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月16日上证指数最低调整到3023点，我预计这会是今年全年的最低位，并尝试在天运投资学的行星线指引下画出后续走势的路线。我期待这年初的大调整之后，就是牛市第二期的开始，若真如我所料今年走的是牛市第二期，那么未来的走势就比较可能会如我所画的浅蓝色路线那样。假如不幸今年没接续再走牛市，那么未来的走势就可能如我所画的橘色路线那样(可能性比较低)。以上仅为天运投资学行星线理论个人研究记录，并非投资建议，任何人士参考进行投资后果自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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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济南# 喊了多年至今未落地，济南无偿献血“三免”政策“难产”卡在哪】
近日，《全国无偿献血表彰奖励办法（2022年版）》公布，让无偿献血奖励再次引起公众关注。对于济南一些献血志愿者来说，国家层面的奖励固然重要，但他们更关心济南的无偿献血“三免卡”何时落地。

“好几年前就说开始推了，但一直不见落地实施，到底卡在哪儿了呢？”有献血者质疑。

三年献血近万毫升

期盼济南“三免卡”落地

马涛（化名）是济南某高校的一名大三学生，虽然年仅21岁，但已是一名定期无偿献血者。2019年5月，还在读高三的他就开始献血。“当时从很多途径听说，很多人用献血证给自己一个成人的礼物，我也选择了这种方式。”

第一次献血后，马涛拿到了一本献血证，记录下自己的成年。马涛回忆，有一次去献血时，有一位阿姨请求他帮自己儿子献一份血。出于个人隐私考虑，他拒绝了阿姨的请求。但双方在交流时，他得知阿姨的儿子和他岁数一样大，不幸患上了淋巴瘤，需要输血缓解病症。

“当时觉得很无助的，可能世界上还有很多这样的人吧。”马涛说，这件事深深地触动了他，也坚定了他继续献血的想法。2019年以来，他先后献血24次，累计达9400毫升。

在献血过程中，马涛慢慢地对济南的无偿献血状况有了一些了解。“济南是省会城市，有很多其他市没有的医疗资源，很多患者只能来济南的大医院就诊，这给济南的血液供保单位造成很大的压力。”马涛说，相比于庞大的血液需求量，济南无偿献血的群体太小了，如果出台一些鼓励性政策，比如推出无偿献血“三免卡”，将极大地提升广大市民的献血积极性。

齐鲁晚报·齐鲁壹点了解到，早在2017年，国家就开始对无偿献血突出者和达到国家级奖项的给予“三免”政策，持卡人凭此证可免费游览政府投资主办的公园、旅游风景区等场所；可到政府举办的医疗机构就诊免交普通门诊诊察费（普通门诊挂号费）；可以免费乘坐城市公共交通工具。

“现在国内不少省市已经落地了‘三免’政策，但济南的‘三免卡’喊了好几年，至今仍未落地，不知道问题卡在哪儿了。”马涛说，近半年来他多次拨打12345热线反映“三免卡”的问题，但每次相关部门都答复说“济南的三免政策已上报主管部门”，此后便不了了之。作为一名无偿献血者，他期盼济南的“三免”政策尽快落地。

献血人数只有以前的三分之一

济南血液供应紧张

3月23日下午4点多，齐鲁晚报·齐鲁壹点来到济南市经六路济南市血液供保中心楼下的爱心献血屋。可以看到，献血屋外停着两辆献血车，但献血屋和献血车里并未看到前来献血的市民。

据济南市血液供保中心的工作人员介绍，他们在全市一共有19个固定采血点和7辆流动采血车，以前常态化时每天献血人数能达到二三百人，但近期受疫情影响，好的时候也就一百人左右，差的时候只有五六十人，即使是周末前来献血的市民也不多。

“现在济南的用血量每年都增长10%左右，特别是这个月，血小板的用量同期增长了20%左右。”工作人员表示，虽然济南的用血量在逐年增长，但相比之下献血人数却大幅下降，所以目前他们的供血压力相当大。

记者了解到，为鼓励市民献血，济南市血液供保中心想了很多办法，除了对接相关单位安排流动采血车上门采血外，还上线了无偿献血者积分兑换平台。

据济南市血液供保中心血液服务科的工作人员介绍，无偿献血者在献血后会得到一个纪念品，以前是发放实物，现在改为线上积分，献血者可以在积分商城里通过积分兑换喜欢的纪念品。

工作人员表示，对于无偿献血者来说，除了济南自己的奖励，全国还有一个无偿献血奉献奖，两年评选一次，按照以往几届的经验，现在应该开始启动2020-2021年度的评奖了，但目前国家卫健委还未下发通知。

济南市血液供保中心：

几年前就已开始推进“三免卡”

但政策尚在梳理阶段

据悉，目前全国多个省份如江苏、海南、河北等已落地无偿献血“三免”政策。而在山东省，临沂、青岛、潍坊、威海等多市也已落地了“三免”政策。济南虽然早就开始推进无偿献血“三免”政策，但“三免卡”至今未落地。那么，济南的“三免”政策到底卡在哪儿了呢？

青岛市无偿献血荣誉卡

3月23日，齐鲁晚报·齐鲁壹点记者联系到了济南市卫健委。当得知记者咨询的是无偿献血“三免卡”的问题，工作人员并未答复，而是提供了济南市血液供保中心的电话，称他们对相关文件比较熟悉。

据济南市血液供保中心相关负责人介绍，其实他们早在几年前就开始推进“三免卡”了，但截至目前该政策还一直在梳理阶段。“最早的时候已经到了济南市政府，做了一个批示，让加快推进，我们反馈到市卫健委，但卫健委又回到我们单位。目前他们还在就具体内容磋商，具体什么时候能实施还真没法说，但目前卫健委是在催办过程中。”

“现在的用血非常紧张。”该负责人表示，相比青岛、临沂等城市，济南还没有“三免”政策，而且还要和山东省血液中心、90医院共享济南市的采血资源，血液供应一直很紧张。此前，他们吸收了省内其他已出“三免”政策的城市经验，根据济南的情况，起草了一个“三免”政策的大体方案递交给济南市卫健委，但方案需要征求意见，在征求意见并多次磋商以后，文件才有落地的可能性。“目前材料我们已经弄完了，马上进入征求意见的阶段，但济南市财政要补贴资金的。”

记者了解到，由于济南的“三免”政策迟迟无法落地，济南市血液供保中心曾找到济南公交公司，提出拿出一部分资金与公交公司合作，推出像现在的人才卡一样的献血卡，给予无偿献血者一定免费乘坐公交的次数，但可惜双方的合作最终未能成功。

“（上）周五部门刚刚起草了一个文件，开展全市无偿献血动员的文件，今天正式征求了文明办的意见，马上就要下发。”该负责人表示，他们也希望济南的“三免”政策早日落地，并且一直在全力推进，但政策的落地真的很困难，因为这并不是他们血液供保中心说了算的，还涉及卫健、交通、园林等多个部门，所以需要继续协调和磋商。

专家建议：

济南应构建完善的献血体系

关于无偿献血奖励，济南市早在1995年就出台了《济南市公民义务献血办法》。不过，该规定已于1997年失效。2001年，济南市又通过了《济南市献血管理若干规定》，其中规定对5种献血情况由政府和红十字会给予表彰和奖励。至于给予何种表彰和奖励，规定并未明确。而2001年至今，济南未再出台专门的《无偿献血管理办法》。

山东大学社会学教授王忠武认为，想要解决根本矛盾，需要构建一个完善的献血体系。首先是从道德层面鼓励市民自愿献血，树立献血光荣的主旋律和价值观。其次，政府应出台相关政策，对献血者评模范、设奖项，鼓励无偿献血行为。而“三免卡”让献血者既有“面子”又有“里子”，非常有必要推行。

王忠武认为，献血不单单是政府的事情，还应动员各方面的力量和资源。政府可以出台相关政策，如设立无偿献血专项基金，既可以给无偿献血者提供奖励，还能给输血困难者提供免费血源，一举两得。

“现在是法治社会，首先要完善立法，关于献血的管理条例济南应该再修订一下了。” 王忠武表示，目前济南的当务之急是扩充血源，鼓励更多市民参与献血，同时让献血者有名有利，有“面子”还有“里子”，构建一个完善的献血体系。

【MU5735事故中，如何帮助最需要帮助的他们】“我们都知道他们是现在最需要帮助的人，但不是每个人都知道该怎样帮助他们。”在江涛看来，“3·21”东航MU5735航空器飞行事故后，如何去帮助事故中机上人员的家属，以及被这起事故深度影响的人们，是让人揪心的问题。事故发生后，江涛所在的一家国内头部心理咨询公司第一时间面向机上人员家属及相关人员开通了公益性的心理咨询热线。“在这起灾难性事件中，他们中的许多人都产生了比较强的应激反应，需要第一时间进行心理疏导，而在事故发生后的24~72小时内，这是进行心理帮助的关键时期，我们必须要快。”

该机构负责人江涛介绍称，灾难性事件的当事人在经历重大创伤事件后想要度过心理上的难关，一般要经历几个阶段。首先是否认期，当事人会处于一种应激状态，在内心中根本就不接受灾难性事件的发生，然后可能会产生悲痛、愤怒等情绪，再逐渐接受现实、恢复心理韧性、适应环境变化，最后才能恢复正常。而想要帮助当事人度过艰难的时期，就需要为他们提供专业的心理救助服务。“在这期间如果没有处理好当事人心理上的问题，很可能会导致他们今后出现抑郁、创伤后应激障碍（PTSD）或是其他的心理疾病，所以这方面确实有大量专业的工作要做。”

截至3月24日早上8:30，这条心理咨询热线一共接听了55通电话。江涛告诉《环球时报》记者，打电话来寻求心理救助的基本可以划分为四类人，第一类求助者就是机上人员的亲友，这部分人已经出现了应激状态，“通俗来说，就是情绪正处于极度崩溃的状态”，需要马上对他们进行情绪上的疏导。

“他们在看到我们公布的公益热线电话后，就主动打过来，我们专业的心理咨询师会倾听他的诉求，帮助他们释放情绪。我觉得他们主要还是想寻求一种情感上的共情和支持，坦白而言，他们所处的那种状态，其实已经没有太多的能力去辨识和思考其他事情了，仅仅是悲伤的情绪就足以压垮他们，他们急需的是一个真诚、安全、毫无压力的倾听途径。”江涛称。

第二类人群则是MU5735航班机组人员的同事，在江涛和他的同事们看来，这部分求助者的困境不仅在于陷入了悲痛的情绪，还在于他们萌生了对飞行这份职业的彷徨甚至恐惧。

3月21日，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精神卫生中心副主任、北京大学第六医院精神科主任医师马弘在接受《环球时报》记者采访时表示，在这起灾难性事件中，除了直接相关人员与公众，还有一个特别需要关注、但是却容易被忽略的群体，那就是空乘人员。“这个时候我们应当关注空乘人员群体的反应，他们虽然人数少于乘客，但是个独特、需要特别关注的群体。他们选择这个职业时会了解职业风险，但肯定更了解飞机的安全性，在发生事故后，我们应当鼓励他们，帮助他们尽快调整情绪。”马弘称。

第三类人群是机上乘客的同事，他们求助的原因是，在得知自己的同事在出差的过程中以这种方式意外遇难，情绪一时还难以接受。

最后一类人群则是机上人员亲友的朋友，他们不知道该如何去安慰或是陪伴自己的朋友，于是打电话来寻求帮助。“我们会有针对性地对他们进行辅导，包括什么话可以说，什么话不可以说，该怎样去陪伴、倾听等等。”江涛称。

在江涛看来，非专业人员或者说不太掌握心理救助专业技能的普通民众，如果想要去帮助有应激创伤的当事人，需要把握的最核心的原则就是，理解对方的心情，重视他们的心理需求，不要带着评判的心理去安慰，而是要传递出一种价值理念——“你现在所处的这种状态，不论是悲伤，还是愤怒，或者其他负面情绪，这都是很正常的”。提供帮助的人需要给当事人一种感受，就是有人在真诚地陪伴他，他与外界依旧存在一种很亲密的连接。

“我们最担心的就是有些人在陪伴当事人的时候，忽视了对方的感受与需要，急于向当事人传递自己的一些价值导向或观点，比如‘你要节哀顺变’，或者‘你的生活还要继续，不要悲伤，不要哭泣，一切向前看’，我们不太建议这样做。因为每个人都有很强的心理韧性，他即便身处于那种痛苦的情境下，也不需要你的观点和建议，他需要的是有人能够与他共情，去理解他的感受，比起带有评判的安慰，他们更需要的是真诚的陪伴与倾听”。江涛称。

此前，中国心理卫生协会名誉会长赵国秋在接受媒体采访时也建议称，对于处于心理危机状态的人，我们一般可以尽可能地倾听他们讲话，不要随意打断，对于一些非理性的表达也不要急于去纠正，因为不断地表达可以有效帮其减轻痛苦，眼睛关注着他，认真听他讲话，在旁边递上热毛巾，帮忙擦下眼泪，都能起到一定的安慰作用。

从整个社会层面而言，江涛认为，也有许多大家容易忽视的工作需要去做。首要之务就是媒体在正常的信息通报之外，不应对灾难性事件进行过度报道。这当中包括从保护当事人的角度出发，不应做出侵犯当事人隐私、可能给他们带来困扰的报道；也包括从保护公众角度出发，不应过多传播空难现场残骸、遇难者个人物件等画面，因为这样做不仅容易对当事人造成二次伤害，也会给公众造成替代性的创伤，如会让一些人陷入对飞机这种交通工具的极度恐惧，引发心理焦虑，留下心理阴影。

此前，中国科学院院士、北京大学第六医院院长陆林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对普通大众来说，超量的视频、图片和信息摄入，也可能造成一定程度的心理损伤，及时开通心理服务热线能够顾及潜在人群，进而最大程度降低这起不幸事件对社会造成的不良影响。

“无论是地震灾难，还是自杀事件，以及这次的空难事件，建议媒体都不应过度报道。现在社会上确实存在一些误区，有人认为没有新闻报道，就可能意味着忽略了当事人的感受，或者没有给当事人提供帮助。 实际上，在灾难性事件发生后，专业的心理救助队伍都会第一时间给当事人提供帮助，这是非常重要的。我们通常会在确保当事人安全的情况下，及时为他们提供心理疏导的帮助。”江涛称。

据此前公开报道，在东航MU5735坠毁事故发生后，首批50余名心理专家已赶赴事故现场。与此同时，广西梧州也组织了70名心理医生待命，随时准备对到梧州的机上人员家属进行心理疏导。截至《环球时报》记者采访时，仍旧有许多人通过心理咨询热线寻求帮助。江涛介绍称，有的求助者只是进行简单的倾诉，有的求助者则需要转介到更资深的心理咨询师处接受更专业、耗时更长的沟通。他表示，对于求助的机上人员亲友，他们也会持续关注后续的恢复情况，提供跟踪服务。

“这些天我也注意到，围绕媒体在灾难性事件中扮演的角色和职业伦理道德有一些公开讨论，我觉得在重大灾难性事件之后，如果当事人确实有向公众倾诉、分享个人故事的意愿，想要把情绪释放出来，让公众去知道他的感受，也未尝不可。但媒体如果过多打扰当事人，或者在当事人不知情，甚至在违背当事人意愿的情况下去深挖当事人的个人经历，是绝对不可以的。”江涛对《环球时报》称。

至于媒体和自媒体需要承担的社会责任，江涛认为，在灾难性事件的报道中，媒体一方面必须要客观陈述事实，另一方面需要向公众传达正确信息，“就是假如你身边的人遇到类似的创伤性事件，你应该怎样去陪伴、倾听，怎样去帮助他们度过难关，而不是做出错误的引导和示范。如果大家都能够去传递客观、真实、科学和有温度的声音，我觉得价值会非常大。”（环球时报-环球网报道 记者 樊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