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偏财」深度解析：热心圆滑而且轻财重义，懂得使用智慧获取收益
我们来聊一聊「偏财」，「偏财」对于日主天干的“我”而言，属于是相同阴阳的一种相克的行为。虽然说“财为养命之源”这句话没错，但是「正财」与「偏财」还是有不同之处的，如果「正财」是通过正常的、合法的渠道获得的报酬，那么「偏财」则属于不在乎手段和渠道而获得的收益。
「正财」对待钱财的态度，通常都是求稳、谨慎、珍惜的，患得患失的感觉会比较强，向来都是非必要不出手的。而「偏财」就完全不同了，「偏财」最是热心圆滑且轻财重义，在整个“十神”体系之中都堪称首位，虽对钱财也有谨慎的态度，但内心深处却总是可有可无的。「偏财」喜欢风险、变动、刺激、纵欲、浪费，事业心很大又喜欢出风头，而且很多时候都喜欢打肿脸充胖子，甚至于举债创业或因为应酬、财务而说谎，这些对于「偏财」来说都不在话下。
如果是「偏财」旺盛有气势的坤造四柱，多数都会是有理财能力的职场女性，但是俗话又说“一财所得，红颜失配”，可见坤造如果财星得势则官星就难以发挥，感情婚姻就难免会不顺利。「偏财」携带者都比较慷慨讲义气，还喜欢用智慧赚钱而不喜使用自己的劳动力，但是往往就是这种人财运更好，也更加容易获得意外之财，并且由于其豪爽慷慨之性，与之合作者也往往会比「偏财」要多。
「偏财」在六亲属性上，人物方面主要指父亲、老婆、情人，对于乾造而言也通指异性朋友，而坤造也可以指代其婆婆。在事物方面可以指不重视的钱财，也表示操作、编辑、美术、雕刻、修理等等事项，而心理方面则表示投机、慷慨、交际、物欲、精力、乐观、好动、多情、奢侈等等。我本人是比较喜欢「偏财」的，喜欢它的为人慷慨和淡泊名利，喜欢它的坦白和不惜财，总体而言「偏财」不像正官那么循规蹈矩，不像枭印那般“独”和刁钻，更不似食神那种看淡和悠然，可以说「偏财」是一个能成事的十神。
坤造天干透「偏财」，通常而言都是善于交际之人，喜欢穿金戴银但富有人情味，温柔多情又会照顾人。如果「偏财」是虚透在天干，就会有点小才华且带着一点文青范儿，爱情方面也会很大胆，要么是爱得死去活来，要么是爱得像是一阵风。而乾造「偏财」虚透在天干，同样也表示着才华，风流多情潇洒倜傥都是他，为人大方但略有些惧内，做一个文化旗手是很不错的。
接下来跟大家聊一聊，「偏财」坐地支不同“十神”的意象。首先当「偏财」坐下地支中是比肩的时候，这种组合并不是十分理想，尤其是处于年柱之时，要么是代表父亲，要么就是代表着祖业，总之都会有争夺之象，也很容易因为财色而生起风波。而当「偏财」坐下地支是劫财之时，这种组合更为不妙，「偏财」所代表的六亲应有大的破财之象，乾造更是会因为财色而招致灾祸，坤造则可能问题出现在婚姻的破败之上，总之「偏财」坐劫财都很难受。
当「偏财」坐下地支是食神之时，属于是一种优质组合，食神生财比伤官生财更稳定更专一，食神的悠然和「偏财」的大方遇到一起，人缘是一定足够好的，原因伸手帮忙与合作的人也多。而当「偏财」坐下地支是伤官时，同样也是生财的组合配置，但是与食神生财很不同，伤官喜欢多点开花，也喜欢把自己的快乐建立在别人痛苦之上，在赚钱的道路上是绝对不能吃亏的，因此与伤官合伙赚钱就要小心了，或许总是你没赚到而他赚到了。
然后就到了「偏财」坐地支正偏财了，虽然都属于比较优质的组合，但「偏财」坐「偏财」属于是天地一气，纯纯的商业手腕和经济手腕之象，哪里都好就是容易外面光华而内心空虚。而当「偏财」坐正财时--“坐正透偏”，那就是属于正财脱离了轨道，则正财的老成持重特性就会降低，而控制欲望会大幅度升高，或者是创业经商失败而失去控制，或者是私欲膨胀导致感情出轨等等。
接下来是「偏财」坐下地支为官杀时，这种组合都是吉凶参半的，当「偏财」坐七杀时通常都跟父亲缘浅，也或许是关系很差很紧张。这种结构经商还是不错的，但往往也都比较辛苦，还容易因为异性而失财，尤其是坤造要避免上错花轿嫁错郎的情况。但当「偏财」坐下是正官时，就容易得到父亲和他人的帮助，不过正官泄耗「偏财」也是有弊病的，就是难免受到小人的陷害。
最后是「偏财」坐下地支为印星时，无论是正印还是偏印，对于「偏财」而言都不能简单地论其好坏。从五行关系上来看虽然是财克印，老话也的确有说“自古财印不相谋”，可是印星的作用又是不可以忽视的，「偏财」可以用物质完成印星的愿望，而印星又能提升「偏财」的贵气。因此不能一看到财印相遇，就直断组合不理想，首先要看各自的体量，其次还要观察位置的先后，我觉得“先财而后印”并且位置不紧贴，恰恰属于一种优质的组合。
「偏财」的作用还有很多，可以泄耗伤官以生财，并且能够使伤官不那么斤斤计较，而是更加地具有坦荡的胸怀。「偏财」还能够去滋生七杀，当七杀成格自身又不够强旺时，有「偏财」来助力会让七杀更有底气，也更加地敢于拼搏、敢于投机。「偏财」还能够克制偏印，这是偏印比较喜欢「偏财」的原因，因为能够使其变得不那么“独”和“闷”，好动起来也就不那么的自我了。以上种种，都是「偏财」独有的特质。
我们来聊一聊「偏财」，「偏财」对于日主天干的“我”而言，属于是相同阴阳的一种相克的行为。虽然说“财为养命之源”这句话没错，但是「正财」与「偏财」还是有不同之处的，如果「正财」是通过正常的、合法的渠道获得的报酬，那么「偏财」则属于不在乎手段和渠道而获得的收益。
「正财」对待钱财的态度，通常都是求稳、谨慎、珍惜的，患得患失的感觉会比较强，向来都是非必要不出手的。而「偏财」就完全不同了，「偏财」最是热心圆滑且轻财重义，在整个“十神”体系之中都堪称首位，虽对钱财也有谨慎的态度，但内心深处却总是可有可无的。「偏财」喜欢风险、变动、刺激、纵欲、浪费，事业心很大又喜欢出风头，而且很多时候都喜欢打肿脸充胖子，甚至于举债创业或因为应酬、财务而说谎，这些对于「偏财」来说都不在话下。
如果是「偏财」旺盛有气势的坤造四柱，多数都会是有理财能力的职场女性，但是俗话又说“一财所得，红颜失配”，可见坤造如果财星得势则官星就难以发挥，感情婚姻就难免会不顺利。「偏财」携带者都比较慷慨讲义气，还喜欢用智慧赚钱而不喜使用自己的劳动力，但是往往就是这种人财运更好，也更加容易获得意外之财，并且由于其豪爽慷慨之性，与之合作者也往往会比「偏财」要多。
「偏财」在六亲属性上，人物方面主要指父亲、老婆、情人，对于乾造而言也通指异性朋友，而坤造也可以指代其婆婆。在事物方面可以指不重视的钱财，也表示操作、编辑、美术、雕刻、修理等等事项，而心理方面则表示投机、慷慨、交际、物欲、精力、乐观、好动、多情、奢侈等等。我本人是比较喜欢「偏财」的，喜欢它的为人慷慨和淡泊名利，喜欢它的坦白和不惜财，总体而言「偏财」不像正官那么循规蹈矩，不像枭印那般“独”和刁钻，更不似食神那种看淡和悠然，可以说「偏财」是一个能成事的十神。
坤造天干透「偏财」，通常而言都是善于交际之人，喜欢穿金戴银但富有人情味，温柔多情又会照顾人。如果「偏财」是虚透在天干，就会有点小才华且带着一点文青范儿，爱情方面也会很大胆，要么是爱得死去活来，要么是爱得像是一阵风。而乾造「偏财」虚透在天干，同样也表示着才华，风流多情潇洒倜傥都是他，为人大方但略有些惧内，做一个文化旗手是很不错的。
接下来跟大家聊一聊，「偏财」坐地支不同“十神”的意象。首先当「偏财」坐下地支中是比肩的时候，这种组合并不是十分理想，尤其是处于年柱之时，要么是代表父亲，要么就是代表着祖业，总之都会有争夺之象，也很容易因为财色而生起风波。而当「偏财」坐下地支是劫财之时，这种组合更为不妙，「偏财」所代表的六亲应有大的破财之象，乾造更是会因为财色而招致灾祸，坤造则可能问题出现在婚姻的破败之上，总之「偏财」坐劫财都很难受。
当「偏财」坐下地支是食神之时，属于是一种优质组合，食神生财比伤官生财更稳定更专一，食神的悠然和「偏财」的大方遇到一起，人缘是一定足够好的，原因伸手帮忙与合作的人也多。而当「偏财」坐下地支是伤官时，同样也是生财的组合配置，但是与食神生财很不同，伤官喜欢多点开花，也喜欢把自己的快乐建立在别人痛苦之上，在赚钱的道路上是绝对不能吃亏的，因此与伤官合伙赚钱就要小心了，或许总是你没赚到而他赚到了。
然后就到了「偏财」坐地支正偏财了，虽然都属于比较优质的组合，但「偏财」坐「偏财」属于是天地一气，纯纯的商业手腕和经济手腕之象，哪里都好就是容易外面光华而内心空虚。而当「偏财」坐正财时--“坐正透偏”，那就是属于正财脱离了轨道，则正财的老成持重特性就会降低，而控制欲望会大幅度升高，或者是创业经商失败而失去控制，或者是私欲膨胀导致感情出轨等等。
接下来是「偏财」坐下地支为官杀时，这种组合都是吉凶参半的，当「偏财」坐七杀时通常都跟父亲缘浅，也或许是关系很差很紧张。这种结构经商还是不错的，但往往也都比较辛苦，还容易因为异性而失财，尤其是坤造要避免上错花轿嫁错郎的情况。但当「偏财」坐下是正官时，就容易得到父亲和他人的帮助，不过正官泄耗「偏财」也是有弊病的，就是难免受到小人的陷害。
最后是「偏财」坐下地支为印星时，无论是正印还是偏印，对于「偏财」而言都不能简单地论其好坏。从五行关系上来看虽然是财克印，老话也的确有说“自古财印不相谋”，可是印星的作用又是不可以忽视的，「偏财」可以用物质完成印星的愿望，而印星又能提升「偏财」的贵气。因此不能一看到财印相遇，就直断组合不理想，首先要看各自的体量，其次还要观察位置的先后，我觉得“先财而后印”并且位置不紧贴，恰恰属于一种优质的组合。
「偏财」的作用还有很多，可以泄耗伤官以生财，并且能够使伤官不那么斤斤计较，而是更加地具有坦荡的胸怀。「偏财」还能够去滋生七杀，当七杀成格自身又不够强旺时，有「偏财」来助力会让七杀更有底气，也更加地敢于拼搏、敢于投机。「偏财」还能够克制偏印，这是偏印比较喜欢「偏财」的原因，因为能够使其变得不那么“独”和“闷”，好动起来也就不那么的自我了。以上种种，都是「偏财」独有的特质。
【古人如何解决用水问题？古城临水而建，有着最早的“自来水”系统】
古代城市中的破塘系统是这一营建逻辑的重要载体。千百年间古人探索其营建方式及与人居环境的互动关系，引导了众多古代城市衍生出范式化的空间结构和风景面貌，成为古代人居营建的语汇库，也为我们今天研究古代城市提供线索。
一、中国破塘系统营建
1、农耕文明下的人地思想
相较于游牧文化和商业文化来说，农耕文明中生产单位、活动的地域性较小，但对土地的加工深度极强，往往造成大面积的土地侵蚀和自然环境效益的折损。同时，随着农耕文化生育观带来的人口快速增长，人地比例逐渐降低，人地关系的矛盾日益显现，人口多、可用耕地少。
在这样的环境中，中国古人充分发挥了主观能动性，虽然借天时、因地利，却努力依靠“人事”的力量改变环境，在有限得土地中争得最大得利益。艰难的环境不断催生出能够改良土壤、提升产量的耕作技术，能够将不易耕作的土地进行平整的土地利用方式、使得缺乏天然降水的区域也能得到灌溉水源的水利工程。在这种长期的建造实践活动中，人试图和土地构筑一种彼此依存、共生的和谐关系。古人对于城市支撑系统的功能需求促成了水利系统的营建，是其源动力，但水利系统的持续发展、水利与城市精神的高度融合，则有赖于根植于中国传统文化的自然形胜观，这是其延续和演变的驱动力。
2、营建意匠基础
农田水利本质是在自然不利因素中对原生水土关系的定向改造与重构，因此可以说古代农田水利的营建是我国国土景观面貌演变的核心驱动力，也为破塘系统建设提供了宏观背景和理论体系。传统的农田水利事业是传统破塘系统营建的起点，破塘也是在农田灌溉系统中逐渐形成了空间结构和功能体系的雏形。在自然系统中，水与土地是两个相对独立而相互作用的物质要素、资源要素和景观结构要素，贯穿于地表环境变迁历史的始终。
人类需要利用水土资源建设人居环境、开展生产生活，但并非所有自然形成的水土关系都顺应人类的需求。于是古人依据生存所需在实践中不断梳理和重构原有的水土关系，经过漫长的历史周期，土地、水系与其他自然或人工要素相互作用而形成相对稳定的复合系统，是自然地理条件和人为干预活动共同作用的结果。聚焦于我国国情，中国人对水土关系的梳理是从农业开始的。几千年来古人不断发展农业以供生存所需，可以说农业的发展是聚落繁衍和文明发展的根基。
从区域地理环境和城市水利建设的类型分类上可以看出，破塘系统多用于丘陵和山地。一方面，由于地形起伏较大，降水时地表径流四散冲刷难以控制，农业灌溉用水往往不能均匀、稳定地供给，而破塘能够及时拦截径流，稳定区域的部分径流，在拦截后进行可控的调蓄和利用。
二、城市水利系统
1、水利营建为古代城水矛盾关系提供缓冲
古代城与水的关系是辩证的，建城与营城需用水之利也需避水之害。也就要求了城市需依山而傍水，山水可用于防御，水路提供了水运的便利，又不可距离自然江海过近以免受洪潮侵犯。城址的高程不可过高，以便于从自然的水系中取水，也不宜过低，防止高水位为城市带来洪泛灾害。如《管子》中提出理想的城市环境需满足“非于大山之下，必于广川之上。高毋近早而水用足，下毋近水而沟防省…因天材，就地利。”
自然的水体为人类的城市生活提供最基本、最重要的资源，也在水利技术发展不完善的时期成为城市主要的灾害之一，因此城市人居环境的营建需要与水保持适宜的距离。如早在战国时期出现的番禺古城(广州城的前身)位于番山高地上，下临珠江水系流域的汇水河口，既有用水之便，也可防洪涝之灾;天津卫城位于三汉口附近的高冈上，既有五大水系交汇的航运之利，也可免受海河泛滥的威胁;北京城靠近永定河水系但选址于河水冲积扇的背脊上而不易受洪，又倚靠西山西麓而可获泉水之宜。如西安、开封、福州、杭州等历史城市都是傍水而不近水的典型。
2、水利营建强化古今一脉
中国文化发展，具有时间和空间上的“连续性”特点。在空间上，强调与自然的融合和连续，不局限于一村一镇，一城一邑，而是着眼于一个宏大的疆域，形成中国宏阔的、内聚且城乡连续的人居模式，农村与城市是一体的。在时间上，这种连续性使得人居环境在规模不断扩大、人居模式、生产生活方式不断转变的过程中，文化思想和自然观、人地观念始终保持如新，世代沿袭。
人类发展由聚而邑，由邑而城，其人居思想与营建理念一以承继。城市是人类在自然系统中开展的高度人工化的建设，相对于与自然系统关联更为密切的乡村聚落而言，城市具有更高密度、高强度的人工支撑系统，也更强调基础设施的功能完善、高效利用、集约运作、安全可控。这样更加促进的水利系统的延续和发展，自然与人工交织而成的支撑系统继而成为城市营建的基础，为规模不同的城市乡镇服务，构建出区域的城市支撑系统和景观系统。
三、中国古代破塘系统对城市的支撑
1、城市水系调蓄
在历史上都城的营建中，常以大调蓄量的破塘系统作为城市水系的重要弹性节点，通过湖体的灵活蓄泄保障都城的用水安全。如今天南京的玄武湖作为南京城市历史上最重要的破湖，其主要的功能之一便是调节控制城市水系的水位、水量和给排水的时间，这也是其破塘系统营建史中贯穿始终的主线。六朝以前，玄武湖便开始成为为宫城供水的水源。
六朝时，执政者开始意识到玄武湖作为城市水系调蓄的巨大潜力，开始了破塘系统的营建，多次疏浚湖底并用疏浚泥建长堤，这一时期玄武湖虽承担调蓄水系的功能，但皇室耗费大量资金和人力筑湖更是着眼于玄武湖作为水军训练基地的功能。
六朝后湖体不再为皇家所用，且恰逢气候寒冷期玄武湖逐渐荒芜，虽多次试图疏浚为破塘蓄水备旱，但因己失去作为国都的重要地位，且水源不足，玄武湖只能称之为“放生池”。直至北宋，王安石向宋神宗奏请废湖还田，奏准后玄武湖便开始了数百年的埋废历程，而王安石泻湖为田的做法多为后人所诟病。后来也因玄武湖的废止而使城市饱受水患之灾。
2、倚湖而守
破塘系统中的破湖作为蓄水的枢纽往往形成大面积的水体，能够起到防御外敌来犯的作用，保护一方城邑安全，因此许多破湖与城市的城墙相接，直接起到护城河的功能。这样的防御功能往往出现在历史上的政治中心或军事重镇中，能够一定程度上引导城市城垣、城壕的营建;其湖体面积往往较大、与城市呈现紧密相依的空间关系，这样才可起到有效的防御功能;且相对于丘陵山地的区域，平原区更需要这样具有防御功能的破湖。
除都城外，一些具有军事战略地位的重镇常常也以破湖作为军事防御的屏障。如大明湖占据了济南城市极其重要的空间位置，湖在城中大面积的土地占有比例是其他湖体难以企及的，这也使其有能力承担重要的城市防御作用。历史上济南多次修筑城墙的过程中，城北侧始终与湖体紧密相依，敌人进犯时几乎不可能展开有效的进攻。
结语：
古代的破塘系统是基于我国独特的文化背景和营建理念而催生的产物，它之所以可长久以来在我国国土上繁荣发展，有一定的必然性。一方面，根植于中国文化的大背景的思想哲学体系给予了它充分的成长的沃壤:长期的农耕文明使得古人懂得对人与土地的关系悉心经营，在土地上合理规划、持续发展、谋求生存;古人的自然形胜观使得自然被视为人居环境中整体而有机的存在。
即使人工的营建也不可脱离自然环境的基底;独特的山水审美意识使得一山一水都富有诗情画意;另一方面，传统的营建意匠基础为破塘系统提供实践依据与长久发展的驱动力:传统农田水利为破塘系统建设提供了宏观背景和理论体系;区域水利的类型为破塘系统地提供宏观的研究框架，最终以城市及周边区域的水利系统为载体进行集中呈现，体现了人工与自然系统的高度交融。
古代城市中的破塘系统是这一营建逻辑的重要载体。千百年间古人探索其营建方式及与人居环境的互动关系，引导了众多古代城市衍生出范式化的空间结构和风景面貌，成为古代人居营建的语汇库，也为我们今天研究古代城市提供线索。
一、中国破塘系统营建
1、农耕文明下的人地思想
相较于游牧文化和商业文化来说，农耕文明中生产单位、活动的地域性较小，但对土地的加工深度极强，往往造成大面积的土地侵蚀和自然环境效益的折损。同时，随着农耕文化生育观带来的人口快速增长，人地比例逐渐降低，人地关系的矛盾日益显现，人口多、可用耕地少。
在这样的环境中，中国古人充分发挥了主观能动性，虽然借天时、因地利，却努力依靠“人事”的力量改变环境，在有限得土地中争得最大得利益。艰难的环境不断催生出能够改良土壤、提升产量的耕作技术，能够将不易耕作的土地进行平整的土地利用方式、使得缺乏天然降水的区域也能得到灌溉水源的水利工程。在这种长期的建造实践活动中，人试图和土地构筑一种彼此依存、共生的和谐关系。古人对于城市支撑系统的功能需求促成了水利系统的营建，是其源动力，但水利系统的持续发展、水利与城市精神的高度融合，则有赖于根植于中国传统文化的自然形胜观，这是其延续和演变的驱动力。
2、营建意匠基础
农田水利本质是在自然不利因素中对原生水土关系的定向改造与重构，因此可以说古代农田水利的营建是我国国土景观面貌演变的核心驱动力，也为破塘系统建设提供了宏观背景和理论体系。传统的农田水利事业是传统破塘系统营建的起点，破塘也是在农田灌溉系统中逐渐形成了空间结构和功能体系的雏形。在自然系统中，水与土地是两个相对独立而相互作用的物质要素、资源要素和景观结构要素，贯穿于地表环境变迁历史的始终。
人类需要利用水土资源建设人居环境、开展生产生活，但并非所有自然形成的水土关系都顺应人类的需求。于是古人依据生存所需在实践中不断梳理和重构原有的水土关系，经过漫长的历史周期，土地、水系与其他自然或人工要素相互作用而形成相对稳定的复合系统，是自然地理条件和人为干预活动共同作用的结果。聚焦于我国国情，中国人对水土关系的梳理是从农业开始的。几千年来古人不断发展农业以供生存所需，可以说农业的发展是聚落繁衍和文明发展的根基。
从区域地理环境和城市水利建设的类型分类上可以看出，破塘系统多用于丘陵和山地。一方面，由于地形起伏较大，降水时地表径流四散冲刷难以控制，农业灌溉用水往往不能均匀、稳定地供给，而破塘能够及时拦截径流，稳定区域的部分径流，在拦截后进行可控的调蓄和利用。
二、城市水利系统
1、水利营建为古代城水矛盾关系提供缓冲
古代城与水的关系是辩证的，建城与营城需用水之利也需避水之害。也就要求了城市需依山而傍水，山水可用于防御，水路提供了水运的便利，又不可距离自然江海过近以免受洪潮侵犯。城址的高程不可过高，以便于从自然的水系中取水，也不宜过低，防止高水位为城市带来洪泛灾害。如《管子》中提出理想的城市环境需满足“非于大山之下，必于广川之上。高毋近早而水用足，下毋近水而沟防省…因天材，就地利。”
自然的水体为人类的城市生活提供最基本、最重要的资源，也在水利技术发展不完善的时期成为城市主要的灾害之一，因此城市人居环境的营建需要与水保持适宜的距离。如早在战国时期出现的番禺古城(广州城的前身)位于番山高地上，下临珠江水系流域的汇水河口，既有用水之便，也可防洪涝之灾;天津卫城位于三汉口附近的高冈上，既有五大水系交汇的航运之利，也可免受海河泛滥的威胁;北京城靠近永定河水系但选址于河水冲积扇的背脊上而不易受洪，又倚靠西山西麓而可获泉水之宜。如西安、开封、福州、杭州等历史城市都是傍水而不近水的典型。
2、水利营建强化古今一脉
中国文化发展，具有时间和空间上的“连续性”特点。在空间上，强调与自然的融合和连续，不局限于一村一镇，一城一邑，而是着眼于一个宏大的疆域，形成中国宏阔的、内聚且城乡连续的人居模式，农村与城市是一体的。在时间上，这种连续性使得人居环境在规模不断扩大、人居模式、生产生活方式不断转变的过程中，文化思想和自然观、人地观念始终保持如新，世代沿袭。
人类发展由聚而邑，由邑而城，其人居思想与营建理念一以承继。城市是人类在自然系统中开展的高度人工化的建设，相对于与自然系统关联更为密切的乡村聚落而言，城市具有更高密度、高强度的人工支撑系统，也更强调基础设施的功能完善、高效利用、集约运作、安全可控。这样更加促进的水利系统的延续和发展，自然与人工交织而成的支撑系统继而成为城市营建的基础，为规模不同的城市乡镇服务，构建出区域的城市支撑系统和景观系统。
三、中国古代破塘系统对城市的支撑
1、城市水系调蓄
在历史上都城的营建中，常以大调蓄量的破塘系统作为城市水系的重要弹性节点，通过湖体的灵活蓄泄保障都城的用水安全。如今天南京的玄武湖作为南京城市历史上最重要的破湖，其主要的功能之一便是调节控制城市水系的水位、水量和给排水的时间，这也是其破塘系统营建史中贯穿始终的主线。六朝以前，玄武湖便开始成为为宫城供水的水源。
六朝时，执政者开始意识到玄武湖作为城市水系调蓄的巨大潜力，开始了破塘系统的营建，多次疏浚湖底并用疏浚泥建长堤，这一时期玄武湖虽承担调蓄水系的功能，但皇室耗费大量资金和人力筑湖更是着眼于玄武湖作为水军训练基地的功能。
六朝后湖体不再为皇家所用，且恰逢气候寒冷期玄武湖逐渐荒芜，虽多次试图疏浚为破塘蓄水备旱，但因己失去作为国都的重要地位，且水源不足，玄武湖只能称之为“放生池”。直至北宋，王安石向宋神宗奏请废湖还田，奏准后玄武湖便开始了数百年的埋废历程，而王安石泻湖为田的做法多为后人所诟病。后来也因玄武湖的废止而使城市饱受水患之灾。
2、倚湖而守
破塘系统中的破湖作为蓄水的枢纽往往形成大面积的水体，能够起到防御外敌来犯的作用，保护一方城邑安全，因此许多破湖与城市的城墙相接，直接起到护城河的功能。这样的防御功能往往出现在历史上的政治中心或军事重镇中，能够一定程度上引导城市城垣、城壕的营建;其湖体面积往往较大、与城市呈现紧密相依的空间关系，这样才可起到有效的防御功能;且相对于丘陵山地的区域，平原区更需要这样具有防御功能的破湖。
除都城外，一些具有军事战略地位的重镇常常也以破湖作为军事防御的屏障。如大明湖占据了济南城市极其重要的空间位置，湖在城中大面积的土地占有比例是其他湖体难以企及的，这也使其有能力承担重要的城市防御作用。历史上济南多次修筑城墙的过程中，城北侧始终与湖体紧密相依，敌人进犯时几乎不可能展开有效的进攻。
结语：
古代的破塘系统是基于我国独特的文化背景和营建理念而催生的产物，它之所以可长久以来在我国国土上繁荣发展，有一定的必然性。一方面，根植于中国文化的大背景的思想哲学体系给予了它充分的成长的沃壤:长期的农耕文明使得古人懂得对人与土地的关系悉心经营，在土地上合理规划、持续发展、谋求生存;古人的自然形胜观使得自然被视为人居环境中整体而有机的存在。
即使人工的营建也不可脱离自然环境的基底;独特的山水审美意识使得一山一水都富有诗情画意;另一方面，传统的营建意匠基础为破塘系统提供实践依据与长久发展的驱动力:传统农田水利为破塘系统建设提供了宏观背景和理论体系;区域水利的类型为破塘系统地提供宏观的研究框架，最终以城市及周边区域的水利系统为载体进行集中呈现，体现了人工与自然系统的高度交融。
【义以为质，《论语》中的名利观】《论语》在重道、崇德、尚仁的主旨中，鲜明阐述了君子的名利观。作为一种主张积极入世的理论，儒家通常并不回避常人对名利富贵的追求，但强调这种追求应该遵从仁义道德。并且，儒家认为，名利富贵虽好，但世上还有比名利更有价值的东西，那就是仁义。不回避名利，但将仁义置于名利之上，构成了君子的名利观。#每天读国学#
《论语》倡导安贫乐道、取之有道、富而好礼且具有高度内在同一性的利益观，强调用行舍藏、重在内求的名位观。两者互为交融、映射形成，反映出君子追求仁义、反求诸己、淡泊名利的价值观念和行为模式，构成君子人格的基本属性。
君子之于“利”：义以为质
关于儒家的财富观，一言以蔽之曰：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孔子认为，君子看重的是道义，小人看重的是利益。对于义利的态度，可以将君子和小人区分开来。小人追求个人利益，也只追求个人利益，因此将利置于义之上；君子亦会追求个人利益，但会先考虑所得是否合于义，“义以为质”，以义为原则来规范自己的行为。
细读《论语》各章文本，按照从贫到富不同程度，似可将君子之于“利”分为三重维度，即安贫乐道、取之有道、富而好礼。三者虽贫富程度不同，在名利观上却具有内在的同一性。以三者分析不同人的不同境遇与作为，没有特别的高下之分。
“安贫乐道”是最早由先秦儒家倡导的一种处世态度和人生境界，核心是超越物质的欲望，在理想的追求中达到精神上的满足。安贫乐道的理念在《论语》各章节随处可见，如开篇《学而》中孔子倡导“君子食无求饱，居无求安，敏于事而慎于言，就有道而正焉，可谓好学也已。”在《述而》中又进一步表明心志，“饭疏食，饮水，曲肱而枕之，乐亦在其中矣。不义而富且贵，于我如浮云。”在孔子看来，作为一个君子，不应当过多地讲究自己的饮食与居处，食不必追求饱足，住不必追求安逸。君子应当把注意力放在做有意义的事情上面，对于有理想的人来讲，即使贫苦也是乐在其中的。
在孔门诸弟子中，最能安贫乐道者非颜回莫属。《雍也》篇中专门记有孔子对颜回由衷的赞誉，“贤哉回也。一箪食，一瓢饮，在陋巷，人不堪其忧，回也不改其乐。贤哉，回也！”于是，箪食瓢饮成为后世君子安贫乐道的象征。颜回何以能做到“人不堪其忧，回也不改其乐”呢？知徒莫如师，孔子一语中的：“其心三月不违仁。”颜回能够长时间不违背仁德的原则。所谓安贫乐道，即胸怀仁德之正道，如此心中便会不断地有充实之感，就不会因身外之物的多寡而烦扰。
“在陈绝粮”一节更具师徒论道的典型性。孔门师徒一行在陈国断绝了粮食，跟随的人都饿得爬不起来，于是子路很不高兴地来见师父说：“君子也有穷得毫无办法的时候吗？”面对子路的抱怨与困惑，孔子点明了困顿之际君子与小人的分野，“君子固穷，小人穷斯滥矣。”君子在困窘时还能固守正道，小人一困窘就会胡作非为。顺境往往不易检验人的心性，置身困境，就能分辨出人能否有所坚守。在困顿时、不得志时还能贫贱不移、不失节操者，才是合格的真君子。钱穆先生说“仁者之心得自天赋，处常境而疏忽，遭变故而摇移。人之不仁非由于难得之，乃由于轻去之。惟君子能安处一切境遇而不去仁，是故谓之君子”，就是这个道理。
正是恪守正道，君子才能够做到“无终食之间违仁，造次必于是，颠沛必于是”，小人却“不可以久处约，不可以长处乐”。君子哪怕一顿饭的时间也不会离开仁，即便是在最容易与仁背道而驰的两种情形——忙乱、颠沛流离中，也是这样。而小人既不能够长久地安于穷困，也不能够长久地处于安乐之中，因为没有仁德的人长久地处在贫困或安乐之中都会更加堕落。
以上，正如《中庸》所言，“君子居易以俟命，小人行险以徼幸。”“君子素其位而行，不愿乎其外。素富贵，行乎富贵；素贫贱，行乎贫贱：素夷狄，行乎夷狄；素患难，行乎患难。”君子守着正道，安于现在所处的地位，遵循天命，去做应该做的事。处于富贵的地位，就做富贵应该做的事；处于贫贱的状况，就安于贫苦；处于边远地区，就做在边远地区应该做的事；处于患难之中，就做在患难之中应该做的事。君子没有什么情况是不能安然自得的。而小人却铤而走险妄图获得非分的东西。
“君子爱财，取之有道。”在安贫乐道的境界之外，儒家并不否定人对名利富贵的追求，但强调这种追求应服从仁义道德。
在《里仁》篇中，孔子阐述了富贵当“取之有道”的鲜明态度。“富与贵，是人之所欲也，不以其道得之，不处也。贫与贱，是人之所恶也，不以其道得之，不去也。”名利富贵，是人正常的欲求，但是以不正当的手段得到它们，君子不享受。君子当持守“仁”，因追名逐利而背离“仁”的准则的，便不能称之为君子。
随后《述而》篇对“取之有道”有进一步的论述，“富而可求也，虽执鞭之士，吾亦为之。如不可求，从吾所好。”意思是说财富如果可以合理求得的话，即使是做手拿鞭子的差役，我也愿意。如果不能合理求得，我还是做自己所爱好的事。这里“从吾所好”，就是说要遵循本心，坚守正道，正与安贫乐道相通。
“富而好礼”出自《学而》篇，源于孔门弟子子贡的提问：“贫而无谄，富而无骄，何如？”子贡擅长经商获利，并在孔氏四门中以“言语”著称。是时，子贡从自身为人治学经历出发，认为如果一个人能做到虽贫穷而不巴结奉承别人，富有而不盛气凌人，已经很是难能可贵，可以称为“君子”了，于是就此向老师请教。孔子却认为，“贫而无谄，富而无骄”固然难得，然而更高的境界当是“贫而乐，富而好礼”。子贡恍然大悟，回应说这就需要进一步修炼，像是对待骨、角、象牙、玉石一样，一遍遍不断打磨精进，先开料，再糙锉，然后磨光。
朱熹后来注释说，“常人溺于贫富之中，而不知所以自守”，表现为贫多求、故易谄，富有恃、故易骄。在此基础上，贫而无谄、富而无骄，乃皆知所自守也，然尚未超脱贫富的窒碍。最高的境界当是乐道则忘其贫，好礼则安于处善。因此，安贫乐道与富而好礼具有同一性，相辅相成。
后来，虽然孔子再次强调“贫而无怨难，富而无骄易”，对于“富而好礼”在后文中却没有进一步的说明。然而在后世方志、碑铭中，常见士绅之家“富而好礼”之举：平素对亲邻多有帮助，周济米粮，恤养孤贫，甚至焚烧亲邻借债的契约，遇有灾荒时更是加意如此。在地方社会中，常常不吝银钱积极修桥补路、修缮城墙衙署、设立学校，如此种种不一而足。无论方志还是碑铭的撰写者多是饱受儒家伦理浸润的文人士绅，上述义举本质上体现了儒家“富而好礼”的基本价值导向。
君子之于“名”：求其在我
《学而》开篇说“人不知而不愠，不亦君子乎？”篇尾复行强调“不患人之不己知，患不知人也”，意即别人不知晓、不了解我，大可不必愠恼、忧忿，君子所虑所急者当在于自己不了解别人。《里仁》篇全面阐述了对名誉地位的态度，“不患无位，患所以立。不患莫己知，求为可知也。”这里，“位”即职位，有官守者各立于其位。意思是说不发愁没有职位，而是发愁没有任职的本领；不怕没有人知道自己，去追求足以使别人知晓自己的本领好了。《宪问》等篇再次强调，“不患人之不己知，患其不能也。”对于名位，儒家强调不要去关注名位本身，而要关注自身是否有本领、德行能配得上这名位。即使别人对自己不了解，也不去计较埋怨，因为这种情绪是没必要的，重要的是修炼自身。君子求其在我，是为内求。
对于是否出仕为官，儒家秉持中和立场，既不避位，亦不汲汲以求，整体观点是用行舍藏，被任用就行其道，不被任用就退隐。《论语》中有不少这样的例证。蘧伯玉被孔子赞誉为真君子，“君子哉，蘧伯玉，邦有道则仕，邦无道则可卷而怀之。”这里的“怀”即收而藏之，并有秉守本心、固善其身之意。南宫适“邦有道不废，邦无道免于刑戮，孔子以兄之子妻之”。因之进退有度，孔子以兄长之女相许。弟子原思（名宪）问耻，孔子答曰“邦有道，谷；邦无道，谷，耻也”，这是《宪问》篇首章首句，“谷”者禄也，国家政治清明时可以做官领俸禄，政治黑暗时仍然这样做就是耻辱了。
又有弟子闵子骞拒绝出任费宰，“善为我辞焉。如有复我者，则吾必在汶上矣。”闵子骞也是孔门七十二贤之一，为人孝顺、性格正直。当权的鲁国贵族季氏听闻闵子骞的贤名，想请闵子骞出任费宰，以笼络人心。然而季氏平日所为为闵子骞所不齿，闵子骞便婉言拒绝，否则就要逃到齐国去。
蘧伯玉、南宫适、闵子骞的经历，含有鲜明的用行舍藏之意。正如孔子所言，“用之则行，舍之则藏。”有用我者则行此道于世，不能有用我者则藏此道在身。用舍在外，行藏在我。诚如前言，君子之道贵在内求。
对于名位，儒家最为推崇赞誉的境界是辞让天下，为而不有、为而不恃。泰伯三以天下让，孔子赞誉不已：“泰伯，其可谓至德也已矣。三以天下让，民无得而称焉。”孔子最为推崇尧、舜、禹三代圣贤对天下为而不有、为而不恃的境界，“大哉尧之为君也！巍巍乎，唯天为大，唯尧则之。”“巍巍乎！舜、禹之有天下也，而不与焉。”这里的“不与”，何晏批注是“不求”的意思。舜和禹得到天下，不是自己求的。那他们何以有天下？正是因为他们的道德崇高，才华能力很强，是德行感召的，所以孔子极其赞叹。不仅如此，他们更以天下之罪为己罪，舜以命禹“朕躬有罪，无以万方；万方有罪，罪在朕躬”。无独有偶，武王克商后大封于庙，亦言称“百姓有过，在予一人”，表明不仅不以天下私有，更以百姓之罪为己罪，境界非常高远。
《论语》倡导安贫乐道、取之有道、富而好礼且具有高度内在同一性的利益观，强调用行舍藏、重在内求的名位观。两者互为交融、映射形成，反映出君子追求仁义、反求诸己、淡泊名利的价值观念和行为模式，构成君子人格的基本属性。
君子之于“利”：义以为质
关于儒家的财富观，一言以蔽之曰：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孔子认为，君子看重的是道义，小人看重的是利益。对于义利的态度，可以将君子和小人区分开来。小人追求个人利益，也只追求个人利益，因此将利置于义之上；君子亦会追求个人利益，但会先考虑所得是否合于义，“义以为质”，以义为原则来规范自己的行为。
细读《论语》各章文本，按照从贫到富不同程度，似可将君子之于“利”分为三重维度，即安贫乐道、取之有道、富而好礼。三者虽贫富程度不同，在名利观上却具有内在的同一性。以三者分析不同人的不同境遇与作为，没有特别的高下之分。
“安贫乐道”是最早由先秦儒家倡导的一种处世态度和人生境界，核心是超越物质的欲望，在理想的追求中达到精神上的满足。安贫乐道的理念在《论语》各章节随处可见，如开篇《学而》中孔子倡导“君子食无求饱，居无求安，敏于事而慎于言，就有道而正焉，可谓好学也已。”在《述而》中又进一步表明心志，“饭疏食，饮水，曲肱而枕之，乐亦在其中矣。不义而富且贵，于我如浮云。”在孔子看来，作为一个君子，不应当过多地讲究自己的饮食与居处，食不必追求饱足，住不必追求安逸。君子应当把注意力放在做有意义的事情上面，对于有理想的人来讲，即使贫苦也是乐在其中的。
在孔门诸弟子中，最能安贫乐道者非颜回莫属。《雍也》篇中专门记有孔子对颜回由衷的赞誉，“贤哉回也。一箪食，一瓢饮，在陋巷，人不堪其忧，回也不改其乐。贤哉，回也！”于是，箪食瓢饮成为后世君子安贫乐道的象征。颜回何以能做到“人不堪其忧，回也不改其乐”呢？知徒莫如师，孔子一语中的：“其心三月不违仁。”颜回能够长时间不违背仁德的原则。所谓安贫乐道，即胸怀仁德之正道，如此心中便会不断地有充实之感，就不会因身外之物的多寡而烦扰。
“在陈绝粮”一节更具师徒论道的典型性。孔门师徒一行在陈国断绝了粮食，跟随的人都饿得爬不起来，于是子路很不高兴地来见师父说：“君子也有穷得毫无办法的时候吗？”面对子路的抱怨与困惑，孔子点明了困顿之际君子与小人的分野，“君子固穷，小人穷斯滥矣。”君子在困窘时还能固守正道，小人一困窘就会胡作非为。顺境往往不易检验人的心性，置身困境，就能分辨出人能否有所坚守。在困顿时、不得志时还能贫贱不移、不失节操者，才是合格的真君子。钱穆先生说“仁者之心得自天赋，处常境而疏忽，遭变故而摇移。人之不仁非由于难得之，乃由于轻去之。惟君子能安处一切境遇而不去仁，是故谓之君子”，就是这个道理。
正是恪守正道，君子才能够做到“无终食之间违仁，造次必于是，颠沛必于是”，小人却“不可以久处约，不可以长处乐”。君子哪怕一顿饭的时间也不会离开仁，即便是在最容易与仁背道而驰的两种情形——忙乱、颠沛流离中，也是这样。而小人既不能够长久地安于穷困，也不能够长久地处于安乐之中，因为没有仁德的人长久地处在贫困或安乐之中都会更加堕落。
以上，正如《中庸》所言，“君子居易以俟命，小人行险以徼幸。”“君子素其位而行，不愿乎其外。素富贵，行乎富贵；素贫贱，行乎贫贱：素夷狄，行乎夷狄；素患难，行乎患难。”君子守着正道，安于现在所处的地位，遵循天命，去做应该做的事。处于富贵的地位，就做富贵应该做的事；处于贫贱的状况，就安于贫苦；处于边远地区，就做在边远地区应该做的事；处于患难之中，就做在患难之中应该做的事。君子没有什么情况是不能安然自得的。而小人却铤而走险妄图获得非分的东西。
“君子爱财，取之有道。”在安贫乐道的境界之外，儒家并不否定人对名利富贵的追求，但强调这种追求应服从仁义道德。
在《里仁》篇中，孔子阐述了富贵当“取之有道”的鲜明态度。“富与贵，是人之所欲也，不以其道得之，不处也。贫与贱，是人之所恶也，不以其道得之，不去也。”名利富贵，是人正常的欲求，但是以不正当的手段得到它们，君子不享受。君子当持守“仁”，因追名逐利而背离“仁”的准则的，便不能称之为君子。
随后《述而》篇对“取之有道”有进一步的论述，“富而可求也，虽执鞭之士，吾亦为之。如不可求，从吾所好。”意思是说财富如果可以合理求得的话，即使是做手拿鞭子的差役，我也愿意。如果不能合理求得，我还是做自己所爱好的事。这里“从吾所好”，就是说要遵循本心，坚守正道，正与安贫乐道相通。
“富而好礼”出自《学而》篇，源于孔门弟子子贡的提问：“贫而无谄，富而无骄，何如？”子贡擅长经商获利，并在孔氏四门中以“言语”著称。是时，子贡从自身为人治学经历出发，认为如果一个人能做到虽贫穷而不巴结奉承别人，富有而不盛气凌人，已经很是难能可贵，可以称为“君子”了，于是就此向老师请教。孔子却认为，“贫而无谄，富而无骄”固然难得，然而更高的境界当是“贫而乐，富而好礼”。子贡恍然大悟，回应说这就需要进一步修炼，像是对待骨、角、象牙、玉石一样，一遍遍不断打磨精进，先开料，再糙锉，然后磨光。
朱熹后来注释说，“常人溺于贫富之中，而不知所以自守”，表现为贫多求、故易谄，富有恃、故易骄。在此基础上，贫而无谄、富而无骄，乃皆知所自守也，然尚未超脱贫富的窒碍。最高的境界当是乐道则忘其贫，好礼则安于处善。因此，安贫乐道与富而好礼具有同一性，相辅相成。
后来，虽然孔子再次强调“贫而无怨难，富而无骄易”，对于“富而好礼”在后文中却没有进一步的说明。然而在后世方志、碑铭中，常见士绅之家“富而好礼”之举：平素对亲邻多有帮助，周济米粮，恤养孤贫，甚至焚烧亲邻借债的契约，遇有灾荒时更是加意如此。在地方社会中，常常不吝银钱积极修桥补路、修缮城墙衙署、设立学校，如此种种不一而足。无论方志还是碑铭的撰写者多是饱受儒家伦理浸润的文人士绅，上述义举本质上体现了儒家“富而好礼”的基本价值导向。
君子之于“名”：求其在我
《学而》开篇说“人不知而不愠，不亦君子乎？”篇尾复行强调“不患人之不己知，患不知人也”，意即别人不知晓、不了解我，大可不必愠恼、忧忿，君子所虑所急者当在于自己不了解别人。《里仁》篇全面阐述了对名誉地位的态度，“不患无位，患所以立。不患莫己知，求为可知也。”这里，“位”即职位，有官守者各立于其位。意思是说不发愁没有职位，而是发愁没有任职的本领；不怕没有人知道自己，去追求足以使别人知晓自己的本领好了。《宪问》等篇再次强调，“不患人之不己知，患其不能也。”对于名位，儒家强调不要去关注名位本身，而要关注自身是否有本领、德行能配得上这名位。即使别人对自己不了解，也不去计较埋怨，因为这种情绪是没必要的，重要的是修炼自身。君子求其在我，是为内求。
对于是否出仕为官，儒家秉持中和立场，既不避位，亦不汲汲以求，整体观点是用行舍藏，被任用就行其道，不被任用就退隐。《论语》中有不少这样的例证。蘧伯玉被孔子赞誉为真君子，“君子哉，蘧伯玉，邦有道则仕，邦无道则可卷而怀之。”这里的“怀”即收而藏之，并有秉守本心、固善其身之意。南宫适“邦有道不废，邦无道免于刑戮，孔子以兄之子妻之”。因之进退有度，孔子以兄长之女相许。弟子原思（名宪）问耻，孔子答曰“邦有道，谷；邦无道，谷，耻也”，这是《宪问》篇首章首句，“谷”者禄也，国家政治清明时可以做官领俸禄，政治黑暗时仍然这样做就是耻辱了。
又有弟子闵子骞拒绝出任费宰，“善为我辞焉。如有复我者，则吾必在汶上矣。”闵子骞也是孔门七十二贤之一，为人孝顺、性格正直。当权的鲁国贵族季氏听闻闵子骞的贤名，想请闵子骞出任费宰，以笼络人心。然而季氏平日所为为闵子骞所不齿，闵子骞便婉言拒绝，否则就要逃到齐国去。
蘧伯玉、南宫适、闵子骞的经历，含有鲜明的用行舍藏之意。正如孔子所言，“用之则行，舍之则藏。”有用我者则行此道于世，不能有用我者则藏此道在身。用舍在外，行藏在我。诚如前言，君子之道贵在内求。
对于名位，儒家最为推崇赞誉的境界是辞让天下，为而不有、为而不恃。泰伯三以天下让，孔子赞誉不已：“泰伯，其可谓至德也已矣。三以天下让，民无得而称焉。”孔子最为推崇尧、舜、禹三代圣贤对天下为而不有、为而不恃的境界，“大哉尧之为君也！巍巍乎，唯天为大，唯尧则之。”“巍巍乎！舜、禹之有天下也，而不与焉。”这里的“不与”，何晏批注是“不求”的意思。舜和禹得到天下，不是自己求的。那他们何以有天下？正是因为他们的道德崇高，才华能力很强，是德行感召的，所以孔子极其赞叹。不仅如此，他们更以天下之罪为己罪，舜以命禹“朕躬有罪，无以万方；万方有罪，罪在朕躬”。无独有偶，武王克商后大封于庙，亦言称“百姓有过，在予一人”，表明不仅不以天下私有，更以百姓之罪为己罪，境界非常高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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