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重自爱多读文史书，多读其他科学，使胸襟阔达，见解高明，做一个博学的人，凡一流的科学家，都是极渊博的人，取精而用弘，由博而返约，故能大有成功！大胆地假设，小心地取证！意志力和投入，非凡的智慧和超常的努力！适度的自恋可以保护自己，在黑暗和孤独中，人唯一能抓住的光亮就是相信自己！能工摹形巧匠窃意！把时间留给自己，把其它留给时间。有时候不在乎是最好的回应！追求自我人格的完整成熟！不管活成什么狗样，隐隐觉得自己前途无量！支撑我努力生活的，就是对遥远的未来毫无来由的乐观！无畏暗夜逐光而行！知识是让人变得自主独立和思考，而不是去崇拜！
《作为建筑史观念性重译的建筑｜姜珺评非常建筑新作中国美术学院良渚校区》(一)
中国美术学院良渚校区是中国美术学院在杭州的第三个校区，建成后将容纳全部设计学科，师生规模达4000人。非常建筑的主持建筑师张永和基于他自身的设计与教学经验，以及对未来设计教育体系的理解，为良渚校区设计了“绵延多义、居学一体”的教学空间，协调和满足了项目对“多快好省”的要求，并通过设计中对百年现代建筑史的语言呼应，使得良渚校区自身成为设计教学的高能现场和不言之教。
1 美院与良渚
中国美术学院（以下简称“中国美院”）诞生于20世纪20年代的杭州，适逢西学东渐之时，地处衣冠南渡之地，是中国现代美育的源起，也是当代艺创的砥柱。其学院精神被老院长许江归纳为“行健、居敬、会通、履远”八字校训，既内涵了滕固提出的“博约弘毅”，也呼应了蔡元培、林风眠的“兼容并包”和潘天寿的“继往开来”①。良渚校区是中国美院在杭州南山、象山之后的第三个校区，定位为中国美院的设计板块，建成后将容纳全部设计学科，通过“重建设计人文”和“重新发明日常”的“由博返约”，成就“包豪斯和呼捷玛斯”在“大数据智媒体时代”的“兼容并包”，以及对杭州湖山人文传统和中国先进智造未来的“继往开来”。
校区除了东南边界部分毗邻市政干道外，几乎四边环水，483亩（约322000 m²）的基地原为杭州城郊的典型村落，周边河网纵横，具有江南水乡湿地河网的地理特征。“良渚”原意为“美丽洲渚”，因2019年良渚古城遗址成功申报世界文化遗产而声名大噪，其核心区的良渚新城已被列入杭州的“城北副中心”。良渚校区则位于高密的良渚新城和低密的良渚古城（保护区面积达14.3 km²）之间，毗邻因良渚古城遗址保护而兴的“良渚文化村”（2021年被列入省级“未来社区”）和主打工业设计产业的“梦栖小镇”（2016—2018年主办两届“世界工业设计大会”），周边出自知名建筑师之手的建筑项目云集（已建的包括戴卫·奇普菲尔德的良渚博物院和白鹭郡东小区，津岛晓生的美丽洲教堂，安藤忠雄的良渚文化艺术中心，张雷、齐欣的玉鸟流苏创意产业园等）。在这一语境中，良渚校区一方面需要以高质量的内容生产弥补古城和新城之间对相对低密度的要求（校区规划容积率1.0），另一方面则因这一优质城乡结合部区位而有了由“校区”与“社区—景区—园区”在中国新型城镇化进程中的深度融合，形成多区间积极联动的“大学圈”的可能。
2 “多快好省”
良渚校区总建筑面积18万m²，从2018年初启动项目招标，到2021年9月一标段建成并投入使用不过三年半（与良渚新城的建设进度相平行），到2023年建成时的计划师生规模达4 000人（与全球性危机对国内经济的冲击，以及国内高等教育通过扩招缓冲就业压力的进程相平行）。而良渚校区前续的象山校区，不仅助力建筑师王澍斩获普利兹克大奖，近期又被《纽约时报》评为“二战后全球最重要的25座建筑”之一。盛名之下，无论是业主还是公众，对作为其后继者的良渚校区在建筑学和建筑史意义上的期待都可想而知，而这一高期待值项目的单方造价仅5 000元人民币。这一系列条件可被归纳为“多快好省”，这是20世纪50年代末的经济建设总路线的动员口号。但作为一种在短缺经济（省）中发展起来的、面向社会化大工业生产（快）、服务于大多数（多），同时要求在工业产品中注入设计艺术智性（好）的战后重建模式，其内在逻辑则可以上溯到百年前的包豪斯和呼捷玛斯。
现任中国美院院长高世名在2020年8月就职之前即着手主持筹备良渚校区建设，多次提到良渚校区应成为“大数据智媒体时代的包豪斯和呼捷玛斯”，并将之作为正在密集到来的一系列现代百年纪念之一，纳入当下设计启蒙运动与文化复兴实践的历史视野。“多快好省”可以说是以包豪斯和呼捷玛斯为代表的现代设计教育鸿蒙初辟的原动力，而“好”则是其中唯一无法量化的要素，这涉及空间设计如何助力现代设计教育体系的重构，人文与科技、理论与实践、大学与社会、教育与日常等若干维度如何实现跨界与融通等方面，关乎空间，同时又超越空间。良渚校区的设计挑战，正在于对“多快好省”四要素的同时满足，这不仅是完成一个“不可能的任务”，而更多是对现代建筑精神与现代设计教育的一种回溯性呈现。#中国美术学院[超话]#
中国美术学院良渚校区是中国美术学院在杭州的第三个校区，建成后将容纳全部设计学科，师生规模达4000人。非常建筑的主持建筑师张永和基于他自身的设计与教学经验，以及对未来设计教育体系的理解，为良渚校区设计了“绵延多义、居学一体”的教学空间，协调和满足了项目对“多快好省”的要求，并通过设计中对百年现代建筑史的语言呼应，使得良渚校区自身成为设计教学的高能现场和不言之教。
1 美院与良渚
中国美术学院（以下简称“中国美院”）诞生于20世纪20年代的杭州，适逢西学东渐之时，地处衣冠南渡之地，是中国现代美育的源起，也是当代艺创的砥柱。其学院精神被老院长许江归纳为“行健、居敬、会通、履远”八字校训，既内涵了滕固提出的“博约弘毅”，也呼应了蔡元培、林风眠的“兼容并包”和潘天寿的“继往开来”①。良渚校区是中国美院在杭州南山、象山之后的第三个校区，定位为中国美院的设计板块，建成后将容纳全部设计学科，通过“重建设计人文”和“重新发明日常”的“由博返约”，成就“包豪斯和呼捷玛斯”在“大数据智媒体时代”的“兼容并包”，以及对杭州湖山人文传统和中国先进智造未来的“继往开来”。
校区除了东南边界部分毗邻市政干道外，几乎四边环水，483亩（约322000 m²）的基地原为杭州城郊的典型村落，周边河网纵横，具有江南水乡湿地河网的地理特征。“良渚”原意为“美丽洲渚”，因2019年良渚古城遗址成功申报世界文化遗产而声名大噪，其核心区的良渚新城已被列入杭州的“城北副中心”。良渚校区则位于高密的良渚新城和低密的良渚古城（保护区面积达14.3 km²）之间，毗邻因良渚古城遗址保护而兴的“良渚文化村”（2021年被列入省级“未来社区”）和主打工业设计产业的“梦栖小镇”（2016—2018年主办两届“世界工业设计大会”），周边出自知名建筑师之手的建筑项目云集（已建的包括戴卫·奇普菲尔德的良渚博物院和白鹭郡东小区，津岛晓生的美丽洲教堂，安藤忠雄的良渚文化艺术中心，张雷、齐欣的玉鸟流苏创意产业园等）。在这一语境中，良渚校区一方面需要以高质量的内容生产弥补古城和新城之间对相对低密度的要求（校区规划容积率1.0），另一方面则因这一优质城乡结合部区位而有了由“校区”与“社区—景区—园区”在中国新型城镇化进程中的深度融合，形成多区间积极联动的“大学圈”的可能。
2 “多快好省”
良渚校区总建筑面积18万m²，从2018年初启动项目招标，到2021年9月一标段建成并投入使用不过三年半（与良渚新城的建设进度相平行），到2023年建成时的计划师生规模达4 000人（与全球性危机对国内经济的冲击，以及国内高等教育通过扩招缓冲就业压力的进程相平行）。而良渚校区前续的象山校区，不仅助力建筑师王澍斩获普利兹克大奖，近期又被《纽约时报》评为“二战后全球最重要的25座建筑”之一。盛名之下，无论是业主还是公众，对作为其后继者的良渚校区在建筑学和建筑史意义上的期待都可想而知，而这一高期待值项目的单方造价仅5 000元人民币。这一系列条件可被归纳为“多快好省”，这是20世纪50年代末的经济建设总路线的动员口号。但作为一种在短缺经济（省）中发展起来的、面向社会化大工业生产（快）、服务于大多数（多），同时要求在工业产品中注入设计艺术智性（好）的战后重建模式，其内在逻辑则可以上溯到百年前的包豪斯和呼捷玛斯。
现任中国美院院长高世名在2020年8月就职之前即着手主持筹备良渚校区建设，多次提到良渚校区应成为“大数据智媒体时代的包豪斯和呼捷玛斯”，并将之作为正在密集到来的一系列现代百年纪念之一，纳入当下设计启蒙运动与文化复兴实践的历史视野。“多快好省”可以说是以包豪斯和呼捷玛斯为代表的现代设计教育鸿蒙初辟的原动力，而“好”则是其中唯一无法量化的要素，这涉及空间设计如何助力现代设计教育体系的重构，人文与科技、理论与实践、大学与社会、教育与日常等若干维度如何实现跨界与融通等方面，关乎空间，同时又超越空间。良渚校区的设计挑战，正在于对“多快好省”四要素的同时满足，这不仅是完成一个“不可能的任务”，而更多是对现代建筑精神与现代设计教育的一种回溯性呈现。#中国美术学院[超话]#
【王素：《师友自相依》前言】
本书书名取自唐释皎然的《寄昱上人上方居》诗：“厌向人间住，逢山欲懒归。片云闲似我，日日在禅扉。地静松阴遍，门空鸟语稀。夜凉疏磬尽，师友自相依。”昱上人在山寺修禅，名其室曰上方居，整日与云松为侣，尽享闲静之趣。皎然赠以此诗，尾联为全诗结句，意谓：这种生活看似寂寥，其实不然，因为每当夜阑，稀疏的寺磬最终停止，心灵深处就会有师友前来相伴。这是一种境界。只有到了一定的年龄，才能体悟。而我，已经到了能体悟的年龄了。
本书除去《前言》和最后的《附录》一篇[1]，正文十三篇，缅怀的人物，或师或友，或亦师亦友，在“问学”途中，对我都有过影响。当然，对我影响最大者，自是非先君莫属， 故排在第一篇。对我影响第二大者，则非先师莫属，故排在第二篇。以下排序，大致按去世时间，个别也考虑关系远近和年龄长幼。
父子同道，亦师亦友，自古即有。如颜路、颜回父子与曾点、曾参父子，俱从孔子问学，关系介乎师友之间，是也。父子明以师友相称，则始于宋元。陆游《东斋杂书》诗：“家庭盛弦诵，父子相师友。”又《示子聿》诗：“父子更兼师友分，夜深常共短檠灯。”《元史·揭傒斯传》：“揭傒斯字曼硕，龙兴富州人。父来成，宋乡贡进士。傒斯幼贫，读书尤刻苦，昼夜不少懈，父子自为师友，由是贯通百氏。”又同书《牟应龙传》：“宋亡时，大理卿（指应龙父巘）已退不任事，一门父子，自为师友，讨论经学。”我六岁开始，即受先君耳提面命，直至我二十八岁离开武汉赴北京工作，二十馀年间，关系经历了从师生到师友的变化。我的文史功底，特别是文的功底，都是先君帮助我打下并筑牢的。
业师唐长孺先生原本对我就有知遇之恩。而他后来的三项安排，更决定了我一生的命运：（一）专治汉唐史（考唐师研究生时的专业原名“魏晋南北朝隋唐史”，但我的硕士论文《三省制略论》实际是从秦汉写到唐五代）。我过去治通史，从先秦到民国，无书不读，是唐师指导我由博返约的。（二）到北京工作。我刚考取唐师的研究生，唐师就对我说：“你将来毕业分配，是去北京国家文物局古文献研究室，协助我及整理组诸先生，完成《吐鲁番出土文书》整理工作。”一晃我在北京工作已经四十年了。（三）整理出土文献。唐师一向传世文献与出土文献并重。古文献研究室1978年正式成立，几十年间，一直是中国唯一的专业出土文献整理单位。我在该单位工作了二十五年，2006年调到故宫博物院工作后，仍以出土文献整理为主业。我参加或主持的出土文献整理项目，除了《吐鲁番出土文书》，还有《新中国出土墓志》、《长沙东牌楼东汉简牍》、《长沙走马楼三国吴简》、《故宫博物院藏殷墟甲骨文》，等等，出土文献五大门类——甲骨、金文、简牍、石刻、文书，只有金文未曾涉足，成为中国整理出土文献门类最多的学人。如此种种，追根溯源，皆为唐师所赐，故终生铭感。
本书正文十三篇与“附录”一篇，仅正文第一篇《昔侍先君故里时》和第三篇《枕上敲诗梦欲稀》为新撰，第六篇《谢桂华先生与〈汉晋简牍论丛〉》为尚未发表的会议发言稿，其他都是已发表的旧作。但这些旧作，有的原载日本私人编的图书，有的原载中国内部赠阅的刊物，寻找恐怕不易。此次承蒙浙江古籍出版社倡议，作为“问学”丛书之一种结集出版，不管对我还是对读者，皆堪称善举。需要说明的是，这些已发表的旧作，收入本书时，都进行了适当的增删改订，与原稿已不全相同，算是最终的定稿。欢迎大家批评指正！
王素
2021年5月于北京故宫博物院
本书书名取自唐释皎然的《寄昱上人上方居》诗：“厌向人间住，逢山欲懒归。片云闲似我，日日在禅扉。地静松阴遍，门空鸟语稀。夜凉疏磬尽，师友自相依。”昱上人在山寺修禅，名其室曰上方居，整日与云松为侣，尽享闲静之趣。皎然赠以此诗，尾联为全诗结句，意谓：这种生活看似寂寥，其实不然，因为每当夜阑，稀疏的寺磬最终停止，心灵深处就会有师友前来相伴。这是一种境界。只有到了一定的年龄，才能体悟。而我，已经到了能体悟的年龄了。
本书除去《前言》和最后的《附录》一篇[1]，正文十三篇，缅怀的人物，或师或友，或亦师亦友，在“问学”途中，对我都有过影响。当然，对我影响最大者，自是非先君莫属， 故排在第一篇。对我影响第二大者，则非先师莫属，故排在第二篇。以下排序，大致按去世时间，个别也考虑关系远近和年龄长幼。
父子同道，亦师亦友，自古即有。如颜路、颜回父子与曾点、曾参父子，俱从孔子问学，关系介乎师友之间，是也。父子明以师友相称，则始于宋元。陆游《东斋杂书》诗：“家庭盛弦诵，父子相师友。”又《示子聿》诗：“父子更兼师友分，夜深常共短檠灯。”《元史·揭傒斯传》：“揭傒斯字曼硕，龙兴富州人。父来成，宋乡贡进士。傒斯幼贫，读书尤刻苦，昼夜不少懈，父子自为师友，由是贯通百氏。”又同书《牟应龙传》：“宋亡时，大理卿（指应龙父巘）已退不任事，一门父子，自为师友，讨论经学。”我六岁开始，即受先君耳提面命，直至我二十八岁离开武汉赴北京工作，二十馀年间，关系经历了从师生到师友的变化。我的文史功底，特别是文的功底，都是先君帮助我打下并筑牢的。
业师唐长孺先生原本对我就有知遇之恩。而他后来的三项安排，更决定了我一生的命运：（一）专治汉唐史（考唐师研究生时的专业原名“魏晋南北朝隋唐史”，但我的硕士论文《三省制略论》实际是从秦汉写到唐五代）。我过去治通史，从先秦到民国，无书不读，是唐师指导我由博返约的。（二）到北京工作。我刚考取唐师的研究生，唐师就对我说：“你将来毕业分配，是去北京国家文物局古文献研究室，协助我及整理组诸先生，完成《吐鲁番出土文书》整理工作。”一晃我在北京工作已经四十年了。（三）整理出土文献。唐师一向传世文献与出土文献并重。古文献研究室1978年正式成立，几十年间，一直是中国唯一的专业出土文献整理单位。我在该单位工作了二十五年，2006年调到故宫博物院工作后，仍以出土文献整理为主业。我参加或主持的出土文献整理项目，除了《吐鲁番出土文书》，还有《新中国出土墓志》、《长沙东牌楼东汉简牍》、《长沙走马楼三国吴简》、《故宫博物院藏殷墟甲骨文》，等等，出土文献五大门类——甲骨、金文、简牍、石刻、文书，只有金文未曾涉足，成为中国整理出土文献门类最多的学人。如此种种，追根溯源，皆为唐师所赐，故终生铭感。
本书正文十三篇与“附录”一篇，仅正文第一篇《昔侍先君故里时》和第三篇《枕上敲诗梦欲稀》为新撰，第六篇《谢桂华先生与〈汉晋简牍论丛〉》为尚未发表的会议发言稿，其他都是已发表的旧作。但这些旧作，有的原载日本私人编的图书，有的原载中国内部赠阅的刊物，寻找恐怕不易。此次承蒙浙江古籍出版社倡议，作为“问学”丛书之一种结集出版，不管对我还是对读者，皆堪称善举。需要说明的是，这些已发表的旧作，收入本书时，都进行了适当的增删改订，与原稿已不全相同，算是最终的定稿。欢迎大家批评指正！
王素
2021年5月于北京故宫博物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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