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工商时报》2022年2月9日第201期
万亿咖啡市场激发创业投资热：
虎年伊始，咖啡行业正焕发出“虎虎生气”。据专业机构数据显示，我国咖啡消费市场已跻身世界前列。艾媒咨询数据显示，2020年中国咖啡行业市场规模达到3000亿元，中国咖啡行业市场规模预计将保持27.2%增长率上升，远高于全球2%的平均增速。2025年中国咖啡行业市场规模将达到1万亿元，总体呈现持续扩大的趋势。
https://t.cn/A66PIiZf
万亿咖啡市场激发创业投资热：
虎年伊始，咖啡行业正焕发出“虎虎生气”。据专业机构数据显示，我国咖啡消费市场已跻身世界前列。艾媒咨询数据显示，2020年中国咖啡行业市场规模达到3000亿元，中国咖啡行业市场规模预计将保持27.2%增长率上升，远高于全球2%的平均增速。2025年中国咖啡行业市场规模将达到1万亿元，总体呈现持续扩大的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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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家国企整合成1家，一年后营收规模翻番，武汉城建集团——“化学融合”锻造头部企业】2020年9月，武汉市国企改革三年行动启动，原武汉地产集团等7家市属国企整合成立新的武汉城建集团。此番重组涉及近万名员工，未发生业绩滑坡和上访投诉，实现“物理整合”零震荡，继而催生“化学反应”——
2021年，该集团预计年营收突破500亿元大关，实现规模倍增；利润总额由25亿元增至36亿元，同比预计增长44%，有望首次入选中国企业500强。
武汉城建集团党委书记、董事长付明贵表示，国有企业改革涉及方方面面，关键是市场化机制。重组后，集团在实现零震荡基础上，迅速变“物理整合”为“化学反应”，激发加快高质量发展的动力活力。
国企改革取得这样的成绩，离不开党建引领、产业重构、体制创新、企业文化、人才激励等诸多方面。湖北日报全媒记者从武汉城建集团撷选三个改革试点举措，希望借此管窥国企改革密码。
企业竞标：11家房企内部比选激发鲶鱼效应
“在武汉房地产市场，民营企业项目管理层跟投项目很常见。但在市属国企里，我们试行风险抵押金制度，风险共担，在武汉绝对算头一份！”武汉城建集团总经理应志刚表示。风险抵押金正是城建集团在综合开发板块推行的机制创新之举。
综合开发板块，是该集团整合后的三大主导产业之一，也是重要利润来源。整合前，7家市属国企管理8家房地产企业，业绩、实力、规模参差不齐，品牌较为分散。
重组后，正逢“房住不炒”大调控，房地产行业走集约化、品质化的高质量发展之路迫在眉睫。武汉城建集团顺势成立新的全资子集团——武汉地产集团，统筹管理旗下11家开发企业（含新成立3家），建立统一的业务标准、管理体系、制度流程。
这样一来，对外，新的地产集团业务专一、实力雄厚，能提升整体竞争力；对内，原各企业减少了不必要的外部竞争，缩减了运营成本。
数据显示，去年以来，武汉城建集团在全市多轮集中供地中斩获13个地块，权益面积201万平方米，规模排名武汉房企之首。这些地块“入库”后，交由哪家开发公司如何开发，不再由集团指派、分配，而是由11家开发公司进行市场化的内部比选、竞争。
各公司根据规划条件，编制设计方案等，公开比选、综合评分，谁的方案优、效益好、周期短、成本低，就交给谁实施。
为保证实现预期收益，集团还与开发企业领导班子和项目团队签订责任书，交付风险抵押金。若不能实现预期收益，风险金自动扣除；若超过预期收益，抵押金退还并给予奖励。
“在集团内部，我们是第一个吃螃蟹的！”1月12日，回想起武汉归元C地块“明镜台”项目的落地经过，武汉城建集团江北公司董事长王继兵难掩激动。
2020年底，在汉阳归元C地块的内部比选中，王继兵带领团队充分调研，最终提出颠覆性方案——放弃原本设定的高密度定位，改为低密度、高品质定位，项目预估利润翻了1倍多。
最终，该方案经过十余轮上会讨论、打磨，成功打动评委会，顺利中标。
王继兵说，正因为对方案有自信，他和团队对缴纳百万元风险抵押金没有丝毫犹豫，“原计划100万元的风险抵押金由公司班子成员分摊，没想到普通员工都主动要求参与，最终近30人仅花两天时间就缴清了。”
王继兵坦言，与同行市场化企业而言，自己认缴的20万元风险金，额度、风险与回报率并不算高，但充分激发了自己和员工干事创业的热情，“大家都是项目股东，个个干劲满满”。
类似的创新之举，还发生在集团综合开发板块的各环节。在克而瑞武汉市2021年房企销售榜中，武汉城建集团全口径商品房销售额415亿元、商品住宅销售389亿元，连续两年夺得武汉市场“双第一”，排名中国房地产销售百强第57名，较去年进位11位。
干部竞位：不能躺在过去的功劳簿上睡大觉
武汉城建集团由7家企业重组而成，各家企业都有自己的班子成员，就有7套班子，重组后集团的班子成员多达19人。
如何调动领导干部积极性？
武汉城建集团采取交叉任职方式。
吴克军，原来是武汉园发集团党委书记、董事长。重组后，他担任集团党委委员、董事。通过交叉任职，他又任中央商务区集团党委书记、董事长。
一年时间，商务区集团干成了多年想干而没干成的事：整合集团资源，成立武汉城建置业公司。一年间，销售额由10多亿元攀升到60亿元，有力助推武汉城建集团拿下“双第一”；完成拆迁4万平方米，包括一栋拖了13年之久的老楼；完成供地280.95亩，实现土地收入30.2亿元，而一年前，这两项数据均为零；注册成立武汉城市服务集团，将整合原来7家物业公司，谋划尽快上市。
从“水杉树”到“法桐树”，吴克军用了一个形象的比喻。
他说，重组之前，7家企业各自都发展不错，就像一棵棵“水杉树”，挺拔、向上，但水杉树有一个特点，长到一定时候会“枯梢”，越长越小，越长越窄。
重组之后，呼应集团发展，整合资源，城建集团成为一棵枝繁叶茂的“法桐树”——根深叶茂，树大荫浓，是城市行道树中遮阳面积最大的树，能给市民和城市带来最大实惠。他之前任职的园发集团，原来行业排名全国第13位，重组后跃升全国前三。
今年39岁的李景龙，也是体制机制创新的获益者。此前，他级别不高，是建工集团一名骨干员工。如今，通过选拔，他既是武汉建工新兴建材绿色产业科技公司总经理，又是湖北绿缘新兴材料科技公司董事长。
担任两家公司主要领导，李景龙忙得不亦乐乎，经常武汉、黄冈两地跑，干劲十足。据悉，他的年度考核，主要是合同额、销售额、利润三大指标。
李景龙说，身兼两职，从企业来说，有利于装配式产业发展，起到“1+1＞2”效果；从个人来说，若目标完成，收入在原基础上增加三分之一。
“李景龙的岗位，是按处级领导来考核的。”武汉城建集团人力资源部总经理陈颖解释，集团大力推行内部“去行政化”，创新实行职级与岗位分离，由体制内“管身份”转向市场化“管岗位”，将一批有能力、责任心强但职级较低的干部，选用到高一层级岗位，出现了不少“高职低就”“低职高就”现象，极大促进了企业发展。
人才竞岗：用市场导向创造脱颖而出的机会
高崇博被派去“操盘”甘露山项目了！
在武汉城建集团，这项人事任命曾“一石激起千层浪”。
有人惊讶，有人不解，甚至有人质疑，因为——
甘露山项目太重要了。这个投资超过700亿元的项目，不仅是重组后武汉城建集团最大的项目，还是武汉疫后重启当天签约的第一批项目，具有标志性意义。
34岁，高崇博太年轻了。这个2012年从武汉理工大学研究生毕业才进入武汉城建的小伙子，上班没几年，就能扛下这么重的担子？
但短短6个月后，甘露山项目就实现当年签约、当年开工。这一重量级项目，创下武汉城建速度新纪录。该集团曾有个同类项目，用了3年时间才开工。
让干事者得益，让担当者出彩。武汉城建集团在全集团发出表扬通报，同时给予甘露山项目团队40万元重奖。
2021年11月，高崇博被破格提拔为武汉城建集团下属文旅城公司的副总经理。
高崇博的故事背后，是国企年轻人才和专业人才的选拔、任用和激励问题。
2021年6月4日，武汉城建集团总部大厦大会议室。
包括武汉城建集团班子成员在内的多名面试官一字排开，每人手中拿着一张有10多个打分项的表格。
当天上午，从43份来自全国的简历中筛选出来的4人参加面试，角逐武汉城建集团建设管理公司副总经理一职。
这个职务要求高，其中一条是近5年操盘的市政公建项目累计产值达30亿元以上。
最终，时任武汉汇泽荣翊市政工程公司董事长周继勇竞聘成功。
这是武汉城建集团全方位打造现代企业制度，聘请职业经理人的生动案例。去年，该集团通过市场化方式，选聘了5名职业经理人。
建立现代企业制度，要坚持市场化转型。35岁的王兴园成了“吃螃蟹”的首批人员之一。
2009年，王兴园毕业后进入武汉建工集团，一路成长为项目经理。2021年，他拿出31.46万元购买公司原始股。他说，每年有固定收益，享受了企业发展的红利，同时对企业认同感、责任感更强了。
原来，2021年，武汉建工集团推行员工持股，确定178名核心骨干员工参与持股，最终8796万元入股资金全部实缴到位。同时，根据严格标准，量化员工持股资格，灵活开展持股人员梯队管理。
这最大程度调动了员工积极性，推动企业效益不断提升。2021年，武汉建工集团实现营收240亿元，同比增长101%，营收规模实现翻番。
2021年，该集团预计年营收突破500亿元大关，实现规模倍增；利润总额由25亿元增至36亿元，同比预计增长44%，有望首次入选中国企业500强。
武汉城建集团党委书记、董事长付明贵表示，国有企业改革涉及方方面面，关键是市场化机制。重组后，集团在实现零震荡基础上，迅速变“物理整合”为“化学反应”，激发加快高质量发展的动力活力。
国企改革取得这样的成绩，离不开党建引领、产业重构、体制创新、企业文化、人才激励等诸多方面。湖北日报全媒记者从武汉城建集团撷选三个改革试点举措，希望借此管窥国企改革密码。
企业竞标：11家房企内部比选激发鲶鱼效应
“在武汉房地产市场，民营企业项目管理层跟投项目很常见。但在市属国企里，我们试行风险抵押金制度，风险共担，在武汉绝对算头一份！”武汉城建集团总经理应志刚表示。风险抵押金正是城建集团在综合开发板块推行的机制创新之举。
综合开发板块，是该集团整合后的三大主导产业之一，也是重要利润来源。整合前，7家市属国企管理8家房地产企业，业绩、实力、规模参差不齐，品牌较为分散。
重组后，正逢“房住不炒”大调控，房地产行业走集约化、品质化的高质量发展之路迫在眉睫。武汉城建集团顺势成立新的全资子集团——武汉地产集团，统筹管理旗下11家开发企业（含新成立3家），建立统一的业务标准、管理体系、制度流程。
这样一来，对外，新的地产集团业务专一、实力雄厚，能提升整体竞争力；对内，原各企业减少了不必要的外部竞争，缩减了运营成本。
数据显示，去年以来，武汉城建集团在全市多轮集中供地中斩获13个地块，权益面积201万平方米，规模排名武汉房企之首。这些地块“入库”后，交由哪家开发公司如何开发，不再由集团指派、分配，而是由11家开发公司进行市场化的内部比选、竞争。
各公司根据规划条件，编制设计方案等，公开比选、综合评分，谁的方案优、效益好、周期短、成本低，就交给谁实施。
为保证实现预期收益，集团还与开发企业领导班子和项目团队签订责任书，交付风险抵押金。若不能实现预期收益，风险金自动扣除；若超过预期收益，抵押金退还并给予奖励。
“在集团内部，我们是第一个吃螃蟹的！”1月12日，回想起武汉归元C地块“明镜台”项目的落地经过，武汉城建集团江北公司董事长王继兵难掩激动。
2020年底，在汉阳归元C地块的内部比选中，王继兵带领团队充分调研，最终提出颠覆性方案——放弃原本设定的高密度定位，改为低密度、高品质定位，项目预估利润翻了1倍多。
最终，该方案经过十余轮上会讨论、打磨，成功打动评委会，顺利中标。
王继兵说，正因为对方案有自信，他和团队对缴纳百万元风险抵押金没有丝毫犹豫，“原计划100万元的风险抵押金由公司班子成员分摊，没想到普通员工都主动要求参与，最终近30人仅花两天时间就缴清了。”
王继兵坦言，与同行市场化企业而言，自己认缴的20万元风险金，额度、风险与回报率并不算高，但充分激发了自己和员工干事创业的热情，“大家都是项目股东，个个干劲满满”。
类似的创新之举，还发生在集团综合开发板块的各环节。在克而瑞武汉市2021年房企销售榜中，武汉城建集团全口径商品房销售额415亿元、商品住宅销售389亿元，连续两年夺得武汉市场“双第一”，排名中国房地产销售百强第57名，较去年进位11位。
干部竞位：不能躺在过去的功劳簿上睡大觉
武汉城建集团由7家企业重组而成，各家企业都有自己的班子成员，就有7套班子，重组后集团的班子成员多达19人。
如何调动领导干部积极性？
武汉城建集团采取交叉任职方式。
吴克军，原来是武汉园发集团党委书记、董事长。重组后，他担任集团党委委员、董事。通过交叉任职，他又任中央商务区集团党委书记、董事长。
一年时间，商务区集团干成了多年想干而没干成的事：整合集团资源，成立武汉城建置业公司。一年间，销售额由10多亿元攀升到60亿元，有力助推武汉城建集团拿下“双第一”；完成拆迁4万平方米，包括一栋拖了13年之久的老楼；完成供地280.95亩，实现土地收入30.2亿元，而一年前，这两项数据均为零；注册成立武汉城市服务集团，将整合原来7家物业公司，谋划尽快上市。
从“水杉树”到“法桐树”，吴克军用了一个形象的比喻。
他说，重组之前，7家企业各自都发展不错，就像一棵棵“水杉树”，挺拔、向上，但水杉树有一个特点，长到一定时候会“枯梢”，越长越小，越长越窄。
重组之后，呼应集团发展，整合资源，城建集团成为一棵枝繁叶茂的“法桐树”——根深叶茂，树大荫浓，是城市行道树中遮阳面积最大的树，能给市民和城市带来最大实惠。他之前任职的园发集团，原来行业排名全国第13位，重组后跃升全国前三。
今年39岁的李景龙，也是体制机制创新的获益者。此前，他级别不高，是建工集团一名骨干员工。如今，通过选拔，他既是武汉建工新兴建材绿色产业科技公司总经理，又是湖北绿缘新兴材料科技公司董事长。
担任两家公司主要领导，李景龙忙得不亦乐乎，经常武汉、黄冈两地跑，干劲十足。据悉，他的年度考核，主要是合同额、销售额、利润三大指标。
李景龙说，身兼两职，从企业来说，有利于装配式产业发展，起到“1+1＞2”效果；从个人来说，若目标完成，收入在原基础上增加三分之一。
“李景龙的岗位，是按处级领导来考核的。”武汉城建集团人力资源部总经理陈颖解释，集团大力推行内部“去行政化”，创新实行职级与岗位分离，由体制内“管身份”转向市场化“管岗位”，将一批有能力、责任心强但职级较低的干部，选用到高一层级岗位，出现了不少“高职低就”“低职高就”现象，极大促进了企业发展。
人才竞岗：用市场导向创造脱颖而出的机会
高崇博被派去“操盘”甘露山项目了！
在武汉城建集团，这项人事任命曾“一石激起千层浪”。
有人惊讶，有人不解，甚至有人质疑，因为——
甘露山项目太重要了。这个投资超过700亿元的项目，不仅是重组后武汉城建集团最大的项目，还是武汉疫后重启当天签约的第一批项目，具有标志性意义。
34岁，高崇博太年轻了。这个2012年从武汉理工大学研究生毕业才进入武汉城建的小伙子，上班没几年，就能扛下这么重的担子？
但短短6个月后，甘露山项目就实现当年签约、当年开工。这一重量级项目，创下武汉城建速度新纪录。该集团曾有个同类项目，用了3年时间才开工。
让干事者得益，让担当者出彩。武汉城建集团在全集团发出表扬通报，同时给予甘露山项目团队40万元重奖。
2021年11月，高崇博被破格提拔为武汉城建集团下属文旅城公司的副总经理。
高崇博的故事背后，是国企年轻人才和专业人才的选拔、任用和激励问题。
2021年6月4日，武汉城建集团总部大厦大会议室。
包括武汉城建集团班子成员在内的多名面试官一字排开，每人手中拿着一张有10多个打分项的表格。
当天上午，从43份来自全国的简历中筛选出来的4人参加面试，角逐武汉城建集团建设管理公司副总经理一职。
这个职务要求高，其中一条是近5年操盘的市政公建项目累计产值达30亿元以上。
最终，时任武汉汇泽荣翊市政工程公司董事长周继勇竞聘成功。
这是武汉城建集团全方位打造现代企业制度，聘请职业经理人的生动案例。去年，该集团通过市场化方式，选聘了5名职业经理人。
建立现代企业制度，要坚持市场化转型。35岁的王兴园成了“吃螃蟹”的首批人员之一。
2009年，王兴园毕业后进入武汉建工集团，一路成长为项目经理。2021年，他拿出31.46万元购买公司原始股。他说，每年有固定收益，享受了企业发展的红利，同时对企业认同感、责任感更强了。
原来，2021年，武汉建工集团推行员工持股，确定178名核心骨干员工参与持股，最终8796万元入股资金全部实缴到位。同时，根据严格标准，量化员工持股资格，灵活开展持股人员梯队管理。
这最大程度调动了员工积极性，推动企业效益不断提升。2021年，武汉建工集团实现营收240亿元，同比增长101%，营收规模实现翻番。
#揭穿英媒污名化在津中企的谎言#【#中企在津巴布韦现状调查#：造福当地 受民众欢迎】英国《卫报》网站近日刊登一篇耸人听闻的文章，抨击中企在当地破坏环境、强制搬迁、违反劳工法等行为。《参考消息》记者通过对《卫报》稿件中提到的82岁老人等几位关键人物进行专访，用当事人的话证实了《卫报》报道中的多处错误和事实硬伤，更证明所谓中企强制当地居民搬迁是子虚乌有。
作为津巴布韦最大投资来源，中资企业为何屡屡成为西方媒体的“目标”？中资企业是否真的像西方媒体所说的那样，在津巴布韦破坏环境、违法违规？当地人又是如何看待中国投资者和中资企业的？带着上述问题，记者在津巴布韦进行了调查。
西方媒体编造抹黑
1月7日，英国《卫报》网站刊登一篇题为《居住在中国矿山附近的津巴布韦人说“他们想把我们迁走，拿走矿石”》的新闻，被多家境外媒体转载。文章声称，津巴布韦一个村庄的50户居民因为中资企业要开采花岗岩而被强制搬迁，且只得到2500美元补偿金，一名82岁的老人听到消息后当场晕倒。
近日，《参考消息》记者前往矿区展开实地调查，对话《卫报》网站报道中所涉及的关键人物，还采访了新闻中声称“不接受采访”的人，结果得出了完全不同的结论。
那位在《卫报》记者笔下“当场晕倒”的82岁老人萨里森·兰季西告诉记者，自己从未“听到要搬迁就晕过去”；此外，当地只搬迁了3户人家，并不是报道中所说的50户，自己获得的补偿是4800美元，相当于当地一户村民10多年的收入，并不是文章里写的2500美元。兰季西说，他在签署了补偿协议后，领到了补偿款才搬离，整个过程没有任何人胁迫他。
《卫报》文章还说，中资矿企的员工薪酬和劳动保障都很堪忧。一家“不具名企业”的一名“不愿透露姓名”的员工向他们表示，自己曾被中资雇主殴打，也没有发放足够的劳保用品。文章最后说，两家涉事中企都不接受采访。
但记者与两家涉事中资企业津鼎矿业和上海颢运的当地员工交流时，他们均表示，自己从雇主那里得到的工资均高于津巴布韦规定的最低工资标准，劳保用品也一应俱全，工作时间也受到保障。此外，从未出现过中方管理人员打骂当地员工的违法行为。
津鼎矿业和上海颢运负责人均表示，撰写这篇稿件的记者从未与公司联系过。“如果这位记者真的去了矿山现场，他肯定会遇到我们的员工，可以向我们提出采访请求。但从始至终都没有人联系过我们。”津鼎矿业负责人告诉记者。
《卫报》网站的新闻并非孤例。多家中资企业负责人告诉记者，中资企业是当地私营媒体和西方媒体不实报道的最大“受害者”。相关内容主要涉及所谓劳资冲突、劳工福利、环境保护、违反法规等。
扎根非洲促进发展
这些在西方媒体笔下如同“恶魔”的中资企业，为何要来到津巴布韦？它们在津巴布韦做了什么？
据中国驻津使馆经商处数据，中国连续多年是津巴布韦最大的外资来源地。截至2019年底，中国在津巴布韦投资存量近20亿美元，涉及农业、矿业、制造业、建筑业和服务业等行业。比较知名的项目有中钢集团铬铁矿开采和冶炼、中建材水泥和建筑用砖生产、私营企业阳光易丰陶瓷和瓷砖制造等，为当地创造大量就业、税收和外汇。
目前，中国是津巴布韦第二大贸易伙伴。津巴布韦的中资投资情况，是中企在非投资的一个缩影。中非民间商会2021年9月发布的《中国企业投资非洲报告》显示，近年来，中国民营企业在中国对非直接投资中占比超70%，正在经历从“走向非洲”到“落户非洲”再到“扎根非洲”的转变。报告推算，2020年末，中资民企对非直接投资存量不低于400亿美元。民企在投资非洲的过程中，为非洲的工业化、改善民生做出了很大贡献，已成为非洲经济包容性发展的推动力之一。
在津巴布韦，中资企业创造了大量就业机会和税收，为当地经济增长做出了不小的贡献。中国驻津巴布韦大使郭少春告诉记者，不少优秀中资民企已建立起适应当地实际的属地化经营模式，为当地的经济增长和民生改善贡献颇多。
难阻中津合作大势
在西方媒体笔下，津巴布韦普通民众往往成为中企投资的“受害者”。但当《参考消息》记者采访他们时，听到的回答却完全不同。
布莱斯莫尔·卡里玛宗多在津鼎矿业已经工作2年，负责转运切割下来的花岗石。他告诉记者，他和同事每天的工作时间是8个小时。
值班经理西潘内拉·塔那表示，与《卫报》网站报道中提到的内容相反，津鼎矿业在生产过程中十分重视对环境的保护。从开始生产至今，该企业从未因破坏环境和违反环保法规被当地政府部门处罚。
上海颢运员工、当地村民罗伯特·马钦加告诉记者：“随着中国企业的到来，带来了大量的就业机会，我们的生活正在发生变化，我们能挣钱赡养家人、购买食物以及满足其他需求。”他介绍说，上海颢运还推出了技能培训计划，公司的中方员工会定期为当地村民举办培训班，提升他们的谋生技能。
另一个常见指控，是指责中资企业很少履行社会责任。
“一群无头苍蝇一样的危机活动人士聚集起来，在某些势力的资助下，攻击在津巴布韦的投资者，并特别点名批评了中国投资者，不惜编造谎言……”津巴布韦执政党津民盟政治局委员、发言人克里斯托弗·穆茨万古瓦表示，中资企业除了为津巴布韦提供大量就业岗位、创造税收以外，还积极履行社会责任。
当地电信企业TelOne总经理沙赖·杜贝在接受采访时，对华为的“未来种子”计划赞不绝口。“传统意义上企业的社会责任是捐款。但华为的做法是‘授人以渔’，通过培训提升了学生的专业技能，为津巴布韦培养高端电信人才。”
来自津巴布韦中资企业商会的数据显示，近年来，包括青山钢铁、阳光易丰在内的上百家中企积极履行社会责任，为当地社区捐款捐物、修路搭桥、兴建学校、挖掘水井等，受到当地民众的普遍欢迎。
在抗击疫情的艰难时刻，在津中资企业向津巴布韦伸出援手，与津政府和民众一起战斗，成为津巴布韦“抗疫战场”上一支重要力量。对中资企业的付出，津政府高层和民众是满意的。津总统姆南加古瓦、副总统兼卫生部长奇温加等官员多次对中资企业为津巴布韦抗疫所提供的设备和资金支持表示感谢。
受访人士表示，西方媒体抹黑中资企业，只会蒙蔽部分不明真相的群众，难阻中津合作大势。（文/张玉亮 曹凯 图为2020年6月26日，津巴布韦总统姆南加古瓦（前左）代表津政府接收中资企业商会捐赠的医疗物资后，与商会负责人互相致意。张玉亮/摄）https://t.cn/A6iE5dEX
作为津巴布韦最大投资来源，中资企业为何屡屡成为西方媒体的“目标”？中资企业是否真的像西方媒体所说的那样，在津巴布韦破坏环境、违法违规？当地人又是如何看待中国投资者和中资企业的？带着上述问题，记者在津巴布韦进行了调查。
西方媒体编造抹黑
1月7日，英国《卫报》网站刊登一篇题为《居住在中国矿山附近的津巴布韦人说“他们想把我们迁走，拿走矿石”》的新闻，被多家境外媒体转载。文章声称，津巴布韦一个村庄的50户居民因为中资企业要开采花岗岩而被强制搬迁，且只得到2500美元补偿金，一名82岁的老人听到消息后当场晕倒。
近日，《参考消息》记者前往矿区展开实地调查，对话《卫报》网站报道中所涉及的关键人物，还采访了新闻中声称“不接受采访”的人，结果得出了完全不同的结论。
那位在《卫报》记者笔下“当场晕倒”的82岁老人萨里森·兰季西告诉记者，自己从未“听到要搬迁就晕过去”；此外，当地只搬迁了3户人家，并不是报道中所说的50户，自己获得的补偿是4800美元，相当于当地一户村民10多年的收入，并不是文章里写的2500美元。兰季西说，他在签署了补偿协议后，领到了补偿款才搬离，整个过程没有任何人胁迫他。
《卫报》文章还说，中资矿企的员工薪酬和劳动保障都很堪忧。一家“不具名企业”的一名“不愿透露姓名”的员工向他们表示，自己曾被中资雇主殴打，也没有发放足够的劳保用品。文章最后说，两家涉事中企都不接受采访。
但记者与两家涉事中资企业津鼎矿业和上海颢运的当地员工交流时，他们均表示，自己从雇主那里得到的工资均高于津巴布韦规定的最低工资标准，劳保用品也一应俱全，工作时间也受到保障。此外，从未出现过中方管理人员打骂当地员工的违法行为。
津鼎矿业和上海颢运负责人均表示，撰写这篇稿件的记者从未与公司联系过。“如果这位记者真的去了矿山现场，他肯定会遇到我们的员工，可以向我们提出采访请求。但从始至终都没有人联系过我们。”津鼎矿业负责人告诉记者。
《卫报》网站的新闻并非孤例。多家中资企业负责人告诉记者，中资企业是当地私营媒体和西方媒体不实报道的最大“受害者”。相关内容主要涉及所谓劳资冲突、劳工福利、环境保护、违反法规等。
扎根非洲促进发展
这些在西方媒体笔下如同“恶魔”的中资企业，为何要来到津巴布韦？它们在津巴布韦做了什么？
据中国驻津使馆经商处数据，中国连续多年是津巴布韦最大的外资来源地。截至2019年底，中国在津巴布韦投资存量近20亿美元，涉及农业、矿业、制造业、建筑业和服务业等行业。比较知名的项目有中钢集团铬铁矿开采和冶炼、中建材水泥和建筑用砖生产、私营企业阳光易丰陶瓷和瓷砖制造等，为当地创造大量就业、税收和外汇。
目前，中国是津巴布韦第二大贸易伙伴。津巴布韦的中资投资情况，是中企在非投资的一个缩影。中非民间商会2021年9月发布的《中国企业投资非洲报告》显示，近年来，中国民营企业在中国对非直接投资中占比超70%，正在经历从“走向非洲”到“落户非洲”再到“扎根非洲”的转变。报告推算，2020年末，中资民企对非直接投资存量不低于400亿美元。民企在投资非洲的过程中，为非洲的工业化、改善民生做出了很大贡献，已成为非洲经济包容性发展的推动力之一。
在津巴布韦，中资企业创造了大量就业机会和税收，为当地经济增长做出了不小的贡献。中国驻津巴布韦大使郭少春告诉记者，不少优秀中资民企已建立起适应当地实际的属地化经营模式，为当地的经济增长和民生改善贡献颇多。
难阻中津合作大势
在西方媒体笔下，津巴布韦普通民众往往成为中企投资的“受害者”。但当《参考消息》记者采访他们时，听到的回答却完全不同。
布莱斯莫尔·卡里玛宗多在津鼎矿业已经工作2年，负责转运切割下来的花岗石。他告诉记者，他和同事每天的工作时间是8个小时。
值班经理西潘内拉·塔那表示，与《卫报》网站报道中提到的内容相反，津鼎矿业在生产过程中十分重视对环境的保护。从开始生产至今，该企业从未因破坏环境和违反环保法规被当地政府部门处罚。
上海颢运员工、当地村民罗伯特·马钦加告诉记者：“随着中国企业的到来，带来了大量的就业机会，我们的生活正在发生变化，我们能挣钱赡养家人、购买食物以及满足其他需求。”他介绍说，上海颢运还推出了技能培训计划，公司的中方员工会定期为当地村民举办培训班，提升他们的谋生技能。
另一个常见指控，是指责中资企业很少履行社会责任。
“一群无头苍蝇一样的危机活动人士聚集起来，在某些势力的资助下，攻击在津巴布韦的投资者，并特别点名批评了中国投资者，不惜编造谎言……”津巴布韦执政党津民盟政治局委员、发言人克里斯托弗·穆茨万古瓦表示，中资企业除了为津巴布韦提供大量就业岗位、创造税收以外，还积极履行社会责任。
当地电信企业TelOne总经理沙赖·杜贝在接受采访时，对华为的“未来种子”计划赞不绝口。“传统意义上企业的社会责任是捐款。但华为的做法是‘授人以渔’，通过培训提升了学生的专业技能，为津巴布韦培养高端电信人才。”
来自津巴布韦中资企业商会的数据显示，近年来，包括青山钢铁、阳光易丰在内的上百家中企积极履行社会责任，为当地社区捐款捐物、修路搭桥、兴建学校、挖掘水井等，受到当地民众的普遍欢迎。
在抗击疫情的艰难时刻，在津中资企业向津巴布韦伸出援手，与津政府和民众一起战斗，成为津巴布韦“抗疫战场”上一支重要力量。对中资企业的付出，津政府高层和民众是满意的。津总统姆南加古瓦、副总统兼卫生部长奇温加等官员多次对中资企业为津巴布韦抗疫所提供的设备和资金支持表示感谢。
受访人士表示，西方媒体抹黑中资企业，只会蒙蔽部分不明真相的群众，难阻中津合作大势。（文/张玉亮 曹凯 图为2020年6月26日，津巴布韦总统姆南加古瓦（前左）代表津政府接收中资企业商会捐赠的医疗物资后，与商会负责人互相致意。张玉亮/摄）https://t.cn/A6iE5dE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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