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击疫情江西在行动#【向疫情防控一线的“侦察兵”致敬！】登记、采样、等待查询结果……对普通市民而言，这就走完了核酸检测的全流程。然而，在这看似简单的背后，汇聚了检测人员的大量工作。
#抗击疫情九江在行动#自江西省九江市浔阳区启动大规模核酸检测后，数万份的核酸样本进入到浔阳区人民医院PCR实验室，检测员们争分夺秒，昼夜不停，第一时间为疫情防控工作提供准确的核酸数据。在实验室里，每个样本检测都要经历实验前消毒、核对样本、检测样品、检测结果复查、实验后清洁消毒、废弃物处置等环节。检测员全副武装进入实验室后，要在里面待上整整6个小时，不能上厕所，也不能喝水，整个过程不能出错、不能遗漏、更不能发生生物安全事故。
检测人员每完成一个检测班次，他们的额头、鼻梁都被护目镜和口罩勒出深红的印记，双手也被橡胶手套捂得发白褶皱，甚至出现过敏情况。赵婧祎便是这些检测员中的一员，“昨天凌晨四点钟大概接了18000人份的样本，大概在今天下午可以完成第一次的接样检测。今天下午两点半左右，又接了第二批的样本，大概有8000人份。”提到全区大规模核酸检测当晚的通宵工作，赵婧祎说，样本数量从以前的一天两三百管，增加到一个检测班次几千上万管。
#抗击疫情九江在行动#自江西省九江市浔阳区启动大规模核酸检测后，数万份的核酸样本进入到浔阳区人民医院PCR实验室，检测员们争分夺秒，昼夜不停，第一时间为疫情防控工作提供准确的核酸数据。在实验室里，每个样本检测都要经历实验前消毒、核对样本、检测样品、检测结果复查、实验后清洁消毒、废弃物处置等环节。检测员全副武装进入实验室后，要在里面待上整整6个小时，不能上厕所，也不能喝水，整个过程不能出错、不能遗漏、更不能发生生物安全事故。
检测人员每完成一个检测班次，他们的额头、鼻梁都被护目镜和口罩勒出深红的印记，双手也被橡胶手套捂得发白褶皱，甚至出现过敏情况。赵婧祎便是这些检测员中的一员，“昨天凌晨四点钟大概接了18000人份的样本，大概在今天下午可以完成第一次的接样检测。今天下午两点半左右，又接了第二批的样本，大概有8000人份。”提到全区大规模核酸检测当晚的通宵工作，赵婧祎说，样本数量从以前的一天两三百管，增加到一个检测班次几千上万管。
登记、采样、等待查询结果……对普通市民而言，这就走完了核酸检测的全流程。然而，在这看似简单的背后，汇聚了检测人员的大量工作。自3月23日晚，浔阳区大规模核酸检测后，数万份的核酸样本进入到浔阳区人民医院PCR实验室，他们争分夺秒，昼夜不停，为疫情防控工作提供迅速准确的核酸数据，在幕后默默守护着平安。https://t.cn/A66N0FhG
【MU5735事故中，如何帮助最需要帮助的他们】“我们都知道他们是现在最需要帮助的人，但不是每个人都知道该怎样帮助他们。”在江涛看来，“3·21”东航MU5735航空器飞行事故后，如何去帮助事故中机上人员的家属，以及被这起事故深度影响的人们，是让人揪心的问题。事故发生后，江涛所在的一家国内头部心理咨询公司第一时间面向机上人员家属及相关人员开通了公益性的心理咨询热线。“在这起灾难性事件中，他们中的许多人都产生了比较强的应激反应，需要第一时间进行心理疏导，而在事故发生后的24~72小时内，这是进行心理帮助的关键时期，我们必须要快。”
该机构负责人江涛介绍称，灾难性事件的当事人在经历重大创伤事件后想要度过心理上的难关，一般要经历几个阶段。首先是否认期，当事人会处于一种应激状态，在内心中根本就不接受灾难性事件的发生，然后可能会产生悲痛、愤怒等情绪，再逐渐接受现实、恢复心理韧性、适应环境变化，最后才能恢复正常。而想要帮助当事人度过艰难的时期，就需要为他们提供专业的心理救助服务。“在这期间如果没有处理好当事人心理上的问题，很可能会导致他们今后出现抑郁、创伤后应激障碍（PTSD）或是其他的心理疾病，所以这方面确实有大量专业的工作要做。”
截至3月24日早上8:30，这条心理咨询热线一共接听了55通电话。江涛告诉《环球时报》记者，打电话来寻求心理救助的基本可以划分为四类人，第一类求助者就是机上人员的亲友，这部分人已经出现了应激状态，“通俗来说，就是情绪正处于极度崩溃的状态”，需要马上对他们进行情绪上的疏导。
“他们在看到我们公布的公益热线电话后，就主动打过来，我们专业的心理咨询师会倾听他的诉求，帮助他们释放情绪。我觉得他们主要还是想寻求一种情感上的共情和支持，坦白而言，他们所处的那种状态，其实已经没有太多的能力去辨识和思考其他事情了，仅仅是悲伤的情绪就足以压垮他们，他们急需的是一个真诚、安全、毫无压力的倾听途径。”江涛称。
第二类人群则是MU5735航班机组人员的同事，在江涛和他的同事们看来，这部分求助者的困境不仅在于陷入了悲痛的情绪，还在于他们萌生了对飞行这份职业的彷徨甚至恐惧。
3月21日，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精神卫生中心副主任、北京大学第六医院精神科主任医师马弘在接受《环球时报》记者采访时表示，在这起灾难性事件中，除了直接相关人员与公众，还有一个特别需要关注、但是却容易被忽略的群体，那就是空乘人员。“这个时候我们应当关注空乘人员群体的反应，他们虽然人数少于乘客，但是个独特、需要特别关注的群体。他们选择这个职业时会了解职业风险，但肯定更了解飞机的安全性，在发生事故后，我们应当鼓励他们，帮助他们尽快调整情绪。”马弘称。
第三类人群是机上乘客的同事，他们求助的原因是，在得知自己的同事在出差的过程中以这种方式意外遇难，情绪一时还难以接受。
最后一类人群则是机上人员亲友的朋友，他们不知道该如何去安慰或是陪伴自己的朋友，于是打电话来寻求帮助。“我们会有针对性地对他们进行辅导，包括什么话可以说，什么话不可以说，该怎样去陪伴、倾听等等。”江涛称。
在江涛看来，非专业人员或者说不太掌握心理救助专业技能的普通民众，如果想要去帮助有应激创伤的当事人，需要把握的最核心的原则就是，理解对方的心情，重视他们的心理需求，不要带着评判的心理去安慰，而是要传递出一种价值理念——“你现在所处的这种状态，不论是悲伤，还是愤怒，或者其他负面情绪，这都是很正常的”。提供帮助的人需要给当事人一种感受，就是有人在真诚地陪伴他，他与外界依旧存在一种很亲密的连接。
“我们最担心的就是有些人在陪伴当事人的时候，忽视了对方的感受与需要，急于向当事人传递自己的一些价值导向或观点，比如‘你要节哀顺变’，或者‘你的生活还要继续，不要悲伤，不要哭泣，一切向前看’，我们不太建议这样做。因为每个人都有很强的心理韧性，他即便身处于那种痛苦的情境下，也不需要你的观点和建议，他需要的是有人能够与他共情，去理解他的感受，比起带有评判的安慰，他们更需要的是真诚的陪伴与倾听”。江涛称。
此前，中国心理卫生协会名誉会长赵国秋在接受媒体采访时也建议称，对于处于心理危机状态的人，我们一般可以尽可能地倾听他们讲话，不要随意打断，对于一些非理性的表达也不要急于去纠正，因为不断地表达可以有效帮其减轻痛苦，眼睛关注着他，认真听他讲话，在旁边递上热毛巾，帮忙擦下眼泪，都能起到一定的安慰作用。
从整个社会层面而言，江涛认为，也有许多大家容易忽视的工作需要去做。首要之务就是媒体在正常的信息通报之外，不应对灾难性事件进行过度报道。这当中包括从保护当事人的角度出发，不应做出侵犯当事人隐私、可能给他们带来困扰的报道；也包括从保护公众角度出发，不应过多传播空难现场残骸、遇难者个人物件等画面，因为这样做不仅容易对当事人造成二次伤害，也会给公众造成替代性的创伤，如会让一些人陷入对飞机这种交通工具的极度恐惧，引发心理焦虑，留下心理阴影。
此前，中国科学院院士、北京大学第六医院院长陆林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对普通大众来说，超量的视频、图片和信息摄入，也可能造成一定程度的心理损伤，及时开通心理服务热线能够顾及潜在人群，进而最大程度降低这起不幸事件对社会造成的不良影响。
“无论是地震灾难，还是自杀事件，以及这次的空难事件，建议媒体都不应过度报道。现在社会上确实存在一些误区，有人认为没有新闻报道，就可能意味着忽略了当事人的感受，或者没有给当事人提供帮助。 实际上，在灾难性事件发生后，专业的心理救助队伍都会第一时间给当事人提供帮助，这是非常重要的。我们通常会在确保当事人安全的情况下，及时为他们提供心理疏导的帮助。”江涛称。
据此前公开报道，在东航MU5735坠毁事故发生后，首批50余名心理专家已赶赴事故现场。与此同时，广西梧州也组织了70名心理医生待命，随时准备对到梧州的机上人员家属进行心理疏导。截至《环球时报》记者采访时，仍旧有许多人通过心理咨询热线寻求帮助。江涛介绍称，有的求助者只是进行简单的倾诉，有的求助者则需要转介到更资深的心理咨询师处接受更专业、耗时更长的沟通。他表示，对于求助的机上人员亲友，他们也会持续关注后续的恢复情况，提供跟踪服务。
“这些天我也注意到，围绕媒体在灾难性事件中扮演的角色和职业伦理道德有一些公开讨论，我觉得在重大灾难性事件之后，如果当事人确实有向公众倾诉、分享个人故事的意愿，想要把情绪释放出来，让公众去知道他的感受，也未尝不可。但媒体如果过多打扰当事人，或者在当事人不知情，甚至在违背当事人意愿的情况下去深挖当事人的个人经历，是绝对不可以的。”江涛对《环球时报》称。
至于媒体和自媒体需要承担的社会责任，江涛认为，在灾难性事件的报道中，媒体一方面必须要客观陈述事实，另一方面需要向公众传达正确信息，“就是假如你身边的人遇到类似的创伤性事件，你应该怎样去陪伴、倾听，怎样去帮助他们度过难关，而不是做出错误的引导和示范。如果大家都能够去传递客观、真实、科学和有温度的声音，我觉得价值会非常大。”（环球时报-环球网报道 记者 樊巍）
该机构负责人江涛介绍称，灾难性事件的当事人在经历重大创伤事件后想要度过心理上的难关，一般要经历几个阶段。首先是否认期，当事人会处于一种应激状态，在内心中根本就不接受灾难性事件的发生，然后可能会产生悲痛、愤怒等情绪，再逐渐接受现实、恢复心理韧性、适应环境变化，最后才能恢复正常。而想要帮助当事人度过艰难的时期，就需要为他们提供专业的心理救助服务。“在这期间如果没有处理好当事人心理上的问题，很可能会导致他们今后出现抑郁、创伤后应激障碍（PTSD）或是其他的心理疾病，所以这方面确实有大量专业的工作要做。”
截至3月24日早上8:30，这条心理咨询热线一共接听了55通电话。江涛告诉《环球时报》记者，打电话来寻求心理救助的基本可以划分为四类人，第一类求助者就是机上人员的亲友，这部分人已经出现了应激状态，“通俗来说，就是情绪正处于极度崩溃的状态”，需要马上对他们进行情绪上的疏导。
“他们在看到我们公布的公益热线电话后，就主动打过来，我们专业的心理咨询师会倾听他的诉求，帮助他们释放情绪。我觉得他们主要还是想寻求一种情感上的共情和支持，坦白而言，他们所处的那种状态，其实已经没有太多的能力去辨识和思考其他事情了，仅仅是悲伤的情绪就足以压垮他们，他们急需的是一个真诚、安全、毫无压力的倾听途径。”江涛称。
第二类人群则是MU5735航班机组人员的同事，在江涛和他的同事们看来，这部分求助者的困境不仅在于陷入了悲痛的情绪，还在于他们萌生了对飞行这份职业的彷徨甚至恐惧。
3月21日，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精神卫生中心副主任、北京大学第六医院精神科主任医师马弘在接受《环球时报》记者采访时表示，在这起灾难性事件中，除了直接相关人员与公众，还有一个特别需要关注、但是却容易被忽略的群体，那就是空乘人员。“这个时候我们应当关注空乘人员群体的反应，他们虽然人数少于乘客，但是个独特、需要特别关注的群体。他们选择这个职业时会了解职业风险，但肯定更了解飞机的安全性，在发生事故后，我们应当鼓励他们，帮助他们尽快调整情绪。”马弘称。
第三类人群是机上乘客的同事，他们求助的原因是，在得知自己的同事在出差的过程中以这种方式意外遇难，情绪一时还难以接受。
最后一类人群则是机上人员亲友的朋友，他们不知道该如何去安慰或是陪伴自己的朋友，于是打电话来寻求帮助。“我们会有针对性地对他们进行辅导，包括什么话可以说，什么话不可以说，该怎样去陪伴、倾听等等。”江涛称。
在江涛看来，非专业人员或者说不太掌握心理救助专业技能的普通民众，如果想要去帮助有应激创伤的当事人，需要把握的最核心的原则就是，理解对方的心情，重视他们的心理需求，不要带着评判的心理去安慰，而是要传递出一种价值理念——“你现在所处的这种状态，不论是悲伤，还是愤怒，或者其他负面情绪，这都是很正常的”。提供帮助的人需要给当事人一种感受，就是有人在真诚地陪伴他，他与外界依旧存在一种很亲密的连接。
“我们最担心的就是有些人在陪伴当事人的时候，忽视了对方的感受与需要，急于向当事人传递自己的一些价值导向或观点，比如‘你要节哀顺变’，或者‘你的生活还要继续，不要悲伤，不要哭泣，一切向前看’，我们不太建议这样做。因为每个人都有很强的心理韧性，他即便身处于那种痛苦的情境下，也不需要你的观点和建议，他需要的是有人能够与他共情，去理解他的感受，比起带有评判的安慰，他们更需要的是真诚的陪伴与倾听”。江涛称。
此前，中国心理卫生协会名誉会长赵国秋在接受媒体采访时也建议称，对于处于心理危机状态的人，我们一般可以尽可能地倾听他们讲话，不要随意打断，对于一些非理性的表达也不要急于去纠正，因为不断地表达可以有效帮其减轻痛苦，眼睛关注着他，认真听他讲话，在旁边递上热毛巾，帮忙擦下眼泪，都能起到一定的安慰作用。
从整个社会层面而言，江涛认为，也有许多大家容易忽视的工作需要去做。首要之务就是媒体在正常的信息通报之外，不应对灾难性事件进行过度报道。这当中包括从保护当事人的角度出发，不应做出侵犯当事人隐私、可能给他们带来困扰的报道；也包括从保护公众角度出发，不应过多传播空难现场残骸、遇难者个人物件等画面，因为这样做不仅容易对当事人造成二次伤害，也会给公众造成替代性的创伤，如会让一些人陷入对飞机这种交通工具的极度恐惧，引发心理焦虑，留下心理阴影。
此前，中国科学院院士、北京大学第六医院院长陆林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对普通大众来说，超量的视频、图片和信息摄入，也可能造成一定程度的心理损伤，及时开通心理服务热线能够顾及潜在人群，进而最大程度降低这起不幸事件对社会造成的不良影响。
“无论是地震灾难，还是自杀事件，以及这次的空难事件，建议媒体都不应过度报道。现在社会上确实存在一些误区，有人认为没有新闻报道，就可能意味着忽略了当事人的感受，或者没有给当事人提供帮助。 实际上，在灾难性事件发生后，专业的心理救助队伍都会第一时间给当事人提供帮助，这是非常重要的。我们通常会在确保当事人安全的情况下，及时为他们提供心理疏导的帮助。”江涛称。
据此前公开报道，在东航MU5735坠毁事故发生后，首批50余名心理专家已赶赴事故现场。与此同时，广西梧州也组织了70名心理医生待命，随时准备对到梧州的机上人员家属进行心理疏导。截至《环球时报》记者采访时，仍旧有许多人通过心理咨询热线寻求帮助。江涛介绍称，有的求助者只是进行简单的倾诉，有的求助者则需要转介到更资深的心理咨询师处接受更专业、耗时更长的沟通。他表示，对于求助的机上人员亲友，他们也会持续关注后续的恢复情况，提供跟踪服务。
“这些天我也注意到，围绕媒体在灾难性事件中扮演的角色和职业伦理道德有一些公开讨论，我觉得在重大灾难性事件之后，如果当事人确实有向公众倾诉、分享个人故事的意愿，想要把情绪释放出来，让公众去知道他的感受，也未尝不可。但媒体如果过多打扰当事人，或者在当事人不知情，甚至在违背当事人意愿的情况下去深挖当事人的个人经历，是绝对不可以的。”江涛对《环球时报》称。
至于媒体和自媒体需要承担的社会责任，江涛认为，在灾难性事件的报道中，媒体一方面必须要客观陈述事实，另一方面需要向公众传达正确信息，“就是假如你身边的人遇到类似的创伤性事件，你应该怎样去陪伴、倾听，怎样去帮助他们度过难关，而不是做出错误的引导和示范。如果大家都能够去传递客观、真实、科学和有温度的声音，我觉得价值会非常大。”（环球时报-环球网报道 记者 樊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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