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全国点赞”！黑龙江这俩县气象局长有啥“硬手”】天气与生产生活息息相关，特别是县级气象局，在发挥气象防灾减灾第一道防线作用中位置靠前、责任重大。2021年12月9日，中国气象局发布通报，对表现突出的55名县气象局局长予以表扬。其中，黑龙江省佳木斯富锦市气象局局长孙胜阳、双鸭山宝清县气象局局长董云峰获此殊荣。
被全国点赞！这是国家层面对两名县级气象局局长的褒奖，也是对黑龙江全体气象人的肯定。那么，这两位县级气象人带着他们的团队，做出了哪些接地气的硬核举措呢？请看记者的调查。
接地气举措1
“全年+特色”定制助农方案
气象为农服务小分队走村入户，面对面指导农户根据积温不同来选种。
提到2015年8月以来，在富锦市气象局局长位置上所做的每一件事，41岁的孙胜阳都熟稔于心。
作为全国产粮大县，气象保障现代化农业发展和防灾减灾任务，对富锦气象人来说是一件机遇与挑战并存的事情。“水稻、玉米和大豆在不同生长阶段，对天气要求不一样。春播、夏田管理、秋季防霜、秋冬整地等阶段对气象服务的要求也不同。为此，我们的气象为农工作全年按照不同时期、不同区域、不同作物制定了服务方案。”孙胜阳告诉记者，该局将气象助农服务进行精细化拆分，打造“直通车”式服务。
孙胜阳说，该局与农业部门建立了多个微信群，群里的农业专家、种植大户每天都能收到最新气象信息。农户有疑问，农业和气象专家随时解答。每年春播前，他还带着最新的年气候预测资料，与气象为农服务小分队走村入户，面对面指导农户根据积温不同来选种。
“2021年1月，富锦气象局发布了全年农业生产有效积温在2450℃左右的预测信息，于是我选种了龙稻12，收成挺好。”当地农户刘长明说，最近几年，农户们都是参考气象局发布的天气提示安排农事。“父辈种地靠经验，但经验也有不准的时候。现在，我们在农业和气象部门的指导下科学种田，准得很！”这位80后新农民感叹道。
接地气举措2
田间地头调研问需求
除与农户交流，还定期深入农资大市场等生产一线面对面调查。
侯佳昌的家庭种植农场经营流转水稻500多亩。“每年春播秋收，孙胜阳局长都到俺们这里来，还帮着干活儿。”侯佳昌曾向孙胜阳建议，手机信息接收短信有延迟，最好把“富锦微天气”公众号推送时间固定到每天下午三点左右。孙胜阳爽快地接受了这一建议。
记者了解到，除了与农户进行现场交流，富锦市气象局的服务人员还定期深入农资大市场、合作社、粮食仓储企业等农业生产一线开展面对面、点对点的需求调查分析。
在宝清县气象局会议室，悬挂着当地中草药种植商会送来的锦旗，“预报精准、预警及时”八个大字无疑是对其高质量气象服务最好的诠释。“董云峰局长经常带队到商会和中药种植户家中调研需求，让气象服务有的放矢。”该县中草药种植商会秘书长屠华说。
据悉，近年来，宝清县气象局在董云峰的带领下，通过走访有关乡镇、农业合作社及企业等，积极开展气象服务需求调研。
接地气举措3
联动多部门对抗天灾节本降污
“供暖季节，我们与热电厂对接，利用气象服务帮他们节约成本、降低污染。”
宝清县气象局通过强化部门联动，为政府防灾减灾提供气象参考的同时，也在为安全生产、旅游业等特色县域经济发展，提供气象技术支撑。
“我们在彩云岭景区安装一套6要素自动气象站，通过收集当地气象资料，定期制作发布旅游服务产品。”37岁的董云峰说，2021年以来，该局先后与当地煤电化公司、供电公司等企业签订服务协议，“供暖季，热电厂对天气走势敏感。我们与热电厂对接，利用气象服务帮他们节约成本、降低污染。”
宝清县交通运输局副局长张华君说，该县辖区公路点多线长、分布较散，通行路段包括平原、丘陵、山区等区域，道路交通安全对气象的依赖极大。2021年夏天，董云峰带队来到县交通运输局，就加强道路交通安全气象服务保障进行了调研并建立联系机制。“暴雪从哪个方向来、下多大等问题，县气象局都能提前发布预报，有利于科学调度清冰雪队伍，提高工作效率、降低成本。”
接地气举措4
“公众号+短视频+直播”气象传播力不断增强
通过动画短片、主播真人出镜等方式，让百姓近距离接触气象知识。
啥是冻雨？有哪些危害？2021年11月初，我省遭遇罕见冻雨天气，富锦气象局在快手APP“天气‘大佬’说天气”账号里紧跟热点，通过动画形式揭开冻雨等天气的神秘面纱。
气象宣传，哪种传播方式是百姓喜闻乐见的呢？孙胜阳调查发现，现在人手一部手机，农户爱玩短视频，也愿意在短视频平台内参与互动。于是2021年3月，该局开通快手账号，通过动画短片、主播真人出镜等方式，让百姓近距离接触气象知识。2021年春播前组织的一场快手直播活动，高峰时有近千人“围观”。
但这还不是“最亮眼”的成绩！
2021年11月18日，“富锦微天气”微信公众号发布《暴雪、大风天气提醒》阅读量高达1.8万余次，刷新该公众号阅读量之最。
孙胜阳告诉记者，他计划未来适时通过短视频平台，进行气象助力乡村振兴直播，宣传富锦大米品牌，助力农业企业增收。
董云峰告诉记者，“我们坚信，伴随着气象服务水平的提升和气象现代化建设的发展，未来县气象局定能以更高水平的服务保障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
被全国点赞！这是国家层面对两名县级气象局局长的褒奖，也是对黑龙江全体气象人的肯定。那么，这两位县级气象人带着他们的团队，做出了哪些接地气的硬核举措呢？请看记者的调查。
接地气举措1
“全年+特色”定制助农方案
气象为农服务小分队走村入户，面对面指导农户根据积温不同来选种。
提到2015年8月以来，在富锦市气象局局长位置上所做的每一件事，41岁的孙胜阳都熟稔于心。
作为全国产粮大县，气象保障现代化农业发展和防灾减灾任务，对富锦气象人来说是一件机遇与挑战并存的事情。“水稻、玉米和大豆在不同生长阶段，对天气要求不一样。春播、夏田管理、秋季防霜、秋冬整地等阶段对气象服务的要求也不同。为此，我们的气象为农工作全年按照不同时期、不同区域、不同作物制定了服务方案。”孙胜阳告诉记者，该局将气象助农服务进行精细化拆分，打造“直通车”式服务。
孙胜阳说，该局与农业部门建立了多个微信群，群里的农业专家、种植大户每天都能收到最新气象信息。农户有疑问，农业和气象专家随时解答。每年春播前，他还带着最新的年气候预测资料，与气象为农服务小分队走村入户，面对面指导农户根据积温不同来选种。
“2021年1月，富锦气象局发布了全年农业生产有效积温在2450℃左右的预测信息，于是我选种了龙稻12，收成挺好。”当地农户刘长明说，最近几年，农户们都是参考气象局发布的天气提示安排农事。“父辈种地靠经验，但经验也有不准的时候。现在，我们在农业和气象部门的指导下科学种田，准得很！”这位80后新农民感叹道。
接地气举措2
田间地头调研问需求
除与农户交流，还定期深入农资大市场等生产一线面对面调查。
侯佳昌的家庭种植农场经营流转水稻500多亩。“每年春播秋收，孙胜阳局长都到俺们这里来，还帮着干活儿。”侯佳昌曾向孙胜阳建议，手机信息接收短信有延迟，最好把“富锦微天气”公众号推送时间固定到每天下午三点左右。孙胜阳爽快地接受了这一建议。
记者了解到，除了与农户进行现场交流，富锦市气象局的服务人员还定期深入农资大市场、合作社、粮食仓储企业等农业生产一线开展面对面、点对点的需求调查分析。
在宝清县气象局会议室，悬挂着当地中草药种植商会送来的锦旗，“预报精准、预警及时”八个大字无疑是对其高质量气象服务最好的诠释。“董云峰局长经常带队到商会和中药种植户家中调研需求，让气象服务有的放矢。”该县中草药种植商会秘书长屠华说。
据悉，近年来，宝清县气象局在董云峰的带领下，通过走访有关乡镇、农业合作社及企业等，积极开展气象服务需求调研。
接地气举措3
联动多部门对抗天灾节本降污
“供暖季节，我们与热电厂对接，利用气象服务帮他们节约成本、降低污染。”
宝清县气象局通过强化部门联动，为政府防灾减灾提供气象参考的同时，也在为安全生产、旅游业等特色县域经济发展，提供气象技术支撑。
“我们在彩云岭景区安装一套6要素自动气象站，通过收集当地气象资料，定期制作发布旅游服务产品。”37岁的董云峰说，2021年以来，该局先后与当地煤电化公司、供电公司等企业签订服务协议，“供暖季，热电厂对天气走势敏感。我们与热电厂对接，利用气象服务帮他们节约成本、降低污染。”
宝清县交通运输局副局长张华君说，该县辖区公路点多线长、分布较散，通行路段包括平原、丘陵、山区等区域，道路交通安全对气象的依赖极大。2021年夏天，董云峰带队来到县交通运输局，就加强道路交通安全气象服务保障进行了调研并建立联系机制。“暴雪从哪个方向来、下多大等问题，县气象局都能提前发布预报，有利于科学调度清冰雪队伍，提高工作效率、降低成本。”
接地气举措4
“公众号+短视频+直播”气象传播力不断增强
通过动画短片、主播真人出镜等方式，让百姓近距离接触气象知识。
啥是冻雨？有哪些危害？2021年11月初，我省遭遇罕见冻雨天气，富锦气象局在快手APP“天气‘大佬’说天气”账号里紧跟热点，通过动画形式揭开冻雨等天气的神秘面纱。
气象宣传，哪种传播方式是百姓喜闻乐见的呢？孙胜阳调查发现，现在人手一部手机，农户爱玩短视频，也愿意在短视频平台内参与互动。于是2021年3月，该局开通快手账号，通过动画短片、主播真人出镜等方式，让百姓近距离接触气象知识。2021年春播前组织的一场快手直播活动，高峰时有近千人“围观”。
但这还不是“最亮眼”的成绩！
2021年11月18日，“富锦微天气”微信公众号发布《暴雪、大风天气提醒》阅读量高达1.8万余次，刷新该公众号阅读量之最。
孙胜阳告诉记者，他计划未来适时通过短视频平台，进行气象助力乡村振兴直播，宣传富锦大米品牌，助力农业企业增收。
董云峰告诉记者，“我们坚信，伴随着气象服务水平的提升和气象现代化建设的发展，未来县气象局定能以更高水平的服务保障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
【#书评# | “小镇做题家”何以成为“985废物”？】近两年在国内，“小镇做题家”“985废物”等词汇在网络热传，成为一些高校学生自嘲的标签。这些学生往往出身小城镇，他们埋头苦读、擅长应试，因此考入顶级高校，但又自觉缺乏一定的视野和资源，也因此在学业和工作上受到一定阻碍。
在美国，也有类似的群体，他们通常被称为家庭里的“第一代大学生”。他们成长于贫困的家庭、混乱的社区，凭借天赋与努力考入精英大学。但进入大学后，他们中的很多人发现自己很难融入这里的环境，他们在与同学和教授的交往中感到困窘和局促，也不知道怎样利用学校里的资源。
“在一个属于有钱人的校园，做一名穷学生，这意味着什么？”这是哈佛大学教育研究院助理教授安东尼·亚伯拉罕·杰克关注的问题。他用三年时间在美国一所著名大学（书中称为“英杰大学”）展开田野调查，面对面访问了上百位本科生，积累了几百小时的访谈资料。他发现，在寒门子弟占少数的美国精英大学，政策和环境正把穷学生一步步推向边缘，阶级和文化的差异驱动着不平等的再生产。
这些访谈故事和思考构成了《寒门子弟上大学》一书。在书中，杰克将寒门子弟群体分为寒门幸运儿和双重贫困生两类，前者幸运地通过奖学金项目进入精英私立高中，提前领略了富有阶层的生活，掌握了与同学和教授的相处之道；而后者从凋敝的社区、破败的高中直接升入精英大学，他们既有经济上的穷，又有文化上的困。而一旦涉及经济问题，比如春假期间学校食堂关闭时，这两类学生又回到同一困境之中。
在《寒门子弟上大学》译者、华东师范大学法学院教授田雷看来，在中国，这个问题更多地体现在文化的困上。
“精英大学里的各种‘玩法’，对于有些学生来说平淡无奇，不过是‘顺义妈妈’或者海淀家庭教养孩子的日常，故而他们能从容不迫、如鱼得水，与各类资源分配者谈笑风生。但对于另一些学生而言，可能就是‘我来了，我震撼了，我退缩了，我废物了’。”田雷在该书“译后记”中写道，“作为大学老师，我们要关注学生群体中的文化资本不平等问题。”他希望，这本书的出版有助于关于“小镇做题家”的讨论再纵深些、再宽广些。
《中国科学报》：在《寒门子弟上大学》之前，您已经翻译了另外两本关于美国教育的书《我们的孩子》和《娇惯的心灵》。作为一位法学学者,您为什么对教育议题感兴趣？
田雷：在当前的中国社会，谁又能对教育问题不感兴趣呢？我的研究领域是法学，但同时我也是一个大学老师、为人父母，关注教育是自然而然的。我希望通过自己的翻译，为关于教育的公共讨论提供一些不同的视角和素材。
作为一个法学学者，我理解美国是从研究它的宪法开始的。可是现在，人们常说越来越看不懂美国社会，其实就是因为缺少对美国社会图景的了解，而教育就是其中戏剧张力最强的一个舞台。翻译这三本书，也让我从“教育”这个领域重新发现了美国当前的社会图景，一方面更深刻地理解美国社会，另一方面也有助于我们从中受到启发，更好地理解我们自己。
《中国科学报》：1998年，您从家乡江苏沛县考入南京大学。那时候，您有感受到冲击吗？
田雷：如果那时有“小镇做题家”这个词，我就是。从家乡的县中到省城大学，当然会有一些不适应的地方，发现身边很多同学都比自己优秀，但我属于比较迟钝那种，或者说当时大家都不懂什么是焦虑。我是“小镇做题家”，但这个词当时并不自动等同于“985废物”，我们那代人都是这样，我们更像朴树当时唱的New Boy。我想是因为那时候从学校到社会，都没有对大学生提出更高的要求，能考上一所重点大学已经很好了。这跟现在的状况有很大不同。
《中国科学报》：与现在的状况有什么不同？
田雷：从“小镇做题家”“985废物”的流行就可以看到，大学生越来越焦虑，而平民子弟受到的文化冲击越来越强了。
一个原因可能是我们太着急了。大学生从刚入校开始，就要面临各种考核和选拔，对于很多寒门子弟来说，当你开始懂得大学生活是怎么回事时，也许就为时已晚了。我观察，现在的大学有明显的“先发优势”，从大一开始很快能适应大学生活的学生，通常能把优势保持到最后。
另一个现象是“胜者通吃”。你会发现，拿奖学金、得到各种资源和机会的基本上是同一批学生——极少数被拔出的尖。为什么有些学生用生命去“卷”？因为不“卷”就没有机会，现在都要用绩点的小数点后两位来分高下。“小镇做题家”不是不努力，而是他们的努力难以被发现或不再被承认。
《中国科学报》：《寒门子弟上大学》这本书里写到的美国贫困学生的处境，与国内学生有何类似的地方？
田雷：我觉得文化上的困是比较接近的。如果一个学生在原生环境里没有接触过大学里与师长、同学交流的方式，他到了大学可能就会不适应，会产生文化上的冲击或者说震撼。
《寒门子弟上大学》里写到，很多寒门子弟不知道“办公室时间”（教师专门预留出与学生交流的时间）为何物。我所在的学院也有制度，本科生进校后，会分配一个学业导师，但很少有学生会与导师联系交流。
书里写，双重贫困生不知道怎么与老师打交道，甚至认为自己找老师是在打扰老师、耽误老师的时间，而富家子弟和寒门幸运儿则会把这当作自己的正当权利。国内也有类似的情况。我希望学生知道，不要觉得找老师交流是占用老师的时间，了解你们是谁、在想什么，对老师来说也很重要。
《中国科学报》：两者又有何不同？
田雷：我觉得经济上的穷不太一样。书里写到，美国孩子考上常青藤大学，有时候父母甚至不让去上，觉得去了就是抛弃他们。这一点中国人很难理解。对于绝大多数中国父母来说，孩子考上好大学，是要举全家之力支持的，甚至亲戚朋友都会支持。
在中国，高校对贫困学生的支持也是很多的。书里写到春假时，学校食堂会关闭，穷学生没饭吃、饿肚子，我想这种情况在我们这里是不太可能出现的。最近，美国有好几本书在探讨美国大学生的学业贷款还款问题，他们在毕业后相当长时间里要去还这笔钱，可见是很大的经济负担。
当然，我们作为教师，未必能设身处地站在学生的角度去想，也许很多孩子的困窘只是没有表现出来。在书里，杰克写的一段话让我很感动。他说，富有的同学会说，去吃龙虾吧，才30美元一盘。当穷人家的孩子捉襟见肘没法去时，他常常需要找个理由为自己解释。“为什么穷孩子需要解释，而富孩子从不需要解释？”我们需要像杰克一样，去追问这背后的原因和它产生的影响。
《中国科学报》：书里写到高校也会采取一些措施改善贫富差距带来的影响，比如发放“奖学金+”券使贫困学生也能参与校园的文化和艺术活动，但发放过程却在不断强化贫富、种族等标签。在您看来，这反映出什么问题？对于高等教育研究者和管理者，又有什么启发？
田雷：我们对寒门学子的帮扶要做得更细致、更人性化一点。行政体系的运转有它自己的逻辑，有时会倾向于敲锣打鼓。但如果我们学生的心态也像杰克所描写的那样，认为穷是一种可耻的现象。那么，我们就要警惕在帮扶他的同时，别再给他贴上一个身份的标签。
同时，我们需要关注一个特别容易被忽视的群体，那就是贫困且成绩表现不好的学生。在“绩点为王”“胜者通吃”的环境下，他们可能会遭遇双重打击。但他们就是失败者吗？我们需要在文化意义上对他们有一种承认或者说信任，给他们一些机会。
我之前翻译《我们的孩子》，作者帕特南就讲到，美国历史上也有个人主义和集体意识比较平衡的时代。书名《我们的孩子》就是指，“二战”后的五六十年代，当美国父母谈到“我们的孩子”时，不是指自己家的孩子，而是指社区里所有的孩子。社会上存在着一种共同的东西，而现在，这种共同消失了。
在中国，我们还有一些共同的东西在。如果班级里有家庭遭遇变故的学生，老师和同学都会觉得自己在道义上有义务去帮助他。但现在，在不断竞争和拔尖的环境下，同学变成了竞争者。我们不应该去摧毁这种共同的东西。全文：https://t.cn/A6xegJpR
在美国，也有类似的群体，他们通常被称为家庭里的“第一代大学生”。他们成长于贫困的家庭、混乱的社区，凭借天赋与努力考入精英大学。但进入大学后，他们中的很多人发现自己很难融入这里的环境，他们在与同学和教授的交往中感到困窘和局促，也不知道怎样利用学校里的资源。
“在一个属于有钱人的校园，做一名穷学生，这意味着什么？”这是哈佛大学教育研究院助理教授安东尼·亚伯拉罕·杰克关注的问题。他用三年时间在美国一所著名大学（书中称为“英杰大学”）展开田野调查，面对面访问了上百位本科生，积累了几百小时的访谈资料。他发现，在寒门子弟占少数的美国精英大学，政策和环境正把穷学生一步步推向边缘，阶级和文化的差异驱动着不平等的再生产。
这些访谈故事和思考构成了《寒门子弟上大学》一书。在书中，杰克将寒门子弟群体分为寒门幸运儿和双重贫困生两类，前者幸运地通过奖学金项目进入精英私立高中，提前领略了富有阶层的生活，掌握了与同学和教授的相处之道；而后者从凋敝的社区、破败的高中直接升入精英大学，他们既有经济上的穷，又有文化上的困。而一旦涉及经济问题，比如春假期间学校食堂关闭时，这两类学生又回到同一困境之中。
在《寒门子弟上大学》译者、华东师范大学法学院教授田雷看来，在中国，这个问题更多地体现在文化的困上。
“精英大学里的各种‘玩法’，对于有些学生来说平淡无奇，不过是‘顺义妈妈’或者海淀家庭教养孩子的日常，故而他们能从容不迫、如鱼得水，与各类资源分配者谈笑风生。但对于另一些学生而言，可能就是‘我来了，我震撼了，我退缩了，我废物了’。”田雷在该书“译后记”中写道，“作为大学老师，我们要关注学生群体中的文化资本不平等问题。”他希望，这本书的出版有助于关于“小镇做题家”的讨论再纵深些、再宽广些。
《中国科学报》：在《寒门子弟上大学》之前，您已经翻译了另外两本关于美国教育的书《我们的孩子》和《娇惯的心灵》。作为一位法学学者,您为什么对教育议题感兴趣？
田雷：在当前的中国社会，谁又能对教育问题不感兴趣呢？我的研究领域是法学，但同时我也是一个大学老师、为人父母，关注教育是自然而然的。我希望通过自己的翻译，为关于教育的公共讨论提供一些不同的视角和素材。
作为一个法学学者，我理解美国是从研究它的宪法开始的。可是现在，人们常说越来越看不懂美国社会，其实就是因为缺少对美国社会图景的了解，而教育就是其中戏剧张力最强的一个舞台。翻译这三本书，也让我从“教育”这个领域重新发现了美国当前的社会图景，一方面更深刻地理解美国社会，另一方面也有助于我们从中受到启发，更好地理解我们自己。
《中国科学报》：1998年，您从家乡江苏沛县考入南京大学。那时候，您有感受到冲击吗？
田雷：如果那时有“小镇做题家”这个词，我就是。从家乡的县中到省城大学，当然会有一些不适应的地方，发现身边很多同学都比自己优秀，但我属于比较迟钝那种，或者说当时大家都不懂什么是焦虑。我是“小镇做题家”，但这个词当时并不自动等同于“985废物”，我们那代人都是这样，我们更像朴树当时唱的New Boy。我想是因为那时候从学校到社会，都没有对大学生提出更高的要求，能考上一所重点大学已经很好了。这跟现在的状况有很大不同。
《中国科学报》：与现在的状况有什么不同？
田雷：从“小镇做题家”“985废物”的流行就可以看到，大学生越来越焦虑，而平民子弟受到的文化冲击越来越强了。
一个原因可能是我们太着急了。大学生从刚入校开始，就要面临各种考核和选拔，对于很多寒门子弟来说，当你开始懂得大学生活是怎么回事时，也许就为时已晚了。我观察，现在的大学有明显的“先发优势”，从大一开始很快能适应大学生活的学生，通常能把优势保持到最后。
另一个现象是“胜者通吃”。你会发现，拿奖学金、得到各种资源和机会的基本上是同一批学生——极少数被拔出的尖。为什么有些学生用生命去“卷”？因为不“卷”就没有机会，现在都要用绩点的小数点后两位来分高下。“小镇做题家”不是不努力，而是他们的努力难以被发现或不再被承认。
《中国科学报》：《寒门子弟上大学》这本书里写到的美国贫困学生的处境，与国内学生有何类似的地方？
田雷：我觉得文化上的困是比较接近的。如果一个学生在原生环境里没有接触过大学里与师长、同学交流的方式，他到了大学可能就会不适应，会产生文化上的冲击或者说震撼。
《寒门子弟上大学》里写到，很多寒门子弟不知道“办公室时间”（教师专门预留出与学生交流的时间）为何物。我所在的学院也有制度，本科生进校后，会分配一个学业导师，但很少有学生会与导师联系交流。
书里写，双重贫困生不知道怎么与老师打交道，甚至认为自己找老师是在打扰老师、耽误老师的时间，而富家子弟和寒门幸运儿则会把这当作自己的正当权利。国内也有类似的情况。我希望学生知道，不要觉得找老师交流是占用老师的时间，了解你们是谁、在想什么，对老师来说也很重要。
《中国科学报》：两者又有何不同？
田雷：我觉得经济上的穷不太一样。书里写到，美国孩子考上常青藤大学，有时候父母甚至不让去上，觉得去了就是抛弃他们。这一点中国人很难理解。对于绝大多数中国父母来说，孩子考上好大学，是要举全家之力支持的，甚至亲戚朋友都会支持。
在中国，高校对贫困学生的支持也是很多的。书里写到春假时，学校食堂会关闭，穷学生没饭吃、饿肚子，我想这种情况在我们这里是不太可能出现的。最近，美国有好几本书在探讨美国大学生的学业贷款还款问题，他们在毕业后相当长时间里要去还这笔钱，可见是很大的经济负担。
当然，我们作为教师，未必能设身处地站在学生的角度去想，也许很多孩子的困窘只是没有表现出来。在书里，杰克写的一段话让我很感动。他说，富有的同学会说，去吃龙虾吧，才30美元一盘。当穷人家的孩子捉襟见肘没法去时，他常常需要找个理由为自己解释。“为什么穷孩子需要解释，而富孩子从不需要解释？”我们需要像杰克一样，去追问这背后的原因和它产生的影响。
《中国科学报》：书里写到高校也会采取一些措施改善贫富差距带来的影响，比如发放“奖学金+”券使贫困学生也能参与校园的文化和艺术活动，但发放过程却在不断强化贫富、种族等标签。在您看来，这反映出什么问题？对于高等教育研究者和管理者，又有什么启发？
田雷：我们对寒门学子的帮扶要做得更细致、更人性化一点。行政体系的运转有它自己的逻辑，有时会倾向于敲锣打鼓。但如果我们学生的心态也像杰克所描写的那样，认为穷是一种可耻的现象。那么，我们就要警惕在帮扶他的同时，别再给他贴上一个身份的标签。
同时，我们需要关注一个特别容易被忽视的群体，那就是贫困且成绩表现不好的学生。在“绩点为王”“胜者通吃”的环境下，他们可能会遭遇双重打击。但他们就是失败者吗？我们需要在文化意义上对他们有一种承认或者说信任，给他们一些机会。
我之前翻译《我们的孩子》，作者帕特南就讲到，美国历史上也有个人主义和集体意识比较平衡的时代。书名《我们的孩子》就是指，“二战”后的五六十年代，当美国父母谈到“我们的孩子”时，不是指自己家的孩子，而是指社区里所有的孩子。社会上存在着一种共同的东西，而现在，这种共同消失了。
在中国，我们还有一些共同的东西在。如果班级里有家庭遭遇变故的学生，老师和同学都会觉得自己在道义上有义务去帮助他。但现在，在不断竞争和拔尖的环境下，同学变成了竞争者。我们不应该去摧毁这种共同的东西。全文：https://t.cn/A6xegJpR
【#余庆发布#太火爆了！余庆这场直播带货数万人围观！】“我们现场剥开一个来看一下，大家看这个果皮是比较脆的，一打开就有一股清香。我们先尝一下，边吃边播，我们万里的这个椪柑汁水比较多，而且口感特别的好，你们看我们后面的果树上还挂了那么多......”
12月13日，在花山苗族乡万里村椪柑种植基地，余庆县融媒体中心主播打开手机，准时通过《今日余庆》视频号进行直播带货。
花山乡万里村是余庆县融媒体中心的乡村振兴联系点。中心结合该村椪柑等部分农产品销售情况，积极开展“我为群众办实事”活动，充分发挥媒体融合优势，把直播带货作为“我为群众办实事”的载体，开展网上助农销售，用心用情为群众排忧解难，助推乡村振兴。
直播现场，余庆县融媒体中心分为四组主播，轮番在线向网友介绍万里椪柑的生长环境、外观口感、营养价值等，同时现场品尝试吃椪柑，与网友精彩互动。主播们诙谐幽默的直播风格吸引了不少网友观看，气氛十分热烈，大家纷纷点赞留言。同时，其他党员干部也分工明确，纷纷走进果园，摘果、分装，一幅热火朝天的景象。
“今天我们在花山乡万里村进行‘我为群众办实事 助力乡村振兴’直播带货，对花山乡万里村的椪柑进行推广和宣传，短短4个小时的时间，我们就成功带货近800单。其实余庆的农特产品的品质都是非常好，就是没有打通线上的销售渠道，也希望通过今天这样的方式，能够打通线上的销售渠道，助力余庆农特产品的销售。”融媒体中心主持人陈晓兰说。
万里村平均海拔700米左右，光照充足，水质优良，土壤肥沃，乌江边独特的生态环境造就了万里椪柑独特的口感。由于其生长周期长，口感甘甜，香气十分浓郁，果大皮薄，果皮橙红美观，深受消费者喜爱。据悉，近年来，花山苗族乡依托自然资源优势，积极调整农业产业结构，将椪柑产业作为当地群众脱贫增收的重点产业，发展了椪柑3500亩。
“我们村集体经济是2018年开始种植椪柑，今年是第三个年头，今年我们预计产量是在10万斤左右，预计产值在15万元左右。以前销售渠道都是通过线下进行销售，今天是第一次尝试网络直播带货，感觉很不错，通过这种方式 不仅拓宽了我们的销售渠道，还打响了万里椪柑的知名度。”余庆县人民医院驻万里村第一书记汪航表示。
此次直播时长4个小时，直播总观看人数3.1万人次、点赞量7.8万多次，销售椪柑近800单，共计4000余斤。下一步，余庆县融媒体中心将继续利用媒体优势，以直播带货的形式推进余庆特色农产品销售，带动当地更多的农特产品触网销利，助力黔货出山。
12月13日，在花山苗族乡万里村椪柑种植基地，余庆县融媒体中心主播打开手机，准时通过《今日余庆》视频号进行直播带货。
花山乡万里村是余庆县融媒体中心的乡村振兴联系点。中心结合该村椪柑等部分农产品销售情况，积极开展“我为群众办实事”活动，充分发挥媒体融合优势，把直播带货作为“我为群众办实事”的载体，开展网上助农销售，用心用情为群众排忧解难，助推乡村振兴。
直播现场，余庆县融媒体中心分为四组主播，轮番在线向网友介绍万里椪柑的生长环境、外观口感、营养价值等，同时现场品尝试吃椪柑，与网友精彩互动。主播们诙谐幽默的直播风格吸引了不少网友观看，气氛十分热烈，大家纷纷点赞留言。同时，其他党员干部也分工明确，纷纷走进果园，摘果、分装，一幅热火朝天的景象。
“今天我们在花山乡万里村进行‘我为群众办实事 助力乡村振兴’直播带货，对花山乡万里村的椪柑进行推广和宣传，短短4个小时的时间，我们就成功带货近800单。其实余庆的农特产品的品质都是非常好，就是没有打通线上的销售渠道，也希望通过今天这样的方式，能够打通线上的销售渠道，助力余庆农特产品的销售。”融媒体中心主持人陈晓兰说。
万里村平均海拔700米左右，光照充足，水质优良，土壤肥沃，乌江边独特的生态环境造就了万里椪柑独特的口感。由于其生长周期长，口感甘甜，香气十分浓郁，果大皮薄，果皮橙红美观，深受消费者喜爱。据悉，近年来，花山苗族乡依托自然资源优势，积极调整农业产业结构，将椪柑产业作为当地群众脱贫增收的重点产业，发展了椪柑3500亩。
“我们村集体经济是2018年开始种植椪柑，今年是第三个年头，今年我们预计产量是在10万斤左右，预计产值在15万元左右。以前销售渠道都是通过线下进行销售，今天是第一次尝试网络直播带货，感觉很不错，通过这种方式 不仅拓宽了我们的销售渠道，还打响了万里椪柑的知名度。”余庆县人民医院驻万里村第一书记汪航表示。
此次直播时长4个小时，直播总观看人数3.1万人次、点赞量7.8万多次，销售椪柑近800单，共计4000余斤。下一步，余庆县融媒体中心将继续利用媒体优势，以直播带货的形式推进余庆特色农产品销售，带动当地更多的农特产品触网销利，助力黔货出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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