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发现一种古文字，学者：距今已有万年，是西方文字的始祖】
按照文字演化规律，中国文字应该先后经历“原始文字”、“初熟文字”，在距今3600年时形成了“成熟文字”——甲骨文。
根据考古显示，中国最早的原始文字或文字雏形是贾湖刻符，距今8000年以上。从甲骨文与贾湖刻符比较来看，两者主要都以龟甲、骨头为载体，先横后竖、先上后下等的书写特点基本一致，因此普遍认为甲骨文与贾湖刻符存在密切的联系。
问题在于，贾湖刻符与甲骨文相距4400余年，如果贾湖刻符是原始文字的话，那么中国文字就是经过4400余年的漫长演化，才形成了成熟文字——甲骨文。对比世界上其他文明的文字演化史，中国文字的演化过程无疑过于漫长，难道中华文明初期发展得特别缓慢？随着地下文物的不断挺身而出，现代学者有了重大发现，甲骨文之前可能已经存在了一种成熟文字——彝文，大约起源于距今一万年时，乃至部分学者语出惊人的认为“彝文不仅是汉字源头，也是西方文字的始祖”。
彝族文献：记载了猴变人的历史，最长族谱超过万年
彝文是中国第六大民族——彝族的文字，与汉字一样都是表意方块字，造字方式也与汉字大致相同，不过具体形成时间众说纷纭，有说是模仿“六国文字”而造，有说是“唐创宋成”，有说是“明创清成”，但以如今幸存的彝族文献来看，石刻与纸质文书大约有1.2万册，民间大约还有0.5万册没有纳入统计，文献内容非常丰富，涉及历史、神话、契约、音乐、医药、天文地理、巫术等，其中很多与中原文明大不相同，显然如果没有辉煌的文明、悠久的历史、丰富的积淀，很难留下如此丰厚的家底。
更为惊人的是，彝族文献中很多内容令人难以置信，以我们熟知的达尔文进化论与家谱为例：首先，达尔文进化论认为人是由猴进化而来，但彝文《门咪间扎节》中提到其中一种猴子变成人的记载，还有猿猴成人过程中开始用火，最后提到“有了火以后，知道吃熟食，一天学一样，猴子变成人”，《勒俄特依》、《始物纪物》等上也有类似记载；其次，彝族记载的族群传承非常久远，四川的《伲茨》记载有241代人，云南的《天文起源》记载有248代人，贵州的《西南彝志·谱牒志》记载有411代，按照30年一代计算，彝族文献记载的最长传承超过1.2万年。
或许，正因为彝族历史悠久，上承远古时代，所以才知道人是由猴子演变而来，否则如何解释彝族文献中“人是由猴子演变而来”的记载？
彝族文字：可以解读上古刻符，距今时间或有万年
本世纪以来，随着上古文物的不断出土，学者在研究半坡刻符与贾湖刻符等的时候，有了一些重大发现。
1954年，陕西西安发现半坡遗址，出土了一些刻画在陶器上的符号，郭沫若指出“其为文无可疑”，即认为是一种原始文字，但他一直没能破解其意思。上世纪70年代末，彝族学者李乔无意中发现半坡陶文疑似古彝文，认为两者应该有一定的血缘关系，于是就将半坡陶文拓片带回云南，向彝文宿老李八一昆请教，最终解读出23个陶符意思，辨认率达72%。1990年，人民日报以《半坡刻符是彝文始祖》为题作了深度报道。下图，部分半坡刻符与彝文比较，源自《彝文揭开8000年前甘肃大地湾刻划符号的神秘面纱》一文。
1987年，河南舞阳发现贾湖遗址，出土了一批刻画在龟甲、骨器、陶器上的符号。学者研究发现，贾湖刻符形体均与彝文存在很多相同或相似之处，两者有着一定的渊源。
除此之外，与贾湖遗址同时代的湖南彭头山刻符、甘肃大地湾刻符，后来的殷墟甲骨文等，很多都可以用彝文解读，尤其古蜀国时的青铜铭文，与彝文更有着惊人的相似，或许神秘的三星堆文明使用的就是彝文。
由于贾湖刻符距今超过8000年，因此湖南省株洲工学院刘志一教授等认为：“古彝文有九千年以上的悠久历史，如果加上它的草创时期，可能有一万年以上。”更为惊人的是，刘志一认为古彝文是西方文字的始祖，西方字母文字的终极源头其实是古彝文。下图，彝文与甲骨文部分文字比较，源自《彝文揭开8000年前甘肃大地湾刻划符号的神秘面纱》一文。
彝族文字：7500前向世界扩散，或为西方文字的始祖
前两年，湖南大学退休教授杜建钢提出“英语源于湖南”，被认为是哗众取宠，于是杜建钢教授一时沦为笑谈。其实，从古彝文研究来看，英语的终极源头未必不在中国。
我们都知道，西方字母文字源于西亚苏美尔人的楔形文字、线形文字，经过漫长岁月简化而成。由于楔形文字、线形文字与甲骨文有诸多相似之处，所以西方学者普遍认为“苏美尔文字出现2000年后甲骨文出现，中华文明是苏美尔文明东传而来”，苏美尔文字是世界文字始祖。
苏美尔人在西亚出现的时间为距今7500年前—5000年前，但古彝文却最迟出现在距今8000年前，因此从时间上说古彝文在前，苏美尔文字在后。西方学者自己也承认，苏美尔文字与甲骨文存在很多相似之处。无疑，从出现的时间顺序上看，应该是苏美尔文字源于古彝文。
彝族学者戈隆阿弘在《被遗忘的中国远古部落族群》一文中指出，古彝文对西方的影响，至今还留有遗迹，比如意大利4000年前的岩石刻符，希腊3000年前的线性文字A与B，印度4000年前的古文字，与古彝文的字形笔划和书写方法都相同相似，部分文字甚至可以用古彝文解读。
正因如此，刘志一教授断言：“古彝文是汉文的源头，西文的始祖，世界文字始祖。”他认为大约在距今7500年前，在远古商业贸易中，古彝文传向西方，最终在古彝文的基础上，苏美尔人创造了楔形文字等，由于甲骨文与古彝文之间存在着密切联系，所以源于古彝文的苏美尔文字与甲骨文也就存在了一定相似之处。
如今，彝族主要分布于西南地区，而贾湖遗址、半坡遗址等分布于河南陕西等地，两地相隔甚远，如果彝文与贾湖刻符等存在渊源，那么彝族源于何处，为何迁徙到西南地区？著名学者韦安多指出：彝族原本其实叫背弓箭的夷族，发源地在山东，在上古历代部落战争中部分族人不断往西南迁徙，并与当地民族融合，最终形成了彝族。
或许，留在中原的一支夷族，他们在彝文的基础上，结合夏商文化创造了甲骨文；迁徙到西南的夷族，他们带走了上古文献，并继续保留了古老的文字。按照文字规律，甲骨文之前应该存在“初熟文字”，而这种“初熟文字”迄今没能找到的原因，或许就在这里。
参考资料：《火补射日（作者）——论古彝文在世界文字上的地位》、《彝文揭开8000年前甘肃大地湾刻划符号的神秘面纱》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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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照文字演化规律，中国文字应该先后经历“原始文字”、“初熟文字”，在距今3600年时形成了“成熟文字”——甲骨文。
根据考古显示，中国最早的原始文字或文字雏形是贾湖刻符，距今8000年以上。从甲骨文与贾湖刻符比较来看，两者主要都以龟甲、骨头为载体，先横后竖、先上后下等的书写特点基本一致，因此普遍认为甲骨文与贾湖刻符存在密切的联系。
问题在于，贾湖刻符与甲骨文相距4400余年，如果贾湖刻符是原始文字的话，那么中国文字就是经过4400余年的漫长演化，才形成了成熟文字——甲骨文。对比世界上其他文明的文字演化史，中国文字的演化过程无疑过于漫长，难道中华文明初期发展得特别缓慢？随着地下文物的不断挺身而出，现代学者有了重大发现，甲骨文之前可能已经存在了一种成熟文字——彝文，大约起源于距今一万年时，乃至部分学者语出惊人的认为“彝文不仅是汉字源头，也是西方文字的始祖”。
彝族文献：记载了猴变人的历史，最长族谱超过万年
彝文是中国第六大民族——彝族的文字，与汉字一样都是表意方块字，造字方式也与汉字大致相同，不过具体形成时间众说纷纭，有说是模仿“六国文字”而造，有说是“唐创宋成”，有说是“明创清成”，但以如今幸存的彝族文献来看，石刻与纸质文书大约有1.2万册，民间大约还有0.5万册没有纳入统计，文献内容非常丰富，涉及历史、神话、契约、音乐、医药、天文地理、巫术等，其中很多与中原文明大不相同，显然如果没有辉煌的文明、悠久的历史、丰富的积淀，很难留下如此丰厚的家底。
更为惊人的是，彝族文献中很多内容令人难以置信，以我们熟知的达尔文进化论与家谱为例：首先，达尔文进化论认为人是由猴进化而来，但彝文《门咪间扎节》中提到其中一种猴子变成人的记载，还有猿猴成人过程中开始用火，最后提到“有了火以后，知道吃熟食，一天学一样，猴子变成人”，《勒俄特依》、《始物纪物》等上也有类似记载；其次，彝族记载的族群传承非常久远，四川的《伲茨》记载有241代人，云南的《天文起源》记载有248代人，贵州的《西南彝志·谱牒志》记载有411代，按照30年一代计算，彝族文献记载的最长传承超过1.2万年。
或许，正因为彝族历史悠久，上承远古时代，所以才知道人是由猴子演变而来，否则如何解释彝族文献中“人是由猴子演变而来”的记载？
彝族文字：可以解读上古刻符，距今时间或有万年
本世纪以来，随着上古文物的不断出土，学者在研究半坡刻符与贾湖刻符等的时候，有了一些重大发现。
1954年，陕西西安发现半坡遗址，出土了一些刻画在陶器上的符号，郭沫若指出“其为文无可疑”，即认为是一种原始文字，但他一直没能破解其意思。上世纪70年代末，彝族学者李乔无意中发现半坡陶文疑似古彝文，认为两者应该有一定的血缘关系，于是就将半坡陶文拓片带回云南，向彝文宿老李八一昆请教，最终解读出23个陶符意思，辨认率达72%。1990年，人民日报以《半坡刻符是彝文始祖》为题作了深度报道。下图，部分半坡刻符与彝文比较，源自《彝文揭开8000年前甘肃大地湾刻划符号的神秘面纱》一文。
1987年，河南舞阳发现贾湖遗址，出土了一批刻画在龟甲、骨器、陶器上的符号。学者研究发现，贾湖刻符形体均与彝文存在很多相同或相似之处，两者有着一定的渊源。
除此之外，与贾湖遗址同时代的湖南彭头山刻符、甘肃大地湾刻符，后来的殷墟甲骨文等，很多都可以用彝文解读，尤其古蜀国时的青铜铭文，与彝文更有着惊人的相似，或许神秘的三星堆文明使用的就是彝文。
由于贾湖刻符距今超过8000年，因此湖南省株洲工学院刘志一教授等认为：“古彝文有九千年以上的悠久历史，如果加上它的草创时期，可能有一万年以上。”更为惊人的是，刘志一认为古彝文是西方文字的始祖，西方字母文字的终极源头其实是古彝文。下图，彝文与甲骨文部分文字比较，源自《彝文揭开8000年前甘肃大地湾刻划符号的神秘面纱》一文。
彝族文字：7500前向世界扩散，或为西方文字的始祖
前两年，湖南大学退休教授杜建钢提出“英语源于湖南”，被认为是哗众取宠，于是杜建钢教授一时沦为笑谈。其实，从古彝文研究来看，英语的终极源头未必不在中国。
我们都知道，西方字母文字源于西亚苏美尔人的楔形文字、线形文字，经过漫长岁月简化而成。由于楔形文字、线形文字与甲骨文有诸多相似之处，所以西方学者普遍认为“苏美尔文字出现2000年后甲骨文出现，中华文明是苏美尔文明东传而来”，苏美尔文字是世界文字始祖。
苏美尔人在西亚出现的时间为距今7500年前—5000年前，但古彝文却最迟出现在距今8000年前，因此从时间上说古彝文在前，苏美尔文字在后。西方学者自己也承认，苏美尔文字与甲骨文存在很多相似之处。无疑，从出现的时间顺序上看，应该是苏美尔文字源于古彝文。
彝族学者戈隆阿弘在《被遗忘的中国远古部落族群》一文中指出，古彝文对西方的影响，至今还留有遗迹，比如意大利4000年前的岩石刻符，希腊3000年前的线性文字A与B，印度4000年前的古文字，与古彝文的字形笔划和书写方法都相同相似，部分文字甚至可以用古彝文解读。
正因如此，刘志一教授断言：“古彝文是汉文的源头，西文的始祖，世界文字始祖。”他认为大约在距今7500年前，在远古商业贸易中，古彝文传向西方，最终在古彝文的基础上，苏美尔人创造了楔形文字等，由于甲骨文与古彝文之间存在着密切联系，所以源于古彝文的苏美尔文字与甲骨文也就存在了一定相似之处。
如今，彝族主要分布于西南地区，而贾湖遗址、半坡遗址等分布于河南陕西等地，两地相隔甚远，如果彝文与贾湖刻符等存在渊源，那么彝族源于何处，为何迁徙到西南地区？著名学者韦安多指出：彝族原本其实叫背弓箭的夷族，发源地在山东，在上古历代部落战争中部分族人不断往西南迁徙，并与当地民族融合，最终形成了彝族。
或许，留在中原的一支夷族，他们在彝文的基础上，结合夏商文化创造了甲骨文；迁徙到西南的夷族，他们带走了上古文献，并继续保留了古老的文字。按照文字规律，甲骨文之前应该存在“初熟文字”，而这种“初熟文字”迄今没能找到的原因，或许就在这里。
参考资料：《火补射日（作者）——论古彝文在世界文字上的地位》、《彝文揭开8000年前甘肃大地湾刻划符号的神秘面纱》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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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0年12月的一天深夜，宝鸡市陵原村突然响起一阵急促的敲门声，村支部书记张晓明忐忑不安地打开了自家大门，只见市文物局副局长任周芳带着四个人站在门口。
“老张，快！让附近派出所支援一下，今晚有紧急情况发生”，任周芳焦急地说道。
张晓明不敢怠慢，立即前去派出所请求支援。很快，由6名村民，3名持枪干警和5名文物工作者组成的队伍快速赶往村西的一处台地。
在路上，任周芳才说出原由：收到线报，今晚有一伙盗墓贼将对唐秦王李茂贞墓下手。
任周芳等一行人在隐蔽位置蹲守一夜，却始终未见盗墓贼出现，一连几天皆是如此。
然而就在大家放松警惕后的一天深夜，李茂贞墓方向却传来了巨大的爆炸声，震颤着整个村子。真是一伙狡猾的盗墓贼！
面对这防不胜防的情况，省市文物局联合地方政府召开了紧急会议，会议决定对大墓立即展开发掘，发掘完毕在原址建设博物馆，打造旅游产业带动地方增收。
2001年4月初，担任领队的刘军社带人对大墓进行了详细勘察，结果显示，墓框南北长约45米，东西宽约22米，面积接近1000平方米，深度超过20米，这是一座超级大墓。
让人出乎意料的是，在李茂贞大墓的西侧不远处又勘探出了一座墓葬，只不过规模略小，约510平方米。
2001年4月9日，发掘从规模较小的墓葬率先开始。听说将来发展成旅游事业后，能够带来可观的收益，附近村民都情积极参与到发掘工作中来。
常言道人多力量大，顺墓道掘进的一周之后，就已经深入到地下7米，在这个位置，意外地发现了一座古代的建筑物，它宽约3米，砖砌屋檐，上有复杂的砖雕楼阁，远远望去犹如一座高楼的微缩景观，这叫端门，在其它墓中有过类似发现。
按照以往考古经验，端门的后方就应该是大墓的地宫，地宫入口就应该在端门的底部。
可是让考古人员感到疑惑的是底部为乱石堆砌，根本就没有期待中开关的门。
有人提议抽取底部石块，自行开凿一扇门进去，提议遭到刘军社的否决，因为这座端门没有横梁支撑，只要在底部动一块石头，整个端门就会垮塌。
另外，端门历经千年时光，其精美构造国内罕见，早已是一件艺术珍品，不能有丝毫的损坏。
发掘一时陷入僵局。
有心栽花花不成，无心插柳柳成荫。就在大家一筹莫展之际，在端门后方的地表位置勘探出一个2m*2m见方的天井（天井是唐墓的一个重要特征），通过这个天井竖直向下发掘，考古队员成功绕过了端门，进入到了大墓的前庭。
如此艰难地进来，考古人员原本以为，他们是这一千多年来第一次造访这座地下宫殿的人，谁料，前庭尽头一堵倒塌的石门却给他们来了个透心凉。
虽然历经千年，石门不会因为时间久远而自行坍塌，那么坍塌的原因只有一种可能，也就是说有一伙经验丰富的盗墓贼已经捷足先登。
在前庭两侧的墙壁上，队员们发现了“二人抬轿子图”和“八人抬轿子图“”的图案砖雕，这是考古界首次发现，它再现了传说中“八抬大轿”的真实场景，弥足珍贵。
前庭清理完毕，考古人员踩着倒塌的墓门进入了地宫，眼前的情景让人大吃一惊。
淤泥！满满的淤泥！一直堆积到券顶，像墙一样塞住了整个墓室。
2001年5月17日，考古队员刚刚清理完甬道淤泥，就在刚要进入前室时，终于发现了期待已久的墓志。
志盖上有“晋故秦国贤德太夫人墓志铭”等字样，通过对墓志内容的解读证实了墓主人的确是李茂贞的夫人刘氏。
让人最意外的是在墓志的后方还有安放着一个石函，有底有盖，造型精致。
石函内的文物一定非比寻常，或许会石破天惊。所有人都对它充满着无尽的遐想与期待。
石函在万众瞩目中打开了！铁板！只有一块生锈的铁板！
所有人失望到了极点!
清理到后室时，在距地面5.4米的穹窿顶上发现了一个硕大的盗洞，事实证明，古代盗墓贼通过这个盗洞把大墓盗得很彻底，因为等大墓清理完毕，除了发现一些小件青铜器、陶器、铁器外，再无其它，墓主人尸骨也早已无迹可寻。
当所有人把希望寄托在李茂贞墓上的时候，领队刘军社却做了不再挖掘李茂贞墓的决定。
原因是通过种种迹象判断，他认为李茂贞的墓早已被洗劫一空。
但是当地政府不同意，因为不挖掘它，计划中的博物馆就建不起来，带动地方收入就是空谈。
迫不得已，夫人墓发掘结束的10天后就转入了对李茂贞墓的发掘。
最终结果让所有人大失所望，高大的封土之下只是一个简简单单的单室墓，墓室深9.2米，宽3.2米，而且早年被盗，除了有一合证明李茂贞身份的墓志外，空无一物。
看到这样的情景，很多人都不甘心，有人提出一个大胆的假设，这座墓会不会是做假墓。
考古队随后在墓室底部进行了再一次勘探，墓底7米以下都是活土，证明确实有人工挖掘过，但未探到有实物遗存。
据考古人员判断，当初墓坑挖得很深，但不知什么原因，大墓又回填了一部分，李茂贞的墓室就是在这种回填后的情况下修建起来的。
现如今博物馆也已经修建起来了，有兴趣的小伙伴可以去参观一下！
#这就是中国风# #出道吧新星#
“老张，快！让附近派出所支援一下，今晚有紧急情况发生”，任周芳焦急地说道。
张晓明不敢怠慢，立即前去派出所请求支援。很快，由6名村民，3名持枪干警和5名文物工作者组成的队伍快速赶往村西的一处台地。
在路上，任周芳才说出原由：收到线报，今晚有一伙盗墓贼将对唐秦王李茂贞墓下手。
任周芳等一行人在隐蔽位置蹲守一夜，却始终未见盗墓贼出现，一连几天皆是如此。
然而就在大家放松警惕后的一天深夜，李茂贞墓方向却传来了巨大的爆炸声，震颤着整个村子。真是一伙狡猾的盗墓贼！
面对这防不胜防的情况，省市文物局联合地方政府召开了紧急会议，会议决定对大墓立即展开发掘，发掘完毕在原址建设博物馆，打造旅游产业带动地方增收。
2001年4月初，担任领队的刘军社带人对大墓进行了详细勘察，结果显示，墓框南北长约45米，东西宽约22米，面积接近1000平方米，深度超过20米，这是一座超级大墓。
让人出乎意料的是，在李茂贞大墓的西侧不远处又勘探出了一座墓葬，只不过规模略小，约510平方米。
2001年4月9日，发掘从规模较小的墓葬率先开始。听说将来发展成旅游事业后，能够带来可观的收益，附近村民都情积极参与到发掘工作中来。
常言道人多力量大，顺墓道掘进的一周之后，就已经深入到地下7米，在这个位置，意外地发现了一座古代的建筑物，它宽约3米，砖砌屋檐，上有复杂的砖雕楼阁，远远望去犹如一座高楼的微缩景观，这叫端门，在其它墓中有过类似发现。
按照以往考古经验，端门的后方就应该是大墓的地宫，地宫入口就应该在端门的底部。
可是让考古人员感到疑惑的是底部为乱石堆砌，根本就没有期待中开关的门。
有人提议抽取底部石块，自行开凿一扇门进去，提议遭到刘军社的否决，因为这座端门没有横梁支撑，只要在底部动一块石头，整个端门就会垮塌。
另外，端门历经千年时光，其精美构造国内罕见，早已是一件艺术珍品，不能有丝毫的损坏。
发掘一时陷入僵局。
有心栽花花不成，无心插柳柳成荫。就在大家一筹莫展之际，在端门后方的地表位置勘探出一个2m*2m见方的天井（天井是唐墓的一个重要特征），通过这个天井竖直向下发掘，考古队员成功绕过了端门，进入到了大墓的前庭。
如此艰难地进来，考古人员原本以为，他们是这一千多年来第一次造访这座地下宫殿的人，谁料，前庭尽头一堵倒塌的石门却给他们来了个透心凉。
虽然历经千年，石门不会因为时间久远而自行坍塌，那么坍塌的原因只有一种可能，也就是说有一伙经验丰富的盗墓贼已经捷足先登。
在前庭两侧的墙壁上，队员们发现了“二人抬轿子图”和“八人抬轿子图“”的图案砖雕，这是考古界首次发现，它再现了传说中“八抬大轿”的真实场景，弥足珍贵。
前庭清理完毕，考古人员踩着倒塌的墓门进入了地宫，眼前的情景让人大吃一惊。
淤泥！满满的淤泥！一直堆积到券顶，像墙一样塞住了整个墓室。
2001年5月17日，考古队员刚刚清理完甬道淤泥，就在刚要进入前室时，终于发现了期待已久的墓志。
志盖上有“晋故秦国贤德太夫人墓志铭”等字样，通过对墓志内容的解读证实了墓主人的确是李茂贞的夫人刘氏。
让人最意外的是在墓志的后方还有安放着一个石函，有底有盖，造型精致。
石函内的文物一定非比寻常，或许会石破天惊。所有人都对它充满着无尽的遐想与期待。
石函在万众瞩目中打开了！铁板！只有一块生锈的铁板！
所有人失望到了极点!
清理到后室时，在距地面5.4米的穹窿顶上发现了一个硕大的盗洞，事实证明，古代盗墓贼通过这个盗洞把大墓盗得很彻底，因为等大墓清理完毕，除了发现一些小件青铜器、陶器、铁器外，再无其它，墓主人尸骨也早已无迹可寻。
当所有人把希望寄托在李茂贞墓上的时候，领队刘军社却做了不再挖掘李茂贞墓的决定。
原因是通过种种迹象判断，他认为李茂贞的墓早已被洗劫一空。
但是当地政府不同意，因为不挖掘它，计划中的博物馆就建不起来，带动地方收入就是空谈。
迫不得已，夫人墓发掘结束的10天后就转入了对李茂贞墓的发掘。
最终结果让所有人大失所望，高大的封土之下只是一个简简单单的单室墓，墓室深9.2米，宽3.2米，而且早年被盗，除了有一合证明李茂贞身份的墓志外，空无一物。
看到这样的情景，很多人都不甘心，有人提出一个大胆的假设，这座墓会不会是做假墓。
考古队随后在墓室底部进行了再一次勘探，墓底7米以下都是活土，证明确实有人工挖掘过，但未探到有实物遗存。
据考古人员判断，当初墓坑挖得很深，但不知什么原因，大墓又回填了一部分，李茂贞的墓室就是在这种回填后的情况下修建起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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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秦文献的“夏”与《史记》的“夏”真的相同吗？】
《夏本纪》以大禹开篇，并称大禹在舜崩三年后“即天子位，南面朝天下，国号曰夏后，姓姒氏”。[1]《史记》的这一说法成为当今学者理解夏王朝世系及其时空位置的基础。徐兴海先生指出：
司马迁之前文献记载的中国不是按照朝代的，如《尚书》、《左传》以帝王为线索，如《国语》以国别记述事件，而朝代的概念自《夏本纪》开始，标志着关于中国历史记述的新体例、新篇章，这是司马迁独立思考的新成果。[2]
那么，司马迁这种“独立思考的新成果”是否符合先秦人的观念呢？在《清华简〈楚居〉横空出世，〈史记〉三代框架成疑》这篇文章中，笔者谈到清华简《楚居》、郭店简《穷达以时》以及《帝系》反映出来的历史观念是“夏商并行”。现在，我们进一步来看看《尚书》、《墨子》、《竹书纪年》等先秦文献所理解的“夏”又是否与《史记》一书相符合。
一、《尚书》与《史记》之“夏”的年代学差异
从被先秦文献大量引用的《尚书》来看，被后人称为《虞书》或《唐虞书》的篇章大多被先秦人称为《夏书》。比如，今传本《尧典》本为伏生所传《尚书》二十八篇之一，后被离析为《尧典》和《舜典》两篇。《尧典》的名称，在早期文献引用时并不稳定，如《孟子·万章上》称作《尧典》，《左传·文公十八年》称作《虞书》，《礼记·大学》称为《帝典》，而更多的文献在引用时则称《夏书》。如《左传·昭公十四年》：
（1）《夏书》曰：“昏、墨、贼，杀。”皋陶之刑也。
这条材料可以对应今本《尧典》中皋陶的“作士，五刑有服”。又比如《左传·僖公二十七年》：
（2）《夏书》曰：“赋纳以言，明试以功，车服以庸。”
这条材料在今本《尧典》中作：“敷奏以言，明试以功，车服以庸。”由此可见，至少在春秋战国时期人们的观念中，《尧典》被相当部分人视为夏代作品，而不是“五帝”时期作品。《左传》还引用了大量《夏书》佚文。比如：
（3）《夏书》曰：“皋陶迈种德，德乃降。”（《左传·庄公八年》引）
（4）《夏书》曰：“地平天成。”（《左传·僖公二十四年》引）
（5）《夏书》曰：“戒之用休，董之用威。劝之以九歌，勿使坏。”（《左传·文公七年》引）
（6）《夏书》曰：“念兹在兹，释兹在兹。名言兹在兹，允出兹在兹，惟帝念功。” （《左传·襄公二十一年》引）
（7）《夏书》曰：“念兹在兹。”（《左传·襄公二十三年》引）
（8）《夏书》曰：“与其杀不辜，宁失不经。”（《左传·襄公二十六年》引）
（9）《夏书》曰：“惟彼陶唐，帅彼天常。有此冀方，今失其行。乱其纪纳，乃灭而亡。”又曰：“允出兹在兹，由己率常可矣。”（《左传·哀公六年》引）
（10）《夏书》曰：“官占，唯能蔽志，昆命于元龟。”（《左传·哀公六年》引）
以上各条，除第九条的“惟彼陶唐”部分见于古文《尚书》的《胤征》，其他全部见于古文《大禹谟》。此外，古文《大禹谟》中还有几条材料曾被其他先秦文献中所引用，我们也列之如下：
（11）《夏书》有之曰：“众非元后，何戴？后非众，无与守邦。”（《国语·周语上》）
（12）且不唯《泰誓》为然，虽《禹誓》即亦犹是也。禹曰：“济济有从，咸听朕言：非惟小子，敢行称乱。蠢兹有苗，用天之罚。若予既率尔群对诸群，以征有苗。”（《墨子·兼爱下》）
（13）《书》曰：“洚水警余。”（《孟子·滕文公下》）
（14）舜往于田，号泣于旻天。（《孟子·万章上》）
（15）《书》曰：“祗载见瞽瞍，夔夔斋栗，瞽瞍亦允若。”（《孟子·万章上》）
今传古文《尚书》中有一部分材料确有较早的史源，但总体上系后人伪作，这是当今学术界的普遍看法。上面第12条为《墨子》提到的《禹誓》，也被收入古文《大禹谟》。从《墨子》自身记载看，《墨子》所称的《禹誓》可能是今文《尚书》的《甘誓》别本。如《墨子·明鬼下》所引《禹誓》即与今本《甘誓》基本一致。
按《史记》的三代历史年代框架来说，“禹征三苗”属夏代建立前的历史事件，故《十三经》本《尚书》将古文《大禹谟》列入《虞书》，而这些内容均被《左传》视为出自《夏书》。由此可以证明，《左传》或者说《尚书》最早的版本均把尧、舜、禹视为夏代历史人物。如果这点被确认，就意味着《史记》的三代年代框架并不可用，而这无疑将对我国的夏文化探索带来重大变化。
二、《墨子》与《史记》之“夏”的年代学差异
先秦文献多有将“虞、夏、商、周”并称的例子。如《国语·郑语》太史伯说：
夫成天地之大功者，其子孙未尝不章，虞、夏、商、周是也。虞幕能听协风，以成乐物生者也；夏禹能单平水土，以品处庶类者也。商契能和合五教，以保于百姓者也；周弃能播殖百谷蔬，以衣食民人者也。其后皆为王公侯伯。[3]
又如《国语·鲁语上》展禽云：
幕，能率颛顼者也，有虞氏报焉。杼，能率禹者也，夏后氏报焉。上甲微，能帅契者，商人报焉。高圉、大王，能帅稷者也，周人报焉。[4]
《左传》也有这种“虞、夏、商、周”并称的现象，如庄公三十二年内史过说：
国之将兴，明神降之，监其德也；将亡，神又降之，观其恶也。故有得神以兴，亦有以亡，虞、夏、商、周皆有之。（《左传·庄公三十二年》）
又如成公十三年晋侯使吕相绝秦云：
文公躬擐甲胄，跋履山川，逾越险阻，征东之诸侯，虞、夏、商、周之胤，而朝诸秦。（《左传·成公十三年》）
基于这些记载，杨向奎教授曾提出有虞氏的历史地位问题[5]，甚至还有学者因此尝试对虞世系进行编制。[6]但是，需要指出的是，《左传》、《孟子》、《礼记》等文献里大多都只提“三代”，极少见提“四代”的提法（早期仅见《大戴礼记·四代》等少数文献）[7]。更值得注意的是，《墨子》往往均把尧舜归入三代，这与《尚书》把有关尧、舜的记载称为《夏书》非常相似。如：
（1）故唯昔三代圣王尧舜禹汤文武之所以王天下、正诸侯者，此亦其法已。（《尚贤中》，《墨子校注》，第75页）[8]
（2）然则富贵为贤以得其赏者，谁也？曰：“若昔者三代圣王尧舜禹汤文武者是也。”（《尚贤中》，《墨子校注》，第78页）
（3）夫爱人利人顺天之意得天之赏者，谁也？曰：“若昔三代圣王尧舜禹汤文武者是也。”（《天志中》，《墨子校注》，第306页）
（4）何以知贤者之必赏善罚暴也？吾以昔者三代之圣王知之。故昔也三代之圣王尧舜禹汤文武之兼爱天下也，从而利之，移其百姓之意焉，率以敬上帝山川鬼神。（《天志下》，《墨子校注》，第320页）
（4）惟昔者虞、夏、商、周三代之圣王，其始建国营都日，必择国之正坛，置以为宗庙；必择木之修茂者，立以为位菆必。（《明鬼下》，《墨子校注》，第340页）
（5）凡言、凡动，合于三代圣王尧舜禹汤文武者为之；凡言、凡动，合于三代暴王桀纣幽厉者舍之。（《贵义》，《墨子校注》，第686页）
杨宽认为，《墨子》把虞、夏、商、周四代称为“三代”，是“因为三代这一个名词用得太熟了”，“一时改不过口头，所以糊里糊涂的混乱四代为三代”。[9]如果《史记》的古史年代框架确然可信，杨宽所论固然可一说。然而，单就《墨子》一书的内证而言，在《墨子》作者的意识中，似虞夏本就是一代。因此，刘起釪说：
《墨子·明鬼》云：“上者《夏书》，其次商、周之《书》。”《墨子》的《尚贤》、《天志》、《明鬼》、《贵义》诸篇都称尧、舜、禹、汤为三代圣王，把尧舜列在夏代，所以有关尧、舜、禹的篇章都称《夏书》。[10]
三、《竹书纪年》与《史记》的“夏”代时空差异
《竹书纪年》出自战国魏墓，史料价值极高。《史记》有关战国部分的记载问题极大，“清代以来，很多学者利用古本《纪年》校记《史记》战国部分的内容，成效卓著。现在可以说，已经没有人墨守《史记·六国年表》了”。[11]对于夏商历史部分的研究，《竹书纪年》的价值同样不可低估。然而，由于该书原本散失，此后各家整理所得的辑本无不遵从《史记》的三代结构进行所谓“夏代“纪年排列，因此很容易让人误以为《竹书纪年》记载的夏与《史记》一致。然而，检视《竹书纪年》相关记录，可以发现这种预设需要商榷。《史记·殷本纪·集解》引《竹书纪年》说：
汤灭夏以至于受二十九王，用岁四百九十六年也。[12]
又《夏本纪·集解》引《竹书纪年》说：
有王与无王，用岁四百七十一年。[13]
按照《史记》记载的夏商体系来理解《竹书纪年》，则商代积年多于夏代积年。然而，《晋书·束晳传》引《竹书纪年》却说：“夏年多殷。”[14]这说明要么是《竹书纪年》自相矛盾，要么就是《史记》的记载不可信。李学勤教授曾揣测“夏年代殷”有可能是在整理《竹书纪年》的过程中产生的一种看法，而不认为是本文，但事实恐怕并非这么简单[15]。《史记·魏世家·集解》引荀勖语：
和峤云：“《纪年》起自黄帝，终于魏之今王。”[16]
而杜预《左传·后序》言：
《纪年篇》起自夏、殷、周，皆三代王事。[17]
又《晋书·束皙传》云：
《纪年》十三篇，记夏以来至周幽王为犬戎所灭。[18]
可见，《竹书纪年》所称的夏代纪年是以黄帝为开端的，这与《史记》记录的以禹为开端的夏代大不相同。又《路史·发挥》卷三引《竹书纪年》云：“黄帝至禹，为世三十。”[19]《说文·卅部》有“三十年为一世”之说[20]，可见，就《竹书纪年》的内证而言，“夏年多殷”之说是可以成立的。《竹书纪年》多记有昌意、颛顼、尧、舜等事。如《山海经·海内经》郭璞注：
《竹书》云：“昌意降居若水，产帝乾荒。”[21]
《大荒西经》郭璞注：
《竹书》曰：“颛顼产伯鲧，是维若阳，居天穆之阳。”[22]
《海内南经》郭璞注：
《竹书》亦曰：“后稷放帝朱于丹水。” [23]
《史记·五帝本纪·正义》引《括地志》：
《竹书》云：昔尧德衰，为舜所囚也。[24]
五帝被《竹书纪年》视为夏代人物
同书又说：
《竹书》云：舜囚尧，复偃塞丹朱，使不与父相见也。[25]
《广弘明集》卷十一：
《汲冢竹书》云：“舜囚尧于平阳，取之帝位。”[26]
《北堂书钞》卷十七：
《纪年》云：命咎陶作刑。[27]
上引诸条均为唐代及其以前文献提到的《竹书纪年》遗文。根据这些材料可以发现，《竹书纪年》和《尚书》、《左传》、《墨子》等先秦文献一样，均把尧、舜、禹甚至黄帝视为夏代人物，换句话说，先秦人观念中的夏与司马迁观念中的“夏”存在极大差异。按先秦人的眼光来看，夏的年代应以黄帝为开端，至于其结尾在哪里，我们且留到讨论《史记·夏本纪》为什么不记载“后羿代夏”这一重大事件时来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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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夏本纪》以大禹开篇，并称大禹在舜崩三年后“即天子位，南面朝天下，国号曰夏后，姓姒氏”。[1]《史记》的这一说法成为当今学者理解夏王朝世系及其时空位置的基础。徐兴海先生指出：
司马迁之前文献记载的中国不是按照朝代的，如《尚书》、《左传》以帝王为线索，如《国语》以国别记述事件，而朝代的概念自《夏本纪》开始，标志着关于中国历史记述的新体例、新篇章，这是司马迁独立思考的新成果。[2]
那么，司马迁这种“独立思考的新成果”是否符合先秦人的观念呢？在《清华简〈楚居〉横空出世，〈史记〉三代框架成疑》这篇文章中，笔者谈到清华简《楚居》、郭店简《穷达以时》以及《帝系》反映出来的历史观念是“夏商并行”。现在，我们进一步来看看《尚书》、《墨子》、《竹书纪年》等先秦文献所理解的“夏”又是否与《史记》一书相符合。
一、《尚书》与《史记》之“夏”的年代学差异
从被先秦文献大量引用的《尚书》来看，被后人称为《虞书》或《唐虞书》的篇章大多被先秦人称为《夏书》。比如，今传本《尧典》本为伏生所传《尚书》二十八篇之一，后被离析为《尧典》和《舜典》两篇。《尧典》的名称，在早期文献引用时并不稳定，如《孟子·万章上》称作《尧典》，《左传·文公十八年》称作《虞书》，《礼记·大学》称为《帝典》，而更多的文献在引用时则称《夏书》。如《左传·昭公十四年》：
（1）《夏书》曰：“昏、墨、贼，杀。”皋陶之刑也。
这条材料可以对应今本《尧典》中皋陶的“作士，五刑有服”。又比如《左传·僖公二十七年》：
（2）《夏书》曰：“赋纳以言，明试以功，车服以庸。”
这条材料在今本《尧典》中作：“敷奏以言，明试以功，车服以庸。”由此可见，至少在春秋战国时期人们的观念中，《尧典》被相当部分人视为夏代作品，而不是“五帝”时期作品。《左传》还引用了大量《夏书》佚文。比如：
（3）《夏书》曰：“皋陶迈种德，德乃降。”（《左传·庄公八年》引）
（4）《夏书》曰：“地平天成。”（《左传·僖公二十四年》引）
（5）《夏书》曰：“戒之用休，董之用威。劝之以九歌，勿使坏。”（《左传·文公七年》引）
（6）《夏书》曰：“念兹在兹，释兹在兹。名言兹在兹，允出兹在兹，惟帝念功。” （《左传·襄公二十一年》引）
（7）《夏书》曰：“念兹在兹。”（《左传·襄公二十三年》引）
（8）《夏书》曰：“与其杀不辜，宁失不经。”（《左传·襄公二十六年》引）
（9）《夏书》曰：“惟彼陶唐，帅彼天常。有此冀方，今失其行。乱其纪纳，乃灭而亡。”又曰：“允出兹在兹，由己率常可矣。”（《左传·哀公六年》引）
（10）《夏书》曰：“官占，唯能蔽志，昆命于元龟。”（《左传·哀公六年》引）
以上各条，除第九条的“惟彼陶唐”部分见于古文《尚书》的《胤征》，其他全部见于古文《大禹谟》。此外，古文《大禹谟》中还有几条材料曾被其他先秦文献中所引用，我们也列之如下：
（11）《夏书》有之曰：“众非元后，何戴？后非众，无与守邦。”（《国语·周语上》）
（12）且不唯《泰誓》为然，虽《禹誓》即亦犹是也。禹曰：“济济有从，咸听朕言：非惟小子，敢行称乱。蠢兹有苗，用天之罚。若予既率尔群对诸群，以征有苗。”（《墨子·兼爱下》）
（13）《书》曰：“洚水警余。”（《孟子·滕文公下》）
（14）舜往于田，号泣于旻天。（《孟子·万章上》）
（15）《书》曰：“祗载见瞽瞍，夔夔斋栗，瞽瞍亦允若。”（《孟子·万章上》）
今传古文《尚书》中有一部分材料确有较早的史源，但总体上系后人伪作，这是当今学术界的普遍看法。上面第12条为《墨子》提到的《禹誓》，也被收入古文《大禹谟》。从《墨子》自身记载看，《墨子》所称的《禹誓》可能是今文《尚书》的《甘誓》别本。如《墨子·明鬼下》所引《禹誓》即与今本《甘誓》基本一致。
按《史记》的三代历史年代框架来说，“禹征三苗”属夏代建立前的历史事件，故《十三经》本《尚书》将古文《大禹谟》列入《虞书》，而这些内容均被《左传》视为出自《夏书》。由此可以证明，《左传》或者说《尚书》最早的版本均把尧、舜、禹视为夏代历史人物。如果这点被确认，就意味着《史记》的三代年代框架并不可用，而这无疑将对我国的夏文化探索带来重大变化。
二、《墨子》与《史记》之“夏”的年代学差异
先秦文献多有将“虞、夏、商、周”并称的例子。如《国语·郑语》太史伯说：
夫成天地之大功者，其子孙未尝不章，虞、夏、商、周是也。虞幕能听协风，以成乐物生者也；夏禹能单平水土，以品处庶类者也。商契能和合五教，以保于百姓者也；周弃能播殖百谷蔬，以衣食民人者也。其后皆为王公侯伯。[3]
又如《国语·鲁语上》展禽云：
幕，能率颛顼者也，有虞氏报焉。杼，能率禹者也，夏后氏报焉。上甲微，能帅契者，商人报焉。高圉、大王，能帅稷者也，周人报焉。[4]
《左传》也有这种“虞、夏、商、周”并称的现象，如庄公三十二年内史过说：
国之将兴，明神降之，监其德也；将亡，神又降之，观其恶也。故有得神以兴，亦有以亡，虞、夏、商、周皆有之。（《左传·庄公三十二年》）
又如成公十三年晋侯使吕相绝秦云：
文公躬擐甲胄，跋履山川，逾越险阻，征东之诸侯，虞、夏、商、周之胤，而朝诸秦。（《左传·成公十三年》）
基于这些记载，杨向奎教授曾提出有虞氏的历史地位问题[5]，甚至还有学者因此尝试对虞世系进行编制。[6]但是，需要指出的是，《左传》、《孟子》、《礼记》等文献里大多都只提“三代”，极少见提“四代”的提法（早期仅见《大戴礼记·四代》等少数文献）[7]。更值得注意的是，《墨子》往往均把尧舜归入三代，这与《尚书》把有关尧、舜的记载称为《夏书》非常相似。如：
（1）故唯昔三代圣王尧舜禹汤文武之所以王天下、正诸侯者，此亦其法已。（《尚贤中》，《墨子校注》，第75页）[8]
（2）然则富贵为贤以得其赏者，谁也？曰：“若昔者三代圣王尧舜禹汤文武者是也。”（《尚贤中》，《墨子校注》，第78页）
（3）夫爱人利人顺天之意得天之赏者，谁也？曰：“若昔三代圣王尧舜禹汤文武者是也。”（《天志中》，《墨子校注》，第306页）
（4）何以知贤者之必赏善罚暴也？吾以昔者三代之圣王知之。故昔也三代之圣王尧舜禹汤文武之兼爱天下也，从而利之，移其百姓之意焉，率以敬上帝山川鬼神。（《天志下》，《墨子校注》，第320页）
（4）惟昔者虞、夏、商、周三代之圣王，其始建国营都日，必择国之正坛，置以为宗庙；必择木之修茂者，立以为位菆必。（《明鬼下》，《墨子校注》，第340页）
（5）凡言、凡动，合于三代圣王尧舜禹汤文武者为之；凡言、凡动，合于三代暴王桀纣幽厉者舍之。（《贵义》，《墨子校注》，第686页）
杨宽认为，《墨子》把虞、夏、商、周四代称为“三代”，是“因为三代这一个名词用得太熟了”，“一时改不过口头，所以糊里糊涂的混乱四代为三代”。[9]如果《史记》的古史年代框架确然可信，杨宽所论固然可一说。然而，单就《墨子》一书的内证而言，在《墨子》作者的意识中，似虞夏本就是一代。因此，刘起釪说：
《墨子·明鬼》云：“上者《夏书》，其次商、周之《书》。”《墨子》的《尚贤》、《天志》、《明鬼》、《贵义》诸篇都称尧、舜、禹、汤为三代圣王，把尧舜列在夏代，所以有关尧、舜、禹的篇章都称《夏书》。[10]
三、《竹书纪年》与《史记》的“夏”代时空差异
《竹书纪年》出自战国魏墓，史料价值极高。《史记》有关战国部分的记载问题极大，“清代以来，很多学者利用古本《纪年》校记《史记》战国部分的内容，成效卓著。现在可以说，已经没有人墨守《史记·六国年表》了”。[11]对于夏商历史部分的研究，《竹书纪年》的价值同样不可低估。然而，由于该书原本散失，此后各家整理所得的辑本无不遵从《史记》的三代结构进行所谓“夏代“纪年排列，因此很容易让人误以为《竹书纪年》记载的夏与《史记》一致。然而，检视《竹书纪年》相关记录，可以发现这种预设需要商榷。《史记·殷本纪·集解》引《竹书纪年》说：
汤灭夏以至于受二十九王，用岁四百九十六年也。[12]
又《夏本纪·集解》引《竹书纪年》说：
有王与无王，用岁四百七十一年。[13]
按照《史记》记载的夏商体系来理解《竹书纪年》，则商代积年多于夏代积年。然而，《晋书·束晳传》引《竹书纪年》却说：“夏年多殷。”[14]这说明要么是《竹书纪年》自相矛盾，要么就是《史记》的记载不可信。李学勤教授曾揣测“夏年代殷”有可能是在整理《竹书纪年》的过程中产生的一种看法，而不认为是本文，但事实恐怕并非这么简单[15]。《史记·魏世家·集解》引荀勖语：
和峤云：“《纪年》起自黄帝，终于魏之今王。”[16]
而杜预《左传·后序》言：
《纪年篇》起自夏、殷、周，皆三代王事。[17]
又《晋书·束皙传》云：
《纪年》十三篇，记夏以来至周幽王为犬戎所灭。[18]
可见，《竹书纪年》所称的夏代纪年是以黄帝为开端的，这与《史记》记录的以禹为开端的夏代大不相同。又《路史·发挥》卷三引《竹书纪年》云：“黄帝至禹，为世三十。”[19]《说文·卅部》有“三十年为一世”之说[20]，可见，就《竹书纪年》的内证而言，“夏年多殷”之说是可以成立的。《竹书纪年》多记有昌意、颛顼、尧、舜等事。如《山海经·海内经》郭璞注：
《竹书》云：“昌意降居若水，产帝乾荒。”[21]
《大荒西经》郭璞注：
《竹书》曰：“颛顼产伯鲧，是维若阳，居天穆之阳。”[22]
《海内南经》郭璞注：
《竹书》亦曰：“后稷放帝朱于丹水。” [23]
《史记·五帝本纪·正义》引《括地志》：
《竹书》云：昔尧德衰，为舜所囚也。[24]
五帝被《竹书纪年》视为夏代人物
同书又说：
《竹书》云：舜囚尧，复偃塞丹朱，使不与父相见也。[25]
《广弘明集》卷十一：
《汲冢竹书》云：“舜囚尧于平阳，取之帝位。”[26]
《北堂书钞》卷十七：
《纪年》云：命咎陶作刑。[27]
上引诸条均为唐代及其以前文献提到的《竹书纪年》遗文。根据这些材料可以发现，《竹书纪年》和《尚书》、《左传》、《墨子》等先秦文献一样，均把尧、舜、禹甚至黄帝视为夏代人物，换句话说，先秦人观念中的夏与司马迁观念中的“夏”存在极大差异。按先秦人的眼光来看，夏的年代应以黄帝为开端，至于其结尾在哪里，我们且留到讨论《史记·夏本纪》为什么不记载“后羿代夏”这一重大事件时来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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