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唐洛阳城究竟有多壮观？风起洛阳，带你重拾国人的古都情怀
文史鉴赏 2021-12-01 08:41
以下文章来源于浩然文史 ，作者文史君
近日《风起洛阳》的火热开播又勾起了人们的大唐梦与洛阳情。国人对长安与洛阳的执念古来久矣，辛弃疾的“西北望长安，可怜无数山”，欧阳修的“直须看尽洛阳花，始共春风容易别”等等，都将长安、洛阳视为自己的向往之地。近年从《妖猫传》到《长安十二时辰》，再到现在的《风起洛阳》，长安与洛阳着实是国人梦回大唐的两个必去之地。那么，历史上真正的大唐洛阳城是什么样的呢？
一、洛阳城在隋唐时期的修建
洛阳古城地处河洛平原，居天下之中，控山拥河，形势甲于天下。因此，洛阳自古以来就被誉为“龙兴之地”，备受统治者的青睐。远在夏朝时，我们的祖先就在这块土地上扎下了根，《史记》载：“太康居斟鄩，羿亦居之，桀又居之。”据考古发现，斟鄩可能就是现在的洛阳辖区偃师二里头遗址。太康是夏朝的第三任君主，从他开始，洛阳便开始了作为都城的使命。夏、商继灭之后，东周又定都洛阳。此后的东汉、曹魏、西晋等诸多朝代也倾心于此，北魏杨炫之著有《洛阳伽蓝记》一书，专门记载洛阳的地理形势与风土人情。人气这么高的洛阳，因此获得了“十三朝古都”的美誉，担任都城（包括陪都）的时间，长达1600多年。
洛阳历经十三朝，但若论哪一个朝代的洛阳在国人的心目中呼声最高，当首推唐朝。国人的大唐梦总是与洛阳情联系在一起的。
洛阳能够在唐朝如此繁荣，其实首先得感谢隋朝的亡国之君——隋炀帝杨广。杨广的一生做过许多件轰轰烈烈的大事，营造洛阳便是其中一件。仁寿四年，杨广东巡洛阳，登高邙山，举目远眺，他看到的是历代定都此处的帝王都看到的地理形胜：天下之中，四面环山。杨广十分满意，对身后的大臣感慨道：“此龙门耶？自古何不为建都于此？”这时，一个名叫苏威的大臣拍马屁说，古代的人并非不知道，只不过这儿一直在等待着陛下的到来。杨广一听，龙心大悦。
大业元年，杨广征发匠役200万人营造洛阳，定名为东都。同时，疏通大运河，让洛阳成为大运河的神经中枢。自此，洛阳便成为了全国的政治、经济和交通中心。
唐兴以后，李渊虽然定都长安，但唐朝的皇帝们对洛阳的喜爱可一点都没减少。唐太宗李世民曾经下令修葺洛阳城，并改名为“洛阳宫”，他三次来到洛阳城并居住了两年之久。唐高宗李治继位之后，加大了对洛阳的营造力度，他特意召来当时负责修缮洛阳的韦机，对他说：“两京朕东西二宅，来去不恒，卿宜善思修建。”洛阳城著名的上阳宫就是此时修建的。
到了武则天统治时期，洛阳城的辉煌才算臻于巅峰。首先是上阳宫和明堂（万象神宫）的修建，王建在《上阳宫》里歌咏道，“上阳花木不曾秋，洛水穿宫处处流。画阁红楼歌女笑，玉箫金管路人愁”。这上阳宫四季如春，舞榭歌台，笙箫不歇，其宫殿之雄伟，园林之华美，让王建感慨道，“曾读列仙王母传，九天未胜此中游”。连神仙宫邸都无法与之相媲美，可见昔日上阳宫之胜景。
比上阳宫更雄伟壮丽的是武则天时期修建的明堂，这明堂又称万象神宫。684年，武则天改洛阳为神都，紧接着在688年，武则天为了彰显帝王权威，开始修建明堂。史载明堂“高二百九十四尺，方三百尺。凡三层：下层法四时，各随方色；中层法十二时辰；上为圆盖，九龙捧之。上饰铁凤，高一丈，饰以黄金”。明堂的设计，囊括四季，内含光阴，凤在龙上，寓意十分明显。高耸如云的明堂，中间由几十根巨木相撑，可谓精巧至极。上阳宫和万象神宫的相继落成，为洛阳城增添了几分雄魄与威严，彰显了帝都几代统治者的营造让洛阳成为了雄视四海，气吞九州的巨大都市。天授二年，武则天“徙关外雍、同、秦等七州户数十万，以实洛阳”。这次迁徙，让本就人口众多的洛阳城迎来了新一轮的人口增长。
伴随着人口增长而来的是商业的兴盛。在这些被迁徙的人口中，有不少是工商业者，他们在洛阳重操旧业，使得洛阳城的商业更加繁荣兴盛。当时的洛阳与长安一样，设有南市与北市，主要贸易就在这两个市场内进行。但是工商业的野蛮生长，是绝不可能被限制在两个坊市之中的，在市的附近衍生出了一些商业点，以至于这种“商业乱象”都受到了政府的干预。
唐朝的雄伟气魄让其成为了中国历史上对外交往最为频繁的朝代，洛阳在当时还是丝绸之路上的重要城市，因此城内汇集着大量的外域商人，这些外域商人成为了东西贸易交往的重要中介，他们将外域的香料、金银器等运往洛阳，再将丝织品运往外域。为了方便贸易，这些外域商人往往会选择在洛阳定居，巨大的贸易利润让他们身价暴涨，史载一个名为康婆的商人是“世袭衣缨，生资丰渥，家僮数百，藏镪数万……锦衣珠服，人必珍馐；击钟鼎食，出便联骑”。其资产之丰，可见一斑。
武则天的统治结束之后，洛阳在唐代的地位便开始走上下坡路。唐玄宗虽然依然对洛阳情有独钟，并且多年驻跸于洛阳，但开元二十四年之后李唐皇帝便再无巡幸洛阳之举，甚至于洛阳的“东都”名号都时废时兴，体现出了唐朝后期洛阳的地位已经大不如前。
但历史的发展无法抹去曾经存在的事实，洛阳和长安，就像是大唐王冠上的两颗珍珠，在有些时候，洛阳的光辉甚至还盖过长安，令世人景仰，让后人向往。
二、洛阳城长什么样？
隋唐时期的洛阳城究竟是什么样的？即将热播的《风起洛阳》的预告片中，有一幅《洛阳舆水图》，在这幅图中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到“龙光门”“上东门”等城门名称，这幅地图在多大程度上还原了历史上真正的洛阳呢？
洛阳城的形制与长安城同中有异。首先洛阳城与长安城都表现出了很明显的唐代都市特征，洛阳城整体形状比较方正，南宽北窄，中轴线与长安城略有区别，洛阳城的轴线略靠西，从最南边的郭城城门定鼎门开始往北延申，这条轴线串联起了应天门、乾元殿、明堂、天堂等最为雄伟的建筑，而龙光门就是这条轴线的终点。武则天还将这条轴线上的七个建筑分别以带“天”字的名称命名，号为“七天”。
城市内部分为郭城、皇城和宫城三部分，郭城内被划分为了一个个整整齐齐的坊市，坊主要用于居住，市则主要用于商业贸易，但与长安城的“东市”与“西市”不同的是，洛阳城的市呈南北分布，分为“南市”与“北市”，在“南市”“北市”之外，还有一个“西市”，但是存在的时间极短，因此多为后人所忽略。考古学家们对洛阳城的坊市街道进行了一定程度的发掘。据勘测，洛阳城街道宽窄不一，窄处约10米，宽处则为40-60米。考古发现的坊数南北分布较不均匀，洛水北岸只有9个，南岸却发现了55个，但是洛阳城实际上的坊数却远超于此，大约有109个坊。每个坊的形状都呈方形。考古学家们还对曾经居住在洛阳城的名人故居进行了勘探，其中白居易故里的挖掘就是其中一例。
洛阳城市分南北的分布特征与洛水横贯其中，将其截分为两部分的地理形势有关。这一地理形势对整个洛阳城的影响十分明显。北岸的洛阳城与南岸的洛阳城全靠横架在洛水上的桥梁相联系。唐代都城的形制还有另外一个特征，即皇城、宫城等都靠近整座城市的北方，长安城是如此，洛阳城亦是如此。洛水南岸的洛阳城全部都是坊市，但洛水北岸却分布着皇城、宫城、东城等重要区域。
洛阳在唐代的大部分时期始终是陪都，为了区别于长安城，洛阳的皇城与宫城并没有居于城市中心，而是紧挨着整座城市的西北角。皇城与宫城南北毗连，宫城的北面是玄武、曜仪、圆璧三座小城，东西两边分别隔着隔城与夹城，其中东边隔城之东还有一块名为东城的区域。洛阳城内也设有多个粮仓，被统一安排在东城的北边一个叫“含嘉仓城”的区域。
整个宫城就被皇城、园璧城、东城等层层包围其中，防卫措施极其严密。
我们之前提到的上阳宫和明堂，分布也有所区别。上阳宫位于洛阳城外，大约位于洛阳城的西边，与皇城的宣辉门相对。明堂则位于宫城内，与宫城的应天门相对，应天门乃宫城正门，气势恢宏，两边配以廊庑巨阙，考古学家在这片区域发现了明堂的基座遗址，表明那座曾经接天连地的雄伟建筑的确存在过。
值得一提的是，洛阳城内的宗教建筑星罗棋布，其奢华程度也令人为之一叹。《朝野佥载》记：“安乐公主于洛州道光坊造安乐寺，用钱数百万”“薛师名怀义造功德堂一千尺于明堂北。”统治者对于宗教的虔诚信仰带动了洛阳城宗教建筑的繁盛，除此之外，大量外域商人的到来也带来了各种各样的信仰，使得洛阳城的宗教建筑更加多元化。
洛阳因其得天独厚的地理位置而备受历朝统治者的青睐，历朝对洛阳的营造使其成为了一座雄括四海，气吞八荒的巨大都市。虽然洛阳古城已经随着历史消散在了风中，但是国人对她的追忆与重塑却从来没有停止过。国人的大唐情与洛阳梦，是对往昔盛唐的向往，也是对浪漫至死不渝的追求。《风起洛阳》的开播或可让我们再次一睹洛阳城的风采。
韦述：《两京新记辑佚》，辛德勇辑佚，三秦出版社，2006年。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隋唐洛阳城——1959-2001年考古发掘报告》，文物出版社，2014年。
谢昆芩：《长安与洛阳——汉唐文学中的帝都气象》，上海古籍出版社，2013年。
（作者：浩然文史·景苏）
文史鉴赏 2021-12-01 08:41
以下文章来源于浩然文史 ，作者文史君
近日《风起洛阳》的火热开播又勾起了人们的大唐梦与洛阳情。国人对长安与洛阳的执念古来久矣，辛弃疾的“西北望长安，可怜无数山”，欧阳修的“直须看尽洛阳花，始共春风容易别”等等，都将长安、洛阳视为自己的向往之地。近年从《妖猫传》到《长安十二时辰》，再到现在的《风起洛阳》，长安与洛阳着实是国人梦回大唐的两个必去之地。那么，历史上真正的大唐洛阳城是什么样的呢？
一、洛阳城在隋唐时期的修建
洛阳古城地处河洛平原，居天下之中，控山拥河，形势甲于天下。因此，洛阳自古以来就被誉为“龙兴之地”，备受统治者的青睐。远在夏朝时，我们的祖先就在这块土地上扎下了根，《史记》载：“太康居斟鄩，羿亦居之，桀又居之。”据考古发现，斟鄩可能就是现在的洛阳辖区偃师二里头遗址。太康是夏朝的第三任君主，从他开始，洛阳便开始了作为都城的使命。夏、商继灭之后，东周又定都洛阳。此后的东汉、曹魏、西晋等诸多朝代也倾心于此，北魏杨炫之著有《洛阳伽蓝记》一书，专门记载洛阳的地理形势与风土人情。人气这么高的洛阳，因此获得了“十三朝古都”的美誉，担任都城（包括陪都）的时间，长达1600多年。
洛阳历经十三朝，但若论哪一个朝代的洛阳在国人的心目中呼声最高，当首推唐朝。国人的大唐梦总是与洛阳情联系在一起的。
洛阳能够在唐朝如此繁荣，其实首先得感谢隋朝的亡国之君——隋炀帝杨广。杨广的一生做过许多件轰轰烈烈的大事，营造洛阳便是其中一件。仁寿四年，杨广东巡洛阳，登高邙山，举目远眺，他看到的是历代定都此处的帝王都看到的地理形胜：天下之中，四面环山。杨广十分满意，对身后的大臣感慨道：“此龙门耶？自古何不为建都于此？”这时，一个名叫苏威的大臣拍马屁说，古代的人并非不知道，只不过这儿一直在等待着陛下的到来。杨广一听，龙心大悦。
大业元年，杨广征发匠役200万人营造洛阳，定名为东都。同时，疏通大运河，让洛阳成为大运河的神经中枢。自此，洛阳便成为了全国的政治、经济和交通中心。
唐兴以后，李渊虽然定都长安，但唐朝的皇帝们对洛阳的喜爱可一点都没减少。唐太宗李世民曾经下令修葺洛阳城，并改名为“洛阳宫”，他三次来到洛阳城并居住了两年之久。唐高宗李治继位之后，加大了对洛阳的营造力度，他特意召来当时负责修缮洛阳的韦机，对他说：“两京朕东西二宅，来去不恒，卿宜善思修建。”洛阳城著名的上阳宫就是此时修建的。
到了武则天统治时期，洛阳城的辉煌才算臻于巅峰。首先是上阳宫和明堂（万象神宫）的修建，王建在《上阳宫》里歌咏道，“上阳花木不曾秋，洛水穿宫处处流。画阁红楼歌女笑，玉箫金管路人愁”。这上阳宫四季如春，舞榭歌台，笙箫不歇，其宫殿之雄伟，园林之华美，让王建感慨道，“曾读列仙王母传，九天未胜此中游”。连神仙宫邸都无法与之相媲美，可见昔日上阳宫之胜景。
比上阳宫更雄伟壮丽的是武则天时期修建的明堂，这明堂又称万象神宫。684年，武则天改洛阳为神都，紧接着在688年，武则天为了彰显帝王权威，开始修建明堂。史载明堂“高二百九十四尺，方三百尺。凡三层：下层法四时，各随方色；中层法十二时辰；上为圆盖，九龙捧之。上饰铁凤，高一丈，饰以黄金”。明堂的设计，囊括四季，内含光阴，凤在龙上，寓意十分明显。高耸如云的明堂，中间由几十根巨木相撑，可谓精巧至极。上阳宫和万象神宫的相继落成，为洛阳城增添了几分雄魄与威严，彰显了帝都几代统治者的营造让洛阳成为了雄视四海，气吞九州的巨大都市。天授二年，武则天“徙关外雍、同、秦等七州户数十万，以实洛阳”。这次迁徙，让本就人口众多的洛阳城迎来了新一轮的人口增长。
伴随着人口增长而来的是商业的兴盛。在这些被迁徙的人口中，有不少是工商业者，他们在洛阳重操旧业，使得洛阳城的商业更加繁荣兴盛。当时的洛阳与长安一样，设有南市与北市，主要贸易就在这两个市场内进行。但是工商业的野蛮生长，是绝不可能被限制在两个坊市之中的，在市的附近衍生出了一些商业点，以至于这种“商业乱象”都受到了政府的干预。
唐朝的雄伟气魄让其成为了中国历史上对外交往最为频繁的朝代，洛阳在当时还是丝绸之路上的重要城市，因此城内汇集着大量的外域商人，这些外域商人成为了东西贸易交往的重要中介，他们将外域的香料、金银器等运往洛阳，再将丝织品运往外域。为了方便贸易，这些外域商人往往会选择在洛阳定居，巨大的贸易利润让他们身价暴涨，史载一个名为康婆的商人是“世袭衣缨，生资丰渥，家僮数百，藏镪数万……锦衣珠服，人必珍馐；击钟鼎食，出便联骑”。其资产之丰，可见一斑。
武则天的统治结束之后，洛阳在唐代的地位便开始走上下坡路。唐玄宗虽然依然对洛阳情有独钟，并且多年驻跸于洛阳，但开元二十四年之后李唐皇帝便再无巡幸洛阳之举，甚至于洛阳的“东都”名号都时废时兴，体现出了唐朝后期洛阳的地位已经大不如前。
但历史的发展无法抹去曾经存在的事实，洛阳和长安，就像是大唐王冠上的两颗珍珠，在有些时候，洛阳的光辉甚至还盖过长安，令世人景仰，让后人向往。
二、洛阳城长什么样？
隋唐时期的洛阳城究竟是什么样的？即将热播的《风起洛阳》的预告片中，有一幅《洛阳舆水图》，在这幅图中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到“龙光门”“上东门”等城门名称，这幅地图在多大程度上还原了历史上真正的洛阳呢？
洛阳城的形制与长安城同中有异。首先洛阳城与长安城都表现出了很明显的唐代都市特征，洛阳城整体形状比较方正，南宽北窄，中轴线与长安城略有区别，洛阳城的轴线略靠西，从最南边的郭城城门定鼎门开始往北延申，这条轴线串联起了应天门、乾元殿、明堂、天堂等最为雄伟的建筑，而龙光门就是这条轴线的终点。武则天还将这条轴线上的七个建筑分别以带“天”字的名称命名，号为“七天”。
城市内部分为郭城、皇城和宫城三部分，郭城内被划分为了一个个整整齐齐的坊市，坊主要用于居住，市则主要用于商业贸易，但与长安城的“东市”与“西市”不同的是，洛阳城的市呈南北分布，分为“南市”与“北市”，在“南市”“北市”之外，还有一个“西市”，但是存在的时间极短，因此多为后人所忽略。考古学家们对洛阳城的坊市街道进行了一定程度的发掘。据勘测，洛阳城街道宽窄不一，窄处约10米，宽处则为40-60米。考古发现的坊数南北分布较不均匀，洛水北岸只有9个，南岸却发现了55个，但是洛阳城实际上的坊数却远超于此，大约有109个坊。每个坊的形状都呈方形。考古学家们还对曾经居住在洛阳城的名人故居进行了勘探，其中白居易故里的挖掘就是其中一例。
洛阳城市分南北的分布特征与洛水横贯其中，将其截分为两部分的地理形势有关。这一地理形势对整个洛阳城的影响十分明显。北岸的洛阳城与南岸的洛阳城全靠横架在洛水上的桥梁相联系。唐代都城的形制还有另外一个特征，即皇城、宫城等都靠近整座城市的北方，长安城是如此，洛阳城亦是如此。洛水南岸的洛阳城全部都是坊市，但洛水北岸却分布着皇城、宫城、东城等重要区域。
洛阳在唐代的大部分时期始终是陪都，为了区别于长安城，洛阳的皇城与宫城并没有居于城市中心，而是紧挨着整座城市的西北角。皇城与宫城南北毗连，宫城的北面是玄武、曜仪、圆璧三座小城，东西两边分别隔着隔城与夹城，其中东边隔城之东还有一块名为东城的区域。洛阳城内也设有多个粮仓，被统一安排在东城的北边一个叫“含嘉仓城”的区域。
整个宫城就被皇城、园璧城、东城等层层包围其中，防卫措施极其严密。
我们之前提到的上阳宫和明堂，分布也有所区别。上阳宫位于洛阳城外，大约位于洛阳城的西边，与皇城的宣辉门相对。明堂则位于宫城内，与宫城的应天门相对，应天门乃宫城正门，气势恢宏，两边配以廊庑巨阙，考古学家在这片区域发现了明堂的基座遗址，表明那座曾经接天连地的雄伟建筑的确存在过。
值得一提的是，洛阳城内的宗教建筑星罗棋布，其奢华程度也令人为之一叹。《朝野佥载》记：“安乐公主于洛州道光坊造安乐寺，用钱数百万”“薛师名怀义造功德堂一千尺于明堂北。”统治者对于宗教的虔诚信仰带动了洛阳城宗教建筑的繁盛，除此之外，大量外域商人的到来也带来了各种各样的信仰，使得洛阳城的宗教建筑更加多元化。
洛阳因其得天独厚的地理位置而备受历朝统治者的青睐，历朝对洛阳的营造使其成为了一座雄括四海，气吞八荒的巨大都市。虽然洛阳古城已经随着历史消散在了风中，但是国人对她的追忆与重塑却从来没有停止过。国人的大唐情与洛阳梦，是对往昔盛唐的向往，也是对浪漫至死不渝的追求。《风起洛阳》的开播或可让我们再次一睹洛阳城的风采。
韦述：《两京新记辑佚》，辛德勇辑佚，三秦出版社，2006年。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隋唐洛阳城——1959-2001年考古发掘报告》，文物出版社，2014年。
谢昆芩：《长安与洛阳——汉唐文学中的帝都气象》，上海古籍出版社，2013年。
（作者：浩然文史·景苏）
#唐朝以后长安为何成了废都#
关中利于争天下但其实不利于守天下。
历代定都关中的朝廷，要么如周人一样，起自西方，面临着东方大敌；要么就是秦国的路子，由于继承关系在政治上被要求定都于斯。真正平定天下后，深思熟虑要定都关中的，只有朱元璋一例，但是最后他没迁。反倒是其他一开始定都关中的朝代，除秦与西汉外都会在稳定控制关东的时代，于关东制造一个备份首都，由天子带着朝廷经常性地前往关东生活工作。
搞清楚为什么定都关中的统一王朝，会喜欢在关东备份首都，其实就能很好地解释唐朝以后关中——即本题题干中的长安——因何失去首都区地位。
最基础的问题，就是关中的生物承载力不高。
讲真，关中是“八百里沃土”、“天府之国”没错，但它也就那么大啊。以西汉为例，关中平原占全国耕地面积的四十分之一(0.025)左右。它就算竭尽全力，那自然也只能供给起四十分之一的人口，强求它凭自身供应更多的人口，那是不可能的。
然而“首都聚集效应”，不仅会发生在今天的北京市，也会发生在古代的京兆尹辖区呀。西汉末左扶风、右冯翊、京兆尹加起来管有240万人口，当时全国人口最多6300万，则三辅——亦即关中平原——承载了全国0.04左右的人口。在这样的情况下，关中平原等于是超负荷运作，很容易让朝廷感觉到生存压力，进而想搬迁首都。
更何况关中的“沃土”，也需要挤挤水分的。
为什么秦国要修郑国渠？
为什么汉代要修白公渠？
为什么汉武帝要开成国渠？
为什么唐代要开三白渠？
我懒得翻水利文献了，总之就是关中的土也不是一直优良的。既有冰河时代遗留的盐碱地、沙地，也有由于长期超负荷住人被屎尿腌得盐碱化的土地，同时多得是缺水灌溉的旱地。这些土地严重影响了关中地区的粮食产量上限，导致关中能承载的人口很难突破300万大关。而对于统一王朝而言，它们的“首都圈”光政府相关的人口(包括军队和各种家属、仆人等)就很容易逼近百万之巨。若久都关中，真的很难养活这么些人啊......
其次，山河险要让关中的物资输入变得困难
魏惠王总结了古代救灾、养活没饭吃的人的基本套路：
河内凶，则移其民于河东，移其粟于河内；河东凶亦然。
总之就是“把人运到有饭的地方”，或者“把饭运到有人的地方”。关中的地理形势，让它易守难攻，同时也让“把人运出去”和“把饭运进来”，变得十分困难。
首先谈一下“把饭运进来”的困难。
举个官场的例子吧。赵宋有个叫“三门白波发运司”的机构，专门管理汴梁到长安之间的黄河—渭河水运，牵涉到京畿、京西、陕西三个路，管辖河道长度约六百公里。与之对等的有一个叫“江淮六路发运司”的机构，负责收集荆湖南北路、淮南路、江南东西路、两浙路总共六个路的物资，运到汴梁，管辖河道长度......半个长江一条汴河吧。这两个都是文官待制以上可任，理论上可以算平级机构。宋人将这两个差异巨大的机构，算作平级，应是考虑到了黄河水运，特别是三门峡水运的困难性。
三门峡地理因素导致的水运困难，其他答案有讲，我就不多言了。主要提一下古人为了解决三门峡问题创造出的方法——即绕过三门峡。
河运者,至三门之东,置一仓。既属水险, 即于河岸傍山车运数十里。 至三门之西,又 置一仓。每运至仓, 即般下贮纳。
谁都知道货运直达比中途中转要省很多时间和消耗，三门峡这里闹得要中转两次，其间的消耗那自然是：
巨万。
如上，饭是真的难以进入关中，所以大家一般都采取“把人运出去”的办法。
远自汉武帝周游河北，近到唐玄宗开元二十年“就食东都”，都是现成的例子，我不展开讲了。但这些例子背后折射的，其实是大统一王朝在承平日久之后，由于关中平原生物承载力的有限，必然要去更广阔的平原(华北平原)以求养活朝廷和聚集在首都的附属人口之现实。
综上所述，关中地区确实比较难以应付天下太平后的情况，是不利于“守天下”的地区。
下面我简要地讲一下大统一朝廷，其各自定都的情况吧：
西周：原住民，后来去修了洛邑，周王长期在洛邑经营东方；
秦：周王封他在此，还没来得及挑战关中生物承载力极限就完蛋了；
西汉：景帝时第一次从关东调粮食入关，武帝时形成三河(河东、河内、河北)米数十万石入关的定例，同时由于迁富户作陵邑的副作用，民间有自发向关中运输粮食的动力，就这样关中地区的人口增长率还是很低的，足见关中生物承载力对人口的负面影响；
东汉：“关中遭王莽变乱，宫室焚荡，民庶涂炭，百不一在。”且汉初刘邦想都洛阳、新初王莽想都洛阳、甚至更始帝都想都洛阳......
魏晋：住在汉朝的城里；
南朝：我们承认长安和洛阳是两京来的......
北魏：“中华正统在洛阳”；
西魏北周：被挤到没人的关中去的......成天都想打下洛阳，周武帝要么住洛阳要么住邺城硬是把长安托付给了杨坚；
东魏北齐：邺城的墙厚，太行的山高啊；
隋：杨坚起家雍州，杨广还是跑到洛阳去了；
唐：前期住在长安，要经常去洛阳吃饭，后期住在长安不用去洛阳吃饭，因为连年战乱保证了关中的人口一直没超过200万......开元时关中平原所在的京兆府、岐州、华州、同州有49.4819万户，约247万人，元和时，以上地区总计25.5098万户，约127万人......当然后期武宗-宣宗中兴大唐，关中的人口还是增长了起来，搞得唐懿宗和他儿子因为粮运不进来饿了两个月......
再往后，五代蜗角之国，根本没有运粮食进关中的能力，除了后唐象征性都了一下长安洛阳，其他人都老老实实地窝在汴梁吃饭。宋人因循苟且，继续窝在汴梁吃饭。
而且宋人其实不止吃江淮六路发运司运来的南方饭，梁山泺里走来的山东饭、大名府下运来的河北饭，大宋汴梁城一概通吃。
再加上个南方大开发啊，西夏烦得要死啊之类的侧面因素，宋金就都不考虑关中作为都城了。金哀宗那么衰了，照样是宁愿死河南不愿入关中，他们对于关中难于吃饭的认知可谓根深蒂固。
大元：忽必烈在开平登基，开平进河北遇到的第一个大城市就是金中都，那就金中都吧；
大明：其实以大明后期国用一半花在漕运上的态度，朱元璋完全可以定都西安，只要疏通一下黄河入海口就能保证南米西运，比起现实中为了给京杭大运河蓄水搞得淮北民不聊生还要好一些，可惜啊......
大清：一开始挺穷，将就着用大明的遗产，后来时刻准备回老家，也就不搬迁了。
哎呀，总之就是：
关中本身有局限性，定都于此本就必然会面临窘迫的境地，然后加上其他答案里提到的天气变化啊、东北的敌人啊之类的因素，还有懿文太子病死之类的偶然，促成了关中丧失首都圈地位，长安成为废都
关中利于争天下但其实不利于守天下。
历代定都关中的朝廷，要么如周人一样，起自西方，面临着东方大敌；要么就是秦国的路子，由于继承关系在政治上被要求定都于斯。真正平定天下后，深思熟虑要定都关中的，只有朱元璋一例，但是最后他没迁。反倒是其他一开始定都关中的朝代，除秦与西汉外都会在稳定控制关东的时代，于关东制造一个备份首都，由天子带着朝廷经常性地前往关东生活工作。
搞清楚为什么定都关中的统一王朝，会喜欢在关东备份首都，其实就能很好地解释唐朝以后关中——即本题题干中的长安——因何失去首都区地位。
最基础的问题，就是关中的生物承载力不高。
讲真，关中是“八百里沃土”、“天府之国”没错，但它也就那么大啊。以西汉为例，关中平原占全国耕地面积的四十分之一(0.025)左右。它就算竭尽全力，那自然也只能供给起四十分之一的人口，强求它凭自身供应更多的人口，那是不可能的。
然而“首都聚集效应”，不仅会发生在今天的北京市，也会发生在古代的京兆尹辖区呀。西汉末左扶风、右冯翊、京兆尹加起来管有240万人口，当时全国人口最多6300万，则三辅——亦即关中平原——承载了全国0.04左右的人口。在这样的情况下，关中平原等于是超负荷运作，很容易让朝廷感觉到生存压力，进而想搬迁首都。
更何况关中的“沃土”，也需要挤挤水分的。
为什么秦国要修郑国渠？
为什么汉代要修白公渠？
为什么汉武帝要开成国渠？
为什么唐代要开三白渠？
我懒得翻水利文献了，总之就是关中的土也不是一直优良的。既有冰河时代遗留的盐碱地、沙地，也有由于长期超负荷住人被屎尿腌得盐碱化的土地，同时多得是缺水灌溉的旱地。这些土地严重影响了关中地区的粮食产量上限，导致关中能承载的人口很难突破300万大关。而对于统一王朝而言，它们的“首都圈”光政府相关的人口(包括军队和各种家属、仆人等)就很容易逼近百万之巨。若久都关中，真的很难养活这么些人啊......
其次，山河险要让关中的物资输入变得困难
魏惠王总结了古代救灾、养活没饭吃的人的基本套路：
河内凶，则移其民于河东，移其粟于河内；河东凶亦然。
总之就是“把人运到有饭的地方”，或者“把饭运到有人的地方”。关中的地理形势，让它易守难攻，同时也让“把人运出去”和“把饭运进来”，变得十分困难。
首先谈一下“把饭运进来”的困难。
举个官场的例子吧。赵宋有个叫“三门白波发运司”的机构，专门管理汴梁到长安之间的黄河—渭河水运，牵涉到京畿、京西、陕西三个路，管辖河道长度约六百公里。与之对等的有一个叫“江淮六路发运司”的机构，负责收集荆湖南北路、淮南路、江南东西路、两浙路总共六个路的物资，运到汴梁，管辖河道长度......半个长江一条汴河吧。这两个都是文官待制以上可任，理论上可以算平级机构。宋人将这两个差异巨大的机构，算作平级，应是考虑到了黄河水运，特别是三门峡水运的困难性。
三门峡地理因素导致的水运困难，其他答案有讲，我就不多言了。主要提一下古人为了解决三门峡问题创造出的方法——即绕过三门峡。
河运者,至三门之东,置一仓。既属水险, 即于河岸傍山车运数十里。 至三门之西,又 置一仓。每运至仓, 即般下贮纳。
谁都知道货运直达比中途中转要省很多时间和消耗，三门峡这里闹得要中转两次，其间的消耗那自然是：
巨万。
如上，饭是真的难以进入关中，所以大家一般都采取“把人运出去”的办法。
远自汉武帝周游河北，近到唐玄宗开元二十年“就食东都”，都是现成的例子，我不展开讲了。但这些例子背后折射的，其实是大统一王朝在承平日久之后，由于关中平原生物承载力的有限，必然要去更广阔的平原(华北平原)以求养活朝廷和聚集在首都的附属人口之现实。
综上所述，关中地区确实比较难以应付天下太平后的情况，是不利于“守天下”的地区。
下面我简要地讲一下大统一朝廷，其各自定都的情况吧：
西周：原住民，后来去修了洛邑，周王长期在洛邑经营东方；
秦：周王封他在此，还没来得及挑战关中生物承载力极限就完蛋了；
西汉：景帝时第一次从关东调粮食入关，武帝时形成三河(河东、河内、河北)米数十万石入关的定例，同时由于迁富户作陵邑的副作用，民间有自发向关中运输粮食的动力，就这样关中地区的人口增长率还是很低的，足见关中生物承载力对人口的负面影响；
东汉：“关中遭王莽变乱，宫室焚荡，民庶涂炭，百不一在。”且汉初刘邦想都洛阳、新初王莽想都洛阳、甚至更始帝都想都洛阳......
魏晋：住在汉朝的城里；
南朝：我们承认长安和洛阳是两京来的......
北魏：“中华正统在洛阳”；
西魏北周：被挤到没人的关中去的......成天都想打下洛阳，周武帝要么住洛阳要么住邺城硬是把长安托付给了杨坚；
东魏北齐：邺城的墙厚，太行的山高啊；
隋：杨坚起家雍州，杨广还是跑到洛阳去了；
唐：前期住在长安，要经常去洛阳吃饭，后期住在长安不用去洛阳吃饭，因为连年战乱保证了关中的人口一直没超过200万......开元时关中平原所在的京兆府、岐州、华州、同州有49.4819万户，约247万人，元和时，以上地区总计25.5098万户，约127万人......当然后期武宗-宣宗中兴大唐，关中的人口还是增长了起来，搞得唐懿宗和他儿子因为粮运不进来饿了两个月......
再往后，五代蜗角之国，根本没有运粮食进关中的能力，除了后唐象征性都了一下长安洛阳，其他人都老老实实地窝在汴梁吃饭。宋人因循苟且，继续窝在汴梁吃饭。
而且宋人其实不止吃江淮六路发运司运来的南方饭，梁山泺里走来的山东饭、大名府下运来的河北饭，大宋汴梁城一概通吃。
再加上个南方大开发啊，西夏烦得要死啊之类的侧面因素，宋金就都不考虑关中作为都城了。金哀宗那么衰了，照样是宁愿死河南不愿入关中，他们对于关中难于吃饭的认知可谓根深蒂固。
大元：忽必烈在开平登基，开平进河北遇到的第一个大城市就是金中都，那就金中都吧；
大明：其实以大明后期国用一半花在漕运上的态度，朱元璋完全可以定都西安，只要疏通一下黄河入海口就能保证南米西运，比起现实中为了给京杭大运河蓄水搞得淮北民不聊生还要好一些，可惜啊......
大清：一开始挺穷，将就着用大明的遗产，后来时刻准备回老家，也就不搬迁了。
哎呀，总之就是：
关中本身有局限性，定都于此本就必然会面临窘迫的境地，然后加上其他答案里提到的天气变化啊、东北的敌人啊之类的因素，还有懿文太子病死之类的偶然，促成了关中丧失首都圈地位，长安成为废都
历史上，凡是人口衰退的时期，都是经济低谷期
中国是人口大国，但由于生育率的低迷不振，未来中国的人口数量将持续减少已是可以预见的大势所趋，联合国人口署发布的《2015年世界人口展望》预计，到本世纪末，中国人口将回落至10.04亿。这还是中预测值，低预测值只有6.13亿，差不多就是现有人口减半。社科院人口学者郑真真也认为，本世纪末中国人口将减少到1980年的水平，即10亿人左右。而另一位国内的人口和统计学者黄文政则预测：中国到2100年的总人口为5.8亿，到2150年将降到2.8亿。
尽管具体的预测值存在着巨大差异，但本世纪之内中国人口将出现持续负增长的趋势，却是各方都不得不承认的。从历史的经验与教训来看，人口出现持续性、大幅度的负增长，可不是什么好事情，往往是经济发展进入低谷期的指征。
老一辈宋史学者漆侠先生曾提出一个理论：自先秦至清末，中国社会的经济发展大体上呈现为“两个马鞍形”：春秋战国之后，生产力获得显著发展，至秦汉时出现第一个高峰，魏晋以降，生产力低落下来，到隋唐才有所恢复、回升，从而形成为第一个马鞍形；在唐代经济发展的基础上，宋代的社会生产力以前所未有的速度迅猛发展，达到一个更高的高峰，元代生产力又急遽下降，直到明中叶才恢复到宋代的发展水平，这样又形成了第二个马鞍形。
我们换一个视角鸟瞰历史，也会发现，中国历史上的人口发展也大体上出现“两个马鞍形”，而且这“两个马鞍形”跟漆侠先生观察到的“两个马鞍形”是基本重合的。换言之，凡是人口出现大增长的历史时期，都是经济发展的高峰期；反之亦然，凡是人口出现大衰退的历史时期，都是经济发展的低谷期。
据葛剑雄《中国人口史》第一卷，战国时期的人口峰值在4500万以内，从战国到西汉，由于列国争霸、秦灭六国、秦末战乱，人口锐减，但经西汉的休养生息，人口增长至6000万以上，东汉的人口峰值差不多也是这个水平。这是中国历史上的第一个人口高峰期。这个时期，也是中国传统农业从粗放到精细的转型期，铁器开始广泛应用，域外农作物通过陆上丝绸之路引了进来，粮食亩产量出现突破性提高，社会生产力足以维持比从前更高的人口数目。
但是，从三国—魏晋直至南北朝，人口又发生锐减，按葛剑雄先生的研究，三国末期的人口下降为3000万左右，之后三四百年，人口峰值都只能维持在三四千万上下。这是秦后人口发展的第一个谷底，跟经济发展的第一个谷底正好重合。
隋唐终结了大分裂之后，人口增长率才重新慢慢回升，据冻国栋《中国人口史》第二卷，唐朝的人口峰值恢复了汉代的水平，略有超过，从而形成第一个马鞍形。随后，在残唐—五代的小分裂时期，由于长年军阀混乱，天灾频繁，人口锐减为2000多万，跌入第二个谷底。
之后，赵宋于乱世中立国，平定中原，老百姓才迎来安居乐业，经近百年的生息，中国人口增长在北宋后期出现了一次“大爆炸”，首次突破一亿，形成历史上第二个人口高峰。
宋朝官方对于人口数目有非常详尽的统计，按北宋大观四年（1110）的户部人口统计，当时户数为20，882，258户，口数为46，734，784口。计算下来，每户平均只有2.2人，这显然不合历史的实情情况与我们的经验常识。原来，宋朝官方的户账通常只登记具有服役义务的成年男丁，二十岁以下的未成丁、六十岁以上的老人、女性，均不计算在内。按宋史学者程民生教授的研究，宋代的平均家庭人口为7人。如此说来，北宋末的人口规模已达到1.4亿，差不多比唐朝人口峰值翻了一番。南宋时，尽管丢了半壁江山，但人口峰值也超过了唐朝。
与人口繁衍同步，两宋时期的社会生产力也获得空前的发展。得益于农业技术的改进、海外高产稻种的引进与推广，宋代南方的稻田平均亩产约有二三石（米），低产时也有一石，最高时亩产量可达六七石（谷），这个产量差不多是战国时期的5倍、唐代的3倍。再加上垦田以及复耕技术在江南的推行，粮食总体产量大增，养活1.4亿人口是大致没有问题的。所以有学者认为宋代出现了一场“绿色革命”：“宋代大范围地实行复种制和提高亩产量，并取得突出成就，称之为古代的一次绿色革命，应不为过。”
宋代城市工商业也非常繁华，正如一名元朝人在张择端《清明上河图》上留下的题跋所言：“观者见其邑屋之繁，舟车之盛，商贾财货之充羡盈溢，无不嗟赏歆慕，恨不得亲生其时，亲目其事。”如此繁华的城市工商业才可以吸纳更多的农业富余劳动力。事实上，据赵岗等学者的研究，北宋的城市人口占全国总人口的20.1%，南宋时更是达到22.4%。这是什么概念？对比一下：清代中叶（嘉庆年间）的城市化率约为7%，民国时才升至10%左右，到1957年，城市化率也不过是15.4%。
然而，南宋之后，中国人口又出现了锐减，尽管元朝的疆域远大于宋朝，但至元二十一年（1284），全国人口才有6800万人左右（参见吴松弟《中国人口史》第三卷），不及北宋末的一半，跌入第三个谷底；直到晚明，人口数目才慢慢恢复到北宋末的峰值。这一趋势正好跟漆侠关于经济发展的判断大致相契合：“元代生产力急遽下降，直到明中叶才恢复到宋代的发展水平，这样又形成了第二个马鞍形。”
在晚明人口与经济发展的基础上，清代出现了第二次“人口大爆炸”，乾隆二十七年（1762），中国人口首次破2亿，乾隆五十五年（1790），中国人口首次破3亿，道光十四年（1834），中国人口首次突破4亿。这是中国历史人口发展的第三个高峰。之后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四万万同胞”便成了中国人的常用语。
而明清时期，也是中国传统农业发展的又一个关键时刻——主要体现为大量美洲作物的引进，包括番麦（玉米）、番仔薯（土豆）、番薯、番豆（花生）、番茄、番椒（辣椒）等等，我们现在常说的带有“番”字的农作物，基本上就是这一时期引入中国的。而带有“胡”的农作物，则通常是汉朝及之后从西域传入的。“番”字系农作物生长迅速，产量巨大，明清时期的人口大增长主要应归功于这些域外作物的引进。
从长时段的历史来看，人口增长与经济发展之间的关系表现为密切的正相关。可以说，两者互为因果：经济发展固然为人口增长提供了物质基础，反过来，人口增长也给经济发展提供了驱动力。
张择端《清明上河图》的远郊部分，画的是一大片一大片的田园，田园里种的不是庄稼，而是蔬菜；近郊部分，又画了一大群家猪，很可能附近有一个养殖场。
原来，北宋末汴京的人口多达百万之众，用《东京梦华录》的话来说，“以其人烟浩穰，添十数万众不加多，减之不觉少”。这么多人的日常消费需求，显然形成了一个非常庞大的市场：每一日从汴梁城郊赶进城内屠宰的生猪，即有万头之多；市民消费的蔬菜，可以让拥有京郊二十亩地的菜农养活一家三十口人。如此庞大的消费市场，自然又促成了生猪养殖业、蔬菜种植业、商品粮运输与仓储业以及其他工商业的繁荣，进而又带动了汴河—运河经济带的兴旺。如果汴京没有如此巨大的人口规模，我们肯定领略不到《清明上河图》展现的繁华景象。
历史告诉我们：不要以为人口是拖累，其实人丁是家国之根本。让我引述明代学者丘浚的一句话，作为本文的结束语吧：“天下盛衰在庶民，庶民多则国势盛，庶民寡则国势衰，盖国之有民，犹仓廪之有粟、府藏之有财也。”
中国是人口大国，但由于生育率的低迷不振，未来中国的人口数量将持续减少已是可以预见的大势所趋，联合国人口署发布的《2015年世界人口展望》预计，到本世纪末，中国人口将回落至10.04亿。这还是中预测值，低预测值只有6.13亿，差不多就是现有人口减半。社科院人口学者郑真真也认为，本世纪末中国人口将减少到1980年的水平，即10亿人左右。而另一位国内的人口和统计学者黄文政则预测：中国到2100年的总人口为5.8亿，到2150年将降到2.8亿。
尽管具体的预测值存在着巨大差异，但本世纪之内中国人口将出现持续负增长的趋势，却是各方都不得不承认的。从历史的经验与教训来看，人口出现持续性、大幅度的负增长，可不是什么好事情，往往是经济发展进入低谷期的指征。
老一辈宋史学者漆侠先生曾提出一个理论：自先秦至清末，中国社会的经济发展大体上呈现为“两个马鞍形”：春秋战国之后，生产力获得显著发展，至秦汉时出现第一个高峰，魏晋以降，生产力低落下来，到隋唐才有所恢复、回升，从而形成为第一个马鞍形；在唐代经济发展的基础上，宋代的社会生产力以前所未有的速度迅猛发展，达到一个更高的高峰，元代生产力又急遽下降，直到明中叶才恢复到宋代的发展水平，这样又形成了第二个马鞍形。
我们换一个视角鸟瞰历史，也会发现，中国历史上的人口发展也大体上出现“两个马鞍形”，而且这“两个马鞍形”跟漆侠先生观察到的“两个马鞍形”是基本重合的。换言之，凡是人口出现大增长的历史时期，都是经济发展的高峰期；反之亦然，凡是人口出现大衰退的历史时期，都是经济发展的低谷期。
据葛剑雄《中国人口史》第一卷，战国时期的人口峰值在4500万以内，从战国到西汉，由于列国争霸、秦灭六国、秦末战乱，人口锐减，但经西汉的休养生息，人口增长至6000万以上，东汉的人口峰值差不多也是这个水平。这是中国历史上的第一个人口高峰期。这个时期，也是中国传统农业从粗放到精细的转型期，铁器开始广泛应用，域外农作物通过陆上丝绸之路引了进来，粮食亩产量出现突破性提高，社会生产力足以维持比从前更高的人口数目。
但是，从三国—魏晋直至南北朝，人口又发生锐减，按葛剑雄先生的研究，三国末期的人口下降为3000万左右，之后三四百年，人口峰值都只能维持在三四千万上下。这是秦后人口发展的第一个谷底，跟经济发展的第一个谷底正好重合。
隋唐终结了大分裂之后，人口增长率才重新慢慢回升，据冻国栋《中国人口史》第二卷，唐朝的人口峰值恢复了汉代的水平，略有超过，从而形成第一个马鞍形。随后，在残唐—五代的小分裂时期，由于长年军阀混乱，天灾频繁，人口锐减为2000多万，跌入第二个谷底。
之后，赵宋于乱世中立国，平定中原，老百姓才迎来安居乐业，经近百年的生息，中国人口增长在北宋后期出现了一次“大爆炸”，首次突破一亿，形成历史上第二个人口高峰。
宋朝官方对于人口数目有非常详尽的统计，按北宋大观四年（1110）的户部人口统计，当时户数为20，882，258户，口数为46，734，784口。计算下来，每户平均只有2.2人，这显然不合历史的实情情况与我们的经验常识。原来，宋朝官方的户账通常只登记具有服役义务的成年男丁，二十岁以下的未成丁、六十岁以上的老人、女性，均不计算在内。按宋史学者程民生教授的研究，宋代的平均家庭人口为7人。如此说来，北宋末的人口规模已达到1.4亿，差不多比唐朝人口峰值翻了一番。南宋时，尽管丢了半壁江山，但人口峰值也超过了唐朝。
与人口繁衍同步，两宋时期的社会生产力也获得空前的发展。得益于农业技术的改进、海外高产稻种的引进与推广，宋代南方的稻田平均亩产约有二三石（米），低产时也有一石，最高时亩产量可达六七石（谷），这个产量差不多是战国时期的5倍、唐代的3倍。再加上垦田以及复耕技术在江南的推行，粮食总体产量大增，养活1.4亿人口是大致没有问题的。所以有学者认为宋代出现了一场“绿色革命”：“宋代大范围地实行复种制和提高亩产量，并取得突出成就，称之为古代的一次绿色革命，应不为过。”
宋代城市工商业也非常繁华，正如一名元朝人在张择端《清明上河图》上留下的题跋所言：“观者见其邑屋之繁，舟车之盛，商贾财货之充羡盈溢，无不嗟赏歆慕，恨不得亲生其时，亲目其事。”如此繁华的城市工商业才可以吸纳更多的农业富余劳动力。事实上，据赵岗等学者的研究，北宋的城市人口占全国总人口的20.1%，南宋时更是达到22.4%。这是什么概念？对比一下：清代中叶（嘉庆年间）的城市化率约为7%，民国时才升至10%左右，到1957年，城市化率也不过是15.4%。
然而，南宋之后，中国人口又出现了锐减，尽管元朝的疆域远大于宋朝，但至元二十一年（1284），全国人口才有6800万人左右（参见吴松弟《中国人口史》第三卷），不及北宋末的一半，跌入第三个谷底；直到晚明，人口数目才慢慢恢复到北宋末的峰值。这一趋势正好跟漆侠关于经济发展的判断大致相契合：“元代生产力急遽下降，直到明中叶才恢复到宋代的发展水平，这样又形成了第二个马鞍形。”
在晚明人口与经济发展的基础上，清代出现了第二次“人口大爆炸”，乾隆二十七年（1762），中国人口首次破2亿，乾隆五十五年（1790），中国人口首次破3亿，道光十四年（1834），中国人口首次突破4亿。这是中国历史人口发展的第三个高峰。之后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四万万同胞”便成了中国人的常用语。
而明清时期，也是中国传统农业发展的又一个关键时刻——主要体现为大量美洲作物的引进，包括番麦（玉米）、番仔薯（土豆）、番薯、番豆（花生）、番茄、番椒（辣椒）等等，我们现在常说的带有“番”字的农作物，基本上就是这一时期引入中国的。而带有“胡”的农作物，则通常是汉朝及之后从西域传入的。“番”字系农作物生长迅速，产量巨大，明清时期的人口大增长主要应归功于这些域外作物的引进。
从长时段的历史来看，人口增长与经济发展之间的关系表现为密切的正相关。可以说，两者互为因果：经济发展固然为人口增长提供了物质基础，反过来，人口增长也给经济发展提供了驱动力。
张择端《清明上河图》的远郊部分，画的是一大片一大片的田园，田园里种的不是庄稼，而是蔬菜；近郊部分，又画了一大群家猪，很可能附近有一个养殖场。
原来，北宋末汴京的人口多达百万之众，用《东京梦华录》的话来说，“以其人烟浩穰，添十数万众不加多，减之不觉少”。这么多人的日常消费需求，显然形成了一个非常庞大的市场：每一日从汴梁城郊赶进城内屠宰的生猪，即有万头之多；市民消费的蔬菜，可以让拥有京郊二十亩地的菜农养活一家三十口人。如此庞大的消费市场，自然又促成了生猪养殖业、蔬菜种植业、商品粮运输与仓储业以及其他工商业的繁荣，进而又带动了汴河—运河经济带的兴旺。如果汴京没有如此巨大的人口规模，我们肯定领略不到《清明上河图》展现的繁华景象。
历史告诉我们：不要以为人口是拖累，其实人丁是家国之根本。让我引述明代学者丘浚的一句话，作为本文的结束语吧：“天下盛衰在庶民，庶民多则国势盛，庶民寡则国势衰，盖国之有民，犹仓廪之有粟、府藏之有财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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