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创意选择#
“他的思考过程使得其自身的技术能力得以更大程度地施展。”
“我们寻找能够加快进度的各种方法，排查任何可能会因缺乏潜力而拖延项目的因素，选择捷径以避免不必要的劳动，将精力集中在关键之处，以尽快接近最终目标，将我们自己最艰辛的努力转化为最强大的影响力，将灵感、决断力、技术融为一体，完成一个又一个示例程序。”（MVP思维）
「 怎么解释这种巨大差异呢？表面来看，这要归功于理查德的编程的成果——他做的软件夹层；或者，他利用Konqueror浏览器做文章似乎与我在Mozilla上下功夫一样，也许他只是一个比我更优秀的程序员。如果没有他的编程能力，就没有接下来的故事了。
这种解释未免显得太单薄。理查德是在灵感萌发、直觉判断、推理和预测等一系列工作的基础上决定把夹层作为链条的最后一环的。他的夹层是整体计划的最终结果。为了把我的意思表达清楚，我们接下来盘点一下理查德在刚到苹果的几天内所做的工作。
首先，他浏览了我们在此之前所做的所有关于浏览器的研究，然后他迅速地判断出他需要抛弃对Mozilla的研究，因为这样下去大概率不会带来想要的结果。他勇敢地走出了这一步，充分显示了他的自信，同时也#没有向在这一领域耕耘已久的上级表现出谦卑和顺从的态度#。接下来，理查德#决定在最短时间内得到结果#。他下载了一个可能有潜力的开源项目——来自KDE社区的Konqueror浏览器的代码，这个浏览器可能会成为我们长期努力的基础。为了使这个代码在Mac计算机上运行，他决定在最短时间内做一个可以模拟真实浏览器的示例程序。他确定了三项功能——加载网页、点击链接、返回上一页。他列出的这几个功能足够说明了#概念的可行性#。
随后，他制作了快捷方式，这些简化了的选项定义了一套不需要达成的目标——完美的字体渲染功能被废除，这是为了与Mac计算机本身的图形处理系统相匹配，也是为了尽量少地使用KDE的源代码。他认为，这些快捷方式虽然非常醒目，但不会分散使用者在浏览网页时的注意力。理查德#着手将这些线索串联起来，集成在一个示例程序里#，向我们展示了Konqueror的潜力。最终，他完成了技术细节，开发出了软件夹层，这是实现计划的#关键要素#。#他的思考过程使得其自身的技术能力得以更大程度地施展#。
与之相反，唐和我都寄希望于Mozilla能担起重任。我甚至没有深入思考，就一直尝试在Mac计算机里运行Mozilla庞大的开源代码。我没有设置任何类似的计划、目标、不需要达成的目标、紧凑的时间表、技术路径。
最重要的是，这种#思维方式上的差异导致了截然不同的结局#。这也绝不是因为唐和我陷入了一个暂时的困境。我们初来苹果的做事方式还是像之前在Eazel一样，我们不可能做出优秀的桌面—云集成服务样机的原因就在于，直到公司耗尽现金，遣散了大多数员工的那一天为止，我们都#未曾尝试从整体上集成我们的软件#。在Eazel工作的那段岁月里，我们从未想过使用类似理查德展示的这种#快速完成计划的方法#。
如果唐和我沿袭旧有的思路继续在苹果做事情，我们真的不知道哪一天才能做出示例程序。在我们职业生涯的那个阶段，我们#根本不知道如何开启一个大项目#，如何踏上寻找成功的征途。
理查德对这一切都很清楚。他的示例程序就是解决问题的关键。他向我们证明了Konqueror浏览器可以在Mac计算机上使用。他用简单的方式展现了这个代码的潜力。的确，是理查德的软件夹层使其突破成为可能，但想想看，他围绕自己的计划所构建的概念框架，以及为了做出浏览器示例程序突破的重重困难，直到最后才用一个小小的自定义程序片段——夹层——使问题得到圆满解决。这种逐步累积起来的效应最终会创造出一个真实浏览器的幻影，尽管展现出来的仅仅是不完整的一部分。
这种方式起作用了。唐与我看到示例程序，就好像理查德把我们叫进办公室，办公桌上放置着一个水晶球，他挥手召唤我们走近，并向我们展示网络浏览器未来的模样，为我们指明了将梦想变为现实的路径。
理查德的示例程序也涉及一些常识，我会借助另一个有着悠久历史并且擅长利用简化选择和割角法的行业来介绍这些常识。
与理查德在示例程序中使用的技巧一样，这些常识能让我们看到实际上并不存在的东西。
以好莱坞的外景场地为例，电影制片厂需要用到一些半永久性的户外场所，这里的人行道、小巷以及主要街道都是拍摄电影所需要的场景。尤其是在特技拍摄和计算机辅助特效技术广泛应用以前，外景地的作用是至关重要的。即使预算有限，一个外景地也可以改变一个场景。为了给观影者呈现出令人信服的景象，我们必须在荧屏上展现一定数量的真实景观。
我最喜欢的外景之一来自《雨中曲》，这部音乐电影由米高梅电影公司出品，拍摄于1952年，由吉恩·凯利和黛比·雷诺斯主演。以其中最著名的舞蹈片段为例，吉恩·凯利在黛比·雷诺斯的公寓门口与她吻别道晚安后，兴高采烈地轻踏、跳跃、溅起水花，在倾盆大雨中旋转（见图2-3）。这一场景设置在好莱坞的一个外景地，它看起来像一个城市的街道。就在凯利跳着舞从建筑物的屋顶上往下冲时，他跳过了La Valle女帽店。这家店看起来很诱人，陈列着几顶时髦的女帽。当然，这不是一家真正的商店。店面可能是一间后面什么都没有的铺着鹅卵石的公寓，也可能是一间工作室。穿过商店的门，也许是米高梅的簿记员或办事员的办公室。我们不在乎。我们被歌曲和舞蹈迷住了。把这个假帽子店和一排早些时候看到的另一件道具——凯利跳上去的人行道边上的那根灯柱——进行比较，与帽子店不同的是，灯柱道具必须是真实的，或者至少要真实到能够支撑演员的体重。外景地的其他灯柱也建得同样好吗？我们不知道，但我们不在乎；它们也许建得同样好，也许建得没那么好，但是布景设计师需要#确保一个特定的灯柱足够坚固#，让电影中的主角能够跳上去。它必须建得很好，因为舞蹈编排需要它。
同样，#尽管示例程序并不是产品本身，但它必须要有足够的说服力#，让人们开始探索某种思路，向做成产品的方向迈进一步。就像电影一样，#示例程序应该经过特别精心的设计，需要被展示的和需要被排除的都必须非常明确#。这些事情虽然不是做一个示例程序的主要着眼点，但也#需要合理设置，在合适的细节级别上被展示出来，这样它才可以服务整体而不会让人转移视线#。
理查德将这套理论付诸实践。他选择了可能会在正式产品中应用的Konqueror开源浏览器作为工作的基础，确保这套示例程序可以加载网页、点击链接以及返回上一页（这几项都是浏览器的核心功能）。字体渲染并不符合苹果的标准，有些字符不平滑、参差不齐，但是文本已足够清晰，所以理查德没有在排版上浪费太多时间。#他完全不会在不相关的细节上耗费精力#，也没有制作键盘快捷键或者设计一个漂亮的苹果图标。#他将重要的、可用的以及可忽略的功能认真地进行排序，以保证最大程度的影响力，尽量减少干扰，并严格按照自己设置的时间表完成工作#。
在理查德向我展示这个浏览器示例程序之后的若干年，我一直在效仿他的这套工作方法。当我做一个示例程序时，我会考虑目标受众，并在此基础上决定这个示例程序需要包含哪些功能。我用想象中的一支粗马克笔围绕所有重要细节画一个圈，就像电影场景里面的灯柱一样，我尽最大努力地保证它们的真实度。我把剩下的不那么重要的细节留在了圈外，这些细节最终还是会出现在成品中，但现在不急于展现它们。我尽可能地在它们身上少分配一点儿注意力。就像那间帽子商店的内部构造一样，如果可以，我会把所有不重要的东西都从示例程序中清除。在两者交汇的地方，我会非常小心。有些元素刚好落在粗线上，这是需要关注的细节，因为它们有助于构建场景，让受众打消疑虑。比如，一个应用程序的用户界面仍处于开发早期，我可能会将另外一个应用程序的用户界面放在我的示例程序中，而不会花时间做一个完全可用的用户界面，因为此时用户界面是次要的。这就像在商店橱窗里放置几个道具帽子，我希望观看示例程序的人认为他们看到了真实的效果，尽管这些场景未必是真实的。我知道示例程序并非真正的产品，我的同事们也清楚这一点，但是在产品开发过程中，呈现出我们试图实现的效果是非常重要的，因为这样一来，我的同事们就会将示例程序当作真正的产品来给予反馈。
这种在整个开发过程中建立“分镜头剧本”的尝试，体现了电影拍摄外景地与示例程序的一大共同特征，它们都是宏大故事中的元素。每一个元素都在推动故事的发展。吉恩·凯利在雨中的舞蹈和歌唱表现了初吻的喜悦，在电影里的那个时刻，男女主角把他们坠入爱河的信息传达给了观众。这是好莱坞电影的“魔法”时刻。理查德的示例程序让我们看到了Konqueror开源代码的潜力，我们认为这极有可能是我们一直以来苦苦寻求的答案。这是硅谷软件“魔法”的巅峰时刻。
久而久之，唐和我都理解并吸收了理查德展现给我们的示例程序。我们寻找能够加快进度的各种方法，排查任何可能会因缺乏潜力而拖延项目的因素，#选择捷径以避免不必要的劳动，将精力集中在关键之处，以尽快接近最终目标，将我们自己最艰辛的努力转化为最强大的影响力，将灵感、决断力、技术融为一体，完成一个又一个示例程序#。
我们学到的这些知识都来自理查德，他改变了我们工作的方式。」
“他的思考过程使得其自身的技术能力得以更大程度地施展。”
“我们寻找能够加快进度的各种方法，排查任何可能会因缺乏潜力而拖延项目的因素，选择捷径以避免不必要的劳动，将精力集中在关键之处，以尽快接近最终目标，将我们自己最艰辛的努力转化为最强大的影响力，将灵感、决断力、技术融为一体，完成一个又一个示例程序。”（MVP思维）
「 怎么解释这种巨大差异呢？表面来看，这要归功于理查德的编程的成果——他做的软件夹层；或者，他利用Konqueror浏览器做文章似乎与我在Mozilla上下功夫一样，也许他只是一个比我更优秀的程序员。如果没有他的编程能力，就没有接下来的故事了。
这种解释未免显得太单薄。理查德是在灵感萌发、直觉判断、推理和预测等一系列工作的基础上决定把夹层作为链条的最后一环的。他的夹层是整体计划的最终结果。为了把我的意思表达清楚，我们接下来盘点一下理查德在刚到苹果的几天内所做的工作。
首先，他浏览了我们在此之前所做的所有关于浏览器的研究，然后他迅速地判断出他需要抛弃对Mozilla的研究，因为这样下去大概率不会带来想要的结果。他勇敢地走出了这一步，充分显示了他的自信，同时也#没有向在这一领域耕耘已久的上级表现出谦卑和顺从的态度#。接下来，理查德#决定在最短时间内得到结果#。他下载了一个可能有潜力的开源项目——来自KDE社区的Konqueror浏览器的代码，这个浏览器可能会成为我们长期努力的基础。为了使这个代码在Mac计算机上运行，他决定在最短时间内做一个可以模拟真实浏览器的示例程序。他确定了三项功能——加载网页、点击链接、返回上一页。他列出的这几个功能足够说明了#概念的可行性#。
随后，他制作了快捷方式，这些简化了的选项定义了一套不需要达成的目标——完美的字体渲染功能被废除，这是为了与Mac计算机本身的图形处理系统相匹配，也是为了尽量少地使用KDE的源代码。他认为，这些快捷方式虽然非常醒目，但不会分散使用者在浏览网页时的注意力。理查德#着手将这些线索串联起来，集成在一个示例程序里#，向我们展示了Konqueror的潜力。最终，他完成了技术细节，开发出了软件夹层，这是实现计划的#关键要素#。#他的思考过程使得其自身的技术能力得以更大程度地施展#。
与之相反，唐和我都寄希望于Mozilla能担起重任。我甚至没有深入思考，就一直尝试在Mac计算机里运行Mozilla庞大的开源代码。我没有设置任何类似的计划、目标、不需要达成的目标、紧凑的时间表、技术路径。
最重要的是，这种#思维方式上的差异导致了截然不同的结局#。这也绝不是因为唐和我陷入了一个暂时的困境。我们初来苹果的做事方式还是像之前在Eazel一样，我们不可能做出优秀的桌面—云集成服务样机的原因就在于，直到公司耗尽现金，遣散了大多数员工的那一天为止，我们都#未曾尝试从整体上集成我们的软件#。在Eazel工作的那段岁月里，我们从未想过使用类似理查德展示的这种#快速完成计划的方法#。
如果唐和我沿袭旧有的思路继续在苹果做事情，我们真的不知道哪一天才能做出示例程序。在我们职业生涯的那个阶段，我们#根本不知道如何开启一个大项目#，如何踏上寻找成功的征途。
理查德对这一切都很清楚。他的示例程序就是解决问题的关键。他向我们证明了Konqueror浏览器可以在Mac计算机上使用。他用简单的方式展现了这个代码的潜力。的确，是理查德的软件夹层使其突破成为可能，但想想看，他围绕自己的计划所构建的概念框架，以及为了做出浏览器示例程序突破的重重困难，直到最后才用一个小小的自定义程序片段——夹层——使问题得到圆满解决。这种逐步累积起来的效应最终会创造出一个真实浏览器的幻影，尽管展现出来的仅仅是不完整的一部分。
这种方式起作用了。唐与我看到示例程序，就好像理查德把我们叫进办公室，办公桌上放置着一个水晶球，他挥手召唤我们走近，并向我们展示网络浏览器未来的模样，为我们指明了将梦想变为现实的路径。
理查德的示例程序也涉及一些常识，我会借助另一个有着悠久历史并且擅长利用简化选择和割角法的行业来介绍这些常识。
与理查德在示例程序中使用的技巧一样，这些常识能让我们看到实际上并不存在的东西。
以好莱坞的外景场地为例，电影制片厂需要用到一些半永久性的户外场所，这里的人行道、小巷以及主要街道都是拍摄电影所需要的场景。尤其是在特技拍摄和计算机辅助特效技术广泛应用以前，外景地的作用是至关重要的。即使预算有限，一个外景地也可以改变一个场景。为了给观影者呈现出令人信服的景象，我们必须在荧屏上展现一定数量的真实景观。
我最喜欢的外景之一来自《雨中曲》，这部音乐电影由米高梅电影公司出品，拍摄于1952年，由吉恩·凯利和黛比·雷诺斯主演。以其中最著名的舞蹈片段为例，吉恩·凯利在黛比·雷诺斯的公寓门口与她吻别道晚安后，兴高采烈地轻踏、跳跃、溅起水花，在倾盆大雨中旋转（见图2-3）。这一场景设置在好莱坞的一个外景地，它看起来像一个城市的街道。就在凯利跳着舞从建筑物的屋顶上往下冲时，他跳过了La Valle女帽店。这家店看起来很诱人，陈列着几顶时髦的女帽。当然，这不是一家真正的商店。店面可能是一间后面什么都没有的铺着鹅卵石的公寓，也可能是一间工作室。穿过商店的门，也许是米高梅的簿记员或办事员的办公室。我们不在乎。我们被歌曲和舞蹈迷住了。把这个假帽子店和一排早些时候看到的另一件道具——凯利跳上去的人行道边上的那根灯柱——进行比较，与帽子店不同的是，灯柱道具必须是真实的，或者至少要真实到能够支撑演员的体重。外景地的其他灯柱也建得同样好吗？我们不知道，但我们不在乎；它们也许建得同样好，也许建得没那么好，但是布景设计师需要#确保一个特定的灯柱足够坚固#，让电影中的主角能够跳上去。它必须建得很好，因为舞蹈编排需要它。
同样，#尽管示例程序并不是产品本身，但它必须要有足够的说服力#，让人们开始探索某种思路，向做成产品的方向迈进一步。就像电影一样，#示例程序应该经过特别精心的设计，需要被展示的和需要被排除的都必须非常明确#。这些事情虽然不是做一个示例程序的主要着眼点，但也#需要合理设置，在合适的细节级别上被展示出来，这样它才可以服务整体而不会让人转移视线#。
理查德将这套理论付诸实践。他选择了可能会在正式产品中应用的Konqueror开源浏览器作为工作的基础，确保这套示例程序可以加载网页、点击链接以及返回上一页（这几项都是浏览器的核心功能）。字体渲染并不符合苹果的标准，有些字符不平滑、参差不齐，但是文本已足够清晰，所以理查德没有在排版上浪费太多时间。#他完全不会在不相关的细节上耗费精力#，也没有制作键盘快捷键或者设计一个漂亮的苹果图标。#他将重要的、可用的以及可忽略的功能认真地进行排序，以保证最大程度的影响力，尽量减少干扰，并严格按照自己设置的时间表完成工作#。
在理查德向我展示这个浏览器示例程序之后的若干年，我一直在效仿他的这套工作方法。当我做一个示例程序时，我会考虑目标受众，并在此基础上决定这个示例程序需要包含哪些功能。我用想象中的一支粗马克笔围绕所有重要细节画一个圈，就像电影场景里面的灯柱一样，我尽最大努力地保证它们的真实度。我把剩下的不那么重要的细节留在了圈外，这些细节最终还是会出现在成品中，但现在不急于展现它们。我尽可能地在它们身上少分配一点儿注意力。就像那间帽子商店的内部构造一样，如果可以，我会把所有不重要的东西都从示例程序中清除。在两者交汇的地方，我会非常小心。有些元素刚好落在粗线上，这是需要关注的细节，因为它们有助于构建场景，让受众打消疑虑。比如，一个应用程序的用户界面仍处于开发早期，我可能会将另外一个应用程序的用户界面放在我的示例程序中，而不会花时间做一个完全可用的用户界面，因为此时用户界面是次要的。这就像在商店橱窗里放置几个道具帽子，我希望观看示例程序的人认为他们看到了真实的效果，尽管这些场景未必是真实的。我知道示例程序并非真正的产品，我的同事们也清楚这一点，但是在产品开发过程中，呈现出我们试图实现的效果是非常重要的，因为这样一来，我的同事们就会将示例程序当作真正的产品来给予反馈。
这种在整个开发过程中建立“分镜头剧本”的尝试，体现了电影拍摄外景地与示例程序的一大共同特征，它们都是宏大故事中的元素。每一个元素都在推动故事的发展。吉恩·凯利在雨中的舞蹈和歌唱表现了初吻的喜悦，在电影里的那个时刻，男女主角把他们坠入爱河的信息传达给了观众。这是好莱坞电影的“魔法”时刻。理查德的示例程序让我们看到了Konqueror开源代码的潜力，我们认为这极有可能是我们一直以来苦苦寻求的答案。这是硅谷软件“魔法”的巅峰时刻。
久而久之，唐和我都理解并吸收了理查德展现给我们的示例程序。我们寻找能够加快进度的各种方法，排查任何可能会因缺乏潜力而拖延项目的因素，#选择捷径以避免不必要的劳动，将精力集中在关键之处，以尽快接近最终目标，将我们自己最艰辛的努力转化为最强大的影响力，将灵感、决断力、技术融为一体，完成一个又一个示例程序#。
我们学到的这些知识都来自理查德，他改变了我们工作的方式。」
【#书评# | “小镇做题家”何以成为“985废物”？】近两年在国内，“小镇做题家”“985废物”等词汇在网络热传，成为一些高校学生自嘲的标签。这些学生往往出身小城镇，他们埋头苦读、擅长应试，因此考入顶级高校，但又自觉缺乏一定的视野和资源，也因此在学业和工作上受到一定阻碍。
在美国，也有类似的群体，他们通常被称为家庭里的“第一代大学生”。他们成长于贫困的家庭、混乱的社区，凭借天赋与努力考入精英大学。但进入大学后，他们中的很多人发现自己很难融入这里的环境，他们在与同学和教授的交往中感到困窘和局促，也不知道怎样利用学校里的资源。
“在一个属于有钱人的校园，做一名穷学生，这意味着什么？”这是哈佛大学教育研究院助理教授安东尼·亚伯拉罕·杰克关注的问题。他用三年时间在美国一所著名大学（书中称为“英杰大学”）展开田野调查，面对面访问了上百位本科生，积累了几百小时的访谈资料。他发现，在寒门子弟占少数的美国精英大学，政策和环境正把穷学生一步步推向边缘，阶级和文化的差异驱动着不平等的再生产。
这些访谈故事和思考构成了《寒门子弟上大学》一书。在书中，杰克将寒门子弟群体分为寒门幸运儿和双重贫困生两类，前者幸运地通过奖学金项目进入精英私立高中，提前领略了富有阶层的生活，掌握了与同学和教授的相处之道；而后者从凋敝的社区、破败的高中直接升入精英大学，他们既有经济上的穷，又有文化上的困。而一旦涉及经济问题，比如春假期间学校食堂关闭时，这两类学生又回到同一困境之中。
在《寒门子弟上大学》译者、华东师范大学法学院教授田雷看来，在中国，这个问题更多地体现在文化的困上。
“精英大学里的各种‘玩法’，对于有些学生来说平淡无奇，不过是‘顺义妈妈’或者海淀家庭教养孩子的日常，故而他们能从容不迫、如鱼得水，与各类资源分配者谈笑风生。但对于另一些学生而言，可能就是‘我来了，我震撼了，我退缩了，我废物了’。”田雷在该书“译后记”中写道，“作为大学老师，我们要关注学生群体中的文化资本不平等问题。”他希望，这本书的出版有助于关于“小镇做题家”的讨论再纵深些、再宽广些。
《中国科学报》：在《寒门子弟上大学》之前，您已经翻译了另外两本关于美国教育的书《我们的孩子》和《娇惯的心灵》。作为一位法学学者,您为什么对教育议题感兴趣？
田雷：在当前的中国社会，谁又能对教育问题不感兴趣呢？我的研究领域是法学，但同时我也是一个大学老师、为人父母，关注教育是自然而然的。我希望通过自己的翻译，为关于教育的公共讨论提供一些不同的视角和素材。
作为一个法学学者，我理解美国是从研究它的宪法开始的。可是现在，人们常说越来越看不懂美国社会，其实就是因为缺少对美国社会图景的了解，而教育就是其中戏剧张力最强的一个舞台。翻译这三本书，也让我从“教育”这个领域重新发现了美国当前的社会图景，一方面更深刻地理解美国社会，另一方面也有助于我们从中受到启发，更好地理解我们自己。
《中国科学报》：1998年，您从家乡江苏沛县考入南京大学。那时候，您有感受到冲击吗？
田雷：如果那时有“小镇做题家”这个词，我就是。从家乡的县中到省城大学，当然会有一些不适应的地方，发现身边很多同学都比自己优秀，但我属于比较迟钝那种，或者说当时大家都不懂什么是焦虑。我是“小镇做题家”，但这个词当时并不自动等同于“985废物”，我们那代人都是这样，我们更像朴树当时唱的New Boy。我想是因为那时候从学校到社会，都没有对大学生提出更高的要求，能考上一所重点大学已经很好了。这跟现在的状况有很大不同。
《中国科学报》：与现在的状况有什么不同？
田雷：从“小镇做题家”“985废物”的流行就可以看到，大学生越来越焦虑，而平民子弟受到的文化冲击越来越强了。
一个原因可能是我们太着急了。大学生从刚入校开始，就要面临各种考核和选拔，对于很多寒门子弟来说，当你开始懂得大学生活是怎么回事时，也许就为时已晚了。我观察，现在的大学有明显的“先发优势”，从大一开始很快能适应大学生活的学生，通常能把优势保持到最后。
另一个现象是“胜者通吃”。你会发现，拿奖学金、得到各种资源和机会的基本上是同一批学生——极少数被拔出的尖。为什么有些学生用生命去“卷”？因为不“卷”就没有机会，现在都要用绩点的小数点后两位来分高下。“小镇做题家”不是不努力，而是他们的努力难以被发现或不再被承认。
《中国科学报》：《寒门子弟上大学》这本书里写到的美国贫困学生的处境，与国内学生有何类似的地方？
田雷：我觉得文化上的困是比较接近的。如果一个学生在原生环境里没有接触过大学里与师长、同学交流的方式，他到了大学可能就会不适应，会产生文化上的冲击或者说震撼。
《寒门子弟上大学》里写到，很多寒门子弟不知道“办公室时间”（教师专门预留出与学生交流的时间）为何物。我所在的学院也有制度，本科生进校后，会分配一个学业导师，但很少有学生会与导师联系交流。
书里写，双重贫困生不知道怎么与老师打交道，甚至认为自己找老师是在打扰老师、耽误老师的时间，而富家子弟和寒门幸运儿则会把这当作自己的正当权利。国内也有类似的情况。我希望学生知道，不要觉得找老师交流是占用老师的时间，了解你们是谁、在想什么，对老师来说也很重要。
《中国科学报》：两者又有何不同？
田雷：我觉得经济上的穷不太一样。书里写到，美国孩子考上常青藤大学，有时候父母甚至不让去上，觉得去了就是抛弃他们。这一点中国人很难理解。对于绝大多数中国父母来说，孩子考上好大学，是要举全家之力支持的，甚至亲戚朋友都会支持。
在中国，高校对贫困学生的支持也是很多的。书里写到春假时，学校食堂会关闭，穷学生没饭吃、饿肚子，我想这种情况在我们这里是不太可能出现的。最近，美国有好几本书在探讨美国大学生的学业贷款还款问题，他们在毕业后相当长时间里要去还这笔钱，可见是很大的经济负担。
当然，我们作为教师，未必能设身处地站在学生的角度去想，也许很多孩子的困窘只是没有表现出来。在书里，杰克写的一段话让我很感动。他说，富有的同学会说，去吃龙虾吧，才30美元一盘。当穷人家的孩子捉襟见肘没法去时，他常常需要找个理由为自己解释。“为什么穷孩子需要解释，而富孩子从不需要解释？”我们需要像杰克一样，去追问这背后的原因和它产生的影响。
《中国科学报》：书里写到高校也会采取一些措施改善贫富差距带来的影响，比如发放“奖学金+”券使贫困学生也能参与校园的文化和艺术活动，但发放过程却在不断强化贫富、种族等标签。在您看来，这反映出什么问题？对于高等教育研究者和管理者，又有什么启发？
田雷：我们对寒门学子的帮扶要做得更细致、更人性化一点。行政体系的运转有它自己的逻辑，有时会倾向于敲锣打鼓。但如果我们学生的心态也像杰克所描写的那样，认为穷是一种可耻的现象。那么，我们就要警惕在帮扶他的同时，别再给他贴上一个身份的标签。
同时，我们需要关注一个特别容易被忽视的群体，那就是贫困且成绩表现不好的学生。在“绩点为王”“胜者通吃”的环境下，他们可能会遭遇双重打击。但他们就是失败者吗？我们需要在文化意义上对他们有一种承认或者说信任，给他们一些机会。
我之前翻译《我们的孩子》，作者帕特南就讲到，美国历史上也有个人主义和集体意识比较平衡的时代。书名《我们的孩子》就是指，“二战”后的五六十年代，当美国父母谈到“我们的孩子”时，不是指自己家的孩子，而是指社区里所有的孩子。社会上存在着一种共同的东西，而现在，这种共同消失了。
在中国，我们还有一些共同的东西在。如果班级里有家庭遭遇变故的学生，老师和同学都会觉得自己在道义上有义务去帮助他。但现在，在不断竞争和拔尖的环境下，同学变成了竞争者。我们不应该去摧毁这种共同的东西。全文：https://t.cn/A6xegJpR
在美国，也有类似的群体，他们通常被称为家庭里的“第一代大学生”。他们成长于贫困的家庭、混乱的社区，凭借天赋与努力考入精英大学。但进入大学后，他们中的很多人发现自己很难融入这里的环境，他们在与同学和教授的交往中感到困窘和局促，也不知道怎样利用学校里的资源。
“在一个属于有钱人的校园，做一名穷学生，这意味着什么？”这是哈佛大学教育研究院助理教授安东尼·亚伯拉罕·杰克关注的问题。他用三年时间在美国一所著名大学（书中称为“英杰大学”）展开田野调查，面对面访问了上百位本科生，积累了几百小时的访谈资料。他发现，在寒门子弟占少数的美国精英大学，政策和环境正把穷学生一步步推向边缘，阶级和文化的差异驱动着不平等的再生产。
这些访谈故事和思考构成了《寒门子弟上大学》一书。在书中，杰克将寒门子弟群体分为寒门幸运儿和双重贫困生两类，前者幸运地通过奖学金项目进入精英私立高中，提前领略了富有阶层的生活，掌握了与同学和教授的相处之道；而后者从凋敝的社区、破败的高中直接升入精英大学，他们既有经济上的穷，又有文化上的困。而一旦涉及经济问题，比如春假期间学校食堂关闭时，这两类学生又回到同一困境之中。
在《寒门子弟上大学》译者、华东师范大学法学院教授田雷看来，在中国，这个问题更多地体现在文化的困上。
“精英大学里的各种‘玩法’，对于有些学生来说平淡无奇，不过是‘顺义妈妈’或者海淀家庭教养孩子的日常，故而他们能从容不迫、如鱼得水，与各类资源分配者谈笑风生。但对于另一些学生而言，可能就是‘我来了，我震撼了，我退缩了，我废物了’。”田雷在该书“译后记”中写道，“作为大学老师，我们要关注学生群体中的文化资本不平等问题。”他希望，这本书的出版有助于关于“小镇做题家”的讨论再纵深些、再宽广些。
《中国科学报》：在《寒门子弟上大学》之前，您已经翻译了另外两本关于美国教育的书《我们的孩子》和《娇惯的心灵》。作为一位法学学者,您为什么对教育议题感兴趣？
田雷：在当前的中国社会，谁又能对教育问题不感兴趣呢？我的研究领域是法学，但同时我也是一个大学老师、为人父母，关注教育是自然而然的。我希望通过自己的翻译，为关于教育的公共讨论提供一些不同的视角和素材。
作为一个法学学者，我理解美国是从研究它的宪法开始的。可是现在，人们常说越来越看不懂美国社会，其实就是因为缺少对美国社会图景的了解，而教育就是其中戏剧张力最强的一个舞台。翻译这三本书，也让我从“教育”这个领域重新发现了美国当前的社会图景，一方面更深刻地理解美国社会，另一方面也有助于我们从中受到启发，更好地理解我们自己。
《中国科学报》：1998年，您从家乡江苏沛县考入南京大学。那时候，您有感受到冲击吗？
田雷：如果那时有“小镇做题家”这个词，我就是。从家乡的县中到省城大学，当然会有一些不适应的地方，发现身边很多同学都比自己优秀，但我属于比较迟钝那种，或者说当时大家都不懂什么是焦虑。我是“小镇做题家”，但这个词当时并不自动等同于“985废物”，我们那代人都是这样，我们更像朴树当时唱的New Boy。我想是因为那时候从学校到社会，都没有对大学生提出更高的要求，能考上一所重点大学已经很好了。这跟现在的状况有很大不同。
《中国科学报》：与现在的状况有什么不同？
田雷：从“小镇做题家”“985废物”的流行就可以看到，大学生越来越焦虑，而平民子弟受到的文化冲击越来越强了。
一个原因可能是我们太着急了。大学生从刚入校开始，就要面临各种考核和选拔，对于很多寒门子弟来说，当你开始懂得大学生活是怎么回事时，也许就为时已晚了。我观察，现在的大学有明显的“先发优势”，从大一开始很快能适应大学生活的学生，通常能把优势保持到最后。
另一个现象是“胜者通吃”。你会发现，拿奖学金、得到各种资源和机会的基本上是同一批学生——极少数被拔出的尖。为什么有些学生用生命去“卷”？因为不“卷”就没有机会，现在都要用绩点的小数点后两位来分高下。“小镇做题家”不是不努力，而是他们的努力难以被发现或不再被承认。
《中国科学报》：《寒门子弟上大学》这本书里写到的美国贫困学生的处境，与国内学生有何类似的地方？
田雷：我觉得文化上的困是比较接近的。如果一个学生在原生环境里没有接触过大学里与师长、同学交流的方式，他到了大学可能就会不适应，会产生文化上的冲击或者说震撼。
《寒门子弟上大学》里写到，很多寒门子弟不知道“办公室时间”（教师专门预留出与学生交流的时间）为何物。我所在的学院也有制度，本科生进校后，会分配一个学业导师，但很少有学生会与导师联系交流。
书里写，双重贫困生不知道怎么与老师打交道，甚至认为自己找老师是在打扰老师、耽误老师的时间，而富家子弟和寒门幸运儿则会把这当作自己的正当权利。国内也有类似的情况。我希望学生知道，不要觉得找老师交流是占用老师的时间，了解你们是谁、在想什么，对老师来说也很重要。
《中国科学报》：两者又有何不同？
田雷：我觉得经济上的穷不太一样。书里写到，美国孩子考上常青藤大学，有时候父母甚至不让去上，觉得去了就是抛弃他们。这一点中国人很难理解。对于绝大多数中国父母来说，孩子考上好大学，是要举全家之力支持的，甚至亲戚朋友都会支持。
在中国，高校对贫困学生的支持也是很多的。书里写到春假时，学校食堂会关闭，穷学生没饭吃、饿肚子，我想这种情况在我们这里是不太可能出现的。最近，美国有好几本书在探讨美国大学生的学业贷款还款问题，他们在毕业后相当长时间里要去还这笔钱，可见是很大的经济负担。
当然，我们作为教师，未必能设身处地站在学生的角度去想，也许很多孩子的困窘只是没有表现出来。在书里，杰克写的一段话让我很感动。他说，富有的同学会说，去吃龙虾吧，才30美元一盘。当穷人家的孩子捉襟见肘没法去时，他常常需要找个理由为自己解释。“为什么穷孩子需要解释，而富孩子从不需要解释？”我们需要像杰克一样，去追问这背后的原因和它产生的影响。
《中国科学报》：书里写到高校也会采取一些措施改善贫富差距带来的影响，比如发放“奖学金+”券使贫困学生也能参与校园的文化和艺术活动，但发放过程却在不断强化贫富、种族等标签。在您看来，这反映出什么问题？对于高等教育研究者和管理者，又有什么启发？
田雷：我们对寒门学子的帮扶要做得更细致、更人性化一点。行政体系的运转有它自己的逻辑，有时会倾向于敲锣打鼓。但如果我们学生的心态也像杰克所描写的那样，认为穷是一种可耻的现象。那么，我们就要警惕在帮扶他的同时，别再给他贴上一个身份的标签。
同时，我们需要关注一个特别容易被忽视的群体，那就是贫困且成绩表现不好的学生。在“绩点为王”“胜者通吃”的环境下，他们可能会遭遇双重打击。但他们就是失败者吗？我们需要在文化意义上对他们有一种承认或者说信任，给他们一些机会。
我之前翻译《我们的孩子》，作者帕特南就讲到，美国历史上也有个人主义和集体意识比较平衡的时代。书名《我们的孩子》就是指，“二战”后的五六十年代，当美国父母谈到“我们的孩子”时，不是指自己家的孩子，而是指社区里所有的孩子。社会上存在着一种共同的东西，而现在，这种共同消失了。
在中国，我们还有一些共同的东西在。如果班级里有家庭遭遇变故的学生，老师和同学都会觉得自己在道义上有义务去帮助他。但现在，在不断竞争和拔尖的环境下，同学变成了竞争者。我们不应该去摧毁这种共同的东西。全文：https://t.cn/A6xegJpR
关羽威震华夏但性格缺陷明显，如果选个副将弥补一下，谁能胜任？
三国时代的关羽在刘备阵营中或许不是最能打的一位，但一定是军事能力首屈一指的，不管在演义中还是在正史里，关羽都堪称是文武双全，骁勇善战。
像演义里诠释的就比较全面了，既能过五关斩六将彰显个人神勇，又能镇守荆州运筹帷幄，上演水淹七军的大戏。但是关羽毕竟也是个普通人，有擅长的地方也一定会有缺点，虽然小说家把关羽最后的失败定义为“大意失荆州”，事实上却很好的暴露出了关羽的性格缺陷。
当初刘备如果能找到一个合适的人充当关羽的副将，使两个人在工作和性格上相辅相成，会不会就没有败走麦城了呢？如果这样做，谁是关羽副将的最佳人选呢？
一、诸葛亮是最合适的副将
1、关羽的问题核心
在东汉和三国时代的军事体系架构中，没有所谓的专职副将，一般都是有战事发生的时候，委任一名将领协同统帅完成既定的军事任务，等到战役结束之后就各自返回原本的岗位，不再拥隶属关系。
比如曹操派遣刘备去打袁术，充当副将的是朱灵、路招等将领，虽然名义上有主副之别，事实上完全是两种完全不同的分工。
在关羽镇守荆州的时候，手下的将领不少，但从关羽个人的军事能力来看，副将起到的作用非常有限，我们要知道，关羽最后的失败源自于性格上的缺陷和战略上的错误规划，而不是个人能力不行，所以想要找个能相辅相成的副将，或者说找一个人来协助牵制关羽，个人认为诸葛亮就是最好的人选。
为什么会是诸葛亮呢？这里大家要明白一件事，也是关乎荆州和关羽安危的大前提，诸葛亮对于隆中时期制定的战略方针执行的最为坚定，在这个方针中荆州是重中之重，是未来整体大局的核心所在。
放眼整个刘备集团，真正把荆州放到重要位置的就只有刘备和诸葛亮两个人，所以诸葛亮一定会凡事都围绕着荆州的利益进行，不会允许关羽做出一点危险的事情，从这一点出发，关羽根本不可能发动襄樊之战。
2、诸葛亮的优势
知道了选择诸葛亮的前提，我们再来深入分析一下诸葛亮还有其他哪些优势，首先，诸葛亮对于孙刘联盟非常看重，是同盟的最先倡议者，也是后来主要的维护者，这个角色在整个刘备集团里无人能比，他如果驻守在荆州，那么一定会维系好和东吴的关系，不会导致大家翻脸。
其次，纵观诸葛亮一生，不管是处理政务还是对外征伐，每一件事都做到了深思熟虑、谨小慎微，这种缜密周到的性格或许不能让版图迅速壮大，但至少不会出现战略级别的大错误。
最后一点，也是最关键的一点，就是诸葛亮和关羽的关系，在刘备三顾茅庐邀约诸葛亮出山的时候，关羽当时还有点不服气，但是诸葛亮火烧博望坡、赤壁之战显现出过人的智慧和超高的军事天赋之后，包括关羽、张飞在内的一众刘备集团元老都十分认可诸葛亮。
这可不仅仅是来自刘备的赞许，而是打心底的一种钦佩，关羽这个人十分高傲，凡是有人提出反对的意见，虽然能听进去一些，但大概率还是会我行我素，但如果是来自诸葛亮的建议，关羽是乐于欣然接受的。
除了《三国演义》中有相关的描写之外，《三国志·费诗传》里也有关羽对诸葛亮态度的很多记载，大家感兴趣的话可以看一下。二、刘备不给关羽安排副将的原因
1、其他人战略上的不一致
在整个刘备阵营里，适合给关羽当副将并且还能做到性格互补的，除了诸葛亮，大慧认为没有第二个人了。但是诸葛亮一直是跟随在刘备身边的，后来还一直坐镇在成都，根本不可能去到荆州，这个时候派别人去就完全是个“摆设”了，基于这一点，刘备始终没有给关羽设置副官的。
在刘备入蜀的时候庞统已经阵亡，和庞统齐名的还有一个廖立，根据《三国志》的记载，庞统入蜀罹难，诸葛亮给刘备推荐的接替人选就是廖立，而且评价他是良才，和庞统不分高下。如果在西川平定后诸葛亮和关羽坐镇荆州，廖立留在成都压阵，这应该是最理想的结果。
或许刘备不是太熟悉廖立这个人，也或许是刘备拿下西川对手下的一些权臣大将不够放心，所以他让诸葛亮驻守在成都，而让廖立去了荆州。
廖立虽然有才，但在战略意识上始终和庞统、法正他们差不多，与诸葛亮的策略格格不入，认为应该把重心放在益州，经营好西北地区，对荆州不那么在意。
咱不说这种思想对不对，最起码对关羽是没什么好处的，所以从现实来看，廖立在荆州主要是协防帮助的作用，在关羽兵败后他选择了不战而逃。
2、无人可用
廖立逃跑后刘备没有责罚，这从侧面证明了刘备此时已经不再那么看重隆重对策，对荆州也有了新的认识。这就引出一点，那就是南郡太守糜芳和公安的守将傅士仁，他们也可以看做是协助关羽协防荆州的副将。
南郡是荆州重镇，糜芳的地位可不弱，结果他和关羽始终是叽叽歪歪的不和睦，关羽兵败后他竟然选择了投降。大家都知道糜芳可是刘备家的亲戚，很早跟随刘备左右备受信任，关键时刻扯后腿，抛弃关羽也抛弃了刘备，自家亲人都这样，刘备还能指望谁呢？
刘备手下是人才不少，李严、黄权、马良等等，可是真让他们去荆州，先不说和关羽的关系处成啥样，刘备能放心吗？
当然不行，所以刘备不给关羽安排副将，一是没有适合与关羽搭档的；二是放眼望去，也确实没人能干得了这活。
#历史那些事#
三国时代的关羽在刘备阵营中或许不是最能打的一位，但一定是军事能力首屈一指的，不管在演义中还是在正史里，关羽都堪称是文武双全，骁勇善战。
像演义里诠释的就比较全面了，既能过五关斩六将彰显个人神勇，又能镇守荆州运筹帷幄，上演水淹七军的大戏。但是关羽毕竟也是个普通人，有擅长的地方也一定会有缺点，虽然小说家把关羽最后的失败定义为“大意失荆州”，事实上却很好的暴露出了关羽的性格缺陷。
当初刘备如果能找到一个合适的人充当关羽的副将，使两个人在工作和性格上相辅相成，会不会就没有败走麦城了呢？如果这样做，谁是关羽副将的最佳人选呢？
一、诸葛亮是最合适的副将
1、关羽的问题核心
在东汉和三国时代的军事体系架构中，没有所谓的专职副将，一般都是有战事发生的时候，委任一名将领协同统帅完成既定的军事任务，等到战役结束之后就各自返回原本的岗位，不再拥隶属关系。
比如曹操派遣刘备去打袁术，充当副将的是朱灵、路招等将领，虽然名义上有主副之别，事实上完全是两种完全不同的分工。
在关羽镇守荆州的时候，手下的将领不少，但从关羽个人的军事能力来看，副将起到的作用非常有限，我们要知道，关羽最后的失败源自于性格上的缺陷和战略上的错误规划，而不是个人能力不行，所以想要找个能相辅相成的副将，或者说找一个人来协助牵制关羽，个人认为诸葛亮就是最好的人选。
为什么会是诸葛亮呢？这里大家要明白一件事，也是关乎荆州和关羽安危的大前提，诸葛亮对于隆中时期制定的战略方针执行的最为坚定，在这个方针中荆州是重中之重，是未来整体大局的核心所在。
放眼整个刘备集团，真正把荆州放到重要位置的就只有刘备和诸葛亮两个人，所以诸葛亮一定会凡事都围绕着荆州的利益进行，不会允许关羽做出一点危险的事情，从这一点出发，关羽根本不可能发动襄樊之战。
2、诸葛亮的优势
知道了选择诸葛亮的前提，我们再来深入分析一下诸葛亮还有其他哪些优势，首先，诸葛亮对于孙刘联盟非常看重，是同盟的最先倡议者，也是后来主要的维护者，这个角色在整个刘备集团里无人能比，他如果驻守在荆州，那么一定会维系好和东吴的关系，不会导致大家翻脸。
其次，纵观诸葛亮一生，不管是处理政务还是对外征伐，每一件事都做到了深思熟虑、谨小慎微，这种缜密周到的性格或许不能让版图迅速壮大，但至少不会出现战略级别的大错误。
最后一点，也是最关键的一点，就是诸葛亮和关羽的关系，在刘备三顾茅庐邀约诸葛亮出山的时候，关羽当时还有点不服气，但是诸葛亮火烧博望坡、赤壁之战显现出过人的智慧和超高的军事天赋之后，包括关羽、张飞在内的一众刘备集团元老都十分认可诸葛亮。
这可不仅仅是来自刘备的赞许，而是打心底的一种钦佩，关羽这个人十分高傲，凡是有人提出反对的意见，虽然能听进去一些，但大概率还是会我行我素，但如果是来自诸葛亮的建议，关羽是乐于欣然接受的。
除了《三国演义》中有相关的描写之外，《三国志·费诗传》里也有关羽对诸葛亮态度的很多记载，大家感兴趣的话可以看一下。二、刘备不给关羽安排副将的原因
1、其他人战略上的不一致
在整个刘备阵营里，适合给关羽当副将并且还能做到性格互补的，除了诸葛亮，大慧认为没有第二个人了。但是诸葛亮一直是跟随在刘备身边的，后来还一直坐镇在成都，根本不可能去到荆州，这个时候派别人去就完全是个“摆设”了，基于这一点，刘备始终没有给关羽设置副官的。
在刘备入蜀的时候庞统已经阵亡，和庞统齐名的还有一个廖立，根据《三国志》的记载，庞统入蜀罹难，诸葛亮给刘备推荐的接替人选就是廖立，而且评价他是良才，和庞统不分高下。如果在西川平定后诸葛亮和关羽坐镇荆州，廖立留在成都压阵，这应该是最理想的结果。
或许刘备不是太熟悉廖立这个人，也或许是刘备拿下西川对手下的一些权臣大将不够放心，所以他让诸葛亮驻守在成都，而让廖立去了荆州。
廖立虽然有才，但在战略意识上始终和庞统、法正他们差不多，与诸葛亮的策略格格不入，认为应该把重心放在益州，经营好西北地区，对荆州不那么在意。
咱不说这种思想对不对，最起码对关羽是没什么好处的，所以从现实来看，廖立在荆州主要是协防帮助的作用，在关羽兵败后他选择了不战而逃。
2、无人可用
廖立逃跑后刘备没有责罚，这从侧面证明了刘备此时已经不再那么看重隆重对策，对荆州也有了新的认识。这就引出一点，那就是南郡太守糜芳和公安的守将傅士仁，他们也可以看做是协助关羽协防荆州的副将。
南郡是荆州重镇，糜芳的地位可不弱，结果他和关羽始终是叽叽歪歪的不和睦，关羽兵败后他竟然选择了投降。大家都知道糜芳可是刘备家的亲戚，很早跟随刘备左右备受信任，关键时刻扯后腿，抛弃关羽也抛弃了刘备，自家亲人都这样，刘备还能指望谁呢？
刘备手下是人才不少，李严、黄权、马良等等，可是真让他们去荆州，先不说和关羽的关系处成啥样，刘备能放心吗？
当然不行，所以刘备不给关羽安排副将，一是没有适合与关羽搭档的；二是放眼望去，也确实没人能干得了这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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