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日一善[超话]##阳光信用# [心]
我觉得当下的每件小事都特别重要。充好电，才能做更好的自己。人生不如意之事有之八九，常想一二，不思八九，事事如意。有一个人任何时候都不会背弃你，这个人就是你自己。别在最好的年纪，辜负最好的自己。没有合格的黑夜，也就无所谓真正的黎明。如果你明白你去的方向，全世界都会为你让路。要看到人生微弱的灯火，你必须走进最深的黑暗。生活从未变得容易，只不过是我们，变得更加坚强。痛苦不是失败，而是你本可以。要做向日葵，种在阳光的掌心里。
我觉得当下的每件小事都特别重要。充好电，才能做更好的自己。人生不如意之事有之八九，常想一二，不思八九，事事如意。有一个人任何时候都不会背弃你，这个人就是你自己。别在最好的年纪，辜负最好的自己。没有合格的黑夜，也就无所谓真正的黎明。如果你明白你去的方向，全世界都会为你让路。要看到人生微弱的灯火，你必须走进最深的黑暗。生活从未变得容易，只不过是我们，变得更加坚强。痛苦不是失败，而是你本可以。要做向日葵，种在阳光的掌心里。
最近疫情期间发生了很多有意思的东西
1.隔一天做一次核酸
2.每天各种人在贩卖焦虑
3.每天朝九晚五的视频会议
4.忙里偷闲替朋友接了一个星期的电台野档
5.为了转移注意力熬夜玩飞行棋
6.剪了个傻缺短发梦想重新活一回
7.这个年代健康很重要，再有就是国泰民安。
8.这些事都与我息息相关又好像无关 但是所有的事和遇见都是最好的安排，总有更好的幸运等候在远方[奥特曼]
1.隔一天做一次核酸
2.每天各种人在贩卖焦虑
3.每天朝九晚五的视频会议
4.忙里偷闲替朋友接了一个星期的电台野档
5.为了转移注意力熬夜玩飞行棋
6.剪了个傻缺短发梦想重新活一回
7.这个年代健康很重要，再有就是国泰民安。
8.这些事都与我息息相关又好像无关 但是所有的事和遇见都是最好的安排，总有更好的幸运等候在远方[奥特曼]
新版《近世古琴逸话》的五个细节
作者:严晓星
（一）
10天前（3月14日），原中央音乐学院院长、中国音协副主席吴祖强先生去世，享年九十六岁。吴先生作为著名的作曲家，成就早有定评，但相信很少有人知道，他曾经一度跟吴景略先生学过古琴。
在新版《逸话》中，根据查阜西先生的记录，1964年，由于周总理提出“革命化、民族化、群众化”的要求，许多作曲家都去跟吴景略先生学琴。当时的中央音乐学院院长赵沨就开玩笑说，吴景略有“四大弟子”，即副院长江定仙、作曲系教授萧淑娴、作曲系教员吴祖强、音乐学系教员金文达。大概江、萧两位的成绩，比吴、金两位要好一些，可谓翘楚。
几个月后，北京古琴研究会的党代表许健督促查阜西先生，写信动员江、萧参加8月2日的一次演出。这两位果然参加了演出，各弹二曲。至于弹了什么曲子，效果如何，在书中第257页可以找到答案。
前些年金文达先生的遗物散出，友人周亚举，号称捡漏锦鲤，轻松得到一批金先生学弹古琴的手稿。我借来扫描，其中一页，正好作为这一篇的配图，巧妙无比。
相比之下，倒是吴祖强先生学古琴的信息最少，也更让人有期待。
（二）
这个庞德，当然不会是三国里被关羽灭掉的那位，而是现代美国的大诗人Ezra Pound（1885—1972）。庞德喜欢中国文化，诗里面都要嵌入一点汉字，也翻译过中文典籍，可是，他和管平湖先生有什么关系？
有朋友可能会记得，张子谦先生《操缦琐记》里，提到一位管平湖先生的德国女弟子马女士。关于这位马仪思女士，在拙著《七弦古意：古琴历史与文献丛考》（故宫出版社，2013年）中写到过；我的友人，也是新版《逸话》的责编宋希於同学写过一篇文章（这篇文章收入了拙编“丝桐小集”第4种《友琴集》，即将出版），考察得更为清晰。马女士1941年到北平，后来跟管先生学琴，嫁给了一位朝鲜裔的学者方志彤（他是钱锺书先生的同学），再后来夫妇俩远赴北美，从事汉学研究。方志彤与中国文化的信徒庞德接触很多，那么庞德英译《诗经》的封面上，出现管平湖先生的手，也就毫不突兀了。
这个资料，是北大高峰枫先生提供给我的（感谢他！）。他还说，在北美某校里，有一批方、马的遗留文档，其中应该还有更多管平湖先生的资料。相信迟早有一天，会有有心人挖掘出来，公之于众。事实上，最近我们不是已经看到马女士为管先生拍的弹琴照片了吗？
（三）
新版《逸话》最后一篇是新增的，题为《琴人寿者》，据饶选堂“琴非明代不能弹”之例，戏拟“琴人非百岁不称寿”一语，介绍了八位百岁以上的琴人，以示吉祥之意。郑颖孙先生的女儿郑慧是最后一位，所配的“郑慧捐赠郑颖孙所藏乐器清单中的古琴部分”一图是首次公布。
郑颖孙在抗战之前，差不多是北方古琴界的第一大佬（管平湖先生崛起琴坛，是抗战期间的事），他的乐器收藏，在当时大概是独步天下的，见诸多家记载。拙著《往事分明在，琴笛高楼——查阜西与张充和》中，他可以算是第三主角。可惜他去世得太早，以致声名不彰。他的唱片《长门怨》，是中国最早出版的古琴录音之一，如今琴友们还能听到。
从乐器清单中看，古琴一共十三张，除了一张小琴（膝琴）外，其馀十二张是“凤凰来鸣”、“一池月”、“冰磬”、“响泉”、文天祥琴、“轻雷”、“九霄环珮”、“琅然”、“高山”、宓犧式琴、“龙吟秋水”、蕉叶，其中一部分经过修缮，或用于演出，已成为当今琴界所熟知的名器。
正好，前不久《中国艺术研究院艺术与文献馆藏珍品图录丛刊·古琴》（文化艺术出版社，2021年11月）出版了，找来核对了一下，13张琴中，情况是：
明确标为郑颖孙旧藏者6张，分别是：“高山”（第50页）、蕉叶（写为“无名琴”，第82页）、“冰磬”（第100页）、“凤凰来鸣”（第118页）、文天祥琴（写为“无名琴”，第126页）、“一池月”（书里把“池”误识为“泓”，第176页）。
收入而未标郑氏旧藏者2张，为“琅然”（第30页）、“响泉”（第34页）。
有同名琴，皆未标明来源者1张，为“轻雷”（分别在第14页、152页）。
可能在书后所附表格中，未收入图片及说明者2张，为“九霄环佩”（第237页，编号11）、小琴（表格内甚多，未能详审）。
还有宓犧式琴、“龙吟秋水”2张，未见明确信息，可能混在书中。
另外，第90页的小递钟琴，虽然标为“郑颖孙、汪孟舒递藏”，但可能是从汪氏之手进入音研所，而非捐赠之物。
艺术研究院将院藏资料整理公布，是很令人期待的。如果能够做得更加细致一点，就更好了。这份清单，相信他们的档案部门一定会有保存。郑慧女士将父亲毕生收藏的乐器捐赠出来，今天在出版图录时一一标注，是对前辈心意的真正呵护，也是对前辈人格的真正尊重。
（四）
中华书局前掌门人徐俊先生，不仅是重要的当代出版家、古典文学学者，书法造诣也卓荦不凡。许多中华书局出版物上，都有他朗润俊逸的书迹。《逸话》最早的版本，是在中华书局出版的，而且出过纸面精装、布面精装两种（特装本不算），其中布精本，是徐俊先生题签的。这个光，沾得水到渠成。
这次出版增订本，我觉得“增订本”三个字配原先的手写体不好看，原本想请徐俊先生补写一下，放在原题签下面就好。后来一想，时隔数年，徐先生本人的字迹也有一些变化，干脆连书名也一起写，气势更为贯通，看上去也更协调。果然得到首肯。徐先生的题签大约数以百计，为一本书的不同版本题写两次，大概是首次。
另一个首次，是我又考虑到设计上的统一性，书内的三个篇章页“上篇”“下篇”“附录”，居然也贸然请徐俊先生写。这倒真是“大材小用”了，承蒙不弃，得以如愿。
新版《逸话》中的大量细节，都离不开许许多多师友的帮助。单是列出图片的提供者名单，大概就有长长的一串。不过，直接从其他书上扫描下来的图片，我的做法是在“采摭文献”中列出书名。作为一本通俗读物，这么做已经足够。极个别师友对著作权法可能缺少了解，以为自己的藏品也有著作权，乃至自寻烦恼，不免令人遗憾。
中华书局前掌门人徐俊先生，不仅是重要的当代出版家、古典文学学者，书法造诣也卓荦不凡。许多中华书局出版物上，都有他朗润俊逸的书迹。《逸话》最早的版本，是在中华书局出版的，而且出过纸面精装、布面精装两种（特装本不算），其中布精本，是徐俊先生题签的。这个光，沾得水到渠成。
这次出版增订本，我觉得“增订本”三个字配原先的手写体不好看，原本想请徐俊先生补写一下，放在原题签下面就好。后来一想，时隔数年，徐先生本人的字迹也有一些变化，干脆连书名也一起写，气势更为贯通，看上去也更协调。果然得到首肯。徐先生的题签大约数以百计，为一本书的不同版本题写两次，大概是首次。
另一个首次，是我又考虑到设计上的统一性，书内的三个篇章页“上篇”“下篇”“附录”，居然也贸然请徐俊先生写。这倒真是“大材小用”了，承蒙不弃，得以如愿。
新版《逸话》中的大量细节，都离不开许许多多师友的帮助。单是列出图片的提供者名单，大概就有长长的一串。不过，直接从其他书上扫描下来的图片，我的做法是在“采摭文献”中列出书名。作为一本通俗读物，这么做已经足够。极个别师友对著作权法可能缺少了解，以为自己的藏品也有著作权，乃至自寻烦恼，不免令人遗憾。
（五）
“曲冬”是什么意思？对熟悉古琴的朋友来说完全不是问题。概言之，“冬”是“终”的减笔，“曲冬”就是“曲终”。有的古谱里，会把“终”的“冬”字减掉，留下的是“纟”，再把这个“纟”写到“曲”的左边去，意思还是一样的。
在新版《逸话》的最后衬页，我用了一枚“曲冬”小印，表示整本书到这里结束了。如果是不了解它意思的书友，发生了兴趣去了解，我的目的达到了；如果是了解的琴友，看到这里会心一笑，那我的目的也达到了。（祝读者开心）
熟悉我的细心读者可能还会知道，我在西泠印社出版社“丝桐小集”系列已出版的三种《民国古琴随笔集》《高罗佩事辑》《庄剑丞古琴文稿》的最后衬页上，也有这枚“曲冬”小印。或许这类似于吴宇森电影里总要放一把鸽子？这几本书都是我自己设计的（新版《逸话》的封面不是，内文是），有这样的便利。
“曲冬”二字，是取自近代的《梅庵琴谱》，书写者是一位默默耕耘、极少外出的陈心园先生（五十年代他甚至放弃了去上海音乐学院教授古琴的机会），我对这样远离繁华的向隅者总是心存亲近。同时，我是南通人，至今还在这里生活，从本地刊行的《梅庵琴谱》里取这两个字，也是表示一点对家乡的微意。
作者:严晓星
（一）
10天前（3月14日），原中央音乐学院院长、中国音协副主席吴祖强先生去世，享年九十六岁。吴先生作为著名的作曲家，成就早有定评，但相信很少有人知道，他曾经一度跟吴景略先生学过古琴。
在新版《逸话》中，根据查阜西先生的记录，1964年，由于周总理提出“革命化、民族化、群众化”的要求，许多作曲家都去跟吴景略先生学琴。当时的中央音乐学院院长赵沨就开玩笑说，吴景略有“四大弟子”，即副院长江定仙、作曲系教授萧淑娴、作曲系教员吴祖强、音乐学系教员金文达。大概江、萧两位的成绩，比吴、金两位要好一些，可谓翘楚。
几个月后，北京古琴研究会的党代表许健督促查阜西先生，写信动员江、萧参加8月2日的一次演出。这两位果然参加了演出，各弹二曲。至于弹了什么曲子，效果如何，在书中第257页可以找到答案。
前些年金文达先生的遗物散出，友人周亚举，号称捡漏锦鲤，轻松得到一批金先生学弹古琴的手稿。我借来扫描，其中一页，正好作为这一篇的配图，巧妙无比。
相比之下，倒是吴祖强先生学古琴的信息最少，也更让人有期待。
（二）
这个庞德，当然不会是三国里被关羽灭掉的那位，而是现代美国的大诗人Ezra Pound（1885—1972）。庞德喜欢中国文化，诗里面都要嵌入一点汉字，也翻译过中文典籍，可是，他和管平湖先生有什么关系？
有朋友可能会记得，张子谦先生《操缦琐记》里，提到一位管平湖先生的德国女弟子马女士。关于这位马仪思女士，在拙著《七弦古意：古琴历史与文献丛考》（故宫出版社，2013年）中写到过；我的友人，也是新版《逸话》的责编宋希於同学写过一篇文章（这篇文章收入了拙编“丝桐小集”第4种《友琴集》，即将出版），考察得更为清晰。马女士1941年到北平，后来跟管先生学琴，嫁给了一位朝鲜裔的学者方志彤（他是钱锺书先生的同学），再后来夫妇俩远赴北美，从事汉学研究。方志彤与中国文化的信徒庞德接触很多，那么庞德英译《诗经》的封面上，出现管平湖先生的手，也就毫不突兀了。
这个资料，是北大高峰枫先生提供给我的（感谢他！）。他还说，在北美某校里，有一批方、马的遗留文档，其中应该还有更多管平湖先生的资料。相信迟早有一天，会有有心人挖掘出来，公之于众。事实上，最近我们不是已经看到马女士为管先生拍的弹琴照片了吗？
（三）
新版《逸话》最后一篇是新增的，题为《琴人寿者》，据饶选堂“琴非明代不能弹”之例，戏拟“琴人非百岁不称寿”一语，介绍了八位百岁以上的琴人，以示吉祥之意。郑颖孙先生的女儿郑慧是最后一位，所配的“郑慧捐赠郑颖孙所藏乐器清单中的古琴部分”一图是首次公布。
郑颖孙在抗战之前，差不多是北方古琴界的第一大佬（管平湖先生崛起琴坛，是抗战期间的事），他的乐器收藏，在当时大概是独步天下的，见诸多家记载。拙著《往事分明在，琴笛高楼——查阜西与张充和》中，他可以算是第三主角。可惜他去世得太早，以致声名不彰。他的唱片《长门怨》，是中国最早出版的古琴录音之一，如今琴友们还能听到。
从乐器清单中看，古琴一共十三张，除了一张小琴（膝琴）外，其馀十二张是“凤凰来鸣”、“一池月”、“冰磬”、“响泉”、文天祥琴、“轻雷”、“九霄环珮”、“琅然”、“高山”、宓犧式琴、“龙吟秋水”、蕉叶，其中一部分经过修缮，或用于演出，已成为当今琴界所熟知的名器。
正好，前不久《中国艺术研究院艺术与文献馆藏珍品图录丛刊·古琴》（文化艺术出版社，2021年11月）出版了，找来核对了一下，13张琴中，情况是：
明确标为郑颖孙旧藏者6张，分别是：“高山”（第50页）、蕉叶（写为“无名琴”，第82页）、“冰磬”（第100页）、“凤凰来鸣”（第118页）、文天祥琴（写为“无名琴”，第126页）、“一池月”（书里把“池”误识为“泓”，第176页）。
收入而未标郑氏旧藏者2张，为“琅然”（第30页）、“响泉”（第34页）。
有同名琴，皆未标明来源者1张，为“轻雷”（分别在第14页、152页）。
可能在书后所附表格中，未收入图片及说明者2张，为“九霄环佩”（第237页，编号11）、小琴（表格内甚多，未能详审）。
还有宓犧式琴、“龙吟秋水”2张，未见明确信息，可能混在书中。
另外，第90页的小递钟琴，虽然标为“郑颖孙、汪孟舒递藏”，但可能是从汪氏之手进入音研所，而非捐赠之物。
艺术研究院将院藏资料整理公布，是很令人期待的。如果能够做得更加细致一点，就更好了。这份清单，相信他们的档案部门一定会有保存。郑慧女士将父亲毕生收藏的乐器捐赠出来，今天在出版图录时一一标注，是对前辈心意的真正呵护，也是对前辈人格的真正尊重。
（四）
中华书局前掌门人徐俊先生，不仅是重要的当代出版家、古典文学学者，书法造诣也卓荦不凡。许多中华书局出版物上，都有他朗润俊逸的书迹。《逸话》最早的版本，是在中华书局出版的，而且出过纸面精装、布面精装两种（特装本不算），其中布精本，是徐俊先生题签的。这个光，沾得水到渠成。
这次出版增订本，我觉得“增订本”三个字配原先的手写体不好看，原本想请徐俊先生补写一下，放在原题签下面就好。后来一想，时隔数年，徐先生本人的字迹也有一些变化，干脆连书名也一起写，气势更为贯通，看上去也更协调。果然得到首肯。徐先生的题签大约数以百计，为一本书的不同版本题写两次，大概是首次。
另一个首次，是我又考虑到设计上的统一性，书内的三个篇章页“上篇”“下篇”“附录”，居然也贸然请徐俊先生写。这倒真是“大材小用”了，承蒙不弃，得以如愿。
新版《逸话》中的大量细节，都离不开许许多多师友的帮助。单是列出图片的提供者名单，大概就有长长的一串。不过，直接从其他书上扫描下来的图片，我的做法是在“采摭文献”中列出书名。作为一本通俗读物，这么做已经足够。极个别师友对著作权法可能缺少了解，以为自己的藏品也有著作权，乃至自寻烦恼，不免令人遗憾。
中华书局前掌门人徐俊先生，不仅是重要的当代出版家、古典文学学者，书法造诣也卓荦不凡。许多中华书局出版物上，都有他朗润俊逸的书迹。《逸话》最早的版本，是在中华书局出版的，而且出过纸面精装、布面精装两种（特装本不算），其中布精本，是徐俊先生题签的。这个光，沾得水到渠成。
这次出版增订本，我觉得“增订本”三个字配原先的手写体不好看，原本想请徐俊先生补写一下，放在原题签下面就好。后来一想，时隔数年，徐先生本人的字迹也有一些变化，干脆连书名也一起写，气势更为贯通，看上去也更协调。果然得到首肯。徐先生的题签大约数以百计，为一本书的不同版本题写两次，大概是首次。
另一个首次，是我又考虑到设计上的统一性，书内的三个篇章页“上篇”“下篇”“附录”，居然也贸然请徐俊先生写。这倒真是“大材小用”了，承蒙不弃，得以如愿。
新版《逸话》中的大量细节，都离不开许许多多师友的帮助。单是列出图片的提供者名单，大概就有长长的一串。不过，直接从其他书上扫描下来的图片，我的做法是在“采摭文献”中列出书名。作为一本通俗读物，这么做已经足够。极个别师友对著作权法可能缺少了解，以为自己的藏品也有著作权，乃至自寻烦恼，不免令人遗憾。
（五）
“曲冬”是什么意思？对熟悉古琴的朋友来说完全不是问题。概言之，“冬”是“终”的减笔，“曲冬”就是“曲终”。有的古谱里，会把“终”的“冬”字减掉，留下的是“纟”，再把这个“纟”写到“曲”的左边去，意思还是一样的。
在新版《逸话》的最后衬页，我用了一枚“曲冬”小印，表示整本书到这里结束了。如果是不了解它意思的书友，发生了兴趣去了解，我的目的达到了；如果是了解的琴友，看到这里会心一笑，那我的目的也达到了。（祝读者开心）
熟悉我的细心读者可能还会知道，我在西泠印社出版社“丝桐小集”系列已出版的三种《民国古琴随笔集》《高罗佩事辑》《庄剑丞古琴文稿》的最后衬页上，也有这枚“曲冬”小印。或许这类似于吴宇森电影里总要放一把鸽子？这几本书都是我自己设计的（新版《逸话》的封面不是，内文是），有这样的便利。
“曲冬”二字，是取自近代的《梅庵琴谱》，书写者是一位默默耕耘、极少外出的陈心园先生（五十年代他甚至放弃了去上海音乐学院教授古琴的机会），我对这样远离繁华的向隅者总是心存亲近。同时，我是南通人，至今还在这里生活，从本地刊行的《梅庵琴谱》里取这两个字，也是表示一点对家乡的微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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