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厚健卸任海信集团控股有限公司董事长，副董事长林澜将接任，他比周厚健小1岁】一向低调的周厚健，在退休时也选择了极为低调的方式。在3月12日下午海信召开的例行月度经济分析会上，周厚健正式卸任海信集团控股有限公司董事长一职。副董事长林澜将接任。自去年11月传出海信“换帅”误读以来就一直备受关注的海信接班问题，也由此尘埃落定。
1982年，刚刚从山东大学电子系毕业的周厚健便进入青岛电视机厂工作，由此开启了在海信长达40年的职业生涯。1992年，周厚健正式升任厂长，成为引领海信前行的掌舵人。在他的带领下，海信从一家地方电视机厂，成长为千亿级跨国电子信息产业集团。2021年，海信实现营业收入1755亿元，同比增长24%，创历史新高。
由国际营销“一号人物”林澜接班，或许预示着海信未来将在国际化上进一步提速。
01
周厚健：
30年带领海信完成“三大跨越”
对海信来说，周厚健足以称得上奠基者。出任厂长时，周厚健年仅35岁。在长达30年的掌舵时间里，周厚健对海信的影响是全方位的，从对技术的笃信，到低调稳健的个人作风，无一不深深烙印在了海信的企业文化中。但若从企业发展的长时段角度观察，周厚健带领海信在多元化、国际化以及体制机制改革上所完成的“三大跨越”最具里程碑意义。
刚掌舵海信不久，周厚健就知道，海信要做大做强就不能固守城池，从单一产品到多元化布局是必经之路。
“索尼公司就是靠不断上新项目迅速发展起来的，松下亦是如此，家电产品层出不穷。海信要发展也必须走这一步，向高科技发展。”1995年的一次内部会议上，周厚健曾如是说。
此后，海信开始在变频空调、手机以及媒体产品等其他家电和消费电子领域发力，并在2006年完成了对科龙的并购，进一步完善了白电产品线。与此同时，海信还在2000年前后将触角延伸至B2B产业，在智能交通、光通信等新兴领域进行了布局。
如今，海信已经成为国内家电产品线最全的企业，几乎涵盖从黑电到白电到厨电的全品类，旗下品牌包括海信、科龙、容声、gorenje等。B2B产业中，智能交通、光通信业务板块已经成为行业隐形冠军，智能医疗等近十年内新布局的业务也开始崭露头角。
业务版图持续扩张的同时，周厚健也将目光瞄准了更加广阔的全球市场。
事实上，在周厚健接棒之前，走出国门就是海信的愿景。“在世界地图上点一个点”，是周厚健的上一任在告别时对周厚健和海信的寄望。30年后，周厚健做到了。如今的海信已经在海外设立了55个海外公司和办事处、11个研发机构、18个工业园区和生产基地。对日本东芝电视等国外老牌家电企业发起的并购已经成为中国企业全球化的经典案例，完成了从出口到并购、从输出产品到输出管理的国际化升级扩张之路。
在海信的国际化进程中，周厚健一直坚持自主品牌出海。2021年，海信实现海外收入731亿元，在集团总收入中占比达42%，其中自主品牌收入占比超过80%。
很多人对周厚健的印象是“技术狂”，但很多人并不知道的是，周厚健也是一位大胆的改革派。在他掌舵的30年间，海信不断冲破体制机制的束缚，不断释放出更强的企业活力。
1992年，刚刚升任厂长的周厚健便为了降成本、裁冗员进行了大刀阔斧的改革。1994年，在质疑和反对声中，周厚健将企业品牌由“青岛”改为“海信”，青岛电视机厂也因此被海信集团取代，由此真正拉开了海信从计划经济时代的工厂，向市场经济时代的现代企业转变的序幕。
此后，周厚健相继在子公司层面大胆进行产权制度的改革，建立起了有社会法人投资的体制或建立股份公司，对员工实施股权激励，提高了经营效率。就在2020年，海信进一步深化所有制改革，推进了集团层面混改，进一步释放了企业活力。
02 林澜：海信国际营销的“一号人物”
虽然公众对林澜的名字感到陌生， 但在海信内部，林澜是一位已经“服役”了超过15年的“老兵”，是海信国际化业务的“一号人物”。
公开资料显示，林澜生于1958年，与1957年生的周厚健算是同龄人，历任西门子咨询公司(现为英国 AMEC 公司)动力系统软件开发部经理，GE 动力系统公司高级项目经理、高级工程师。
林澜与海信的缘分始于海信对科龙的并购。2002年，林澜受老同学顾雏军邀请加入科龙，负责科龙香港公司投资、科龙顺德总部研发、生产、采购和海外业务。《海信史》中提到，“直到顾雏军被抓，科龙面临倒闭，林澜仍然靠着几个海外大客户维持公司运转。”
也许正是这种职业精神，让林澜成为科龙高管中极少数被海信继续任用的人之一。2006年底，海信完成对科龙的收购之后，周厚健就将此前任职科龙副总裁的林澜纳入麾下，任海信集团副总裁，并将国际营销的担子交给了他。也正是在2006年，周厚健正式提出“海信未来发展，大头在海外”的国际化战略，并正式成立国际营销公司。
某种意义上，林澜是海信收购科龙所获得的最大收获。科龙的海外市场一直做得很好，而海信之所以发起对科龙的并购，目的之一便是为海信国际化铺路。如果说周厚健是为海信国际化谋划蓝图和做战略决策的人，那林澜就是冲锋一线的实施者。
从各个国家市场渠道的建立，到海外研发体系的搭建，再到近年来对东芝电视、gorenje等海外企业的跨国并购，都是由林澜一手推动完成的。他将过去中国企业国际化道路上的很多“不可能”，变为了“可能”。
比如，海信之所以能在自主品牌出海，这条被认为最难走的国际化道路上快速突围，源于林澜的“B品牌”战略——暂时放弃对头部品牌的直接竞争，先从“高质中价，优质服务”的定位做起。到今天，海信自主品牌已经在欧美高端市场获得越来多认可，并成功将万元以上的激光电视产品卖到了美国。
再比如，林澜负责搭建了海信智能电视的海外内容平台，让海信成为首个搭建全球一体化运营平台的中国电视品牌，海信智能电视在海外市场的竞争力进一步提升。
毫不夸张地说，没有林澜，就没有今天全球布局的海信。就连周厚健都曾评价说：“海信真正的国际化，是林总带着走出来的。”
在国际化上持续加码无疑将是海信未来最重要的发力方向。2021年10月，海信就曾在媒体开放日上公开表示，预计海外收入最快在3年时间内超过国内。而在2021年底召开的海信国际化战略专题会上，B2B产业出海被确定为海信未来国际化的重点突破领域。相信林澜的接棒，将给海信国际化增添极大助力。 （相关链接https://t.cn/A66c298u）
1982年，刚刚从山东大学电子系毕业的周厚健便进入青岛电视机厂工作，由此开启了在海信长达40年的职业生涯。1992年，周厚健正式升任厂长，成为引领海信前行的掌舵人。在他的带领下，海信从一家地方电视机厂，成长为千亿级跨国电子信息产业集团。2021年，海信实现营业收入1755亿元，同比增长24%，创历史新高。
由国际营销“一号人物”林澜接班，或许预示着海信未来将在国际化上进一步提速。
01
周厚健：
30年带领海信完成“三大跨越”
对海信来说，周厚健足以称得上奠基者。出任厂长时，周厚健年仅35岁。在长达30年的掌舵时间里，周厚健对海信的影响是全方位的，从对技术的笃信，到低调稳健的个人作风，无一不深深烙印在了海信的企业文化中。但若从企业发展的长时段角度观察，周厚健带领海信在多元化、国际化以及体制机制改革上所完成的“三大跨越”最具里程碑意义。
刚掌舵海信不久，周厚健就知道，海信要做大做强就不能固守城池，从单一产品到多元化布局是必经之路。
“索尼公司就是靠不断上新项目迅速发展起来的，松下亦是如此，家电产品层出不穷。海信要发展也必须走这一步，向高科技发展。”1995年的一次内部会议上，周厚健曾如是说。
此后，海信开始在变频空调、手机以及媒体产品等其他家电和消费电子领域发力，并在2006年完成了对科龙的并购，进一步完善了白电产品线。与此同时，海信还在2000年前后将触角延伸至B2B产业，在智能交通、光通信等新兴领域进行了布局。
如今，海信已经成为国内家电产品线最全的企业，几乎涵盖从黑电到白电到厨电的全品类，旗下品牌包括海信、科龙、容声、gorenje等。B2B产业中，智能交通、光通信业务板块已经成为行业隐形冠军，智能医疗等近十年内新布局的业务也开始崭露头角。
业务版图持续扩张的同时，周厚健也将目光瞄准了更加广阔的全球市场。
事实上，在周厚健接棒之前，走出国门就是海信的愿景。“在世界地图上点一个点”，是周厚健的上一任在告别时对周厚健和海信的寄望。30年后，周厚健做到了。如今的海信已经在海外设立了55个海外公司和办事处、11个研发机构、18个工业园区和生产基地。对日本东芝电视等国外老牌家电企业发起的并购已经成为中国企业全球化的经典案例，完成了从出口到并购、从输出产品到输出管理的国际化升级扩张之路。
在海信的国际化进程中，周厚健一直坚持自主品牌出海。2021年，海信实现海外收入731亿元，在集团总收入中占比达42%，其中自主品牌收入占比超过80%。
很多人对周厚健的印象是“技术狂”，但很多人并不知道的是，周厚健也是一位大胆的改革派。在他掌舵的30年间，海信不断冲破体制机制的束缚，不断释放出更强的企业活力。
1992年，刚刚升任厂长的周厚健便为了降成本、裁冗员进行了大刀阔斧的改革。1994年，在质疑和反对声中，周厚健将企业品牌由“青岛”改为“海信”，青岛电视机厂也因此被海信集团取代，由此真正拉开了海信从计划经济时代的工厂，向市场经济时代的现代企业转变的序幕。
此后，周厚健相继在子公司层面大胆进行产权制度的改革，建立起了有社会法人投资的体制或建立股份公司，对员工实施股权激励，提高了经营效率。就在2020年，海信进一步深化所有制改革，推进了集团层面混改，进一步释放了企业活力。
02 林澜：海信国际营销的“一号人物”
虽然公众对林澜的名字感到陌生， 但在海信内部，林澜是一位已经“服役”了超过15年的“老兵”，是海信国际化业务的“一号人物”。
公开资料显示，林澜生于1958年，与1957年生的周厚健算是同龄人，历任西门子咨询公司(现为英国 AMEC 公司)动力系统软件开发部经理，GE 动力系统公司高级项目经理、高级工程师。
林澜与海信的缘分始于海信对科龙的并购。2002年，林澜受老同学顾雏军邀请加入科龙，负责科龙香港公司投资、科龙顺德总部研发、生产、采购和海外业务。《海信史》中提到，“直到顾雏军被抓，科龙面临倒闭，林澜仍然靠着几个海外大客户维持公司运转。”
也许正是这种职业精神，让林澜成为科龙高管中极少数被海信继续任用的人之一。2006年底，海信完成对科龙的收购之后，周厚健就将此前任职科龙副总裁的林澜纳入麾下，任海信集团副总裁，并将国际营销的担子交给了他。也正是在2006年，周厚健正式提出“海信未来发展，大头在海外”的国际化战略，并正式成立国际营销公司。
某种意义上，林澜是海信收购科龙所获得的最大收获。科龙的海外市场一直做得很好，而海信之所以发起对科龙的并购，目的之一便是为海信国际化铺路。如果说周厚健是为海信国际化谋划蓝图和做战略决策的人，那林澜就是冲锋一线的实施者。
从各个国家市场渠道的建立，到海外研发体系的搭建，再到近年来对东芝电视、gorenje等海外企业的跨国并购，都是由林澜一手推动完成的。他将过去中国企业国际化道路上的很多“不可能”，变为了“可能”。
比如，海信之所以能在自主品牌出海，这条被认为最难走的国际化道路上快速突围，源于林澜的“B品牌”战略——暂时放弃对头部品牌的直接竞争，先从“高质中价，优质服务”的定位做起。到今天，海信自主品牌已经在欧美高端市场获得越来多认可，并成功将万元以上的激光电视产品卖到了美国。
再比如，林澜负责搭建了海信智能电视的海外内容平台，让海信成为首个搭建全球一体化运营平台的中国电视品牌，海信智能电视在海外市场的竞争力进一步提升。
毫不夸张地说，没有林澜，就没有今天全球布局的海信。就连周厚健都曾评价说：“海信真正的国际化，是林总带着走出来的。”
在国际化上持续加码无疑将是海信未来最重要的发力方向。2021年10月，海信就曾在媒体开放日上公开表示，预计海外收入最快在3年时间内超过国内。而在2021年底召开的海信国际化战略专题会上，B2B产业出海被确定为海信未来国际化的重点突破领域。相信林澜的接棒，将给海信国际化增添极大助力。 （相关链接https://t.cn/A66c298u）
两会专访 | 李健：建睿智之言 献务实之策
今年全国两会期间，全国政协委员、民航局原副局长李健提交了关于合理利用空地资源、促进无人机物流发展的两份提案。多年来，李健心系通航发展，屡次提交关于通航发展的提案，致力于让通航“飞起来、热起来”。其中，2018年提案被列为全国政协好提案，2019年、2021年提案均被列为全国政协重点督办提案之一。这些高质量的提案是如何形成的，是否推动了我国通航发展取得进步？通航发展还需要在哪些方面“破冰”？日前，本报记者采访了李健。
提案要服务国家大局扎根基层群众
问：我们注意到，您已经连续5年提交了有关通航发展的提案。为什么您如此关注通航发展？
答：国务院自1985年以来，共四次发布促进通航发展意见。前三次由于经济未发展起来，客观条件不具备，都未能有效促进通航发展。2016年国务院办公厅印发了《关于促进通用航空业发展的指导意见》，将通用航空确定为全产业链的战略性新兴产业体系，描绘了通航发展的宏伟蓝图和阶段性目标。多年的民航工作经历，也让我更加深刻认识到发展通航利国利军利民，对落实交通强国、民航强国战略、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具有重要意义。
当前加快构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发展通航对于促进产业、消费升级意义和作用重大，是我国经济发展新的增长点。通用航空投资少，见效快，而且能很好地解决出行“最后一公里”的需求，特别是在山区等地。国际经验表明，通用航空产业投入产出比为1：10，就业带动比为1：12。通航飞机从最初级运动类飞机到高端公务机，产业链条长、服务领域广、带动作用强。
通用航空是维护国家安全的重要保障。通用航空体系是国家战略投送能力重要支撑，通过在边疆地区、地面交通未覆盖地区建设机场，可以有效拓展投送范围。通航飞行员、机务维修、制造等人员，是国家安全的重要战略储备。通用航空在应急救援、航空医疗救援方面也具有独特优势。近年来全国每年因自然灾害造成的经济损失超过2000亿元。在抗灾救援及处置突发事件的各项措施中，航空应急救援快速、高效，受地理空间限制较少，是世界许多国家普遍采用的有效手段。
这么多年我国通航一直没有飞起来、热起来，我是看在眼里、急在心里。提案是政协委员参政议政的基本形式，必须围绕党和国家大政方针、中心工作，坚持问题导向，建睿智之言、献务实之策。因此，我近年来将通航发展作为提案的关注重点，陆续提出了推进国家空域管理体制改革、完善飞行服务保障体系、扶持新业态发展等建议。
问：您的提案多次被列为全国政协重点督办提案之一，也获得过年度好提案。这些关于通航发展的高质量提案是如何形成的？
答：做好新时代提案工作，必须扎根基层，深入群众，才能确保提案反映情况准确、分析问题深入、提出建议具体。为了充分反映通航行业诉求，我在担任全国政协委员的4年多来，曾赴山西、内蒙古等地大量实地调研。2021年5月中下旬，又随国务院督查室赴浙江、四川、广东、海南等4省9市开展实地督查调研，走访航空器制造、通航运营、通用航空、飞行服务等近50家企业，与地方政府、市场主体、部队等召开9场座谈会，深入了解通用航空新情况、新问题，充分听取各方意见，共同研究提出对策性建议。
比如，为解决通航领域反映比较突出的过度监管问题，2017年起，我积极协调民航局组织各司局针对通航监管问题开展全覆盖式专项督查，派出3个督查组，赴7个地区开展实地督查，与32家局方单位和134家通航企业进行座谈，形成1.5万余字督查报告，汇总问题193个，主要表现在规章制度不适用、监管尺度过严、审批效率偏低。这些问题犹如鱼刺卡在通航企业的咽喉，令他们举步维艰。在民航局党组的大力支持下，这些问题被分解到各司局，每月进行政务督办，并制成“鱼刺图”张贴在民航局机关大厅，接受社会监督。经过近1年努力，这些限制通航发展的瓶颈壁垒不仅全部被打破，而且还促成了60余项有利于通航发展的政策措施出台。另外，在调研中还有一些涉及到民航局以外的意见建议，我就以提案的形式提出，推动有关部门单位协调解决。
合理利用空地资源推动通航发展
问：目前通航发展状况如何？您在提案中的一些建议有没有得到落实？
答：近年来，通用航空传统业态稳中有进、新兴业态蓬勃发展。“十三五”期间，通用航空业务量年均增长13.7%，通用机场数量超过运输机场。截至2021年底，我国传统通用航空企业达到599家，全年实现飞行118.22万小时，通航服务经济社会发展能力全面增强。在无人机新兴业态领域，各类无人机日均飞行小时4.57万小时，持续在航拍、巡查、物流配送、城市空中交通领域发力。
这几年在各方支持下，我的部分建议逐步落地，转变为政策措施。大家协同联动、积极作为，共同推动通用航空取得了有目共睹的成就。比如，低空空域管理改革试点初见成效。四川省先行先试，划设试点空域6600平方公里，5条低空目视飞行通道总长500余公里，137家通航用户参与运行，安全飞行近18万架次、5万余小时。湖南省作为全国首个全域低空空域管理改革试点，已实现通航飞行一窗受理、一网通办、全域服务。海南省率先建成覆盖全省的低空目视航图系统和较为完善的低空空管服务保障平台。
通用航空器研发制造企业茁壮成长。我国自主研制、全球最大的水陆两栖飞机AG600在总装下线并试飞成功；浙江万丰集团收购奥地利钻石飞机8个基本型16个机型的全部知识产权，占全球活塞双发飞机市场份额超50%，位居世界第一；深圳大疆公司在消费级无人机领域处于全球引领地位，广州亿航无人机公司研制可载双人无人机已成功在中国、阿联酋、美国、加拿大、日本等9国取得飞行许可，在全球处于领先地位。还有一个可喜变化，那就是通用航空产业发展日趋多元化。各地围绕飞机制造、运营、维修、飞行服务、旅游、体育等上下游产业精心布局，多地打造常态化航空医疗救护、应急救援服务。浙江横店开发“通航+影视+旅游”产品，深圳东部通航等企业运营跨境直升机提升大湾区公务出行效率，海南空中旅游、水上飞机、滑翔机等低空旅游新业态蓬勃发展。
问：为什么今年您从合理利用空地资源的角度来提出推动通航发展的建议？
答：合理利用、有效释放空中和地面资源发展通航事业是满足人民群众安全感、获得感、幸福感的有效举措，对高质量发展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具有重要意义。
然而，我国对通航的空地资源投入相对较少，低空空域没有全面开放使用，通航机场建设相对滞后，这导致我国通航的运行优势无法充分发挥。航空用地与公路和铁路用地相比微乎其微，有利于生态保护。近10年统计数据显示，民航投资约是公路投资的1/10，是铁路投资的1/5，而通航投资又只占民航投资很小的一部分。
目前通航发展规模与实际需求也不相适应。一方面，随着我国城镇化进程加快，轿车已进入普通百姓家，陆路交通在我国大中城市已经接近饱和，急需向空间要资源，发展立体交通。以美国为例，美国拥有通航飞机24万架，而我国拥有通航飞机不到3000架，发展规模并不能承接社会需求。另一方面，通航在应急救援和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方面具有独特优势。比如德国政府承担航空救援每年达6万多次，美国航空救援应急响应时间约为20分钟。
对于通航运行安全，大众的认知也存在偏差。我国现有的规章标准和技术手段是可以有效保障通航飞行安全的。但由于媒体对通航安全过度关注，造成人民群众过分担心通航安全，政府有关部门也因过分担忧容易导致监管过度。因此，我希望通过自己的呼吁能改善这些状况。
无人机是航空新业态发展的核心驱动
问：您认为通航发展还需要在哪些方面“破冰”？
答：一是整体推进，合理配置空地资源。建议统筹公路、铁路和航空均衡发展，加大空地资源投入向通航倾斜。释放低空空域资源，实现空域资源对通航的有效供给，加快通航现代化机场体系建设，确保通航飞得起来、飞得顺畅、落得下去。
二是科学规划，加大对通航发展的扶持。建议进一步简化通用机场立项审批程序，增加对通航应急救援、短途运输、通用机场运营等财政补贴力度，以及低空监视、情报、气象等服务项目建设运营的支持力度，完善政府购买通航服务的制度安排。加大应急救援投资，建立通航救援企事业单位，利用通航技术参与医疗救护、消防救援、洪涝灾害救助等工作。
三是建强监管设施手段。建议开展低空通航飞行地区通信监视补盲工作，加强地面设施建设，利用北斗、5G、ADS-B等技术，为通用航空器加装机载通信导航设备，建强低空通信监视网。建设低空飞行服务平台，加强对通航单位的业务管理和服务保障，统筹协调，形成监管合力。
另外，建议地方政府加强引导，进一步出台促进通航发展的政策法规，加大对通航市场培育，大力普及面向大众的通航产业文化。加强对从业人员管理监督和资质论证考核，树立正确的安全导向，确保通航飞行安全、发展正规有序。
问：您还有一份提案是关于发展无人机物流的，这是出于什么考虑？
答：近年来，无人机产业快速发展，应用领域不断拓展，无人机作为新技术和先进生产力的重要载体，已经成为航空新业态发展的核心驱动，有望实现对新时代民用航空的引领作用。
截至2021年底，我国无人机企业达1.27万家，实名登记无人机约83万架，飞行时间达到千万小时量级。国家13个无人机发展试验区中有2个无人机物流发展试验区，3个城市无人机物流配送试点区。顺丰、京东、美团等无人机物流模式日趋成熟，已在十余个省市开展业务。但是无人机物流发展也面临着低空空域供给不足、法规标准不健全、无人机制造尚未充分体现其应有作用等问题。
促进无人机物流发展，除了要推动低空空域开放、加快构建无人机法律法规体系外，还是要加强顶层设计和鼓励基层探索相结合，统筹规划无人机物流产业发展方向，加强研发、运营、监管等方面政策协同和扶持力度，着力解决卡脖子问题。要加强专业人才队伍建设，降低市场准入门槛，加速形成规模效应。要重点扶持一批无人机物流龙头示范企业，给予更大的经营自主权，加快企业提质增效。建议将无人机物流运营所需的空域、场地、电气、通讯等资源纳入智慧物流、智慧城市建设规划，促进数据共享，强化科技支撑，推动城市物流网络建设，为无人机物流配送多场景应用提供支撑。（中国民航报 记者肖敏）
今年全国两会期间，全国政协委员、民航局原副局长李健提交了关于合理利用空地资源、促进无人机物流发展的两份提案。多年来，李健心系通航发展，屡次提交关于通航发展的提案，致力于让通航“飞起来、热起来”。其中，2018年提案被列为全国政协好提案，2019年、2021年提案均被列为全国政协重点督办提案之一。这些高质量的提案是如何形成的，是否推动了我国通航发展取得进步？通航发展还需要在哪些方面“破冰”？日前，本报记者采访了李健。
提案要服务国家大局扎根基层群众
问：我们注意到，您已经连续5年提交了有关通航发展的提案。为什么您如此关注通航发展？
答：国务院自1985年以来，共四次发布促进通航发展意见。前三次由于经济未发展起来，客观条件不具备，都未能有效促进通航发展。2016年国务院办公厅印发了《关于促进通用航空业发展的指导意见》，将通用航空确定为全产业链的战略性新兴产业体系，描绘了通航发展的宏伟蓝图和阶段性目标。多年的民航工作经历，也让我更加深刻认识到发展通航利国利军利民，对落实交通强国、民航强国战略、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具有重要意义。
当前加快构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发展通航对于促进产业、消费升级意义和作用重大，是我国经济发展新的增长点。通用航空投资少，见效快，而且能很好地解决出行“最后一公里”的需求，特别是在山区等地。国际经验表明，通用航空产业投入产出比为1：10，就业带动比为1：12。通航飞机从最初级运动类飞机到高端公务机，产业链条长、服务领域广、带动作用强。
通用航空是维护国家安全的重要保障。通用航空体系是国家战略投送能力重要支撑，通过在边疆地区、地面交通未覆盖地区建设机场，可以有效拓展投送范围。通航飞行员、机务维修、制造等人员，是国家安全的重要战略储备。通用航空在应急救援、航空医疗救援方面也具有独特优势。近年来全国每年因自然灾害造成的经济损失超过2000亿元。在抗灾救援及处置突发事件的各项措施中，航空应急救援快速、高效，受地理空间限制较少，是世界许多国家普遍采用的有效手段。
这么多年我国通航一直没有飞起来、热起来，我是看在眼里、急在心里。提案是政协委员参政议政的基本形式，必须围绕党和国家大政方针、中心工作，坚持问题导向，建睿智之言、献务实之策。因此，我近年来将通航发展作为提案的关注重点，陆续提出了推进国家空域管理体制改革、完善飞行服务保障体系、扶持新业态发展等建议。
问：您的提案多次被列为全国政协重点督办提案之一，也获得过年度好提案。这些关于通航发展的高质量提案是如何形成的？
答：做好新时代提案工作，必须扎根基层，深入群众，才能确保提案反映情况准确、分析问题深入、提出建议具体。为了充分反映通航行业诉求，我在担任全国政协委员的4年多来，曾赴山西、内蒙古等地大量实地调研。2021年5月中下旬，又随国务院督查室赴浙江、四川、广东、海南等4省9市开展实地督查调研，走访航空器制造、通航运营、通用航空、飞行服务等近50家企业，与地方政府、市场主体、部队等召开9场座谈会，深入了解通用航空新情况、新问题，充分听取各方意见，共同研究提出对策性建议。
比如，为解决通航领域反映比较突出的过度监管问题，2017年起，我积极协调民航局组织各司局针对通航监管问题开展全覆盖式专项督查，派出3个督查组，赴7个地区开展实地督查，与32家局方单位和134家通航企业进行座谈，形成1.5万余字督查报告，汇总问题193个，主要表现在规章制度不适用、监管尺度过严、审批效率偏低。这些问题犹如鱼刺卡在通航企业的咽喉，令他们举步维艰。在民航局党组的大力支持下，这些问题被分解到各司局，每月进行政务督办，并制成“鱼刺图”张贴在民航局机关大厅，接受社会监督。经过近1年努力，这些限制通航发展的瓶颈壁垒不仅全部被打破，而且还促成了60余项有利于通航发展的政策措施出台。另外，在调研中还有一些涉及到民航局以外的意见建议，我就以提案的形式提出，推动有关部门单位协调解决。
合理利用空地资源推动通航发展
问：目前通航发展状况如何？您在提案中的一些建议有没有得到落实？
答：近年来，通用航空传统业态稳中有进、新兴业态蓬勃发展。“十三五”期间，通用航空业务量年均增长13.7%，通用机场数量超过运输机场。截至2021年底，我国传统通用航空企业达到599家，全年实现飞行118.22万小时，通航服务经济社会发展能力全面增强。在无人机新兴业态领域，各类无人机日均飞行小时4.57万小时，持续在航拍、巡查、物流配送、城市空中交通领域发力。
这几年在各方支持下，我的部分建议逐步落地，转变为政策措施。大家协同联动、积极作为，共同推动通用航空取得了有目共睹的成就。比如，低空空域管理改革试点初见成效。四川省先行先试，划设试点空域6600平方公里，5条低空目视飞行通道总长500余公里，137家通航用户参与运行，安全飞行近18万架次、5万余小时。湖南省作为全国首个全域低空空域管理改革试点，已实现通航飞行一窗受理、一网通办、全域服务。海南省率先建成覆盖全省的低空目视航图系统和较为完善的低空空管服务保障平台。
通用航空器研发制造企业茁壮成长。我国自主研制、全球最大的水陆两栖飞机AG600在总装下线并试飞成功；浙江万丰集团收购奥地利钻石飞机8个基本型16个机型的全部知识产权，占全球活塞双发飞机市场份额超50%，位居世界第一；深圳大疆公司在消费级无人机领域处于全球引领地位，广州亿航无人机公司研制可载双人无人机已成功在中国、阿联酋、美国、加拿大、日本等9国取得飞行许可，在全球处于领先地位。还有一个可喜变化，那就是通用航空产业发展日趋多元化。各地围绕飞机制造、运营、维修、飞行服务、旅游、体育等上下游产业精心布局，多地打造常态化航空医疗救护、应急救援服务。浙江横店开发“通航+影视+旅游”产品，深圳东部通航等企业运营跨境直升机提升大湾区公务出行效率，海南空中旅游、水上飞机、滑翔机等低空旅游新业态蓬勃发展。
问：为什么今年您从合理利用空地资源的角度来提出推动通航发展的建议？
答：合理利用、有效释放空中和地面资源发展通航事业是满足人民群众安全感、获得感、幸福感的有效举措，对高质量发展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具有重要意义。
然而，我国对通航的空地资源投入相对较少，低空空域没有全面开放使用，通航机场建设相对滞后，这导致我国通航的运行优势无法充分发挥。航空用地与公路和铁路用地相比微乎其微，有利于生态保护。近10年统计数据显示，民航投资约是公路投资的1/10，是铁路投资的1/5，而通航投资又只占民航投资很小的一部分。
目前通航发展规模与实际需求也不相适应。一方面，随着我国城镇化进程加快，轿车已进入普通百姓家，陆路交通在我国大中城市已经接近饱和，急需向空间要资源，发展立体交通。以美国为例，美国拥有通航飞机24万架，而我国拥有通航飞机不到3000架，发展规模并不能承接社会需求。另一方面，通航在应急救援和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方面具有独特优势。比如德国政府承担航空救援每年达6万多次，美国航空救援应急响应时间约为20分钟。
对于通航运行安全，大众的认知也存在偏差。我国现有的规章标准和技术手段是可以有效保障通航飞行安全的。但由于媒体对通航安全过度关注，造成人民群众过分担心通航安全，政府有关部门也因过分担忧容易导致监管过度。因此，我希望通过自己的呼吁能改善这些状况。
无人机是航空新业态发展的核心驱动
问：您认为通航发展还需要在哪些方面“破冰”？
答：一是整体推进，合理配置空地资源。建议统筹公路、铁路和航空均衡发展，加大空地资源投入向通航倾斜。释放低空空域资源，实现空域资源对通航的有效供给，加快通航现代化机场体系建设，确保通航飞得起来、飞得顺畅、落得下去。
二是科学规划，加大对通航发展的扶持。建议进一步简化通用机场立项审批程序，增加对通航应急救援、短途运输、通用机场运营等财政补贴力度，以及低空监视、情报、气象等服务项目建设运营的支持力度，完善政府购买通航服务的制度安排。加大应急救援投资，建立通航救援企事业单位，利用通航技术参与医疗救护、消防救援、洪涝灾害救助等工作。
三是建强监管设施手段。建议开展低空通航飞行地区通信监视补盲工作，加强地面设施建设，利用北斗、5G、ADS-B等技术，为通用航空器加装机载通信导航设备，建强低空通信监视网。建设低空飞行服务平台，加强对通航单位的业务管理和服务保障，统筹协调，形成监管合力。
另外，建议地方政府加强引导，进一步出台促进通航发展的政策法规，加大对通航市场培育，大力普及面向大众的通航产业文化。加强对从业人员管理监督和资质论证考核，树立正确的安全导向，确保通航飞行安全、发展正规有序。
问：您还有一份提案是关于发展无人机物流的，这是出于什么考虑？
答：近年来，无人机产业快速发展，应用领域不断拓展，无人机作为新技术和先进生产力的重要载体，已经成为航空新业态发展的核心驱动，有望实现对新时代民用航空的引领作用。
截至2021年底，我国无人机企业达1.27万家，实名登记无人机约83万架，飞行时间达到千万小时量级。国家13个无人机发展试验区中有2个无人机物流发展试验区，3个城市无人机物流配送试点区。顺丰、京东、美团等无人机物流模式日趋成熟，已在十余个省市开展业务。但是无人机物流发展也面临着低空空域供给不足、法规标准不健全、无人机制造尚未充分体现其应有作用等问题。
促进无人机物流发展，除了要推动低空空域开放、加快构建无人机法律法规体系外，还是要加强顶层设计和鼓励基层探索相结合，统筹规划无人机物流产业发展方向，加强研发、运营、监管等方面政策协同和扶持力度，着力解决卡脖子问题。要加强专业人才队伍建设，降低市场准入门槛，加速形成规模效应。要重点扶持一批无人机物流龙头示范企业，给予更大的经营自主权，加快企业提质增效。建议将无人机物流运营所需的空域、场地、电气、通讯等资源纳入智慧物流、智慧城市建设规划，促进数据共享，强化科技支撑，推动城市物流网络建设，为无人机物流配送多场景应用提供支撑。（中国民航报 记者肖敏）
【京津冀协同发展8周年 | 国之方略 厚泽津沽】 PM2.5年均浓度 降至39微克/立方米 断流26年的永定河干流实现全线通水
2021年完成工业增加值增长9.6% 占全市规上工业 比重达到72.7%
相邻城市间基本实现 铁路1.5小时通达 京雄津保“1小时交通圈”已经形成
天津市科技成果展示交易中心 已注册用户4836家 发布京冀企业成果8487项 会集京冀地区专家3836人
天津市382家医保定点医疗机构 全部开通 异地就医结算
天津市向承德市累计投入市、区、乡镇 三级财政援助资金16.52亿元 实施帮扶项目415个
环保协同 绘就生态最美画卷
京津冀山水相连、自然相近，因此生态环保成为推进京津冀协同发展战略率先突破的重点领域之一，是提升京津冀三地民生福祉的最直接体现。
8年来，京津冀三地不断打破行政区划界线壁垒，加强生态环境协同治理，联合开展大气污染防治。在京津冀协同发展战略提出后不久，环保部在2014年7月份就发布了《京津冀及周边地区重点行业大气污染限期治理方案》，同年8月，北京与天津、河北及时跟进，分别签署了《关于进一步加强环境保护合作的协议》和《加强生态环境建设合作框架协议》，将生态环境保护提上了协同发展的日程。
在此期间，京津冀生态环境部门不断健全协同机制，深化大气污染联防联控，推进流域水污染协同治理，推动危险废物联防联控联治，强化环境执法联动，推进法规标准协同。京津冀三地PM2.5年均浓度降至30—40微克/立方米范围内，其中，我市PM2.5年均浓度由“十二五”末70微克/立方米下降到去年39微克/立方米，协同治霾成效显著。断流26年的永定河干流实现全线通水。
为推动林地、湿地、海岸线系统保护，加快构筑京津冀东部绿色生态屏障，天津大力实施“871”生态工程，包括875平方公里湿地升级保护、736平方公里绿色生态屏障建设、153公里海岸线严格保护。绿色生态屏障一级管控区内林地面积达到18.6万亩，林木绿化覆盖率接近25%，蓝绿空间占比提升到65%。随着工程推进，在“津城”“滨城”之间成长出一片城市绿洲。
天津社会科学院资源环境与生态研究所副所长王会芝对记者表示：“‘871’重大生态工程让天津北部同北京通州生态公园和湿地公园相接，南部与雄安新区生态公园和湿地公园相连，全面融入京津冀生态环境体系，推进京津冀生态环境持续向好。”
产业协同 “你中有我，我中有你”
产业协同作为京津冀协同发展大棋局上的关键一招，既是“当头炮”，也是“晴雨表”。
8年来，天津深入推进京津冀产业协同，除了积极承接北京非首都功能疏解，吸纳创新资源和优质产业，还主动向河北延伸产业链条，服务支持雄安新区建设，同时推进全国先进制造研发基地建设。
距离地面400公里的天宫空间站，被国人称为天空中最亮的“星”，其核心舱就是京津两地产业协同创新的成果。北京为核心舱提供研发设计等技术支撑，航天科技集团五院天津基地负责制造和总装，这样的协同成果“圈粉”无数。
与此同时，京津冀三地在大数据产业链上也在深度合作。作为国内核心信息基础设施领军企业的中科曙光，是国内服务器、存储、大数据一体机等计算设备的重要生产者，其大多数产品均由位于天津滨海新区的基地制造。曙光工作人员告诉记者：“研发中心在北京，生产制造、物流在天津，在河北落地多个项目，我们是京津冀产业协同的受益者。”
近年来，天津立足自身优势，抓住京津冀产业协同发展的契机，充分释放企业发展潜力。统计显示，天津在2021年集中攻坚信创、高端装备等12条重点产业链，全年完成工业增加值增长9.6%，占全市规上工业比重达到72.7%。其中，生物医药、新能源、高端装备、绿色石化、航空航天、轻工、信创、集成电路等8条产业链增加值实现两位数增长。
面对京津冀三地产业协同取得的累累硕果，未来京津冀产业协同如何实现新突破？
据了解，《京津冀产业协同规划（建议稿）》已经编制完成，天津将在探索先进制造业集群发展新模式、推进先进制造业发展新业态上贡献自己的力量。同时，围绕北京创新链布局天津产业链，携手推进新一代信息技术、生物医药、汽车等重点产业链布局优化和上下游协同。
引进来，落地生金；走出去，开花结果。随着产业协同不断深入，京津冀三地产业正在成为“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命运共同体。
交通协同 “轨道上的京津冀”跑出新速度
初春，潮白河上的冰刚刚开化，北京通州和河北三河市燕郊隔河相望。多年来，住在燕郊的数十万北京上班族，每天都要“跋山涉水”。一条因行政区划藩篱，曾被期盼多年而无法对接的“断头路”，伴随着2019年跨越潮白河的燕潮大桥通车，终于被打通。
作为京津冀协同发展三大率先突破领域之一，交通一体化是协同发展的“骨骼系统”，是带动沿线地区经济发展的基础和条件。8年来，一条又一条这样的路被打通，京津冀居民共同的感受是──路好走了、通道多了、出行效率提高了。
“从天津到北京30分钟，从天津到保定1小时，从北京到天津滨海新区1小时以内，从前开着车在三地跑，现在我更喜欢在轨道上坐车飞驰的感觉。”常年因工作奔走在京津冀三地的王明哲，拿出手机展示着自己的购票记录。
8年来，在京津冀版图上，轨道网、公路网建设如火如荼，从蓝图一步步变成现实──区域国家干线铁路建设持续完善，城际铁路建设加快推进，相邻城市间基本实现铁路1.5小时通达，京雄津保“1小时交通圈”已经形成，津石高速通车，天津和石家庄之间结束“折线跑”历史，在张家口，京张高铁将冬奥小城崇礼拉入首都1小时通勤圈，“轨道上的京津冀”主骨架基本成型；京津冀综合运输服务示范成果突出，交通基本公共服务共建、共享水平快速提升，智能化、绿色化水平大幅提高，通达能力和便捷程度显著增强，区域交通基本实现“人畅其行、物畅其流”，交通一体化服务质量全面提高；京津冀作为全国区域协同发展改革引领示范区，通过改革创新不断健全和完善协同发展机制，基本实现了“规划同图、建设同步、运输一体、管理协同”，为交通一体化的高质量发展提供保障。
实现从“走得了”到“走得好”，必须着力构建安全、便捷、高效、绿色、经济的综合交通运输体系。建设骨干路网，打通交通经络，得益于京津冀三地的统筹协调、通力合作。京津冀协同发展从“开路先锋”率先突破，三地“手牵手”驶上新的“快车道”，跑出新速度。
创新协同 加速科技成果转化落地
在天津清科环保科技有限公司（简称“清科环保”）的展览大厅，一瓶不起眼的“小氯瓶”引起了记者的注意。说起这款自主研发生产的“二氧化氯空气净化凝胶”，清科环保副总经理任立表示，这瓶小小“凝胶”背后串联起了京津冀三地一整套产学研协同创新机制。
2015年成立的清科环保几乎是伴着京津冀协同发展这8年一路走来的。“我们按照‘北京原始创新、天津研发转化、河北推广应用’的顶层设计，让市场需求和高校科研在这里‘握手’。”任立说，目前，位于天津市东丽区的清华大学天津高端装备研究院有30多家研究所、10多个产业化公司。“企业出题、研究所接单、高校支撑”，以市场驱动创新的“反向模式”形成了产学研链条的“双向促进闭环”，也促进了一系列创新成果在天津诞生。
京津冀协同发展，离不开科技创新资源的协同。8年来，天津不断加大京津冀协同创新共同体的建设力度，创新协同发展不断向深度广度拓展。清华大学天津电子信息研究院、国家合成生物技术创新中心、京津冀国家技术创新中心天津中心等创新平台陆续建成，聚集了一批国家创新人才、创新团队和高成长性企业。
截至目前，天津市科技成果展示交易中心已注册用户4836家，其中京冀地区注册用户407家，发布京冀企业成果8487项，会集京冀地区专家3836人。与此同时，三地创新创业资源也在进一步互通共享。天津市大型科研仪器开放共享平台开通了“京津冀协同”专栏，与“首都科技条件平台”和“河北省大型科研仪器设备资源开放共享服务平台”建立链接，逐步实现三地网内资源同步。
随着科技企业纷纷落户、高校院所联手创新、科技平台相继搭建，愈加完善的科技金融也在加速成果转化。据天津市科技创新发展中心副主任吕云飞介绍，“国投京津冀协同创新科技成果转化创业投资基金”目前已完成23个投资项目，投资额9.43亿元，撬动投融资7.2亿元。与此同时，注册资本11亿元的“京津冀（天津）科技成果转化基金”也已完成设立。一个创新的京津冀，正加速成型。
共建共享 打通公共服务壁垒
京津冀协同发展的背后是人与生活的“一体化”。无论是政务服务、教育、医疗、人才还是养老，这些与群众密切相关的公共服务共建共享步伐加快，也让三地群众感受到“一体化”的便利。
在滨海新区政务服务中心的“京津通办”自助服务厅，4台看似普通却“内心”强大的机器摆在了显眼的位置。尽管去年5月才投入使用，但自助终端能办理的事项可不少。其中，临时身份证明开具、驾驶证查询、不动产登记查询、社保查询打印、智能报税成为群众查询办理的热门服务。
“随着北京、河北在天津落户的企业逐渐增加，跨省办事的问题愈发凸显。为破解企业发展难题，我们探索运用现代信息技术，推进政务信息联通共用，让群众办事少跑腿、便利化。”滨海新区政务服务办工作人员说，首个“京津通办”自助服务厅投用后，179项北京政务服务事项和200项天津政务服务事项实现24小时自助办理。同时，在滨海新区各街镇综合便民服务中心开设“跨省通办”专窗，300个政务事项实现京津冀“跨省通办”。
京津冀协同发展8年来，教育、医疗、人才、社保、养老等公共服务共建共享成效显著，一批重点公共服务工程项目陆续落地──国家教育强国推进工程“天津师范大学京津冀教育协同发展实训基地”近日正式启动，总建筑面积9.59万平方米，预计明年3月投入使用；三地合作成立智慧教育示范区北方联盟，天津师范大学与北京师范大学签约共建2个协同创新中心；天津9家三级甲等专科医院与河北省40多家医院和北京市5家医院分别建立医学合作联盟；京津冀异地就医医保门诊联网直接结算覆盖天津市各级各类医院1013家，全市有住院结算的382家医保定点医疗机构全部开通了异地就医结算。同时，在人才、养老领域，全面落实京津冀三地人力资源服务区域协同地方标准，实现专业技术人才职称资格互认，高端外国人才办理来华就业手续和审查结果互认；探索跨区域养老新模式，开展跨区域购买居家养老服务试点工作……
8年来，三地公共服务合作像涟漪一样，在协同发展的洪流中泛开波纹，把成千上万的个体纳入同心圆，互融、互通、普惠民生。
对口帮扶 探索职教扶贫多元模式
2021年6月，井月终于回到天津，这时距离他援派承德已近两年。赴承德前，井月担任天津中德应用技术大学学生处宿管科科长。之后，他成为天津帮扶承德工作队的一员。结束对口帮扶工作时，井月已获得“河北省脱贫攻坚先进个人”荣誉称号。
扶贫先扶教，扶教先扶师。就在井月前往承德的2019年，天津中德应用技术大学承德项目师资班也在继续开班。2017年至2019年，这所大学为承德应用技术职业学院的216名骨干教师和管理干部进行了专业化、系统化培训。
近些年，在支援建设承德应用技术职业学院过程中，天津中德应用技术大学探索出“理念输出、标准建设、分段培养、就业脱贫”的职教扶贫多元模式。这当中，以“1+1+9+N”为核心的“职教智志双扶”新理论则进一步丰富了脱贫攻坚的内涵。
职教援建只是天津市对口帮扶河北省承德市的一个缩影。自2016年以来，天津市全面落实“1+4”框架协议，不仅创造出“智志双扶”“鱼渔兼授”等具有天津特色的帮扶模式，还走出了一条“广泛发动、整合资源、内增动力、外输外联、产业牵引、多层覆盖”的特色帮扶之路，为助力承德市打赢打好脱贫攻坚战作出了贡献。从天津市合作交流办获悉，天津市向承德市累计投入市、区、乡镇三级财政援助资金16.52亿元，实施帮扶项目415个；选派帮扶干部人才382人次；引进产业合作企业41家，帮助17.12万建档立卡贫困人口脱贫增收；打造出“生态小滦河”“百万只肉羊基地”“水培蔬菜”“幽谷稻米”“承德应用技术职业学院”等一批品牌项目，助推天津市对口帮扶承德贫困县（市）全部提前摘帽。（记者 郝一萍 张兆瑞 孙翼飞 宁广靖 袁诚 韩启 照片由本报视觉部提供 区域交通圈示意图由市交通运输委提供）https://t.cn/A667BN5B
2021年完成工业增加值增长9.6% 占全市规上工业 比重达到72.7%
相邻城市间基本实现 铁路1.5小时通达 京雄津保“1小时交通圈”已经形成
天津市科技成果展示交易中心 已注册用户4836家 发布京冀企业成果8487项 会集京冀地区专家3836人
天津市382家医保定点医疗机构 全部开通 异地就医结算
天津市向承德市累计投入市、区、乡镇 三级财政援助资金16.52亿元 实施帮扶项目415个
环保协同 绘就生态最美画卷
京津冀山水相连、自然相近，因此生态环保成为推进京津冀协同发展战略率先突破的重点领域之一，是提升京津冀三地民生福祉的最直接体现。
8年来，京津冀三地不断打破行政区划界线壁垒，加强生态环境协同治理，联合开展大气污染防治。在京津冀协同发展战略提出后不久，环保部在2014年7月份就发布了《京津冀及周边地区重点行业大气污染限期治理方案》，同年8月，北京与天津、河北及时跟进，分别签署了《关于进一步加强环境保护合作的协议》和《加强生态环境建设合作框架协议》，将生态环境保护提上了协同发展的日程。
在此期间，京津冀生态环境部门不断健全协同机制，深化大气污染联防联控，推进流域水污染协同治理，推动危险废物联防联控联治，强化环境执法联动，推进法规标准协同。京津冀三地PM2.5年均浓度降至30—40微克/立方米范围内，其中，我市PM2.5年均浓度由“十二五”末70微克/立方米下降到去年39微克/立方米，协同治霾成效显著。断流26年的永定河干流实现全线通水。
为推动林地、湿地、海岸线系统保护，加快构筑京津冀东部绿色生态屏障，天津大力实施“871”生态工程，包括875平方公里湿地升级保护、736平方公里绿色生态屏障建设、153公里海岸线严格保护。绿色生态屏障一级管控区内林地面积达到18.6万亩，林木绿化覆盖率接近25%，蓝绿空间占比提升到65%。随着工程推进，在“津城”“滨城”之间成长出一片城市绿洲。
天津社会科学院资源环境与生态研究所副所长王会芝对记者表示：“‘871’重大生态工程让天津北部同北京通州生态公园和湿地公园相接，南部与雄安新区生态公园和湿地公园相连，全面融入京津冀生态环境体系，推进京津冀生态环境持续向好。”
产业协同 “你中有我，我中有你”
产业协同作为京津冀协同发展大棋局上的关键一招，既是“当头炮”，也是“晴雨表”。
8年来，天津深入推进京津冀产业协同，除了积极承接北京非首都功能疏解，吸纳创新资源和优质产业，还主动向河北延伸产业链条，服务支持雄安新区建设，同时推进全国先进制造研发基地建设。
距离地面400公里的天宫空间站，被国人称为天空中最亮的“星”，其核心舱就是京津两地产业协同创新的成果。北京为核心舱提供研发设计等技术支撑，航天科技集团五院天津基地负责制造和总装，这样的协同成果“圈粉”无数。
与此同时，京津冀三地在大数据产业链上也在深度合作。作为国内核心信息基础设施领军企业的中科曙光，是国内服务器、存储、大数据一体机等计算设备的重要生产者，其大多数产品均由位于天津滨海新区的基地制造。曙光工作人员告诉记者：“研发中心在北京，生产制造、物流在天津，在河北落地多个项目，我们是京津冀产业协同的受益者。”
近年来，天津立足自身优势，抓住京津冀产业协同发展的契机，充分释放企业发展潜力。统计显示，天津在2021年集中攻坚信创、高端装备等12条重点产业链，全年完成工业增加值增长9.6%，占全市规上工业比重达到72.7%。其中，生物医药、新能源、高端装备、绿色石化、航空航天、轻工、信创、集成电路等8条产业链增加值实现两位数增长。
面对京津冀三地产业协同取得的累累硕果，未来京津冀产业协同如何实现新突破？
据了解，《京津冀产业协同规划（建议稿）》已经编制完成，天津将在探索先进制造业集群发展新模式、推进先进制造业发展新业态上贡献自己的力量。同时，围绕北京创新链布局天津产业链，携手推进新一代信息技术、生物医药、汽车等重点产业链布局优化和上下游协同。
引进来，落地生金；走出去，开花结果。随着产业协同不断深入，京津冀三地产业正在成为“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命运共同体。
交通协同 “轨道上的京津冀”跑出新速度
初春，潮白河上的冰刚刚开化，北京通州和河北三河市燕郊隔河相望。多年来，住在燕郊的数十万北京上班族，每天都要“跋山涉水”。一条因行政区划藩篱，曾被期盼多年而无法对接的“断头路”，伴随着2019年跨越潮白河的燕潮大桥通车，终于被打通。
作为京津冀协同发展三大率先突破领域之一，交通一体化是协同发展的“骨骼系统”，是带动沿线地区经济发展的基础和条件。8年来，一条又一条这样的路被打通，京津冀居民共同的感受是──路好走了、通道多了、出行效率提高了。
“从天津到北京30分钟，从天津到保定1小时，从北京到天津滨海新区1小时以内，从前开着车在三地跑，现在我更喜欢在轨道上坐车飞驰的感觉。”常年因工作奔走在京津冀三地的王明哲，拿出手机展示着自己的购票记录。
8年来，在京津冀版图上，轨道网、公路网建设如火如荼，从蓝图一步步变成现实──区域国家干线铁路建设持续完善，城际铁路建设加快推进，相邻城市间基本实现铁路1.5小时通达，京雄津保“1小时交通圈”已经形成，津石高速通车，天津和石家庄之间结束“折线跑”历史，在张家口，京张高铁将冬奥小城崇礼拉入首都1小时通勤圈，“轨道上的京津冀”主骨架基本成型；京津冀综合运输服务示范成果突出，交通基本公共服务共建、共享水平快速提升，智能化、绿色化水平大幅提高，通达能力和便捷程度显著增强，区域交通基本实现“人畅其行、物畅其流”，交通一体化服务质量全面提高；京津冀作为全国区域协同发展改革引领示范区，通过改革创新不断健全和完善协同发展机制，基本实现了“规划同图、建设同步、运输一体、管理协同”，为交通一体化的高质量发展提供保障。
实现从“走得了”到“走得好”，必须着力构建安全、便捷、高效、绿色、经济的综合交通运输体系。建设骨干路网，打通交通经络，得益于京津冀三地的统筹协调、通力合作。京津冀协同发展从“开路先锋”率先突破，三地“手牵手”驶上新的“快车道”，跑出新速度。
创新协同 加速科技成果转化落地
在天津清科环保科技有限公司（简称“清科环保”）的展览大厅，一瓶不起眼的“小氯瓶”引起了记者的注意。说起这款自主研发生产的“二氧化氯空气净化凝胶”，清科环保副总经理任立表示，这瓶小小“凝胶”背后串联起了京津冀三地一整套产学研协同创新机制。
2015年成立的清科环保几乎是伴着京津冀协同发展这8年一路走来的。“我们按照‘北京原始创新、天津研发转化、河北推广应用’的顶层设计，让市场需求和高校科研在这里‘握手’。”任立说，目前，位于天津市东丽区的清华大学天津高端装备研究院有30多家研究所、10多个产业化公司。“企业出题、研究所接单、高校支撑”，以市场驱动创新的“反向模式”形成了产学研链条的“双向促进闭环”，也促进了一系列创新成果在天津诞生。
京津冀协同发展，离不开科技创新资源的协同。8年来，天津不断加大京津冀协同创新共同体的建设力度，创新协同发展不断向深度广度拓展。清华大学天津电子信息研究院、国家合成生物技术创新中心、京津冀国家技术创新中心天津中心等创新平台陆续建成，聚集了一批国家创新人才、创新团队和高成长性企业。
截至目前，天津市科技成果展示交易中心已注册用户4836家，其中京冀地区注册用户407家，发布京冀企业成果8487项，会集京冀地区专家3836人。与此同时，三地创新创业资源也在进一步互通共享。天津市大型科研仪器开放共享平台开通了“京津冀协同”专栏，与“首都科技条件平台”和“河北省大型科研仪器设备资源开放共享服务平台”建立链接，逐步实现三地网内资源同步。
随着科技企业纷纷落户、高校院所联手创新、科技平台相继搭建，愈加完善的科技金融也在加速成果转化。据天津市科技创新发展中心副主任吕云飞介绍，“国投京津冀协同创新科技成果转化创业投资基金”目前已完成23个投资项目，投资额9.43亿元，撬动投融资7.2亿元。与此同时，注册资本11亿元的“京津冀（天津）科技成果转化基金”也已完成设立。一个创新的京津冀，正加速成型。
共建共享 打通公共服务壁垒
京津冀协同发展的背后是人与生活的“一体化”。无论是政务服务、教育、医疗、人才还是养老，这些与群众密切相关的公共服务共建共享步伐加快，也让三地群众感受到“一体化”的便利。
在滨海新区政务服务中心的“京津通办”自助服务厅，4台看似普通却“内心”强大的机器摆在了显眼的位置。尽管去年5月才投入使用，但自助终端能办理的事项可不少。其中，临时身份证明开具、驾驶证查询、不动产登记查询、社保查询打印、智能报税成为群众查询办理的热门服务。
“随着北京、河北在天津落户的企业逐渐增加，跨省办事的问题愈发凸显。为破解企业发展难题，我们探索运用现代信息技术，推进政务信息联通共用，让群众办事少跑腿、便利化。”滨海新区政务服务办工作人员说，首个“京津通办”自助服务厅投用后，179项北京政务服务事项和200项天津政务服务事项实现24小时自助办理。同时，在滨海新区各街镇综合便民服务中心开设“跨省通办”专窗，300个政务事项实现京津冀“跨省通办”。
京津冀协同发展8年来，教育、医疗、人才、社保、养老等公共服务共建共享成效显著，一批重点公共服务工程项目陆续落地──国家教育强国推进工程“天津师范大学京津冀教育协同发展实训基地”近日正式启动，总建筑面积9.59万平方米，预计明年3月投入使用；三地合作成立智慧教育示范区北方联盟，天津师范大学与北京师范大学签约共建2个协同创新中心；天津9家三级甲等专科医院与河北省40多家医院和北京市5家医院分别建立医学合作联盟；京津冀异地就医医保门诊联网直接结算覆盖天津市各级各类医院1013家，全市有住院结算的382家医保定点医疗机构全部开通了异地就医结算。同时，在人才、养老领域，全面落实京津冀三地人力资源服务区域协同地方标准，实现专业技术人才职称资格互认，高端外国人才办理来华就业手续和审查结果互认；探索跨区域养老新模式，开展跨区域购买居家养老服务试点工作……
8年来，三地公共服务合作像涟漪一样，在协同发展的洪流中泛开波纹，把成千上万的个体纳入同心圆，互融、互通、普惠民生。
对口帮扶 探索职教扶贫多元模式
2021年6月，井月终于回到天津，这时距离他援派承德已近两年。赴承德前，井月担任天津中德应用技术大学学生处宿管科科长。之后，他成为天津帮扶承德工作队的一员。结束对口帮扶工作时，井月已获得“河北省脱贫攻坚先进个人”荣誉称号。
扶贫先扶教，扶教先扶师。就在井月前往承德的2019年，天津中德应用技术大学承德项目师资班也在继续开班。2017年至2019年，这所大学为承德应用技术职业学院的216名骨干教师和管理干部进行了专业化、系统化培训。
近些年，在支援建设承德应用技术职业学院过程中，天津中德应用技术大学探索出“理念输出、标准建设、分段培养、就业脱贫”的职教扶贫多元模式。这当中，以“1+1+9+N”为核心的“职教智志双扶”新理论则进一步丰富了脱贫攻坚的内涵。
职教援建只是天津市对口帮扶河北省承德市的一个缩影。自2016年以来，天津市全面落实“1+4”框架协议，不仅创造出“智志双扶”“鱼渔兼授”等具有天津特色的帮扶模式，还走出了一条“广泛发动、整合资源、内增动力、外输外联、产业牵引、多层覆盖”的特色帮扶之路，为助力承德市打赢打好脱贫攻坚战作出了贡献。从天津市合作交流办获悉，天津市向承德市累计投入市、区、乡镇三级财政援助资金16.52亿元，实施帮扶项目415个；选派帮扶干部人才382人次；引进产业合作企业41家，帮助17.12万建档立卡贫困人口脱贫增收；打造出“生态小滦河”“百万只肉羊基地”“水培蔬菜”“幽谷稻米”“承德应用技术职业学院”等一批品牌项目，助推天津市对口帮扶承德贫困县（市）全部提前摘帽。（记者 郝一萍 张兆瑞 孙翼飞 宁广靖 袁诚 韩启 照片由本报视觉部提供 区域交通圈示意图由市交通运输委提供）https://t.cn/A667BN5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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