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在故土 情系司法——记蛟河市人民法院立案庭副庭长张岩】
“千淘万漉虽辛苦，吹尽黄沙始到金”这是张岩同志的座佑铭，入职十年间，他凭借着十年辛苦磨一剑的韧劲，凭借着对家乡的热爱，在自己钟爱的司法事业上尽情驰骋，他曾多次被评为市优秀共产党员、优秀公务员，多次被荣记个人三等功，办案数量7年来名列全院首位。
心系家乡，在用心用情中提升业务能力
作为一个土生土长的蛟河人，出于对故土的热爱，2009年从中央司法警官学院毕业后，他便立志回到家乡工作，并于同年考入蛟河市人民法院。2010年通过司法考试的他成为一名助理审判员，开始了自己扎根家乡的职业理想。
虽然是“科班出身”，但他没有丝毫将自己囿于象牙塔内，而是注重实践积累，虚心向老法官求教，不断提高自身解决问题的能力。对于邻里乡亲、婚姻家庭这类情感类案件，裁判容易，最难的是打开当事人的心结，针对这些案件，他坚持以调解化干戈，即通过归纳当事人争议的“关键点”，找出解决问题的“切入点”，从而寻找调解的“突破点”。因工作突出，刚刚入职不久的他，几年间多次被评为个人嘉奖、全省调解能手。2016年至2020年期间，他年均结案数均在280件以上。在忙于工作的同时，裁判文书写作和法学理论研究这些“内功修炼”他也都没落下。他撰写的裁判文书、学术论文多次获奖，2020年他撰写的案例《房屋转租后承租人违约的，支持次承租人代付租金请求权的方式选择》，被最高人民法院司法案例研究院做为指导性案例发布。
心系事业，在尽心尽力中展现司法效能
多年的审判实践，使张岩深知，使人疲惫的不是远处的
山，高处的峰，而是鞋里的一粒沙。而这粒沙对于当事人来讲就是案件的效率，对于法院来讲就是案件的数量。
2019年，他被任命为立案庭副庭长以后，协助分管速裁巡回审判团队。2020年，他带领团队克服疫情影响，通过网络庭审，为贵州、山西、黑龙江等多地开庭不便的当事人提供了便利。团队全年共计审结民商事案件1815件，完成了同期全院50%以上的民商事审判工作任务，平均审理期限仅为10余天。在他的带领下，速裁团队针对自身特点，对系列案件、集团案件进行深入细致研究，探索出分地域集中送达、集中调解、集中开庭审理、指定集中送达人等创新工作方法，妥善审理了吉林某农机有限公司130件买卖合同案件、蛟河市某股份有限公司48件买卖合同案件等系列案件，平均审理天数均在10天以下。
面对争议较大极易造成群体性事件的企业大规模拖欠薪酬案件，他带领团队成员集中与欠薪企业研讨，制定调解方案和支付方案，通过在企业内设法庭，移动开庭、集中调解等方式，快速审理调解了蛟河市某能源开发有限公司168件追索劳动报酬案件，5日内审结了上海某药业有限公司劳动争议案件92件，在保障企业正常运营的同时，最大限度维护了劳动者的合法权益。
心系百姓，在爱民为民中传递司法温暖 在张岩看来，作为一名法官要始终怀着一颗爱民为民之心，真诚对待每一名群众，真情倾听每一项诉求，真心解决每一起纠纷。多年来，他延伸服务触角，默默做了很多案内案外的工作。
在审理一起土地承包合同纠纷案件过程中，原被告十余年前互换土地进行耕种，后因高铁建设需要征地，双方又协议将土地换回，但因换地时未签订换地协议，且没有经过村委会确认，故原始土地四至无法还原，双方因2亩土地的归属产生争议。他在了解案件情况后，认为虽然争议土地面积较小，但因涉及高铁征地，涉案土地的征地补偿费用可能达到十几万元。绝对不能简单一判了事。开庭了解情况后，他组织村主任、村书记、社长、司法所长及双方当事人到争议土地上，在田间地头对争议土地的原始四至进行还原，并向双方当事人释明法理。最终双方均认可村委会对土地四至的确认，本案以原告主动撤诉而圆满结案。
在审理一起房屋租赁合同纠纷案件中，被告因拖欠房租被起诉，案件本身没有任何争议，但张岩通过办案了解到，被告前段时间不小心撞伤左腿，目前左腿腐烂严重，既没有钱进行救治，也无人照顾，随时都有生命危险。他立即到被告住处核实情况，通过与被告交谈，发现被告无收入来源，平时靠捡拾废品维持生计，年轻时曾有过家庭，离异后子女均随妻子生活。虽然上述情况和案情没有直接关系，但他多次通过婚姻登记机关、公安机关协助查询其子女情况，经过几番周折，终于得到被告子女的电话及地址，当通过电话告知其父亲病情时，其子女均表示自小随母亲生活，父亲没有尽到抚养义务，也没有感情，不同意医治及照顾其父亲。他又两次到其子女家做工作，向其详细说明老人病情及法律规定的子女赡养义务，终于做通了其子女的工作，由其女儿送老人到医院进行救治，为老人免除了后顾之忧。本起案件的原告知道他的做法后，深受感动，主动免除了一半房租的诉讼请求，与被告老人达成了和解。
抚卷细查无遗憾，惟愿百姓弥纷争。尽管考验如火，但在张岩看来，这是淬炼真金的绝佳时机，他犹如凝立的磐石，生于斯，长于斯，爱于斯，无论浪花多大，无论霜雪多强，初心不改，他用智慧与才干，用使命与担当，不断往返于事实与法律之间，探寻心中的正义!（李婷 丁美佳）
“千淘万漉虽辛苦，吹尽黄沙始到金”这是张岩同志的座佑铭，入职十年间，他凭借着十年辛苦磨一剑的韧劲，凭借着对家乡的热爱，在自己钟爱的司法事业上尽情驰骋，他曾多次被评为市优秀共产党员、优秀公务员，多次被荣记个人三等功，办案数量7年来名列全院首位。
心系家乡，在用心用情中提升业务能力
作为一个土生土长的蛟河人，出于对故土的热爱，2009年从中央司法警官学院毕业后，他便立志回到家乡工作，并于同年考入蛟河市人民法院。2010年通过司法考试的他成为一名助理审判员，开始了自己扎根家乡的职业理想。
虽然是“科班出身”，但他没有丝毫将自己囿于象牙塔内，而是注重实践积累，虚心向老法官求教，不断提高自身解决问题的能力。对于邻里乡亲、婚姻家庭这类情感类案件，裁判容易，最难的是打开当事人的心结，针对这些案件，他坚持以调解化干戈，即通过归纳当事人争议的“关键点”，找出解决问题的“切入点”，从而寻找调解的“突破点”。因工作突出，刚刚入职不久的他，几年间多次被评为个人嘉奖、全省调解能手。2016年至2020年期间，他年均结案数均在280件以上。在忙于工作的同时，裁判文书写作和法学理论研究这些“内功修炼”他也都没落下。他撰写的裁判文书、学术论文多次获奖，2020年他撰写的案例《房屋转租后承租人违约的，支持次承租人代付租金请求权的方式选择》，被最高人民法院司法案例研究院做为指导性案例发布。
心系事业，在尽心尽力中展现司法效能
多年的审判实践，使张岩深知，使人疲惫的不是远处的
山，高处的峰，而是鞋里的一粒沙。而这粒沙对于当事人来讲就是案件的效率，对于法院来讲就是案件的数量。
2019年，他被任命为立案庭副庭长以后，协助分管速裁巡回审判团队。2020年，他带领团队克服疫情影响，通过网络庭审，为贵州、山西、黑龙江等多地开庭不便的当事人提供了便利。团队全年共计审结民商事案件1815件，完成了同期全院50%以上的民商事审判工作任务，平均审理期限仅为10余天。在他的带领下，速裁团队针对自身特点，对系列案件、集团案件进行深入细致研究，探索出分地域集中送达、集中调解、集中开庭审理、指定集中送达人等创新工作方法，妥善审理了吉林某农机有限公司130件买卖合同案件、蛟河市某股份有限公司48件买卖合同案件等系列案件，平均审理天数均在10天以下。
面对争议较大极易造成群体性事件的企业大规模拖欠薪酬案件，他带领团队成员集中与欠薪企业研讨，制定调解方案和支付方案，通过在企业内设法庭，移动开庭、集中调解等方式，快速审理调解了蛟河市某能源开发有限公司168件追索劳动报酬案件，5日内审结了上海某药业有限公司劳动争议案件92件，在保障企业正常运营的同时，最大限度维护了劳动者的合法权益。
心系百姓，在爱民为民中传递司法温暖 在张岩看来，作为一名法官要始终怀着一颗爱民为民之心，真诚对待每一名群众，真情倾听每一项诉求，真心解决每一起纠纷。多年来，他延伸服务触角，默默做了很多案内案外的工作。
在审理一起土地承包合同纠纷案件过程中，原被告十余年前互换土地进行耕种，后因高铁建设需要征地，双方又协议将土地换回，但因换地时未签订换地协议，且没有经过村委会确认，故原始土地四至无法还原，双方因2亩土地的归属产生争议。他在了解案件情况后，认为虽然争议土地面积较小，但因涉及高铁征地，涉案土地的征地补偿费用可能达到十几万元。绝对不能简单一判了事。开庭了解情况后，他组织村主任、村书记、社长、司法所长及双方当事人到争议土地上，在田间地头对争议土地的原始四至进行还原，并向双方当事人释明法理。最终双方均认可村委会对土地四至的确认，本案以原告主动撤诉而圆满结案。
在审理一起房屋租赁合同纠纷案件中，被告因拖欠房租被起诉，案件本身没有任何争议，但张岩通过办案了解到，被告前段时间不小心撞伤左腿，目前左腿腐烂严重，既没有钱进行救治，也无人照顾，随时都有生命危险。他立即到被告住处核实情况，通过与被告交谈，发现被告无收入来源，平时靠捡拾废品维持生计，年轻时曾有过家庭，离异后子女均随妻子生活。虽然上述情况和案情没有直接关系，但他多次通过婚姻登记机关、公安机关协助查询其子女情况，经过几番周折，终于得到被告子女的电话及地址，当通过电话告知其父亲病情时，其子女均表示自小随母亲生活，父亲没有尽到抚养义务，也没有感情，不同意医治及照顾其父亲。他又两次到其子女家做工作，向其详细说明老人病情及法律规定的子女赡养义务，终于做通了其子女的工作，由其女儿送老人到医院进行救治，为老人免除了后顾之忧。本起案件的原告知道他的做法后，深受感动，主动免除了一半房租的诉讼请求，与被告老人达成了和解。
抚卷细查无遗憾，惟愿百姓弥纷争。尽管考验如火，但在张岩看来，这是淬炼真金的绝佳时机，他犹如凝立的磐石，生于斯，长于斯，爱于斯，无论浪花多大，无论霜雪多强，初心不改，他用智慧与才干，用使命与担当，不断往返于事实与法律之间，探寻心中的正义!（李婷 丁美佳）
#新工笔[超话]# 刘小锋，1988年生于福建。2013年毕业于上海华东师范大学美术学院中国画专业，获学士学位。2018年考入中国艺术研究院攻读硕士学位，师从张见。现工作、生活于上海。作品曾参加“对岸·新工笔又十年——中国艺术研究院工笔画院提名展”“对岸·当代青年工笔创作展”“反观工笔·中国当代工笔画学术邀请展”“物色·工笔水墨展”“一带一路·艺术上海国际博览会”等展览。
五代法制的“滥”与“治”
法治日报 2020-12-23
说起五代时期的法制，几乎所有的法制史论著的评价都是“酷”与“滥”；这一说法的始作俑者，应该是南宋的洪迈。他在《容斋随笔》中，专列了“五代滥刑”一条，称“五代之际，时君以杀为嬉，视人命如草芥”。其实，洪迈写此条的真实用意，是想说明后唐明宗李嗣源“颇有仁心，独能斟酌悛救”，平反冤案，但“滥刑”却从此成为了五代法制的一个标签。清代学者赵翼在《廿二史札记》中，也专列了“五代滥刑”一条，说“五代乱世，本无刑章，视人命如草芥”，并罗列了一些案例，称“民之生于是时，不知如何措手足也”。
洪迈和赵翼说的都是事实，所举案例也都是“正史”中的记载，但把五代法制完全说成是“本无刑章”，一无是处，则有失偏颇了。其实，刑罚酷滥可以说是中国古代历朝历代都普遍存在的一个现象，五代时期只不过是将这种现象放大了而已。五代时期同中国历史上其他朝代一样，也把法制作为建政的一项重要内容和施政的一个重要方面，可以说是“滥”中有“治”，治滥并存；五代时期的政权也同样重视法律的作用，注重运用法律手段来维护社会秩序，所以在法律制度方面也有一定的建树，而且这些成就大都被后来的宋朝所继承，对宋朝的法制尤其是立法产生了直接的影响。
五代时期法制的“治”，首先体现在立法方面。五代除了后汉立国时间短暂，没有进行系统的立法活动外，后梁、后唐、后晋和后周都进行过法典编纂活动。后梁建立后，为了使政权合法化，仿前朝先例，于开平三年（909年）下诏删定律令格式，于次年完成，共有令三十卷，式二十卷，格一十卷，律并目录一十三卷，律疏三十卷，总计一百三卷。从内容来看，基本上就是根据原唐代的令、格、式删辑而成，并沿袭了《唐律》及“疏议”。为了同旧政权切割，在新法颁布后，将唐朝的律令格式等全部焚毁。后唐在立法时就曾指责后梁的立法“删改事条，或重货财，轻入人命；或自徇枉过，滥加刑罚”，并且“下诸道追取本朝（指唐朝）法书焚毁”。也正因为如此，后梁灭亡后，这些法律也被后唐全盘否定了。
后唐以唐王朝的继承者自居，在立法上也力图恢复唐朝中期以来的法律制度。由于唐朝的法律文本焚毁佚失，最终在定州衙门找到了比较完整的唐朝法律文本，抄录了唐律令格式二百八十六卷奏上，在此基础上删定为十三卷，于同光二年（924年）颁布，是为《同光刑律统类》，它实际上就是唐《大中刑律统类》的翻版。后唐明宗李嗣源即位后，又以唐朝律令格式为基础，对通行的法律进行了修订，并“详订”《大中刑律统类》。同时，鉴于通行的法律规范繁多且前后不一的情形，对适用的标准进行了清理。如当时对唐玄宗开元年间的《开元格》和唐文宗开成年间的《开成格》一同适用，但两者相隔了七位君主，近百年时间，既有“重叠舛误”的问题，也因为“年代既深，法制多异，且有重轻”，如果并行适用，“实难检举”。因此确定了统一的适用标准，沿用时间上相距较近的《开成格》。
后唐另一方面重要的立法活动，就是对君主的“敕令”进行汇编，称为“编敕”。后唐明宗李嗣源天成年间有《天成杂敕》三卷，后唐末帝李从珂清泰二年（935年）又将可以永久适用的三百九十四道编为《清泰编敕》三十卷。这种立法形式也被后晋所沿袭。后晋基本上是沿用了后唐的立法，尤其是详定后的《大中刑律统类》。从《五代会要》等史籍的记载来看，有不少适用《刑法统类》定罪量刑的事例，由此也可见后唐详定的《大中刑律统类》是后晋时期所适用的一部主要法典。而后晋最主要的立法活动，就是在后唐的《清泰编敕》的基础上，对旧敕重新进行详定，编纂《天福编敕》三十一卷。
后周延续了“编敕”的立法形式，将后晋、后汉及后周初年发布的有关刑法的敕条26件分为二卷，附于法书之后，称为《大周续编敕》。同时，鉴于通行的法律“律令则文辞古质，看览者难以详明；格敕则条目繁多，检阅者或有疑误。加之边远之地，贪猾之徒，缘此为奸，浸以成弊”的现状，以前朝律令及《刑法统类》和《编敕》为基础，编纂新的法典，于显德五年（958年）完成，共二十一卷，名为《大周刑统》（又称《显德刑统》）。
从五代时期的立法看，对当时及后世影响最大的，就是确立了《刑法统类》（简称《刑统》）这一法典编纂形式。这一法典编纂形式源于唐宣宗李忱大中七年（853年）制定的《大中刑律统类》，与《唐律》相比，《大中刑律统类》在体例及内容上的一个重要变化，就是在《唐律》的基础上，分类为门，并附以唐高宗以后各朝颁布的敕令格式之可用者汇编而成。从史籍的有关记载看，《大中刑律统类》在律文之后并没有附“律疏”（即《唐律疏议》），律疏三十卷是单独被适用的。
由于《刑统》这一形式具有注重实用，便于随时增补、灵活援用的特点，因而也成为五代时期主要的法律形式。尤其是后周的《显德刑统》在《大中刑律统类》的基础上，参以律疏及五代时期的敕条，重加详定，“律令之有难解者，就文训释；格敕之有繁杂者，随事删除。止要谐理省文，兼且直书易会。其中有轻重未当，便于古而不便于今，矛盾相违，可于此而不可于彼，尽宜改正，无或牵拘”。在体例及内容方面作了较大修改：“其所编集者，用律为正；辞旨之有难解者，释以疏意，义理之有易了者，略其疏文。式令之有附近者次之，格敕之有废置者又次之。事有不便与该说未尽者，别立新条于本条之下；其有文理深古，虑人疑惑者，别以硃字训释。至于朝廷之禁令，州县之常科，各以类分，悉令编附。”
后周《显德刑统》与唐《大中刑律统类》相比，在内容上有两个重要变化：一是除了律文及令格式敕条外，还补入了《唐律疏议》的内容，并根据各条的具体情况，或全录、或节录。二是增加了五代时期颁布的一些敕条，“刑名之要，尽统于兹”。从现本《宋刑统》所收录的五代时期颁布的敕条看，尚有后唐13条，后晋2条，后周38条。
正由于“刑统”这种形式在体例及内容上在继承、发展前朝律典的同时，注重了法律的实用性，不仅成为五代时期主要的法典编纂形式，而且对后来北宋的立法产生了直接的影响，作为北宋主要法典的《宋刑统》就是直接以《显德刑统》为蓝本的。（上海社科院法学研究所 殷啸虎）
法治日报 2020-12-23
说起五代时期的法制，几乎所有的法制史论著的评价都是“酷”与“滥”；这一说法的始作俑者，应该是南宋的洪迈。他在《容斋随笔》中，专列了“五代滥刑”一条，称“五代之际，时君以杀为嬉，视人命如草芥”。其实，洪迈写此条的真实用意，是想说明后唐明宗李嗣源“颇有仁心，独能斟酌悛救”，平反冤案，但“滥刑”却从此成为了五代法制的一个标签。清代学者赵翼在《廿二史札记》中，也专列了“五代滥刑”一条，说“五代乱世，本无刑章，视人命如草芥”，并罗列了一些案例，称“民之生于是时，不知如何措手足也”。
洪迈和赵翼说的都是事实，所举案例也都是“正史”中的记载，但把五代法制完全说成是“本无刑章”，一无是处，则有失偏颇了。其实，刑罚酷滥可以说是中国古代历朝历代都普遍存在的一个现象，五代时期只不过是将这种现象放大了而已。五代时期同中国历史上其他朝代一样，也把法制作为建政的一项重要内容和施政的一个重要方面，可以说是“滥”中有“治”，治滥并存；五代时期的政权也同样重视法律的作用，注重运用法律手段来维护社会秩序，所以在法律制度方面也有一定的建树，而且这些成就大都被后来的宋朝所继承，对宋朝的法制尤其是立法产生了直接的影响。
五代时期法制的“治”，首先体现在立法方面。五代除了后汉立国时间短暂，没有进行系统的立法活动外，后梁、后唐、后晋和后周都进行过法典编纂活动。后梁建立后，为了使政权合法化，仿前朝先例，于开平三年（909年）下诏删定律令格式，于次年完成，共有令三十卷，式二十卷，格一十卷，律并目录一十三卷，律疏三十卷，总计一百三卷。从内容来看，基本上就是根据原唐代的令、格、式删辑而成，并沿袭了《唐律》及“疏议”。为了同旧政权切割，在新法颁布后，将唐朝的律令格式等全部焚毁。后唐在立法时就曾指责后梁的立法“删改事条，或重货财，轻入人命；或自徇枉过，滥加刑罚”，并且“下诸道追取本朝（指唐朝）法书焚毁”。也正因为如此，后梁灭亡后，这些法律也被后唐全盘否定了。
后唐以唐王朝的继承者自居，在立法上也力图恢复唐朝中期以来的法律制度。由于唐朝的法律文本焚毁佚失，最终在定州衙门找到了比较完整的唐朝法律文本，抄录了唐律令格式二百八十六卷奏上，在此基础上删定为十三卷，于同光二年（924年）颁布，是为《同光刑律统类》，它实际上就是唐《大中刑律统类》的翻版。后唐明宗李嗣源即位后，又以唐朝律令格式为基础，对通行的法律进行了修订，并“详订”《大中刑律统类》。同时，鉴于通行的法律规范繁多且前后不一的情形，对适用的标准进行了清理。如当时对唐玄宗开元年间的《开元格》和唐文宗开成年间的《开成格》一同适用，但两者相隔了七位君主，近百年时间，既有“重叠舛误”的问题，也因为“年代既深，法制多异，且有重轻”，如果并行适用，“实难检举”。因此确定了统一的适用标准，沿用时间上相距较近的《开成格》。
后唐另一方面重要的立法活动，就是对君主的“敕令”进行汇编，称为“编敕”。后唐明宗李嗣源天成年间有《天成杂敕》三卷，后唐末帝李从珂清泰二年（935年）又将可以永久适用的三百九十四道编为《清泰编敕》三十卷。这种立法形式也被后晋所沿袭。后晋基本上是沿用了后唐的立法，尤其是详定后的《大中刑律统类》。从《五代会要》等史籍的记载来看，有不少适用《刑法统类》定罪量刑的事例，由此也可见后唐详定的《大中刑律统类》是后晋时期所适用的一部主要法典。而后晋最主要的立法活动，就是在后唐的《清泰编敕》的基础上，对旧敕重新进行详定，编纂《天福编敕》三十一卷。
后周延续了“编敕”的立法形式，将后晋、后汉及后周初年发布的有关刑法的敕条26件分为二卷，附于法书之后，称为《大周续编敕》。同时，鉴于通行的法律“律令则文辞古质，看览者难以详明；格敕则条目繁多，检阅者或有疑误。加之边远之地，贪猾之徒，缘此为奸，浸以成弊”的现状，以前朝律令及《刑法统类》和《编敕》为基础，编纂新的法典，于显德五年（958年）完成，共二十一卷，名为《大周刑统》（又称《显德刑统》）。
从五代时期的立法看，对当时及后世影响最大的，就是确立了《刑法统类》（简称《刑统》）这一法典编纂形式。这一法典编纂形式源于唐宣宗李忱大中七年（853年）制定的《大中刑律统类》，与《唐律》相比，《大中刑律统类》在体例及内容上的一个重要变化，就是在《唐律》的基础上，分类为门，并附以唐高宗以后各朝颁布的敕令格式之可用者汇编而成。从史籍的有关记载看，《大中刑律统类》在律文之后并没有附“律疏”（即《唐律疏议》），律疏三十卷是单独被适用的。
由于《刑统》这一形式具有注重实用，便于随时增补、灵活援用的特点，因而也成为五代时期主要的法律形式。尤其是后周的《显德刑统》在《大中刑律统类》的基础上，参以律疏及五代时期的敕条，重加详定，“律令之有难解者，就文训释；格敕之有繁杂者，随事删除。止要谐理省文，兼且直书易会。其中有轻重未当，便于古而不便于今，矛盾相违，可于此而不可于彼，尽宜改正，无或牵拘”。在体例及内容方面作了较大修改：“其所编集者，用律为正；辞旨之有难解者，释以疏意，义理之有易了者，略其疏文。式令之有附近者次之，格敕之有废置者又次之。事有不便与该说未尽者，别立新条于本条之下；其有文理深古，虑人疑惑者，别以硃字训释。至于朝廷之禁令，州县之常科，各以类分，悉令编附。”
后周《显德刑统》与唐《大中刑律统类》相比，在内容上有两个重要变化：一是除了律文及令格式敕条外，还补入了《唐律疏议》的内容，并根据各条的具体情况，或全录、或节录。二是增加了五代时期颁布的一些敕条，“刑名之要，尽统于兹”。从现本《宋刑统》所收录的五代时期颁布的敕条看，尚有后唐13条，后晋2条，后周38条。
正由于“刑统”这种形式在体例及内容上在继承、发展前朝律典的同时，注重了法律的实用性，不仅成为五代时期主要的法典编纂形式，而且对后来北宋的立法产生了直接的影响，作为北宋主要法典的《宋刑统》就是直接以《显德刑统》为蓝本的。（上海社科院法学研究所 殷啸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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