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瑞·达利欧与施一公2022世纪对话——探索变化世界的原则】许多人说，从2020年初的冬天到现在，世界仿佛按下了暂停键，时光在不确定中缓缓流动，而越来越多的人，在沧桑巨变之中，期待着自身的突破与进化。
荀子曾说，“蓬生麻中，不扶而直；白沙在涅，与之俱黑。”与什么样的人在一起，就会有什么样的人生。而当今时代的一大幸事，就是我们依然有机会与智者同行，倾听理性的声音。
有这样两个人，他们的存在影响了世界，而他们关于当下世界的对谈，可能会影响你我的人生。
在旁人看来，施一公的过往履历可谓辉煌。细细看来，他的多个选择更写满“不可思议”。
1984年，17岁的施一公获全国高中数学联赛一等奖，被保送至清华大学生物科学与技术系。
1989年，施一公修完生物学和数学双学位全部课程，以生物系第一名的成绩提前一年毕业。
1990年，施一公赴美深造，在约翰·霍普金斯大学医学院攻读生物物理博士学位。1996年进入史隆凯特琳癌症中心进行博士后研究。
1998年2月，施一公还未完成博士后研究课题，便被普林斯顿大学分子生物学系聘为助理教授。35岁成为普林斯顿大学分子生物学系历史上最年轻的正教授。
2008年2月，40岁的施一公辞职回到中国，受聘为清华大学终身教授，并出任清华大学生命科学与医学研究院副院长。他的离开，让美国生物学界颇为讶异不解，因为彼时的施一公，是美国普林斯顿大学分子生物学系建系以来最年轻的终身讲席教授，拥有一整层楼的实验室、充裕的科研经费和优越的生活条件。
2013年，施一公当选中科院院士。
2015年9月，施一公出任清华大学副校长。
施一公曾在一次毕业典礼上，提出自己的看法：
有些学生，有时候会陷入一种无端的狭隘——在一些消极的舆论影响下，天天想着找工作，天天想着只为个人奋斗。为个人奋斗是很重要，但这只是你生命中的一部分，因为你生活在一个大世界中，你看看这个国家、中国社会的方方面面，有多少人需要你的关爱？你超越了多少人才有机会参加今天的毕业典礼？你难道不应该有一点社会责任感？你不觉得到大学以后，如果你的人生目标还只是为自己、为家庭找一份工作，其实很狭隘？天下之大，有这么多事情需要我们去做，当你把自己限制到这么小的一个圈子里的时候，你的路只会越走越窄！
2018年1月，施一公请求辞去清华大学副校长职务，筹建西湖大学。“中国未来发展的核心竞争力是人才。”这是施一公深深的牵挂。
如今，在《自然》杂志最新发布的2021年度年轻大学自然指数中，他带领的西湖大学是上升最快的25所年轻大学中最年轻的；出顶尖成果，带拔尖人才，向世界一流研究型大学迈进……55岁的西湖大学校长、中国科学院院士施一公，一次次挑战极限。
施一公的名字带着深深的时代烙印：父母亲给他取名“一公”，希望他“一心为公”。而施一公的精神，或许更能在当下的世界启迪你我：其实我们不必纠结人生轨迹，不必迷惘前途无定。施一公的事业我们或许无法复制，但施一公所传递的为社会进步而奋斗的精神，或许能在当下的世界中给予你我启发。
瑞·达利欧，在很多中国人的眼里，并不陌生。
在金融业界，他是全球首屈一指的资产管理公司——桥水创始人。这家公司是他26岁在自己家里创办的，现在旗下掌管约一万亿元人民币。
桥水被《财富》杂志评为“美国最重要的私营公司”第五位，美联储已故主席保罗·沃尔克曾称桥水的经济统计分析比美联储的都准确。它的客户主要是机构投资者，包括养老基金、主权基金等。因为掌管着包括美国在内的多国主权基金，达利欧一度被称为“美国的隐形财政部长”。他的传奇故事还历经了一次次危机的加持。
1987年10月19日“黑色星期一”，道琼斯指数下跌508点，跌幅达到22.6％，桥水逆势收获了高达20%的利润。
2008年，达利欧成功预测金融危机，金融危机爆发，雷曼兄弟倒闭，贝尔斯登被收购，无数公司破产倒闭，桥水获得14%的盈利。
2010年，欧债危机爆发，桥水收益高达45%。当时桥水掌管多达700亿美元的资金，如此庞大的体量，业绩却如此辉煌，这种表现是很惊人的。
2016年，英国脱欧等事件发生，几乎叫得上名字的对冲基金的亏损都以亿美元计，桥水反而狂揽49亿美元。
美国的对冲基金公司平均存活年数只有4年，桥水已经屹立近50年。
更为难得的是，他对中国怀有特殊的感情。据桥水中国区总裁王沿所说，达利欧曾经对他的中国老友们说，“我知道，你们说我上辈子是中国人”。
1984年，达利欧首次访问中国，应中国国际信托投资公司（中信集团前称）的邀请，帮助他们理解世界金融市场是如何运作的。
1994年，达利欧成立了“桥水中国合作伙伴”，确信中国注定会在21世纪成为全球最大的经济体，但苦于无法兼顾中美两头的业务，最终还是不得不关闭了这家分公司。但是桥水一直关注中国市场，2018年在中国证券投资基金业协会完成私募基金管理人登记，正式成为境内私募管理人。到现在为止，“桥水在全世界都不设分公司，唯独在中国设有全资的子公司”。
1995年，达利欧与妻子、11岁的儿子麦修共同决定，麦修将进入北京史家胡同小学上一年学，与他们的朋友顾阿姨一起生活。这个决定即使在现在看来，也是极为震撼的。
在现在的风云变幻中，对于中国，达利欧的看法一直没有改变。达利欧一再表示看好中国的发展潜力，期待中国。
在大众眼里，他是畅销书《原则》作者。2018年，达利欧所著的《原则》上市，被创投圈誉为“黑色宝典”的这本书仅在中国大陆就畅销200万册。达利欧在这本书中，将自己人生经历、经历的挫败、由此得出的感悟，以及桥水的工作准则全部写了下来，这些都是他近50年来所依据的成功秘诀。全书共有525条生活和工作原则，提供了一套可靠的人生算法。他客观分析了人生路上可能遇到的问题，区分类别，提出相应的解决原则。他特立独行的思想，影响了全球百万读者。
此后他陆续出版了《债务危机》《原则（绘本版）》，更在今年年初写就“原则”系列第二部：《原则：应对变化中的世界秩序》。
这一次，他将他近50年来作为宏观经济投资者所观察到的世界的运行方式，总结为衡量国际秩序、国家兴衰的最重要、普适永恒的规律，提炼出大周期模型，以帮助我们以客观、理性的方法理解和应对当前的事态，更预测未来走势，更好地应对这个多变时代。他的观点被运用于桥水投资实际，经受了市场严苛考验，将帮助你打开另一重可能。
过去两年，每人的生活方式都受到了极大撼动，不确定性与未知仿佛成了生活的主旋律。从社会角度出发，各行各业的秩序需要重组与整合；从个人角度出发，每个人都亟须在寒冬之中实现自我突破与进化，从而更积极地应对沧桑巨变。
更具体地说，每个人都需要在历史大周期与百年大变局当中，找准自己的定位，寻求一种全新的发展方式。比如，为什么在最艰难的时刻，我们仍然需要保持创新精神？再比如，除了财富回报，人生更应该追求哪种价值实现？
我们应该知道：在这些变化背后，存在着永恒和普遍的规律，答案可能近在眼前。或许听听智者们的声音，会对当下迷茫的我们产生诸多启迪。
https://t.cn/A66vSt0R 、《原则》作者瑞·达利欧，对话知名结构生物学家、西湖大学校长施一公，二位将围绕“探索变化世界的原则”的话题开展深入对话，共同探讨“个人如何应对变化世界”“创新对人类和国家的意义”“如何鼓励创新和探索”“如何调整心态，实现人生价值”等社会各界广泛关注的话题。
他们的对谈议题如下：
1.在《原则:应对变化中的世界秩序》中，瑞·达利欧提出创新是衡量国家实力的最重要指标之一，也是推动社会发展的最有力因素。施一公强调对科学未知的不懈探索是人类进步的不竭动力。创新为什么具备如此重大的意义?对社会、国家、个人而言，创新的影响是什么?
2.两位都是在多个领域不断探索的创新者，是什么推动两位不断探索?如何保持对新生事物的好奇心?怎么对待探索中不可避免的挫折和失败?
3.达利欧在《原则:应对变化中的世界秩序》中提出，提高教育水平有助于推进技术创新；施一公则认为，中国未来发展的核心竞争力是人才。从国家、社会到家庭、个人，如何培养高质量人才?
4.施一公非常注重培养学生“富有社会责任感”，达利欧也提到在自己现在的人生阶段，最重要的事是将自己所领悟到的原则传递出去帮助更多人。个人对社会有着什么样的责任?除了财富回报，个人能如何更好地实现人生价值与社会价值?
5. 达利欧认为，在未来几年，人类和世界秩序都会面临巨大的挑战和变化，但只要我们聪明和互相理解，有能力妥善应对挑战。施一公也曾说过，唯有通过人类的协同努力才能应对重重挑战。在当今环境下，我们应如何协作才能应对未来?
https://t.cn/A66vSt0s ，让我们相约在这场与智者同行的时空之旅，共同实现人生的突破与进化。
荀子曾说，“蓬生麻中，不扶而直；白沙在涅，与之俱黑。”与什么样的人在一起，就会有什么样的人生。而当今时代的一大幸事，就是我们依然有机会与智者同行，倾听理性的声音。
有这样两个人，他们的存在影响了世界，而他们关于当下世界的对谈，可能会影响你我的人生。
在旁人看来，施一公的过往履历可谓辉煌。细细看来，他的多个选择更写满“不可思议”。
1984年，17岁的施一公获全国高中数学联赛一等奖，被保送至清华大学生物科学与技术系。
1989年，施一公修完生物学和数学双学位全部课程，以生物系第一名的成绩提前一年毕业。
1990年，施一公赴美深造，在约翰·霍普金斯大学医学院攻读生物物理博士学位。1996年进入史隆凯特琳癌症中心进行博士后研究。
1998年2月，施一公还未完成博士后研究课题，便被普林斯顿大学分子生物学系聘为助理教授。35岁成为普林斯顿大学分子生物学系历史上最年轻的正教授。
2008年2月，40岁的施一公辞职回到中国，受聘为清华大学终身教授，并出任清华大学生命科学与医学研究院副院长。他的离开，让美国生物学界颇为讶异不解，因为彼时的施一公，是美国普林斯顿大学分子生物学系建系以来最年轻的终身讲席教授，拥有一整层楼的实验室、充裕的科研经费和优越的生活条件。
2013年，施一公当选中科院院士。
2015年9月，施一公出任清华大学副校长。
施一公曾在一次毕业典礼上，提出自己的看法：
有些学生，有时候会陷入一种无端的狭隘——在一些消极的舆论影响下，天天想着找工作，天天想着只为个人奋斗。为个人奋斗是很重要，但这只是你生命中的一部分，因为你生活在一个大世界中，你看看这个国家、中国社会的方方面面，有多少人需要你的关爱？你超越了多少人才有机会参加今天的毕业典礼？你难道不应该有一点社会责任感？你不觉得到大学以后，如果你的人生目标还只是为自己、为家庭找一份工作，其实很狭隘？天下之大，有这么多事情需要我们去做，当你把自己限制到这么小的一个圈子里的时候，你的路只会越走越窄！
2018年1月，施一公请求辞去清华大学副校长职务，筹建西湖大学。“中国未来发展的核心竞争力是人才。”这是施一公深深的牵挂。
如今，在《自然》杂志最新发布的2021年度年轻大学自然指数中，他带领的西湖大学是上升最快的25所年轻大学中最年轻的；出顶尖成果，带拔尖人才，向世界一流研究型大学迈进……55岁的西湖大学校长、中国科学院院士施一公，一次次挑战极限。
施一公的名字带着深深的时代烙印：父母亲给他取名“一公”，希望他“一心为公”。而施一公的精神，或许更能在当下的世界启迪你我：其实我们不必纠结人生轨迹，不必迷惘前途无定。施一公的事业我们或许无法复制，但施一公所传递的为社会进步而奋斗的精神，或许能在当下的世界中给予你我启发。
瑞·达利欧，在很多中国人的眼里，并不陌生。
在金融业界，他是全球首屈一指的资产管理公司——桥水创始人。这家公司是他26岁在自己家里创办的，现在旗下掌管约一万亿元人民币。
桥水被《财富》杂志评为“美国最重要的私营公司”第五位，美联储已故主席保罗·沃尔克曾称桥水的经济统计分析比美联储的都准确。它的客户主要是机构投资者，包括养老基金、主权基金等。因为掌管着包括美国在内的多国主权基金，达利欧一度被称为“美国的隐形财政部长”。他的传奇故事还历经了一次次危机的加持。
1987年10月19日“黑色星期一”，道琼斯指数下跌508点，跌幅达到22.6％，桥水逆势收获了高达20%的利润。
2008年，达利欧成功预测金融危机，金融危机爆发，雷曼兄弟倒闭，贝尔斯登被收购，无数公司破产倒闭，桥水获得14%的盈利。
2010年，欧债危机爆发，桥水收益高达45%。当时桥水掌管多达700亿美元的资金，如此庞大的体量，业绩却如此辉煌，这种表现是很惊人的。
2016年，英国脱欧等事件发生，几乎叫得上名字的对冲基金的亏损都以亿美元计，桥水反而狂揽49亿美元。
美国的对冲基金公司平均存活年数只有4年，桥水已经屹立近50年。
更为难得的是，他对中国怀有特殊的感情。据桥水中国区总裁王沿所说，达利欧曾经对他的中国老友们说，“我知道，你们说我上辈子是中国人”。
1984年，达利欧首次访问中国，应中国国际信托投资公司（中信集团前称）的邀请，帮助他们理解世界金融市场是如何运作的。
1994年，达利欧成立了“桥水中国合作伙伴”，确信中国注定会在21世纪成为全球最大的经济体，但苦于无法兼顾中美两头的业务，最终还是不得不关闭了这家分公司。但是桥水一直关注中国市场，2018年在中国证券投资基金业协会完成私募基金管理人登记，正式成为境内私募管理人。到现在为止，“桥水在全世界都不设分公司，唯独在中国设有全资的子公司”。
1995年，达利欧与妻子、11岁的儿子麦修共同决定，麦修将进入北京史家胡同小学上一年学，与他们的朋友顾阿姨一起生活。这个决定即使在现在看来，也是极为震撼的。
在现在的风云变幻中，对于中国，达利欧的看法一直没有改变。达利欧一再表示看好中国的发展潜力，期待中国。
在大众眼里，他是畅销书《原则》作者。2018年，达利欧所著的《原则》上市，被创投圈誉为“黑色宝典”的这本书仅在中国大陆就畅销200万册。达利欧在这本书中，将自己人生经历、经历的挫败、由此得出的感悟，以及桥水的工作准则全部写了下来，这些都是他近50年来所依据的成功秘诀。全书共有525条生活和工作原则，提供了一套可靠的人生算法。他客观分析了人生路上可能遇到的问题，区分类别，提出相应的解决原则。他特立独行的思想，影响了全球百万读者。
此后他陆续出版了《债务危机》《原则（绘本版）》，更在今年年初写就“原则”系列第二部：《原则：应对变化中的世界秩序》。
这一次，他将他近50年来作为宏观经济投资者所观察到的世界的运行方式，总结为衡量国际秩序、国家兴衰的最重要、普适永恒的规律，提炼出大周期模型，以帮助我们以客观、理性的方法理解和应对当前的事态，更预测未来走势，更好地应对这个多变时代。他的观点被运用于桥水投资实际，经受了市场严苛考验，将帮助你打开另一重可能。
过去两年，每人的生活方式都受到了极大撼动，不确定性与未知仿佛成了生活的主旋律。从社会角度出发，各行各业的秩序需要重组与整合；从个人角度出发，每个人都亟须在寒冬之中实现自我突破与进化，从而更积极地应对沧桑巨变。
更具体地说，每个人都需要在历史大周期与百年大变局当中，找准自己的定位，寻求一种全新的发展方式。比如，为什么在最艰难的时刻，我们仍然需要保持创新精神？再比如，除了财富回报，人生更应该追求哪种价值实现？
我们应该知道：在这些变化背后，存在着永恒和普遍的规律，答案可能近在眼前。或许听听智者们的声音，会对当下迷茫的我们产生诸多启迪。
https://t.cn/A66vSt0R 、《原则》作者瑞·达利欧，对话知名结构生物学家、西湖大学校长施一公，二位将围绕“探索变化世界的原则”的话题开展深入对话，共同探讨“个人如何应对变化世界”“创新对人类和国家的意义”“如何鼓励创新和探索”“如何调整心态，实现人生价值”等社会各界广泛关注的话题。
他们的对谈议题如下：
1.在《原则:应对变化中的世界秩序》中，瑞·达利欧提出创新是衡量国家实力的最重要指标之一，也是推动社会发展的最有力因素。施一公强调对科学未知的不懈探索是人类进步的不竭动力。创新为什么具备如此重大的意义?对社会、国家、个人而言，创新的影响是什么?
2.两位都是在多个领域不断探索的创新者，是什么推动两位不断探索?如何保持对新生事物的好奇心?怎么对待探索中不可避免的挫折和失败?
3.达利欧在《原则:应对变化中的世界秩序》中提出，提高教育水平有助于推进技术创新；施一公则认为，中国未来发展的核心竞争力是人才。从国家、社会到家庭、个人，如何培养高质量人才?
4.施一公非常注重培养学生“富有社会责任感”，达利欧也提到在自己现在的人生阶段，最重要的事是将自己所领悟到的原则传递出去帮助更多人。个人对社会有着什么样的责任?除了财富回报，个人能如何更好地实现人生价值与社会价值?
5. 达利欧认为，在未来几年，人类和世界秩序都会面临巨大的挑战和变化，但只要我们聪明和互相理解，有能力妥善应对挑战。施一公也曾说过，唯有通过人类的协同努力才能应对重重挑战。在当今环境下，我们应如何协作才能应对未来?
https://t.cn/A66vSt0s ，让我们相约在这场与智者同行的时空之旅，共同实现人生的突破与进化。
【黄今言：当前秦汉史研究存在的几个问题】
中国秦汉史研究已走过很长的历程，改革开放以来更是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现在，研究队伍不断扩大，涌现出一大批中青年学者；研究领域扩展，涉及经济、政治、军事、法律、社会、文化、教育、思想等方面；研究方法多样化，除实证法外，还借鉴社会学、人类学、地理学、计量学等学科的研究方法，使研究走向深入；研究成果颇为丰硕，论文、著作成倍增加，原创性论著多有问世。但是，毋庸讳言，当前秦汉史研究也面临一些问题，值得关注。
【应当重视贯通性整体研究】
秦汉史研究的选题趋向细小个案，本来是学术研究走向深入的体现，有些问题也确实需要从“小”或“碎片”做起，宏观着眼，微观入手，小题大做，这是对的。但令人担忧的是，由于受后现代主义思潮的影响，秦汉史研究存在着将一些零散琐碎、不足以说明问题的事情纳入研究视野的现象，视历史为没有内在联系的事件堆积，完全疏离历史的宏观叙事，不谈历史的脉络与层次变化，不讲历史发展规律；还有些选题只是对前人研究过的课题修修补补，用出土的某些简牍资料做一点一滴考证，甚至将几十年前别人已解决了的问题重复考证，缺乏对问题的总体把握和规律性阐述。
治史当重视贯通性的整体研究，这是由历史学科特点所决定的。选题不论大小，不管考证还是论说，都应该贯通。司马迁说：“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有建树的前贤学者非常重视“通”与“专”的关系，重视在通史基础上进行断代研究，先“通”后“专”，“专”中求“通”。首先，要纵向（即时段上）前后贯通，注重历史的源流变化。例如，研究秦汉赋役制度要前后贯通，因为这一问题存在地、资、丁、户之间的复杂关系，前后变化很大；而赋税征收的依据、项目、标准及方法等，前后也有变化。若不将其源流变化搞清楚，很难得出正确结论。其次，不仅要前后贯通，横向也要贯通、做整体考察。我们研究秦汉兵制史时，就兵制论兵制是不行的，应该将兵制放在整个社会经济中进行探讨。社会经济在很大程度上往往制约兵制的发展。例如，土地制度与兵役制度有密切关系。西汉时期，因农民“著地”，自耕农多，兵源充足，征兵制得以推行；东汉时期，随着大土地私有制发展，农民失地破产，征兵制失去摊派基础，乃渐行募兵。可见，土地制度变化是兵役制度变化的根源之一。
大量史实证明，只有从社会整体上进行综合考察，才能了解历史事件的相互关系和影响。若从“碎片”到“碎片”，就事论事，停留于点滴、孤立的考证，而不做贯通、整体研究，就难于使研究引向深入。要使微观实证与宏观联系相结合，当然要有学术积累，不可浮躁，要甘坐冷板凳，要有攻关克难的思想境界。
【应当重视史学理论思考】
对史学理论问题，前贤学者较为重视。20世纪五六十年代，曾有过许多重大理论问题的探讨，例如亚细亚生产方式、土地所有制形式、汉民族形成、中国古代民族关系、农民战争、历史发展动力、人物评价标准等，不少秦汉史学者参加了讨论，出现了不少成果。但是，近来有人对理论问题不那么关注了，甚至出现“淡化理论”倾向，满足于史料的排列和简单归纳，而对历史事件的背景、本质、特征缺乏深层追索和理论阐述，用堆积史料来掩饰思想理论上的贫困，缺乏问题意识和理论思考。
史学研究发展到今天，治学的功力和水平不应只体现在史料的堆积上，而主要应该反映在学术思想和理论建树方面。史料固然很重要，但不能停留在史料上。过去，研究者为查找一条史料花费时间很多。现在，随着互联网的发展和多种信息平台的建立，对资料的收集变得很方便。当今，史学研究在占有资料的基础上，应集中精力更多地独立思考，注重创新。把精力用在理论的归纳、概括、总结和提升等方面，提出新观点、新理论，采用新方法，丰富历史的学术内涵和品位，传播优秀的传统文化，并以此为价值评判，作为衡量成果优劣的标准。
现在，既有许多反映社会本质特征并带规律性的重大问题值得继续研究，包括秦汉社会结构、政治制度、军事制度、思想文化、国家教育等问题，也有不少疑点、难点需要解决，例如秦汉国有资本的流失与变化、家庭农场的经营与管理、农民地权的流转、社会公共产品的分配、乡村基层政权的建设、社会转型时期地主制经济的特点、政府行为与经济发展的关系等。我们在研究这些问题、进行理论思考时，应当坚持以正确的史观为指导，把握先进文化前进方向，深入阐述传统文化的精髓，对丰富的历史资料做出新的理论阐述，发展有中国特色、中国风格的社会主义史学，充分发挥历史学的功能作用。对历史不仅要努力做到“求真”、“求实”，揭示历史原貌，维护历史尊严，还要展示历史发展的缘由、演变过程和发展规律，做到“经世致用”，通过史实总结经验，为现实提供“资治”，服务社会。史学工作者的这些使命，大家都是认同的，关键在于实践中的贯彻，在行动上加强史学理论建设。为此，需要多读经典作家原著、历史哲学著作，丰富理论知识，同时要关注现实政治生活，提高洞察力和思辨力，加强自身的理论素养。
【应当将简牍与传世文献相结合】
简牍资料很宝贵，但如何处理它与传世文献的关系，目前有一些不同认识。有的研究者往往用简牍资料否定传世文献，对《史记》《汉书》的有些记载提出质疑。
简牍确实很重要，但使用时要做严格认真的审辨和分析，要注意区分它的时间与地区之别、内郡与边郡之别、国家政策与具体执行上的差异等。例如，根据荆州纪南松柏汉墓出土的木牍，南郡所属的各县道“卒更”有“三更”、“四更”、“五更”、“六更”、“七更”，当时普遍实行了“三更之制”，非一年一更，徭役很重。但《食货志》记董仲舒言“月为更卒”，即编户民每年在郡县服役一个月。于是，有人对董说提出怀疑。其实，南郡县道一年多“更”是局部地区的特例，而《食货志》所记董氏之言是讲全国“更卒”通行的一般规定，是指全国范围内的法律规定。汉代徭役制度在全国范围内虽有统一规定，但往往存在地区差异，同时，役法的具文规定与实际执行也有距离，历代概不例外。
关于西汉农民的土地占有量，据江陵凤凰山10号汉墓木牍载：西乡郑里25家农户，共有耕地617亩，平均每户有24.68亩土地，其中，少者8亩、10亩，多者54亩。而《食货志》记载晁错的话说：“今农夫五口之家……其能耕者，不过百亩。”对这两处记载的不同，也要做具体分析，不能以木牍而否认晁错之言。又，北京大学藏《赵正书竹简》记秦二世继位之事，与《史记》存在差异，既有相同之处，也有很多不同之处。那么，是否如有人所说《赵正书竹简》比《史记》更为可信？这值得认真辨析，或许司马迁之说另有所据，不应武断否定《史记》的相关记载。简牍对传世文献在某些方面虽有补缺作用，但不应轻言传世文献不可靠。我们应该将简牍与传世文献相结合，对历史事件进行综合判断和分析。
总之，秦汉史研究成就斐然，刊布了不少优秀论著，但也存在一些不足。只要大家共同努力，今后秦汉史研究一定会出现新的局面。
（来源：《中国社会科学报》2017年10月31日 ）
中国秦汉史研究已走过很长的历程，改革开放以来更是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现在，研究队伍不断扩大，涌现出一大批中青年学者；研究领域扩展，涉及经济、政治、军事、法律、社会、文化、教育、思想等方面；研究方法多样化，除实证法外，还借鉴社会学、人类学、地理学、计量学等学科的研究方法，使研究走向深入；研究成果颇为丰硕，论文、著作成倍增加，原创性论著多有问世。但是，毋庸讳言，当前秦汉史研究也面临一些问题，值得关注。
【应当重视贯通性整体研究】
秦汉史研究的选题趋向细小个案，本来是学术研究走向深入的体现，有些问题也确实需要从“小”或“碎片”做起，宏观着眼，微观入手，小题大做，这是对的。但令人担忧的是，由于受后现代主义思潮的影响，秦汉史研究存在着将一些零散琐碎、不足以说明问题的事情纳入研究视野的现象，视历史为没有内在联系的事件堆积，完全疏离历史的宏观叙事，不谈历史的脉络与层次变化，不讲历史发展规律；还有些选题只是对前人研究过的课题修修补补，用出土的某些简牍资料做一点一滴考证，甚至将几十年前别人已解决了的问题重复考证，缺乏对问题的总体把握和规律性阐述。
治史当重视贯通性的整体研究，这是由历史学科特点所决定的。选题不论大小，不管考证还是论说，都应该贯通。司马迁说：“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有建树的前贤学者非常重视“通”与“专”的关系，重视在通史基础上进行断代研究，先“通”后“专”，“专”中求“通”。首先，要纵向（即时段上）前后贯通，注重历史的源流变化。例如，研究秦汉赋役制度要前后贯通，因为这一问题存在地、资、丁、户之间的复杂关系，前后变化很大；而赋税征收的依据、项目、标准及方法等，前后也有变化。若不将其源流变化搞清楚，很难得出正确结论。其次，不仅要前后贯通，横向也要贯通、做整体考察。我们研究秦汉兵制史时，就兵制论兵制是不行的，应该将兵制放在整个社会经济中进行探讨。社会经济在很大程度上往往制约兵制的发展。例如，土地制度与兵役制度有密切关系。西汉时期，因农民“著地”，自耕农多，兵源充足，征兵制得以推行；东汉时期，随着大土地私有制发展，农民失地破产，征兵制失去摊派基础，乃渐行募兵。可见，土地制度变化是兵役制度变化的根源之一。
大量史实证明，只有从社会整体上进行综合考察，才能了解历史事件的相互关系和影响。若从“碎片”到“碎片”，就事论事，停留于点滴、孤立的考证，而不做贯通、整体研究，就难于使研究引向深入。要使微观实证与宏观联系相结合，当然要有学术积累，不可浮躁，要甘坐冷板凳，要有攻关克难的思想境界。
【应当重视史学理论思考】
对史学理论问题，前贤学者较为重视。20世纪五六十年代，曾有过许多重大理论问题的探讨，例如亚细亚生产方式、土地所有制形式、汉民族形成、中国古代民族关系、农民战争、历史发展动力、人物评价标准等，不少秦汉史学者参加了讨论，出现了不少成果。但是，近来有人对理论问题不那么关注了，甚至出现“淡化理论”倾向，满足于史料的排列和简单归纳，而对历史事件的背景、本质、特征缺乏深层追索和理论阐述，用堆积史料来掩饰思想理论上的贫困，缺乏问题意识和理论思考。
史学研究发展到今天，治学的功力和水平不应只体现在史料的堆积上，而主要应该反映在学术思想和理论建树方面。史料固然很重要，但不能停留在史料上。过去，研究者为查找一条史料花费时间很多。现在，随着互联网的发展和多种信息平台的建立，对资料的收集变得很方便。当今，史学研究在占有资料的基础上，应集中精力更多地独立思考，注重创新。把精力用在理论的归纳、概括、总结和提升等方面，提出新观点、新理论，采用新方法，丰富历史的学术内涵和品位，传播优秀的传统文化，并以此为价值评判，作为衡量成果优劣的标准。
现在，既有许多反映社会本质特征并带规律性的重大问题值得继续研究，包括秦汉社会结构、政治制度、军事制度、思想文化、国家教育等问题，也有不少疑点、难点需要解决，例如秦汉国有资本的流失与变化、家庭农场的经营与管理、农民地权的流转、社会公共产品的分配、乡村基层政权的建设、社会转型时期地主制经济的特点、政府行为与经济发展的关系等。我们在研究这些问题、进行理论思考时，应当坚持以正确的史观为指导，把握先进文化前进方向，深入阐述传统文化的精髓，对丰富的历史资料做出新的理论阐述，发展有中国特色、中国风格的社会主义史学，充分发挥历史学的功能作用。对历史不仅要努力做到“求真”、“求实”，揭示历史原貌，维护历史尊严，还要展示历史发展的缘由、演变过程和发展规律，做到“经世致用”，通过史实总结经验，为现实提供“资治”，服务社会。史学工作者的这些使命，大家都是认同的，关键在于实践中的贯彻，在行动上加强史学理论建设。为此，需要多读经典作家原著、历史哲学著作，丰富理论知识，同时要关注现实政治生活，提高洞察力和思辨力，加强自身的理论素养。
【应当将简牍与传世文献相结合】
简牍资料很宝贵，但如何处理它与传世文献的关系，目前有一些不同认识。有的研究者往往用简牍资料否定传世文献，对《史记》《汉书》的有些记载提出质疑。
简牍确实很重要，但使用时要做严格认真的审辨和分析，要注意区分它的时间与地区之别、内郡与边郡之别、国家政策与具体执行上的差异等。例如，根据荆州纪南松柏汉墓出土的木牍，南郡所属的各县道“卒更”有“三更”、“四更”、“五更”、“六更”、“七更”，当时普遍实行了“三更之制”，非一年一更，徭役很重。但《食货志》记董仲舒言“月为更卒”，即编户民每年在郡县服役一个月。于是，有人对董说提出怀疑。其实，南郡县道一年多“更”是局部地区的特例，而《食货志》所记董氏之言是讲全国“更卒”通行的一般规定，是指全国范围内的法律规定。汉代徭役制度在全国范围内虽有统一规定，但往往存在地区差异，同时，役法的具文规定与实际执行也有距离，历代概不例外。
关于西汉农民的土地占有量，据江陵凤凰山10号汉墓木牍载：西乡郑里25家农户，共有耕地617亩，平均每户有24.68亩土地，其中，少者8亩、10亩，多者54亩。而《食货志》记载晁错的话说：“今农夫五口之家……其能耕者，不过百亩。”对这两处记载的不同，也要做具体分析，不能以木牍而否认晁错之言。又，北京大学藏《赵正书竹简》记秦二世继位之事，与《史记》存在差异，既有相同之处，也有很多不同之处。那么，是否如有人所说《赵正书竹简》比《史记》更为可信？这值得认真辨析，或许司马迁之说另有所据，不应武断否定《史记》的相关记载。简牍对传世文献在某些方面虽有补缺作用，但不应轻言传世文献不可靠。我们应该将简牍与传世文献相结合，对历史事件进行综合判断和分析。
总之，秦汉史研究成就斐然，刊布了不少优秀论著，但也存在一些不足。只要大家共同努力，今后秦汉史研究一定会出现新的局面。
（来源：《中国社会科学报》2017年10月31日 ）
【尼采哲学做的一个持久尝试是什么 | 作为哲学家的尼采 】（文章选自《作为哲学家的尼采》[美]阿瑟·丹托 著 郝苑 译 ，已上架）
尼采断定这个世界是没有价值的［wertlos］，这并不是说，它在诸多价值系统中拥有某种低等价值，它是某种几乎没有什么价值或没有任何价值的东西，而是说，这个世界是这样一种东西——无法在逻辑上有意义地说，它的价值微不足道或它具有如此这般的高等价值。价值并不适用于这个世界，就像重量并不适用于数字一样：说数字2是没有重量的，这并不是说它非常轻，而是说，赋予它任何重量都是完全没有意义的。这或许就是尼采的观点。
严格地说， 在这个世界中没有任何东西能被明智地认为具备价值，根据这个事实，可以推断出，这个世界没有任何价值。既不存在秩序，又不存在目的；既不存在事物，又不存在事实；不管怎样，不存在任何与我们的信念相符合的东西。因此，我们所有的信念都是虚假的。这（我们在后文中必须确定，尼采有什么理由来支持这个惊人的论断）被尼采视为“虚无主义最极端的形式——它洞察到，每个信念，每个持以为真［Für-wahr-halten］，都必然是虚假的：因为根本就没有真实的世界”。最终我们将看到，这就是以高度戏剧化的方式拒斥了真理的符合理论。
尼采代表这种极端的虚无主义做出了诸多毫无约束的论断，在我们能够负责地提出“是否存在任何支持它们的令人信服的理由”这个问题之前，我们明显需要做出大量的澄清。
在第一章中，我仅仅想要强调，尼采的虚无主义是在哪一方面几乎无关于这个术语的普通政治内涵，尼采在心中想到的“虚无主义”是一种彻底幻灭的世界观，它就像尼采所能想象到的那样敌视人类的诸多抱负。这个世界是敌对的，这并不是因为这个世界或不同于我们的任何东西拥有它自己的目标，而是因为这个世界对我们的信仰或期望完全无动于衷。承认与接受这种否定性的事实，不应当将我们导向“一种拒绝，一种否定，一种追求虚无的意志”。
相反，尼采觉得，人们认识到的一个令人陶醉的事实恰恰是，这个世界缺乏形式与意义，倘若这个事实助长了任何东西，那也应该是“对这个如其所是的世界的狄奥尼索斯式的肯定［Ja-sagen］，没有例外、没有豁免、没有扣除”。尼采认为，为了能够接受与肯定这样的观点，就需要大量的勇气，因为这意味着我们必须从一开始就放弃诸多通过宗教与哲学而让人感到舒适的希望与期待。对于他觉得自己能够采纳而我们也应当采纳的态度，尼采提供了热爱命运的准则——热爱一个人的命运，不辩解或不防备地接受最为彻底的哲学观念批判和科学观念批判的诸多结果，将它们视为虚构，视为人类安全需求的产物；接下来则努力在一个对这些需求无动于衷的世界里生存下来，不仅要肯定一个人自身与普遍的人类在宇宙中是不重要的，而且要肯定作为整体的生命与自然在宇宙中是不重要的。
这种虚无主义（我将在随后的章节中更为详细地阐述它）在永恒复归这个晦涩的学说中达到了它的顶峰（或许只有尼采才相信是这样的），永恒复归这一学说所持有的观点是，这个世界以无限而又精确的方式重复自身，我们如今发现自己身处其中的相同处境已经发生过无数次。这些处境将精确地按照它们总是发生的方式与它们如今正在发生的方式再次发生，永无止境。尼采对于他自己发现了这个学说感到极大的自豪，但这种自豪又并非完全可以轻易得到理解，他认为，这个学说不仅是一个严肃的科学真理，而且更为重要的是（即便这不那么可信），对于那种认为世界拥有或能够拥有目标、目的或最终状态的观点，它是唯一的真正替代者。倘若世界的每个状态（就此而言，我们可能谈论的任何事物都像尼采对世界所做的论断那样显得没有结构）都无限重复发生，那么就不可能有任何状态是最终的状态，就事物的本质而言，既不可能有进步，也不可能有倒退，而始终是相同的事物在重复。因此，尼采鼓励人们去接受并真正去热爱的命运，由于宇宙整体（in toto）的这种无目的重复而在很大程度上变得更加困难：
让我们通过它最可怕的形式来思考这种想法：尽管存在是不重要的，它没有意义或目标，但存在将不可避免地重复发生，它不会终结于虚无之中，此即永恒复归。这是虚无主义的最极端形式：虚无（“无意义”）永恒！
尼采的哲学所做的一个持久尝试是，弄清支持虚无主义的诸多理由与虚无主义的诸多后果，而我在此已经简要地勾勒了这个学说。我已经做出的论断是，在尼采的某些主要观念之间存在着某种系统性的相互关联：虚无主义伴随着热爱命运，热爱命运伴随着永恒复归，而正如我将以恰当的进程表明的，永恒复归伴随着超人（Übermensch）学说，在某种暂定性的范围内为这个论断做出的辩护，我已经说得够多了，悬而未决的是对这个论断的某些进一步的支持与对诸多陈述的某些改进。尼采对其他哲学的批判，依赖于一个心理学的论题，即每种被人们曾经提出的形而上学体系，最终都是由于人们想要在这个世界中发现秩序与安全的需求，在这个立场上，心灵或许会“让自身有所寄托与有所消遣”。每个体系都相应地提供了一种在该体系中有可能对诸多事物做出的慰藉性解释。
尼采确信，所有这样的观点都是虚假的。接下来的问题是展示它们的不可行性，确定人们认为它们是切实可行的原因，然后继续追问， 在完全承认了每种可能的宗教确信与形而上学确信并不具备可行性之后，人们如何能够继续生存下去。
导源于尼采的心理学-哲学分析的图景是，人类不断试图将秩序与结构强加于一个无序而又无意义的宇宙之上，以便于保持他们对于自己的尊严与重要地位的感受。他们的偏见恰恰是，在某些方面与某种程度上，必定有一种理由来支持这个图景的全部内容，而在尼采提出的关于事物的正确（倘若人们在这里可以谈论正确性的话）看法中——他将事物视为“变化、生成、多样、敌对、矛盾与战争”——不可能存在任何真实性。
于是，对我们来说，就不存在一个真实的、合理的、有序的、永恒的或友善的宇宙。尼采相信，我们的整个思维模式构基于“存在着这样一个宇宙”这一假设；因此，按照事物如其所是的方式制定一种适合事物虚无性的思维方式，这很难称得上是简单的：这需要在逻辑学、科学、道德与哲学自身之中进行整体性的革命。
尼采寻求实现的至少是这种革命的开端，但我将以尼采哲学的诊断性部分作为出发点，这种萌芽在他最早的重要作品中就已经被发现了，在他的《悲剧的诞生》中，它体现为在阿波罗主义与狄奥尼索斯主义之间的著名区分。由于迄今为止，人类的思想都要求拥有形式与结构，因此，它始终是阿波罗式的。但实在（reality）是没有形式的与狄奥尼索斯式的，对尼采而言，问题就是，人们能否成功获取一门可用来表述狄奥尼索斯思想的狄奥尼索斯式的语言。
尼采断定这个世界是没有价值的［wertlos］，这并不是说，它在诸多价值系统中拥有某种低等价值，它是某种几乎没有什么价值或没有任何价值的东西，而是说，这个世界是这样一种东西——无法在逻辑上有意义地说，它的价值微不足道或它具有如此这般的高等价值。价值并不适用于这个世界，就像重量并不适用于数字一样：说数字2是没有重量的，这并不是说它非常轻，而是说，赋予它任何重量都是完全没有意义的。这或许就是尼采的观点。
严格地说， 在这个世界中没有任何东西能被明智地认为具备价值，根据这个事实，可以推断出，这个世界没有任何价值。既不存在秩序，又不存在目的；既不存在事物，又不存在事实；不管怎样，不存在任何与我们的信念相符合的东西。因此，我们所有的信念都是虚假的。这（我们在后文中必须确定，尼采有什么理由来支持这个惊人的论断）被尼采视为“虚无主义最极端的形式——它洞察到，每个信念，每个持以为真［Für-wahr-halten］，都必然是虚假的：因为根本就没有真实的世界”。最终我们将看到，这就是以高度戏剧化的方式拒斥了真理的符合理论。
尼采代表这种极端的虚无主义做出了诸多毫无约束的论断，在我们能够负责地提出“是否存在任何支持它们的令人信服的理由”这个问题之前，我们明显需要做出大量的澄清。
在第一章中，我仅仅想要强调，尼采的虚无主义是在哪一方面几乎无关于这个术语的普通政治内涵，尼采在心中想到的“虚无主义”是一种彻底幻灭的世界观，它就像尼采所能想象到的那样敌视人类的诸多抱负。这个世界是敌对的，这并不是因为这个世界或不同于我们的任何东西拥有它自己的目标，而是因为这个世界对我们的信仰或期望完全无动于衷。承认与接受这种否定性的事实，不应当将我们导向“一种拒绝，一种否定，一种追求虚无的意志”。
相反，尼采觉得，人们认识到的一个令人陶醉的事实恰恰是，这个世界缺乏形式与意义，倘若这个事实助长了任何东西，那也应该是“对这个如其所是的世界的狄奥尼索斯式的肯定［Ja-sagen］，没有例外、没有豁免、没有扣除”。尼采认为，为了能够接受与肯定这样的观点，就需要大量的勇气，因为这意味着我们必须从一开始就放弃诸多通过宗教与哲学而让人感到舒适的希望与期待。对于他觉得自己能够采纳而我们也应当采纳的态度，尼采提供了热爱命运的准则——热爱一个人的命运，不辩解或不防备地接受最为彻底的哲学观念批判和科学观念批判的诸多结果，将它们视为虚构，视为人类安全需求的产物；接下来则努力在一个对这些需求无动于衷的世界里生存下来，不仅要肯定一个人自身与普遍的人类在宇宙中是不重要的，而且要肯定作为整体的生命与自然在宇宙中是不重要的。
这种虚无主义（我将在随后的章节中更为详细地阐述它）在永恒复归这个晦涩的学说中达到了它的顶峰（或许只有尼采才相信是这样的），永恒复归这一学说所持有的观点是，这个世界以无限而又精确的方式重复自身，我们如今发现自己身处其中的相同处境已经发生过无数次。这些处境将精确地按照它们总是发生的方式与它们如今正在发生的方式再次发生，永无止境。尼采对于他自己发现了这个学说感到极大的自豪，但这种自豪又并非完全可以轻易得到理解，他认为，这个学说不仅是一个严肃的科学真理，而且更为重要的是（即便这不那么可信），对于那种认为世界拥有或能够拥有目标、目的或最终状态的观点，它是唯一的真正替代者。倘若世界的每个状态（就此而言，我们可能谈论的任何事物都像尼采对世界所做的论断那样显得没有结构）都无限重复发生，那么就不可能有任何状态是最终的状态，就事物的本质而言，既不可能有进步，也不可能有倒退，而始终是相同的事物在重复。因此，尼采鼓励人们去接受并真正去热爱的命运，由于宇宙整体（in toto）的这种无目的重复而在很大程度上变得更加困难：
让我们通过它最可怕的形式来思考这种想法：尽管存在是不重要的，它没有意义或目标，但存在将不可避免地重复发生，它不会终结于虚无之中，此即永恒复归。这是虚无主义的最极端形式：虚无（“无意义”）永恒！
尼采的哲学所做的一个持久尝试是，弄清支持虚无主义的诸多理由与虚无主义的诸多后果，而我在此已经简要地勾勒了这个学说。我已经做出的论断是，在尼采的某些主要观念之间存在着某种系统性的相互关联：虚无主义伴随着热爱命运，热爱命运伴随着永恒复归，而正如我将以恰当的进程表明的，永恒复归伴随着超人（Übermensch）学说，在某种暂定性的范围内为这个论断做出的辩护，我已经说得够多了，悬而未决的是对这个论断的某些进一步的支持与对诸多陈述的某些改进。尼采对其他哲学的批判，依赖于一个心理学的论题，即每种被人们曾经提出的形而上学体系，最终都是由于人们想要在这个世界中发现秩序与安全的需求，在这个立场上，心灵或许会“让自身有所寄托与有所消遣”。每个体系都相应地提供了一种在该体系中有可能对诸多事物做出的慰藉性解释。
尼采确信，所有这样的观点都是虚假的。接下来的问题是展示它们的不可行性，确定人们认为它们是切实可行的原因，然后继续追问， 在完全承认了每种可能的宗教确信与形而上学确信并不具备可行性之后，人们如何能够继续生存下去。
导源于尼采的心理学-哲学分析的图景是，人类不断试图将秩序与结构强加于一个无序而又无意义的宇宙之上，以便于保持他们对于自己的尊严与重要地位的感受。他们的偏见恰恰是，在某些方面与某种程度上，必定有一种理由来支持这个图景的全部内容，而在尼采提出的关于事物的正确（倘若人们在这里可以谈论正确性的话）看法中——他将事物视为“变化、生成、多样、敌对、矛盾与战争”——不可能存在任何真实性。
于是，对我们来说，就不存在一个真实的、合理的、有序的、永恒的或友善的宇宙。尼采相信，我们的整个思维模式构基于“存在着这样一个宇宙”这一假设；因此，按照事物如其所是的方式制定一种适合事物虚无性的思维方式，这很难称得上是简单的：这需要在逻辑学、科学、道德与哲学自身之中进行整体性的革命。
尼采寻求实现的至少是这种革命的开端，但我将以尼采哲学的诊断性部分作为出发点，这种萌芽在他最早的重要作品中就已经被发现了，在他的《悲剧的诞生》中，它体现为在阿波罗主义与狄奥尼索斯主义之间的著名区分。由于迄今为止，人类的思想都要求拥有形式与结构，因此，它始终是阿波罗式的。但实在（reality）是没有形式的与狄奥尼索斯式的，对尼采而言，问题就是，人们能否成功获取一门可用来表述狄奥尼索斯思想的狄奥尼索斯式的语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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