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熹版大学
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亲民，在止于至善。知止而后有定，定而后能静，静而后能安，安而后能虑，虑而后能得。物有本末，事有终始。知所先后，则近道矣。
古之欲明明德于天下者，先治其国；欲治其国者，先齐其家；欲齐其家者，先修其身；欲修其身者，先正其心；欲正其心者，先诚其意；欲诚其意者，先致其知。致知在格物。物格而后知至，知至而后意诚，意诚而后心正，心正而后身修，身修而后家齐，家齐而后国治，国治而后天下平。自天子以至于庶人，壹是皆以修身为本。其本乱，而末治者否矣。其所厚者薄，而其所薄者厚，未之有也。
《康诰》曰：“克明德。”《太甲》曰：“顾諟天之明命。”《帝典》曰：“克明峻德。”皆自明也。
汤之《盘铭》曰：“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康诰》曰：“作新民。”《诗》曰：“周虽旧邦，其命维新。”是故君子无所不用其极。
《诗》云：“邦畿千里，维民所止。”《诗》云：“缗蛮黄鸟，止于丘隅。” 子曰：“于止，知其所止，可以人而不如鸟乎？”
《诗》云：“穆穆文王，於缉熙敬止！”为人君，止于仁；为人臣，止于敬；为人子，止于孝；为人父，止于慈；与国人交，止于信。
《诗》云：“瞻彼淇澳，菉竹猗猗。有斐君子，如切如磋，如琢如磨。瑟兮僴兮，赫兮喧兮。有斐君子，终不可喧兮！”“如切如磋”者，道学也。“如琢如磨”者，自修也。“瑟兮僴兮”者，恂栗也。“赫兮喧兮”者，威仪也。“有斐君子，终不可喧兮”者，道盛德至善，民之不能忘也。
《诗》云：“於戏，前王不忘！”君子贤其贤而亲其亲，小人乐其乐而利其利，此以没世不忘也。
子曰：“听讼，吾犹人也。必也使无讼乎！”无情者不得尽其辞。大畏民志，此谓知本。
所谓致知在格物者，言欲致吾之知，在即物而穷其理也。盖人心之灵莫不有知，而天下之物莫不有理，唯于理有未穷，故其知又不尽也，是以《大学》始教，必使学者即凡于天下之物，莫不因其已知之理而益穷之，以求至乎其极。至于用力之久，而一旦豁然贯通焉，则众物之表里精粗无不到，而吾心之全体大用无不明矣。此谓物格，此谓知之至也。
所谓诚其意者，毋自欺也。如恶恶臭，如好好色，此之谓自谦。故君子必慎其独也。小人闲居为不善，无所不至，见君子而后厌然，掩其不善，而著其善。人之视己，如见其肺肝然，则何益矣。此谓诚于中，形于外，故君子必慎其独也。
曾子曰：“十目所视，十手所指，其严乎！”富润屋，德润身，心广体胖，故君子必诚其意。
所谓修身在正其心者，身有所忿懥，则不得其正，有所恐惧，则不得其正，有所好乐，则不得其正，有所忧患，则不得其正。心不在焉，视而不见，听而不闻，食而不知其味。此谓修身在正其心。
所谓齐其家在修其身者，人之其所亲爱而辟焉，之其所贱恶而辟焉，之其所畏敬而辟焉，之其所哀矜而辟焉，之其所敖惰而辟焉。故好而知其恶，恶而知其美者，天下鲜矣。故谚有之曰：“人莫知其子之恶，莫知其苗之硕。”此谓身不修不可以齐其家。
所谓治国必先齐其家者，其家不可教而能教人者，无之。故君子不出家而成教于国。孝者，所以事君也；悌者，所以事长也；慈者，所以使众也。《康诰》曰：“如保赤子。”心诚求之，虽不中不远矣。未有学养子而后嫁者也。一家仁，一国兴仁；一家让，一国兴让；一人贪戾，一国作乱：其机如此。此谓一言偾事，一人定国。尧、舜帅天下以仁，而民从之。桀、纣帅天下以暴，而民从之。其所令反其所好，而民不从。是故君子有诸己而后求诸人，无诸己而后非诸人。所藏乎身不恕，而能喻诸人者，未之有也。故治国在齐其家。
《诗》云：“桃之夭夭，其叶蓁蓁。之子于归，宜其家人。”宜其家人，而后可以教国人。
《诗》云：“宜兄宜弟。”宜兄宜弟，而后可以教国人。
《诗》云：“其仪不忒，正是四国。”其为父子兄弟足法，而后民法之也。此谓治国在齐其家者。
所谓平天下在治其国者，上老老而民兴孝，上长长而民兴悌，上恤孤而民不倍，是以君子有絜矩之道也。
所恶于上，毋以使下，所恶于下，毋以事上；所恶于前，毋以先后；所恶于后，毋以从前；所恶于右，毋以交于左；所恶于左，毋以交于右；此之谓絜矩之道。
《诗》云：“乐只君子，民之父母。”民之所好好之，民之所恶恶之，此之谓民之父母。《诗》云：“节彼南山，维石岩岩。赫赫师尹，民具尔瞻。”有国者不可以不慎，辟，则为天下僇矣。《诗》云：“殷之未丧师，克配上帝。仪鉴于殷，峻命不易。”道得众则得国，失众则失国。
是故君子先慎乎德。有德此有人，有人此有土，有土此有财，有财此有用。
德者本也，财者末也。外本内末，争民施夺。是故财聚则民散，财散则民聚。是故言悖而出者，亦悖而入；货悖而入者，亦悖而出。
《康诰》曰：“惟命不于常。”道善则得之，不善则失之矣。
《楚书》曰：“楚国无以为宝，惟善以为宝。”舅犯曰：“亡人无以为宝，仁亲以为宝。”
《秦誓》曰：“若有一介臣，断断兮无他技，其心休休焉，其如有容焉。人之有技，若己有之；人之彦圣，其心好之，不啻若自其口出。实能容之，以能保我子孙黎民，尚亦有利哉！人之有技，媢嫉以恶之；人之彦圣，而违之，俾不通：实不能容，以不能保我子孙黎民，亦曰殆哉！”唯仁人放流之，迸诸四夷，不与同中国。此谓唯仁人为能爱人，能恶人。见贤而不能举，举而不能先，命也；见不善而不能退，退而不能远，过也。好人之所恶，恶人之所好，是谓拂人之性，灾必逮夫身。是故君子有大道，必忠信以得之，骄泰以失之。
生财有大道，生之者众，食之者寡，为之者疾，用之者舒，则财恒足矣。仁者以财发身，不仁者以身发财。未有上好仁而下不好义者也，未有好义其事不终者也，未有府库财非其财者也。孟献子曰：“畜马乘不察于鸡豚，伐冰之家不畜牛羊，百乘之家不畜聚敛之臣。与其有聚敛之臣，宁有盗臣。”此谓国不以利为利，以义为利也。长国家而务财用者，必自小人矣。彼为善之，小人之使为国家，灾害并至。虽有善者，亦无如之何矣！此谓国不以利为利，以义为利也。 https://t.cn/z8WGyC1
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亲民，在止于至善。知止而后有定，定而后能静，静而后能安，安而后能虑，虑而后能得。物有本末，事有终始。知所先后，则近道矣。
古之欲明明德于天下者，先治其国；欲治其国者，先齐其家；欲齐其家者，先修其身；欲修其身者，先正其心；欲正其心者，先诚其意；欲诚其意者，先致其知。致知在格物。物格而后知至，知至而后意诚，意诚而后心正，心正而后身修，身修而后家齐，家齐而后国治，国治而后天下平。自天子以至于庶人，壹是皆以修身为本。其本乱，而末治者否矣。其所厚者薄，而其所薄者厚，未之有也。
《康诰》曰：“克明德。”《太甲》曰：“顾諟天之明命。”《帝典》曰：“克明峻德。”皆自明也。
汤之《盘铭》曰：“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康诰》曰：“作新民。”《诗》曰：“周虽旧邦，其命维新。”是故君子无所不用其极。
《诗》云：“邦畿千里，维民所止。”《诗》云：“缗蛮黄鸟，止于丘隅。” 子曰：“于止，知其所止，可以人而不如鸟乎？”
《诗》云：“穆穆文王，於缉熙敬止！”为人君，止于仁；为人臣，止于敬；为人子，止于孝；为人父，止于慈；与国人交，止于信。
《诗》云：“瞻彼淇澳，菉竹猗猗。有斐君子，如切如磋，如琢如磨。瑟兮僴兮，赫兮喧兮。有斐君子，终不可喧兮！”“如切如磋”者，道学也。“如琢如磨”者，自修也。“瑟兮僴兮”者，恂栗也。“赫兮喧兮”者，威仪也。“有斐君子，终不可喧兮”者，道盛德至善，民之不能忘也。
《诗》云：“於戏，前王不忘！”君子贤其贤而亲其亲，小人乐其乐而利其利，此以没世不忘也。
子曰：“听讼，吾犹人也。必也使无讼乎！”无情者不得尽其辞。大畏民志，此谓知本。
所谓致知在格物者，言欲致吾之知，在即物而穷其理也。盖人心之灵莫不有知，而天下之物莫不有理，唯于理有未穷，故其知又不尽也，是以《大学》始教，必使学者即凡于天下之物，莫不因其已知之理而益穷之，以求至乎其极。至于用力之久，而一旦豁然贯通焉，则众物之表里精粗无不到，而吾心之全体大用无不明矣。此谓物格，此谓知之至也。
所谓诚其意者，毋自欺也。如恶恶臭，如好好色，此之谓自谦。故君子必慎其独也。小人闲居为不善，无所不至，见君子而后厌然，掩其不善，而著其善。人之视己，如见其肺肝然，则何益矣。此谓诚于中，形于外，故君子必慎其独也。
曾子曰：“十目所视，十手所指，其严乎！”富润屋，德润身，心广体胖，故君子必诚其意。
所谓修身在正其心者，身有所忿懥，则不得其正，有所恐惧，则不得其正，有所好乐，则不得其正，有所忧患，则不得其正。心不在焉，视而不见，听而不闻，食而不知其味。此谓修身在正其心。
所谓齐其家在修其身者，人之其所亲爱而辟焉，之其所贱恶而辟焉，之其所畏敬而辟焉，之其所哀矜而辟焉，之其所敖惰而辟焉。故好而知其恶，恶而知其美者，天下鲜矣。故谚有之曰：“人莫知其子之恶，莫知其苗之硕。”此谓身不修不可以齐其家。
所谓治国必先齐其家者，其家不可教而能教人者，无之。故君子不出家而成教于国。孝者，所以事君也；悌者，所以事长也；慈者，所以使众也。《康诰》曰：“如保赤子。”心诚求之，虽不中不远矣。未有学养子而后嫁者也。一家仁，一国兴仁；一家让，一国兴让；一人贪戾，一国作乱：其机如此。此谓一言偾事，一人定国。尧、舜帅天下以仁，而民从之。桀、纣帅天下以暴，而民从之。其所令反其所好，而民不从。是故君子有诸己而后求诸人，无诸己而后非诸人。所藏乎身不恕，而能喻诸人者，未之有也。故治国在齐其家。
《诗》云：“桃之夭夭，其叶蓁蓁。之子于归，宜其家人。”宜其家人，而后可以教国人。
《诗》云：“宜兄宜弟。”宜兄宜弟，而后可以教国人。
《诗》云：“其仪不忒，正是四国。”其为父子兄弟足法，而后民法之也。此谓治国在齐其家者。
所谓平天下在治其国者，上老老而民兴孝，上长长而民兴悌，上恤孤而民不倍，是以君子有絜矩之道也。
所恶于上，毋以使下，所恶于下，毋以事上；所恶于前，毋以先后；所恶于后，毋以从前；所恶于右，毋以交于左；所恶于左，毋以交于右；此之谓絜矩之道。
《诗》云：“乐只君子，民之父母。”民之所好好之，民之所恶恶之，此之谓民之父母。《诗》云：“节彼南山，维石岩岩。赫赫师尹，民具尔瞻。”有国者不可以不慎，辟，则为天下僇矣。《诗》云：“殷之未丧师，克配上帝。仪鉴于殷，峻命不易。”道得众则得国，失众则失国。
是故君子先慎乎德。有德此有人，有人此有土，有土此有财，有财此有用。
德者本也，财者末也。外本内末，争民施夺。是故财聚则民散，财散则民聚。是故言悖而出者，亦悖而入；货悖而入者，亦悖而出。
《康诰》曰：“惟命不于常。”道善则得之，不善则失之矣。
《楚书》曰：“楚国无以为宝，惟善以为宝。”舅犯曰：“亡人无以为宝，仁亲以为宝。”
《秦誓》曰：“若有一介臣，断断兮无他技，其心休休焉，其如有容焉。人之有技，若己有之；人之彦圣，其心好之，不啻若自其口出。实能容之，以能保我子孙黎民，尚亦有利哉！人之有技，媢嫉以恶之；人之彦圣，而违之，俾不通：实不能容，以不能保我子孙黎民，亦曰殆哉！”唯仁人放流之，迸诸四夷，不与同中国。此谓唯仁人为能爱人，能恶人。见贤而不能举，举而不能先，命也；见不善而不能退，退而不能远，过也。好人之所恶，恶人之所好，是谓拂人之性，灾必逮夫身。是故君子有大道，必忠信以得之，骄泰以失之。
生财有大道，生之者众，食之者寡，为之者疾，用之者舒，则财恒足矣。仁者以财发身，不仁者以身发财。未有上好仁而下不好义者也，未有好义其事不终者也，未有府库财非其财者也。孟献子曰：“畜马乘不察于鸡豚，伐冰之家不畜牛羊，百乘之家不畜聚敛之臣。与其有聚敛之臣，宁有盗臣。”此谓国不以利为利，以义为利也。长国家而务财用者，必自小人矣。彼为善之，小人之使为国家，灾害并至。虽有善者，亦无如之何矣！此谓国不以利为利，以义为利也。 https://t.cn/z8WGyC1
无为是不为吗？
壹
总体上看，儒家倡导进取型的人生，道家则比较超然通达，故而给人以儒家入世、道家出世的印象，其实并不尽然。与“不争”相类似的是老子的“柔弱胜刚强”，常见的误读是将之等同于“以柔克刚”。
总体上看，儒家倡导进取型的人生，道家则比较超然通达，故而给人以儒家入世、道家出世的印象，其实并不尽然。老子和庄子都具有很强的文化使命感和社会责任心，只是他们较多地以批评者的面目出现而有别于孔、孟而已。孔、孟在积极进取追求事功的人生道路上也常怀有超然通达的心态，孔子主张“天下有道则见，无道则隐”，对“隐居以求其志，行义以达其道”的人给以很高的评价并心向往之，甚至当自己的理想屡屡得不到实现的时候，还萌发过漂洋过海、远离人世的念头。
孟子也主张：“得志，泽加于民，不得志，修身见于世。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善天下。”孔、孟这种矛盾心态和灵活态度是他们在天下无道、人生常穷而不得志的社会现实中不得不采取的一种自我调节和心理准备，在这一点上，他们与老、庄是一样的。在后来经过历史选择而逐渐稳定的文化格局中，儒家式的历史使命感和社会责任心得到了强化和突出，而孔、孟原有的那种超然与灵活的心态逐渐被有意无意地淡化乃至被遗忘；相反，道家式的入世情怀则被淡忘，其超然通达的方面却被突出，以至于道家在世人的心目中只是以旁观者的面目出现，道家思想遂主要被用来应付逆境和在人生进取中起调节缓冲的作用。要之，本来面目的孔、孟、老、庄与经过历史塑造的孔、孟、老、庄，都是应该区别对待的。
贰
人们常常认为道家注重天道，轻视人事，实际的情况恐非如此。道家虽然善于思考天道，道家著作虽然以谈论天道和哲理为一大特色，但终归还要落实到政治、社会和人生中来。《老子》五千言中，主要的篇幅还是谈社会、政治与人生的，有的是直接谈社会政治与人生，有的是从天道和哲理中引出社会政治与人生，或从社会政治与人生中提升出天道和哲理；即使是只谈天道和哲理的语句，其宗旨也是要为社会、政治和人生求得天道观方面的依据和哲理方面的指导。正是由于道家对社会、政治和人生问题的关注，并提出了与儒家迥异的看法和解决方式，因而才能在这一广大的领域同儒家学说形成互动和互补。
人们往往将老子看成是隐士的代表，将道家与隐士简单地划上等号，并认为隐士是逃避现实的一批人，这种看法也是不准确的。隐士是指拒不与当政者合作的士人，而老子长期担任周之“守藏史”，当了一辈子的官，是在晚年才“见周之衰，乃遂去”的，因此将老子归为隐士是不妥的。至于说隐士逃避现实，这种常见的说法也是不准确的。隐士的隐居是为了“求志”，他们并没有忘却天下，他们无时无刻不在观察社会，把天下放在心上。
庄子就是这种隐士的典型，庄子自己就说过：“古之所谓隐士者，非伏其身而弗见也，非闭其言而不出也，非藏其知而不发也，时命大谬也。当时命而大行乎天下，则反一无迹；不当时命而大穷乎天下，则根深宁极而待。此存身之道也。”这说明，隐士的“隐”不过是“待时”，他们并非是逃避现实，而是对现实的看法和对待现实的态度与众不同而已。抨击时政、反思传统和批判世俗，是隐士关心社会的独特方式，隐居不仕是他们成为社会批判意识的主要承担者之必要条件。
儒家的忧患意识经常为人们所称道，提起古人的忧患意识人们往往归之于儒家，似乎只有儒家才具有忧患意识，其实道家也具有忧患意识。儒道两家的忧患意识各有其关注的方面，两者的价值不可互相替代。儒家式的忧患意识关注的是国家和民族的前途命运，而道家式的忧患意识则是对整个人类的前途命运的终极关怀。
叁
老、庄思想的最深刻之处，在于他们在人类文明发展的早期，就敏锐地看到了文明发展的负面作用，并对此进行了深刻的反思，提出了对策，那就是用自然主义来矫正和补救人类行为的偏差和失误。老、庄这种基于自然主义价值观的忧患意识是站在全人类乃至整个宇宙的高度上来思考问题，因而便具有了不同于儒家的眼光，他们所提出和思考的问题对于现代人类来说，往往具有很重要的借鉴意义和启示价值，这也是道家学说受到当今世界各国的学术思想界普遍重视的原因。
对于道家的不争，历来也存在着很深的误解。最常见的是把道家的不争说成是“以不争为争”，如此一来，不争就成了迂回的争，成了一种与人相争的特殊方式。这种看法由来已久，朱熹就曾说过：“老子心最毒，不与人争者，乃所以深争之也。”事实上，老子和庄子从来都没有把不争当作取胜的手段，在他们那里，不争不是手段而是目的。老子主张“圣人之道，为而不争”，应该像水那样“善利万物而不争”，而没有把不争作为获胜、获利的策略。
道家为什么主张“为而不争”呢？因为消减物欲、顺任自然、不勉强从事、不与人争，可以缓解自身承受的生存压力，更重要的是可以避免与他人发生冲突，有利于化解社会矛盾，使人际关系变得宽松和谐。至于“以不争为争”，则是后人对道家之不争的发挥和实际应用。同这种后起之义相比，老庄的不争属于“道”或价值理性的层面，后者则属于“术”或工具理性的层面，把后来才有的解释和发挥应用加于老子本人或《老子》文本是不妥的。
肆
与“不争”相类似的是老子的“柔弱胜刚强”，常见的误读是将之等同于“以柔克刚”。“柔弱胜刚强”的“胜”字在这里是“优于”、“胜过”的意思，而不是“战胜”、“克服”的意思。柔弱是老子十分推崇的品质和价值，因为在老子看来，任何事物的存在与发展都不可避免地要经历一个从柔弱到刚强的过程，“人之生也柔弱，其死也坚强；草木之生也柔脆，其死也枯槁。”因而柔弱标志着新生、生命力和发展的前途，而刚强则是衰退、走下坡路、败亡的征兆，所以说“物壮则老”，“兵强则灭，木强则折”，“坚强者死之徒，柔弱者生之徒”。
正是由于观察到柔弱的优势，老子才概括出“柔弱胜刚强”的名言，希望人们“守柔”即保持柔弱，推迟乃至避免走向刚强，使自己尽可能长久地立于不败之地。此外，道家推崇柔弱的价值同“不争”一样，亦具有缓解个人生存压力和有利于人们和谐相处的意义和社会功用。至于“以柔克刚”，则是后人对“柔弱胜刚强”的发挥和应用，作为一种克敌制胜的策略和方法。
不过这样一来，就由“道”或价值理性的层面下降到了“术”或工具理性的层面。虽然说“以柔克刚”往往屡试不爽，成为人们经常运用的策略和方法，但这显然不是老子的本意，只能证明道家思想具有极高的智慧和广大的发挥空间。
壹
总体上看，儒家倡导进取型的人生，道家则比较超然通达，故而给人以儒家入世、道家出世的印象，其实并不尽然。与“不争”相类似的是老子的“柔弱胜刚强”，常见的误读是将之等同于“以柔克刚”。
总体上看，儒家倡导进取型的人生，道家则比较超然通达，故而给人以儒家入世、道家出世的印象，其实并不尽然。老子和庄子都具有很强的文化使命感和社会责任心，只是他们较多地以批评者的面目出现而有别于孔、孟而已。孔、孟在积极进取追求事功的人生道路上也常怀有超然通达的心态，孔子主张“天下有道则见，无道则隐”，对“隐居以求其志，行义以达其道”的人给以很高的评价并心向往之，甚至当自己的理想屡屡得不到实现的时候，还萌发过漂洋过海、远离人世的念头。
孟子也主张：“得志，泽加于民，不得志，修身见于世。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善天下。”孔、孟这种矛盾心态和灵活态度是他们在天下无道、人生常穷而不得志的社会现实中不得不采取的一种自我调节和心理准备，在这一点上，他们与老、庄是一样的。在后来经过历史选择而逐渐稳定的文化格局中，儒家式的历史使命感和社会责任心得到了强化和突出，而孔、孟原有的那种超然与灵活的心态逐渐被有意无意地淡化乃至被遗忘；相反，道家式的入世情怀则被淡忘，其超然通达的方面却被突出，以至于道家在世人的心目中只是以旁观者的面目出现，道家思想遂主要被用来应付逆境和在人生进取中起调节缓冲的作用。要之，本来面目的孔、孟、老、庄与经过历史塑造的孔、孟、老、庄，都是应该区别对待的。
贰
人们常常认为道家注重天道，轻视人事，实际的情况恐非如此。道家虽然善于思考天道，道家著作虽然以谈论天道和哲理为一大特色，但终归还要落实到政治、社会和人生中来。《老子》五千言中，主要的篇幅还是谈社会、政治与人生的，有的是直接谈社会政治与人生，有的是从天道和哲理中引出社会政治与人生，或从社会政治与人生中提升出天道和哲理；即使是只谈天道和哲理的语句，其宗旨也是要为社会、政治和人生求得天道观方面的依据和哲理方面的指导。正是由于道家对社会、政治和人生问题的关注，并提出了与儒家迥异的看法和解决方式，因而才能在这一广大的领域同儒家学说形成互动和互补。
人们往往将老子看成是隐士的代表，将道家与隐士简单地划上等号，并认为隐士是逃避现实的一批人，这种看法也是不准确的。隐士是指拒不与当政者合作的士人，而老子长期担任周之“守藏史”，当了一辈子的官，是在晚年才“见周之衰，乃遂去”的，因此将老子归为隐士是不妥的。至于说隐士逃避现实，这种常见的说法也是不准确的。隐士的隐居是为了“求志”，他们并没有忘却天下，他们无时无刻不在观察社会，把天下放在心上。
庄子就是这种隐士的典型，庄子自己就说过：“古之所谓隐士者，非伏其身而弗见也，非闭其言而不出也，非藏其知而不发也，时命大谬也。当时命而大行乎天下，则反一无迹；不当时命而大穷乎天下，则根深宁极而待。此存身之道也。”这说明，隐士的“隐”不过是“待时”，他们并非是逃避现实，而是对现实的看法和对待现实的态度与众不同而已。抨击时政、反思传统和批判世俗，是隐士关心社会的独特方式，隐居不仕是他们成为社会批判意识的主要承担者之必要条件。
儒家的忧患意识经常为人们所称道，提起古人的忧患意识人们往往归之于儒家，似乎只有儒家才具有忧患意识，其实道家也具有忧患意识。儒道两家的忧患意识各有其关注的方面，两者的价值不可互相替代。儒家式的忧患意识关注的是国家和民族的前途命运，而道家式的忧患意识则是对整个人类的前途命运的终极关怀。
叁
老、庄思想的最深刻之处，在于他们在人类文明发展的早期，就敏锐地看到了文明发展的负面作用，并对此进行了深刻的反思，提出了对策，那就是用自然主义来矫正和补救人类行为的偏差和失误。老、庄这种基于自然主义价值观的忧患意识是站在全人类乃至整个宇宙的高度上来思考问题，因而便具有了不同于儒家的眼光，他们所提出和思考的问题对于现代人类来说，往往具有很重要的借鉴意义和启示价值，这也是道家学说受到当今世界各国的学术思想界普遍重视的原因。
对于道家的不争，历来也存在着很深的误解。最常见的是把道家的不争说成是“以不争为争”，如此一来，不争就成了迂回的争，成了一种与人相争的特殊方式。这种看法由来已久，朱熹就曾说过：“老子心最毒，不与人争者，乃所以深争之也。”事实上，老子和庄子从来都没有把不争当作取胜的手段，在他们那里，不争不是手段而是目的。老子主张“圣人之道，为而不争”，应该像水那样“善利万物而不争”，而没有把不争作为获胜、获利的策略。
道家为什么主张“为而不争”呢？因为消减物欲、顺任自然、不勉强从事、不与人争，可以缓解自身承受的生存压力，更重要的是可以避免与他人发生冲突，有利于化解社会矛盾，使人际关系变得宽松和谐。至于“以不争为争”，则是后人对道家之不争的发挥和实际应用。同这种后起之义相比，老庄的不争属于“道”或价值理性的层面，后者则属于“术”或工具理性的层面，把后来才有的解释和发挥应用加于老子本人或《老子》文本是不妥的。
肆
与“不争”相类似的是老子的“柔弱胜刚强”，常见的误读是将之等同于“以柔克刚”。“柔弱胜刚强”的“胜”字在这里是“优于”、“胜过”的意思，而不是“战胜”、“克服”的意思。柔弱是老子十分推崇的品质和价值，因为在老子看来，任何事物的存在与发展都不可避免地要经历一个从柔弱到刚强的过程，“人之生也柔弱，其死也坚强；草木之生也柔脆，其死也枯槁。”因而柔弱标志着新生、生命力和发展的前途，而刚强则是衰退、走下坡路、败亡的征兆，所以说“物壮则老”，“兵强则灭，木强则折”，“坚强者死之徒，柔弱者生之徒”。
正是由于观察到柔弱的优势，老子才概括出“柔弱胜刚强”的名言，希望人们“守柔”即保持柔弱，推迟乃至避免走向刚强，使自己尽可能长久地立于不败之地。此外，道家推崇柔弱的价值同“不争”一样，亦具有缓解个人生存压力和有利于人们和谐相处的意义和社会功用。至于“以柔克刚”，则是后人对“柔弱胜刚强”的发挥和应用，作为一种克敌制胜的策略和方法。
不过这样一来，就由“道”或价值理性的层面下降到了“术”或工具理性的层面。虽然说“以柔克刚”往往屡试不爽，成为人们经常运用的策略和方法，但这显然不是老子的本意，只能证明道家思想具有极高的智慧和广大的发挥空间。
#每日一善[超话]##国学新青年#
《庄子•大宗师》
子祀曰：“女恶之乎？”曰：“亡，予何恶！浸假而化予之左臂以为鸡，予因以求时夜；浸假而化予之右臂以为弹，予因以求鸮炙；浸假而化予之尻以为轮，以神为马，予因以乘之，岂更驾哉！且夫得者，时也；失者，顺也。安时而处顺，哀乐不能入也，此古之所谓县解也，而不能自解者，物有结之。且夫物不胜天久矣，吾又何恶焉！”
俄而子来有病，喘喘然将死。其妻子环而泣之。子犁往问之，曰：“叱！避！无怛化！”倚其户与之语曰：“伟哉造化！又将奚以汝为？将奚以汝适？以汝为鼠肝乎？以汝为虫臂乎？”子来曰：“父母于子，东西南北，唯命之从。阴阳于人，不翅于父母。彼近吾死而我不听，我则悍矣，彼何罪焉？夫大块以载我以形，劳我以生，佚我以老，息我以死。故善吾生者，乃所以善吾死也。今大冶铸金，金踊跃曰：‘我且必为镆铘！’大冶必以为不祥之金。今一犯人之形而曰：‘人耳！人耳！’夫造化者必以为不祥之人。今一以天地为大炉，以造化为大冶，恶乎往而不可哉！”成然寐，蘧然觉。
子桑户、孟子反、子琴张三人相与友曰：“孰能相与于无相与，相为于无相为；孰能登天游雾，挠挑无极，相忘以生，无所穷终！”三人相视而笑，莫逆于心，遂相与友。
莫然有间，而子桑户死，未葬。孔子闻之，使子贡往侍事焉。或编曲，或鼓琴，相和而歌曰：“嗟来桑户乎！嗟来桑户乎！而已反其真，而我犹为人猗！”子贡趋而进曰：“敢问临尸而歌，礼乎？”二人相视而笑曰：“是恶知礼意！”子贡反，以告孔子曰：“彼何人者邪？修行无有而外其形骸，临尸而歌，颜色不变，无以命之。彼何人者邪？”孔子曰：“彼游方之外者也，而丘游方之内者也。外内不相及，而丘使女往吊之，丘则陋矣！彼方且与造物者为人，而游乎天地之一气。彼以生为附赘县疣，以死为决溃痈。夫若然者，又恶知死生先后之所在！假于异物，托于同体；忘其肝胆，遗其耳目；反复终始，不知端倪；芒然仿徨乎尘垢之外，逍遥乎无为之业。彼又恶能愦愦然为世俗之礼，以观众人之耳目哉！”
子贡曰：“然则夫子何方之依？”孔子曰：“丘，天之戮民也。虽然，吾与汝共之。”子贡曰：“敢问其方？”孔子曰：“鱼相造乎水，人相造乎道。相造乎水者，穿池而养给；相造乎道者，无事而生定。故曰：鱼相忘乎江湖，人相忘乎道术。”子贡曰：“敢问畸人？”曰：“畸人者，畸于人而侔于天。故曰：天之小人，人之君子；人之君子，天之小人也。”
颜回问仲尼曰：“孟孙才，其母死，哭泣无涕，中心不戚，居丧不哀。无是三者，以善处丧盖鲁国，固有无其实而得其名者乎？回壹怪之。”仲尼曰：“夫孟孙氏尽之矣，进于知矣，唯简之而不得，夫已有所简矣。孟孙氏不知所以生，不知所以死。不知就先，不知就后。若化为物，以待其所不知之化已乎。且方将化，恶知不化哉？方将不化，恶知已化哉？吾特与汝，其梦未始觉者邪！且彼有骇形而无损心，有旦宅而无情死。孟孙氏特觉，人哭亦哭，是自其所以乃。且也相与‘吾之’耳矣，庸讵知吾所谓‘吾之’乎？且汝梦为鸟而厉乎天，梦为鱼而没于渊。不识今之言者，其觉者乎？其梦者乎？造适不及笑，献笑不及排，安排而去化，乃入于寥天一。”
意而子见许由，许由曰：“尧何以资汝？”意而子曰：“尧谓我：汝必躬服仁义而明言是非。”许由曰：“而奚来为轵？夫尧既已黥汝以仁义，而劓汝以是非矣。汝将何以游夫遥荡恣睢转徙之涂乎？”
意而子曰：“虽然，吾愿游于其藩。”许由曰：“不然。夫盲者无以与乎眉目颜色之好，瞽者无以与乎青黄黼黻之观。”意而子曰：“夫无庄之失其美，据梁之失其力，黄帝之亡其知，皆在炉捶之间耳。庸讵知夫造物者之不息我黥而补我劓，使我乘成以随先生邪？”许由曰：“噫！未可知也。我为汝言其大略：吾师乎！吾师乎！赍万物而不为义，泽及万世而不为仁，长于上古而不为老，覆载天地、刻雕众形而不为巧。此所游已！
颜回曰：“回益矣。”仲尼曰：“何谓也？”曰：“回忘仁义矣。”曰：“可矣，犹未也。”他日复见，曰：“回益矣。”曰：“何谓也？”曰：“回忘礼乐矣！”曰：“可矣，犹未也。”他日复见，曰：“回益矣！”曰：“何谓也？”曰：“回坐忘矣。”仲尼蹴然曰：“何谓坐忘？”颜回曰：“堕肢体，黜聪明，离形去知，同于大通，此谓坐忘。”仲尼曰：“同则无好也，化则无常也。而果其贤乎！丘也请从而后也。”
子舆与子桑友。而霖雨十日，子舆曰：“子桑殆病矣！”裹饭而往食之。至子桑之门，则若歌若哭，鼓琴曰：“父邪！母邪！天乎！人乎！”有不任其声而趋举其诗焉。子舆入，曰：“子之歌诗，何故若是？”曰：“吾思夫使我至此极者而弗得也。父母岂欲吾贫哉？天无私覆，地无私载，天地岂私贫我哉？求其为之者而不得也！然而至此极者，命也夫！”
《庄子•大宗师》
子祀曰：“女恶之乎？”曰：“亡，予何恶！浸假而化予之左臂以为鸡，予因以求时夜；浸假而化予之右臂以为弹，予因以求鸮炙；浸假而化予之尻以为轮，以神为马，予因以乘之，岂更驾哉！且夫得者，时也；失者，顺也。安时而处顺，哀乐不能入也，此古之所谓县解也，而不能自解者，物有结之。且夫物不胜天久矣，吾又何恶焉！”
俄而子来有病，喘喘然将死。其妻子环而泣之。子犁往问之，曰：“叱！避！无怛化！”倚其户与之语曰：“伟哉造化！又将奚以汝为？将奚以汝适？以汝为鼠肝乎？以汝为虫臂乎？”子来曰：“父母于子，东西南北，唯命之从。阴阳于人，不翅于父母。彼近吾死而我不听，我则悍矣，彼何罪焉？夫大块以载我以形，劳我以生，佚我以老，息我以死。故善吾生者，乃所以善吾死也。今大冶铸金，金踊跃曰：‘我且必为镆铘！’大冶必以为不祥之金。今一犯人之形而曰：‘人耳！人耳！’夫造化者必以为不祥之人。今一以天地为大炉，以造化为大冶，恶乎往而不可哉！”成然寐，蘧然觉。
子桑户、孟子反、子琴张三人相与友曰：“孰能相与于无相与，相为于无相为；孰能登天游雾，挠挑无极，相忘以生，无所穷终！”三人相视而笑，莫逆于心，遂相与友。
莫然有间，而子桑户死，未葬。孔子闻之，使子贡往侍事焉。或编曲，或鼓琴，相和而歌曰：“嗟来桑户乎！嗟来桑户乎！而已反其真，而我犹为人猗！”子贡趋而进曰：“敢问临尸而歌，礼乎？”二人相视而笑曰：“是恶知礼意！”子贡反，以告孔子曰：“彼何人者邪？修行无有而外其形骸，临尸而歌，颜色不变，无以命之。彼何人者邪？”孔子曰：“彼游方之外者也，而丘游方之内者也。外内不相及，而丘使女往吊之，丘则陋矣！彼方且与造物者为人，而游乎天地之一气。彼以生为附赘县疣，以死为决溃痈。夫若然者，又恶知死生先后之所在！假于异物，托于同体；忘其肝胆，遗其耳目；反复终始，不知端倪；芒然仿徨乎尘垢之外，逍遥乎无为之业。彼又恶能愦愦然为世俗之礼，以观众人之耳目哉！”
子贡曰：“然则夫子何方之依？”孔子曰：“丘，天之戮民也。虽然，吾与汝共之。”子贡曰：“敢问其方？”孔子曰：“鱼相造乎水，人相造乎道。相造乎水者，穿池而养给；相造乎道者，无事而生定。故曰：鱼相忘乎江湖，人相忘乎道术。”子贡曰：“敢问畸人？”曰：“畸人者，畸于人而侔于天。故曰：天之小人，人之君子；人之君子，天之小人也。”
颜回问仲尼曰：“孟孙才，其母死，哭泣无涕，中心不戚，居丧不哀。无是三者，以善处丧盖鲁国，固有无其实而得其名者乎？回壹怪之。”仲尼曰：“夫孟孙氏尽之矣，进于知矣，唯简之而不得，夫已有所简矣。孟孙氏不知所以生，不知所以死。不知就先，不知就后。若化为物，以待其所不知之化已乎。且方将化，恶知不化哉？方将不化，恶知已化哉？吾特与汝，其梦未始觉者邪！且彼有骇形而无损心，有旦宅而无情死。孟孙氏特觉，人哭亦哭，是自其所以乃。且也相与‘吾之’耳矣，庸讵知吾所谓‘吾之’乎？且汝梦为鸟而厉乎天，梦为鱼而没于渊。不识今之言者，其觉者乎？其梦者乎？造适不及笑，献笑不及排，安排而去化，乃入于寥天一。”
意而子见许由，许由曰：“尧何以资汝？”意而子曰：“尧谓我：汝必躬服仁义而明言是非。”许由曰：“而奚来为轵？夫尧既已黥汝以仁义，而劓汝以是非矣。汝将何以游夫遥荡恣睢转徙之涂乎？”
意而子曰：“虽然，吾愿游于其藩。”许由曰：“不然。夫盲者无以与乎眉目颜色之好，瞽者无以与乎青黄黼黻之观。”意而子曰：“夫无庄之失其美，据梁之失其力，黄帝之亡其知，皆在炉捶之间耳。庸讵知夫造物者之不息我黥而补我劓，使我乘成以随先生邪？”许由曰：“噫！未可知也。我为汝言其大略：吾师乎！吾师乎！赍万物而不为义，泽及万世而不为仁，长于上古而不为老，覆载天地、刻雕众形而不为巧。此所游已！
颜回曰：“回益矣。”仲尼曰：“何谓也？”曰：“回忘仁义矣。”曰：“可矣，犹未也。”他日复见，曰：“回益矣。”曰：“何谓也？”曰：“回忘礼乐矣！”曰：“可矣，犹未也。”他日复见，曰：“回益矣！”曰：“何谓也？”曰：“回坐忘矣。”仲尼蹴然曰：“何谓坐忘？”颜回曰：“堕肢体，黜聪明，离形去知，同于大通，此谓坐忘。”仲尼曰：“同则无好也，化则无常也。而果其贤乎！丘也请从而后也。”
子舆与子桑友。而霖雨十日，子舆曰：“子桑殆病矣！”裹饭而往食之。至子桑之门，则若歌若哭，鼓琴曰：“父邪！母邪！天乎！人乎！”有不任其声而趋举其诗焉。子舆入，曰：“子之歌诗，何故若是？”曰：“吾思夫使我至此极者而弗得也。父母岂欲吾贫哉？天无私覆，地无私载，天地岂私贫我哉？求其为之者而不得也！然而至此极者，命也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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