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害怕看牙医吗# 《洗牙之后，我对看牙医产生了PTSD》 文 | 读者：乔七阳
生活中有很多明知对自己有益，却依然难以坚持、甚至偶尔抗拒的事，譬如运动、读书、不点外卖等等。于我而言，这份长名单上还要再加一项，就是看牙医。
在我小时候，看牙医和体检一样，还不是大众认知里需要定期做的事。对我爸妈这样的老一辈来说，只有牙疼得实在忍不了才会想到要找牙医。因此，成年前我只跟牙医打过一次交道。
那会儿我读小学二年级，不知道为什么蛀了几颗乳牙，隔三岔五就对我妈喊牙疼。我妈想等它们换牙时自然掉落，奈何这几颗牙极其倔强，任凭时间流逝、蛀得千疮百孔也自岿然不动。就这么僵持了几个月，在我又一次半夜因牙疼哭闹后，我妈终于决定给它们也给我一个痛快，在某天放学后把我带到了社区医院。
尽管已经过去了许多年，我却仍能清楚地记起当时的情景：在一个简单的白色房间里，牙医阿姨拿棉签往我的牙龈上抹了些许麻药，等了一会儿就抓起钳子，探进我嘴里，麻利地开始了动作。许是这几颗乳牙已被蛀得根基不稳，居然只一眨眼的功夫就被一颗颗连根拔起。全程我都没什么感觉，唯有拔到最后一颗时略有些疼，想来是麻药开始失效的缘故。
我还没从“拔牙原来这么快”的震惊中回过神来，牙医阿姨已经叫我从躺椅上下来了，指着身边放蛀牙的铁盘，让我看看自己的牙蛀得有多厉害，还告诉我以后一定要认真刷牙。回家路上，我一路好奇地舔着曾经蛀牙的地方留下的空洞，一边天真地想，拔牙还挺好玩的，也没有听上去那么可怕嘛。
那次拔牙后的十几年里，我幸运地再未受到蛀牙的困扰，也就没再去看过牙医。直到工作以后，因为公司提供的牙科保险里包含一年两次的免费洗牙，本着“不洗白不洗”的心态，我兴冲冲地预约了人生中的第一次洗牙。
牙医在美国是公认的高薪职业，大部分牙医受雇于小型的私人诊所，一些忙碌的诊所甚至需要有熟人介绍才会接收新客户。我预约的这家私人诊所就是同事介绍的，坐镇的牙医是一位韩国大叔，同事说他认真、可靠，适合像我这样初次洗牙的人。而彼时的我还在为薅到了羊毛沾沾自喜，浑然不知自己接下来要面对的是什么。
到了预约的那天，我在护士的引导下拍了X光，很快就被领到了躺椅上。戴着口罩的牙医大叔登场了，简单寒暄了两句就叫我张嘴。因为角度的关系，我看不见他拿了什么，只感觉像是一根细针，从上排牙开始由口腔一侧向另一侧移动，在每颗牙之间的牙龈上不轻不重地戳了一下。大叔边戳边麻利地报出了一连串数字，我还在好奇这些数字是什么意思，他已经完成了动作，也没多废话，对刚刚在记录数字的护士招招手，直奔主题开始洗牙。
如果说之前戳在牙龈上的工具感觉像细针，那洗牙的工具就像一把磨钝了的钩子，在牙医大叔的操作下围着每颗牙打转，变换着角度掏来捣去，虽然不至于疼得无法忍受，但深深浅浅、延绵不绝的刺痛感也足以叫人抓心挠肺。有时不知刮到了哪个敏感点，一股钻心的酸痛沿着神经直蹿头顶，生理性的泪水根本控制不住，“哗”的一下就顺着眼角流了下来。
牙医大叔忙得起劲，一旁的护士也没闲着，拿了根管子在我嘴里边挪动边吸血水。机器的嗡鸣声中，我努力张大嘴，紧紧闭上眼，想象此刻自己的血盆大口就像cult片里的喷泉，噗哧噗哧地往外喷着可疑的液体……生无可恋之余，又有几分诡异的好笑。
也许是见我面目狰狞，牙医大叔中途还停了停，叫我放松点，太疼的话就举手告诉他。我勉强回了他一个含糊的“ok”，暗暗把手紧攥着拳，只盼着这场酷刑早点结束。
不知过了多久，当牙医大叔终于停止了动作后，我眼冒金星地从躺椅上慢慢坐起来，满嘴的铁锈味儿混着奇特的薄荷牙膏味，随着口水的吞咽从喉咙蔓延到鼻腔，脑海里只剩下八个金光闪闪的大字：“人为刀俎，我为鱼肉。”
牙医大叔也摘下了口罩，盯着我问：“你有多久没洗牙了？”
我犹豫了几秒钟，实在不好意思说这是有生之年的第一次，于是含糊其辞道：“挺久了。”
他露出洞悉一切的笑容，随即告诉我虽然我预约的是常规洗牙，但基于我牙齿的糟糕状况，他刚刚给我做的已经算是深度洗牙。洗牙前他报的那些数字，代表的就是每颗牙齿的健康程度，数字越大越糟糕。而且，因为我的牙龈发炎得厉害，接下来需要每天早晚用一种处方消炎药漱口，两周后来做一次复查，他会在复查后再给我补四颗牙……
牙医大叔说得云淡风轻，我却听得毛骨悚然，只觉得自己的牙俨然已处在朝不保夕的危难时刻。在此之前，我以为自己的牙齿整齐又健康，吃冷吃热都毫无顾忌。谁曾想在平日看不见的地方，早有数不清的牙石和牙菌斑悄悄堆积，就像埋在口腔深处的炸弹。
怀着忐忑的心情，我去前台拿了处方，顺带一张两百多美金的账单，说是深度洗牙的自付费用，不能报保险。我在懵懂中付了钱，约了下一次的复诊时间。大叔送我到门口，又给我苦口婆心地科普了一番定期看牙医的重要性，顺带附送一碗抚慰心灵的鸡汤，说他现在做的一切就是为了让我能在七十岁时，还拥有可以跟现在一样吃嘛嘛香的好牙口。
不得不说，这第一次的洗牙经历给我留下了不小的心灵创伤。之后一段时间里，只要想起工具在牙缝里使劲儿鼓捣的感觉和机器的嗡嗡声，我都会不由自主地打个冷战，到了临近复诊的日子更是焦虑得坐立难安，甚至几度想取消预约。
虽然听上去有点夸张，但事实上我发现，身边有不少像我一样因洗牙而对看牙医产生了PTSD的人。某次和朋友聊天时得知，她第一次洗牙洗到一半就直接落跑，原因是过程中牙龈出血得太厉害，她受不了了想漱漱口，坐起来接连吐了几口颜色惊人的血水，吓得一旁作陪的她妈直接求牙医：别洗了吧，你看孩子都吐血了……
而据牙医说，洗牙时之所以会疼痛和流血，是因为牙齿本身有炎症，健康的牙齿就不会有这些问题。所以，放弃洗牙只会形成恶性循环，唯有痛下决心、从头根治，才是真正的解决之道。我在坚持认真刷牙、使用牙线一段时间后，洗牙时“血沫横飞”的恐怖画面确实减少了许多，从R18渐渐降级到了PG13，也算是身体力行地印证了这一说法。
不过，洗牙其实还并非是我在看牙医的路上最大的心病：如果说洗牙给我带来的焦虑是三分的话，那智齿带来的焦虑大概就有七分了。
从X光片上看，我的智齿其实还挺规整的，没有横向生长、也没有挤占其他牙齿的位置，就和普通的大牙差不多。成长过程中虽偶有发炎，但都在一两天后自行消退，并不影响日常生活，因此，我从没想过要拔掉它们。
开始看牙医以后，几乎每一任牙医都会在第一次就诊时注意到我的智齿，然后告诉我，尽管这些智齿长得没什么问题，但因为它们的位置太靠里面，平时刷牙很难刷到，容易造成牙菌斑堆积，建议我还是找个合适的时间移除。
在一次搬家换了新牙医后，对方似乎对我的智齿格外在意，三番两次地催我尽快手术，却也没有给出明确的理由。我心有疑问，又不敢质疑医生的专业性，无形的压力下，只好磨磨蹭蹭地预约了几周后的手术时间。
等待手术的那几周，我差不多每天都会在网上查阅各种可能的后遗症，从开口障碍到面瘫，每一样都看得我心惊胆战。我也时不时地想起身边朋友们拔智齿的悲惨故事，譬如好友S之前一口气拔了四颗智齿，菱形脸直接肿成了方块，两颊都是淤青，一周里掉了五斤；还有闺蜜L，因为找不到可以在手术后来接她的朋友，只能选择不用麻醉、吸着笑气拔智齿，据她的回忆，血光飞溅中，她几度觉得“看到了真正的地狱”……
人的意念有种奇特的重量，原本平常的一件事，思前想后得多了，就会显得愈发沉重起来。预约的前一周，我对手术的忧虑终于累积到了难以承受的顶峰，连上班都难以集中精神，最后干脆一咬牙、一狠心，直接打电话取消了手术。
自那之后，我出于心虚，再也没去过那位牙医的诊所。我说不清自己为什么会有这种“做错了事”的感觉，或许是因为在我的潜意识里，专业的牙医代表着一种不该被违抗的权威；又或许是因为我也知道，拔智齿从理性上来说是正确的选择，可我还是做了逃兵，像一个对自己的健康不负责任的胆小鬼。
挣扎了一段时间，我终于又鼓起勇气找了一位新的牙医。这一次，面对这位和蔼的亚裔阿姨，我没有再一个人默默纠结，而是直接向她说明了我对智齿手术的顾虑。她耐心地听完了我的倾诉，看了看X光片，然后笑着告诉我，既然智齿长得没有问题，那么只要我没有不适的感觉，就可以先以观察为主，不着急做手术。
我长长地松了一口气，在愉快的交谈氛围中也第一次意识到，原来和牙医的沟通理应是双向的。曾经我总以为自己在牙齿问题上没有决定权，每次面对牙医时都像犯人等待判决一样；这样的想法直接将我放在了和牙医不平等的位置上，也变相放大了我对牙医的负面情绪。但其实，牙医并不是高高在上、掌握生杀大权的审判者，而是在保护牙齿的路上陪伴我、给我建议的引路人。
当生活中出现种种不如意时，有效的应对行为通常有两种，一是接受与之共存，二是行动将其改进。面对牙齿的问题也是如此，但我想无论是选择接受还是改进，都应该抱着开放的心态和牙医积极沟通，而不是仅凭想象闭门造车，给自己制造焦虑和恐惧。
如果能抱着一颗平常心、将牙医当作一位良师益友来看待，那么或许，看牙医就会逐渐变得不再那么难。我也希望自己能在定期看牙医的路上坚持下去，做到如第一任牙医大叔所祝愿的那样，在七十岁时还吃嘛嘛香，拥有一口健康坚挺的好牙口。
生活中有很多明知对自己有益，却依然难以坚持、甚至偶尔抗拒的事，譬如运动、读书、不点外卖等等。于我而言，这份长名单上还要再加一项，就是看牙医。
在我小时候，看牙医和体检一样，还不是大众认知里需要定期做的事。对我爸妈这样的老一辈来说，只有牙疼得实在忍不了才会想到要找牙医。因此，成年前我只跟牙医打过一次交道。
那会儿我读小学二年级，不知道为什么蛀了几颗乳牙，隔三岔五就对我妈喊牙疼。我妈想等它们换牙时自然掉落，奈何这几颗牙极其倔强，任凭时间流逝、蛀得千疮百孔也自岿然不动。就这么僵持了几个月，在我又一次半夜因牙疼哭闹后，我妈终于决定给它们也给我一个痛快，在某天放学后把我带到了社区医院。
尽管已经过去了许多年，我却仍能清楚地记起当时的情景：在一个简单的白色房间里，牙医阿姨拿棉签往我的牙龈上抹了些许麻药，等了一会儿就抓起钳子，探进我嘴里，麻利地开始了动作。许是这几颗乳牙已被蛀得根基不稳，居然只一眨眼的功夫就被一颗颗连根拔起。全程我都没什么感觉，唯有拔到最后一颗时略有些疼，想来是麻药开始失效的缘故。
我还没从“拔牙原来这么快”的震惊中回过神来，牙医阿姨已经叫我从躺椅上下来了，指着身边放蛀牙的铁盘，让我看看自己的牙蛀得有多厉害，还告诉我以后一定要认真刷牙。回家路上，我一路好奇地舔着曾经蛀牙的地方留下的空洞，一边天真地想，拔牙还挺好玩的，也没有听上去那么可怕嘛。
那次拔牙后的十几年里，我幸运地再未受到蛀牙的困扰，也就没再去看过牙医。直到工作以后，因为公司提供的牙科保险里包含一年两次的免费洗牙，本着“不洗白不洗”的心态，我兴冲冲地预约了人生中的第一次洗牙。
牙医在美国是公认的高薪职业，大部分牙医受雇于小型的私人诊所，一些忙碌的诊所甚至需要有熟人介绍才会接收新客户。我预约的这家私人诊所就是同事介绍的，坐镇的牙医是一位韩国大叔，同事说他认真、可靠，适合像我这样初次洗牙的人。而彼时的我还在为薅到了羊毛沾沾自喜，浑然不知自己接下来要面对的是什么。
到了预约的那天，我在护士的引导下拍了X光，很快就被领到了躺椅上。戴着口罩的牙医大叔登场了，简单寒暄了两句就叫我张嘴。因为角度的关系，我看不见他拿了什么，只感觉像是一根细针，从上排牙开始由口腔一侧向另一侧移动，在每颗牙之间的牙龈上不轻不重地戳了一下。大叔边戳边麻利地报出了一连串数字，我还在好奇这些数字是什么意思，他已经完成了动作，也没多废话，对刚刚在记录数字的护士招招手，直奔主题开始洗牙。
如果说之前戳在牙龈上的工具感觉像细针，那洗牙的工具就像一把磨钝了的钩子，在牙医大叔的操作下围着每颗牙打转，变换着角度掏来捣去，虽然不至于疼得无法忍受，但深深浅浅、延绵不绝的刺痛感也足以叫人抓心挠肺。有时不知刮到了哪个敏感点，一股钻心的酸痛沿着神经直蹿头顶，生理性的泪水根本控制不住，“哗”的一下就顺着眼角流了下来。
牙医大叔忙得起劲，一旁的护士也没闲着，拿了根管子在我嘴里边挪动边吸血水。机器的嗡鸣声中，我努力张大嘴，紧紧闭上眼，想象此刻自己的血盆大口就像cult片里的喷泉，噗哧噗哧地往外喷着可疑的液体……生无可恋之余，又有几分诡异的好笑。
也许是见我面目狰狞，牙医大叔中途还停了停，叫我放松点，太疼的话就举手告诉他。我勉强回了他一个含糊的“ok”，暗暗把手紧攥着拳，只盼着这场酷刑早点结束。
不知过了多久，当牙医大叔终于停止了动作后，我眼冒金星地从躺椅上慢慢坐起来，满嘴的铁锈味儿混着奇特的薄荷牙膏味，随着口水的吞咽从喉咙蔓延到鼻腔，脑海里只剩下八个金光闪闪的大字：“人为刀俎，我为鱼肉。”
牙医大叔也摘下了口罩，盯着我问：“你有多久没洗牙了？”
我犹豫了几秒钟，实在不好意思说这是有生之年的第一次，于是含糊其辞道：“挺久了。”
他露出洞悉一切的笑容，随即告诉我虽然我预约的是常规洗牙，但基于我牙齿的糟糕状况，他刚刚给我做的已经算是深度洗牙。洗牙前他报的那些数字，代表的就是每颗牙齿的健康程度，数字越大越糟糕。而且，因为我的牙龈发炎得厉害，接下来需要每天早晚用一种处方消炎药漱口，两周后来做一次复查，他会在复查后再给我补四颗牙……
牙医大叔说得云淡风轻，我却听得毛骨悚然，只觉得自己的牙俨然已处在朝不保夕的危难时刻。在此之前，我以为自己的牙齿整齐又健康，吃冷吃热都毫无顾忌。谁曾想在平日看不见的地方，早有数不清的牙石和牙菌斑悄悄堆积，就像埋在口腔深处的炸弹。
怀着忐忑的心情，我去前台拿了处方，顺带一张两百多美金的账单，说是深度洗牙的自付费用，不能报保险。我在懵懂中付了钱，约了下一次的复诊时间。大叔送我到门口，又给我苦口婆心地科普了一番定期看牙医的重要性，顺带附送一碗抚慰心灵的鸡汤，说他现在做的一切就是为了让我能在七十岁时，还拥有可以跟现在一样吃嘛嘛香的好牙口。
不得不说，这第一次的洗牙经历给我留下了不小的心灵创伤。之后一段时间里，只要想起工具在牙缝里使劲儿鼓捣的感觉和机器的嗡嗡声，我都会不由自主地打个冷战，到了临近复诊的日子更是焦虑得坐立难安，甚至几度想取消预约。
虽然听上去有点夸张，但事实上我发现，身边有不少像我一样因洗牙而对看牙医产生了PTSD的人。某次和朋友聊天时得知，她第一次洗牙洗到一半就直接落跑，原因是过程中牙龈出血得太厉害，她受不了了想漱漱口，坐起来接连吐了几口颜色惊人的血水，吓得一旁作陪的她妈直接求牙医：别洗了吧，你看孩子都吐血了……
而据牙医说，洗牙时之所以会疼痛和流血，是因为牙齿本身有炎症，健康的牙齿就不会有这些问题。所以，放弃洗牙只会形成恶性循环，唯有痛下决心、从头根治，才是真正的解决之道。我在坚持认真刷牙、使用牙线一段时间后，洗牙时“血沫横飞”的恐怖画面确实减少了许多，从R18渐渐降级到了PG13，也算是身体力行地印证了这一说法。
不过，洗牙其实还并非是我在看牙医的路上最大的心病：如果说洗牙给我带来的焦虑是三分的话，那智齿带来的焦虑大概就有七分了。
从X光片上看，我的智齿其实还挺规整的，没有横向生长、也没有挤占其他牙齿的位置，就和普通的大牙差不多。成长过程中虽偶有发炎，但都在一两天后自行消退，并不影响日常生活，因此，我从没想过要拔掉它们。
开始看牙医以后，几乎每一任牙医都会在第一次就诊时注意到我的智齿，然后告诉我，尽管这些智齿长得没什么问题，但因为它们的位置太靠里面，平时刷牙很难刷到，容易造成牙菌斑堆积，建议我还是找个合适的时间移除。
在一次搬家换了新牙医后，对方似乎对我的智齿格外在意，三番两次地催我尽快手术，却也没有给出明确的理由。我心有疑问，又不敢质疑医生的专业性，无形的压力下，只好磨磨蹭蹭地预约了几周后的手术时间。
等待手术的那几周，我差不多每天都会在网上查阅各种可能的后遗症，从开口障碍到面瘫，每一样都看得我心惊胆战。我也时不时地想起身边朋友们拔智齿的悲惨故事，譬如好友S之前一口气拔了四颗智齿，菱形脸直接肿成了方块，两颊都是淤青，一周里掉了五斤；还有闺蜜L，因为找不到可以在手术后来接她的朋友，只能选择不用麻醉、吸着笑气拔智齿，据她的回忆，血光飞溅中，她几度觉得“看到了真正的地狱”……
人的意念有种奇特的重量，原本平常的一件事，思前想后得多了，就会显得愈发沉重起来。预约的前一周，我对手术的忧虑终于累积到了难以承受的顶峰，连上班都难以集中精神，最后干脆一咬牙、一狠心，直接打电话取消了手术。
自那之后，我出于心虚，再也没去过那位牙医的诊所。我说不清自己为什么会有这种“做错了事”的感觉，或许是因为在我的潜意识里，专业的牙医代表着一种不该被违抗的权威；又或许是因为我也知道，拔智齿从理性上来说是正确的选择，可我还是做了逃兵，像一个对自己的健康不负责任的胆小鬼。
挣扎了一段时间，我终于又鼓起勇气找了一位新的牙医。这一次，面对这位和蔼的亚裔阿姨，我没有再一个人默默纠结，而是直接向她说明了我对智齿手术的顾虑。她耐心地听完了我的倾诉，看了看X光片，然后笑着告诉我，既然智齿长得没有问题，那么只要我没有不适的感觉，就可以先以观察为主，不着急做手术。
我长长地松了一口气，在愉快的交谈氛围中也第一次意识到，原来和牙医的沟通理应是双向的。曾经我总以为自己在牙齿问题上没有决定权，每次面对牙医时都像犯人等待判决一样；这样的想法直接将我放在了和牙医不平等的位置上，也变相放大了我对牙医的负面情绪。但其实，牙医并不是高高在上、掌握生杀大权的审判者，而是在保护牙齿的路上陪伴我、给我建议的引路人。
当生活中出现种种不如意时，有效的应对行为通常有两种，一是接受与之共存，二是行动将其改进。面对牙齿的问题也是如此，但我想无论是选择接受还是改进，都应该抱着开放的心态和牙医积极沟通，而不是仅凭想象闭门造车，给自己制造焦虑和恐惧。
如果能抱着一颗平常心、将牙医当作一位良师益友来看待，那么或许，看牙医就会逐渐变得不再那么难。我也希望自己能在定期看牙医的路上坚持下去，做到如第一任牙医大叔所祝愿的那样，在七十岁时还吃嘛嘛香，拥有一口健康坚挺的好牙口。
2008年，十几个兵团知青，一起重返故地黑龙江绥滨农场，追寻青春记忆。几个混得不错的农场老职工后代做东，邀请他们在宾馆吃饭。
席间得知一个当年没回城留在当地的老北京知青，混得非常不好，已经50多岁了，还在建筑工地扛水泥。这个消息传到了北京。
不久，这个未回城的老北京知青就接到了一个陌生电话。那是他当年好友的电话，只不过好友当年返城回到北京后，提了干，当了军官，时间长了便失去了联系。
好友和当年一样的口吻：“这段时间你别往外跑，过了奥运，我就去看你。”
奥运过后，好友和一帮老知青到了绥滨农场。吃完饭后，大家在宾馆聊得热火朝天，忆往昔峥嵘岁月稠。恰同学少年，风华正茂，一直聊到了深夜。
临别时，好友赠送了一支金笔和金表给北京知青。当年钢笔和手表，是知青金贵得不能再金贵得宝贝，而如今有条件了，好友大方地送了个金的给他 ，可见两人年轻时关系有多铁。
但奇怪的是，这个老北京知青并没有邀请他们到自己家坐坐，因为此刻他内心深深地自卑。但好友并没有注意到他的窘境，主动提出明天去他家坐一坐。
第二天一早好友夫妇两人一起到了他的家里，这家哪儿像家？老伴不在了，只有个女儿不在家，不要说招待两个人吃饭，连杯茶都泡不出来。屋里又脏又乱，一股说不出来的怪味，盖的是棉絮发黑，甚至连被套都没有。
好友顿时两眼擎泪，心如刀绞，听说了他过得不好，但没想到竟然过得这么惨，于是怒吼道：“你就这样活着？”
而北京知青羞愧难当，竟然说了声“对不起”。好友顿时一把抱住他：“当年你也是有志青年啊，你过成这样，怎么不早说？”
回到宾馆吃完早饭，几个女知青主动跑到了这个北京知青的家里，帮忙收拾打扫，床单被褥，内衣内裤甚至都给他买了新的。
这伙人里，大多数人和这个北京知青并不熟。打扫完，还给这个老知青讲道理，该怎么过日子？该怎么处理人情世故？千言万语就一句话：“希望你把日子过好。”
三天后，随着这帮老知青的依依惜别，本以为故事就要结束了。没想到的是，这个北京知青的好友夫妇反复商量后，做了一个决定，他是北京知青，当年因为种种原因，没能回城，但是按道理他是可以也应该回北京的，所以一定要把他办回北京。这样不管有什么事，可以搭把手。
回北京？这个老北京知青想都不敢想。原因很简单，就是因为自己户口丢了才没回得了城的。
1979年，自己父亲和弟弟户口迁往江西时，父亲单位就没能找到他的原始户籍证明，而打了一个户口遗失证明。而如今已经时隔30年，自己上哪找原始户籍证明去？就算找到，北京户口那也不敢想。
但是当一帮在北京的老知青们开始行动起来，到他曾经在北京居住的辖区派出所去翻档案底子去。你还别说，真就给找到了他的北京户口底子。
可是证明这人有北京户口没用，现在要证明这人是不是就是这户口底子上的这个人？所以好友打电话让他去农场劳资科开个北京知青的证明。
劳资科一翻档案，又麻烦了，因为现有档案材料可以证明他是知青，但无法证明他是北京知青。
而且就算证明了，回到北京没有房子和工作，也无法迁回。要知道那毕竟“北京户口”，而且好友一开始就打算好，迁不能只迁他一个人回来，还要把他一家子包括没结婚的女儿都迁回北京来，而且工作、退休、医疗、养老这些都得办回北京来，这在当时看来，几乎是一个不可能完成的任务。
好友一开始也想不到这么多，只是不能让年轻时的挚友在那继续过苦日子了。但好友老婆以前在农场开小卖店的，所以心特别细，她从头就把所有问题都统筹好了，把哪些是在北京可以办的，哪些需要当事人处理的，一共列出了需要14项待办事项及材料让他去办。
结果这个在东北呆40年的北京知青，一看就傻眼了，心里就打退堂鼓了，这么麻烦？不办了，你们好意我心领了。
结果被好友痛骂，你知道你嫂子为你这事，每天到处找人，夜里还要整理材料，有多辛苦，你知道吗？
人家这么辛苦帮自己，图个啥呀？自己反而嫌麻烦？于是硬着头皮开始办理各种手续。14项靠自己办成了9项，剩下的还是人家帮忙办成的。
2009年6月，好友又打来电话：“呆在家别乱跑，你工作调动回北京的手续已办好，而且女儿一起迁北京，退休也在北京办，过几天就来接你回北京。”
怕他把“准迁证”弄丢，怕他处理不好人情世故，再节外生枝。好友在一帮北京的知青们的嘱托下，亲自开了2000多公里的车，到了绥滨农场，送来准迁证，并且帮他到当地处理各种手续。
至此，他已经离开北京整整41年了，他这辈子也没奢望过还能回北京，但最终却实现了，而成全这些的，都是当年自己的知青战友们的一片真情。
这个在北大荒呆了41年，被称为中国最后一个回城的北京知青，名叫邹雪生（图3左2）。帮他办回北京的好友，名叫叶明（图3左1）。
邹雪生和女儿户口迁回北京后，就挂在叶明家，邹雪生女儿问不是只有亲属才能投靠么？叶明回答：“战友就是亲属。”
#历史故事#
席间得知一个当年没回城留在当地的老北京知青，混得非常不好，已经50多岁了，还在建筑工地扛水泥。这个消息传到了北京。
不久，这个未回城的老北京知青就接到了一个陌生电话。那是他当年好友的电话，只不过好友当年返城回到北京后，提了干，当了军官，时间长了便失去了联系。
好友和当年一样的口吻：“这段时间你别往外跑，过了奥运，我就去看你。”
奥运过后，好友和一帮老知青到了绥滨农场。吃完饭后，大家在宾馆聊得热火朝天，忆往昔峥嵘岁月稠。恰同学少年，风华正茂，一直聊到了深夜。
临别时，好友赠送了一支金笔和金表给北京知青。当年钢笔和手表，是知青金贵得不能再金贵得宝贝，而如今有条件了，好友大方地送了个金的给他 ，可见两人年轻时关系有多铁。
但奇怪的是，这个老北京知青并没有邀请他们到自己家坐坐，因为此刻他内心深深地自卑。但好友并没有注意到他的窘境，主动提出明天去他家坐一坐。
第二天一早好友夫妇两人一起到了他的家里，这家哪儿像家？老伴不在了，只有个女儿不在家，不要说招待两个人吃饭，连杯茶都泡不出来。屋里又脏又乱，一股说不出来的怪味，盖的是棉絮发黑，甚至连被套都没有。
好友顿时两眼擎泪，心如刀绞，听说了他过得不好，但没想到竟然过得这么惨，于是怒吼道：“你就这样活着？”
而北京知青羞愧难当，竟然说了声“对不起”。好友顿时一把抱住他：“当年你也是有志青年啊，你过成这样，怎么不早说？”
回到宾馆吃完早饭，几个女知青主动跑到了这个北京知青的家里，帮忙收拾打扫，床单被褥，内衣内裤甚至都给他买了新的。
这伙人里，大多数人和这个北京知青并不熟。打扫完，还给这个老知青讲道理，该怎么过日子？该怎么处理人情世故？千言万语就一句话：“希望你把日子过好。”
三天后，随着这帮老知青的依依惜别，本以为故事就要结束了。没想到的是，这个北京知青的好友夫妇反复商量后，做了一个决定，他是北京知青，当年因为种种原因，没能回城，但是按道理他是可以也应该回北京的，所以一定要把他办回北京。这样不管有什么事，可以搭把手。
回北京？这个老北京知青想都不敢想。原因很简单，就是因为自己户口丢了才没回得了城的。
1979年，自己父亲和弟弟户口迁往江西时，父亲单位就没能找到他的原始户籍证明，而打了一个户口遗失证明。而如今已经时隔30年，自己上哪找原始户籍证明去？就算找到，北京户口那也不敢想。
但是当一帮在北京的老知青们开始行动起来，到他曾经在北京居住的辖区派出所去翻档案底子去。你还别说，真就给找到了他的北京户口底子。
可是证明这人有北京户口没用，现在要证明这人是不是就是这户口底子上的这个人？所以好友打电话让他去农场劳资科开个北京知青的证明。
劳资科一翻档案，又麻烦了，因为现有档案材料可以证明他是知青，但无法证明他是北京知青。
而且就算证明了，回到北京没有房子和工作，也无法迁回。要知道那毕竟“北京户口”，而且好友一开始就打算好，迁不能只迁他一个人回来，还要把他一家子包括没结婚的女儿都迁回北京来，而且工作、退休、医疗、养老这些都得办回北京来，这在当时看来，几乎是一个不可能完成的任务。
好友一开始也想不到这么多，只是不能让年轻时的挚友在那继续过苦日子了。但好友老婆以前在农场开小卖店的，所以心特别细，她从头就把所有问题都统筹好了，把哪些是在北京可以办的，哪些需要当事人处理的，一共列出了需要14项待办事项及材料让他去办。
结果这个在东北呆40年的北京知青，一看就傻眼了，心里就打退堂鼓了，这么麻烦？不办了，你们好意我心领了。
结果被好友痛骂，你知道你嫂子为你这事，每天到处找人，夜里还要整理材料，有多辛苦，你知道吗？
人家这么辛苦帮自己，图个啥呀？自己反而嫌麻烦？于是硬着头皮开始办理各种手续。14项靠自己办成了9项，剩下的还是人家帮忙办成的。
2009年6月，好友又打来电话：“呆在家别乱跑，你工作调动回北京的手续已办好，而且女儿一起迁北京，退休也在北京办，过几天就来接你回北京。”
怕他把“准迁证”弄丢，怕他处理不好人情世故，再节外生枝。好友在一帮北京的知青们的嘱托下，亲自开了2000多公里的车，到了绥滨农场，送来准迁证，并且帮他到当地处理各种手续。
至此，他已经离开北京整整41年了，他这辈子也没奢望过还能回北京，但最终却实现了，而成全这些的，都是当年自己的知青战友们的一片真情。
这个在北大荒呆了41年，被称为中国最后一个回城的北京知青，名叫邹雪生（图3左2）。帮他办回北京的好友，名叫叶明（图3左1）。
邹雪生和女儿户口迁回北京后，就挂在叶明家，邹雪生女儿问不是只有亲属才能投靠么？叶明回答：“战友就是亲属。”
#历史故事#
2008年，十几个兵团知青，一起重返故地黑龙江绥滨农场，追寻青春记忆。几个混得不错的农场老职工后代做东，邀请他们在宾馆吃饭。
席间得知一个当年没回城留在当地的老北京知青，混得非常不好，已经50多岁了，还在建筑工地扛水泥。这个消息传到了北京。
不久，这个未回城的老北京知青就接到了一个陌生电话。那是他当年好友的电话，只不过好友当年返城回到北京后，提了干，当了军官，时间长了便失去了联系。
好友和当年一样的口吻：“这段时间你别往外跑，过了奥运，我就去看你。”
奥运过后，好友和一帮老知青到了绥滨农场。吃完饭后，大家在宾馆聊得热火朝天，忆往昔峥嵘岁月稠。恰同学少年，风华正茂，一直聊到了深夜。
临别时，好友赠送了一支金笔和金表给北京知青。当年钢笔和手表，是知青金贵得不能再金贵得宝贝，而如今有条件了，好友大方地送了个金的给他 ，可见两人年轻时关系有多铁。
但奇怪的是，这个老北京知青并没有邀请他们到自己家坐坐，因为此刻他内心深深地自卑。但好友并没有注意到他的窘境，主动提出明天去他家坐一坐。
第二天一早好友夫妇两人一起到了他的家里，这家哪儿像家？老伴不在了，只有个女儿不在家，不要说招待两个人吃饭，连杯茶都泡不出来。屋里又脏又乱，一股说不出来的怪味，盖的是棉絮发黑，甚至连被套都没有。
好友顿时两眼擎泪，心如刀绞，听说了他过得不好，但没想到竟然过得这么惨，于是怒吼道：“你就这样活着？”
而北京知青羞愧难当，竟然说了声“对不起”。好友顿时一把抱住他：“当年你也是有志青年啊，你过成这样，怎么不早说？”
回到宾馆吃完早饭，几个女知青主动跑到了这个北京知青的家里，帮忙收拾打扫，床单被褥，内衣内裤甚至都给他买了新的。
这伙人里，大多数人和这个北京知青并不熟。打扫完，还给这个老知青讲道理，该怎么过日子？该怎么处理人情世故？千言万语就一句话：“希望你把日子过好。”
三天后，随着这帮老知青的依依惜别，本以为故事就要结束了。没想到的是，这个北京知青的好友夫妇反复商量后，做了一个决定，他是北京知青，当年因为种种原因，没能回城，但是按道理他是可以也应该回北京的，所以一定要把他办回北京。这样不管有什么事，可以搭把手。
回北京？这个老北京知青想都不敢想。原因很简单，就是因为自己户口丢了才没回得了城的。
1979年，自己父亲和弟弟户口迁往江西时，父亲单位就没能找到他的原始户籍证明，而打了一个户口遗失证明。而如今已经时隔30年，自己上哪找原始户籍证明去？就算找到，北京户口那也不敢想。
但是当一帮在北京的老知青们开始行动起来，到他曾经在北京居住的辖区派出所去翻档案底子去。你还别说，真就给找到了他的北京户口底子。
可是证明这人有北京户口没用，现在要证明这人是不是就是这户口底子上的这个人？所以好友打电话让他去农场劳资科开个北京知青的证明。
劳资科一翻档案，又麻烦了，因为现有档案材料可以证明他是知青，但无法证明他是北京知青。
而且就算证明了，回到北京没有房子和工作，也无法迁回。要知道那毕竟“北京户口”，而且好友一开始就打算好，迁不能只迁他一个人回来，还要把他一家子包括没结婚的女儿都迁回北京来，而且工作、退休、医疗、养老这些都得办回北京来，这在当时看来，几乎是一个不可能完成的任务。
好友一开始也想不到这么多，只是不能让年轻时的挚友在那继续过苦日子了。但好友老婆以前在农场开小卖店的，所以心特别细，她从头就把所有问题都统筹好了，把哪些是在北京可以办的，哪些需要当事人处理的，一共列出了需要14项待办事项及材料让他去办。
结果这个在东北呆40年的北京知青，一看就傻眼了，心里就打退堂鼓了，这么麻烦？不办了，你们好意我心领了。
结果被好友痛骂，你知道你嫂子为你这事，每天到处找人，夜里还要整理材料，有多辛苦，你知道吗？
人家这么辛苦帮自己，图个啥呀？自己反而嫌麻烦？于是硬着头皮开始办理各种手续。14项靠自己办成了9项，剩下的还是人家帮忙办成的。
2009年6月，好友又打来电话：“呆在家别乱跑，你工作调动回北京的手续已办好，而且女儿一起迁北京，退休也在北京办，过几天就来接你回北京。”
怕他把“准迁证”弄丢，怕他处理不好人情世故，再节外生枝。好友在一帮北京的知青们的嘱托下，亲自开了2000多公里的车，到了绥滨农场，送来准迁证，并且帮他到当地处理各种手续。
至此，他已经离开北京整整41年了，他这辈子也没奢望过还能回北京，但最终却实现了，而成全这些的，都是当年自己的知青战友们的一片真情。
这个在北大荒呆了41年，被称为中国最后一个回城的北京知青，名叫邹雪生（图3左2）。帮他办回北京的好友，名叫叶明（图3左1）。
邹雪生和女儿户口迁回北京后，就挂在叶明家，邹雪生女儿问不是只有亲属才能投靠么？叶明回答：“战友就是亲属。”
席间得知一个当年没回城留在当地的老北京知青，混得非常不好，已经50多岁了，还在建筑工地扛水泥。这个消息传到了北京。
不久，这个未回城的老北京知青就接到了一个陌生电话。那是他当年好友的电话，只不过好友当年返城回到北京后，提了干，当了军官，时间长了便失去了联系。
好友和当年一样的口吻：“这段时间你别往外跑，过了奥运，我就去看你。”
奥运过后，好友和一帮老知青到了绥滨农场。吃完饭后，大家在宾馆聊得热火朝天，忆往昔峥嵘岁月稠。恰同学少年，风华正茂，一直聊到了深夜。
临别时，好友赠送了一支金笔和金表给北京知青。当年钢笔和手表，是知青金贵得不能再金贵得宝贝，而如今有条件了，好友大方地送了个金的给他 ，可见两人年轻时关系有多铁。
但奇怪的是，这个老北京知青并没有邀请他们到自己家坐坐，因为此刻他内心深深地自卑。但好友并没有注意到他的窘境，主动提出明天去他家坐一坐。
第二天一早好友夫妇两人一起到了他的家里，这家哪儿像家？老伴不在了，只有个女儿不在家，不要说招待两个人吃饭，连杯茶都泡不出来。屋里又脏又乱，一股说不出来的怪味，盖的是棉絮发黑，甚至连被套都没有。
好友顿时两眼擎泪，心如刀绞，听说了他过得不好，但没想到竟然过得这么惨，于是怒吼道：“你就这样活着？”
而北京知青羞愧难当，竟然说了声“对不起”。好友顿时一把抱住他：“当年你也是有志青年啊，你过成这样，怎么不早说？”
回到宾馆吃完早饭，几个女知青主动跑到了这个北京知青的家里，帮忙收拾打扫，床单被褥，内衣内裤甚至都给他买了新的。
这伙人里，大多数人和这个北京知青并不熟。打扫完，还给这个老知青讲道理，该怎么过日子？该怎么处理人情世故？千言万语就一句话：“希望你把日子过好。”
三天后，随着这帮老知青的依依惜别，本以为故事就要结束了。没想到的是，这个北京知青的好友夫妇反复商量后，做了一个决定，他是北京知青，当年因为种种原因，没能回城，但是按道理他是可以也应该回北京的，所以一定要把他办回北京。这样不管有什么事，可以搭把手。
回北京？这个老北京知青想都不敢想。原因很简单，就是因为自己户口丢了才没回得了城的。
1979年，自己父亲和弟弟户口迁往江西时，父亲单位就没能找到他的原始户籍证明，而打了一个户口遗失证明。而如今已经时隔30年，自己上哪找原始户籍证明去？就算找到，北京户口那也不敢想。
但是当一帮在北京的老知青们开始行动起来，到他曾经在北京居住的辖区派出所去翻档案底子去。你还别说，真就给找到了他的北京户口底子。
可是证明这人有北京户口没用，现在要证明这人是不是就是这户口底子上的这个人？所以好友打电话让他去农场劳资科开个北京知青的证明。
劳资科一翻档案，又麻烦了，因为现有档案材料可以证明他是知青，但无法证明他是北京知青。
而且就算证明了，回到北京没有房子和工作，也无法迁回。要知道那毕竟“北京户口”，而且好友一开始就打算好，迁不能只迁他一个人回来，还要把他一家子包括没结婚的女儿都迁回北京来，而且工作、退休、医疗、养老这些都得办回北京来，这在当时看来，几乎是一个不可能完成的任务。
好友一开始也想不到这么多，只是不能让年轻时的挚友在那继续过苦日子了。但好友老婆以前在农场开小卖店的，所以心特别细，她从头就把所有问题都统筹好了，把哪些是在北京可以办的，哪些需要当事人处理的，一共列出了需要14项待办事项及材料让他去办。
结果这个在东北呆40年的北京知青，一看就傻眼了，心里就打退堂鼓了，这么麻烦？不办了，你们好意我心领了。
结果被好友痛骂，你知道你嫂子为你这事，每天到处找人，夜里还要整理材料，有多辛苦，你知道吗？
人家这么辛苦帮自己，图个啥呀？自己反而嫌麻烦？于是硬着头皮开始办理各种手续。14项靠自己办成了9项，剩下的还是人家帮忙办成的。
2009年6月，好友又打来电话：“呆在家别乱跑，你工作调动回北京的手续已办好，而且女儿一起迁北京，退休也在北京办，过几天就来接你回北京。”
怕他把“准迁证”弄丢，怕他处理不好人情世故，再节外生枝。好友在一帮北京的知青们的嘱托下，亲自开了2000多公里的车，到了绥滨农场，送来准迁证，并且帮他到当地处理各种手续。
至此，他已经离开北京整整41年了，他这辈子也没奢望过还能回北京，但最终却实现了，而成全这些的，都是当年自己的知青战友们的一片真情。
这个在北大荒呆了41年，被称为中国最后一个回城的北京知青，名叫邹雪生（图3左2）。帮他办回北京的好友，名叫叶明（图3左1）。
邹雪生和女儿户口迁回北京后，就挂在叶明家，邹雪生女儿问不是只有亲属才能投靠么？叶明回答：“战友就是亲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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