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伯重：批评何必成冤家】
（转自公众号高校人文界 ）

学术批评是促进学术进步的重要手段，在“真理越辩越明”的过程中，不仅是广大读者，而且批评者和被批评者双方，都会从中受益，因此应是一件皆大欢喜的大好事。然而由于长期政治运动的后遗症，学术批评在今天的我国学坛上却处于一种相当尴尬的境地。一方面，没有人不承认学术批评的必要性；但是另一方面，许多人在内心深处仍然把学术批评视为一种针对个人的“找茬儿”乃至攻击。像“奇文共欣赏，疑义相与析”这种本来是体现学人之间切磋论道之乐的雅事，经过“文化大革命”打手们的恶意歪曲，也成为了对人进行“大批判”时使用的专门术语，至今还使人闻而胆寒。因此要营造一个良好的学术批评的气氛，在今天谈何容易！看一些历史上关于学术批评与学者友谊的佳话，或许会对今天的学术批评有所促进。

俗话说“同行出冤家”，心理学也讲能人之间的“瑜亮情结”。大卫·李嘉图和托马斯·马尔萨斯两位19世纪的伟大经济学家就是最可能变成冤家的同行，最有可能有“瑜亮情结”的伟人。他们都是亚当·斯密以后英国古典经济学的代表人物，生在同一时代，而且都以政治经济学见长。他们是同行，甚至连各自的代表著作的书名和出版时间也很接近——李嘉图的代表著作为《政治经济学及赋税原理》，刊出于1817年；马尔萨斯的代表著作则为《政治经济学原理》，1820年出版。因此如果真的是“同行出冤家”的话，他们的确很有条件成为冤家。不仅如此，这两位学者在出身、经历、个性和当时的社会评价等方面也截然不同。这些当然更增加了彼此成为对头的可能。

马尔萨斯出身于英国上层阶级，而李嘉图则是一个犹太移民的后代（犹太人在当时英国的社会地位不高）。马尔萨斯少年时代在其学识渊博的父亲的精心指导下博览群书，后来又进入剑桥大学深造；而李嘉图则从14岁起，就不得不在父亲身边从事商业和金融工作，学术上全靠自学成才。马尔萨斯一生从事于学术研究，是个典型的职业学者；而李嘉图则是一个精明的证券经纪人，与著名的金融大王内森·罗斯柴尔德一道成为伦敦证券交易所的主要人物。马尔萨斯从来没有富裕过；而李嘉图于26岁起即已走上了致富之途，在开始自己经营业务时资本仅有800镑，但到他1814年（时年42岁）引退时，个人财产已达50万到160万镑。

在社交方面，当时的人称马尔萨斯为“一位地地道道的伦理学家”，而且说话时有些口齿不清；而李嘉图则被称为“花花公子”。与马尔萨斯平淡无奇的教书生涯不同，李嘉图是一个一帆风顺的人。他虽然是犹太人，但很早就自作主张皈依了基督教，并娶了一个漂亮的基督徒姑娘为妻，使他在社会地位等方面如愿以偿。后来他进入下议院，并被认为是对下议院进行教育的人。甚至他的激进主义也没有减损人们对他的崇敬。

他们不仅出身、经历不同，而且所受到的社会评价也截然而异。当时的人们讨论李嘉图的见解时劲头十足，说得有声有色；而对于马尔萨斯的贡献（除关于人口的文章外），却淡然处之。传记作者詹姆斯·博纳（James Bonar）说：不幸的马尔萨斯“是在他的时代被批评得坏透了的人。这个人对天花、奴隶制和杀婴加以辩护，对施舍衣食、早婚和教区补助则加以谴责。他指出家庭组织的流弊之后，自己却实行结婚”；“马尔萨斯从开始起就没有被人饶放。在三十年间，对他的责难之词没有断过”。而李嘉图却极受崇敬，一举一动都被大众欢迎。他在议会中发表讲演时，尽管有的人说他的声音“尖锐刺耳”，但其他人则说“虽然他把嗓子提得极高，而听起来很悦耳”。当时上流社会的主妇们在雇用家庭女教师时都要查问，她们是否能够把李嘉图的经济学原理教给孩子。而马尔萨斯关于人口的文章虽广被传阅，但一再受到激烈反驳。

这不是没有道理的，因为这篇文章“使得一个不切实际的和谐世界的幻梦一下子烟消云散。马尔萨斯只用了几页文字，就破灭了当时自鸣得意的思想家的空中楼阁”。这种令人扫兴的做法当然不会受欢迎，因此当时的大臣威廉·戈德温说“马尔萨斯把成百的进步论点的支持者改变成了反动分子”。两人在其他方面的情况也大相异趣。经济家罗伯特·海尔布罗纳说：“马尔萨斯一辈子过的是学院生涯，却关心现实生活中事务；而李嘉图虽然经商，但成了理论家。这位证券经纪人所关心的只是无形的‘规律’，而那位教授所担忧的是这些规律是否与在他眼前的世界相配合。”

这样两位出身、经历、社会评价如此不同的同行，在学术见解上也不会一致。在经济学方面，马尔萨斯是提出“普遍过剩”学说的第一人，他并认为这种“普遍过剩”会颠覆社会。但李嘉图则可以毫不费力地证明这个说法是荒唐的。由于见解迥异，他们在一切方面展开争论就不足为奇了。他们几乎在每件事上都有争执，讨论无休无止。

1815年李嘉图出版了《论谷物低价格对资本利润的影响：证明限制进口的不适宜——兼评马尔萨斯最近两本著作〈地租的性质和发展的研究〉和〈对限制外国谷物进口政策的看法的根据〉》一书，就是自1814年初以来与马尔萨斯争论的一个结果。在该书中，李嘉图对马尔萨斯的观点进行了猛烈的批驳。但是此书写得很仓猝，因此马尔萨斯劝他重新写。

李嘉图接受了这一建议，在1816年致信马尔萨斯，说：“即使仅仅是为了我自己的满足，我也将继续工作，直到使我的理论达到前后一贯的形式”。于是导致了李嘉图的代表著作《政治经济学及赋税原理》的问世。

1820年马尔萨斯出版了《政治经济学原理》后，李嘉图不惜用220页的篇幅，摘录了马尔萨斯在论证上的瑕疵，而马尔萨斯则坚决认为这类谬误在李嘉图的著作上也是根深蒂固地存在着的。在李嘉图逝世前的一年中，他们一直为价值规律与劳动和资本相交换之间的矛盾、价值规律与等量资本得到等量利润之间的矛盾等重大理论问题争论不休，写了许多长信相互讨论辩驳。

然而令人奇怪的是，在这两位学者之间却存在着非常深厚和感人的友谊。他们于1809年相遇，共同推翻了一个名叫博桑克的人的观点，并因此结为终身好友。他们之间无休止的讨论，也持续到1823年李嘉图去世为止。李嘉图在给马尔萨斯的最后一封信里说：“亲爱的马尔萨斯，现在我的工作算完成了。像别的争论者一样，经过了多次讨论以后，我们依然各持己见，相持不下，然而这些讨论丝毫没有影响我们的友谊；即使您是同意了我的意见的，我对您的敬爱也不会比今天更进一步”。马尔萨斯在李嘉图故去后，深情地说道：“除了自己的家属外，我从来没有这样爱戴过任何人”。

李嘉图和马尔萨斯的争论和友谊，是近代学术史上的一段佳话。马尔萨斯说：“有些奇怪的是，李嘉图是个大量地租的收入者，却会那样低估地主在国家的重要性。而我在地租方面从未有过任何收入，也不想有任何收入，却可能要受到指责，认为我过高地估计了地主的重要性。我们在处境上和意见上的不同，至少可以证明我们相互间的笃实不欺，而且由此提供了一个有力的根据，足以推定我们在学术上有所主张时，无论在心情上受到了什么偏见的影响，所受到的总不会是彼此处境和己身利益方面的偏见的影响，而这类偏见的发生是最难防止的”。一位同时代的作家玛利亚·埃奇沃思在日记中说，“他们（李嘉图和马尔萨斯）一道在寻求真理，当他们找到时，即欢呼若狂，再不计较是谁先发现的”。正是因为这种对真理的追求，使得他们的争论成为了浇灌友谊之花的甘霖。而他们的友谊又使得他们不仅在学问上，而且在人格上，也成为伟人。

哲学家詹姆斯·麦金托什爵士在马尔萨斯去世之后写道：“我同亚当·斯密交往不多，对李嘉图很熟悉，而马尔萨斯则是我的知交。难道为了他们在科学上的成就，才说这三位科学上最伟大的导师是我所认识的第一流人物吗？”这段言简意赅的话，表明认真的学术批评不仅不会影响学者间的友谊，相反倒会使彼此的学问和人格在这种批评中得以提升，最后臻于化境。李嘉图和马尔萨斯十多年的争论和友谊造就了经济学说史上的两位大师，这不正是学术批评所追求的最高意境吗？

本文选自《史潮与学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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听印光大师说：世人都希望自己健康长寿、子孙兴旺、事业发达、平安吉祥，没有人愿意多病夭折、子孙断绝、家道败落、凶危多难。此乃人之常情，三尺孩童也能明白。哪怕是最愚笨的人，也绝不会喜欢灾祸而讨厌吉祥。但是贪淫好色的人，虽然也希望寿康吉祥，但所作所为却与其希望的相反，结果是不想得到的厄运频频降临，而想得到的幸福吉祥却远离而去。真是可悲！那些纵情花柳、以此为乐的人，其下场无疑很悲惨，这里暂且不谈。就是夫妇之间，若是贪恋淫欲，同样会导致体弱多病、丧身失命。也有虽不贪淫，但由于不知忌讳 （种种忌讳，本书中有详细说明） ，冒昧房事而导致死亡的，真是太令人惋惜了。因此古时贤者编了《不可录》一书，记载了淫欲之害、戒淫格言以及福善祸淫的实例，详细而有条理地分析和陈述了持戒的方法、日期以及其中的忌讳，以警世人。作者的觉世救民之心，可谓恳切周挚！现在我将《不可录》加以增补修订，并取名为《寿康宝鉴》，再为这本书募捐印刷、令其广泛流通。我这样做，缘于一件令人痛心的往事：

有一名皈依弟子罗济同，四川人，46 岁，在上海从事船商生意。其人性情忠厚老实，深信佛法，与关絅之等人合办“净业社”。民国十二三年，多次想来普陀山皈依，终因事务缠身，未能成行。十四年，身患膨胀病好几个月，病势极为凶险，虽经中西医多方治疗，均无效果。八月十四日，清理医药账目时，发现金额巨大。他生气地说：“从此就是死了，也不再吃药了！”其妾便在佛前恳切许愿终生吃素念佛，以祈求丈夫痊愈。当天下午，病情竟有转机，大泻淤水，未服药就基本康复了。我于八月底来上海，住在太平寺。九月初二去净业社见关 絅 之，罗济同也在那里。当时他虽然还没有完全康复，但气色淳净光华，无人能比。他看见我，欢喜地说：“师父来了！那我就在上海皈依，不需要上普陀山了。”于是就在九月初八与其妾在太平寺同受了三皈五戒。随后又邀请了程雪楼、关 絅 之、丁桂樵、欧阳石芝、余峙莲、任心白等居士陪我吃饭。九月初十，又请我到他家去吃饭，并且说：“师父就是弟子们的父母，弟子也就是师父的儿女呀！”我说：“父母总是为儿女的病患担忧，你的病虽好，但身体尚未完全复原，应当慎重！”可惜我当时没有直接明说“慎重”是特指夫妻房事。到了月底，我参加上海功德林召开的监狱感化会，罗济同也来了。会后有十余人留下用餐时，罗济同进来与帐房先生交待几句，然后就走了。此时他的面色简直就像死人一样。我料定他是犯了房事，深悔那天只说父母总为儿女的病患担忧，未曾说明担忧的原因和道理，致使他重病复发，生命危在旦夕。当时想给他写封信，告诉他一定要严禁房事，但因琐事繁杂，没有写成。十月初六回到普陀山，立即给他寄了一封信，极力陈述其利害关系，然而已经晚了，没有几天济同就死了。他临终的时侯，关絅之邀请了一些居士来助念。济同是否能够往生西方极乐世界，不得而知，但应当不致堕入恶道。济同大病数月，由于三宝的加被，未用药而痊愈。十几天来气色光华，胜于常人。后来却由于不知谨慎保身，误犯房事而死。不但断送了自己的性命，也辜负了三宝慈悲护佑的恩德啊。

我接到罗去世的消息甚为难过，想到世上由于不知忌讳冒昧贪淫以致丧命的人不计其数。如果不将这个道理提醒世人，则大失如来慈悲救苦之道。因此就决心将《不可录》一书的内容重新增补修订，排印成书，广泛流布，希望世上所有的人，都知道忌讳不致误送性命。一位居士想将母亲的遗资一千六百元印善书奉送结缘，我让他全部用来印《寿康宝鉴》，以救护青年男女，防患于未然。如此，则以罗济同一人的死，可使现在未来一切阅读此书的人，知道有所戒慎，并由于该书的展转流通、展转劝诫，使举世之人，都能同享长寿康宁，而悲苦的鳏寡孤独将越来越少。这样，济同一人的死，使一切人都能得到健康长寿，那么其死就有功德了。仗此功德，回向往生，济同必当俯谢娑婆，高登极乐，成为阿弥陀佛的弟子，作大海众菩萨的良朋。 https://t.cn/A6q2BgEs

转眼学医十年余，到现在，我才发现并不是很喜欢医学，现在从医只是为了混口饭吃。也不知道当初填志愿时，哪根经出了问题，也许是白大褂的诱惑，也许是受电视剧《神医喜来乐》影响，想悬壶济世，救死扶伤，除人间之病痛，还世人之安康，当初就是这么天真。母亲曾让我成为师者，教书育人，传道授业解惑，且有假期，轻松而美好，奈何我不善言辞，又有社恐，不敢当此重任。其实当初我也迷茫，不知道选什么专业，亲朋好友又无人能解难，故择医，一意孤行，也许这就是命吧！
上大学没几天，我就后悔了，想回来复读，但是学费已交，又不想让父母血汗钱钱白白浪费，况且去一趟南方来来回回也要花好多钱，故以既来之则安之安慰自己，将就这样吧，也许未来可期。学医是痛苦的，上不完的课，看不完的书，时间还比别人多一年，觉得自己年轻，有的是时间。匆匆忙忙大学就毕业了，觉得所学甚少，不足以救死扶伤，继续考研再造，也许就像网络所说，学医就是要一条路早到黑，总会有阳光。然而，研究生的生活更苦，白天医院上班，晚上看书，身为医院最底层的奴隶（免费劳动力），干最苦最累的活。研三是最累最累的一年，转到骨科轮转（学的中医骨科），白天做不完的手术，写不完的病例，换不完的药，跟病人谈不完的话，经常忙完就到了晚上八九点，当然凌晨两三点下手术也是常态。下班回来还要赶着写论文，写规培手册，抄病例等等，熬夜通宵成为必然选择，头发也日渐稀疏。不管怎样，总算熬过了头，顺利毕业。慢慢也见识了人情冷暖，世态炎凉，为医者不唯德，为亲属者不为亲，也在不断印证一句古话:熙熙攘攘，皆为利往。
一直想找一条不用吃药打针就能除软组织损伤的路（除创伤，先天性外的颈肩腰腿痛等等）。去年因疫情，独自在宿舍隔离，偶然的机会发现运动康复不错。今年又因疫情再次隔离，重新捡起书本研读，现在目标更加明确，思路也逐渐清晰，运动康复就是我要找的路:不用吃药打针做手术能治软伤的路。但是问题来了，这条路又不现实，一是患者依从性太差，不爱运动，觉得花费少的不可靠。二是这条路的周期长，一般三个月。唉，不能医人，就先医自己！
一直觉得研究生毕业后会有不错的收入，可我错了，在这个现实社会里，钱不是那么好赚的。现在这点微薄的收入不够养活自己，可能医学就是一条不归路。也许以后会转行，养一条狗，陪伴我当个护林员、或者入殓师，或者小沙弥，或者卖猪肉…… https://t.cn/Rxdg3hW