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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热爱祖国为荣以危害祖国为耻
以服务人民为荣以背离人民为耻
以崇尚科学为荣以愚昧无知为耻
以诚实守信为荣以见利忘义为耻
以遵纪守法为荣以违法乱纪为耻
富强、民主、文明、和谐
自由、平等、公正、法治
爱国、敬业、诚信、友善
自由、平等、公正、法治
以热爱祖国为荣以危害祖国为耻
以服务人民为荣以背离人民为耻
以崇尚科学为荣以愚昧无知为耻
以诚实守信为荣以见利忘义为耻
以遵纪守法为荣以违法乱纪为耻
富强、民主、文明、和谐
自由、平等、公正、法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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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由、平等、公正、法治
2019，世界秩序将向何处去 | 《文化纵横》2月新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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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刊手记
2018年逝去，2019年来临。种种迹象表明，我们正处在一个大的时代新旧转换的关键期。自2008 年以来，至少有三大因素在重新塑造全球秩序，且随着时间推移，这三大因素的走势日益明确，其带给世界的变数也日益不确定。它们分别是：逆全球化潮流、新技术革命、中国崛起。
第一，肇始于全球金融危机的世界经济秩序变动，已经在地缘政治、全球治理、社会思潮演变等方面持续发酵，演化出英国脱欧、美国特朗普当政、世界范围内民粹主义民族主义思潮崛起等逆全球化潮流。这一潮流不断冲击着冷战结束以来高歌猛进的自由主义国际秩序，世界正出现卡尔·波兰尼预言的“钟摆效应”，继自由化、市场化、全球化之后， 出现了与其相悖的反向运动——公平正义、社会保护、反全球化…… 这一保护主义反向运动来势如此凶猛，以致自由主义国际意识形态迅速退潮，在此基础上建构的WTO、IMF 等世界事务处理机制无不摇摇欲坠，而更新版的北美自贸协定、TPP11，以及正紧锣密鼓酝酿的RCEP，正日益呈现出区域化、圈子化的特征。全球化与逆全球化，正处于交替转换的关键当口。
回顾20 世纪两次世界大战之前的情形，历史正呈现惊人的重复迹象。资本主义世界体系的变动，其内在的规律，并未发生实质性变化，反资本扩张的社会保护浪潮，会伴随资本运动达致极不平衡时自发产生，并作为资本运动的矫治手段追求新的平衡。而伴随社会保护浪潮兴起的，则是既有秩序的瓦解、民族主义意识的抬头、贸易保护主义的泛滥、民族国家间矛盾的加剧与激化。可以预料，未来几十年，世界将进入一个全新的运行秩序中，其内在规律与我们今天所熟悉的世界秩序将大不相同，而2018年正是这一秩序转换的关键之年。
第二，正在扑面而来的新技术革命带来了巨大的不确定性，我们尚无法明确估量其对现存经济、社会和政治秩序的冲击效应。从目前中国人正亲历的信息技术革命看，它至少在以下方面剧烈地改变了现有秩序：（1）它重新组织了实体经济的运行形态和组织形态，并正在不断向更广泛的实体经济领域扩展，凡不适应这一信息革命变迁的组织和产业均迅速遭到淘汰；（2）它大幅度降低了资本流动的成本，使跨国、跨行业、跨区域的资本流通效率不断提高，资本组成形态日益灵活多样。与之相对应的，则是政府、劳动的谈判议价权不断下降，以地域范围为组织原则的民族国家的控制力日益减弱；（3）由于信息的快速流动，使得社会动员和社会参与的能力大幅提高，这大大增加了社会治理的成本，对行政效能形成严峻挑战。这是任何一个政党、任何一个政府都必须面对的全新问题。（4）在信息技术浪潮奔涌之时， 实体性的技术突破却遭遇瓶颈，如能源技术、材料技术等进展缓慢，人类物质领域的生产方式并没有发生革命性改变。在此背景下，信息技术革命缺乏物质生产技术革命的支持， 它对于我们的经济、社会、政治形态的重组，会造成什么样的影响也未可知。
第三，中国崛起，是冷战结束以来动摇传统国际秩序的关键变量。资本主义国际秩序的根本特征是其不平衡性。在以民族国家为单位的国际秩序中，这种不平衡性又沿着民族国家的边界而发生变迁。每隔几十年，便有新的国家崛起，对既有的国际格局产生重大挑战。从西班牙、荷兰，到英国、法国、德国、日本、苏联、美国， 300 年来世界强国此起彼落，其根本原因在于资本运动不平衡的全球规律。今日中国崛起， 正日益形成以中国为中心的全球贸易和生产网络，并不断动摇原有资本主义体系的平衡性， 成为传统强国的最大挑战。
然而今日中国的崛起，也面临着改革开放40 年来最为严峻的挑战。首先，2018 年，以中兴事件为标志，中美贸易战拉开帷幕，成为中国所面临的严峻国际形势的表征之一。中美贸易战的实质是美式全球化模式内在矛盾的尖锐化表现——全球化红利分配高度不平衡引发的国际秩序失衡。这也标志着以美国赤字贸易为支撑的世界贸易模式已经不可持续，中国的出口导向型经济走到极限。
另外，中国内部的“增量改革”进入艰难的爬坡过坎阶段，“存量改革”也遭遇巨大瓶颈。当前的增量改革主要任务，一为产业结构的转型升级，二为以“一带一路”为核心的外部资源空间的拓展。但转型升级与外部资源空间的开辟都是既需要更多的时间，也需要消化处理大量的内外部问题。以发展求改革，以增量空间化解存量结构的矛盾，这一过去惯用的主要手段，目前正在遭遇重大挑战。与此同时，经过30 多年以效率优先为导向的市场化改革，在推动中国高速发展的过程中，也不断生成新的社会问题。看一下我们生活中的高房价，以及沉重的教育负担和出奇低下的生育率，就能知道人们的焦虑所在。进一步的深化改革必然以进一步的社会保护为前提，没有保护，就没有改革。社会保护已然成为经济发展与改革的主要前提条件。
虽然困难重重，但对于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性任务而言，没有别的出路，只有进一步的改革和发展。这就需要在存量改革与增量改革均遭遇瓶颈之际，加大社会各阶层的共识，为了民族国家的长远利益进行痛苦的利益调整。而欲达成社会共识，则离不开社会权利的主张，离不开对各阶层人民为了整体利益而进行的教育和深入的思想讨论。可以预期，“呼吁社会”、“社会出场”，将可能成为深化改革之际的主导潮流，相应地，“社会发展”、“社会建设”、“社会协商”会再度成为主导性话语，引领中国第三个30 年改革开放的未来走向。
2018 年，在判断当代世界局势时，中共中央得出结论：“当今世界正处于百年未有之大变局。” 何为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以上分析之“逆全球化”、“新技术革命”、“中国崛起”， 都将是影响未来世界的重大变量。分析这些变量，我们可以得出初步的结论：当代世界与中国，正处在一个新旧转换的关键期，正处在旧的规律正在消退、新的规律正在展开、并将长时段左右我们工作生活的新周期。
毛泽东曾在《实践论》中说过：“当某一客观过程已经从某一发展阶段向另一发展阶段推移转变的时候，须得善于使自己和参加革命的一切人员在主观认识上也着眼推移转变， 即是要使新的革命任务和新的工作方案的提出，适合于新的情况的变化。革命时期情况的变化是很急速的，如果革命党人的认识不能随之而急速变化，就不能引导革命走向胜利。” 面对2018 年的急剧变化，在中美贸易战、经济下行、2019 年充满不确定的时候，中国思想界应该抓住长期趋势，不为眼前迷雾困扰，透过现象看本质。世界与中国正在发生本质性、阶段性的转换，纠缠于既往的矛盾将使人们丧失把握新时代主要矛盾的能力和眼光；而新时代与新周期的展开，将要求我们以新的视角重新理解过去，重新认识现实，并奋力开辟新的未来。
2019 年已经到来，作为一本思想评论类杂志，《文化纵横》愿与思想界同仁一道， 推动新旧周期的转换，更加能动性地认识和把握未来。
本文系杨平社长为《文化纵横》2019年2月刊撰写的编辑手记。欢迎个人分享，媒体转载请联系本公号。
— 本期目录 —
▍文化纵横十周年
“价值重建论坛暨《文化纵横》杂志创刊十周年”活动在京举行
文化重建，任重而道远
程路
探索思想文化事业的公益发展模式
杨平
全球变局下的公共知识危机——《文化纵横》十周年论坛综述
王儒西
▍封面选题：构建中国政治经济学模式
国家与发展：探索中国政治经济学模式
郑永年
中国工业化成本的解决之道
王立胜
城乡社会：理解中国城乡关系的新概念
熊万胜
土地批租与中国的快速城镇化
李宽
▍后发国家发展道路
莫迪的“印度梦”：印度国家能力建设的三重任务
毛克疾
中国方案与非洲自主工业化的新可能
周瑾艳
▍历史观
革命与文明：“新中国研究”的方法与理论
吴重庆 柏奕旻
▍治道
元代行省制：中国央地关系的转捩点
舒健
▍世界观
塔里克·拉玛丹：一个欧洲穆斯林的境遇
姜晓鲲
▍观察·社会
小微信贷的政策悖论：推动发展与制造不平等
卢宁
▍为政笔记
把文章写在大地上——一个七八级中文系学生的人文情怀与城市理想实践
王军
▍焦点
“堵式减负”困局与中国基础教育改革
陆一
▍地方
古村落的数字化保护与传承
罗 杨 张 凯 梁继红 张 朔
订阅链接：https://t.cn/AijBIXxX
▍新刊手记
2018年逝去，2019年来临。种种迹象表明，我们正处在一个大的时代新旧转换的关键期。自2008 年以来，至少有三大因素在重新塑造全球秩序，且随着时间推移，这三大因素的走势日益明确，其带给世界的变数也日益不确定。它们分别是：逆全球化潮流、新技术革命、中国崛起。
第一，肇始于全球金融危机的世界经济秩序变动，已经在地缘政治、全球治理、社会思潮演变等方面持续发酵，演化出英国脱欧、美国特朗普当政、世界范围内民粹主义民族主义思潮崛起等逆全球化潮流。这一潮流不断冲击着冷战结束以来高歌猛进的自由主义国际秩序，世界正出现卡尔·波兰尼预言的“钟摆效应”，继自由化、市场化、全球化之后， 出现了与其相悖的反向运动——公平正义、社会保护、反全球化…… 这一保护主义反向运动来势如此凶猛，以致自由主义国际意识形态迅速退潮，在此基础上建构的WTO、IMF 等世界事务处理机制无不摇摇欲坠，而更新版的北美自贸协定、TPP11，以及正紧锣密鼓酝酿的RCEP，正日益呈现出区域化、圈子化的特征。全球化与逆全球化，正处于交替转换的关键当口。
回顾20 世纪两次世界大战之前的情形，历史正呈现惊人的重复迹象。资本主义世界体系的变动，其内在的规律，并未发生实质性变化，反资本扩张的社会保护浪潮，会伴随资本运动达致极不平衡时自发产生，并作为资本运动的矫治手段追求新的平衡。而伴随社会保护浪潮兴起的，则是既有秩序的瓦解、民族主义意识的抬头、贸易保护主义的泛滥、民族国家间矛盾的加剧与激化。可以预料，未来几十年，世界将进入一个全新的运行秩序中，其内在规律与我们今天所熟悉的世界秩序将大不相同，而2018年正是这一秩序转换的关键之年。
第二，正在扑面而来的新技术革命带来了巨大的不确定性，我们尚无法明确估量其对现存经济、社会和政治秩序的冲击效应。从目前中国人正亲历的信息技术革命看，它至少在以下方面剧烈地改变了现有秩序：（1）它重新组织了实体经济的运行形态和组织形态，并正在不断向更广泛的实体经济领域扩展，凡不适应这一信息革命变迁的组织和产业均迅速遭到淘汰；（2）它大幅度降低了资本流动的成本，使跨国、跨行业、跨区域的资本流通效率不断提高，资本组成形态日益灵活多样。与之相对应的，则是政府、劳动的谈判议价权不断下降，以地域范围为组织原则的民族国家的控制力日益减弱；（3）由于信息的快速流动，使得社会动员和社会参与的能力大幅提高，这大大增加了社会治理的成本，对行政效能形成严峻挑战。这是任何一个政党、任何一个政府都必须面对的全新问题。（4）在信息技术浪潮奔涌之时， 实体性的技术突破却遭遇瓶颈，如能源技术、材料技术等进展缓慢，人类物质领域的生产方式并没有发生革命性改变。在此背景下，信息技术革命缺乏物质生产技术革命的支持， 它对于我们的经济、社会、政治形态的重组，会造成什么样的影响也未可知。
第三，中国崛起，是冷战结束以来动摇传统国际秩序的关键变量。资本主义国际秩序的根本特征是其不平衡性。在以民族国家为单位的国际秩序中，这种不平衡性又沿着民族国家的边界而发生变迁。每隔几十年，便有新的国家崛起，对既有的国际格局产生重大挑战。从西班牙、荷兰，到英国、法国、德国、日本、苏联、美国， 300 年来世界强国此起彼落，其根本原因在于资本运动不平衡的全球规律。今日中国崛起， 正日益形成以中国为中心的全球贸易和生产网络，并不断动摇原有资本主义体系的平衡性， 成为传统强国的最大挑战。
然而今日中国的崛起，也面临着改革开放40 年来最为严峻的挑战。首先，2018 年，以中兴事件为标志，中美贸易战拉开帷幕，成为中国所面临的严峻国际形势的表征之一。中美贸易战的实质是美式全球化模式内在矛盾的尖锐化表现——全球化红利分配高度不平衡引发的国际秩序失衡。这也标志着以美国赤字贸易为支撑的世界贸易模式已经不可持续，中国的出口导向型经济走到极限。
另外，中国内部的“增量改革”进入艰难的爬坡过坎阶段，“存量改革”也遭遇巨大瓶颈。当前的增量改革主要任务，一为产业结构的转型升级，二为以“一带一路”为核心的外部资源空间的拓展。但转型升级与外部资源空间的开辟都是既需要更多的时间，也需要消化处理大量的内外部问题。以发展求改革，以增量空间化解存量结构的矛盾，这一过去惯用的主要手段，目前正在遭遇重大挑战。与此同时，经过30 多年以效率优先为导向的市场化改革，在推动中国高速发展的过程中，也不断生成新的社会问题。看一下我们生活中的高房价，以及沉重的教育负担和出奇低下的生育率，就能知道人们的焦虑所在。进一步的深化改革必然以进一步的社会保护为前提，没有保护，就没有改革。社会保护已然成为经济发展与改革的主要前提条件。
虽然困难重重，但对于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性任务而言，没有别的出路，只有进一步的改革和发展。这就需要在存量改革与增量改革均遭遇瓶颈之际，加大社会各阶层的共识，为了民族国家的长远利益进行痛苦的利益调整。而欲达成社会共识，则离不开社会权利的主张，离不开对各阶层人民为了整体利益而进行的教育和深入的思想讨论。可以预期，“呼吁社会”、“社会出场”，将可能成为深化改革之际的主导潮流，相应地，“社会发展”、“社会建设”、“社会协商”会再度成为主导性话语，引领中国第三个30 年改革开放的未来走向。
2018 年，在判断当代世界局势时，中共中央得出结论：“当今世界正处于百年未有之大变局。” 何为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以上分析之“逆全球化”、“新技术革命”、“中国崛起”， 都将是影响未来世界的重大变量。分析这些变量，我们可以得出初步的结论：当代世界与中国，正处在一个新旧转换的关键期，正处在旧的规律正在消退、新的规律正在展开、并将长时段左右我们工作生活的新周期。
毛泽东曾在《实践论》中说过：“当某一客观过程已经从某一发展阶段向另一发展阶段推移转变的时候，须得善于使自己和参加革命的一切人员在主观认识上也着眼推移转变， 即是要使新的革命任务和新的工作方案的提出，适合于新的情况的变化。革命时期情况的变化是很急速的，如果革命党人的认识不能随之而急速变化，就不能引导革命走向胜利。” 面对2018 年的急剧变化，在中美贸易战、经济下行、2019 年充满不确定的时候，中国思想界应该抓住长期趋势，不为眼前迷雾困扰，透过现象看本质。世界与中国正在发生本质性、阶段性的转换，纠缠于既往的矛盾将使人们丧失把握新时代主要矛盾的能力和眼光；而新时代与新周期的展开，将要求我们以新的视角重新理解过去，重新认识现实，并奋力开辟新的未来。
2019 年已经到来，作为一本思想评论类杂志，《文化纵横》愿与思想界同仁一道， 推动新旧周期的转换，更加能动性地认识和把握未来。
本文系杨平社长为《文化纵横》2019年2月刊撰写的编辑手记。欢迎个人分享，媒体转载请联系本公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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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纵横十周年
“价值重建论坛暨《文化纵横》杂志创刊十周年”活动在京举行
文化重建，任重而道远
程路
探索思想文化事业的公益发展模式
杨平
全球变局下的公共知识危机——《文化纵横》十周年论坛综述
王儒西
▍封面选题：构建中国政治经济学模式
国家与发展：探索中国政治经济学模式
郑永年
中国工业化成本的解决之道
王立胜
城乡社会：理解中国城乡关系的新概念
熊万胜
土地批租与中国的快速城镇化
李宽
▍后发国家发展道路
莫迪的“印度梦”：印度国家能力建设的三重任务
毛克疾
中国方案与非洲自主工业化的新可能
周瑾艳
▍历史观
革命与文明：“新中国研究”的方法与理论
吴重庆 柏奕旻
▍治道
元代行省制：中国央地关系的转捩点
舒健
▍世界观
塔里克·拉玛丹：一个欧洲穆斯林的境遇
姜晓鲲
▍观察·社会
小微信贷的政策悖论：推动发展与制造不平等
卢宁
▍为政笔记
把文章写在大地上——一个七八级中文系学生的人文情怀与城市理想实践
王军
▍焦点
“堵式减负”困局与中国基础教育改革
陆一
▍地方
古村落的数字化保护与传承
罗 杨 张 凯 梁继红 张 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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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梧桐：
朱元璋休养生息政策的施行（一）
明朝开国之初，到处田畴荒芜，榛莽丛生，中原及江淮有些地区竟然人烟断绝。国家的税源几近枯竭，陷入“租税无所从出”“积年逋赋”的困境。针对这种状况，明太祖提出“安民为本” “藏富于民” 的主张，实行休养生息政策，以恢复和发展生产。
他要求各级官吏把“田野辟，户口增”视为治国之急务，推行垦荒屯田。经过元末农民战争，不少官僚地主或死亡或逃散，他们霸占的土地有的回到农民的手里，有的荒废了。明太祖下令，凡是在战争中抛荒的田地，已被他人耕垦成熟的，就成为耕垦者的产业，“其田主还乡，仰有司于附近荒田内验数拨付耕作” 。
洪武三年（1370），还下令将北方郡县近城的荒地分给无田的乡民耕种，“户率十五亩，又给地二亩与之种蔬，有余力者不限顷亩，皆免三年租税” 。类似政策也曾施行于南方的某些地区，如苏州府太仓“见丁授田一十六亩” 。后来还规定陕西、河南、山东、北平等布政司及凤阳、淮安、扬州、庐州等府，允许农民尽力垦荒，官府不得征税。洪武二十八年（1395），明政府又下令：“凡民间开垦荒田，从其首实，首实一年后官为收科。” 虽然取消原先永不起科的规定，但农民取得了合法的土地所有权。上述法令的施行，使许多农民获得小块耕地，成为自耕农。这种自耕农在明初数量较大，有的学者甚至认为在农民中占有多数比重。自耕农经济拥有扩大再生产的能力，也比佃农经济具有更大适应性和灵活性，对社会生产的发展起着显著的作用。
明政府还大力推行屯田。明初的屯田分为民屯、军屯和商屯。民屯的对象包括“移民就宽乡，或召募或罪徙者” ，其中最主要的形式是“移民就宽乡”，即把无田或少田的农民从地狭人稠的地区迁至地广人稀的地区屯种，由官府拨给土地，“永为己业”，并发给路费，有的还发给耕牛、农具和种子，三年不征租税。当时的移民，主要来自人口比较稠密的山西和江西，其次是江南苏松诸府和徽州、北平的真定（今河北正定）、湖广的黄麻以及山东东部。迁入的地区也很广泛，“东自辽左，北抵宣大，西至甘肃，南尽滇蜀，极于交趾，中原则大河南北，在在兴屯矣” 。而以迁往山东西部、河南及北平的数量最多。据统计，洪武一朝有数字可考的屯田移民为160多万人，实际数量可能是这个数字的两倍还多。这些移民，后来大多也变成了自耕农。军屯由卫所军队承担，“军士三分守城，七分屯种，又有二八、四六、一九、中半等例，皆以田土肥瘠，地方冲缓为差” 。每个军士一般由国家拨给50亩的土地，多则100亩，少则20亩，并给耕牛、种子和农具。屯种的头几年不必纳税，从洪武七年（1374）起始征屯粮，但不承担徭役。明初100多万军队的粮饷供给，就大部分来自军屯的收入。明太祖曾自夸说：“吾京师养兵百万，要令不费百姓一粒米。” 商屯是一种特殊的民屯，也是军屯的补充。明代的食盐由国家垄断经营，并实行“开中法”，规定商人必须运粮到边境的卫所，换取盐引，然后持引到产盐地支取食盐，运到指定的地区销售获利。后来，商人干脆在边境地区募民屯垦，就地用粮食换取盐引，以减省运费，于是便出现商屯。这一系列的屯田措施，使大量的荒闲土地得到了开发。
为了推动农业的发展，明太祖非常重视水利建设。即位当年，他就下令：“所在有司，民以水利条上者，即陈奏。”后来，又特谕工部：“陂塘湖堰可蓄浅以备旱潦者，皆因其地势修治之。” 洪武年间，兴修了许多大规模的灌溉工程，有的工程投入人工达数十万，可灌溉田地万顷至数万顷。明政府还不时督促各地的官吏组织劳动力，利用农闲，大力修建中小型的灌溉工程。如洪武二十七年（1394）派国子监生分赴全国各地，督促吏民兴修水利，到第二年年底，全国即修治塘堰40987处，河4162处，陂渠堤岸5048处。
为了调动农民的生产积极性，明太祖还采取措施提高他们的社会地位。元代的农民对地主存在强烈的人身依附关系，法律规定佃户对地主行主仆之礼，地主打死佃客，仅科以“杖一百七，征烧埋银五十两” ，便告了事。明太祖下诏规定：“佃见田主，不论齿序，并如少事长之礼。若在亲属，不拘主佃，则以亲属礼行之。” 明制父辈曰“尊”，兄辈曰“长”。农民与地主的人身关系，便由仆主升为少长。明律还取消了元律关于地主打死佃客的处罚规定。农民对地主的依附关系，有了一定的松弛。元代蓄奴之风气很盛，权贵勋戚都拥有大量的奴婢，有的多达数千名。在元末农民战争中，不少奴婢获得了自由，但也有一些人因饥荒又沦为奴隶。明太祖下诏，凡在战乱中势弱力孤或贫乏不能自存，于庶民之家为奴者，“诏书到日，即放为良” 。并决定，由朝廷出资赎还因饥荒典卖为奴者。
洪武十九年（1386），仅河南布政司就赎还开封等府典卖为奴者男女274人。明政府还规定，役使奴婢，公侯家不过20人，一品不过12人，二品不过10人，三品不过8人 。庶民之家不得存养奴婢，否则“杖一百，即放从良” 。凡收留人家遗失、在逃子女卖为奴婢或冒认良人为奴者，均处重刑。
陈梧桐：
朱元璋休养生息政策的施行（一）
明朝开国之初，到处田畴荒芜，榛莽丛生，中原及江淮有些地区竟然人烟断绝。国家的税源几近枯竭，陷入“租税无所从出”“积年逋赋”的困境。针对这种状况，明太祖提出“安民为本” “藏富于民” 的主张，实行休养生息政策，以恢复和发展生产。
他要求各级官吏把“田野辟，户口增”视为治国之急务，推行垦荒屯田。经过元末农民战争，不少官僚地主或死亡或逃散，他们霸占的土地有的回到农民的手里，有的荒废了。明太祖下令，凡是在战争中抛荒的田地，已被他人耕垦成熟的，就成为耕垦者的产业，“其田主还乡，仰有司于附近荒田内验数拨付耕作” 。
洪武三年（1370），还下令将北方郡县近城的荒地分给无田的乡民耕种，“户率十五亩，又给地二亩与之种蔬，有余力者不限顷亩，皆免三年租税” 。类似政策也曾施行于南方的某些地区，如苏州府太仓“见丁授田一十六亩” 。后来还规定陕西、河南、山东、北平等布政司及凤阳、淮安、扬州、庐州等府，允许农民尽力垦荒，官府不得征税。洪武二十八年（1395），明政府又下令：“凡民间开垦荒田，从其首实，首实一年后官为收科。” 虽然取消原先永不起科的规定，但农民取得了合法的土地所有权。上述法令的施行，使许多农民获得小块耕地，成为自耕农。这种自耕农在明初数量较大，有的学者甚至认为在农民中占有多数比重。自耕农经济拥有扩大再生产的能力，也比佃农经济具有更大适应性和灵活性，对社会生产的发展起着显著的作用。
明政府还大力推行屯田。明初的屯田分为民屯、军屯和商屯。民屯的对象包括“移民就宽乡，或召募或罪徙者” ，其中最主要的形式是“移民就宽乡”，即把无田或少田的农民从地狭人稠的地区迁至地广人稀的地区屯种，由官府拨给土地，“永为己业”，并发给路费，有的还发给耕牛、农具和种子，三年不征租税。当时的移民，主要来自人口比较稠密的山西和江西，其次是江南苏松诸府和徽州、北平的真定（今河北正定）、湖广的黄麻以及山东东部。迁入的地区也很广泛，“东自辽左，北抵宣大，西至甘肃，南尽滇蜀，极于交趾，中原则大河南北，在在兴屯矣” 。而以迁往山东西部、河南及北平的数量最多。据统计，洪武一朝有数字可考的屯田移民为160多万人，实际数量可能是这个数字的两倍还多。这些移民，后来大多也变成了自耕农。军屯由卫所军队承担，“军士三分守城，七分屯种，又有二八、四六、一九、中半等例，皆以田土肥瘠，地方冲缓为差” 。每个军士一般由国家拨给50亩的土地，多则100亩，少则20亩，并给耕牛、种子和农具。屯种的头几年不必纳税，从洪武七年（1374）起始征屯粮，但不承担徭役。明初100多万军队的粮饷供给，就大部分来自军屯的收入。明太祖曾自夸说：“吾京师养兵百万，要令不费百姓一粒米。” 商屯是一种特殊的民屯，也是军屯的补充。明代的食盐由国家垄断经营，并实行“开中法”，规定商人必须运粮到边境的卫所，换取盐引，然后持引到产盐地支取食盐，运到指定的地区销售获利。后来，商人干脆在边境地区募民屯垦，就地用粮食换取盐引，以减省运费，于是便出现商屯。这一系列的屯田措施，使大量的荒闲土地得到了开发。
为了推动农业的发展，明太祖非常重视水利建设。即位当年，他就下令：“所在有司，民以水利条上者，即陈奏。”后来，又特谕工部：“陂塘湖堰可蓄浅以备旱潦者，皆因其地势修治之。” 洪武年间，兴修了许多大规模的灌溉工程，有的工程投入人工达数十万，可灌溉田地万顷至数万顷。明政府还不时督促各地的官吏组织劳动力，利用农闲，大力修建中小型的灌溉工程。如洪武二十七年（1394）派国子监生分赴全国各地，督促吏民兴修水利，到第二年年底，全国即修治塘堰40987处，河4162处，陂渠堤岸5048处。
为了调动农民的生产积极性，明太祖还采取措施提高他们的社会地位。元代的农民对地主存在强烈的人身依附关系，法律规定佃户对地主行主仆之礼，地主打死佃客，仅科以“杖一百七，征烧埋银五十两” ，便告了事。明太祖下诏规定：“佃见田主，不论齿序，并如少事长之礼。若在亲属，不拘主佃，则以亲属礼行之。” 明制父辈曰“尊”，兄辈曰“长”。农民与地主的人身关系，便由仆主升为少长。明律还取消了元律关于地主打死佃客的处罚规定。农民对地主的依附关系，有了一定的松弛。元代蓄奴之风气很盛，权贵勋戚都拥有大量的奴婢，有的多达数千名。在元末农民战争中，不少奴婢获得了自由，但也有一些人因饥荒又沦为奴隶。明太祖下诏，凡在战乱中势弱力孤或贫乏不能自存，于庶民之家为奴者，“诏书到日，即放为良” 。并决定，由朝廷出资赎还因饥荒典卖为奴者。
洪武十九年（1386），仅河南布政司就赎还开封等府典卖为奴者男女274人。明政府还规定，役使奴婢，公侯家不过20人，一品不过12人，二品不过10人，三品不过8人 。庶民之家不得存养奴婢，否则“杖一百，即放从良” 。凡收留人家遗失、在逃子女卖为奴婢或冒认良人为奴者，均处重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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