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印光文钞】
6.与四明观宗寺根祺师书
（译文来自——印光法师文钞白话公众号）感谢
【原文】
接手书，并显感利冥录，不胜欢喜。知谛公此番讲经，比前次更觉光辉。因逐一看毕，即送余人。多有见闻，深为诧异。私相谓曰，谛公已证圣果，关帝尚未明心。光闻而谓之曰，此事须从白关用心处究，则事理两当，绝无滥圣屈贤之失。白公且置弗论。
【译文】
接到你的信，以及《显感利冥录》这本书，非常欢喜。知道谛闲法师这一次讲经，比上一次更加殊胜。因此将这本书一一看完，随即就送给了其他人。有许多看过这本书的人，都很诧异。私底下互相说：谛闲法师已经证得了圣果，而关圣帝君还没有明了心地。我听到后对他们说：这件事必须从城隍爷白知、护法神关帝二位的用心之处来推究，那么就事理两方面都恰当，绝对没有混滥圣人，委屈贤者的过失了。城隍爷白知暂且不说。
【原文】
夫关帝者，在生时乃富贵不淫，贫贱不移，威武不屈之大丈夫。殁后皈依智者，愿为伽蓝，护持佛法。自智者至今千三百余年。天下丛林之主人，多有法身大士，乘愿宏法者。关帝一一护持亲近，岂至于今，尚有未了，而求抉择开示于谛公。何聪明如帝君，而复愚钝不蒙法益之如是乎。
【译文】
关帝，在生之时就是一个富贵不淫，贫贱不移，威武不屈的大丈夫。死后皈依智者大师，愿意为伽蓝神，来护持佛法。从智者大师到现在有一千三百多年了。天下丛林的住持，有很多是证得法身的大士，乘愿再来，宏扬佛法。关帝都一一护持亲近他们，哪至于到了今天，还有未了的疑问，而求谛闲法师给他决择开示的呢？怎么可能聪明如帝君，而又如此愚钝不能蒙受佛法的利益呢？
【原文】
是大有说。现今时值末法，僧多败类。只知著一件大领，即名为僧。僧之名义事业，多多了无所知。在俗之人有信心者，纵能研究佛法，终皆下视僧侣。其不信者，见彼游行人间，造种种业之僧，遂谓僧皆如是，佛法无益于国，有害于世。
【译文】
这当中是大有说头的。现在正值末法时代，出家僧人大多腐败堕落。只知道穿着一件大领僧衣，就名为僧人。僧的名称意义事业，大多一无所知。世俗有信心的人，纵然能够研究佛法，但终究都轻视出家的僧侣。而不信佛法的人，见到游行人间，造种种罪业的僧人，就认为僧人都是如此，佛法无益于国家，有害于社会。
【原文】
因有此种我慢邪见下劣等知见故，关帝护法心切。以京师乃天下枢机之地，高人名士，咸来莅止。遂现身说法，请谛公之开示。祛彼在家我慢邪见之凡情，振兴劣僧无惭无愧之鄙念。
【译文】
因为有这种我慢、邪见、下劣等知见的缘故，而关帝又护法心切。因为北京是中央政府所在地，社会精英，知名人士，都来到这里。于是关公就现身说法，请谛闲老法师开示，以去除那些在家人我慢邪见的凡情，振兴下劣僧人无惭无愧的不善念。
【原文】
古人称如来不舍穿针之福，曰如八十翁翁作舞，为教儿孙故。光于关帝此举亦然。此虽系盲猜瞎断，若质诸关帝谛公，当皆点头微笑，不露否否不然之声迹矣。
【译文】
龙树菩萨的《大智度论》中，称如来不舍弃为比丘穿针的福报，就如同八十的老翁起舞，是为了教导儿孙的缘故。我对于关帝的这个举动，认为也是这个道理。这虽然是盲猜瞎断，如果去质问关帝、谛闲老法师，他们应当都会点头微笑，不会露出“不是、不是”的声音啊！
【原文】
如上所说，且约迹论。至于关帝谛公之本，唯关帝谛公自知，光何能测度而评论之哉。根敏道心虽切，恐规矩不洞，不解用功法则。祈教以量力而为，不可强勉硬撑，以致心身受病，遂难亲获法利矣。
【译文】
如上面所说，是暂且针对“迹”来说的。至于关帝、谛闲老法师的“本”，唯有关帝、谛公自己知道，我怎能测度评论呢？根敏师的道心虽然迫切，恐怕不懂规矩，不了解修行用功的法则。祈望你教他要量力而为，不可强勉硬撑，以致身心受病，就难以亲身得到佛法利益了。
【原文】
闻某某不善用心，致吐血不止，因而反成废弛。初学人皆须以此意告之。
【译文】
听说某某人不善用心，导致吐血不止，因此反而成了荒废懈怠。初学佛法的人都必须将这个意思告诉他们。
【注释】
[1]【四明观宗寺】四明指浙江宁波，宁波有四明山。民国纪元，谛闲法师最后住持于宁波观宗寺。寺为宋延庆寺观堂旧址，元丰中，四明五世孙介然法师，按照观无量寿佛经，建十六观堂，以修观行，故名观宗。自宋迄清，兴废靡常。自师任住持，遵四明遗法，以三观为宗，说法为用，改称观宗讲寺。
[2]【显感利冥录】《显感利冥录》，是冥界的白城隍和关帝公与谛闲法师的对话。在倓虚法师的《影尘回忆录》中也有记载。谛闲法师和倓虚法师都是民国时期的大德高僧，所以其真实性毋庸置疑。文章又是由冥界的众生亲自述说，所以，实在是我们了解冥界最可靠，又稀有难得的第一手资料。
这是一件与印光大师同时代的公案，民国七年（1918），谛闲大师在北平讲经（以下接录倓虚大师《影尘回忆录》）“那时正赶上北京的乩坛很盛，有一位姓白的白城隍，在西城琉璃胡同钱宅降坛，自言每天到法会去听经，其中有听不懂的地方，拟请谛老亲自到坛上问一问、谈一谈。起初谛老去不去还在犹豫，若以我（倓虚法师自称）的意见，那都是外道门，可以不去。但仁山法师以好奇的心理，无论如何，要怂恿谛老去，我在谛老跟前得算资格浅的人，戒莲更不用提，最后也没拦挡住，谛老就去了。到那里在乩坛里用乩笔与谛老谈话，非常客气，一见面把谛老赞扬了一顿，并自称每天晚上率领许多鬼魂去听经，维护道场，其中已有许多鬼魂闻经听法，受到度化。后来又陈述他部下那些业障重的饿鬼之苦，问教济之法。谛老说：每年七月十五日观宗寺办盂兰法会，晚上放焰口，用观想力量，救拔一切饿鬼，不知能远及北方否？白城隍听到这话很欢喜，很感谢：说是谛老的观想力量很相应，一定能达到。白城隍临坛讲话之后，不一会儿，关圣帝君又临坛。因为他的神力大，恐怕扶乩的人撑不住，说话时候，让白城隍从中传达。他也很客气，称谛老为先进，谛老不敢当，也称他为先进。彼此客气的谈了一会话，随又谈到他在玉泉山显圣，和他显神通修庙的事。末了关圣帝君还对谛老说：以后不论在何处讲经办道场，都要去拥护。不一会儿周（仓）将军也临坛，他开首就问：我自东吴遇难之后，每过七天，身上就痛苦一次，能不能想一个好的法子，把我这痛苦来解除？谛老答复他的意思大概是说：这是由妄想而成，若能以定的工夫，把妄想涤除；再能常发惭愧心，发忏悔心，把自己的宿业完全忏净，这样痛苦自然会消灭了。说完这话，还与他受戒说法。徐蔚如居士把这事记成一本《显感利冥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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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释】
[3]【白关】白：指当时临坛与谛公对话的北京都城隍白知。关：三国蜀将关羽，死后被尊为武圣。归依智者大师，成为佛教护法神。现在寺院的伽蓝菩萨一般都是指关公。
[4]【法身菩萨】又云法身大士。断一分无明而显现一分法性之菩萨也。初地以上之菩萨是也。若依台家四教之位次，则初住以上方名法身菩萨。智度论三十八曰：“法身菩萨断结使得六神通，生身菩萨不断结使，或离欲得五神通。”
[5]【如来不舍穿针之福】阿那律于听佛说法时睡眠，被佛呵责，乃发愤不睡，致目失明。于缝衣时，而作是念：“谁欲求福，与我穿针！”佛以天耳遥闻，即至阿那律前，而告之曰：“你持针来，吾与贯之。”那律白佛：“我谓世间欲求福者；世尊已得无上正觉，福慧已足，何犹求福？”佛言：“世间求福之人，无复过我！如来于六法无有厌足，谓：施、教诫、忍、法说义说、将护众生、求无上道。”（见增一阿含经卷三十一）
[6]【八十翁翁作舞】《大智度论》卷十：“如伎家百岁老翁而舞。有人呵之言。老翁年已百岁何用是舞。翁答。我不须舞。但欲教子孙故耳。佛亦如是。功德虽满。为教弟子作功德故。”
[7]【本迹二门】本门与迹门并称。又云本地垂迹，略云本迹。本谓久成之本地；迹谓近成之垂迹。即指实体与影现！本门，谓如来于久远往昔即已成道（久远实成之本佛），以显示佛陀之本地、根源、本体说，故谓实体；迹门，指新近示现之佛陀（伽耶始成），以显示本佛为教化众生，而自本地应化垂迹之说，故谓应迹、影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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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手书，并显感利冥录，不胜欢喜。知谛公此番讲经，比前次更觉光辉。因逐一看毕，即送余人。多有见闻，深为诧异。私相谓曰，谛公已证圣果，关帝尚未明心。光闻而谓之曰，此事须从白关用心处究，则事理两当，绝无滥圣屈贤之失。白公且置弗论。
【译文】
接到你的信，以及《显感利冥录》这本书，非常欢喜。知道谛闲法师这一次讲经，比上一次更加殊胜。因此将这本书一一看完，随即就送给了其他人。有许多看过这本书的人，都很诧异。私底下互相说：谛闲法师已经证得了圣果，而关圣帝君还没有明了心地。我听到后对他们说：这件事必须从城隍爷白知、护法神关帝二位的用心之处来推究，那么就事理两方面都恰当，绝对没有混滥圣人，委屈贤者的过失了。城隍爷白知暂且不说。
【原文】
夫关帝者，在生时乃富贵不淫，贫贱不移，威武不屈之大丈夫。殁后皈依智者，愿为伽蓝，护持佛法。自智者至今千三百余年。天下丛林之主人，多有法身大士，乘愿宏法者。关帝一一护持亲近，岂至于今，尚有未了，而求抉择开示于谛公。何聪明如帝君，而复愚钝不蒙法益之如是乎。
【译文】
关帝，在生之时就是一个富贵不淫，贫贱不移，威武不屈的大丈夫。死后皈依智者大师，愿意为伽蓝神，来护持佛法。从智者大师到现在有一千三百多年了。天下丛林的住持，有很多是证得法身的大士，乘愿再来，宏扬佛法。关帝都一一护持亲近他们，哪至于到了今天，还有未了的疑问，而求谛闲法师给他决择开示的呢？怎么可能聪明如帝君，而又如此愚钝不能蒙受佛法的利益呢？
【原文】
是大有说。现今时值末法，僧多败类。只知著一件大领，即名为僧。僧之名义事业，多多了无所知。在俗之人有信心者，纵能研究佛法，终皆下视僧侣。其不信者，见彼游行人间，造种种业之僧，遂谓僧皆如是，佛法无益于国，有害于世。
【译文】
这当中是大有说头的。现在正值末法时代，出家僧人大多腐败堕落。只知道穿着一件大领僧衣，就名为僧人。僧的名称意义事业，大多一无所知。世俗有信心的人，纵然能够研究佛法，但终究都轻视出家的僧侣。而不信佛法的人，见到游行人间，造种种罪业的僧人，就认为僧人都是如此，佛法无益于国家，有害于社会。
【原文】
因有此种我慢邪见下劣等知见故，关帝护法心切。以京师乃天下枢机之地，高人名士，咸来莅止。遂现身说法，请谛公之开示。祛彼在家我慢邪见之凡情，振兴劣僧无惭无愧之鄙念。
【译文】
因为有这种我慢、邪见、下劣等知见的缘故，而关帝又护法心切。因为北京是中央政府所在地，社会精英，知名人士，都来到这里。于是关公就现身说法，请谛闲老法师开示，以去除那些在家人我慢邪见的凡情，振兴下劣僧人无惭无愧的不善念。
【原文】
古人称如来不舍穿针之福，曰如八十翁翁作舞，为教儿孙故。光于关帝此举亦然。此虽系盲猜瞎断，若质诸关帝谛公，当皆点头微笑，不露否否不然之声迹矣。
【译文】
龙树菩萨的《大智度论》中，称如来不舍弃为比丘穿针的福报，就如同八十的老翁起舞，是为了教导儿孙的缘故。我对于关帝的这个举动，认为也是这个道理。这虽然是盲猜瞎断，如果去质问关帝、谛闲老法师，他们应当都会点头微笑，不会露出“不是、不是”的声音啊！
【原文】
如上所说，且约迹论。至于关帝谛公之本，唯关帝谛公自知，光何能测度而评论之哉。根敏道心虽切，恐规矩不洞，不解用功法则。祈教以量力而为，不可强勉硬撑，以致心身受病，遂难亲获法利矣。
【译文】
如上面所说，是暂且针对“迹”来说的。至于关帝、谛闲老法师的“本”，唯有关帝、谛公自己知道，我怎能测度评论呢？根敏师的道心虽然迫切，恐怕不懂规矩，不了解修行用功的法则。祈望你教他要量力而为，不可强勉硬撑，以致身心受病，就难以亲身得到佛法利益了。
【原文】
闻某某不善用心，致吐血不止，因而反成废弛。初学人皆须以此意告之。
【译文】
听说某某人不善用心，导致吐血不止，因此反而成了荒废懈怠。初学佛法的人都必须将这个意思告诉他们。
【注释】
[1]【四明观宗寺】四明指浙江宁波，宁波有四明山。民国纪元，谛闲法师最后住持于宁波观宗寺。寺为宋延庆寺观堂旧址，元丰中，四明五世孙介然法师，按照观无量寿佛经，建十六观堂，以修观行，故名观宗。自宋迄清，兴废靡常。自师任住持，遵四明遗法，以三观为宗，说法为用，改称观宗讲寺。
[2]【显感利冥录】《显感利冥录》，是冥界的白城隍和关帝公与谛闲法师的对话。在倓虚法师的《影尘回忆录》中也有记载。谛闲法师和倓虚法师都是民国时期的大德高僧，所以其真实性毋庸置疑。文章又是由冥界的众生亲自述说，所以，实在是我们了解冥界最可靠，又稀有难得的第一手资料。
这是一件与印光大师同时代的公案，民国七年（1918），谛闲大师在北平讲经（以下接录倓虚大师《影尘回忆录》）“那时正赶上北京的乩坛很盛，有一位姓白的白城隍，在西城琉璃胡同钱宅降坛，自言每天到法会去听经，其中有听不懂的地方，拟请谛老亲自到坛上问一问、谈一谈。起初谛老去不去还在犹豫，若以我（倓虚法师自称）的意见，那都是外道门，可以不去。但仁山法师以好奇的心理，无论如何，要怂恿谛老去，我在谛老跟前得算资格浅的人，戒莲更不用提，最后也没拦挡住，谛老就去了。到那里在乩坛里用乩笔与谛老谈话，非常客气，一见面把谛老赞扬了一顿，并自称每天晚上率领许多鬼魂去听经，维护道场，其中已有许多鬼魂闻经听法，受到度化。后来又陈述他部下那些业障重的饿鬼之苦，问教济之法。谛老说：每年七月十五日观宗寺办盂兰法会，晚上放焰口，用观想力量，救拔一切饿鬼，不知能远及北方否？白城隍听到这话很欢喜，很感谢：说是谛老的观想力量很相应，一定能达到。白城隍临坛讲话之后，不一会儿，关圣帝君又临坛。因为他的神力大，恐怕扶乩的人撑不住，说话时候，让白城隍从中传达。他也很客气，称谛老为先进，谛老不敢当，也称他为先进。彼此客气的谈了一会话，随又谈到他在玉泉山显圣，和他显神通修庙的事。末了关圣帝君还对谛老说：以后不论在何处讲经办道场，都要去拥护。不一会儿周（仓）将军也临坛，他开首就问：我自东吴遇难之后，每过七天，身上就痛苦一次，能不能想一个好的法子，把我这痛苦来解除？谛老答复他的意思大概是说：这是由妄想而成，若能以定的工夫，把妄想涤除；再能常发惭愧心，发忏悔心，把自己的宿业完全忏净，这样痛苦自然会消灭了。说完这话，还与他受戒说法。徐蔚如居士把这事记成一本《显感利冥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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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释】
[3]【白关】白：指当时临坛与谛公对话的北京都城隍白知。关：三国蜀将关羽，死后被尊为武圣。归依智者大师，成为佛教护法神。现在寺院的伽蓝菩萨一般都是指关公。
[4]【法身菩萨】又云法身大士。断一分无明而显现一分法性之菩萨也。初地以上之菩萨是也。若依台家四教之位次，则初住以上方名法身菩萨。智度论三十八曰：“法身菩萨断结使得六神通，生身菩萨不断结使，或离欲得五神通。”
[5]【如来不舍穿针之福】阿那律于听佛说法时睡眠，被佛呵责，乃发愤不睡，致目失明。于缝衣时，而作是念：“谁欲求福，与我穿针！”佛以天耳遥闻，即至阿那律前，而告之曰：“你持针来，吾与贯之。”那律白佛：“我谓世间欲求福者；世尊已得无上正觉，福慧已足，何犹求福？”佛言：“世间求福之人，无复过我！如来于六法无有厌足，谓：施、教诫、忍、法说义说、将护众生、求无上道。”（见增一阿含经卷三十一）
[6]【八十翁翁作舞】《大智度论》卷十：“如伎家百岁老翁而舞。有人呵之言。老翁年已百岁何用是舞。翁答。我不须舞。但欲教子孙故耳。佛亦如是。功德虽满。为教弟子作功德故。”
[7]【本迹二门】本门与迹门并称。又云本地垂迹，略云本迹。本谓久成之本地；迹谓近成之垂迹。即指实体与影现！本门，谓如来于久远往昔即已成道（久远实成之本佛），以显示佛陀之本地、根源、本体说，故谓实体；迹门，指新近示现之佛陀（伽耶始成），以显示本佛为教化众生，而自本地应化垂迹之说，故谓应迹、影现。
（二十三）林少穆先生跋屠太守书后：信哉，天人感应之理固昭然不爽也。余友钱塘屠潜园太守，于辛巳秋得危疾，医者误投药，几殆。自誓以济人利物为忏悔地，他事一不系怀。一夕，观自在菩萨，感应入梦，谓：“太守夙世为楚中某官，遇事公而刻，殊伤仁厚，虽无私亦减禄位，又多戕物命，宜得短命报。幸病中誓愿坚固，念念以利济为怀，无毫发怨尤，冥中以他福折除，当可益算。阴律惟救生可延生且加禄，当益勉之。”寤后，遂举家戒杀，广放生命。是冬即叠拜袁州、九江之命，即蒙起用，不次殊遇。明年春，病亦顿愈。太守念佛法，以自利利他为大愿，欲人人咸获戒杀放生福报，而又虑人人之不尽征信也，故为《好生录书后》一篇，第畅明吾儒不杀之理，而于感梦一事未尝及之，其于立言之体固当，而于觉世之意，或有未尽。余故复为详述之，使人知感应之故非荒诞无据也。近时风俗奢靡，无故饮食酬酢，刀几必赤。惟归安张兰渚中丞（明清时巡抚的别称）独守此戒。前抚吴日，尝为《戒杀文注释》，以劝吏民。有议之者曰：“大臣行政以己饥己溺为量，煦煦之仁，似非急务。”闻者疑之，独太守折之曰：“惟仁民者乃能爱物，未有爱物而不仁民者。吾方以中丞为师法，何疑为？”盖太守之笃信，已非今日始矣。余又闻太守之先德封公，中年始得子，即立愿戒杀放生，冀其子以文学科名显。太守果以翰林起家，今太守复于症中感梦大士，盖福德种子有自来矣。愿览其文者，人人勉行之，则仁爱风行，太和翔洽，于世道即有裨益，而文学科名之报，与延生起疾，亦正有如响斯应者在也。道光壬午年夏六月，侯官林则徐跋。（钱塘李更生《同善录全书》）
【注释】（1）林少穆：即林则徐（1785-1850），汉族，福建侯官人（今福建省福州），字符抚，又字少穆、石麟，晚号俟村老人、俟村退叟、七十二峰退叟、瓶泉居士、栎社散人等。是清朝后期政治家、思想家和诗人，是中华民族抵御外辱过程中伟大的民族英雄，其主要功绩是虎门销烟。官至一品，曾任江苏巡抚、两广总督、湖广总督、陕甘总督和云贵总督，两次受命为钦差大臣；因其主张严禁鸦片、抵抗西方的侵略、坚持维护中国主权和民族利益深受全世界中国人的敬仰。林则徐是中国近代史上焚毁英帝鸦片，杰出的政治家和民族英雄。但他一生虔心奉佛，并真实履践的事迹，则鲜为人知。林则徐，福建福州人。二十余岁，在福建巡抚张师诚幕府任职，深受器重。因“张师诚奉佛尤谨，曾辑《径中径又径》一书，劝策行人，专修净业，多切至之语。林则徐自然深受影响”。那时，林则徐即用蝇头小楷书写《阿弥陀经》等经咒，随身携带，终生受持。并常书联语为座右铭：“海纳百川，有容乃大；壁立千仞，无欲则刚。”又联云：“苟利国家生死已，岂因祸福避趋之。”所以，当年为国家民族的利益，能不顾威胁利诱，不怕罢官判罪，毅然销毁鸦片。正是“但愿众生得离苦，不为自已求安乐”的菩萨精神的体现。在流放新疆四年中，将个人荣辱得失置之度外。两三年里即组织开垦近百万亩荒地；推广‘坎井’以利灌溉。为此，老百姓将坎井改名“林公井”，以志纪念。真正做到以出世（无我）精神，办入世（利他）事业。在英国伦敦蜡像馆中，至今屹立着林则徐的蜡像，证明历史自有公论。而林则徐的后裔，子孙繁衍，人才辈出。其中较知名的如：曾任原国民党政府最高法院院长林翔，曾任中华人民共和国驻联合国首席代表林青。从佛法观点看：利人是善，损己利人更是大善。《周易》所云：“积善之家，必有余庆。”综观古今历史，真实不虚。近代高僧印光大师谓“详观古之大忠大孝，建大功，立大业，道济当时，德被后世，浩气塞天地，精忠贯日月者，皆由学佛得力而来。林文忠公则徐，其学问、知识、志节、忠义，为前清一代所仅见。虽政事冗繁，而修持净业，不稍间断。以学佛乃学问、志节、忠义之根本。此本既得，则泛应曲当，举措咸宜。此古大人高出流辈之所由来也。一日，文忠公曾孙翔，字璧予者。以公亲书之《弥陀》、《金刚》、《心经》、《大悲》、《往生》各经咒之梵册课本见示。其卷面题曰：《净土资粮》、其匣面题曰：《行舆日课》。足知公潜修净土法门，虽出入往还，犹不肯废。为备行舆持诵，故其经本只4寸多长，3寸多宽。其字恭楷，一笔不苟。足见其恭敬至诚，不敢稍涉疏忽也。”（参阅《径中径又径译注》一书）
（2）张兰渚：张师诚（？－1826），字兰渚，浙江归安人，清朝大臣。少登科第，历任封疆。巡抚江苏，见杀业甚伙，屡出示劝戒，遇放生河，严禁捕鱼，署中不宴客，不杀生，长斋奉佛，栖心净土。择前贤净土论说，辑《径中径又径》一书，普劝念佛。六旬余，乞假归里，静居斗室，一意西驰。临终，诵弥陀经毕，才举佛号五声，寂然而逝。
（3）己饥己溺：出自《孟子·离娄下》“禹思天下有溺者，由己溺之也；稷思天下有饥者，由己饥之也；是以如是其急也。”别人挨饿、落水就象自己挨饿、落水一样。旧时形容在位者关心人民疾苦。也比喻对别人的痛苦深表同情，并将解除别人的痛苦为己任。
【注释】（1）林少穆：即林则徐（1785-1850），汉族，福建侯官人（今福建省福州），字符抚，又字少穆、石麟，晚号俟村老人、俟村退叟、七十二峰退叟、瓶泉居士、栎社散人等。是清朝后期政治家、思想家和诗人，是中华民族抵御外辱过程中伟大的民族英雄，其主要功绩是虎门销烟。官至一品，曾任江苏巡抚、两广总督、湖广总督、陕甘总督和云贵总督，两次受命为钦差大臣；因其主张严禁鸦片、抵抗西方的侵略、坚持维护中国主权和民族利益深受全世界中国人的敬仰。林则徐是中国近代史上焚毁英帝鸦片，杰出的政治家和民族英雄。但他一生虔心奉佛，并真实履践的事迹，则鲜为人知。林则徐，福建福州人。二十余岁，在福建巡抚张师诚幕府任职，深受器重。因“张师诚奉佛尤谨，曾辑《径中径又径》一书，劝策行人，专修净业，多切至之语。林则徐自然深受影响”。那时，林则徐即用蝇头小楷书写《阿弥陀经》等经咒，随身携带，终生受持。并常书联语为座右铭：“海纳百川，有容乃大；壁立千仞，无欲则刚。”又联云：“苟利国家生死已，岂因祸福避趋之。”所以，当年为国家民族的利益，能不顾威胁利诱，不怕罢官判罪，毅然销毁鸦片。正是“但愿众生得离苦，不为自已求安乐”的菩萨精神的体现。在流放新疆四年中，将个人荣辱得失置之度外。两三年里即组织开垦近百万亩荒地；推广‘坎井’以利灌溉。为此，老百姓将坎井改名“林公井”，以志纪念。真正做到以出世（无我）精神，办入世（利他）事业。在英国伦敦蜡像馆中，至今屹立着林则徐的蜡像，证明历史自有公论。而林则徐的后裔，子孙繁衍，人才辈出。其中较知名的如：曾任原国民党政府最高法院院长林翔，曾任中华人民共和国驻联合国首席代表林青。从佛法观点看：利人是善，损己利人更是大善。《周易》所云：“积善之家，必有余庆。”综观古今历史，真实不虚。近代高僧印光大师谓“详观古之大忠大孝，建大功，立大业，道济当时，德被后世，浩气塞天地，精忠贯日月者，皆由学佛得力而来。林文忠公则徐，其学问、知识、志节、忠义，为前清一代所仅见。虽政事冗繁，而修持净业，不稍间断。以学佛乃学问、志节、忠义之根本。此本既得，则泛应曲当，举措咸宜。此古大人高出流辈之所由来也。一日，文忠公曾孙翔，字璧予者。以公亲书之《弥陀》、《金刚》、《心经》、《大悲》、《往生》各经咒之梵册课本见示。其卷面题曰：《净土资粮》、其匣面题曰：《行舆日课》。足知公潜修净土法门，虽出入往还，犹不肯废。为备行舆持诵，故其经本只4寸多长，3寸多宽。其字恭楷，一笔不苟。足见其恭敬至诚，不敢稍涉疏忽也。”（参阅《径中径又径译注》一书）
（2）张兰渚：张师诚（？－1826），字兰渚，浙江归安人，清朝大臣。少登科第，历任封疆。巡抚江苏，见杀业甚伙，屡出示劝戒，遇放生河，严禁捕鱼，署中不宴客，不杀生，长斋奉佛，栖心净土。择前贤净土论说，辑《径中径又径》一书，普劝念佛。六旬余，乞假归里，静居斗室，一意西驰。临终，诵弥陀经毕，才举佛号五声，寂然而逝。
（3）己饥己溺：出自《孟子·离娄下》“禹思天下有溺者，由己溺之也；稷思天下有饥者，由己饥之也；是以如是其急也。”别人挨饿、落水就象自己挨饿、落水一样。旧时形容在位者关心人民疾苦。也比喻对别人的痛苦深表同情，并将解除别人的痛苦为己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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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欲隐罗浮——博物馆藏几种不同版本的《葛稚川移居图》赏析。
“葛稚川移居图”是中国传统绘画中一个长盛不衰的绘画母题，至少从宋代开始，便有画家将这一主题引入绘画中。葛洪（284-364）是晋代有名的道教学者和医药学家，字稚川，自号抱朴子，丹阳郡（今江苏句容）人。据《晋书》记载，他以儒学知名，“尤好神仙道养之法”，“博闻深洽，江左绝伦。著述篇章富于班马，又精辨玄迹，析理入微”，因立军功，被封以高官，但“以年老，欲炼丹以祈遐寿”为由辞去不就。后来听说交阯（今越南）盛产炼丹用的丹砂，遂要求派去做“句漏令”，得到首肯后，他便携妻儿千里迢迢赴任。到达广州时，因刺史邓岳极力挽留，就有到附近罗浮山隐居的想法，于是便有移居罗浮山之举。葛洪在罗浮山度过了人生的最后岁月，留下了代表名著《抱朴子》。在宋代院体画家中，就有不少人画过这一故事。现存的诸本《葛稚川移居图》中，以王蒙的《葛稚川移居图》年代最早，艺术水准最为精湛。在此之后的明清两代，这一主题的绘画创作都或多或少受其影响。
这便是元代画家王蒙在《葛稚川移居图》（北京故宫博物院藏）中刻划的情景，图中的高士就是葛洪，这座在绘画史上屡次被描绘的名山便是位于广东博罗县的罗浮山。
王蒙（1308-1385）是元代山水画家，字叔明，号黄鹤山樵，浙江湖州人，与黄公望、倪瓒、吴镇并称“元四家”，为书画家赵孟頫（1254-1322）外甥。这件《葛稚川移居图》被认为是王蒙的代表作之一。
在王蒙的艺术生涯中，他并没有到过罗浮山的记录。所以在画中，他是将传说中葛洪移居的故事加上意象山水相融合，表现岭南地区山水郁郁葱葱、枝繁叶茂的景象。图中作者将青绿、花青、红色、曙红以及浅绛、焦墨等交互使用，形成岭南地区特有的山水风貌。在王蒙传世的画作中，该图较为特出：错落的红叶绿树遍布于山间，山势蜿蜒，嶙峋起伏，将罗浮山幽深、险峻与宁静的氛围烘托出来，是乃因避乱而移居、远离尘嚣的出世者心仪之地。
王蒙在画中自题曰：“葛稚川移居图，蒙昔年与日章画此图，已数年矣。今重观之，始题其上，王叔明识”，钤朱文方印“叔明”，另一印则漫漶不清。题识虽并未注明年款，但从内容及画风看，当为王蒙早年所作，反映其早期画风。
王蒙的其他作品如《夏日山居图》、《夏山高隐图》（均藏故宫博物院）等代表作都旨在描写山水的雄伟与秀美，唯独《葛稚川移居图》是将人与自然的和谐交相融合，是道家思想所提倡的“天人合一”理念的折射。至于现代画家惠孝同（1902-1979）认为其“画中的人物和走兽，画的尚不够成熟，主次不分，形象也欠生动；款字也写得弱了一些，这是这幅作品美中不足之处”，显然是苛责了。作为一个以山水见长的画家，王蒙在画中表现出的艺术技巧实非寻常画家所能及。
作为王蒙作品中的精品佳构，《葛稚川移居图》历经元明清以来诸家鉴藏，流传有序，其印鉴与书画著录均清晰地再现其传播与鉴藏的历程。画中的鉴藏印有：朱文方印“怡亲王宝”、“孙煜峰”、“大王主人珍玩”、“虚斋秘玩”、“莱臣审藏真迹”、“弘一斋”、朱文圆印“安”、白文方印“子孙永保”、“子京所藏”、“仪周鉴赏”、“虚斋审定”、“孙煜峰印”、朱文长方印“虚斋之清品”、“潞河张翼藏书画记”、“明善堂珍藏书画印记”、白文长方印“项墨林鉴赏印”、朱文椭圆印“寄敖”，另有右下侧“圣”字上方一白文长方印模糊不可辨。据此可知，该画曾经明代项元汴（1525-1590）、清代安岐（1683-？）、怡亲王、晚清张翼（燕谋）、庞莱臣（1864-1949）及现代孙煜峰（1901-1967）等人递藏。
在明清以降的书画著录中，这件《葛稚川移居图》也多次被提及。明代书画鉴藏家安岐在《墨缘汇观》中著录：“纸本，中挂幅，着色，山水，为日章作”，另一书画鉴藏家郁逢庆的《郁氏书画题跋记》在著录王蒙的题识之后，描述其绘画云：“此图稚川执杖，左携一鹿，后老妻骑牛抱一小儿，二童随之，重山复岭，秀润之笔，非寻常恅草之比”，图中实为“右携一鹿”，当为误记。
郁氏对此画的风格给予肯定，称其为“秀润之笔”。而与郁逢庆大致同时的汪珂玉（1587-？）在其《珊瑚网》中也著录该图的题识，连描述的语句也与郁氏近乎一致，仅“恅草”变为“潦草”，所以有论者经考订，认为汪珂玉《珊瑚网》有袭录郁逢庆《郁氏书画题跋记》的嫌疑，是很有道理的。但因汪氏《珊瑚网》的影响要比《郁氏书画题跋记》大得多，反而促进了《郁氏书画题跋记》中所著录书画的二次传播，《葛稚川移居图》即是其例。
画中以披麻皴画山石，间以解索皴和折带皴相补充，所写飞瀑流泉、崇山峻岭与满山树木相映成趣，使人物的颠沛流离与环境的清幽形成鲜明对比，相得益彰，其绘画主题得以凸显。
卞永誉（1645-1712）的《式古堂书画汇考》也著录《稚川移居图并识》，除实录王蒙题识外，并引用汪氏《珊瑚网》评语⑧，这算是对郁氏评述王蒙《葛稚川移居图》的再次传播了，可谓是书画鉴藏史上一件无奈又极富趣味的事。晚清时期，李葆恂（1859-1915）的《无益有益斋读画诗》也提及王蒙的《葛稚川移居图直幅》。其后的书画鉴藏家庞莱臣在其《虚斋名画续录》中也著录此画，除实录王蒙的题识外，他对画作本身也作了描述：“纸本，高四尺三寸七分，阔一尺八寸三分，设色山水人物，稚川手执羽扇携鹿度桥，前导有负筐篮者，有歇担山坡者，后一妇抱小孩骑牛，一仆牵之而行，其余男女僮仆负物随从，山上茅屋数间，位置井井，屋前及山半有童子作迎眺状，重山复岭，碧树丹柯，秀润缜密，实为希有之真迹。左下角楷书一圣字，系项子京编字记号，另草书小押，其文莫辨题款前六字篆书，这是现在所见此画入藏北京故宫博物院之前最晚的书画著录。
事实上，王蒙并非仅作过这一件《葛稚川移居图》，在顾文彬（1811-1889）的《过云楼书画记》中记载顾氏曾收藏一件《黄鹤山樵稚川移居图》，作者这样描绘：“通幅用焦墨，间设浅赭色。峰峦迥互，楼阁参差；一丫髻童立庭除，供汛扫之役，坡下苍头奴担胡卢书剑前导，一婢抱琴踵其后，一童负囊曳牛，稚川绛衣坐其上，手一卷读，妇与两儿，一草角儿，抱鸟圆并跨牯上，一仆左牵之，右又牵一羊；一婢肩竹竿提鸡笼，次第前行”。很显然，这是一幅以墨笔为主，间杂浅赭色的山水画，构图及画中人物造型与上述《葛稚川移居图》也大相径庭。
在这幅画中，画中主角葛洪坐于牛背之上，其他人物也各有不同，且画面中多出一只羊。上述《葛稚川移居图》中有十人，而该《黄鹤山樵稚川移居图》则至少有十一人。该画题识：“香光居士王蒙写”，上方尚有倪瓒、陆居仁、陈则、韩性、陶复初、钱岳及蒙城乐远题跋。在该书中，作者也提及郁逢庆《书画题跋记》中所著录之上述《葛稚川移居图》，并再引述《六研斋三笔》提及王蒙的第三件《葛稚川移居图》：“余于项氏见。阔幅悬轴，绢素沈厚，布置雄伟……翁媪骑乘一牸、一牯……婢仆四五人，蓬头赤脚，不施严饰，一力奋而前驱，意皆望莽苍进发，盖移居在途景”，据此可知这是描绘葛洪前往罗浮山途中的情形。画作为绢本，葛稚川和妇孺皆坐于牛背之上，画中有一雄一雌两牛，婢仆四五人，大致七八人左右。在该书中，顾氏称王蒙“作《稚川移居图》甚多，惜未能一一对勘耳”。
此外，在《佩文斋书画谱》中也著录一件王蒙的《葛仙翁移居图》：“钱塘王孝廉藏王叔明纸画《葛仙翁移居图》，长一丈二尺，阔几二尺，上有袁清容题，今在檇李项元汴”，这是一幅纸本山水画，但上有袁清容题跋，与上述三件作品均相异，故应是王蒙的第四件《葛稚川移居图》了。另在《佩文斋书画谱》中尚著录一件“葛稚川移居图”，文字极为简略，仅有“王叔明隶书图上”数字，故无法判定是否为以上四件之一，抑或另有他作，姑妄存此备考。
在王蒙之后，尚有明代画家尤求、丁云鹏、郑重及清初胡慥、萧晨等人的《葛稚川移居图》行世，使这一绘画主题传承有序，经久不衰。
明 尤求 《葛洪移居图》卷局部
尤求的《葛稚川移居图》（大英博物馆藏）为一画卷，写葛洪骑于毛驴之上，扬鞭抖缰，后有一壮汉挑筐行于桥上，筐中有宝剑、葫芦、茶壶、锅碗、斗笠等，另有一书童肩背古琴紧随驴后，前有两书童作先导，一人背着八仙桌，一人挑着葫芦、书籍、铜壶等什物。
所写山水为近景，用白描之法，与王蒙画中所用的高远和深远之法大为迥异。作者款识曰：“长洲尤求制”，钤朱文方印“凤丘”和白文方印“长洲尤求”。其题笺为：“明尤子求游旅图逸品。千卷楼主人了酓氏藏”，鉴藏印有：朱文方印“一贯轩长物”、“君子乃乐”、“了酓藏过”和朱文币形印“金匮宝藏陈氏仁涛”。拖尾有近人吴湖帆（1894-1968）题跋：“《葛稚川移居图》出自宋人院本，元钱玉潭、王叔明俱有之，此卷盖马钦山本也。笔精墨意，不在宋人下。余近得子求画《相如属赋图》，与此彷佛，皆子求得意笔也。庚午十月，访镜波兄于月波楼，翦灯夜话，出此共赏，同观者陈君子清。吴湖帆题”，概述《葛稚川移居图》的源流，并言钱玉潭（钱选）、王叔明（王蒙），称此卷乃仿马钦山本。“马钦山”即南宋画家马远。此画与王蒙之作最大的不同在于，描绘的只是截取葛洪等一行五人匆忙赶路的情景，对罗浮山的风貌则较少渲染。
丁云鹏的《葛洪移居图》（台北故宫博物院藏）描写的是崇山峻岭中，葛洪骑牛行于桥上，后有一羊及挑着古琴、经卷的书童紧随，前方右侧一妇人怀抱小孩骑牛，一人牵着缰绳回顾中，左侧则有一书童跟随其后，画中共六人。该画与王蒙之作较为接近，尤其是桥的造型与王蒙之笔如出一辙，应当是有所本。所写远景为飞瀑和茅屋，山石陡峭，有小斧劈皴痕迹。作者并无款识，仅钤白文方印“丁云鹏印”和朱文方印“南羽”。此图曾经《石渠宝笈三编·延春阁》著录，有嘉庆、宣统等鉴藏印多枚。此画是明清时期所见《葛稚川移居图》中与王蒙之作最为接近者。
郑重《仿王蒙葛洪移居图》（台北故宫博物院藏）中自题曰：“葛仙翁移居图，壬子初夏仿黄鹤山樵笔，郑重”，“黄鹤山樵”即王蒙。画中在山脚溪流左侧，一妇人怀抱小孩与葛洪各骑一牛，前面各有一书童执引，一书童担着家具物什，一书童手捧一鹅，肩背葫芦，画中另有一羊与二犬随行。山上茂林修竹，亭台楼阁，在纵深处山路蜿蜒，飞流直下，峭壁林立，云雾缭绕，一派远离尘嚣的仙境之象。从画面构图看，与上述王蒙的《葛稚川移居图》并不接近，但极有可能源自目前已失传的、《佩文斋书画谱》中著录的王蒙《葛仙翁移居图》。此图著录于《石渠宝笈续编·乾清宫》，有乾隆、嘉庆、宣统等三朝帝王藏印。此画也和丁云鹏《葛洪移居图》一样，与王蒙画风最为接近。清 胡慥 《葛洪移居图》 扇面
胡慥《葛洪移居图》扇页（北京故宫博物院藏）描绘的是葛洪骑于牛背上在前方引导，不时回顾四盼，后有一人拉车跟随，车上各种杂货累积，妻儿坐于山石后的另一辆车上，一人在后推行，另有一脚夫挑担随侍车侧。因扇面乃咫尺之属，故作者描写的场景乃截取其中一段，并无崇山峻岭，但从溪山行旅中，可以想见路遥山深。作者题识曰：“葛仙翁移居图，癸巳秋七月画为大宗老社长，胡慥”，钤朱文长方印“胡慥”。“癸巳”乃清顺治十年（1653年）。
萧晨《葛洪移居图》（广东省博物馆藏）描写在深山古松下，葛洪右手执杖，头略望后倾，站立于山石旁，其妻手执纨扇立于后侧，一白发老妇（或为葛洪之母）双手合十，面朝葛洪夫妇；前方两书童整理包裹行囊，另有两童抬着桶（或为其他什物）拾阶而上，一牛歇息于坡脚。很明显，这是葛洪在移居途中稍事休整的场景，与其他同类主题的构思略有不同。作者题识曰：“丹砂勾漏得还无，女伴追随有鲍姑。更欲移家向何处，夜深门闲独看炉。癸亥春日写图为道翁并题博正，兰陵醉客萧晨”，其中“丹砂”和“勾漏”（句漏）都是和葛洪有关的用典。
清 萧晨《葛洪移居图》 广东省博物馆藏
当然，在行世的所有作品中，应该还有不少《葛稚川移居图》画作。从这些作品不难看出，在元代王蒙之后，葛稚川移居的故事最为文人雅士所喜爱。在这个故事里，既寄托了避世而遁入罗浮的出世之想，罗浮山因而也就成为文人向往的精神家园，同时，以此为母题的艺术创作，是对王蒙以来绘画技法的一脉相承，是传统山水画嬗变与演进的重要表现形式。因此，我们探讨以王蒙为代表的《葛稚川移居图》，其意义显然已超越其绘画本身。
我欲隐罗浮——博物馆藏几种不同版本的《葛稚川移居图》赏析。
“葛稚川移居图”是中国传统绘画中一个长盛不衰的绘画母题，至少从宋代开始，便有画家将这一主题引入绘画中。葛洪（284-364）是晋代有名的道教学者和医药学家，字稚川，自号抱朴子，丹阳郡（今江苏句容）人。据《晋书》记载，他以儒学知名，“尤好神仙道养之法”，“博闻深洽，江左绝伦。著述篇章富于班马，又精辨玄迹，析理入微”，因立军功，被封以高官，但“以年老，欲炼丹以祈遐寿”为由辞去不就。后来听说交阯（今越南）盛产炼丹用的丹砂，遂要求派去做“句漏令”，得到首肯后，他便携妻儿千里迢迢赴任。到达广州时，因刺史邓岳极力挽留，就有到附近罗浮山隐居的想法，于是便有移居罗浮山之举。葛洪在罗浮山度过了人生的最后岁月，留下了代表名著《抱朴子》。在宋代院体画家中，就有不少人画过这一故事。现存的诸本《葛稚川移居图》中，以王蒙的《葛稚川移居图》年代最早，艺术水准最为精湛。在此之后的明清两代，这一主题的绘画创作都或多或少受其影响。
这便是元代画家王蒙在《葛稚川移居图》（北京故宫博物院藏）中刻划的情景，图中的高士就是葛洪，这座在绘画史上屡次被描绘的名山便是位于广东博罗县的罗浮山。
王蒙（1308-1385）是元代山水画家，字叔明，号黄鹤山樵，浙江湖州人，与黄公望、倪瓒、吴镇并称“元四家”，为书画家赵孟頫（1254-1322）外甥。这件《葛稚川移居图》被认为是王蒙的代表作之一。
在王蒙的艺术生涯中，他并没有到过罗浮山的记录。所以在画中，他是将传说中葛洪移居的故事加上意象山水相融合，表现岭南地区山水郁郁葱葱、枝繁叶茂的景象。图中作者将青绿、花青、红色、曙红以及浅绛、焦墨等交互使用，形成岭南地区特有的山水风貌。在王蒙传世的画作中，该图较为特出：错落的红叶绿树遍布于山间，山势蜿蜒，嶙峋起伏，将罗浮山幽深、险峻与宁静的氛围烘托出来，是乃因避乱而移居、远离尘嚣的出世者心仪之地。
王蒙在画中自题曰：“葛稚川移居图，蒙昔年与日章画此图，已数年矣。今重观之，始题其上，王叔明识”，钤朱文方印“叔明”，另一印则漫漶不清。题识虽并未注明年款，但从内容及画风看，当为王蒙早年所作，反映其早期画风。
王蒙的其他作品如《夏日山居图》、《夏山高隐图》（均藏故宫博物院）等代表作都旨在描写山水的雄伟与秀美，唯独《葛稚川移居图》是将人与自然的和谐交相融合，是道家思想所提倡的“天人合一”理念的折射。至于现代画家惠孝同（1902-1979）认为其“画中的人物和走兽，画的尚不够成熟，主次不分，形象也欠生动；款字也写得弱了一些，这是这幅作品美中不足之处”，显然是苛责了。作为一个以山水见长的画家，王蒙在画中表现出的艺术技巧实非寻常画家所能及。
作为王蒙作品中的精品佳构，《葛稚川移居图》历经元明清以来诸家鉴藏，流传有序，其印鉴与书画著录均清晰地再现其传播与鉴藏的历程。画中的鉴藏印有：朱文方印“怡亲王宝”、“孙煜峰”、“大王主人珍玩”、“虚斋秘玩”、“莱臣审藏真迹”、“弘一斋”、朱文圆印“安”、白文方印“子孙永保”、“子京所藏”、“仪周鉴赏”、“虚斋审定”、“孙煜峰印”、朱文长方印“虚斋之清品”、“潞河张翼藏书画记”、“明善堂珍藏书画印记”、白文长方印“项墨林鉴赏印”、朱文椭圆印“寄敖”，另有右下侧“圣”字上方一白文长方印模糊不可辨。据此可知，该画曾经明代项元汴（1525-1590）、清代安岐（1683-？）、怡亲王、晚清张翼（燕谋）、庞莱臣（1864-1949）及现代孙煜峰（1901-1967）等人递藏。
在明清以降的书画著录中，这件《葛稚川移居图》也多次被提及。明代书画鉴藏家安岐在《墨缘汇观》中著录：“纸本，中挂幅，着色，山水，为日章作”，另一书画鉴藏家郁逢庆的《郁氏书画题跋记》在著录王蒙的题识之后，描述其绘画云：“此图稚川执杖，左携一鹿，后老妻骑牛抱一小儿，二童随之，重山复岭，秀润之笔，非寻常恅草之比”，图中实为“右携一鹿”，当为误记。
郁氏对此画的风格给予肯定，称其为“秀润之笔”。而与郁逢庆大致同时的汪珂玉（1587-？）在其《珊瑚网》中也著录该图的题识，连描述的语句也与郁氏近乎一致，仅“恅草”变为“潦草”，所以有论者经考订，认为汪珂玉《珊瑚网》有袭录郁逢庆《郁氏书画题跋记》的嫌疑，是很有道理的。但因汪氏《珊瑚网》的影响要比《郁氏书画题跋记》大得多，反而促进了《郁氏书画题跋记》中所著录书画的二次传播，《葛稚川移居图》即是其例。
画中以披麻皴画山石，间以解索皴和折带皴相补充，所写飞瀑流泉、崇山峻岭与满山树木相映成趣，使人物的颠沛流离与环境的清幽形成鲜明对比，相得益彰，其绘画主题得以凸显。
卞永誉（1645-1712）的《式古堂书画汇考》也著录《稚川移居图并识》，除实录王蒙题识外，并引用汪氏《珊瑚网》评语⑧，这算是对郁氏评述王蒙《葛稚川移居图》的再次传播了，可谓是书画鉴藏史上一件无奈又极富趣味的事。晚清时期，李葆恂（1859-1915）的《无益有益斋读画诗》也提及王蒙的《葛稚川移居图直幅》。其后的书画鉴藏家庞莱臣在其《虚斋名画续录》中也著录此画，除实录王蒙的题识外，他对画作本身也作了描述：“纸本，高四尺三寸七分，阔一尺八寸三分，设色山水人物，稚川手执羽扇携鹿度桥，前导有负筐篮者，有歇担山坡者，后一妇抱小孩骑牛，一仆牵之而行，其余男女僮仆负物随从，山上茅屋数间，位置井井，屋前及山半有童子作迎眺状，重山复岭，碧树丹柯，秀润缜密，实为希有之真迹。左下角楷书一圣字，系项子京编字记号，另草书小押，其文莫辨题款前六字篆书，这是现在所见此画入藏北京故宫博物院之前最晚的书画著录。
事实上，王蒙并非仅作过这一件《葛稚川移居图》，在顾文彬（1811-1889）的《过云楼书画记》中记载顾氏曾收藏一件《黄鹤山樵稚川移居图》，作者这样描绘：“通幅用焦墨，间设浅赭色。峰峦迥互，楼阁参差；一丫髻童立庭除，供汛扫之役，坡下苍头奴担胡卢书剑前导，一婢抱琴踵其后，一童负囊曳牛，稚川绛衣坐其上，手一卷读，妇与两儿，一草角儿，抱鸟圆并跨牯上，一仆左牵之，右又牵一羊；一婢肩竹竿提鸡笼，次第前行”。很显然，这是一幅以墨笔为主，间杂浅赭色的山水画，构图及画中人物造型与上述《葛稚川移居图》也大相径庭。
在这幅画中，画中主角葛洪坐于牛背之上，其他人物也各有不同，且画面中多出一只羊。上述《葛稚川移居图》中有十人，而该《黄鹤山樵稚川移居图》则至少有十一人。该画题识：“香光居士王蒙写”，上方尚有倪瓒、陆居仁、陈则、韩性、陶复初、钱岳及蒙城乐远题跋。在该书中，作者也提及郁逢庆《书画题跋记》中所著录之上述《葛稚川移居图》，并再引述《六研斋三笔》提及王蒙的第三件《葛稚川移居图》：“余于项氏见。阔幅悬轴，绢素沈厚，布置雄伟……翁媪骑乘一牸、一牯……婢仆四五人，蓬头赤脚，不施严饰，一力奋而前驱，意皆望莽苍进发，盖移居在途景”，据此可知这是描绘葛洪前往罗浮山途中的情形。画作为绢本，葛稚川和妇孺皆坐于牛背之上，画中有一雄一雌两牛，婢仆四五人，大致七八人左右。在该书中，顾氏称王蒙“作《稚川移居图》甚多，惜未能一一对勘耳”。
此外，在《佩文斋书画谱》中也著录一件王蒙的《葛仙翁移居图》：“钱塘王孝廉藏王叔明纸画《葛仙翁移居图》，长一丈二尺，阔几二尺，上有袁清容题，今在檇李项元汴”，这是一幅纸本山水画，但上有袁清容题跋，与上述三件作品均相异，故应是王蒙的第四件《葛稚川移居图》了。另在《佩文斋书画谱》中尚著录一件“葛稚川移居图”，文字极为简略，仅有“王叔明隶书图上”数字，故无法判定是否为以上四件之一，抑或另有他作，姑妄存此备考。
在王蒙之后，尚有明代画家尤求、丁云鹏、郑重及清初胡慥、萧晨等人的《葛稚川移居图》行世，使这一绘画主题传承有序，经久不衰。
明 尤求 《葛洪移居图》卷局部
尤求的《葛稚川移居图》（大英博物馆藏）为一画卷，写葛洪骑于毛驴之上，扬鞭抖缰，后有一壮汉挑筐行于桥上，筐中有宝剑、葫芦、茶壶、锅碗、斗笠等，另有一书童肩背古琴紧随驴后，前有两书童作先导，一人背着八仙桌，一人挑着葫芦、书籍、铜壶等什物。
所写山水为近景，用白描之法，与王蒙画中所用的高远和深远之法大为迥异。作者款识曰：“长洲尤求制”，钤朱文方印“凤丘”和白文方印“长洲尤求”。其题笺为：“明尤子求游旅图逸品。千卷楼主人了酓氏藏”，鉴藏印有：朱文方印“一贯轩长物”、“君子乃乐”、“了酓藏过”和朱文币形印“金匮宝藏陈氏仁涛”。拖尾有近人吴湖帆（1894-1968）题跋：“《葛稚川移居图》出自宋人院本，元钱玉潭、王叔明俱有之，此卷盖马钦山本也。笔精墨意，不在宋人下。余近得子求画《相如属赋图》，与此彷佛，皆子求得意笔也。庚午十月，访镜波兄于月波楼，翦灯夜话，出此共赏，同观者陈君子清。吴湖帆题”，概述《葛稚川移居图》的源流，并言钱玉潭（钱选）、王叔明（王蒙），称此卷乃仿马钦山本。“马钦山”即南宋画家马远。此画与王蒙之作最大的不同在于，描绘的只是截取葛洪等一行五人匆忙赶路的情景，对罗浮山的风貌则较少渲染。
丁云鹏的《葛洪移居图》（台北故宫博物院藏）描写的是崇山峻岭中，葛洪骑牛行于桥上，后有一羊及挑着古琴、经卷的书童紧随，前方右侧一妇人怀抱小孩骑牛，一人牵着缰绳回顾中，左侧则有一书童跟随其后，画中共六人。该画与王蒙之作较为接近，尤其是桥的造型与王蒙之笔如出一辙，应当是有所本。所写远景为飞瀑和茅屋，山石陡峭，有小斧劈皴痕迹。作者并无款识，仅钤白文方印“丁云鹏印”和朱文方印“南羽”。此图曾经《石渠宝笈三编·延春阁》著录，有嘉庆、宣统等鉴藏印多枚。此画是明清时期所见《葛稚川移居图》中与王蒙之作最为接近者。
郑重《仿王蒙葛洪移居图》（台北故宫博物院藏）中自题曰：“葛仙翁移居图，壬子初夏仿黄鹤山樵笔，郑重”，“黄鹤山樵”即王蒙。画中在山脚溪流左侧，一妇人怀抱小孩与葛洪各骑一牛，前面各有一书童执引，一书童担着家具物什，一书童手捧一鹅，肩背葫芦，画中另有一羊与二犬随行。山上茂林修竹，亭台楼阁，在纵深处山路蜿蜒，飞流直下，峭壁林立，云雾缭绕，一派远离尘嚣的仙境之象。从画面构图看，与上述王蒙的《葛稚川移居图》并不接近，但极有可能源自目前已失传的、《佩文斋书画谱》中著录的王蒙《葛仙翁移居图》。此图著录于《石渠宝笈续编·乾清宫》，有乾隆、嘉庆、宣统等三朝帝王藏印。此画也和丁云鹏《葛洪移居图》一样，与王蒙画风最为接近。清 胡慥 《葛洪移居图》 扇面
胡慥《葛洪移居图》扇页（北京故宫博物院藏）描绘的是葛洪骑于牛背上在前方引导，不时回顾四盼，后有一人拉车跟随，车上各种杂货累积，妻儿坐于山石后的另一辆车上，一人在后推行，另有一脚夫挑担随侍车侧。因扇面乃咫尺之属，故作者描写的场景乃截取其中一段，并无崇山峻岭，但从溪山行旅中，可以想见路遥山深。作者题识曰：“葛仙翁移居图，癸巳秋七月画为大宗老社长，胡慥”，钤朱文长方印“胡慥”。“癸巳”乃清顺治十年（1653年）。
萧晨《葛洪移居图》（广东省博物馆藏）描写在深山古松下，葛洪右手执杖，头略望后倾，站立于山石旁，其妻手执纨扇立于后侧，一白发老妇（或为葛洪之母）双手合十，面朝葛洪夫妇；前方两书童整理包裹行囊，另有两童抬着桶（或为其他什物）拾阶而上，一牛歇息于坡脚。很明显，这是葛洪在移居途中稍事休整的场景，与其他同类主题的构思略有不同。作者题识曰：“丹砂勾漏得还无，女伴追随有鲍姑。更欲移家向何处，夜深门闲独看炉。癸亥春日写图为道翁并题博正，兰陵醉客萧晨”，其中“丹砂”和“勾漏”（句漏）都是和葛洪有关的用典。
清 萧晨《葛洪移居图》 广东省博物馆藏
当然，在行世的所有作品中，应该还有不少《葛稚川移居图》画作。从这些作品不难看出，在元代王蒙之后，葛稚川移居的故事最为文人雅士所喜爱。在这个故事里，既寄托了避世而遁入罗浮的出世之想，罗浮山因而也就成为文人向往的精神家园，同时，以此为母题的艺术创作，是对王蒙以来绘画技法的一脉相承，是传统山水画嬗变与演进的重要表现形式。因此，我们探讨以王蒙为代表的《葛稚川移居图》，其意义显然已超越其绘画本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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