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年前,初学写作的我,很想拥有一个独立的书房。坐在整洁有序的书房里,打开电脑,轻轻敲击键盘,可以翔鸾翥凤,可以集腋成裘。这样的生活状态,该有多么美好啊!可惜,我们的小家庭实在没有多余的房子,使我美梦成真。
涉猎不广,思路不宽。为了丰富自己的头脑,那年,我一口气买下了几十本文学书籍。家里没有书橱,只好把书放在写字台上一部分,其它的塞进纸箱里。把纸箱放在阳台上,适逢水管漏水,力透纸箱,殃及图书。那些书买来后,我还没来得及阅读呢!一夕之间,全成了皱巴巴的残书破卷。当务之急,迫切需要解决书柜的问题。在家具市场,我看中了一架带电脑桌的书柜,买回家来,我的书们总算有了一个体面的“容身之所”。我把书柜安置在卧室里,自我解嘲说,这是我的“卧室书房”。
我的书中,有一本作家韩石山的散文集。有一天,我读到一篇《不才从小有书房》,自此,我要建立书房的愿望更加强烈。韩先生八岁开始有了小书房,人到中年有了大书房。韩先生的大书房亦有一个灵动的名字,叫潺湲室。屈原的作品《九歌.湘夫人》有一句“荒忽兮远望,观流水兮潺湲”,室名即来源于此。才思如流水,潺湲不断绝。韩先生幽默风趣,他说:“坐在书房里,就像坐在了环绕自己的侍妾当中,感觉特别好,千把字的小文章本来没灵感,一激动就写出来了。”韩先生买了电脑,感觉写作比较便利,因此变得高产,好作品源源不断,为此,韩先生开心地说:“这哪是计算机呀,简直就是印钞机嘛!”可见,改善生活环境,提高生活品质,对文学创作百益而无一害。
事实上,没有像样的书房也能写出好作品。当年,刘禹锡得罪了当朝权贵,被贬官至安徽和州当一名小小的通判。和州知县狗眼看人低,百般刁难刘禹锡。按规定,通判应该居住三间房子,知县却只给了刘禹锡一间小屋。这间斗室只能容下一床、一桌、一椅。就是这样的居住条件,刘禹锡并无怨言,欣然提笔写下了千古驰名的《陋室铭》。刘禹锡还给自己的斗室取名叫“陋室”,并与三国诸葛亮的“茅庐”相提并论。我笃定刘禹锡的文采,对于他“斯是陋室,惟吾德馨”的高洁志趣也真心拜服。但是,我坚决不开历史的倒车,毕竟,人往高处走嘛!
皇天不负有心人。终于,在2017年夏天,我们攒够了首付,买下了一套三室二厅的新房。这是一套精装修过的房子。我选择了最大的一室作为书房。当八节实木书柜摆在我的眼前,我转来转去,左看右看,当真是看它千遍也不厌倦。人到中年有书房,不负半生一场忙。把原有的书籍打包搬进。去本市的旧书市场,淘了不少古籍,买了几张字画。书橱,基本填满,书房,正式成立,下一步,该给书房整个雅名。
在我养殖的绿植中,有一盆龙爪槐盆景造型优美,线条流畅,秀色可人。因此,我想把书房取名为“槐香居”。我征求挚友阿慧的意见,“槐香居”被一票否决。阿慧言之凿凿地说,这个名字一点也不新颖。原来,阿慧参加同学聚会,就是在酒店那个叫“槐香居”的雅间里,和大家欢聚一堂。
为了取一个令人耳目一新的名字,那几天我真的是费了不少心思。我专门从网上查阅了一些名人书房名。明清时候,喜欢舞文弄墨的人,非常流行给自己的书房取名字。明末书画家胡正言,有书房名曰“十竹斋”。这个斋名,有点“触景生情”。胡正言的家里有个小花坛,不多不少,恰恰种了十株绿竹。胡正言心想,我家里种了十竿竹子,干脆让自己的书斋叫“十竹斋”得了。有朋友来访,仔细数了数那些竹子,发现不是十株,不知何时,竹子又冒出来两株。朋友戏言,我看,你这书斋该改名了,叫“十二竹斋”才对!胡正言说,过一段时间再冒出来几棵,岂不是又要改?还是叫“十竹斋”吧!朋友大笑。
清朝小说家刘鹗的“抱残守缺斋”,更是让我眼前一亮。刘鹗,自号“老残”,写下了著名的《老残游记》流传后世。刘鹗一生喜爱古董。收集来的古董历经沧桑,残缺不全,刘鹗不但不嫌弃,还把它们当作宝贝收藏。这些古董,和刘鹗相守了一辈子,就像是灵魂伴侣,相依相恋,不离不弃。另外,刘鹗的书房里,古籍众多,缺张少页的也不在少数。有一次,刘鹗宴请嘉宾,家中高朋满座,胜友如云。刘鹗乘着酒兴,宣布自己的书斋名,就叫“抱残守缺斋”。从此,这个书房名,被一众好友津津乐道。
在我买的字画中,有一幅楷书条幅,囊括了宋朝末年诗人翁森的四首诗《春》、《夏》、《秋》、《冬》。诗的内容,以劝学为宗旨,把一年四季读书的乐趣写得兴味盎然,灵巧生动。翁森的四首诗合在一起,又叫《 四时读书乐》,曾被清代《四库全书》收录。我把《四时读书乐》挂在书房墙壁上,展眸可见,深入我心。我尤其喜欢每一首诗的末句。春天,有绿草茵茵,此为一乐,诗曰:“读书之乐乐何如?绿满窗前草不除。” 夏天,有熏风阵阵,此为二乐,诗曰:“ 读书之乐乐无穷,瑶琴一曲来熏风。” 秋天,有霜花皎皎,此为三乐,诗曰:“读书之乐乐陶陶,起弄明月霜天高。” 冬天,有寒梅朵朵,此为四乐,诗曰:“读书之乐何处寻?数点梅花天地心。”
拾人牙慧,模仿先贤。我的书房名何不叫做“四时读书斋”?我问阿慧,要是叫“四时读书斋”是不是有点俗?这回,阿慧嘻嘻一笑,说了句“大俗即大雅”。靓名敲定,大功告成。书房外,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书房内,四季如歌,书香缥缈。我,作为此间主人,四时读书四时乐也!
涉猎不广,思路不宽。为了丰富自己的头脑,那年,我一口气买下了几十本文学书籍。家里没有书橱,只好把书放在写字台上一部分,其它的塞进纸箱里。把纸箱放在阳台上,适逢水管漏水,力透纸箱,殃及图书。那些书买来后,我还没来得及阅读呢!一夕之间,全成了皱巴巴的残书破卷。当务之急,迫切需要解决书柜的问题。在家具市场,我看中了一架带电脑桌的书柜,买回家来,我的书们总算有了一个体面的“容身之所”。我把书柜安置在卧室里,自我解嘲说,这是我的“卧室书房”。
我的书中,有一本作家韩石山的散文集。有一天,我读到一篇《不才从小有书房》,自此,我要建立书房的愿望更加强烈。韩先生八岁开始有了小书房,人到中年有了大书房。韩先生的大书房亦有一个灵动的名字,叫潺湲室。屈原的作品《九歌.湘夫人》有一句“荒忽兮远望,观流水兮潺湲”,室名即来源于此。才思如流水,潺湲不断绝。韩先生幽默风趣,他说:“坐在书房里,就像坐在了环绕自己的侍妾当中,感觉特别好,千把字的小文章本来没灵感,一激动就写出来了。”韩先生买了电脑,感觉写作比较便利,因此变得高产,好作品源源不断,为此,韩先生开心地说:“这哪是计算机呀,简直就是印钞机嘛!”可见,改善生活环境,提高生活品质,对文学创作百益而无一害。
事实上,没有像样的书房也能写出好作品。当年,刘禹锡得罪了当朝权贵,被贬官至安徽和州当一名小小的通判。和州知县狗眼看人低,百般刁难刘禹锡。按规定,通判应该居住三间房子,知县却只给了刘禹锡一间小屋。这间斗室只能容下一床、一桌、一椅。就是这样的居住条件,刘禹锡并无怨言,欣然提笔写下了千古驰名的《陋室铭》。刘禹锡还给自己的斗室取名叫“陋室”,并与三国诸葛亮的“茅庐”相提并论。我笃定刘禹锡的文采,对于他“斯是陋室,惟吾德馨”的高洁志趣也真心拜服。但是,我坚决不开历史的倒车,毕竟,人往高处走嘛!
皇天不负有心人。终于,在2017年夏天,我们攒够了首付,买下了一套三室二厅的新房。这是一套精装修过的房子。我选择了最大的一室作为书房。当八节实木书柜摆在我的眼前,我转来转去,左看右看,当真是看它千遍也不厌倦。人到中年有书房,不负半生一场忙。把原有的书籍打包搬进。去本市的旧书市场,淘了不少古籍,买了几张字画。书橱,基本填满,书房,正式成立,下一步,该给书房整个雅名。
在我养殖的绿植中,有一盆龙爪槐盆景造型优美,线条流畅,秀色可人。因此,我想把书房取名为“槐香居”。我征求挚友阿慧的意见,“槐香居”被一票否决。阿慧言之凿凿地说,这个名字一点也不新颖。原来,阿慧参加同学聚会,就是在酒店那个叫“槐香居”的雅间里,和大家欢聚一堂。
为了取一个令人耳目一新的名字,那几天我真的是费了不少心思。我专门从网上查阅了一些名人书房名。明清时候,喜欢舞文弄墨的人,非常流行给自己的书房取名字。明末书画家胡正言,有书房名曰“十竹斋”。这个斋名,有点“触景生情”。胡正言的家里有个小花坛,不多不少,恰恰种了十株绿竹。胡正言心想,我家里种了十竿竹子,干脆让自己的书斋叫“十竹斋”得了。有朋友来访,仔细数了数那些竹子,发现不是十株,不知何时,竹子又冒出来两株。朋友戏言,我看,你这书斋该改名了,叫“十二竹斋”才对!胡正言说,过一段时间再冒出来几棵,岂不是又要改?还是叫“十竹斋”吧!朋友大笑。
清朝小说家刘鹗的“抱残守缺斋”,更是让我眼前一亮。刘鹗,自号“老残”,写下了著名的《老残游记》流传后世。刘鹗一生喜爱古董。收集来的古董历经沧桑,残缺不全,刘鹗不但不嫌弃,还把它们当作宝贝收藏。这些古董,和刘鹗相守了一辈子,就像是灵魂伴侣,相依相恋,不离不弃。另外,刘鹗的书房里,古籍众多,缺张少页的也不在少数。有一次,刘鹗宴请嘉宾,家中高朋满座,胜友如云。刘鹗乘着酒兴,宣布自己的书斋名,就叫“抱残守缺斋”。从此,这个书房名,被一众好友津津乐道。
在我买的字画中,有一幅楷书条幅,囊括了宋朝末年诗人翁森的四首诗《春》、《夏》、《秋》、《冬》。诗的内容,以劝学为宗旨,把一年四季读书的乐趣写得兴味盎然,灵巧生动。翁森的四首诗合在一起,又叫《 四时读书乐》,曾被清代《四库全书》收录。我把《四时读书乐》挂在书房墙壁上,展眸可见,深入我心。我尤其喜欢每一首诗的末句。春天,有绿草茵茵,此为一乐,诗曰:“读书之乐乐何如?绿满窗前草不除。” 夏天,有熏风阵阵,此为二乐,诗曰:“ 读书之乐乐无穷,瑶琴一曲来熏风。” 秋天,有霜花皎皎,此为三乐,诗曰:“读书之乐乐陶陶,起弄明月霜天高。” 冬天,有寒梅朵朵,此为四乐,诗曰:“读书之乐何处寻?数点梅花天地心。”
拾人牙慧,模仿先贤。我的书房名何不叫做“四时读书斋”?我问阿慧,要是叫“四时读书斋”是不是有点俗?这回,阿慧嘻嘻一笑,说了句“大俗即大雅”。靓名敲定,大功告成。书房外,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书房内,四季如歌,书香缥缈。我,作为此间主人,四时读书四时乐也!
百丈怀海(749年-814年),俗姓王,名怀海,福州长乐人,唐朝禅宗禅师,为马祖道一门下,承继洪州宗禅法。因居洪州大雄山百丈岩(位于今之江西宜春市奉新县),人称百丈怀海。唐穆宗长庆元年(821年),敕谥“大智禅师”。
生平
百丈怀海的生卒年有两种说法,一是唐代陈翊在《唐洪州百丈山故怀海禅师塔铭》中所说,生于天宝八年(749年),卒于元和九年(814年),寿六十六岁。另一说法是《宋高僧传》,生于开元八年(720年),卒于元和九年(814年),寿九十五岁。因为陈翊为怀海同时代的人,因此应以陈翊说为正。
百丈怀海在南岳怀让禅师的弟子西山慧照出家,于衡山法朝律师受具足戒,在庐江读阅经藏,后至马祖道一禅师处参学开悟。
怀海禅师在道一门下时并不知名。在道一过世后,他至洪州住持大雄山百丈岩,因为此岩山势雄伟,故号百丈。其下门徒甚多,其中以黄檗希运、沩山灵祐最为闻名。
黄檗希运的弟子临济义玄开衍出临济宗,沩山灵祐和他的弟子仰山慧寂开衍出沩仰宗。
法脉传承
百丈早岁离俗,十九岁在湖南衡山受了戒,于唐大历元年(西元七六六), 怀海与西堂智藏禅师、南泉普愿禅师,前往江西归投马祖道一禅师。参学于江西马祖门下,并任侍者。
当时的禅僧依附律寺,寺中虽别设禅院,但于说法住持,未合规度。马祖乃开山建丛林(禅宗僧众集团),禅院自此脱离律寺而独立。百丈禅师此时协助马祖领众,以天子定礼乐而王道兴,佛寺有规制则佛法兴,于是融通了大小乘的戒律,制定了《百丈清规》,为禅宗首创的法制。
怀海侍奉马祖六年,得到印可。于马祖圆寂之后,怀海初住浙江石门,学徒云集,继往江西洪州大雄山;因山岩峦高峻,又称为百丈山,世人称怀海为百丈禅师。 百丈怀海入寂于唐宪宗元和九年(西元八一四),世寿九十五,戒腊七十四。长庆元年谥号为“大智禅师”,塔名“大胜宝轮”。北宋大观元年(西元一一○七)追谥“觉照禅师”,元顺帝至元元年(西元一三三五)加谥“弘宗妙行禅师”。
百丈清规
怀海禅师对禅宗进行了教规改革,制定清规(后称《百丈清规》),提倡劳动,亲自躬耕,力行倡导“一日不作,一日不食”,把印度僧侣托钵乞食的传统,改为中国式的自食其力。怀海禅师年事已高,有一次,弟子体谅怀海禅师年迈,将怀海禅师的锄头等耕田工具藏起来,怀海禅师那天被迫无法工作,而当天,怀海禅师也拒绝进餐。从此,再也没有人敢阻止怀海禅师工作了。
主要著作
现存百丈语录有百丈怀海禅师语要二卷、百丈怀海禅师语录一卷、百丈怀海禅师广录一卷,收在卍续藏。天圣广灯录卷八、卷九,载有师之全部语录。与祖堂集卷十四、景德传灯录卷六百丈章,及宗镜录卷九十八之语合观。
野狐禅
《无门关》一书记载一则禅宗公案:一次,怀海禅师说法结束,大众皆退,惟独一老者逗留,于是怀海禅师问道:“你是何人?”
老者答道:“我不是人,是一只野狐。过去佛时,我为比丘,曾在此山修禅传法,因一位弟子问我:‘大修行人还落因果也无?’我回答:‘不落因果!’因此一语,五百世堕落野狐之身,今请大师慈悲开示,令我脱野狐之身!大修行人还落因果也无?”
怀海禅师答道:“不昧因果!”(不被因果蒙蔽)老者大悟,随即告辞。
翌日,怀海禅师领寺中众僧到后山,并找出一狐尸,令以亡僧之礼火葬。
不落因果,指大修行人不受因果报应,并不符合因果的道理,有因就有果,任何人都无法逃出因果之外,佛教故事中,连已经得道成佛的释迦牟尼佛,都曾经因为因果报应所苦,头痛三天。
后代,禅宗将旁门左道的禅法,称为野狐禅。日常用语中引申为独辟蹊径、特立独行的行为。
三百丈
在历史上,有三位禅师,同号百丈,因为时代相近,常被混为一谈。一是百丈怀海的师兄,百丈惟政,另一则是百丈怀海的弟子,百丈法政。
百丈惟政,《祖堂集》中记载,为马祖道一门下,因野鸭子而开悟。
生平
百丈怀海的生卒年有两种说法,一是唐代陈翊在《唐洪州百丈山故怀海禅师塔铭》中所说,生于天宝八年(749年),卒于元和九年(814年),寿六十六岁。另一说法是《宋高僧传》,生于开元八年(720年),卒于元和九年(814年),寿九十五岁。因为陈翊为怀海同时代的人,因此应以陈翊说为正。
百丈怀海在南岳怀让禅师的弟子西山慧照出家,于衡山法朝律师受具足戒,在庐江读阅经藏,后至马祖道一禅师处参学开悟。
怀海禅师在道一门下时并不知名。在道一过世后,他至洪州住持大雄山百丈岩,因为此岩山势雄伟,故号百丈。其下门徒甚多,其中以黄檗希运、沩山灵祐最为闻名。
黄檗希运的弟子临济义玄开衍出临济宗,沩山灵祐和他的弟子仰山慧寂开衍出沩仰宗。
法脉传承
百丈早岁离俗,十九岁在湖南衡山受了戒,于唐大历元年(西元七六六), 怀海与西堂智藏禅师、南泉普愿禅师,前往江西归投马祖道一禅师。参学于江西马祖门下,并任侍者。
当时的禅僧依附律寺,寺中虽别设禅院,但于说法住持,未合规度。马祖乃开山建丛林(禅宗僧众集团),禅院自此脱离律寺而独立。百丈禅师此时协助马祖领众,以天子定礼乐而王道兴,佛寺有规制则佛法兴,于是融通了大小乘的戒律,制定了《百丈清规》,为禅宗首创的法制。
怀海侍奉马祖六年,得到印可。于马祖圆寂之后,怀海初住浙江石门,学徒云集,继往江西洪州大雄山;因山岩峦高峻,又称为百丈山,世人称怀海为百丈禅师。 百丈怀海入寂于唐宪宗元和九年(西元八一四),世寿九十五,戒腊七十四。长庆元年谥号为“大智禅师”,塔名“大胜宝轮”。北宋大观元年(西元一一○七)追谥“觉照禅师”,元顺帝至元元年(西元一三三五)加谥“弘宗妙行禅师”。
百丈清规
怀海禅师对禅宗进行了教规改革,制定清规(后称《百丈清规》),提倡劳动,亲自躬耕,力行倡导“一日不作,一日不食”,把印度僧侣托钵乞食的传统,改为中国式的自食其力。怀海禅师年事已高,有一次,弟子体谅怀海禅师年迈,将怀海禅师的锄头等耕田工具藏起来,怀海禅师那天被迫无法工作,而当天,怀海禅师也拒绝进餐。从此,再也没有人敢阻止怀海禅师工作了。
主要著作
现存百丈语录有百丈怀海禅师语要二卷、百丈怀海禅师语录一卷、百丈怀海禅师广录一卷,收在卍续藏。天圣广灯录卷八、卷九,载有师之全部语录。与祖堂集卷十四、景德传灯录卷六百丈章,及宗镜录卷九十八之语合观。
野狐禅
《无门关》一书记载一则禅宗公案:一次,怀海禅师说法结束,大众皆退,惟独一老者逗留,于是怀海禅师问道:“你是何人?”
老者答道:“我不是人,是一只野狐。过去佛时,我为比丘,曾在此山修禅传法,因一位弟子问我:‘大修行人还落因果也无?’我回答:‘不落因果!’因此一语,五百世堕落野狐之身,今请大师慈悲开示,令我脱野狐之身!大修行人还落因果也无?”
怀海禅师答道:“不昧因果!”(不被因果蒙蔽)老者大悟,随即告辞。
翌日,怀海禅师领寺中众僧到后山,并找出一狐尸,令以亡僧之礼火葬。
不落因果,指大修行人不受因果报应,并不符合因果的道理,有因就有果,任何人都无法逃出因果之外,佛教故事中,连已经得道成佛的释迦牟尼佛,都曾经因为因果报应所苦,头痛三天。
后代,禅宗将旁门左道的禅法,称为野狐禅。日常用语中引申为独辟蹊径、特立独行的行为。
三百丈
在历史上,有三位禅师,同号百丈,因为时代相近,常被混为一谈。一是百丈怀海的师兄,百丈惟政,另一则是百丈怀海的弟子,百丈法政。
百丈惟政,《祖堂集》中记载,为马祖道一门下,因野鸭子而开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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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中後期宦官權勢演進考析》
——王守棟
唐初統治者總結東漢宦官專權的教訓,力主抑制宦官勢力。
唐初的抑宦措施主要有三點:
其一,控制宦官的人數員額。“國初故事,以三十人為員,衣黃衣,不得養子”。
其二,限定宦官的職責範圍。唐太宗曾下詔明確規定:宦官“不任以事,惟門閣守禦、廷內掃除、案食而已”,禁止宦官干預政事。
其三,限制宦官的品秩地位。“貞觀中,太宗定制,內侍省不置三品官,內侍是長官,階四品”。
由於採取了以上種種裁抑措施,宦官勢力在唐初終未能夠形成氣候。
唐中後期,隨著政治危機的不斷加深,宦官則一步步沖出宮闈,干預朝政,從玄宗至昭宗延續十四朝,大致經歷了四個階段。
一、 玄宗時期,宦官始涉朝政
宦官干政始于玄宗時期的高力士已成定論,如“每四方進奏文表,必先呈力士,然後進禦,小事便決之。”
一般言“專權”,即指具有把持中樞、左右朝政的權力,高力士雖“權傾內外”,但絕沒有達到把持朝政的地步。
首先,玄宗時皇帝擁有絕對的權威而非安史之亂後君權衰弱。
高力士干政完全取決於玄宗的好惡,儘管有時一言定局,但決不能有違皇帝的意圖,否則即“語謬當死”。
其次,高力士干預朝政的途徑,主要通過善揣君意、審時進奏等方式,對君主決策施加影響、而非直接發號施令,因而與宰相的權力也不可同日而語。
玄宗時,軍政大權歸南衙,北司沒有形成氣候,宦官沒有專權的後盾,更沒有與南省抗衡的實力。
中書門下之議政決策和行政權力並未因宦官干政而明顯削弱,直至玄宗末“國政、樞密皆在中書”的格局並未改變。
可見,玄宗時期,高力士雖開唐代宦官干預國政的先河,但未形成宦官專搜朝政的局面。
二、 肅代時期,宦官權勢急劇膨脹,向外朝延伸,干涉軍政;但由於宰臣的抗爭.宦官的權勢呈現出不穩固的特徵。
這一時期,宦官權勢膨脹的典型標誌是掌握禁軍大權。
(舊唐書•李輔國傳):“輔國判元帥行軍司馬,專掌禁兵”,《資治通鑒》卷221乾元二年四月:“及還京師,專掌禁兵”;李輔國以判元帥行軍司馬統領禁軍,開唐代宦官典兵的先河。
繼李輔國後,程元振、魚朝恩相繼典領禁軍,宦官以此為後盾,擴張權勢,干預朝政。
由於南衙抗爭,這一時期宦官權勢又現出極不穩固的特點。
李輔國、程元振、魚朝恩三閹最後均因恃權驕悠而失寵被殺;至大曆五年,魚朝恩被殺後,代宗便取消了宦官典領禁軍的權力,還政於朝臣。
可見,這一時期的宦官權勢並不穩固,但它是皇帝利用宦官幹軍、預政的嘗試,為宦官統軍、掌樞密開了先例。
三、 從德宗至宜宗,是宦官勢力的鞏固與發展階段;由於宦官干政的各項制度逐步確立,使宦官典軍、攀樞要成為定制,權勢趨於稼固,而相權則大大削弱。
德宗即位,政局動盪不安,建中二年,北方“四鎮之亂”爆發,不久“徑原兵變”、“朱泚之亂”、“奉天之難”此起彼伏。事後德宗深忌勳臣、宿將,“禁旅文場、仙鳴分統焉。”
至此禁軍統帥權經過動盪再次回到宦官手中。貞元十二年六月,特立護軍中尉兩員、中護軍兩員,以帥禁軍,乃以文場為左神策護軍中尉,仙鳴為右神策護軍中尉,右神威軍使張尚進為右神策中護軍,內渴者監焦希望為左神策中護軍,自文場等始也。”宦官統領禁軍遂成定制,直至唐末。
憲宗繼立,確立內樞密使制度,“元和中,始制樞密二人,劉光琦、梁守謙皆為之。”宦官掌樞密便固定下來。宦官兩中尉與兩樞密號稱“權閹四貴”。
這一階段,宦官勢力擴張的典型標誌是,在“定策”儲君這一關鍵決策中,將宰相排擠出圈外。
宦官雖已掌握禁軍及定策大權,但仍未直接干涉南衙的行政事務,因而這一時期宰相仍具有相對獨立的行政權力,如“大中故事,凡宰相對延英,兩中尉先降,樞密使候旨殿西,宰相奏事已畢,樞密使案前受事。”
可見,此時之宦官中尉及樞密使均無權參預宰相延英議政。
四、 從懿宗至唐末.是宦官勢力發展的第四階段;宦官不僅典軍掌樞密.而且干預南衙政務,宰相失去獨立的行政權力.宦官權力發展到頂峰。
自懿宗鹹通年間,始毀“大中舊制”,宦官干預宰相延英議政,“僖昭時(宦官)楊複恭、西門季元欲奪宰相權,乃於堂狀後帖黃指揮公事,此其始也。”
這一時期,神策中尉完全控制了中樞,不但侵奪宰相的議政決策大權,而且侵奪宰相的行政權,把持朝政。因而,真正意義上的宦官專權在這一時期最為典型。
總之,唐中後期宦官勢力是隨著對相權的蠶食而不斷膨脹的;首先,侵奪宰相的議政權,進而干涉其行政權,最終把持朝政,形成宦官專權的政治格局。 #历史# #历史[超话]#
《唐中後期宦官權勢演進考析》
——王守棟
唐初統治者總結東漢宦官專權的教訓,力主抑制宦官勢力。
唐初的抑宦措施主要有三點:
其一,控制宦官的人數員額。“國初故事,以三十人為員,衣黃衣,不得養子”。
其二,限定宦官的職責範圍。唐太宗曾下詔明確規定:宦官“不任以事,惟門閣守禦、廷內掃除、案食而已”,禁止宦官干預政事。
其三,限制宦官的品秩地位。“貞觀中,太宗定制,內侍省不置三品官,內侍是長官,階四品”。
由於採取了以上種種裁抑措施,宦官勢力在唐初終未能夠形成氣候。
唐中後期,隨著政治危機的不斷加深,宦官則一步步沖出宮闈,干預朝政,從玄宗至昭宗延續十四朝,大致經歷了四個階段。
一、 玄宗時期,宦官始涉朝政
宦官干政始于玄宗時期的高力士已成定論,如“每四方進奏文表,必先呈力士,然後進禦,小事便決之。”
一般言“專權”,即指具有把持中樞、左右朝政的權力,高力士雖“權傾內外”,但絕沒有達到把持朝政的地步。
首先,玄宗時皇帝擁有絕對的權威而非安史之亂後君權衰弱。
高力士干政完全取決於玄宗的好惡,儘管有時一言定局,但決不能有違皇帝的意圖,否則即“語謬當死”。
其次,高力士干預朝政的途徑,主要通過善揣君意、審時進奏等方式,對君主決策施加影響、而非直接發號施令,因而與宰相的權力也不可同日而語。
玄宗時,軍政大權歸南衙,北司沒有形成氣候,宦官沒有專權的後盾,更沒有與南省抗衡的實力。
中書門下之議政決策和行政權力並未因宦官干政而明顯削弱,直至玄宗末“國政、樞密皆在中書”的格局並未改變。
可見,玄宗時期,高力士雖開唐代宦官干預國政的先河,但未形成宦官專搜朝政的局面。
二、 肅代時期,宦官權勢急劇膨脹,向外朝延伸,干涉軍政;但由於宰臣的抗爭.宦官的權勢呈現出不穩固的特徵。
這一時期,宦官權勢膨脹的典型標誌是掌握禁軍大權。
(舊唐書•李輔國傳):“輔國判元帥行軍司馬,專掌禁兵”,《資治通鑒》卷221乾元二年四月:“及還京師,專掌禁兵”;李輔國以判元帥行軍司馬統領禁軍,開唐代宦官典兵的先河。
繼李輔國後,程元振、魚朝恩相繼典領禁軍,宦官以此為後盾,擴張權勢,干預朝政。
由於南衙抗爭,這一時期宦官權勢又現出極不穩固的特點。
李輔國、程元振、魚朝恩三閹最後均因恃權驕悠而失寵被殺;至大曆五年,魚朝恩被殺後,代宗便取消了宦官典領禁軍的權力,還政於朝臣。
可見,這一時期的宦官權勢並不穩固,但它是皇帝利用宦官幹軍、預政的嘗試,為宦官統軍、掌樞密開了先例。
三、 從德宗至宜宗,是宦官勢力的鞏固與發展階段;由於宦官干政的各項制度逐步確立,使宦官典軍、攀樞要成為定制,權勢趨於稼固,而相權則大大削弱。
德宗即位,政局動盪不安,建中二年,北方“四鎮之亂”爆發,不久“徑原兵變”、“朱泚之亂”、“奉天之難”此起彼伏。事後德宗深忌勳臣、宿將,“禁旅文場、仙鳴分統焉。”
至此禁軍統帥權經過動盪再次回到宦官手中。貞元十二年六月,特立護軍中尉兩員、中護軍兩員,以帥禁軍,乃以文場為左神策護軍中尉,仙鳴為右神策護軍中尉,右神威軍使張尚進為右神策中護軍,內渴者監焦希望為左神策中護軍,自文場等始也。”宦官統領禁軍遂成定制,直至唐末。
憲宗繼立,確立內樞密使制度,“元和中,始制樞密二人,劉光琦、梁守謙皆為之。”宦官掌樞密便固定下來。宦官兩中尉與兩樞密號稱“權閹四貴”。
這一階段,宦官勢力擴張的典型標誌是,在“定策”儲君這一關鍵決策中,將宰相排擠出圈外。
宦官雖已掌握禁軍及定策大權,但仍未直接干涉南衙的行政事務,因而這一時期宰相仍具有相對獨立的行政權力,如“大中故事,凡宰相對延英,兩中尉先降,樞密使候旨殿西,宰相奏事已畢,樞密使案前受事。”
可見,此時之宦官中尉及樞密使均無權參預宰相延英議政。
四、 從懿宗至唐末.是宦官勢力發展的第四階段;宦官不僅典軍掌樞密.而且干預南衙政務,宰相失去獨立的行政權力.宦官權力發展到頂峰。
自懿宗鹹通年間,始毀“大中舊制”,宦官干預宰相延英議政,“僖昭時(宦官)楊複恭、西門季元欲奪宰相權,乃於堂狀後帖黃指揮公事,此其始也。”
這一時期,神策中尉完全控制了中樞,不但侵奪宰相的議政決策大權,而且侵奪宰相的行政權,把持朝政。因而,真正意義上的宦官專權在這一時期最為典型。
總之,唐中後期宦官勢力是隨著對相權的蠶食而不斷膨脹的;首先,侵奪宰相的議政權,進而干涉其行政權,最終把持朝政,形成宦官專權的政治格局。 #历史# #历史[超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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