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联读书# #怎么解释无聊# 第一个公开演说“无聊”的是古罗马哲学家塞涅卡。他在《论生命之短暂》中将无聊视作人类短促一生中的必修之课，只有通过无聊，人才能将目光从旁人处收回，重新审视自己。他的无聊也与他在古罗马帝国时代克劳狄王朝被三朝元首排挤的身世有关。无聊是他出世的一种方式，他必须显得无所事事才能躲过迫害。但是他也受惠于无聊，仕途上的无所为让他把更多的精力放在创作悲剧上。

塞涅卡的无聊到了康德那里，因为与人的经验有关而得到限制。康德便用形式逻辑的理性概念建构了经验，以“不带任何利害的愉悦”来改写“无聊”，让审美活动成为一种无目的的静观。亦因于此，无聊就跟我们如何看待美有了直接的关联，不仅“美是无概念地作为一个普遍愉悦的客体被设想的”，鉴赏本身也变成“不带任何利害的愉悦或不悦而对一个对象或一个表象方式作评判的能力”。

在康德之后，叔本华和尼采将“无聊”与人的欲望连接到了一起。叔本华认为，悲剧的发生是源于人的欲望得不到满足，但欲望一旦得到满足，人就会陷入无聊，这让人的短暂一生总在痛苦与无聊之间反复摇摆。叔本华讲的是生命意志，尼采谈的是权力意志。尼采在叔本华的基础上，将无聊与人的感官并置起来，他在《反基督》一书中就以讽喻的写作风格表达了他对基督教伦理的恶心和痛恨；再到《查拉图斯特拉如是说》，恶心成为查拉图斯特拉必须要挑战的对象。在无聊与恶心背后，藏着尼采对基督教文明的批评——“文明”假意保障人的自由，实际却在限制人，它通过让人生活在特定范围内而令其意识到“欲望无边却无法满足，生命的本质就是痛苦”。

“无聊”进入现代社会的视野，实际上跟“有闲”这个词的普及有关。美国经济学家凡勃伦在1899年出版的代表作《有闲阶级论》中提出了“有闲阶级”的概念——有闲阶级通常指的是贵族和祭司阶级以及他们的大量侍从。“有闲阶级”真正开始流行是在19世纪初，伴随着资产阶级社会分工的需要，“有闲”成为了区分职业贵贱的首要标准。一个人在19世纪初有闲，那么就意味着这个人出身高贵，因为他无需通过劳动来谋生。而在“有闲”内部还设有另一个隐性标准——消费，凡勃伦观察到有闲阶级通常聚集在城市，这些人为了维持体面的生活会选择一种略微超支的“炫耀性消费”。他分析称，这不是说农村人口缺乏对体面的追求，而是有闲的城市人口天生渴望消费为其带来的自我满足。“炫耀性消费”带来的副作用是体面的标准被提高了，激发出更有钱的人想要更加体面的欲望。

“有闲”自这时起开始与“无聊”的本意分离，在进入20世纪之后，“有闲”彻底走向了商品拜物教和消费主义那一端。有趣的是，为了对抗有闲阶级的这一转向，存在主义哲学家开始反对人的异化，呼吁人应当退回到他的内心，去发掘那个不被消费所侵染的“自我”。这让萨特以《恶心》为题再论“恶心”成为可能，小说中的主人公最根本的恶心之感来自他对存在本身无意义的恶心。存在主义者的矛盾在于，他们意识到存在是无聊的，存在令人难以忍受，但他们同时察觉到这种意识本身也是无聊的。

另一个系统论及无聊的存在主义者是海德格尔。比萨特略早一点，海德格尔在1929年至1930年的《形而上学的基本概念》讲座中区分了无聊的三种形式：一、被某事搞得无聊；二、在某事中感到无聊；三、深度的无聊。这三种形式的无聊都经由主体筹划自身的活动处境而得到展示。海德格尔对前两种无聊都给出了明确的例子，却在面对第三种“深度无聊”时驻足不前。

在深度无聊中，我们为无聊本身而感到无聊（Esisteinemlangweilig）。德语的“es”在这里是一个不定代词，可以用在“（它）下雨”这样的句子中。然而如果有人用“es”来问你究竟“什么下雨”，你就会被他的话问住，因为“es”这个词本身不具体、不可捕捉、无所不在，又从不显形。对于这种最彻底的、无法言明的无聊，海德格尔没有给出任何例子，原因是他认为这种深度无聊剥夺了我们所拥有的一切。在这种无聊中，有意义的事物并非一个接一个地丧失价值，而是在同一个时间坍塌，随后暴露出一个空虚的总体。人的“此在”（Dasein）被掷回到自身，迫使其不得不关注驱动这无意义状态的真正动力——虚无。正因为深度无聊对应着“此在的一种本质性逼迫的缺席”，这就让海德格尔通过无聊来把握虚无有了可能。

最后，就在“有闲”背叛了“无聊”之时，无聊开始成为文学创作中一项不言自明的规则。一切都可以引起人的兴趣，一切都可以被任何人读到，一切都可以被执笔的人写出。文学中的这种无聊，不代表懒散，而是指向了古希腊人常说的“余暇”（Otium）。正是因为拥有余暇时间，人才能放空心思，木匠之子于连（《红与黑》）才能暂时静下心来，不再忙于投机与算计。无聊自身是对旧有阶级的一种反叛，它让于连和法布里斯可以将身份悬置起来，无论他们是否是旧秩序里互有区分的劳作之人与享乐之人，他们都拥有无聊的权利。司汤达笔下的“余暇”颇有康德无目的、非功利美学的特点，尤其是他的小说后半部写于连追求雷纳尔夫人的经历，亦能瞥见席勒“人的游戏冲动”的影子。尽管司汤达反对卢梭《社会契约论》主张的带有阶级条件的公民平等，他的《红与黑》却在处理“无聊”这一方面与卢梭的《忏悔录》有着诸多契合——于连在乡下陪雷纳尔夫人玩起了捉蝴蝶，就像卢梭跟着加蕾小姐去摘樱桃，紧随其后的是一场大胆的挑逗；于连最后鼓足勇气握住了雷纳尔夫人的手，卢梭在夏日黄昏徐徐降临之前，轻吻了加蕾小姐的手……这些段落无不发生在余暇时光。

无聊在爱情发生的那一刻，折射出的是现代个体生存深处的绝望投影。恰是因为这倏然而过的“无聊”，于连在结尾的一败涂地才会带出悲剧的落差。原本由“无聊”而始的故事，在经历了不同人物的得失之后，又以什么也没发生、什么都不重要的状态悄然落幕。“无聊”落下后激起的尘埃，具有一种静默而巨大的力量，就像福克纳援引莎士比亚所说的那样——“人生如痴人说梦，充满着喧哗与躁动，却没有任何意义。”

《无聊小史》文 | 周婉京

竞业限制，原本是保护企业商业秘密的规则利器，但滥签现象和权责之间的模糊地带，也让它成为许多打工人职业生涯中的隐形“大坑”。 年底了，跳槽旺季来临。但一纸竞业限制协议，让现单位成为了很多打工人无法说走就走的围城。因竞业限制，张悦然对是否从某互联网大厂辞职犹豫了很长一段时间，最终，她在10月份从运营岗位正式离职。HR对她启动了竞业限制，半年内，她每月可以领到原公司发放的竞业补偿金，数额是前一年总工资平摊到月之后的30%，但同时，她无法到协议所列的8家竞品公司工作，若违反，她需要赔偿24个月的薪酬作为违约金。竞业限制是劳动法中的重要内容，是对离职员工去向的一种限制，是企业保护商业秘密的重要手段之一。按照劳动法规定，竞业限制只适用于高级管理人员、高级技术人员、其他负有保密义务的人员三类员工。然而现如今，很多企业为了管理方便，要求所有新入职员工签署竞业限制协议，已成为常规流程。这导致竞业协议“滥签”现象普遍，纠纷频繁发生。王珂就因竞业限制协议和前公司陷入了一场旷日持久的拉锯战。她不满公司让她签署了竞业限制协议却不发放补偿金，因而发起劳动仲裁。公司后来却反诉王珂违反竞业限制，要求赔偿违约金50万元。非必要的竞业限制，让“打工人”陷入困惑。竞业限制到底限什么？签还是不签？会给未来换工作带来什么影响？可以要求原公司发放竞业补偿吗？在社交平台上，随处可见职场人对竞业协议的讨论。 非核心人员也要签竞业协议？在通过劳动仲裁拿到前公司发的竞业补偿金后，王珂被前公司反告了，理由是她违反了竞业限制。王珂的前东家是北京一家主营网络安全的公司，她此前担任美工一职。入职时，她签订了竞业限制协议。今年3月，她从该公司离职，在家待业近3个月，期间未收到公司发放的竞业限制补偿金。向法律援助咨询过相关事宜后，5月，王珂对原公司提起劳动仲裁，希望公司能遵守竞业限制规则，补发她这段时间的竞业限制补偿金。对此，原公司辩称，在王珂离职时，公司已向她明确，公司不会支付竞业限制补偿金，视同竞业限制协议自动解除。8月时，公司还向王珂发去了一份关于竞业限制的补充说明通知，称“在离职时已告知对你没有竞业限制，公司不会支付补偿款，则视同自动解除竞业限制。且你的岗位仅为低端美工类职位，根本没有竞业限制必要。对此你都是明知的。”让非核心人员也签竞业限制协议，是目前大多数公司的普遍做法。因为人员流动性增加，为了避免有漏网之鱼，全签署是更方便，且看起来更加万无一失的做法，但现实情况并非如此。 “滥签”之下，做好启动约定很重要星汉云法务创始人曹立森律师发现，越来越多的公司前来咨询与竞业协议相关的问题，但很多公司并不太了解竞业限制协议，“问的问题比较粗浅，普遍问的都是怎么签、签了怎么履行，但一旦因为竞业的问题对簿公堂，这其中涉及的问题就复杂、专业得多。”仅竞业是否启动这个问题，就让很多企业以及员工疑惑。这也是王珂和前东家之间的竞业限制纠纷的起因——王珂觉得自己签了协议，加上履行了限制义务，就应该拿到竞业补偿；公司却认为虽然签过了协议，但在离职时已经口头告知解除，没有发动限制也就不需要补偿。曹立森根据自己接触过的公司估算，真正启动竞业限制的比例并不高,“按公司算的话，我接触过的公司里，有5%曾经向签署过竞业限制协议的员工启动过限制；但如果按单个公司对签署过协议的员工启动的数量算，还到不了5%，也就是说，公司让100个员工都签了竞业限制协议，可能最后一个都没启动。”在这种情况下，如果企业没有在协议中约定好启动竞业限制的细节，就容易产生纠纷。 11月，北京市海淀区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做出了仲裁决定，对王珂的主张予以支持。根据王珂提供的裁决书，仲裁委认为，王珂的前公司虽主张已向王珂告知无需履行竞业限制义务，但并未提交任何证据。在王珂不予认可的情况下，仲裁委对该公司的主张不予采信，而选择采信王珂。此外，原公司未提交反证，反驳王珂履行了竞业限制义务的主张，因此仲裁委采信王珂。仲裁委最终裁决，前公司应支付王珂从今年3月19日到4月30日的竞业限制补偿金，共计2827.59元。关于补偿金额，《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劳动争议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一）》第三十六条就经济补偿标准作出了原则性规定，“当事人在劳动合同或者保密协议中约定了竞业限制，但未约定解除或者终止劳动合同后给予劳动者经济补偿，劳动者履行了竞业限制义务，要求用人单位按照劳动者在劳动合同解除或者终止前十二个月平均工资的30%按月支付经济补偿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前款规定的月平均工资的30%低于劳动合同履行地最低工资标准的，按照劳动合同履行地最低工资标准支付。”曹立森介绍，竞业限制是否启动，主动权在企业手上，因为竞业限制本身，就是为了保护公司利益而诞生，“但关键是你要做好约定”。“如果你没有相应的有效约定，就会发生这种情况：公司不发动竞业限制，但没有跟离职员工做好有效约定，离职员工转行了，根据自己曾经签订竞业限制协议，向原公司要求发放竞业限制补偿金，这种情况，法院或是仲裁部门会支持离职员工的诉求。” 被公司反诉违约，索赔50万公司享有启动主动权，另一方面，员工也享有法定解除权。曹立森告诉记者，在司法实践中，存在一个3个月的期限，即在竞业限制启动的情况下，公司应按时向离职员工发放竞业补偿金，最迟不超过3个月，一旦超过此期限，则员工有权向原公司提出解除竞业限制。但这个时间点中的交叉地带，让事情变得复杂。“公司超过3个月没给补偿，但如果员工在这3个月内到竞品公司工作了，那么可能出现的情况是，公司不付竞业限制补偿金了，直接起诉员工承担违反竞业限制的责任。”曹立森说。这跟王珂在仲裁成功后的遭遇有相似之处。在仲裁结果出来后，王珂接到了仲裁庭的电话，“公司向仲裁委员会提起仲裁，要求我支付公司竞业限制违约金50万，理由是我违反了竞业限制协议。”待业几个月后，王珂先后入职过两家公司，“一家是普通业务公司，还有一家是物联网公司。”王珂也无法准确判断，它们和最早离职的那家公司，是不是竞争对手。“经营范围有重合，都是技术开发，技术服务之类的，但它们属于不同行业。”王珂没想到，自己通过仲裁主张发放竞业补偿金的做法，竟然为原公司反过来主张自己违反竞业限制提供了便利。她拿不定主意，想放弃那笔不足3000元的补偿金，甚至希望原公司的竞业限制协议如其早前主张一样，不曾启动。11月30日，王珂到北京市海淀区的劳动仲裁庭领取了原公司申请仲裁的材料。她对案件接下来的走向不甚了解，也不知道应该做哪些方面的准备。她把材料的部分内容拍了照，关键信息打了码，发到了小红书，并配文“太难了”。 被动的打工人在经历这件事之前，王珂对竞业限制不甚了解，她不知道存在相关的制度，对协议里的条款也不大关注，“只记得入职的时候，老板拿了一堆文件让我签字。”直到她从原公司离职后，在一次法律援助中听说了竞业限制补偿金，她才想起自己曾签过一个叫竞业限制协议的东西。王珂不知道该如何应对前公司发起的仲裁。更重要的是，对她来说，无论最后结果如何，竞业限制引起的一系列纠纷所花费的金钱和时间成本，都已经远远超过了前公司补发给她的竞业限制补偿金。王珂甚至后悔自己此前对公司提起了劳动仲裁。 曹立森这些年接触了很多对竞业限制有疑问的公司和个人，他发现，职场人最关心的点，并不在于补偿金。“非常少人会问到赔偿金相关的问题，他们大多更关心怎样才能规避掉竞业限制，顺利找到新工作去上班。”而到了真正对簿公堂，大多数跟竞业限制有关的诉讼，都由企业发起，“10个案子中企业作为原告的有8个。”而这些企业的诉求，也并非重点关注违反赔偿本身。天元律师事务所合伙人郭世栈律师，代理了深圳一些由公司发起的竞业限制相关诉讼。他告诉记者，竞业限制相关的案件原告要胜诉的难度不小，因为存在取证难的问题，但企业仍然会选择提告一些违反竞业限制的员工，主要是出于警示的目的。“如果没有相应的法律后果，员工可能不会太把竞业限制当一回事。”郭世栈观察，一般来说，企业在做完一两起竞业限制案件后，员工至少会在两三年内比较“消停”，不会有明显的违反竞业限制的行为出现。曹立森认为，在竞业限制这件事上，员工处于相对被动的状态。“大部分竞业协议的签订都是按照企业要求去签的，员工很少有议价的权利。我给很多企业做法律顾问，企业会对保密协议、竞业协议提出各种需求，但我从没听说过哪个公司提到，员工要求针对各类协议哪些要调整。”曹立森建议，一旦因为竞业限制协议的问题员工和企业对簿公堂，在法庭对抗的过程中，员工可以审查规章制度的程序合法性。“因为竞业限制这块，有的是单独签竞业协议，有的则是公司通过规章制度里的条款来规范的。如果是单独签了竞业限制协议，因为是员工本人签的，这种很难再有议价的余地，但如果公司只是在员工手册里有一章，要求员工有竞业限制义务，这种情况建议员工去审查规章制度，看它的程序是不是合法。因为这类制度跟员工的切身利益密切相关，按照法律规定，这种制度应当履行相应的民主程序。”民主程序，即公司拟定的规章制度草案，要先发征求意见稿征求员工的意见，接着，公司要听取意见，可能需要与工会或员工代表沟通，之后再把定稿下发。“北京这边的法院，目前，10个案子里可能有2个法官会考虑，公司有没有履行民主程序，如果没有，就可能直接导致制度无效。如果说这个制度无效，那对于员工的竞业要求也就自然无效了。”曹立森说。离职至今已有两个多月，张悦然仍在待业，还没开始找工作，“限制和补偿金的影响都有，但主要还是想先缓一缓。”王珂则在最近告诉记者，她已和原公司达成和解，她删掉了小红书上一些关于她和原公司纠纷过程的帖子。“我放弃要补偿金，对方放弃要违约金。”

作者|李弯湾今天中午，王力宏发了道歉声明，这场离婚闹剧，算是告一段落了。事情刚爆发的时候，就有些朋友私信我，叫我谈谈看法。我没什么立场，尤其是因为我最近醉心于研究天下大事，对儿女情长有些麻木了。再说了，这类似的事情，又不是第一次了，在过去几年，尤其是过去一两年，翻来覆去就是那么点事，差别不大，唯一不同的是换了个主人翁而已。事情发酵以来，大家都在骂王力宏，我就不骂了，原因有四：一是因为，如果为了骂一个人，不必要写篇文章，直接去他微博下面疯狂输出就行了；二是因为骂他的人已经足够多了，不少我一个；三是因为我一向觉得，在公共事件中，发泄情绪意义不大，带着个人情绪和立场参与一场声势浩大的讨伐，只是一种狂欢，并不会带来任何意义上的进步，毕竟，如果骂有用，这样的事情早都该绝迹了；四是因为，从我个人的认知和感受出发，我觉得他挺可怜的。说王力宏可怜并不是要冒犯支持李靓蕾的人，李靓蕾的遭遇大家都看在眼里，无需赘述，他们夫妻二人，都是这场婚姻悲剧的受害者——没有赢家。既然现在事情算是尘埃落定了，我就聊几个在这件事情中跟我们相关的问题吧。1、为什么李靓蕾要报复王力宏？李靓蕾的行为，基本上可以定义为一次报复。在她第一次发声的时候，她说到，“我想，也只有这样勇敢坦诚的面对，一切才能归零，我们才能各自有重生的机会”。这句话的意思，大概就是说，行吧，鱼死网破得了，我毁了你，也毁了自己，给我自己断了念想，以后不再幻想你还能回来。这种心理很普遍，很多被分手、被离婚的人都有，当挽回无望，就想着毁了对方，或者毁了自己继续挽回的路，了却幻想。有人会觉得，李靓蕾这哪是报复，分明是有预谋的要钱。虽然要钱是理所应当的，但我觉得她没必要这样，这也不是她的初衷，因为她是米国人，米国人也讲法治，如果要钱还跑来微博写小作文的话，这只能说明太平洋对岸的法制建设还有很长的一段路要走。那么，李靓蕾到底是受了什么刺激才决定要鱼死网破的呢？因为感情受到了欺骗？不是。王力宏干的那些事，她很早就知道的，这跟罗志祥欺骗周扬青不一样，周扬青是真正的被欺骗、被蒙在鼓里，而李靓蕾并非这几天才知道王力宏过去的所作所为。依我看，刺激到李靓蕾的，是王力宏的离婚声明显得云淡风轻满不在乎，以及刚宣布离婚后的行为又显得逍遥自在——这伤到了李靓蕾的自尊心。这样的例子比比皆是，当年李雨桐控诉薛之谦，也正是因为这个原因。李雨桐控诉薛之谦的时候，他们都分手好几年了，但就在薛之谦跟高磊鑫复合的时候，她的怒火被点燃了——你让我不好过了，为什么你却过得这么好？这些案例，说明了一个道理：所有祝福对方过得好，都是假的。希望对方过得好需要有个前提，就是对方过得不好。正所谓怕他过得不好，又怕他过得太好。王力宏的悲剧给我们的教训就是——我们都要谈恋爱、都要结婚，也很可能都要分手、都要离婚，如果你是主动提分手、提离婚的那个人，还是要尽可能的低调，姿态还是要放低一点。在这个感情被神化的时代，在这个刚分手不久有新欢都会被视为对上一段感情不忠的时代，在这个人人有摄像头和键盘的时代，低调处理感情，是我们需要学会的新技能——恋爱，低调；结婚，低调；分手，低调；离婚，低调；二婚，低调；二离，低调——以前那种爱不爱一个人都要昭告天下的想法，应该要埋起来了。2、为什么王力宏明明不幸福还要连生三胎且迟迟不离婚？王力宏说，他们的婚姻维持了5年零8个月，从2014年3月起，就开始看专门针对婚姻的心理医——他们是2013年11月27号结婚的，说明结婚不到三个月就出问题了，而且还是很大的问题，要不然也不至于去看心理医生嘛。有人就问了，你王力宏不爱她，为什么还要娶她？你不幸福，为什么不早点离婚，还要一而再再而三的生孩子？问这些问题的人，一看就是对婚姻和人性缺乏了解，生而为人，勇气就是我们这个种群最稀缺的东西，大部分的痛苦，都因为缺乏勇气而出现，那种说走就走、说干就干、说离就离的人，我长这么大还么见过。大部分人，要离职、要远走、要分手、要离婚，基本上都是因为迫不得已，实在是莫得办法了才做决定，所以很多结了婚的人，他们最常做的功课就是麻痹自己，每天都在说服自己将就过、凑合过、得过且过。明星有明星的困难，比如担心公众形象损毁、人设崩塌，但明星也有根普通人一样的感情和无奈。比如，生活中就有大批的人，就活在这种无奈之中，尤其是那些二婚人士。第一段婚姻，不幸福，万般无奈之下，离了。离了之后呢，因为遇到了新的爱情也好、迫于父母/社会的压力也罢，又重新结婚了。在二婚中，他过得不幸福，内心出现一万个离婚的念头，他也不敢轻易离婚，他内心所有关于离婚的勇气，在第一次离婚的时候已经提前消费了。勇气是个好东西，甚至是一个比钱、比爱都更稀有、更珍贵的东西，可惜我们都没有，所以很多事情，从一开始就注定了它的悲剧结局。3、为什么王力宏要结婚？跟很多人离婚的原因有所不同，王力宏今天的悲剧，就是因为结婚导致的。从王李夫妻二人的描述（比如刚结婚就找心理医生）、王力宏在婚前婚后的背德行为、以及他在一些采访中所表达的情感来看，他其实是抗拒结婚的，跟李靓蕾结婚，或者说结婚生子这些事，在他内心中，或多或少都有些心不甘情不愿。在一次访谈中，鲁豫问他，“你为爱做过最疯狂的事是什么？”王力宏的回答是——其实结婚也是蛮疯狂的一件事，生孩子也是一件很疯狂的事。这说明，自始至终，王力宏不仅不期待结婚，而且在婚后也没有被婚姻驯服，在他的内心中，我想他应该是向往单身、自由的。问题来了，为什么王力宏不想结婚，但最终还是结了婚？原因很简单，因为他是龙的传人。龙的传人嘛，最重要的人生使命就是传人，即传宗接代——我们都是龙的传人。现在很多人，结婚的目的，就是让父母闭嘴。不结婚，父母天天念叨，天天为你操心。你从小受的教育就是要孝顺父母、不要让父母伤心，而父母又觉得你结婚生子是他们最在乎甚至是唯一在乎的事。面对父母有形或者无形的压力，你惭愧、自责、焦躁、绝望，但最后还是迫于无奈，草草结婚了事。你以为结婚了就万事大吉了，或者你也明白，结婚只是权宜之计，苦日子还在后头、甚至在结婚的那一刻，你就知道将来必然会离婚，但是管不了那么多了，只能是火烧眉毛顾眼前。王力宏的悲剧就在于，他一开始就向父母屈服了，这导致他一开始就背叛了自己。于是乎，接下来就背叛了道德、背叛了妻子、背叛了婚姻。不能说这是懦弱，也不能说是缺乏勇气，毕竟，在我们的文化中，父母的力量，实在是太强大了。父母的力量之强大，不在于孩子反抗不了，而在于孩子自己甘愿服从，内心想要违逆父母都会觉得自己不是人。由于这种父母操控孩子的文化会长期存在，所以王力宏这样的悲剧还会反复上演。原本，在一个良性的、理想的环境中，我们生而为人，想单身就单身，想恋爱就恋爱，想结婚就结、不想结就不结，想干嘛就干嘛，只要不违法不背德不伤害别人就行，可惜我们依然活在强大的孝顺文化下，一方面父母一辈子为儿女操心，另一方面儿女一辈子都因为父母闹心。我们的父母很可怜，我们也是。一声叹息。4、为什么李靓蕾受了那么多伤害却不主动离婚？这个问题跟第二个差不多，但也有本质上的不同。王力宏是从来都不想结婚，结婚只是他的无奈之举，而李靓蕾是向往婚姻的。假如王力宏不向往婚姻、李靓蕾也不向往婚姻，他们就不可能会结婚；假如王力宏想离婚、而李靓蕾也想，那么他们早都离了，即便现在才离，李靓蕾也不会如此绝望地朝前夫扫射。李靓蕾是把生命的意义跟婚姻绑在一起的，王力宏没了婚姻，他还有事业、有音乐、有歌迷，但李靓蕾没了婚姻，她就什么都没有了——至少她自己是这么认为的，要不然她也不会一直忍耐、苦苦维系。在这一点上，李靓蕾跟一般的家庭主妇，或者说跟一般的已婚女性没什么不同，有人可能会觉得，她不想离婚，是因为王家的豪门生活、凭借王力宏就能接触的上流圈子、因为王力宏而获得的“二嫂”的虚荣身份——这些东西或许有，但不是重点，因为她所表现出来的这些绝望和愤怒，一般面临被离婚的女性也都有。一直以来，女性所接受的观念，都是一种拜爱情、拜婚姻、拜家庭的文化，爱情、婚姻、家庭高于她们本身的存在，这也导致了她们为爱牺牲、为婚姻牺牲、为家庭牺牲，寄望于男人，活在幻想中。如果男人要走了、婚姻要完了、家庭要散了，她们就会像落水的人拼命抓住一切能抓到的人或者物。于是，在王李二人的故事中，就形成了这样一种局面：一个想拼命挽留，一个想拼命挣脱。想挽留的人说，你非要走，就是不让我活；想挣脱的人说，你不让我走，就是不让我活。王力宏和李靓蕾，都是输家，每个人都觉得自己失去了一切。而生活中，在你的身边，在我的身边，都有不同的王力宏，都有不同的李靓蕾。甚至，我们自己也是王力宏，也是李靓蕾。——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