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花亦山心之月[超话]#
虽然不知道花山的主控在主线-人物传记-结缘里能不能完全视作一个人，但弋兰天结缘里对前面剧情若有似无的呼应和解答实在是太戳我了[衰]所以试图总结一点我认为的和前面剧情（包括主线、人物传记…）有关联的地方，希望有人来一起嚎[衰]
-“你说，人活一世，是该做自己想做的事，还是正确的事？”
↑这是弋兰天试图整修穷奇会收效甚微后，斟酌再三，询问主控的话（p3）。花山结缘的常规流程是事件→心结→解心结，这是弋兰天心结的引子部分，其实不是他的症结所在，但是这个问题确实是可以拿出去问花山的其他角色的，比如世子，比如文老师，其本质是在「该做的事」和「想做的事」之间做一个抉择。
越阳篇末尾（p1），当时有很多玩家吐槽，说主控前脚刚走，文司宥后脚就反水。但其实这里恰恰说明文老师的属性并非纯然的混乱邪恶，因为他仍然在追求「正确性」。恶人作恶无非两种可能，一种是知道自己是在作恶的，一种是不觉得自己在作恶的，区别是前者知其错而为之，后者是觉得自己做得对，但文老师并不是任何一种。
文老师说自己不能“感情用事”，很显然在他的认知里肯定是理性高于感性的，在理智指导下做出的选择才可能是最正确的。但是，越阳篇中主控舍命相救、不计前嫌、好言相劝，文想要回以援手本是人之常情，知恩图报的行为本身也可以视作一场交易，又何以被视作是“感情用事”呢？
——因为文老师需要自己做得正确。他需要的不是两害相权取其轻、两利相权取其重，他需要的是明确的利害之分，需要自己做的选择是全然正确的，而不仅仅是最有利的。这恰恰证明他仍是受道德感支配的，仍是不想感到愧疚的，所以他仍然希望自己做得对，自己只是想做得对而已，有何罪、有何恶？即便这个正确如空中楼阁，摇摇欲坠，他也必须紧紧抓住。
这与文取走花诏录剧情的细节是相通的。因为这样的正确始终是有裂痕的，这些细节就是在展示这道裂痕（p2）。为什么跟柿都不曾直接开口借一次，为什么取走花诏录之后没有马上离开，而是留在观星楼，沉默、叹息，甚至留下了一句解释？两个问题的答案可能是一样的。柿跟文有些地方很像，不信人、不求人。因为相似所以格外提防，因为相似所以渴求理解。而两人之间最大的不同，让柿得以成为求救对象的原因，就是柿永远不会也不需要扭曲自己的本来意愿和观念，去达成所谓的正确。在弋兰天结缘里柿给出了直接的回答：“我不懂，想做的不就是正确的？”——这个回答其实是近乎于狂妄的，但是对于纠结于此、挣扎于此的人来说，这样的态度是炽热的、干净的，是弥补裂痕的另外一丝可能。
但对弋兰天来说，这并不能成为答案。所以柿补充了问题：提问者弋兰天，又是什么人呢？
-“我怕猜错，所以从来不猜。”
弋兰天不知道柿子并没有接触这些信息的渠道，他以为柿猜得到自己的身份，而柿回答得理直气壮，我怕猜错，所以从来不猜，我坐享其成，所以只等着答案送上（p5）。弋说柿说的是歪理，柿在弋结缘最初也说过自己“很容易被歪理说服”，但这次弋口中的“歪理”，或许就是柿本身的思考模式。
对柿这个角色感兴趣且玩过柿线23章的人应该很难不对“这个问题，我不知道我还想不想问”这句话印象深刻（p4），这是柿在当时已知的所有剧情中，面对友人纷繁的立场时，唯一一次表露出退缩。柿在主线里的思考从来都是“毕竟立场不同”“有目的而来很正常”，用别人的利益去考量别人的道路选择是他一贯的思维模式，而当这样的思考会让他心伤时，他是直接中止思考，而不是想下去骗自己。其实这也是他不扭曲自己去追求正确的一种投射，要是不能正确便不用做了，他也告诉自己不去想了。因此弋结缘里这段回答看起来像是玩笑，其实无限接近于一句剖白，这是柿的真实想法，也是他一直以来的做法。
但这样的态度用来衡量人的感情是否合适呢？虽然时常能做到避免伤害，但会不会同时也避开了真相，会不会作茧自缚、自讨苦吃？也许确实像弋兰天说的那样，这也不过是“歪理”而已。
-“上天今日必不亡我。”
-“说老实话，我是赶鸭子上架。”
-“早慧不易。”
星河传记差不多是当时主控形象塑造的小高峰，几乎每一节都有高光。星河问了三次你争还是不争，每一次答案都很精彩。这也是柿的少年狂气在剧情里的第一次展露：“上天今日必不亡我，我为何不争？”（p6）
相似的字眼也在弋兰天结缘里再现，但语境却变得完全不一样了。（p7）
弋兰天之前问，是该做正确的事，还是想做的事？但其实那并不全是他痛苦的根由，真正的痛点是一笔带过的那句：“我又一次犯错了。”——这才是他的苦楚。无论是承家族意志做少卿、还是做使节，还是做穷奇会的老大，他认为自己做得不够好，有负家人，有负师友，尽管事实是他其实都做得很好了。之前柿想先问明白，提问者是谁呢，现在问明白了，但真正的问题又变得模糊不清了，是想问，如果是你的话，你会选择正确的路，还是想走的路？还是想问，你会不会担心辜负别人？
柿的回答几乎可以用“恳切”来形容，我什么都没有，我的家族唯我一人。我是赶鸭子上架，强行撑起家族的事宜。但是我做得很好，便觉得这是我想做的。无论是不想辜负别人，还是不想半途而废。因此我又觉得，我的道路是正确的。——看起来在说自己，其实就是说，你想走的道路就是正确的路，只要走好就好了。
做得好的=想做的=正确的，这个等式里有任何一环断掉对一个人都是很大的打击，也只有柿这样的人肯在这三个词中间连等号，他自己并非意识不到危险，“但凡这路出了点岔子，世间便再无花世子。”而这时那句“上天今日必不亡我”也才补齐了背后的意思：“要么上天今日亡我，要么给我那种种攻讦猜忌，是为磨砺我。”
——星河听到那句话之后，说的是，“很好！便是这样的决心，你会无恙的。”他不知道的是其实这并不是柿在当时立下的决心，而是在忱哥不在时，支持南塘花家、支持花家世子本人咬着牙走过这些年的信条，选项本来只有两个，既然上天不是要亡我，那今日种种便是要磨砺我，天将降大任于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曾益其所不能。
这些话尽管不说出口，但却会在沉默的空气里流动。所以弋兰天最后笑叹道，“小世子啊，可知早慧不易？”——我私心觉得这是目前所有人物里对花家少主评价最准确的一句，早慧不易，这些年的苦和坚持就是这么四个字而已。
最后，柿心里的苦难是种种攻讦猜忌，其实弋兰天结缘里分量最重的就是“毫无保留”，出现了两次，一次是结缘5对谈说弋兰天，一次是结缘10说柿自己，这意味着他们的关系满足了三个条件：弋对柿肯毫无保留，柿察觉得到弋的毫无保留，柿对弋也选择毫无保留。且不说最后一个了，就前两个条件来说，目前主线人物就几乎没有能集齐的。柿肯对弋说“歪理”，肯把主线里困扰我已久的成长经历这样云淡风轻地说给弋听，实在是很让人意外，甚至第一面被弋无视，他都没有感到窝火，而是感到“心中有一万个好奇”，像一种直觉，而更让人没话说的是他的这种直觉还挺对的。（柿：“只要这件事不违法、不背德、不花钱、不丢人、不是我，我都愿意听听。”弋：“非你不可。”）不知道传记里还有没有更详细的关系推进部分，我还挺好奇是这两个人的关系是怎么能走到结缘里那一步的，当然要是传记没有详细写，，其实我也能接受一见内什么的情节的，毕竟能发展到结缘里那样不管怎么看都很不可思议（。）
虽然不知道花山的主控在主线-人物传记-结缘里能不能完全视作一个人，但弋兰天结缘里对前面剧情若有似无的呼应和解答实在是太戳我了[衰]所以试图总结一点我认为的和前面剧情（包括主线、人物传记…）有关联的地方，希望有人来一起嚎[衰]
-“你说，人活一世，是该做自己想做的事，还是正确的事？”
↑这是弋兰天试图整修穷奇会收效甚微后，斟酌再三，询问主控的话（p3）。花山结缘的常规流程是事件→心结→解心结，这是弋兰天心结的引子部分，其实不是他的症结所在，但是这个问题确实是可以拿出去问花山的其他角色的，比如世子，比如文老师，其本质是在「该做的事」和「想做的事」之间做一个抉择。
越阳篇末尾（p1），当时有很多玩家吐槽，说主控前脚刚走，文司宥后脚就反水。但其实这里恰恰说明文老师的属性并非纯然的混乱邪恶，因为他仍然在追求「正确性」。恶人作恶无非两种可能，一种是知道自己是在作恶的，一种是不觉得自己在作恶的，区别是前者知其错而为之，后者是觉得自己做得对，但文老师并不是任何一种。
文老师说自己不能“感情用事”，很显然在他的认知里肯定是理性高于感性的，在理智指导下做出的选择才可能是最正确的。但是，越阳篇中主控舍命相救、不计前嫌、好言相劝，文想要回以援手本是人之常情，知恩图报的行为本身也可以视作一场交易，又何以被视作是“感情用事”呢？
——因为文老师需要自己做得正确。他需要的不是两害相权取其轻、两利相权取其重，他需要的是明确的利害之分，需要自己做的选择是全然正确的，而不仅仅是最有利的。这恰恰证明他仍是受道德感支配的，仍是不想感到愧疚的，所以他仍然希望自己做得对，自己只是想做得对而已，有何罪、有何恶？即便这个正确如空中楼阁，摇摇欲坠，他也必须紧紧抓住。
这与文取走花诏录剧情的细节是相通的。因为这样的正确始终是有裂痕的，这些细节就是在展示这道裂痕（p2）。为什么跟柿都不曾直接开口借一次，为什么取走花诏录之后没有马上离开，而是留在观星楼，沉默、叹息，甚至留下了一句解释？两个问题的答案可能是一样的。柿跟文有些地方很像，不信人、不求人。因为相似所以格外提防，因为相似所以渴求理解。而两人之间最大的不同，让柿得以成为求救对象的原因，就是柿永远不会也不需要扭曲自己的本来意愿和观念，去达成所谓的正确。在弋兰天结缘里柿给出了直接的回答：“我不懂，想做的不就是正确的？”——这个回答其实是近乎于狂妄的，但是对于纠结于此、挣扎于此的人来说，这样的态度是炽热的、干净的，是弥补裂痕的另外一丝可能。
但对弋兰天来说，这并不能成为答案。所以柿补充了问题：提问者弋兰天，又是什么人呢？
-“我怕猜错，所以从来不猜。”
弋兰天不知道柿子并没有接触这些信息的渠道，他以为柿猜得到自己的身份，而柿回答得理直气壮，我怕猜错，所以从来不猜，我坐享其成，所以只等着答案送上（p5）。弋说柿说的是歪理，柿在弋结缘最初也说过自己“很容易被歪理说服”，但这次弋口中的“歪理”，或许就是柿本身的思考模式。
对柿这个角色感兴趣且玩过柿线23章的人应该很难不对“这个问题，我不知道我还想不想问”这句话印象深刻（p4），这是柿在当时已知的所有剧情中，面对友人纷繁的立场时，唯一一次表露出退缩。柿在主线里的思考从来都是“毕竟立场不同”“有目的而来很正常”，用别人的利益去考量别人的道路选择是他一贯的思维模式，而当这样的思考会让他心伤时，他是直接中止思考，而不是想下去骗自己。其实这也是他不扭曲自己去追求正确的一种投射，要是不能正确便不用做了，他也告诉自己不去想了。因此弋结缘里这段回答看起来像是玩笑，其实无限接近于一句剖白，这是柿的真实想法，也是他一直以来的做法。
但这样的态度用来衡量人的感情是否合适呢？虽然时常能做到避免伤害，但会不会同时也避开了真相，会不会作茧自缚、自讨苦吃？也许确实像弋兰天说的那样，这也不过是“歪理”而已。
-“上天今日必不亡我。”
-“说老实话，我是赶鸭子上架。”
-“早慧不易。”
星河传记差不多是当时主控形象塑造的小高峰，几乎每一节都有高光。星河问了三次你争还是不争，每一次答案都很精彩。这也是柿的少年狂气在剧情里的第一次展露：“上天今日必不亡我，我为何不争？”（p6）
相似的字眼也在弋兰天结缘里再现，但语境却变得完全不一样了。（p7）
弋兰天之前问，是该做正确的事，还是想做的事？但其实那并不全是他痛苦的根由，真正的痛点是一笔带过的那句：“我又一次犯错了。”——这才是他的苦楚。无论是承家族意志做少卿、还是做使节，还是做穷奇会的老大，他认为自己做得不够好，有负家人，有负师友，尽管事实是他其实都做得很好了。之前柿想先问明白，提问者是谁呢，现在问明白了，但真正的问题又变得模糊不清了，是想问，如果是你的话，你会选择正确的路，还是想走的路？还是想问，你会不会担心辜负别人？
柿的回答几乎可以用“恳切”来形容，我什么都没有，我的家族唯我一人。我是赶鸭子上架，强行撑起家族的事宜。但是我做得很好，便觉得这是我想做的。无论是不想辜负别人，还是不想半途而废。因此我又觉得，我的道路是正确的。——看起来在说自己，其实就是说，你想走的道路就是正确的路，只要走好就好了。
做得好的=想做的=正确的，这个等式里有任何一环断掉对一个人都是很大的打击，也只有柿这样的人肯在这三个词中间连等号，他自己并非意识不到危险，“但凡这路出了点岔子，世间便再无花世子。”而这时那句“上天今日必不亡我”也才补齐了背后的意思：“要么上天今日亡我，要么给我那种种攻讦猜忌，是为磨砺我。”
——星河听到那句话之后，说的是，“很好！便是这样的决心，你会无恙的。”他不知道的是其实这并不是柿在当时立下的决心，而是在忱哥不在时，支持南塘花家、支持花家世子本人咬着牙走过这些年的信条，选项本来只有两个，既然上天不是要亡我，那今日种种便是要磨砺我，天将降大任于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曾益其所不能。
这些话尽管不说出口，但却会在沉默的空气里流动。所以弋兰天最后笑叹道，“小世子啊，可知早慧不易？”——我私心觉得这是目前所有人物里对花家少主评价最准确的一句，早慧不易，这些年的苦和坚持就是这么四个字而已。
最后，柿心里的苦难是种种攻讦猜忌，其实弋兰天结缘里分量最重的就是“毫无保留”，出现了两次，一次是结缘5对谈说弋兰天，一次是结缘10说柿自己，这意味着他们的关系满足了三个条件：弋对柿肯毫无保留，柿察觉得到弋的毫无保留，柿对弋也选择毫无保留。且不说最后一个了，就前两个条件来说，目前主线人物就几乎没有能集齐的。柿肯对弋说“歪理”，肯把主线里困扰我已久的成长经历这样云淡风轻地说给弋听，实在是很让人意外，甚至第一面被弋无视，他都没有感到窝火，而是感到“心中有一万个好奇”，像一种直觉，而更让人没话说的是他的这种直觉还挺对的。（柿：“只要这件事不违法、不背德、不花钱、不丢人、不是我，我都愿意听听。”弋：“非你不可。”）不知道传记里还有没有更详细的关系推进部分，我还挺好奇是这两个人的关系是怎么能走到结缘里那一步的，当然要是传记没有详细写，，其实我也能接受一见内什么的情节的，毕竟能发展到结缘里那样不管怎么看都很不可思议（。）
【声音】从贵族制到官僚制：中国历史上的权力演变
作者｜宫崎市定（1901-1995），日本历史学家、汉学家，京都学派史学集大成者
由三国至唐的中国社会，大体上可谓处于贵族制度时代，但绝非一切现象都能以贵族制度来概括。与此同时，与贵族制对立的君主专制牢固存在，不断削弱贵族制度，努力使之转化为纯粹的官僚制。事实上，正是君主专制的存在，才使贵族制止步于贵族制。如果君权再微弱一些，那么贵族制也许会进一步发展为更加割据化的封建制度。当时的社会确实有向封建制发展的倾向。由三国至唐，封建食邑制虽然衰微却一直存在，就是一种迹象。我们不妨这样理解，本质上应当出现封建制的社会，却因为君主权的强硬存在而被迫采取了贵族制这种特殊形态，这样的思路也许更加接近实际情况。
中国历史上，君主专制一直是强大的，但也不能对此评价过高。在我们研究的贵族制时代里，必须要把与君主专制相对的贵族制度与每一位贵族区分开考虑。君主相对于每一位贵族个人，拥有绝对强势，更有着足以迫害、摧毁他们的权力。然而，消灭个别贵族，也并不意味着破坏了贵族制度。通常来说，消灭一个贵族，便会有另一个贵族补充空隙，贵族制本身并不会动摇分毫。若对贵族个体的迫害过度，连天子自身都有下台的可能。在当时的环境里君主制不可能凭个人意志一蹴而就。若是忽视这个环境，为所欲为，哪怕贵为帝王也会走向自我毁灭。必须承认，帝王的权力也有限度，在贵族制度的时代，难免会受到贵族制度的制约。当然环境并非一成不变。它随着历史的积累而产生，自然也会随着历史的积累而继续变化。
弱小力量会被强大力量驱动，这是历史的原理。为收拾东汉末年的乱世，曹操建立了官僚军阀集团，其力量无疑是强大的。它短暂地展现出强大的破坏力和建设力，却不能持久。这一集团是出色的短跑选手，不善于长跑。曹操借法家的统制建立的曹魏官僚军阀集团，一旦遇上汉代以来中国社会贵族化这一巨大潜流，转瞬间便被巨浪冲走、吞没了。其中最具代表性的即九品官人法。
九品官人法是曹操将在魏国摸索了二十年的方法，借汉魏革命之机扩张到全国各地而颁布的法令。其精神是纯粹官僚的，其目的在于专门考量个人的才德、选拔合适的人才，并置于最合适的官位上。即目的是选拔人才，而非选拔人才的背景。然而在当时，撇开背景考量个人是不可能的。在曹操的部将之中，李典率宗族、部曲三千余户归顺曹操，许褚也率宗族数千家归顺，他们据此才能发挥作用。蜀国的诸葛亮亦是如此。若非出自琅邪名家，想必诸葛亮对刘备而言也不会有那样大的利用价值。但把个人与其背后的宗族亲戚当作共同体来看待，就产生了贵族制度。这同时也是汉代以来数百年间的现实状况，要在曹魏二十年的历史间发生改变，本就不可能。因此九品官人法也迅速贵族化了。
最能明确体现九品官人法贵族化的事实，在于九品官制上下界限的界定发生了变化。根据最初立法的宗旨，将界限定于五品以上和六品以下之间，五品以上属于特权阶级，相当于过去的公卿大夫，其家族也可免除徭役。然而九品官人法一旦贵族化，贵族子弟几乎皆由六品官起家，六品、七品之间出现了巨大断层。自六品官起家相当于乡品二品，故六品官进而被称作“二品”，“二品以上”一词也屡被使用。
《宋书》卷十四《礼志》记载，孝武帝时期，“释奠礼毕，会百官六品以上”。同书卷十五记载，东晋成帝时，杜后崩逝，“选公卿以下六品子弟六十人为挽郎”。《通典》卷十九记载，宋制允许二品以上者在遇父母之疾时，可立即去官。《南齐书》卷七《东昏侯纪》“永元元年正月”条载，“诏二品清资官以上应食禄者，有二亲或祖父母年登七十，并给见钱”。上文中提及的六品与二品，意思完全相同。有时应称“六品以上”或“二品以上”也会略称为“二品”。《宋书》卷十七《礼志》载，“宋孝武帝孝建元年十月戊辰，有司奏章皇太后庙毁置之礼，二品官议者六百六十三人”。《南齐书》卷十七《舆服志》载，“三台五省二品文官，皆簪白笔”，卷四十一《张融传》载，“大明五年制，二品清官行僮干杖，不得出十”。此处二品皆指二品以上，即六品官以上，“以上”二字被省略。即使如此，意思依然通顺，可见六品以上的分界已非常普遍了。若将画在五品以下的线称为官僚线，六品以下的称为贵族线，那么通过以上事实可知，官僚线在不断淡化，而贵族线则日益加深。
贵族线不断深化的同时也使门地二品这一特权阶级成立了。这就是获得乡品二品、自六品官起家者家世的称谓，又可称士族、士类。贵族线同时意味着免除徭役的特权。当然，非士族出身却倚仗自身势力免役的人也不少。在门地二品成立之后，问题便在于是什么样的门地二品。
梁武帝的新官制根据这条贵族线，将过去九品中的六品以上分离出来，重新分为九品十八班。如此一来，过去被称为“二品以上”者就必须要用新的称呼。《梁书》卷三《武帝纪》“普通七年”记载下诏命“在位群臣各举所知”，卷四十七《刘昙净传》中记载，诏“士姓各举四科”。《陈书》卷六《后主纪》“太建十四年三月”条记载，“内外众官九品以上，可各荐一人”。其中“在位”“士姓”“九品以上”等词意思相同，不外乎是指新制下的所有品官。
根据贵族线，旧六品以上成为流内，将其再按照九品区分，就成了新的九品官制，而在新的九品官制中，又划分了一道官僚线。按照陈朝之制，首先三品（十三班）以上是诏授官，接下来是五品（九班）以上，礼数又不同，这可能与前代的梁朝是相同的。若南朝历史得以永续，那么新官制中画在五品以下的新官僚线应会进一步发展。然而陈朝转瞬灭亡，新官僚线的强化则由北朝实现了。（图2）
南朝经年累月才得以成熟的贵族线，在北魏以极短的时间就得以实现了。也就是说，根据北魏孝文帝太和十七年的前令制定的九品官制，似乎基本上是按照五品的官僚线来进行上下区分的。从贵族线还不明确出现这一点来讲，可以说其性质与魏晋的九品官制基本相同。但之后太和二十三年的后令的九品官制，则和前令的主旨大异，改为从六品以上切断再划分为九品。换言之，新九品制建立在南朝式的贵族线上。此后的改朝换代，虽然每次更替都会发生一些变化，但九品官制一直稳居贵族线之上这一基础没有发生变化。九品官制在北朝的运用，虽然有时极为官僚制，但其基础还是贵族制度。《通典》卷十八中引用了唐朝礼部员外郎沈既济的话：
近代以来，九品之家皆不征。
是说九品以上为士，同时可以免除徭役，这是当时的实际情况。
但此处需要注意的是，自北周经隋朝至唐朝，九品官制专门用做官僚制的趋势越来越强了。九品以上视为士，但究竟是按照官僚制度的思想只承认一代的身份，还是按照贵族制的思想看作是家族特权，不同的看法会带来极大的差异。北周以来的趋势是想仅承认其为一代人的特权。但官品有一品到九品之分，因此无法采用统一标准对待。故而在五品以上切断，在五品之下划定官僚线。这虽然是在北魏时期便已出现的做法，但官僚线也随着时代的变化日益强化。唐朝的制度是在各种情况中都要划分五品以上与六品以下的区别，其中最大的区别当数免役的规定。按照唐令的严格解释，五品以上的官员与其家属都可免役，六品以下的官员仅限本人免除徭役。这与当时在社会上仍保持一定势力的旧贵族阶级的观念有着明显不同，因此恐怕很难完全按照规定实行。一直以来作为士族享受特权的阶级，突然要去遵从这种令制，这是难以想象的。
这时候出现了一种倾向，即试图将五品之下的官僚线直接等同于贵族线。《旧唐书》卷八十二《李义府传》记载，李义府以成于太宗时期的《贞观氏族志》中未载自己祖先之名为耻，因此对其进行修订，将仕于唐朝五品以上者皆定为士流，收录其中，连兵卒凭借军功升至五品者也悉数编入，引得缙绅们鄙笑，唤之为“勋格”。终唐一代，官僚制与贵族制的争论从未停歇过，但大趋势逐渐向着对贵族制不利的方向发展，确实是无法阻挡的。
虽然官僚制在最终能够压倒贵族制，但这个官僚制若是原样延续了北周、隋朝以降的军阀性质官僚制，是无法赢得胜利的。官僚制自身不断发展、吸收贵族制的优点，通过自身的贵族化，才打败了旧贵族制。唐代的官僚制度中不知不觉间出现了清浊的流品区别。《唐六典》卷二“吏部”条中规定：
凡出身非清流者，不注清资之官。
科举及任子出身者为清流，流外及视品出身的人则为非清流。而清资官，在八品为左右拾遗、监察御史、四门助教；在七品为左右补阙、殿中侍御史、太常博士、詹事司直、四门博士、太学助教。与此相反，寺监丞、左右卫及金吾长史，却比中书的主书、门下的录事、尚书的都事更容易晋升。而主书、录事、都事自不必说，又比令史更容易晋升。像这样，将贵族主义的武器——流品取为己用，又通过科举制，把比起门地贵族更具有贵族特质的读书人纳入己方阵营，官僚制才能够完全打倒贵族制。同时，官僚也不仅仅是官僚，他们成为比起旧贵族更具有贵族教养的读书人官僚。
选自《九品官人法研究：科举前史》
作者｜宫崎市定（1901-1995），日本历史学家、汉学家，京都学派史学集大成者
由三国至唐的中国社会，大体上可谓处于贵族制度时代，但绝非一切现象都能以贵族制度来概括。与此同时，与贵族制对立的君主专制牢固存在，不断削弱贵族制度，努力使之转化为纯粹的官僚制。事实上，正是君主专制的存在，才使贵族制止步于贵族制。如果君权再微弱一些，那么贵族制也许会进一步发展为更加割据化的封建制度。当时的社会确实有向封建制发展的倾向。由三国至唐，封建食邑制虽然衰微却一直存在，就是一种迹象。我们不妨这样理解，本质上应当出现封建制的社会，却因为君主权的强硬存在而被迫采取了贵族制这种特殊形态，这样的思路也许更加接近实际情况。
中国历史上，君主专制一直是强大的，但也不能对此评价过高。在我们研究的贵族制时代里，必须要把与君主专制相对的贵族制度与每一位贵族区分开考虑。君主相对于每一位贵族个人，拥有绝对强势，更有着足以迫害、摧毁他们的权力。然而，消灭个别贵族，也并不意味着破坏了贵族制度。通常来说，消灭一个贵族，便会有另一个贵族补充空隙，贵族制本身并不会动摇分毫。若对贵族个体的迫害过度，连天子自身都有下台的可能。在当时的环境里君主制不可能凭个人意志一蹴而就。若是忽视这个环境，为所欲为，哪怕贵为帝王也会走向自我毁灭。必须承认，帝王的权力也有限度，在贵族制度的时代，难免会受到贵族制度的制约。当然环境并非一成不变。它随着历史的积累而产生，自然也会随着历史的积累而继续变化。
弱小力量会被强大力量驱动，这是历史的原理。为收拾东汉末年的乱世，曹操建立了官僚军阀集团，其力量无疑是强大的。它短暂地展现出强大的破坏力和建设力，却不能持久。这一集团是出色的短跑选手，不善于长跑。曹操借法家的统制建立的曹魏官僚军阀集团，一旦遇上汉代以来中国社会贵族化这一巨大潜流，转瞬间便被巨浪冲走、吞没了。其中最具代表性的即九品官人法。
九品官人法是曹操将在魏国摸索了二十年的方法，借汉魏革命之机扩张到全国各地而颁布的法令。其精神是纯粹官僚的，其目的在于专门考量个人的才德、选拔合适的人才，并置于最合适的官位上。即目的是选拔人才，而非选拔人才的背景。然而在当时，撇开背景考量个人是不可能的。在曹操的部将之中，李典率宗族、部曲三千余户归顺曹操，许褚也率宗族数千家归顺，他们据此才能发挥作用。蜀国的诸葛亮亦是如此。若非出自琅邪名家，想必诸葛亮对刘备而言也不会有那样大的利用价值。但把个人与其背后的宗族亲戚当作共同体来看待，就产生了贵族制度。这同时也是汉代以来数百年间的现实状况，要在曹魏二十年的历史间发生改变，本就不可能。因此九品官人法也迅速贵族化了。
最能明确体现九品官人法贵族化的事实，在于九品官制上下界限的界定发生了变化。根据最初立法的宗旨，将界限定于五品以上和六品以下之间，五品以上属于特权阶级，相当于过去的公卿大夫，其家族也可免除徭役。然而九品官人法一旦贵族化，贵族子弟几乎皆由六品官起家，六品、七品之间出现了巨大断层。自六品官起家相当于乡品二品，故六品官进而被称作“二品”，“二品以上”一词也屡被使用。
《宋书》卷十四《礼志》记载，孝武帝时期，“释奠礼毕，会百官六品以上”。同书卷十五记载，东晋成帝时，杜后崩逝，“选公卿以下六品子弟六十人为挽郎”。《通典》卷十九记载，宋制允许二品以上者在遇父母之疾时，可立即去官。《南齐书》卷七《东昏侯纪》“永元元年正月”条载，“诏二品清资官以上应食禄者，有二亲或祖父母年登七十，并给见钱”。上文中提及的六品与二品，意思完全相同。有时应称“六品以上”或“二品以上”也会略称为“二品”。《宋书》卷十七《礼志》载，“宋孝武帝孝建元年十月戊辰，有司奏章皇太后庙毁置之礼，二品官议者六百六十三人”。《南齐书》卷十七《舆服志》载，“三台五省二品文官，皆簪白笔”，卷四十一《张融传》载，“大明五年制，二品清官行僮干杖，不得出十”。此处二品皆指二品以上，即六品官以上，“以上”二字被省略。即使如此，意思依然通顺，可见六品以上的分界已非常普遍了。若将画在五品以下的线称为官僚线，六品以下的称为贵族线，那么通过以上事实可知，官僚线在不断淡化，而贵族线则日益加深。
贵族线不断深化的同时也使门地二品这一特权阶级成立了。这就是获得乡品二品、自六品官起家者家世的称谓，又可称士族、士类。贵族线同时意味着免除徭役的特权。当然，非士族出身却倚仗自身势力免役的人也不少。在门地二品成立之后，问题便在于是什么样的门地二品。
梁武帝的新官制根据这条贵族线，将过去九品中的六品以上分离出来，重新分为九品十八班。如此一来，过去被称为“二品以上”者就必须要用新的称呼。《梁书》卷三《武帝纪》“普通七年”记载下诏命“在位群臣各举所知”，卷四十七《刘昙净传》中记载，诏“士姓各举四科”。《陈书》卷六《后主纪》“太建十四年三月”条记载，“内外众官九品以上，可各荐一人”。其中“在位”“士姓”“九品以上”等词意思相同，不外乎是指新制下的所有品官。
根据贵族线，旧六品以上成为流内，将其再按照九品区分，就成了新的九品官制，而在新的九品官制中，又划分了一道官僚线。按照陈朝之制，首先三品（十三班）以上是诏授官，接下来是五品（九班）以上，礼数又不同，这可能与前代的梁朝是相同的。若南朝历史得以永续，那么新官制中画在五品以下的新官僚线应会进一步发展。然而陈朝转瞬灭亡，新官僚线的强化则由北朝实现了。（图2）
南朝经年累月才得以成熟的贵族线，在北魏以极短的时间就得以实现了。也就是说，根据北魏孝文帝太和十七年的前令制定的九品官制，似乎基本上是按照五品的官僚线来进行上下区分的。从贵族线还不明确出现这一点来讲，可以说其性质与魏晋的九品官制基本相同。但之后太和二十三年的后令的九品官制，则和前令的主旨大异，改为从六品以上切断再划分为九品。换言之，新九品制建立在南朝式的贵族线上。此后的改朝换代，虽然每次更替都会发生一些变化，但九品官制一直稳居贵族线之上这一基础没有发生变化。九品官制在北朝的运用，虽然有时极为官僚制，但其基础还是贵族制度。《通典》卷十八中引用了唐朝礼部员外郎沈既济的话：
近代以来，九品之家皆不征。
是说九品以上为士，同时可以免除徭役，这是当时的实际情况。
但此处需要注意的是，自北周经隋朝至唐朝，九品官制专门用做官僚制的趋势越来越强了。九品以上视为士，但究竟是按照官僚制度的思想只承认一代的身份，还是按照贵族制的思想看作是家族特权，不同的看法会带来极大的差异。北周以来的趋势是想仅承认其为一代人的特权。但官品有一品到九品之分，因此无法采用统一标准对待。故而在五品以上切断，在五品之下划定官僚线。这虽然是在北魏时期便已出现的做法，但官僚线也随着时代的变化日益强化。唐朝的制度是在各种情况中都要划分五品以上与六品以下的区别，其中最大的区别当数免役的规定。按照唐令的严格解释，五品以上的官员与其家属都可免役，六品以下的官员仅限本人免除徭役。这与当时在社会上仍保持一定势力的旧贵族阶级的观念有着明显不同，因此恐怕很难完全按照规定实行。一直以来作为士族享受特权的阶级，突然要去遵从这种令制，这是难以想象的。
这时候出现了一种倾向，即试图将五品之下的官僚线直接等同于贵族线。《旧唐书》卷八十二《李义府传》记载，李义府以成于太宗时期的《贞观氏族志》中未载自己祖先之名为耻，因此对其进行修订，将仕于唐朝五品以上者皆定为士流，收录其中，连兵卒凭借军功升至五品者也悉数编入，引得缙绅们鄙笑，唤之为“勋格”。终唐一代，官僚制与贵族制的争论从未停歇过，但大趋势逐渐向着对贵族制不利的方向发展，确实是无法阻挡的。
虽然官僚制在最终能够压倒贵族制，但这个官僚制若是原样延续了北周、隋朝以降的军阀性质官僚制，是无法赢得胜利的。官僚制自身不断发展、吸收贵族制的优点，通过自身的贵族化，才打败了旧贵族制。唐代的官僚制度中不知不觉间出现了清浊的流品区别。《唐六典》卷二“吏部”条中规定：
凡出身非清流者，不注清资之官。
科举及任子出身者为清流，流外及视品出身的人则为非清流。而清资官，在八品为左右拾遗、监察御史、四门助教；在七品为左右补阙、殿中侍御史、太常博士、詹事司直、四门博士、太学助教。与此相反，寺监丞、左右卫及金吾长史，却比中书的主书、门下的录事、尚书的都事更容易晋升。而主书、录事、都事自不必说，又比令史更容易晋升。像这样，将贵族主义的武器——流品取为己用，又通过科举制，把比起门地贵族更具有贵族特质的读书人纳入己方阵营，官僚制才能够完全打倒贵族制。同时，官僚也不仅仅是官僚，他们成为比起旧贵族更具有贵族教养的读书人官僚。
选自《九品官人法研究：科举前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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