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环时深度|从瘟疫噩梦到德堡疑云，美国为何对生物武器如此“迷恋”？】#美国为何对生物武器如此迷恋# 编者的话：美国在俄乌爆发军事冲突前煽风点火。眼见火起，华盛顿一边火上浇油，一边尽量远离“火场”，生怕烧到自己。可是，人算不如天算，还是有一颗火星溅到美国身上，烧出一个大洞，引得大家纷纷围过来往洞里瞧，想搞清楚美国人到底在遮掩什么。俄罗斯总统普京说，乌克兰在美国军方的指导和支持下开展军事生物计划。中国外交部发言人也表示,中方呼吁美国开放在乌克兰的生物实验室供国际专家独立调查,并停止独家反对建立《禁止生物武器公约》核查机制。我们几乎可以肯定的是，这些合理要求不会被美国所接受，因为美国推动生物武器的研制、试验、开发和大规模使用，已有近百年时间了。在这段时间里，美国对这种武器的认知在持续加深。我们只有理清美国对生物武器深度认知的过程，才能透过纷纷杂杂的事件以及真真假假的信息，看清华盛顿的底层逻辑，明白美国“欲罢不能”的根本原因。
瘟疫的“可怕”与“可用”
在人类历史上，如果有一个恐怖排行榜的话，居于榜首的肯定是瘟疫。1346年，可怕的鼠疫在现在的乌克兰境内暴发，外逃的人们把这个“死神”带到了西西里岛，之后扩散到整个欧洲大陆。在短短5年时间里，第一波鼠疫就杀死了欧洲1/3到1/2的人口。其实，早在这场大灾难发生1000多年前，强大的罗马帝国就曾经5次被鼠疫攻击。这种可怕的瘟疫不仅严重削弱了罗马帝国，而且击碎了东罗马帝国的复兴之梦。另一种可怕的瘟疫就是天花。15世纪末，当欧洲殖民者登上美洲新大陆的时候，他们带去了这种最致命的“武器”。为什么当时几百名西班牙殖民者能够征服有2500万人口的阿兹台克帝国（现墨西哥）呢？因为阿兹台克人俘虏的一名西班牙士兵染上了天花。之后10年内，阿兹台克人口减少到650万人，生存者也丧失了斗志，一个强大的帝国就此消亡。
瘟疫无疑是人类的噩梦，但如何解梦有两个方向：一个是人类顽强地与病魔作斗争，不断去追求光明；另一个是研究可怕瘟疫的“可用”之处，一步步走向黑暗。瘟疫是可怕的，它对人类的攻击是无差别的，就像发动一场“全民战争”，而故意传播瘟疫的人则是全民公敌。从古至今，无论是瘟疫的传播者，还是生物武器的研发者，都在自己的脑门上深深地刻下两个字——绝密。在二战中，美国军方保密级别最高的工程有两项，一个是研制核武器的“曼哈顿计划”，另一个就是美军化学作战部特别计划处推动的生物武器工程。两个工程在人员上绝不允许交织，相关人员也不允许离开美国。
美国与生物武器：从“相知”“相恋”到“结婚”“生子”
1944年，英国制定了一个绝密轰炸计划，打算派遣重型轰炸机群携带4万多枚特制炸弹，重点轰炸包括柏林、汉堡等在内的6座德国城市。这些炸弹每枚都包括106颗重1.8公斤的“炭疽弹”。据计算，这400多万颗“炭疽弹”能杀死300万德国平民。轰炸过后，被炸过的地方将成为人类禁区。与此同时，英军还打算向德国空投几百万个“炭疽牛肉饼”。这些饼并不是牛肉做的，而是牛非常喜欢吃的亚麻籽饼。英方组织女工往这些饼中注入炭疽热孢子，这种病菌会导致牛大量死亡，并使人类患上炭疽病。肉牛和奶牛的“消亡”将直接影响德国军队和百姓的食品供应。
以上这些计划最终因过于残酷以及盟军已在战场上掌握主动权而没有付诸实施。不过，这种“炭疽弹”已经被大量生产出来。它的诞生地是美国印第安纳州维哥县的一家兵工厂。之所以英国要与美国合作，是因为生物武器的大规模研发、试验、储存和生产，需要有强大的工业实力作为后盾，美国很符合要求，而且愿意参与其中。
以上这些历史告诉我们，美国的生物武器计划始于欧洲的“需求”。生物武器研制真正上升到国家层面是从20世纪20年代开始的，法国首开其端，英美等国紧随其后。这些国家之所以对生物武器研发“趋之若鹜”，是因为这些武器与化学武器一样，能在不摧毁基础设施的情况下，对敌方进行大规模杀伤，同时保存自己的实力。与化学武器等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相比，生物武器有几个特点更受重视：一是全面无差别杀伤，而且以针对平民为主，可以削弱敌国的参战能力；二是使用更加隐蔽，很容易被认为是战争期间“正常”的疫情暴发；三是防护困难；四是技术门槛相对低，成本要求也不高，而且杀伤力并不弱。
在二战中，英国认为德国可能用轰炸机对英发动生物战，因此大力开发生物武器，以随时对德国进行报复，而向英国提供“弹药”的重任就落在了美国身上。1943年，美军的化学作战部组建了高度保密的特别计划处，这个机构以马里兰州弗雷德里克的德特里克营为中心，而德特里克营就是后来在生物武器方面“驰名全球”的德特里克堡。特别计划处建立后，甚至在美国军队内部都高度保密，相关技术人员直接听命于化学作战部官员和华盛顿。美国当时的态度是不在战场上首先使用化学和生物武器，但生产大量的化学战剂和生物弹药提供给英国。为此，化学作战部把位于维哥县的一家兵工厂作为秘密试验和生产的据点。据点中有铁路专线，有1.8万平方米的爆炸试验场地，有46个弹药库和３个大型地下储藏设施，还有厂房和上千人的兵营。美军在这里大量生产炭疽孢子、特制炸弹和炸弹填充物。德特里克营则于1944年开办生物战学校，这所学校培养的大批军官被派往欧洲和太平洋战场。在更大的范围内，特别计划处与包括哈佛大学在内的很多美国名校进行科研合作。
到二战结束前，美国在生物武器研发方面投入的资金达到了恐怖的4亿美元，而耗资巨大的原子弹项目只是它的5倍。在日本快要投降时，美国计划终止特别计划处的工作，将战时形成的生产力逐渐转向和平用途，但当时的美军作战部部长斯蒂姆逊下令，生物战的研究活动不能停。这才有了后来美国为臭名昭著的日军731部队军官提供庇护的丑闻，以及在朝鲜战场上对中朝军队使用生物武器的事件。
冷战的到来彻底改变了美国对生物武器的态度。生物战构想达到顶峰，因为美方希望生物武器的攻击力达到核武器级别，或者在使用核弹之后，马上使用生物武器，以彻底摧毁对方的军事目标和人们的抵抗意志。此外，在冷战两大阵营进行高度紧张的军事对峙情况下，使用生物武器“不着痕迹”的特点受到重视。事实上，美国一直在“生化并举”，不仅在朝鲜战争中使用过生物武器，也在越南战争中用过脱叶剂和针对农作物的抑制剂。古巴导弹危机发生时，美军做好了播撒委内瑞拉马脑炎病毒的准备。
虽然美国在暗中干得很欢，但生物和化学武器始终是不被国际社会所接受的。1969年，美国媒体曝光了曾被掩盖的生化武器事故，美国国内哗然，而美军在越南使用化学武器也受到国际谴责。美苏之间开始筹备军控谈判。在各方压力下，时任美国总统尼克松于1969年11月25日发表讲话，宣布美国放弃生物武器，并限制化学武器的生产。然而，所谓的“放弃”是指美国将生物武器的研发限定在防卫范畴内。后来，美国认为苏联是一个生物武器领域的庞然大物，所以华盛顿有意模糊防卫和进攻之间的区别，在极端保密的情况下始终没有放弃相关研发。
美国版“生化危机”为何“生生不息”
1991年，苏联轰然倒塌。之后，美国国防部国防减灾局制定了一项旨在销毁俄罗斯和独联体国家核武器、化学武器及其他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的计划，其中就包括“减少生物威胁计划”。与此同时，美国军方乘虚而入，以防止生物威胁为幌子“猎取”苏联生物武器专家和技术，并对苏联遗留在独联体各国的生物设施进行升级改造，建立高级别防护的生物实验室，同时还获得苏联在生物武器领域的许多研究成果。
最大对手“突然死亡”，美国人本以为可以高枕无忧了，但很快笑容就从他们的脸上消失了。因为美国人发现，一个苏联倒下去，还有更多敌人冒出来。巴尔干、中东和非洲的战乱国家、各种极端组织，甚至一些个人，从国际市场上获得大国研制的非常规武器都变得更容易了。如果说核武器门槛较高、化学武器打击能力有限的话，那么生物武器不仅“易得”，而且“好用”，因为它针对的是没有防护能力的平民。
冷战结束后的前十年，美国的目光紧紧盯着几个反美国家。转折点是2001年的“9·11”事件，在恐怖分子劫持飞机发起自杀式袭击后，出现了大规模的炭疽邮件攻击。当时，数百人接触到了炭疽孢子。在此之前，美国在执行《禁止生物武器公约》方面已经有所后退，此后更是态度消极。它在国内建立强大民防系统的同时，在国际上大量部署由军方控制的生物实验室。美国人意识到，能威胁到美国的生物武器，如果与美国的强大科技和军事实力“嫁接”，一定能成为自己手中的撒手锏。
纵观美国历史，从建国到现在，240多年只有16年没打仗。这充分说明，美国人才是名副其实的“战斗民族”。中国明代思想家、文学家、军事家王守仁也就是王阳明说过一句名言——破山中贼易，破心中贼难。美国就是典型的“心贼太盛”、贪欲横行。美国脑海中有太多的敌人，只要有敌人在，华盛顿对生物武器的“迷恋”就不会停止。（《环球时报》3月22日7版文章，作者： 李 剑）
瘟疫的“可怕”与“可用”
在人类历史上，如果有一个恐怖排行榜的话，居于榜首的肯定是瘟疫。1346年，可怕的鼠疫在现在的乌克兰境内暴发，外逃的人们把这个“死神”带到了西西里岛，之后扩散到整个欧洲大陆。在短短5年时间里，第一波鼠疫就杀死了欧洲1/3到1/2的人口。其实，早在这场大灾难发生1000多年前，强大的罗马帝国就曾经5次被鼠疫攻击。这种可怕的瘟疫不仅严重削弱了罗马帝国，而且击碎了东罗马帝国的复兴之梦。另一种可怕的瘟疫就是天花。15世纪末，当欧洲殖民者登上美洲新大陆的时候，他们带去了这种最致命的“武器”。为什么当时几百名西班牙殖民者能够征服有2500万人口的阿兹台克帝国（现墨西哥）呢？因为阿兹台克人俘虏的一名西班牙士兵染上了天花。之后10年内，阿兹台克人口减少到650万人，生存者也丧失了斗志，一个强大的帝国就此消亡。
瘟疫无疑是人类的噩梦，但如何解梦有两个方向：一个是人类顽强地与病魔作斗争，不断去追求光明；另一个是研究可怕瘟疫的“可用”之处，一步步走向黑暗。瘟疫是可怕的，它对人类的攻击是无差别的，就像发动一场“全民战争”，而故意传播瘟疫的人则是全民公敌。从古至今，无论是瘟疫的传播者，还是生物武器的研发者，都在自己的脑门上深深地刻下两个字——绝密。在二战中，美国军方保密级别最高的工程有两项，一个是研制核武器的“曼哈顿计划”，另一个就是美军化学作战部特别计划处推动的生物武器工程。两个工程在人员上绝不允许交织，相关人员也不允许离开美国。
美国与生物武器：从“相知”“相恋”到“结婚”“生子”
1944年，英国制定了一个绝密轰炸计划，打算派遣重型轰炸机群携带4万多枚特制炸弹，重点轰炸包括柏林、汉堡等在内的6座德国城市。这些炸弹每枚都包括106颗重1.8公斤的“炭疽弹”。据计算，这400多万颗“炭疽弹”能杀死300万德国平民。轰炸过后，被炸过的地方将成为人类禁区。与此同时，英军还打算向德国空投几百万个“炭疽牛肉饼”。这些饼并不是牛肉做的，而是牛非常喜欢吃的亚麻籽饼。英方组织女工往这些饼中注入炭疽热孢子，这种病菌会导致牛大量死亡，并使人类患上炭疽病。肉牛和奶牛的“消亡”将直接影响德国军队和百姓的食品供应。
以上这些计划最终因过于残酷以及盟军已在战场上掌握主动权而没有付诸实施。不过，这种“炭疽弹”已经被大量生产出来。它的诞生地是美国印第安纳州维哥县的一家兵工厂。之所以英国要与美国合作，是因为生物武器的大规模研发、试验、储存和生产，需要有强大的工业实力作为后盾，美国很符合要求，而且愿意参与其中。
以上这些历史告诉我们，美国的生物武器计划始于欧洲的“需求”。生物武器研制真正上升到国家层面是从20世纪20年代开始的，法国首开其端，英美等国紧随其后。这些国家之所以对生物武器研发“趋之若鹜”，是因为这些武器与化学武器一样，能在不摧毁基础设施的情况下，对敌方进行大规模杀伤，同时保存自己的实力。与化学武器等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相比，生物武器有几个特点更受重视：一是全面无差别杀伤，而且以针对平民为主，可以削弱敌国的参战能力；二是使用更加隐蔽，很容易被认为是战争期间“正常”的疫情暴发；三是防护困难；四是技术门槛相对低，成本要求也不高，而且杀伤力并不弱。
在二战中，英国认为德国可能用轰炸机对英发动生物战，因此大力开发生物武器，以随时对德国进行报复，而向英国提供“弹药”的重任就落在了美国身上。1943年，美军的化学作战部组建了高度保密的特别计划处，这个机构以马里兰州弗雷德里克的德特里克营为中心，而德特里克营就是后来在生物武器方面“驰名全球”的德特里克堡。特别计划处建立后，甚至在美国军队内部都高度保密，相关技术人员直接听命于化学作战部官员和华盛顿。美国当时的态度是不在战场上首先使用化学和生物武器，但生产大量的化学战剂和生物弹药提供给英国。为此，化学作战部把位于维哥县的一家兵工厂作为秘密试验和生产的据点。据点中有铁路专线，有1.8万平方米的爆炸试验场地，有46个弹药库和３个大型地下储藏设施，还有厂房和上千人的兵营。美军在这里大量生产炭疽孢子、特制炸弹和炸弹填充物。德特里克营则于1944年开办生物战学校，这所学校培养的大批军官被派往欧洲和太平洋战场。在更大的范围内，特别计划处与包括哈佛大学在内的很多美国名校进行科研合作。
到二战结束前，美国在生物武器研发方面投入的资金达到了恐怖的4亿美元，而耗资巨大的原子弹项目只是它的5倍。在日本快要投降时，美国计划终止特别计划处的工作，将战时形成的生产力逐渐转向和平用途，但当时的美军作战部部长斯蒂姆逊下令，生物战的研究活动不能停。这才有了后来美国为臭名昭著的日军731部队军官提供庇护的丑闻，以及在朝鲜战场上对中朝军队使用生物武器的事件。
冷战的到来彻底改变了美国对生物武器的态度。生物战构想达到顶峰，因为美方希望生物武器的攻击力达到核武器级别，或者在使用核弹之后，马上使用生物武器，以彻底摧毁对方的军事目标和人们的抵抗意志。此外，在冷战两大阵营进行高度紧张的军事对峙情况下，使用生物武器“不着痕迹”的特点受到重视。事实上，美国一直在“生化并举”，不仅在朝鲜战争中使用过生物武器，也在越南战争中用过脱叶剂和针对农作物的抑制剂。古巴导弹危机发生时，美军做好了播撒委内瑞拉马脑炎病毒的准备。
虽然美国在暗中干得很欢，但生物和化学武器始终是不被国际社会所接受的。1969年，美国媒体曝光了曾被掩盖的生化武器事故，美国国内哗然，而美军在越南使用化学武器也受到国际谴责。美苏之间开始筹备军控谈判。在各方压力下，时任美国总统尼克松于1969年11月25日发表讲话，宣布美国放弃生物武器，并限制化学武器的生产。然而，所谓的“放弃”是指美国将生物武器的研发限定在防卫范畴内。后来，美国认为苏联是一个生物武器领域的庞然大物，所以华盛顿有意模糊防卫和进攻之间的区别，在极端保密的情况下始终没有放弃相关研发。
美国版“生化危机”为何“生生不息”
1991年，苏联轰然倒塌。之后，美国国防部国防减灾局制定了一项旨在销毁俄罗斯和独联体国家核武器、化学武器及其他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的计划，其中就包括“减少生物威胁计划”。与此同时，美国军方乘虚而入，以防止生物威胁为幌子“猎取”苏联生物武器专家和技术，并对苏联遗留在独联体各国的生物设施进行升级改造，建立高级别防护的生物实验室，同时还获得苏联在生物武器领域的许多研究成果。
最大对手“突然死亡”，美国人本以为可以高枕无忧了，但很快笑容就从他们的脸上消失了。因为美国人发现，一个苏联倒下去，还有更多敌人冒出来。巴尔干、中东和非洲的战乱国家、各种极端组织，甚至一些个人，从国际市场上获得大国研制的非常规武器都变得更容易了。如果说核武器门槛较高、化学武器打击能力有限的话，那么生物武器不仅“易得”，而且“好用”，因为它针对的是没有防护能力的平民。
冷战结束后的前十年，美国的目光紧紧盯着几个反美国家。转折点是2001年的“9·11”事件，在恐怖分子劫持飞机发起自杀式袭击后，出现了大规模的炭疽邮件攻击。当时，数百人接触到了炭疽孢子。在此之前，美国在执行《禁止生物武器公约》方面已经有所后退，此后更是态度消极。它在国内建立强大民防系统的同时，在国际上大量部署由军方控制的生物实验室。美国人意识到，能威胁到美国的生物武器，如果与美国的强大科技和军事实力“嫁接”，一定能成为自己手中的撒手锏。
纵观美国历史，从建国到现在，240多年只有16年没打仗。这充分说明，美国人才是名副其实的“战斗民族”。中国明代思想家、文学家、军事家王守仁也就是王阳明说过一句名言——破山中贼易，破心中贼难。美国就是典型的“心贼太盛”、贪欲横行。美国脑海中有太多的敌人，只要有敌人在，华盛顿对生物武器的“迷恋”就不会停止。（《环球时报》3月22日7版文章，作者： 李 剑）
加快推进城市更新 张沛 车志晖
在加快构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的背景下，如何扩大内需、释放城市发展空间成为关键。政策新风口的背后是大中城市面临的迫切更新需求。通过城市更新，可以进一步优化重塑产业结构，提升城市发展活力，对构建新发展格局具有重要意义。市第十四次党代会报告提出未来五年主要任务和今年九个方面重点工作，其中都对城市更新工作进行了强调：在“大力增强综合承载功能，全面提高城市能级品质”这一任务中强调要“实施城市更新行动”；在“狠抓城市建设管理服务水平提升”这项重点工作中强调要“有序推进城市更新”。
当前，西安正处于高质量发展的加速阶段，城市更新在优化城市空间结构、管理城市增长边界、丰富城市发展内涵、促进产业转型升级、提升城市空间品质的目标诉求下日益受到关注。但在现阶段的城市更新过程中，由于社会主体参与不充分、利益分配格局不均、公共资源界定不明等原因，致使许多以空间物质环境改造技术为基础的更新方式演化成为以房地产为驱动的“空间增值”过程，忽视了被更新地区生动鲜活的社会生活和亲密稳定的社会关系，削弱了物质资本在城市更新中的亲和力，损害了城市发展的可持续性。实际上，在城市更新过程中，物质空间环境的更新是短暂的，而由物质空间变化所引发社会关系、社会网络、社会空间方面的变化却是长期、深远的。纵观西方发达国家城市更新历程，每一阶段以物质空间改善为导向的城市更新运动，都会对更新地区甚至城市整体产生深远的社会影响。
现阶段，国内城市更新模式主要有以下几种：
——“政府主导、市场运作、社区参与”模式。政府作为城市更新的发起者、决策者、推动者，从前期的更新政策制定、规划编制到后续配套建设、项目开发等，均承担了主导性角色。如：有着广州更新整治“第一村”之称的猎德村以及西安大兴新区的综合改造等，均属于该类模式。但就具体实践效果来看，政府主导的更新模式容易形成大规模推倒重建式运动，比较注重于城市面貌的“日新月异”，忽视了城市更新是一项涉及面广、处理矛盾多的复杂性社会工程，因此导致社会参与的积极性不高。
——“政府引导、市场主体、社区参与”模式。市场主体模式的核心是政府通过制定相应引导性政策，将部分权利和利益让渡给市场，吸引市场力量参与城市更新工作，进而利用市场的开发运营能力和资金来推动城市更新。以市场为主体的更新模式能充分发挥市场的能动性，有效降低政府债务风险和负担。但由于政府对市场机制存在的缺陷认识不足及干预制度不完善，致使地方文化脉络不续、公众利益无法保障，社会负面效应比较多。
——“政府、市场、社区多元协商治理”模式。综合考虑公共、市场、原住民等多方诉求下，政府通过更新治理政策，明确规定各利益相关方参与城市更新工作的权利，形成“政府、市场、社区多元协商治理”的更新模式。从具体实践来看，政府角色的“弱化”和公共参与的加强，使得城市更新一方面更加关注公共利益、居民利益、产业发展等目标，赢得社会的信任和支持；另一方面也注重市场活力释放，促进空间资源利用效率的提升，改善了更新地区的生产、生活、生态空间。如：佛山联滘地区的更新，通过牺牲一定比例政府土地收益，换取了城市形象改善、推动更新地区产业升级、提升了公共服务质量，并建立“原业主—市场—政府”之间的信任体系。但在多元共治城市更新模式中，如果制度设计不完善、社会经济环境不匹配，容易导致城市更新效率的降低，既定的目标难以实现。
城市更新是一个长期过程，切不可急功近利，需要进行综合研究和长远规划，最大限度地减少更新实践中的缺憾与利益损失；城市更新也绝不仅仅是对改造对象本身的更新，而是关系到城市发展的一系列问题，要以城市发展的效益改善与效率提升为目标。因此，为了积极适应高质量发展的需要，大力增强综合承载功能，全面提高城市能级品质，西安未来五年实施城市更新行动应重点关注以下几方面：
首先，要从注重规模和速度向更加强调更新过程和实效转变。针对过往城市更新因短时间内推进规模大、速度快而暴露出的诸多问题，要从最迫切的需要入手，因时、因地制定更新方案、细分改造类型，在更新过程中要增加社区参与的深度和广度，提高工作实效。
其次，城市更新应植入生态规划方法，推动生态城市建设。在城市更新过程中，建筑、绿地等功能要素将在空间上进行重组和改变，而与此相对应的是生态因素的增减和破坏，所有这些既是城市更新的实质内容，也是城市生态环境变化的过程。因此，有必要在城市更新中加入生态学的规划方法与技术，借此推动生态城市、海绵城市建设，这对实现碳达峰碳中和目标也尤为必要。
再次，应避免过度市场化，坚持公共利益优先的原则。无论是历史文化街区、棚户区（老旧小区）改造，还是设施更新、环境整治等，在相当程度上都具有公共产品的属性，过度强调市场机制的参与容易导致公共目标的扭曲和偏离。
第四，要充分尊重各方利益诉求，建立有效的利益协调机制。城市更新是一项复杂的社会性工程，涉及利益主体众多，建立有效的社会利益协调机制（如利益协商机制和受理仲裁机制），可有效地避免矛盾激化、避免因利益分配而导致的社会问题。
第五，要兼顾城市社会、经济、环境、文化、特色等多方效益，走综合更新之路。城市更新一方面要重视基础设施的更新、景观环境质量的提升、建筑风貌整治、旧城肌理的延续等物质环境的内容；另一方面更要着眼于多样化的社会需求和产业发展的培育，走整体综合更新之路。
第六，在推进城市更新过程中，探索建立系统性政策框架。在城市更新实践过程中应不断总结经验，探索建立系统性的政策框架，包括兼顾经济、社会、环境效益的管理机制，保障改造目标、任务、效果的问责机制，以及科学公正、层次清晰、目标明确的政策体系等，进而使城市更新拥有长效的管理制度。
（作者张沛系西安建筑科技大学建筑学院教授）
在加快构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的背景下，如何扩大内需、释放城市发展空间成为关键。政策新风口的背后是大中城市面临的迫切更新需求。通过城市更新，可以进一步优化重塑产业结构，提升城市发展活力，对构建新发展格局具有重要意义。市第十四次党代会报告提出未来五年主要任务和今年九个方面重点工作，其中都对城市更新工作进行了强调：在“大力增强综合承载功能，全面提高城市能级品质”这一任务中强调要“实施城市更新行动”；在“狠抓城市建设管理服务水平提升”这项重点工作中强调要“有序推进城市更新”。
当前，西安正处于高质量发展的加速阶段，城市更新在优化城市空间结构、管理城市增长边界、丰富城市发展内涵、促进产业转型升级、提升城市空间品质的目标诉求下日益受到关注。但在现阶段的城市更新过程中，由于社会主体参与不充分、利益分配格局不均、公共资源界定不明等原因，致使许多以空间物质环境改造技术为基础的更新方式演化成为以房地产为驱动的“空间增值”过程，忽视了被更新地区生动鲜活的社会生活和亲密稳定的社会关系，削弱了物质资本在城市更新中的亲和力，损害了城市发展的可持续性。实际上，在城市更新过程中，物质空间环境的更新是短暂的，而由物质空间变化所引发社会关系、社会网络、社会空间方面的变化却是长期、深远的。纵观西方发达国家城市更新历程，每一阶段以物质空间改善为导向的城市更新运动，都会对更新地区甚至城市整体产生深远的社会影响。
现阶段，国内城市更新模式主要有以下几种：
——“政府主导、市场运作、社区参与”模式。政府作为城市更新的发起者、决策者、推动者，从前期的更新政策制定、规划编制到后续配套建设、项目开发等，均承担了主导性角色。如：有着广州更新整治“第一村”之称的猎德村以及西安大兴新区的综合改造等，均属于该类模式。但就具体实践效果来看，政府主导的更新模式容易形成大规模推倒重建式运动，比较注重于城市面貌的“日新月异”，忽视了城市更新是一项涉及面广、处理矛盾多的复杂性社会工程，因此导致社会参与的积极性不高。
——“政府引导、市场主体、社区参与”模式。市场主体模式的核心是政府通过制定相应引导性政策，将部分权利和利益让渡给市场，吸引市场力量参与城市更新工作，进而利用市场的开发运营能力和资金来推动城市更新。以市场为主体的更新模式能充分发挥市场的能动性，有效降低政府债务风险和负担。但由于政府对市场机制存在的缺陷认识不足及干预制度不完善，致使地方文化脉络不续、公众利益无法保障，社会负面效应比较多。
——“政府、市场、社区多元协商治理”模式。综合考虑公共、市场、原住民等多方诉求下，政府通过更新治理政策，明确规定各利益相关方参与城市更新工作的权利，形成“政府、市场、社区多元协商治理”的更新模式。从具体实践来看，政府角色的“弱化”和公共参与的加强，使得城市更新一方面更加关注公共利益、居民利益、产业发展等目标，赢得社会的信任和支持；另一方面也注重市场活力释放，促进空间资源利用效率的提升，改善了更新地区的生产、生活、生态空间。如：佛山联滘地区的更新，通过牺牲一定比例政府土地收益，换取了城市形象改善、推动更新地区产业升级、提升了公共服务质量，并建立“原业主—市场—政府”之间的信任体系。但在多元共治城市更新模式中，如果制度设计不完善、社会经济环境不匹配，容易导致城市更新效率的降低，既定的目标难以实现。
城市更新是一个长期过程，切不可急功近利，需要进行综合研究和长远规划，最大限度地减少更新实践中的缺憾与利益损失；城市更新也绝不仅仅是对改造对象本身的更新，而是关系到城市发展的一系列问题，要以城市发展的效益改善与效率提升为目标。因此，为了积极适应高质量发展的需要，大力增强综合承载功能，全面提高城市能级品质，西安未来五年实施城市更新行动应重点关注以下几方面：
首先，要从注重规模和速度向更加强调更新过程和实效转变。针对过往城市更新因短时间内推进规模大、速度快而暴露出的诸多问题，要从最迫切的需要入手，因时、因地制定更新方案、细分改造类型，在更新过程中要增加社区参与的深度和广度，提高工作实效。
其次，城市更新应植入生态规划方法，推动生态城市建设。在城市更新过程中，建筑、绿地等功能要素将在空间上进行重组和改变，而与此相对应的是生态因素的增减和破坏，所有这些既是城市更新的实质内容，也是城市生态环境变化的过程。因此，有必要在城市更新中加入生态学的规划方法与技术，借此推动生态城市、海绵城市建设，这对实现碳达峰碳中和目标也尤为必要。
再次，应避免过度市场化，坚持公共利益优先的原则。无论是历史文化街区、棚户区（老旧小区）改造，还是设施更新、环境整治等，在相当程度上都具有公共产品的属性，过度强调市场机制的参与容易导致公共目标的扭曲和偏离。
第四，要充分尊重各方利益诉求，建立有效的利益协调机制。城市更新是一项复杂的社会性工程，涉及利益主体众多，建立有效的社会利益协调机制（如利益协商机制和受理仲裁机制），可有效地避免矛盾激化、避免因利益分配而导致的社会问题。
第五，要兼顾城市社会、经济、环境、文化、特色等多方效益，走综合更新之路。城市更新一方面要重视基础设施的更新、景观环境质量的提升、建筑风貌整治、旧城肌理的延续等物质环境的内容；另一方面更要着眼于多样化的社会需求和产业发展的培育，走整体综合更新之路。
第六，在推进城市更新过程中，探索建立系统性政策框架。在城市更新实践过程中应不断总结经验，探索建立系统性的政策框架，包括兼顾经济、社会、环境效益的管理机制，保障改造目标、任务、效果的问责机制，以及科学公正、层次清晰、目标明确的政策体系等，进而使城市更新拥有长效的管理制度。
（作者张沛系西安建筑科技大学建筑学院教授）
#周刊调查##315特别调查# 【仙桃这家击剑培训班停课撤场！剩余课时费何时能退？】 “我的孩子还有46节课没有上，但击剑培训班早已停课并从体育馆搬走了。”近日，市民黎女士（化姓）向仙桃周刊和红辣椒传媒反映，自己于去年2月底在位于市体育馆的“三剑汇击剑运动中心”（以下简称三剑汇）购买了62节击剑课程，5480元课时费交给了负责招生的仙桃小不点创客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小不点创客），现课时还没上完，两家机构早已停课撤场。她提出退费，但小不点创客却推三阻四，既没能恢复上课也没有办理退费。
那么，小不点创客与三剑汇到底是什么关系？对于学员未上完的课时费何时能退还？学员家长又该从哪些途径维护自己的正当权益呢？
对此，记者进行了多番探访。
学员家长：停课已久，退费成难题
因为疫情原因，黎女士目前人在外地，还未返回仙桃，于是选择了跟记者线上沟通。她告诉记者，当时报名是小不点创客收的费，出具的相关收费凭证，而主管教学的则是三剑汇的单教练，双方可能是合作关系。
“由于上课的学员比较少，培训时间不固定，导致孩子断断续续只上了16节课。目前两家机构已从市体育馆的场地全部搬走了，小不点创客的老板刘某说他正在跟击剑教练单某打官司，要我们自己去找单教练要钱。”黎女士告诉记者，作为家长她已经不再信任这两家机构，更不放心把孩子交给他们，只希望将未上完的课时折现退费。
“出现停课后，我们好几位家长找刘某理论，刘某却改口说自己不是老板，他跟三剑汇只是合作关系，现在他不负责该项目。但当初报名的时候，他说他是这边的负责人，收费金额都要经过他同意。”黎女士认为，无论小不点创客和三剑汇是怎样的合作经营模式，自己是把学费交给了小不点创客，该机构就应该对学员负责。
“刘某后来又改口说我孩子报名时间是去年的2月28日，报的是年课已过期。但实际上我们都是按62次课时打包交的学费，这点其他学员家长均可以作证。针对我们报名课时较多的家长，小不点创客不做任何提示就私自抹掉课程，合理么？”黎女士气愤地说道。
记者调查发现，包括黎女士在内已有多名学员家长在12345公共服务热线平台、市市场监督管理局12315投诉举报平台等发起投诉，投诉内容直接指向小不点创客退费难问题，此事得到了市场监管部门的高度重视，已经按照属地管理原则，移交干河市场监督管理所处理。
小不点创客：合作方违约，自己也是受害者
那么，身处事件旋涡中心的小不点创客，对于此事又是如何回应的呢？
因小不点创客击剑项目已经搬离市体育馆场地，3月3日，记者辗转找到该机构位于复州花园小区的一处航模、编程教学点，见到了小不点创客负责人刘某。说明来意后，刘某觉得很冤枉，声称自己遭遇了诈骗，也是受害者。
据他介绍，2020年9月，湖北三剑汇体育发展有限公司划出约120平米场地，拿着与市体育馆签订的5年合同（标注有效期为2018年7月1日至2023年6月30日）与自己名下的湖北涵云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涵云科技）签订了3年租赁合同（有效期为2020年9月1日至2023年9月1日）。但实际上，三剑汇与市体育馆合同有补充协议，场地租赁期限到2021年6月30日已截止。
此外，三剑汇股东单某与涵云科技签订《联盟合作协议书》，单某携三剑汇击剑项目、设备、场地、技术等与刘某合作，刘某负责运营管理、员工工资、水电房租等，单某负责教学事宜，所得收益双方五五分成。
“当时我这边只安排了前台工作人员参与击剑项目招生、排课事宜，但经营到去年6月时，因合同到期，三剑汇收到市体育馆清场通知，当即撤出击剑项目物品、腾出场地。我也受到牵连，用于航模教学的物品被随意处置，再加上装修投入，我的损失高达70万左右。”刘某告诉记者，“此后，单某在未通知我的情况下，私自把击剑项目装备搬离，将学生们安排在位于市汽车客运站对面的动感健身教室继续教学。我发现后质问他，他说击剑是他自己的事，与我无关。去年9月，我把三剑汇及单某告上法庭后，单某就不让我们安排的工作人员继续帮忙了，声称自己全权负责击剑项目。但今年1月，他停课了，并鼓动没上完课的学员家长找我们退费。”
“击剑项目的每一笔收入，我们前台工作人员收费后都转给了单某及另一位负责教学的教练，每一笔都有据可查，没有一笔流入我本人或者涵云科技、小不点创客，证据我已经提交给了干河市场监管所。”刘某表示，单某已经拉黑了他的所有联系方式，拒绝沟通见面。目前市场监管部门已经介入，他和三剑汇及单某的官司进入损失审计阶段，等官司结束，他会遵从市场监管部门相关处理意见及法院判决书履行相关责任，一切公事公办，不接受任何私下协商。
据记者调查发现，刘某以其名下涵云科技签约，但在实际经营过程中，则是使用名下另一家公司小不点创客的名义。
市场监管部门：此事处于调解阶段
为了全面了解事情原貌，记者与单某取得联系，但他表示市场监管部门已经介入，具体内情不方便透露。3月3日上午，记者前往动感健身教室，但该场地大门紧闭，透过玻璃向内看去，没有看到击剑相关装备。
经过前期沟通了解，3月9日下午，记者来到干河市场监管所，见到了处理此事的一位工作人员。
该工作人员告诉记者，已有5位学员家长向市场监管部门投诉此事。接到投诉后，该所第一时间安排工作人员调查取证，并在小不点创客位于复州花园的一处教学点找到了刘某，仔细核查了该公司经营资质、在击剑项目中所承担的责任义务，并要求刘某提交了与三剑汇、单某之间的合同协议、转账记录等证据资料，确定去年6月因场地问题纠纷，击剑项目被迫中止。
而经过约谈，单某说法与刘某并不相同，单某自述击剑场馆地址变更后，小不点创客对于学员善后各种推诿。自己出于对学员负责的态度，继续义务上课半年有余，经多次交涉，未拿到一分教学费用，自己也从未收取学员学费。
“刘某与单某之间的纠纷，均与消费者投诉无关，应该另案处理，我们首要是解决消费者退款的问题。目前家长们提供的收据等直接指向小不点创客为收款方，也意味着小不点创客确实应对学员家长负责。现在停课了，学员的课时没上完，后续是继续履约上课还是折现退款，应该拿出说法。”该工作人员表示，“当前家长要求都是退款，我们现在的思路也是去繁留简，让刘某先行赔付家长，至于他跟三剑汇及单某的官司，遵循法院判决。但刘某坚持要等官司结束法院判决后再履行责任，这样一来，时间线可能拉得太长，家长心情急切，也不应该一拖再拖。”
“我们将再找刘某约谈，看他能否改变态度先行赔付家长。”该工作人员表示，在调解阶段，遵循平等自愿原则，如果任何一方不认可或不执行调解结果，就只能中止调解，消费者通过司法程序维权。
后续进展，仙桃周刊将持续予以关注。（记者 郭欢）
图一：一张旧图显示，三剑汇曾租用体育馆场地。电子显示屏上有小不点创客招生信息
图二：黎女士提供的课程跟踪表显示，62节课只上了16节课
那么，小不点创客与三剑汇到底是什么关系？对于学员未上完的课时费何时能退还？学员家长又该从哪些途径维护自己的正当权益呢？
对此，记者进行了多番探访。
学员家长：停课已久，退费成难题
因为疫情原因，黎女士目前人在外地，还未返回仙桃，于是选择了跟记者线上沟通。她告诉记者，当时报名是小不点创客收的费，出具的相关收费凭证，而主管教学的则是三剑汇的单教练，双方可能是合作关系。
“由于上课的学员比较少，培训时间不固定，导致孩子断断续续只上了16节课。目前两家机构已从市体育馆的场地全部搬走了，小不点创客的老板刘某说他正在跟击剑教练单某打官司，要我们自己去找单教练要钱。”黎女士告诉记者，作为家长她已经不再信任这两家机构，更不放心把孩子交给他们，只希望将未上完的课时折现退费。
“出现停课后，我们好几位家长找刘某理论，刘某却改口说自己不是老板，他跟三剑汇只是合作关系，现在他不负责该项目。但当初报名的时候，他说他是这边的负责人，收费金额都要经过他同意。”黎女士认为，无论小不点创客和三剑汇是怎样的合作经营模式，自己是把学费交给了小不点创客，该机构就应该对学员负责。
“刘某后来又改口说我孩子报名时间是去年的2月28日，报的是年课已过期。但实际上我们都是按62次课时打包交的学费，这点其他学员家长均可以作证。针对我们报名课时较多的家长，小不点创客不做任何提示就私自抹掉课程，合理么？”黎女士气愤地说道。
记者调查发现，包括黎女士在内已有多名学员家长在12345公共服务热线平台、市市场监督管理局12315投诉举报平台等发起投诉，投诉内容直接指向小不点创客退费难问题，此事得到了市场监管部门的高度重视，已经按照属地管理原则，移交干河市场监督管理所处理。
小不点创客：合作方违约，自己也是受害者
那么，身处事件旋涡中心的小不点创客，对于此事又是如何回应的呢？
因小不点创客击剑项目已经搬离市体育馆场地，3月3日，记者辗转找到该机构位于复州花园小区的一处航模、编程教学点，见到了小不点创客负责人刘某。说明来意后，刘某觉得很冤枉，声称自己遭遇了诈骗，也是受害者。
据他介绍，2020年9月，湖北三剑汇体育发展有限公司划出约120平米场地，拿着与市体育馆签订的5年合同（标注有效期为2018年7月1日至2023年6月30日）与自己名下的湖北涵云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涵云科技）签订了3年租赁合同（有效期为2020年9月1日至2023年9月1日）。但实际上，三剑汇与市体育馆合同有补充协议，场地租赁期限到2021年6月30日已截止。
此外，三剑汇股东单某与涵云科技签订《联盟合作协议书》，单某携三剑汇击剑项目、设备、场地、技术等与刘某合作，刘某负责运营管理、员工工资、水电房租等，单某负责教学事宜，所得收益双方五五分成。
“当时我这边只安排了前台工作人员参与击剑项目招生、排课事宜，但经营到去年6月时，因合同到期，三剑汇收到市体育馆清场通知，当即撤出击剑项目物品、腾出场地。我也受到牵连，用于航模教学的物品被随意处置，再加上装修投入，我的损失高达70万左右。”刘某告诉记者，“此后，单某在未通知我的情况下，私自把击剑项目装备搬离，将学生们安排在位于市汽车客运站对面的动感健身教室继续教学。我发现后质问他，他说击剑是他自己的事，与我无关。去年9月，我把三剑汇及单某告上法庭后，单某就不让我们安排的工作人员继续帮忙了，声称自己全权负责击剑项目。但今年1月，他停课了，并鼓动没上完课的学员家长找我们退费。”
“击剑项目的每一笔收入，我们前台工作人员收费后都转给了单某及另一位负责教学的教练，每一笔都有据可查，没有一笔流入我本人或者涵云科技、小不点创客，证据我已经提交给了干河市场监管所。”刘某表示，单某已经拉黑了他的所有联系方式，拒绝沟通见面。目前市场监管部门已经介入，他和三剑汇及单某的官司进入损失审计阶段，等官司结束，他会遵从市场监管部门相关处理意见及法院判决书履行相关责任，一切公事公办，不接受任何私下协商。
据记者调查发现，刘某以其名下涵云科技签约，但在实际经营过程中，则是使用名下另一家公司小不点创客的名义。
市场监管部门：此事处于调解阶段
为了全面了解事情原貌，记者与单某取得联系，但他表示市场监管部门已经介入，具体内情不方便透露。3月3日上午，记者前往动感健身教室，但该场地大门紧闭，透过玻璃向内看去，没有看到击剑相关装备。
经过前期沟通了解，3月9日下午，记者来到干河市场监管所，见到了处理此事的一位工作人员。
该工作人员告诉记者，已有5位学员家长向市场监管部门投诉此事。接到投诉后，该所第一时间安排工作人员调查取证，并在小不点创客位于复州花园的一处教学点找到了刘某，仔细核查了该公司经营资质、在击剑项目中所承担的责任义务，并要求刘某提交了与三剑汇、单某之间的合同协议、转账记录等证据资料，确定去年6月因场地问题纠纷，击剑项目被迫中止。
而经过约谈，单某说法与刘某并不相同，单某自述击剑场馆地址变更后，小不点创客对于学员善后各种推诿。自己出于对学员负责的态度，继续义务上课半年有余，经多次交涉，未拿到一分教学费用，自己也从未收取学员学费。
“刘某与单某之间的纠纷，均与消费者投诉无关，应该另案处理，我们首要是解决消费者退款的问题。目前家长们提供的收据等直接指向小不点创客为收款方，也意味着小不点创客确实应对学员家长负责。现在停课了，学员的课时没上完，后续是继续履约上课还是折现退款，应该拿出说法。”该工作人员表示，“当前家长要求都是退款，我们现在的思路也是去繁留简，让刘某先行赔付家长，至于他跟三剑汇及单某的官司，遵循法院判决。但刘某坚持要等官司结束法院判决后再履行责任，这样一来，时间线可能拉得太长，家长心情急切，也不应该一拖再拖。”
“我们将再找刘某约谈，看他能否改变态度先行赔付家长。”该工作人员表示，在调解阶段，遵循平等自愿原则，如果任何一方不认可或不执行调解结果，就只能中止调解，消费者通过司法程序维权。
后续进展，仙桃周刊将持续予以关注。（记者 郭欢）
图一：一张旧图显示，三剑汇曾租用体育馆场地。电子显示屏上有小不点创客招生信息
图二：黎女士提供的课程跟踪表显示，62节课只上了16节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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