卫生站就诊，表示自己发热需要挂水治疗。卫生站按规定拒绝接诊发热病人，并且告知毛某某需要至正规医院发热门诊就医，同时询问毛某某是否为社区正在寻找的相关人员，其予以否认。后毛某某自行前往扬州友好医院就诊，途中多次接到警方、疾控部门电话联系，均不回答问题或挂断电话。15时许，毛某某在接受友好医院问询时，故意隐瞒了南京中风险地区旅居史，谎称在一个月前即从南京至扬州，并否认有发热、咳嗽等症状。警方获知毛某某在友好医院后，立即前往该处将其控制，并询问其14天活动轨迹和接触史，毛某某未如实告知。鉴于毛某某多次拒不配合调查，具有较大感染风险，当晚被转移至扬州市第三人民医院隔离就诊。7月28日，毛某某被确诊感染新冠肺炎。期间公安机关多次对毛某某进行询问、讯问，其直至9月13日第4次接受讯问时才全部交代自己的活动轨迹和接触史。
毛某某确诊感染新冠肺炎导致扬州友好医院被封闭，大量医护人员被隔离。经查，毛某某密切接触者169人、次密接570人被采取隔离措施，其中70人确诊，当地政府为疫情防控耗费了大量的人力、物力、财力。毛某某的行为严重妨害了扬州疫情防控秩序，造成恶劣的社会影响。
2021年7月29日，因涉嫌犯罪，公安机关对毛某某立案侦查。扬州市邗江区检察院立即与公安机关协调提前介入，省、市、区检察院一体化办案，派员引导案件侦查工作，收集固定关键性证据，同时依法能动履职，助力有关部门加强对棋牌室等场所的管理，出台相关规定，压实经营者的社会主体责任，堵塞疫情防控漏洞。8月17日，公安机关对毛某某采取指定居所监视居住强制措施。2022年2月15日变更强制措施为刑事拘留。2月21日，公安机关以毛某某涉嫌妨害传染病防治罪提请批准逮捕，2月27日，检察机关对其批准逮捕。
1310万元存款被银行员工“偷”走，大连一女子追讨4年未果
极目新闻记者 詹钘
1310万元的巨额存款，竟被银行职员偷偷存进了他人账户。
三年后，根据辽宁省瓦房店市人民法院一审判决，渉事银行职员因盗窃罪和诈骗罪被判处有期徒刑19年。然而，这一判决却被二审法院推翻，发回重审。
在2022年3月，在一审判决过去9个月之后，于女士拿回1310万元存款的日子依然遥遥无期。
取千万存款却被转走
于女士今年36岁，在辽宁做海产品养殖和服装生意，自2014年起，其资金往来都在中国银行大连瓦房店支行。
渉事银行
因商量好和朋友一起投资其它行业，2018年8月29日上午，于女士来到银行网点，准备取出1310万元存款。“因为取款金额较大，去之前我已经提前跟工作人员约好。”于女士称，她提前联系的是银行营业部职员孙某，到了银行，孙某让柜员为其办理取款的相关手续。
银行记录
于女士称，虽然孙某是其客户经理，但平时往来不多。取钱的那天上午，她办好相关手续后，孙某一直在给她推销银行的黄金产品，但她并未同意购买。
“当天上午我9点20就办完了取款的手续，但迟迟拿不到现金。”于女士说，当天她办完手续后一直在营业厅等待，期间询问过，柜员给的答复是，要从其它银行调现金，需要多等一会。但到了中午，柜员还是告诉她需要继续等待。她随即找到孙某，没想到孙某竟告诉她，1310万元存款都已经购买了黄金制品，但蹊跷的是，孙某却无法提供任何购买黄金制品的银行手续和相关凭证。
于女士感到情况不妙，要求孙某立即将其存款归还。
然而，于女士当天还是没有拿到这笔存款，只是得到了一份孙某写的黄金制品清单和一份承诺书，承诺当月30日之前支付现金。
手写黄金制品清单
银行职员早有前科
然而，一纸承诺，最终并没有让于女士拿回那笔存款。
在问题迟迟得不到解决的情况下，于女士决定向警方报案。
2018年9月15日，孙某被当地警方刑事拘留。后经瓦房店市人民检察院查明，于女士并不是孙某手下的第一个受害者。
孙某生于1975年，案发前，她是中国银行瓦房店支行营业部副主任。
早在2017年，经人介绍，孙某认识了客户宋某，并承诺帮宋某做投资理财服务。于是，从2017年4月6日至2018年2月2日，宋某先后将人民币3000万元，分四次转入孙某指定的账户，让孙某代为理财。
然而，拿到这笔钱后，孙某并没有用于理财，而是将这笔3000万元的巨款用于偿还孙某个人的债务及消费。案发前，孙某曾分两次偿还宋某共计人民币1818万元。
除了宋某，受害的还有客户张某。2018年8月22日，孙某联系张某，称帮其办理兑换积分业务，让其来到银行。在张某的积分业务办完之后，孙某趁张某不知情，将张某的200万元存款盗走，转入自己弟弟的账号内，用于偿还个人债务。
当月29日，在于女士办理1310万元取款手续时，孙某故伎重施，授意柜员不支付现金给于女士，而是将这笔钱盗走，存入到其他账户，用于还债。
千万巨款仍无着落
“存款就这么没了，当时连孩子的奶粉钱都拿不出来。”于女士告诉极目新闻记者，银行里的1000余万元存款，是家里多年做生意留下来的积蓄。事发时，孩子还没满一岁，家里就连给孩子买奶粉的钱都拿不出来，“当时整个人都抑郁了，现在几年过去了，依然没有缓过来。”
2019年1月，于女士将中国银行大连瓦房店支行告上法庭，要求银行支付其存款1310万元及利息。瓦房店市人民法院经审理认为，孙某当时已经因涉嫌诈骗、职务侵占及盗窃罪被捕，处于移送检察院审查阶段，涉纠纷的犯罪性质及法律后果尚未最终定性。在刑事案件定性之前，不宜作为民事案件受理。最终驳回于女士的起诉。
2021年7月，瓦房店市人民法院对孙某案作出一审判决，以盗窃罪、诈骗罪执行有期徒刑十九年，并处罚金人民币250万元。并责令其向宋某退赔1182万元，向中国银行大连瓦房店支行退赔人民币1510万元。
一审判决
后孙某不服一审判决，向大连市中院提起上诉。2021年11月，大连中院以“原判事实不清”为由，将案件又发回瓦房店法院重新审理。目前，案件仍在审理中。
3月29日下午，极目新闻记者致电中国银行大连瓦房店支行负责人，询问案件情况，并未得到回应。
五年过去，于女士的孩子已经从未满周岁长大到快6岁了，她至今还在纳闷，“1310万元为什么就这样没了？”
律师：可起诉银行
目前，根据法院的一审刑事判决，法庭要求孙某退赔宋某1182万元。这个数额的计算，源自孙某曾诈骗宋某3000万元，其后又退赔了宋某1818万元，剩余1182万元未退还。
另外，孙某盗窃了张某200万元和于女士1310万元，合计1510万元，法院将受害人列为银行，判决由孙某退赔银行1510万元。
湖北易圣律师事务所合伙人律师袁三慧认为，该判决对受害人的认定，间接肯定了张某和于女士可以向银行主张返还该金额，该笔损失由银行来承担。不过，该判决效力被二审法院否定，所以结果还有待最终生效的判决来确认。
袁三慧解释，于女士之所以第一次起诉银行被驳回，是因为相关刑事案件在进行中，应当在刑事案件审理终结，相关事实和损失得以最终确认后，才能进行民事案件的审理。
而目前刑事案件二审判决撤销了原一审刑事判决，将案件发回重审，所以刑事案件的最终尘埃落定还需要走一定的程序和时间。于女士的民事赔偿之路还需要经历一个过程的等待。
另外，从民事赔偿角度来说，于女士在正常取款过程中存款被转移丢失，银行应当承担责任，对于工作人员的犯罪行为，银行在承担责任后，可向工作人员孙某进行追偿。
也就是说，于女士的损失最终可以要求银行赔偿。
极目新闻记者 詹钘
1310万元的巨额存款，竟被银行职员偷偷存进了他人账户。
三年后，根据辽宁省瓦房店市人民法院一审判决，渉事银行职员因盗窃罪和诈骗罪被判处有期徒刑19年。然而，这一判决却被二审法院推翻，发回重审。
在2022年3月，在一审判决过去9个月之后，于女士拿回1310万元存款的日子依然遥遥无期。
取千万存款却被转走
于女士今年36岁，在辽宁做海产品养殖和服装生意，自2014年起，其资金往来都在中国银行大连瓦房店支行。
渉事银行
因商量好和朋友一起投资其它行业，2018年8月29日上午，于女士来到银行网点，准备取出1310万元存款。“因为取款金额较大，去之前我已经提前跟工作人员约好。”于女士称，她提前联系的是银行营业部职员孙某，到了银行，孙某让柜员为其办理取款的相关手续。
银行记录
于女士称，虽然孙某是其客户经理，但平时往来不多。取钱的那天上午，她办好相关手续后，孙某一直在给她推销银行的黄金产品，但她并未同意购买。
“当天上午我9点20就办完了取款的手续，但迟迟拿不到现金。”于女士说，当天她办完手续后一直在营业厅等待，期间询问过，柜员给的答复是，要从其它银行调现金，需要多等一会。但到了中午，柜员还是告诉她需要继续等待。她随即找到孙某，没想到孙某竟告诉她，1310万元存款都已经购买了黄金制品，但蹊跷的是，孙某却无法提供任何购买黄金制品的银行手续和相关凭证。
于女士感到情况不妙，要求孙某立即将其存款归还。
然而，于女士当天还是没有拿到这笔存款，只是得到了一份孙某写的黄金制品清单和一份承诺书，承诺当月30日之前支付现金。
手写黄金制品清单
银行职员早有前科
然而，一纸承诺，最终并没有让于女士拿回那笔存款。
在问题迟迟得不到解决的情况下，于女士决定向警方报案。
2018年9月15日，孙某被当地警方刑事拘留。后经瓦房店市人民检察院查明，于女士并不是孙某手下的第一个受害者。
孙某生于1975年，案发前，她是中国银行瓦房店支行营业部副主任。
早在2017年，经人介绍，孙某认识了客户宋某，并承诺帮宋某做投资理财服务。于是，从2017年4月6日至2018年2月2日，宋某先后将人民币3000万元，分四次转入孙某指定的账户，让孙某代为理财。
然而，拿到这笔钱后，孙某并没有用于理财，而是将这笔3000万元的巨款用于偿还孙某个人的债务及消费。案发前，孙某曾分两次偿还宋某共计人民币1818万元。
除了宋某，受害的还有客户张某。2018年8月22日，孙某联系张某，称帮其办理兑换积分业务，让其来到银行。在张某的积分业务办完之后，孙某趁张某不知情，将张某的200万元存款盗走，转入自己弟弟的账号内，用于偿还个人债务。
当月29日，在于女士办理1310万元取款手续时，孙某故伎重施，授意柜员不支付现金给于女士，而是将这笔钱盗走，存入到其他账户，用于还债。
千万巨款仍无着落
“存款就这么没了，当时连孩子的奶粉钱都拿不出来。”于女士告诉极目新闻记者，银行里的1000余万元存款，是家里多年做生意留下来的积蓄。事发时，孩子还没满一岁，家里就连给孩子买奶粉的钱都拿不出来，“当时整个人都抑郁了，现在几年过去了，依然没有缓过来。”
2019年1月，于女士将中国银行大连瓦房店支行告上法庭，要求银行支付其存款1310万元及利息。瓦房店市人民法院经审理认为，孙某当时已经因涉嫌诈骗、职务侵占及盗窃罪被捕，处于移送检察院审查阶段，涉纠纷的犯罪性质及法律后果尚未最终定性。在刑事案件定性之前，不宜作为民事案件受理。最终驳回于女士的起诉。
2021年7月，瓦房店市人民法院对孙某案作出一审判决，以盗窃罪、诈骗罪执行有期徒刑十九年，并处罚金人民币250万元。并责令其向宋某退赔1182万元，向中国银行大连瓦房店支行退赔人民币1510万元。
一审判决
后孙某不服一审判决，向大连市中院提起上诉。2021年11月，大连中院以“原判事实不清”为由，将案件又发回瓦房店法院重新审理。目前，案件仍在审理中。
3月29日下午，极目新闻记者致电中国银行大连瓦房店支行负责人，询问案件情况，并未得到回应。
五年过去，于女士的孩子已经从未满周岁长大到快6岁了，她至今还在纳闷，“1310万元为什么就这样没了？”
律师：可起诉银行
目前，根据法院的一审刑事判决，法庭要求孙某退赔宋某1182万元。这个数额的计算，源自孙某曾诈骗宋某3000万元，其后又退赔了宋某1818万元，剩余1182万元未退还。
另外，孙某盗窃了张某200万元和于女士1310万元，合计1510万元，法院将受害人列为银行，判决由孙某退赔银行1510万元。
湖北易圣律师事务所合伙人律师袁三慧认为，该判决对受害人的认定，间接肯定了张某和于女士可以向银行主张返还该金额，该笔损失由银行来承担。不过，该判决效力被二审法院否定，所以结果还有待最终生效的判决来确认。
袁三慧解释，于女士之所以第一次起诉银行被驳回，是因为相关刑事案件在进行中，应当在刑事案件审理终结，相关事实和损失得以最终确认后，才能进行民事案件的审理。
而目前刑事案件二审判决撤销了原一审刑事判决，将案件发回重审，所以刑事案件的最终尘埃落定还需要走一定的程序和时间。于女士的民事赔偿之路还需要经历一个过程的等待。
另外，从民事赔偿角度来说，于女士在正常取款过程中存款被转移丢失，银行应当承担责任，对于工作人员的犯罪行为，银行在承担责任后，可向工作人员孙某进行追偿。
也就是说，于女士的损失最终可以要求银行赔偿。
【贵阳市推进国家食品安全示范城市创建综述（二）】中国“数谷”贵阳，一个汇聚美食的地方，一个大数据产业蓬勃发展的城市。数据“邂逅”食品安全监管，在此迸发出城市现代化治理的智慧火花。
食客通过手机实时查看就餐场所食材加工情况，了解菜肴制作全过程；在超市购买白条鸡，扫描脚环上的二维码就可知道来源……如今，贵阳以创建国家食品安全示范城市为目标，运用智慧手段，有力保障食品、农产品在生产、流通、餐饮等各环节的安全，不断完善政府主导、社会协同、公众参与、法治保障的食品安全社会治理体系，推进“传统监管”向“智慧监管”转型，逐步形成“技防”代替“人防”的智慧监管之势。
紧盯源头治理 追根溯源保安全
蔬菜、水果、肉禽等食用农产品进入农贸市场、大型商超之前，都必须认真执行食用农产品合格证制度。
“农产品种植养殖生产者在交易时需要主动出具合格证，实现农产品合格上市、带证销售。”贵阳农产品物流园有关负责人说，通过合格证制度，可以把生产主体管理、种养过程管控、农药兽药残留自检、产品带证上市、问题产品溯源等措施集成起来，强化生产者主体责任，有效保障食品质量安全。
2021年，市市场监管部门与市农业部门联合印发《贵阳市贵安新区推进产地准出市场准入有效衔接切实加强食用农产品合格证制度试行工作方案》，在贵阳农产品物流园、贵阳地利农产品物流园、贵阳星力百货集团有限公司试行查验食用农产品合格证制度，并逐步在全市及贵安新区推行。
“食品销售出去后，一旦需要收回、销毁都是非常困难的，所以源头治理是关键。”市市场监管局有关负责人说，全市市场监管部门高度重视源头治理，强化追溯系统录入管理，做到防患于未然。
做好源头治理，后续追溯也是关键。贵阳市市场监管、农业等部门联合搭建“食用农产品进销货电子信息化平台”“贵阳贵安猪肉制品生产企业质量追溯监管系统”“智慧食安追溯平台”等数据系统，进行全链条、全系统可追溯监管，形成来源可查、去向可追、责任可究的信息链条，方便监管部门监管和社会公众查询。
传统监管方式逐步转变为多元化监管方式，贵阳不断加强源头监管，配合销售环节监管，双管齐下，保障食品安全，让群众吃得更放心。
聚焦生产环节 公开透明求共治
近两年来，市市场监管局聚焦食品生产企业，全面强化全过程动态监管，为食品安全保驾护航，运用落实企业自查制度强化主体责任、扩大溯源范围实时动态监管、加强风险隐患排查保障食品安全、建立政企沟通渠道保障信息畅通等多种方式方法，提升食品生产企业监管水平。
大数据产业蓬勃发展的贵阳，不断借助创新技术加强食品安全风险防控和事中监管，除了市级层面推进“数智市监”体系建设及应用，全市10个区（市、县）也发挥各自优势，纷纷建立起“智慧共治·社会共享平台”等众多独具特色、功能各异的智慧监管系统，掀起食安监管智慧革新浪潮。
同时，贵阳市致力于通过整合各级监管数据，建立数据库群和数据连接池，用人工智能、大数据技术对“线上”数据进行挖掘和分析，“线下”精准监管与打击，推动实现“大数据+食安”，保障“舌尖上的安全”。
在全链条监管过程中，食品生产小作坊监管是群众关注的焦点。2019年以来，贵阳市制定食品小作坊质量提升三年行动计划，采取“取缔一批、规范一批、提升一批”的措施，着力打造一批示范点，坚决打击“黑作坊”“黑窝点”，有力规范了小作坊经营行为。
同时，贵阳市积极开展小作坊规范提升建设，先指导一批小作坊提升生产质量，以点带面形成模板，引导辖区内其他小作坊进行参照提升，并鼓励支持口碑好、效益优的食品生产加工小作坊通过联小做大、整合做强，组织开展形式多样的食品安全质量提升培训。
近三年来，全市1259家小作坊获得食品生产加工小作坊登记证，投入179万元用于小作坊质量提升建设，建成100个小作坊质量提升规范点，帮扶9家小作坊转型升级为食品生产企业，取缔“黑作坊”208家。
强化流通监管 畅通链条建体系
在新路口农贸市场的管理区域，电子显示器中轮播着当日的各类蔬菜、蛋禽等生鲜检测数据。该市场每天都会对正在销售的蔬菜进行快检，检测是否有农药残留等问题。电子显示器连接着“智慧农贸市场信息化平台”，该平台已在贵阳市绿苑农贸市场、蟠桃宫农贸市场等地进行试点，运用AI分析技术，分析食品检测数据、销售数据、经营户行为数据并上报，公示证照、菜价、农药残留检测数据。
“明厨亮灶”是近两年贵阳市创建食品安全示范城市的主要手段之一。贵阳将“网络直播”概念引入食品安全监管执法领域，在食品生产加工后厨安装视频监控设备，市民通过手机或餐饮场所设置的显示屏，能实时查看饭菜的制作全过程。目前，全市1620余所学校的食堂接入“明厨亮灶”监管平台，市场监管、教育部门及校方、家长、学生可通过平台终端查看学校食堂食品的加工制作过程，实现实时监管和智慧预警。
为有效破解流通环节食品经营主体分布点多面广、经营模式多样、经营规模小且流动性大、监管战线较长、监管力量不足等问题，贵阳开展“大数据+监管”食品流通智慧监管试点，在超市、农贸市场等关键环节、关键区域安装摄像设备，依托生物识别及行为规则智能判定，在人、物料、设备和环境等方面，实现了食品安全隐患问题的智能识别、预警、信息记录，为经营户自查自纠或监管部门现场处置提供依据。
随着试点工作的推进，贵阳市逐步搭建起食品流通监测体系，覆盖加工、包装、物流、销售等运营过程，拧紧流通领域各环节链条食品“安全阀”。
聚焦新兴领域 靶向定位强监管
在网络订餐大发展的态势下，如何引导第三方平台加强对食品质量安全问题的重视，是市场监管部门面临的新课题。
为此，市市场监管局推出“网络餐饮监管系统”，通过动态抓取各大网络餐饮交易第三方平台数据，智能分析在线餐饮经营户中的风险点，及时约谈第三方平台，并将自动筛查出的风险数据推送执法终端，指导基层监管人员实施“靶向打击”，分级分类管理，确保市民网络点餐安全。
针对餐饮服务企业，贵阳市大力推行分级分类管理，严把网络餐饮企业审核关，持续加大对餐饮单位的监测力度，并将监测中发现的问题作为整治重点，督促餐饮企业及平台落实食品安全责任，保障群众饮食安全和身体健康。
全市风险分级管理数据显示，贵阳46193家餐饮服务企业完成风险分级评定，其中，A级30625家、B级4090家、C级6223家、D级5255家。市场监管部门将餐饮服务风险分级管理与“双随机、一公开”监管相结合，对高风险餐饮企业加大检查频次，精准保障网络餐饮安全。
为加强网络餐饮服务食品安全监管，严格餐食配送过程管理，2019年，贵阳开展“食安封签”活动，探索加强网络餐饮食品监管，推进全市食品安全工作再上新台阶。截至目前，全市已向网络餐饮服务企业投放220余万枚封签。
食品安全既是重大的民生问题，也是重大的政治问题。在大力实施“强省会”行动的今天，贵阳借助大数据高效智能手段，不断增强城市现代化治理效能，让食品安全监管更“智慧”更“畅联”，而创新监管所释放出的食品安全“红利”，正惠及全体市民。（贵阳发布）
食客通过手机实时查看就餐场所食材加工情况，了解菜肴制作全过程；在超市购买白条鸡，扫描脚环上的二维码就可知道来源……如今，贵阳以创建国家食品安全示范城市为目标，运用智慧手段，有力保障食品、农产品在生产、流通、餐饮等各环节的安全，不断完善政府主导、社会协同、公众参与、法治保障的食品安全社会治理体系，推进“传统监管”向“智慧监管”转型，逐步形成“技防”代替“人防”的智慧监管之势。
紧盯源头治理 追根溯源保安全
蔬菜、水果、肉禽等食用农产品进入农贸市场、大型商超之前，都必须认真执行食用农产品合格证制度。
“农产品种植养殖生产者在交易时需要主动出具合格证，实现农产品合格上市、带证销售。”贵阳农产品物流园有关负责人说，通过合格证制度，可以把生产主体管理、种养过程管控、农药兽药残留自检、产品带证上市、问题产品溯源等措施集成起来，强化生产者主体责任，有效保障食品质量安全。
2021年，市市场监管部门与市农业部门联合印发《贵阳市贵安新区推进产地准出市场准入有效衔接切实加强食用农产品合格证制度试行工作方案》，在贵阳农产品物流园、贵阳地利农产品物流园、贵阳星力百货集团有限公司试行查验食用农产品合格证制度，并逐步在全市及贵安新区推行。
“食品销售出去后，一旦需要收回、销毁都是非常困难的，所以源头治理是关键。”市市场监管局有关负责人说，全市市场监管部门高度重视源头治理，强化追溯系统录入管理，做到防患于未然。
做好源头治理，后续追溯也是关键。贵阳市市场监管、农业等部门联合搭建“食用农产品进销货电子信息化平台”“贵阳贵安猪肉制品生产企业质量追溯监管系统”“智慧食安追溯平台”等数据系统，进行全链条、全系统可追溯监管，形成来源可查、去向可追、责任可究的信息链条，方便监管部门监管和社会公众查询。
传统监管方式逐步转变为多元化监管方式，贵阳不断加强源头监管，配合销售环节监管，双管齐下，保障食品安全，让群众吃得更放心。
聚焦生产环节 公开透明求共治
近两年来，市市场监管局聚焦食品生产企业，全面强化全过程动态监管，为食品安全保驾护航，运用落实企业自查制度强化主体责任、扩大溯源范围实时动态监管、加强风险隐患排查保障食品安全、建立政企沟通渠道保障信息畅通等多种方式方法，提升食品生产企业监管水平。
大数据产业蓬勃发展的贵阳，不断借助创新技术加强食品安全风险防控和事中监管，除了市级层面推进“数智市监”体系建设及应用，全市10个区（市、县）也发挥各自优势，纷纷建立起“智慧共治·社会共享平台”等众多独具特色、功能各异的智慧监管系统，掀起食安监管智慧革新浪潮。
同时，贵阳市致力于通过整合各级监管数据，建立数据库群和数据连接池，用人工智能、大数据技术对“线上”数据进行挖掘和分析，“线下”精准监管与打击，推动实现“大数据+食安”，保障“舌尖上的安全”。
在全链条监管过程中，食品生产小作坊监管是群众关注的焦点。2019年以来，贵阳市制定食品小作坊质量提升三年行动计划，采取“取缔一批、规范一批、提升一批”的措施，着力打造一批示范点，坚决打击“黑作坊”“黑窝点”，有力规范了小作坊经营行为。
同时，贵阳市积极开展小作坊规范提升建设，先指导一批小作坊提升生产质量，以点带面形成模板，引导辖区内其他小作坊进行参照提升，并鼓励支持口碑好、效益优的食品生产加工小作坊通过联小做大、整合做强，组织开展形式多样的食品安全质量提升培训。
近三年来，全市1259家小作坊获得食品生产加工小作坊登记证，投入179万元用于小作坊质量提升建设，建成100个小作坊质量提升规范点，帮扶9家小作坊转型升级为食品生产企业，取缔“黑作坊”208家。
强化流通监管 畅通链条建体系
在新路口农贸市场的管理区域，电子显示器中轮播着当日的各类蔬菜、蛋禽等生鲜检测数据。该市场每天都会对正在销售的蔬菜进行快检，检测是否有农药残留等问题。电子显示器连接着“智慧农贸市场信息化平台”，该平台已在贵阳市绿苑农贸市场、蟠桃宫农贸市场等地进行试点，运用AI分析技术，分析食品检测数据、销售数据、经营户行为数据并上报，公示证照、菜价、农药残留检测数据。
“明厨亮灶”是近两年贵阳市创建食品安全示范城市的主要手段之一。贵阳将“网络直播”概念引入食品安全监管执法领域，在食品生产加工后厨安装视频监控设备，市民通过手机或餐饮场所设置的显示屏，能实时查看饭菜的制作全过程。目前，全市1620余所学校的食堂接入“明厨亮灶”监管平台，市场监管、教育部门及校方、家长、学生可通过平台终端查看学校食堂食品的加工制作过程，实现实时监管和智慧预警。
为有效破解流通环节食品经营主体分布点多面广、经营模式多样、经营规模小且流动性大、监管战线较长、监管力量不足等问题，贵阳开展“大数据+监管”食品流通智慧监管试点，在超市、农贸市场等关键环节、关键区域安装摄像设备，依托生物识别及行为规则智能判定，在人、物料、设备和环境等方面，实现了食品安全隐患问题的智能识别、预警、信息记录，为经营户自查自纠或监管部门现场处置提供依据。
随着试点工作的推进，贵阳市逐步搭建起食品流通监测体系，覆盖加工、包装、物流、销售等运营过程，拧紧流通领域各环节链条食品“安全阀”。
聚焦新兴领域 靶向定位强监管
在网络订餐大发展的态势下，如何引导第三方平台加强对食品质量安全问题的重视，是市场监管部门面临的新课题。
为此，市市场监管局推出“网络餐饮监管系统”，通过动态抓取各大网络餐饮交易第三方平台数据，智能分析在线餐饮经营户中的风险点，及时约谈第三方平台，并将自动筛查出的风险数据推送执法终端，指导基层监管人员实施“靶向打击”，分级分类管理，确保市民网络点餐安全。
针对餐饮服务企业，贵阳市大力推行分级分类管理，严把网络餐饮企业审核关，持续加大对餐饮单位的监测力度，并将监测中发现的问题作为整治重点，督促餐饮企业及平台落实食品安全责任，保障群众饮食安全和身体健康。
全市风险分级管理数据显示，贵阳46193家餐饮服务企业完成风险分级评定，其中，A级30625家、B级4090家、C级6223家、D级5255家。市场监管部门将餐饮服务风险分级管理与“双随机、一公开”监管相结合，对高风险餐饮企业加大检查频次，精准保障网络餐饮安全。
为加强网络餐饮服务食品安全监管，严格餐食配送过程管理，2019年，贵阳开展“食安封签”活动，探索加强网络餐饮食品监管，推进全市食品安全工作再上新台阶。截至目前，全市已向网络餐饮服务企业投放220余万枚封签。
食品安全既是重大的民生问题，也是重大的政治问题。在大力实施“强省会”行动的今天，贵阳借助大数据高效智能手段，不断增强城市现代化治理效能，让食品安全监管更“智慧”更“畅联”，而创新监管所释放出的食品安全“红利”，正惠及全体市民。（贵阳发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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