邵宇 陈达飞 | 俄乌冲突：地缘政治、资产配置与世界秩序重构
以下文章来源于新财富 ，作者邵宇 陈达飞
发生在大宗商品价格上升趋势当中，进一步加剧了能源、天然气和农产品供给的缺口，从而推迟通货膨胀下行拐点的到来。长期来看，俄罗斯“脱欧入亚”，世界秩序多极失衡。俄罗斯在欧洲的失利，对中国而言并不必然是有利或者是不利因素，一切都要看俄乌冲突的均衡，以及各国能否解决好自己内部的问题。
邵宇为东方证券首席经济学家、总裁助理，中国首席经济学家论坛理事
陈达飞为东方证券宏观研究员、财富研究中心总经理
当地时间2022年2月21日，俄罗斯总统普京发表电视讲话，宣布承认以“乌东民间武装”自称的顿涅茨克人民共和国和卢甘斯克人民共和国为独立国家，并于2月24日对乌克兰发起特别军事行动。至今，军事冲突已经进行了9天，俄乌双方未能在2月28日至3月1日的首场谈判中达成一致，战争进入边打边谈的阶段。俄军正在围攻乌克兰首都基辅，美、欧等西方国家在源源不断地援助乌克兰，对俄罗斯的制裁在持续加码。这或许无法阻止战争，但会显著增加俄罗斯的成本。
这并不是一场没有预兆的冲突。近看，基于俄罗斯军队的部署，在战争爆发前两周，美国国家安全顾问杰克•沙利文就表示过，俄罗斯对乌克兰的军事进攻随时都可能发生。2月15日，美国参议院外交关系委员会成员吉姆•里施向国会提交了《欧洲领土永不妥协法案》，制定了援助乌克兰和制裁俄罗斯的一篮子方案，前者包括多项军事物资和资金援助，后者包括永久暂停北溪-2号项目和金融制裁等，希望以此威慑俄罗斯。
远看，俄乌冲突的根源可追溯到上世纪90年代末。2月14日，前美国驻苏联大使杰克•马特洛克在美国美俄协议委员会上发表长文，准确预判了这场即将到来的冲突，认为这是一场可预见的、蓄意促成的、运用常识就可以避免的危机。他将矛头指向了“北约东扩”，也就是说，俄乌冲突的种子早在1996年美国国会通过《北约扩张便利化法案》时就埋下了。纽约时报专栏作者托马斯•弗里德曼在最新的专栏中也回忆道，针对北约扩张法案，他曾采访过冷战时期美国驻莫斯科大使凯南。凯南认为，北约扩张“是个可悲的错误”，是“一场新冷战的开端”。战争大多是由某种不安全感引发的，鉴于乌克兰在地缘政治、民族和历史上的特殊性，俄乌冲突难说是意料之外。
俄乌冲突的全面爆发，被认为是继2014年克里米亚战争之后的又一次升级，对后冷战秩序是沉重一击，短期和中期内加剧了金融和经济的不确定性。结合近年来美国的战略调整和中美关系的演绎，其在地缘政治方面有着更深远的含义。本文分别从金融市场、宏观经济和地缘政治三个方面进行阐述。
01短期：风险溢价上升，金融市场震荡加剧
俄乌冲突爆发后，全球地缘政治风险指数陡增，从日度数据看，仅次于2003年3月爆发的伊拉克战争，目前仍处在大幅震荡阶段，随着冲突的进一步升级，度数还可能进一步攀升（图1）。其对金融市场的影响首先并突出地表现在卢布汇率和俄罗斯风险资产价格上。过去2周内，美元兑卢布汇率已经升值30%。2月24日，俄罗斯MOEX股票指数下降33%。在西方国家加大金融制裁力度后，为缓解资本外流和银行负债端压力，俄罗斯央行将政策利率提到了20%。这不仅没有起到缓冲的作用，反而加剧了恐慌，且是不可持续的。与之相对应，美债和美元等“安全资产”却应声上涨。
图1：俄乌冲突使得全球地缘政治风险指数陡增
由史观之，金融市场上的价格信息可充当战争的“晴雨表”。在战局还不明朗的时候，交战国都需要为此支付较高的风险溢价，且随着形势向有利或不利的方向转变，风险溢价也会随之下降或上升。
大体而言，在地缘政治事件中，金融市场上都会表现出追逐安全资产的特征，表现为安全资产价格的上升和风险资产价格的下降，这与金融恐慌带来的影响并无二致。差异在于，地缘政治事件带来的金融冲击比较短暂，这与事件自身的属性有关。冷战结束后，世界进入所谓的“长和平”时代，虽然地缘政治或恐怖事件的威胁仍居高不下，但相比以前，真实发生的热战，在时间、空间和强度上都有显著下降。
以美股标准普尔500指数（S&P 500）为例，在1985年以来全球主要的37次地缘政治或恐怖袭击事件中，股票市场的波动率都有所提高（1991年海湾战争、2001年“911事件”和2003年伊拉克战争最为显著），在较多情况下都出现了下跌，但在具体数值表现出较大的差异性（表1）。例如在1987年10月的波斯湾危机中，美股在7日内下降了近25%，但这显然不能只归因于地缘政治风险，还与10月份爆发的储贷危机有关，而波斯湾危机很难说是储贷危机的充分条件，后者主要与油价下降和商业地产亏损产生的不良资产有关。再比如2001年的“911事件”，美股三日内下挫7%，但不到一个月就收复了失地。
详情链接：https://t.cn/A664lxBq
以下文章来源于新财富 ，作者邵宇 陈达飞
发生在大宗商品价格上升趋势当中，进一步加剧了能源、天然气和农产品供给的缺口，从而推迟通货膨胀下行拐点的到来。长期来看，俄罗斯“脱欧入亚”，世界秩序多极失衡。俄罗斯在欧洲的失利，对中国而言并不必然是有利或者是不利因素，一切都要看俄乌冲突的均衡，以及各国能否解决好自己内部的问题。
邵宇为东方证券首席经济学家、总裁助理，中国首席经济学家论坛理事
陈达飞为东方证券宏观研究员、财富研究中心总经理
当地时间2022年2月21日，俄罗斯总统普京发表电视讲话，宣布承认以“乌东民间武装”自称的顿涅茨克人民共和国和卢甘斯克人民共和国为独立国家，并于2月24日对乌克兰发起特别军事行动。至今，军事冲突已经进行了9天，俄乌双方未能在2月28日至3月1日的首场谈判中达成一致，战争进入边打边谈的阶段。俄军正在围攻乌克兰首都基辅，美、欧等西方国家在源源不断地援助乌克兰，对俄罗斯的制裁在持续加码。这或许无法阻止战争，但会显著增加俄罗斯的成本。
这并不是一场没有预兆的冲突。近看，基于俄罗斯军队的部署，在战争爆发前两周，美国国家安全顾问杰克•沙利文就表示过，俄罗斯对乌克兰的军事进攻随时都可能发生。2月15日，美国参议院外交关系委员会成员吉姆•里施向国会提交了《欧洲领土永不妥协法案》，制定了援助乌克兰和制裁俄罗斯的一篮子方案，前者包括多项军事物资和资金援助，后者包括永久暂停北溪-2号项目和金融制裁等，希望以此威慑俄罗斯。
远看，俄乌冲突的根源可追溯到上世纪90年代末。2月14日，前美国驻苏联大使杰克•马特洛克在美国美俄协议委员会上发表长文，准确预判了这场即将到来的冲突，认为这是一场可预见的、蓄意促成的、运用常识就可以避免的危机。他将矛头指向了“北约东扩”，也就是说，俄乌冲突的种子早在1996年美国国会通过《北约扩张便利化法案》时就埋下了。纽约时报专栏作者托马斯•弗里德曼在最新的专栏中也回忆道，针对北约扩张法案，他曾采访过冷战时期美国驻莫斯科大使凯南。凯南认为，北约扩张“是个可悲的错误”，是“一场新冷战的开端”。战争大多是由某种不安全感引发的，鉴于乌克兰在地缘政治、民族和历史上的特殊性，俄乌冲突难说是意料之外。
俄乌冲突的全面爆发，被认为是继2014年克里米亚战争之后的又一次升级，对后冷战秩序是沉重一击，短期和中期内加剧了金融和经济的不确定性。结合近年来美国的战略调整和中美关系的演绎，其在地缘政治方面有着更深远的含义。本文分别从金融市场、宏观经济和地缘政治三个方面进行阐述。
01短期：风险溢价上升，金融市场震荡加剧
俄乌冲突爆发后，全球地缘政治风险指数陡增，从日度数据看，仅次于2003年3月爆发的伊拉克战争，目前仍处在大幅震荡阶段，随着冲突的进一步升级，度数还可能进一步攀升（图1）。其对金融市场的影响首先并突出地表现在卢布汇率和俄罗斯风险资产价格上。过去2周内，美元兑卢布汇率已经升值30%。2月24日，俄罗斯MOEX股票指数下降33%。在西方国家加大金融制裁力度后，为缓解资本外流和银行负债端压力，俄罗斯央行将政策利率提到了20%。这不仅没有起到缓冲的作用，反而加剧了恐慌，且是不可持续的。与之相对应，美债和美元等“安全资产”却应声上涨。
图1：俄乌冲突使得全球地缘政治风险指数陡增
由史观之，金融市场上的价格信息可充当战争的“晴雨表”。在战局还不明朗的时候，交战国都需要为此支付较高的风险溢价，且随着形势向有利或不利的方向转变，风险溢价也会随之下降或上升。
大体而言，在地缘政治事件中，金融市场上都会表现出追逐安全资产的特征，表现为安全资产价格的上升和风险资产价格的下降，这与金融恐慌带来的影响并无二致。差异在于，地缘政治事件带来的金融冲击比较短暂，这与事件自身的属性有关。冷战结束后，世界进入所谓的“长和平”时代，虽然地缘政治或恐怖事件的威胁仍居高不下，但相比以前，真实发生的热战，在时间、空间和强度上都有显著下降。
以美股标准普尔500指数（S&P 500）为例，在1985年以来全球主要的37次地缘政治或恐怖袭击事件中，股票市场的波动率都有所提高（1991年海湾战争、2001年“911事件”和2003年伊拉克战争最为显著），在较多情况下都出现了下跌，但在具体数值表现出较大的差异性（表1）。例如在1987年10月的波斯湾危机中，美股在7日内下降了近25%，但这显然不能只归因于地缘政治风险，还与10月份爆发的储贷危机有关，而波斯湾危机很难说是储贷危机的充分条件，后者主要与油价下降和商业地产亏损产生的不良资产有关。再比如2001年的“911事件”，美股三日内下挫7%，但不到一个月就收复了失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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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楼市企稳信号频现：二手房交易继续增长，百城房价止跌转稳】贝壳研究院近期发布报告指出，今年2月，50个监测城市二手房成交量环比增长约4%，考虑春节假期及自然天数较少，市场的实际修复力度十分明显。同期，50城的二手房价格环比止跌转稳。
2月市场的升温，反映出楼市企稳的局面在春节后进一步加速。这既被认为是去年市场下跌后的“技术性反弹”，也是近期政策持续推动的结果。机构统计显示，今年已有接近50个城市发布了不同程度的稳定楼市政策，虽然并不意味着松绑，但对于市场的提振作用不可忽视。与此同时，随着传统“小阳春”时点的到来，市场的乐观情绪进一步蔓延。机构普遍认为，按照现有走势，楼市将继续迎来修复，在多重因素影响下，市场将出现量升价稳的走势。
2月市场的升温，反映出楼市企稳的局面在春节后进一步加速。这既被认为是去年市场下跌后的“技术性反弹”，也是近期政策持续推动的结果。机构统计显示，今年已有接近50个城市发布了不同程度的稳定楼市政策，虽然并不意味着松绑，但对于市场的提振作用不可忽视。与此同时，随着传统“小阳春”时点的到来，市场的乐观情绪进一步蔓延。机构普遍认为，按照现有走势，楼市将继续迎来修复，在多重因素影响下，市场将出现量升价稳的走势。
1、投资最重要的原则
投资想赚大钱，必须有耐性。换句话说，预测股价会达到什么水准，往往比预测多久才会达到那种水准容易。而另一件重要的事就是股票市场本质上具有欺骗投资人的特性，跟随其他每个人当时在做的事去做，或者自己内心不可抗拒的呐喊去做，事后往往证明是错的。
2、
投资赚钱的逻辑
买股票的最终目的是为了利润。因此，投资者应该回顾一下美国的股票市场史，看看人们累计财富的方法。有一种人，即便在早年，找到真正杰出的公司，抱牢它们的股票，度过市场的波动起伏，不为所动，也远比买低卖高的做法赚得多。因此，大部分投资人终其一生，依靠有限的几支股票，长时间的持有，就为自己或子女奠下成为巨富的基础。这些机会不见得必须在大恐慌底部的某一天买股票。这些公司股价年复一年都能让人赚到很高的利润，投资者需要的能力，是能区辩提供绝佳投资机会的少数公司。
3、
股票长期投资收益优于债券
在1946年-1956年的10年间，全球货币贬值情况非常严重，其中美元贬值了29%，每年的贬值率是3.4%。即便在利率较高的1957年，投资者购买公债长期看都仍是亏损的。通货膨胀大幅攀升源于总体信用扩增，而此事又是政府庞大的赤字使得信用体系的货币供给大增造成的。因此，正常经济周期下，企业营运保持不错，股票表现优于债券。如果是经济严重衰退，债券表现也许短期优于股票，但接下来政府大幅制造赤字的行动，必将导致债券投资真正的购买力再度大跌。经济萧条几乎肯定会制造另一次通货膨胀的急升，这样的情况下，股票的吸引力又会超过债券。所以，综合长期来看，股票投资仍是最佳的选择。
4、
“幸运且能干”和“能干所以幸运”
分析一家成长型企业，不应拿某一年的经营业绩进行评价，因为即使最出色的成长型公司，也不能期望每年的营业额都高于前一年。因此应以好几年为单位判断公司营业额有无成长。而这些优秀的成长企业有两个特征：“幸运且能干”和“能干所以幸运”。两者都要求管理层很能干。个人理解，后者类型的企业更令人心仪：即处在不利的行业竞争发展格局之中，但仍能保持出色的竞争优势，并转化为超越行业的业绩增长。
5、
利润率和边际公司
利润率是分析公司的好指标，而边际公司就是利润率低下的公司。投资者不应该只考虑经济景气下的利润率，因为经济向好时，边际公司利润率的成长幅度远高于成本较低的公司，后者的利润率也在提升，但幅度并不会太大。因此，年景好时，体质疲弱的公司盈余成长率往往高于同行中体质强健者，但也必须记住，一旦年景不好，边际公司的盈余也会急剧下降。
这些观点在现代看来，似乎不足以反映真实现状。例如零售业的利润率（净利润率）是非常低的，但很多优秀的零售企业却往往是绝佳的投资对象。利润率低于对手，但却保持强大竞争力的企业，能够通过薄利多销或提供优质低价的产品争取消费者。
6、
管理层是否报喜不报忧
即使是经营管理最好的公司，有时也会出乎意外碰到困难。最成功的企业，也无法避免这种叫人失望的事情。坦诚面对，加上良好的判断力，会知道它们只是最后成功的代价之一，这往往是公司强势的迹象，而非弱势的特征。
而管理层面对这些事情的态度，是投资人十分宝贵的线索。那种遇到好事侃侃而谈，遇到难题则三缄其口的公司领导层，投资者应该回避。
7、
选择大公司还是成长型小企业
相对于大公司，规模较小的公司股价更容易上涨。因为市值规模小，盈余的增长会更快的反应到股价当中，因此十年内可以上涨数十倍。但费雪提醒投资者：投资这样的小型成长股，技巧娴熟的人都难免偶尔犯错。而要是投资这样的普通股犯错，丢出去的每一块钱可能就消失了。因此，投资者应该选择那种历史悠久、根基较稳固的成长型股票。
而年轻高风险公司由于自身不断发展成熟，可能进步到机构投资者开始购买的地步，投资者这个时候倒可以投资这样的公司。这种公司未来增值的潜力不似以往那么大了，但仍能取得较好的回报。
8、
买进成长股的时机
不主张投资者一定要在市场崩溃后寻找买入时机，他认为在1929年股市崩溃后的两年内有勇气买入并持有几支股票的投资者收益率固然可观，但在50年代以合理的价格买入成长股的投资者也获得了惊人的回报。
坚决反对投资者去预测所谓经济景气高点和低点，以作为买入或卖出的根据。他辛辣讽刺说，如果投资者有耐心查询下每年在商业周刊上刊登的经济学家对未来的预测就会发现，他们成功的概率极低。经济学家们花费在经济预测上的时间如果拿去思考如何提升生产力可能对人类的贡献更大。
几乎所有投资大师，都对依赖经济景气预测作为投资判断的观点嗤之以鼻，彼得林奇说：美国有6万名经济学家，却没有一个人预测到1987年的股市灾难。巴菲特也说华尔街的经济学家都睡大觉，可能是投资者的好消息。
这一点应该是可以验证的，在2007年中国经济景气高点时，几乎没有经济学家对未来抱有悲观观点，狂热乐观的倒是太多。
主张投资者应选择在非常能干的管理层领导下的公司，他们偶尔也会遭遇到始料不及的问题，之后才能否极泰来。投资者应该知晓这些问题都属于暂时性质，不会永远存在。如果这些问题引发股价重挫，但可望在几个月内解决问题，而不是拖上好几年，那么此时买入股票可能相当安全。
但这并不代表投资者完全不理会经济萧条带来的问题。但诸如1929年那样的投机极度炙热导致的股价崩盘和后续经济大萧条外，投资者并不应该对股价的大幅下跌感到惊慌失措。当确定某家公司值得投资，放手去投资就是，因为推测产生的恐惧或者希望不应该令投资者却步。
9、
卖出以及何时卖出
卖出的三个理由之一，就是当初买进行为犯下错误，某特定公司的实际状况显著不如原先设想那么美好。在某种程度上，要看投资者能否坦诚面对自己。另外，就是当成长股成长潜力消耗殆尽，股票与持有原则严重脱节时，就应该卖出。最后一个理由就是有更加前景远大的成长股可以选择。
投资者不应该因为空头市场的担忧而卖出股票（恐惧熊市的到来）。他认为这样做无异于要求投资者知道空头市场何时出现，以及何时结束（在空头市场底部买回股票）。但通常情况是投资者卖出后，空头市场并未出现，市场继续上扬。等到空头市场真的来临时，却从来没有见过比卖出价格更低的位置买回相同股票的投资者。通常的情况是，股价并没有跌回卖出价，但投资者仍苦苦等待，或者股价真的一路下挫跌过卖出价，他们却又忧虑别的事情而不敢买回。
提醒投资者，不应该因为手上的股票涨幅过大就卖出股票。因为，“涨幅过大”、“估值过高”，都是非常模糊的概念。没有证据表明多高的估值或者涨幅才是最高。
进而推论出这个观点：如果当初买进普通股时，事情做得很正确，则卖出时机是——几乎永远不会到来。
投资也难免需要些运气，但长期而言，好运和坏运会相互抵消掉。想要持续成功，必须依靠技能和继续运用良好的原则。相信，未来主要属于那些能够自律且肯付出心血的人…
投资想赚大钱，必须有耐性。换句话说，预测股价会达到什么水准，往往比预测多久才会达到那种水准容易。而另一件重要的事就是股票市场本质上具有欺骗投资人的特性，跟随其他每个人当时在做的事去做，或者自己内心不可抗拒的呐喊去做，事后往往证明是错的。
2、
投资赚钱的逻辑
买股票的最终目的是为了利润。因此，投资者应该回顾一下美国的股票市场史，看看人们累计财富的方法。有一种人，即便在早年，找到真正杰出的公司，抱牢它们的股票，度过市场的波动起伏，不为所动，也远比买低卖高的做法赚得多。因此，大部分投资人终其一生，依靠有限的几支股票，长时间的持有，就为自己或子女奠下成为巨富的基础。这些机会不见得必须在大恐慌底部的某一天买股票。这些公司股价年复一年都能让人赚到很高的利润，投资者需要的能力，是能区辩提供绝佳投资机会的少数公司。
3、
股票长期投资收益优于债券
在1946年-1956年的10年间，全球货币贬值情况非常严重，其中美元贬值了29%，每年的贬值率是3.4%。即便在利率较高的1957年，投资者购买公债长期看都仍是亏损的。通货膨胀大幅攀升源于总体信用扩增，而此事又是政府庞大的赤字使得信用体系的货币供给大增造成的。因此，正常经济周期下，企业营运保持不错，股票表现优于债券。如果是经济严重衰退，债券表现也许短期优于股票，但接下来政府大幅制造赤字的行动，必将导致债券投资真正的购买力再度大跌。经济萧条几乎肯定会制造另一次通货膨胀的急升，这样的情况下，股票的吸引力又会超过债券。所以，综合长期来看，股票投资仍是最佳的选择。
4、
“幸运且能干”和“能干所以幸运”
分析一家成长型企业，不应拿某一年的经营业绩进行评价，因为即使最出色的成长型公司，也不能期望每年的营业额都高于前一年。因此应以好几年为单位判断公司营业额有无成长。而这些优秀的成长企业有两个特征：“幸运且能干”和“能干所以幸运”。两者都要求管理层很能干。个人理解，后者类型的企业更令人心仪：即处在不利的行业竞争发展格局之中，但仍能保持出色的竞争优势，并转化为超越行业的业绩增长。
5、
利润率和边际公司
利润率是分析公司的好指标，而边际公司就是利润率低下的公司。投资者不应该只考虑经济景气下的利润率，因为经济向好时，边际公司利润率的成长幅度远高于成本较低的公司，后者的利润率也在提升，但幅度并不会太大。因此，年景好时，体质疲弱的公司盈余成长率往往高于同行中体质强健者，但也必须记住，一旦年景不好，边际公司的盈余也会急剧下降。
这些观点在现代看来，似乎不足以反映真实现状。例如零售业的利润率（净利润率）是非常低的，但很多优秀的零售企业却往往是绝佳的投资对象。利润率低于对手，但却保持强大竞争力的企业，能够通过薄利多销或提供优质低价的产品争取消费者。
6、
管理层是否报喜不报忧
即使是经营管理最好的公司，有时也会出乎意外碰到困难。最成功的企业，也无法避免这种叫人失望的事情。坦诚面对，加上良好的判断力，会知道它们只是最后成功的代价之一，这往往是公司强势的迹象，而非弱势的特征。
而管理层面对这些事情的态度，是投资人十分宝贵的线索。那种遇到好事侃侃而谈，遇到难题则三缄其口的公司领导层，投资者应该回避。
7、
选择大公司还是成长型小企业
相对于大公司，规模较小的公司股价更容易上涨。因为市值规模小，盈余的增长会更快的反应到股价当中，因此十年内可以上涨数十倍。但费雪提醒投资者：投资这样的小型成长股，技巧娴熟的人都难免偶尔犯错。而要是投资这样的普通股犯错，丢出去的每一块钱可能就消失了。因此，投资者应该选择那种历史悠久、根基较稳固的成长型股票。
而年轻高风险公司由于自身不断发展成熟，可能进步到机构投资者开始购买的地步，投资者这个时候倒可以投资这样的公司。这种公司未来增值的潜力不似以往那么大了，但仍能取得较好的回报。
8、
买进成长股的时机
不主张投资者一定要在市场崩溃后寻找买入时机，他认为在1929年股市崩溃后的两年内有勇气买入并持有几支股票的投资者收益率固然可观，但在50年代以合理的价格买入成长股的投资者也获得了惊人的回报。
坚决反对投资者去预测所谓经济景气高点和低点，以作为买入或卖出的根据。他辛辣讽刺说，如果投资者有耐心查询下每年在商业周刊上刊登的经济学家对未来的预测就会发现，他们成功的概率极低。经济学家们花费在经济预测上的时间如果拿去思考如何提升生产力可能对人类的贡献更大。
几乎所有投资大师，都对依赖经济景气预测作为投资判断的观点嗤之以鼻，彼得林奇说：美国有6万名经济学家，却没有一个人预测到1987年的股市灾难。巴菲特也说华尔街的经济学家都睡大觉，可能是投资者的好消息。
这一点应该是可以验证的，在2007年中国经济景气高点时，几乎没有经济学家对未来抱有悲观观点，狂热乐观的倒是太多。
主张投资者应选择在非常能干的管理层领导下的公司，他们偶尔也会遭遇到始料不及的问题，之后才能否极泰来。投资者应该知晓这些问题都属于暂时性质，不会永远存在。如果这些问题引发股价重挫，但可望在几个月内解决问题，而不是拖上好几年，那么此时买入股票可能相当安全。
但这并不代表投资者完全不理会经济萧条带来的问题。但诸如1929年那样的投机极度炙热导致的股价崩盘和后续经济大萧条外，投资者并不应该对股价的大幅下跌感到惊慌失措。当确定某家公司值得投资，放手去投资就是，因为推测产生的恐惧或者希望不应该令投资者却步。
9、
卖出以及何时卖出
卖出的三个理由之一，就是当初买进行为犯下错误，某特定公司的实际状况显著不如原先设想那么美好。在某种程度上，要看投资者能否坦诚面对自己。另外，就是当成长股成长潜力消耗殆尽，股票与持有原则严重脱节时，就应该卖出。最后一个理由就是有更加前景远大的成长股可以选择。
投资者不应该因为空头市场的担忧而卖出股票（恐惧熊市的到来）。他认为这样做无异于要求投资者知道空头市场何时出现，以及何时结束（在空头市场底部买回股票）。但通常情况是投资者卖出后，空头市场并未出现，市场继续上扬。等到空头市场真的来临时，却从来没有见过比卖出价格更低的位置买回相同股票的投资者。通常的情况是，股价并没有跌回卖出价，但投资者仍苦苦等待，或者股价真的一路下挫跌过卖出价，他们却又忧虑别的事情而不敢买回。
提醒投资者，不应该因为手上的股票涨幅过大就卖出股票。因为，“涨幅过大”、“估值过高”，都是非常模糊的概念。没有证据表明多高的估值或者涨幅才是最高。
进而推论出这个观点：如果当初买进普通股时，事情做得很正确，则卖出时机是——几乎永远不会到来。
投资也难免需要些运气，但长期而言，好运和坏运会相互抵消掉。想要持续成功，必须依靠技能和继续运用良好的原则。相信，未来主要属于那些能够自律且肯付出心血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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