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书，我们是认真的[超话]#
《到灯塔去》｜弗吉尼亚·伍尔夫
“一切是多么盲目、混乱而虚幻。”
一直觉得读意识流小说的门槛很高，它对于阅读者当下的心理状态和所处空间的氛围都有特别的“要求”。如果不能彻底沉下心去感受，还不如不看。很不巧，最近的心情正处焦躁烦闷的时候，明明对于我来说是篇幅很短的书，但也没办法顺畅地保持阅读状态。一拖再拖，直到昨晚，从第二章《岁月流逝》一下子读到结尾。
《岁月流逝》这一章有点特别。在此前的文字里我大多都是依靠每个人物的心理描写去获取信息，看得很吃力，需要花费大量的精力去揣摩作者到底想要写些什么？
此章看似只是描绘了一幕幕空镜，没有多少“实质性”的内容，却给整本书起到了不可缺少的“桥梁”作用。它是故事时间上的一个分割，同时也转换了我的阅读体验感。虽然这一部分里看得我是昏昏欲睡，但同时焦躁感瞬间被拂去，随之而来的只有轻松、平静。从这里开始，我就像是被无形代领着进入到了书中的世界。
“莉莉退后一步——就这样——全面地端详她的画布。这样的画法是独辟蹊径。”
在最后一章《灯塔》里，莉莉完成了她曾在《窗》里没有完成的画，我也得以看清了《到灯塔去》的全貌。这种写法确实是独辟蹊径，它缺少吸引人的故事情节，内容只剩下各类人物暧昧不明的心理变换和繁复冗长的场景描写。但从整体上来看，它又具有巧妙平衡的构图、明暗对比柔和的色调，把瞬间凋零的美好景象凝固在了纸上。它绽放出的独具一格的魅力基于伍尔夫极高的审美品位，它是一部文学里的美学作品。
《到灯塔去》｜弗吉尼亚·伍尔夫
“一切是多么盲目、混乱而虚幻。”
一直觉得读意识流小说的门槛很高，它对于阅读者当下的心理状态和所处空间的氛围都有特别的“要求”。如果不能彻底沉下心去感受，还不如不看。很不巧，最近的心情正处焦躁烦闷的时候，明明对于我来说是篇幅很短的书，但也没办法顺畅地保持阅读状态。一拖再拖，直到昨晚，从第二章《岁月流逝》一下子读到结尾。
《岁月流逝》这一章有点特别。在此前的文字里我大多都是依靠每个人物的心理描写去获取信息，看得很吃力，需要花费大量的精力去揣摩作者到底想要写些什么？
此章看似只是描绘了一幕幕空镜，没有多少“实质性”的内容，却给整本书起到了不可缺少的“桥梁”作用。它是故事时间上的一个分割，同时也转换了我的阅读体验感。虽然这一部分里看得我是昏昏欲睡，但同时焦躁感瞬间被拂去，随之而来的只有轻松、平静。从这里开始，我就像是被无形代领着进入到了书中的世界。
“莉莉退后一步——就这样——全面地端详她的画布。这样的画法是独辟蹊径。”
在最后一章《灯塔》里，莉莉完成了她曾在《窗》里没有完成的画，我也得以看清了《到灯塔去》的全貌。这种写法确实是独辟蹊径，它缺少吸引人的故事情节，内容只剩下各类人物暧昧不明的心理变换和繁复冗长的场景描写。但从整体上来看，它又具有巧妙平衡的构图、明暗对比柔和的色调，把瞬间凋零的美好景象凝固在了纸上。它绽放出的独具一格的魅力基于伍尔夫极高的审美品位，它是一部文学里的美学作品。
假肢产业转型升级 是一场加速跑，也是一场马拉松
3月13日，北京2022年冬残奥会闭幕，中国体育代表团位列金牌榜、奖牌榜双榜首。这是一次创造历史的盛会，也是一个展示科技助残的舞台。人们犹记得，运动员用仿生手传递火炬、用假肢完成单板滑雪的画面。
借助假肢正常生活并实现梦想的不止冬残奥会上的运动员。感动中国2021年度人物张顺东装上假肢和妻子共同奋斗踏出脱贫路，夏伯渝在69岁时借助假肢登顶珠峰，双腿截肢者艾米·穆林斯穿着手工雕刻的实木假腿站在伦敦时装展秀的舞台，大放异彩。
据中国残联相关负责人介绍，“十三五”期间，我国通过实施精准康复服务行动等，累计为1252.5万残疾人提供了包括假肢在内的辅助器具服务。目前，假肢领域有哪些新的技术成果？如何推动我国假肢产业发展？
智能动力假肢是未来趋势
假肢又称义肢，是一种康复辅助器具，指的是通过工程技术手段，为截肢者或不完全缺损的肢体专门设计和制作装配的人工假体。
最古老的假肢可追溯至3000年前，人们在古埃及一个贵族墓地中发现女性木乃伊右脚拇趾上的假脚趾——由亚麻线连接木头与皮革制成。人类不断进步，其技术硕果为假肢发展插上了翅膀。20世纪60年代，具有变革意义的组件式下肢假肢首次推出，并在全世界得到推广。70年代，一些工业发达国家推出各自的组件式假肢，完成了传统假肢产品向组件式假肢产品的过渡。80年代，大量新技术与新材料引入假肢，实现了假肢的钛合金化、碳纤维化和计算机智能化控制，这期间，还出现了智能关节和储能脚等产品。90年代后，假肢技术更加完善、产品更加丰富。
从木头、铁质类假肢，到机械式的气液压假肢，再到智能假肢，技术演进不断为假肢赋能。进入21世纪，假肢制作朝着智能化、信息化方向发展，致力于全面提高截肢者生活质量。比如，依托人工智能、脑机接口、虚拟现实、3D打印技术等一系列新兴技术，一些研究者进行了仿生假肢等产品的研发和应用。
在技术方面，智能动力假肢成为残疾人群体的新希望。2014年，国内首款智能动力小腿假肢“风行者”正式上市。这款产品由北京大学工学院智能系统与人体工程实验室主任、博士生导师王启宁领衔研发。王启宁表示，传统假肢有各种各样的问题，比如假肢关节角度、阻尼不可自主调节，只能在有限范围内转动，并且没有动力输出。王启宁认为，如果想达到“赛博格”（人类与电子机械的融合系统）这样的程度，需要依靠智能动力假肢。
对此，深圳健行仿生技术有限公司创始人兼CEO孙小军持有相同看法。他表示，目前市场上约99%的假肢都是被动式假肢，即传统假肢。2021年12月，该公司研发的智能动力假肢机器人正式量产，孙小军表示：“如果说传统的被动式假肢是马车，那么智能动力假肢可以理解为能自动驾驶的新能源车。动力假肢是一个蓝海市场，是未来的大趋势。”
国内中高端假肢产品供应不足
由于起步晚、产业基础薄弱，我国假肢产业存在发展不平衡不充分的问题。昆明医科大学相关人员调研发现，我国国产假肢和矫形器的技术含量还处在相当低的水平；国产假肢和矫形器无论在数量、质量和品种上均不能满足市场需要，与同期的国际产品相比存在较大差距。
在产量方面，据中研普华产业研究院不完全统计，目前我国约有600余家各类假肢矫形器生产装配机构，假肢年产量约6.5万件，矫形器（矫形鞋）年产量约为23万件。按产品的平均寿命为3年计算，相当于只有88.5万具假肢、矫形器（矫形鞋）在使用中。据悉，2010年年末我国残疾人总人数约8502万人，其中肢体残疾2472万人。因此国内假肢产量亟待增加。
孙小军认为，由于我国假肢领域的技术自主创新能力不强，导致产品存在短板。“例如有些假肢需要使用液压腔，液压腔要做得体积很小同时又能承受很大的压力。如果技术不成熟，液压腔质量不高，就可能出现易漏油等问题，导致假肢使用寿命缩短。”
在质量方面，我国面临中高端假肢产品短缺难题。“目前，德国的奥托博克、冰岛的奥索等企业生产的中高端假肢产品垄断国内市场，价格昂贵。如果国内用户想使用体验更好的中高端产品，则会面临选择少、负担重的困境。”孙小军表示。
在品种方面，可供选择的智能假肢产品较少。据新思界产业研究中心报告，目前国内智能假肢市场规模较小，智能假肢生产企业数量少，市场供给缺口大，供给明显不足。
假肢后续服务保障也存在一些藩篱。河南省康复辅具技术中心高级工程师王磊与河南省标准研究院高级工程师郭敬东分析指出，过去简单的测量、制作、组装完成即交货的模式，没有根据使用者的情况进行系统必要的装配后康复功能训练，容易导致使用者走路姿态异常、发生皮肤破损等问题。而康复辅具配置机构进行假肢装配后的康复训练，往往仅凭工作人员的经验，训练手段较单一，内容也较简单。
对此，专家表示，我国确实缺乏假肢矫形技师。湖南佳满假肢矫形技术开发有限公司首席假肢技师黄河称，每个肢残人士的情况都不同，假肢需要纯手工制作，所以对假肢制作技师的要求也很高。孙小军表示，从整体来看，我国假肢技师尤其是高级假肢技师的人才队伍比较缺乏，培养这方面人才的机构也较少。
以技术为抓手推动假肢产业发展
如何推动假肢行业发展？
孙小军强调，为了打造中高端假肢产品，一定要加大技术自主研发力度，整合学科资源。“假肢行业涉及多学科，特别是中高端假肢制造涉及到机电一体化、软件算法、生物力学、人体工学等交叉学科。所以，需要更多拥有交叉学科资源的企业或科研院所来做这方面的研究，从而推出更好更多的假肢产品。”
面对假肢矫形技师短缺问题，专家建议按国家职业标准和社会需求培养人才，并根据产业需求共同建立和规范我国假肢矫形工程教育的人才培养标准，同时发挥教育引领产业未来发展的作用，共同提高人才培养质量。
政策方面，孙小军认为，国家在这方面要提供更多政策支持。中高端假肢的负担比较重，可以在政策上给予优惠，让更多人能买得起中高端假肢，为中高端假肢企业发展营造良好发展环境，形成良性循环。
实际上，为了推动假肢等康复辅助器具产业发展，近年来政策持续发力。比如民政部推动开展康复辅助器具产业国家综合创新试点、康复辅助器具社区租赁服务试点。2019年12月，国务院取消了“假肢和矫形器（辅助器具）生产装配企业资格认定”行政许可事项。民政部出台事中事后监管政策，指导各地通过信息共享、年度报告、“双随机、一公开”监管、信用监管等方式加强事中事后监管。
全国残疾人康复和专用设备标准化技术委员会也推动相关工作，截至2021年5月，制定了130个国家标准和22个行业标准，行业标准体系日益完善。中国康复辅助器具协会等行业组织则通过签订承诺书开展行业自律。
为推动我国康复辅助器具产业的发展，早在2016年，国务院就印发《关于加快发展康复辅助器具产业的若干意见》。该意见提出，要增强自主创新能力、促进产业优化升级、扩大市场有效供给、营造良好市场环境。
综合来看，推进假肢等康复辅助器具产业发展，既是一次加速跑也是一场马拉松。
来源：科技日报
3月13日，北京2022年冬残奥会闭幕，中国体育代表团位列金牌榜、奖牌榜双榜首。这是一次创造历史的盛会，也是一个展示科技助残的舞台。人们犹记得，运动员用仿生手传递火炬、用假肢完成单板滑雪的画面。
借助假肢正常生活并实现梦想的不止冬残奥会上的运动员。感动中国2021年度人物张顺东装上假肢和妻子共同奋斗踏出脱贫路，夏伯渝在69岁时借助假肢登顶珠峰，双腿截肢者艾米·穆林斯穿着手工雕刻的实木假腿站在伦敦时装展秀的舞台，大放异彩。
据中国残联相关负责人介绍，“十三五”期间，我国通过实施精准康复服务行动等，累计为1252.5万残疾人提供了包括假肢在内的辅助器具服务。目前，假肢领域有哪些新的技术成果？如何推动我国假肢产业发展？
智能动力假肢是未来趋势
假肢又称义肢，是一种康复辅助器具，指的是通过工程技术手段，为截肢者或不完全缺损的肢体专门设计和制作装配的人工假体。
最古老的假肢可追溯至3000年前，人们在古埃及一个贵族墓地中发现女性木乃伊右脚拇趾上的假脚趾——由亚麻线连接木头与皮革制成。人类不断进步，其技术硕果为假肢发展插上了翅膀。20世纪60年代，具有变革意义的组件式下肢假肢首次推出，并在全世界得到推广。70年代，一些工业发达国家推出各自的组件式假肢，完成了传统假肢产品向组件式假肢产品的过渡。80年代，大量新技术与新材料引入假肢，实现了假肢的钛合金化、碳纤维化和计算机智能化控制，这期间，还出现了智能关节和储能脚等产品。90年代后，假肢技术更加完善、产品更加丰富。
从木头、铁质类假肢，到机械式的气液压假肢，再到智能假肢，技术演进不断为假肢赋能。进入21世纪，假肢制作朝着智能化、信息化方向发展，致力于全面提高截肢者生活质量。比如，依托人工智能、脑机接口、虚拟现实、3D打印技术等一系列新兴技术，一些研究者进行了仿生假肢等产品的研发和应用。
在技术方面，智能动力假肢成为残疾人群体的新希望。2014年，国内首款智能动力小腿假肢“风行者”正式上市。这款产品由北京大学工学院智能系统与人体工程实验室主任、博士生导师王启宁领衔研发。王启宁表示，传统假肢有各种各样的问题，比如假肢关节角度、阻尼不可自主调节，只能在有限范围内转动，并且没有动力输出。王启宁认为，如果想达到“赛博格”（人类与电子机械的融合系统）这样的程度，需要依靠智能动力假肢。
对此，深圳健行仿生技术有限公司创始人兼CEO孙小军持有相同看法。他表示，目前市场上约99%的假肢都是被动式假肢，即传统假肢。2021年12月，该公司研发的智能动力假肢机器人正式量产，孙小军表示：“如果说传统的被动式假肢是马车，那么智能动力假肢可以理解为能自动驾驶的新能源车。动力假肢是一个蓝海市场，是未来的大趋势。”
国内中高端假肢产品供应不足
由于起步晚、产业基础薄弱，我国假肢产业存在发展不平衡不充分的问题。昆明医科大学相关人员调研发现，我国国产假肢和矫形器的技术含量还处在相当低的水平；国产假肢和矫形器无论在数量、质量和品种上均不能满足市场需要，与同期的国际产品相比存在较大差距。
在产量方面，据中研普华产业研究院不完全统计，目前我国约有600余家各类假肢矫形器生产装配机构，假肢年产量约6.5万件，矫形器（矫形鞋）年产量约为23万件。按产品的平均寿命为3年计算，相当于只有88.5万具假肢、矫形器（矫形鞋）在使用中。据悉，2010年年末我国残疾人总人数约8502万人，其中肢体残疾2472万人。因此国内假肢产量亟待增加。
孙小军认为，由于我国假肢领域的技术自主创新能力不强，导致产品存在短板。“例如有些假肢需要使用液压腔，液压腔要做得体积很小同时又能承受很大的压力。如果技术不成熟，液压腔质量不高，就可能出现易漏油等问题，导致假肢使用寿命缩短。”
在质量方面，我国面临中高端假肢产品短缺难题。“目前，德国的奥托博克、冰岛的奥索等企业生产的中高端假肢产品垄断国内市场，价格昂贵。如果国内用户想使用体验更好的中高端产品，则会面临选择少、负担重的困境。”孙小军表示。
在品种方面，可供选择的智能假肢产品较少。据新思界产业研究中心报告，目前国内智能假肢市场规模较小，智能假肢生产企业数量少，市场供给缺口大，供给明显不足。
假肢后续服务保障也存在一些藩篱。河南省康复辅具技术中心高级工程师王磊与河南省标准研究院高级工程师郭敬东分析指出，过去简单的测量、制作、组装完成即交货的模式，没有根据使用者的情况进行系统必要的装配后康复功能训练，容易导致使用者走路姿态异常、发生皮肤破损等问题。而康复辅具配置机构进行假肢装配后的康复训练，往往仅凭工作人员的经验，训练手段较单一，内容也较简单。
对此，专家表示，我国确实缺乏假肢矫形技师。湖南佳满假肢矫形技术开发有限公司首席假肢技师黄河称，每个肢残人士的情况都不同，假肢需要纯手工制作，所以对假肢制作技师的要求也很高。孙小军表示，从整体来看，我国假肢技师尤其是高级假肢技师的人才队伍比较缺乏，培养这方面人才的机构也较少。
以技术为抓手推动假肢产业发展
如何推动假肢行业发展？
孙小军强调，为了打造中高端假肢产品，一定要加大技术自主研发力度，整合学科资源。“假肢行业涉及多学科，特别是中高端假肢制造涉及到机电一体化、软件算法、生物力学、人体工学等交叉学科。所以，需要更多拥有交叉学科资源的企业或科研院所来做这方面的研究，从而推出更好更多的假肢产品。”
面对假肢矫形技师短缺问题，专家建议按国家职业标准和社会需求培养人才，并根据产业需求共同建立和规范我国假肢矫形工程教育的人才培养标准，同时发挥教育引领产业未来发展的作用，共同提高人才培养质量。
政策方面，孙小军认为，国家在这方面要提供更多政策支持。中高端假肢的负担比较重，可以在政策上给予优惠，让更多人能买得起中高端假肢，为中高端假肢企业发展营造良好发展环境，形成良性循环。
实际上，为了推动假肢等康复辅助器具产业发展，近年来政策持续发力。比如民政部推动开展康复辅助器具产业国家综合创新试点、康复辅助器具社区租赁服务试点。2019年12月，国务院取消了“假肢和矫形器（辅助器具）生产装配企业资格认定”行政许可事项。民政部出台事中事后监管政策，指导各地通过信息共享、年度报告、“双随机、一公开”监管、信用监管等方式加强事中事后监管。
全国残疾人康复和专用设备标准化技术委员会也推动相关工作，截至2021年5月，制定了130个国家标准和22个行业标准，行业标准体系日益完善。中国康复辅助器具协会等行业组织则通过签订承诺书开展行业自律。
为推动我国康复辅助器具产业的发展，早在2016年，国务院就印发《关于加快发展康复辅助器具产业的若干意见》。该意见提出，要增强自主创新能力、促进产业优化升级、扩大市场有效供给、营造良好市场环境。
综合来看，推进假肢等康复辅助器具产业发展，既是一次加速跑也是一场马拉松。
来源：科技日报
#美历史学家称美国正进行秘密生物武器项目#【美历史学家接受《环球时报》专访：#美国正进行秘密生物武器项目# 】 美国德特里克堡军事基地和设在乌克兰等近30个国家的300多个生物实验室到底干了什么？美国历史学家杰弗里·凯近日在接受《环球时报》记者独家专访时表示，“我认为美国正在进行一个秘密的生物武器项目”。杰弗里·凯长期致力于研究美国在朝鲜战争中实施细菌战的黑历史，退休前在旧金山开设心理诊所帮助遭受美国中央情报局（CIA）虐待的人。他著有《关塔那摩的掩盖》一书，揭露美国使用酷刑的恶行。他告诉记者，美方近年来公布的文件已“实锤”美国在朝鲜战争中使用生物武器，而且，作为唯一在多场战争中使用过核武器、化学武器和生物武器的国家，美国仍表现出继续使用相关武器的危险倾向，令世人担心。更重要的是，美国政府一直试图掩盖真相，为所欲为，反对《禁止生物武器公约》建立核查机制。而国际社会需要做的就是敦促美国公开更多信息，并组建由高级别的权威人士参与的调查团。
“美军在朝鲜战争中使用同侵华日军731部队高度相似的生物武器”
环球时报：您长期研究美国在朝鲜战争中实施细菌战的史料，并将美国中央情报局（CIA）公布的与细菌战有关的文件称为“能证明美国实施细菌战黑历史拼图中的最后一块”。在查阅CIA的解密文件后，您发现了什么？为什么说有足够的证据证明美国在朝鲜战争期间进行了细菌战？
杰弗里·凯：我们可以百分之百确定美国在朝鲜战争期间进行细菌战。这是基于多年来数百名目击者向不同调查人员提供的证据、美国国防部未经审查的可以查阅的文件、CIA已解密的朝鲜战争期间美方截获的朝鲜人民军和中国人民志愿军的联络记录，以及美国空军和海军陆战队军官关于细菌战行动的一些近代声明。
2010年，也就是朝鲜战争爆发60周年之际，CIA决定解密一些高度机密的文件。我发现其中有20多份中朝两军内部通报遭遇美国细菌战打击的实际内容。这些文件由美国安全部门拦截并进行翻译和分析。我从这些文件中找到很多中朝军队向他们的指挥官报告受到细菌武器攻击的情况，如需要滴滴涕来帮助杀死被感染的昆虫、供给遭到破坏、因生物武器攻击部队无法行动等。这些美方实时获取的联络记录，证明了细菌攻击的发生。
环球时报：提到美国在朝鲜战争期间使用生物武器，我们想知道，为什么直到近些年，美国的战争罪行才被CIA解密的文件所证实呢？
杰弗里·凯：在美国，很多关于朝鲜战争的资料都属于机密，而且有的至今仍未脱密。我也是近期才非常震惊地发现，在冷战期间，从1951年到1965年，美国海关等部门截获大量来自苏联、中国、朝鲜以及东欧国家的材料，包含美国在朝鲜战争中使用生物武器的事实。但美国方面宣称，“这些都是相关国家的政治宣传”，并将材料销毁。
环球时报：二战接近尾声时，美国加紧改进细菌武器，并与侵华日军731部队这样的恶魔勾搭在一起。美国德特里克堡生物实验室与侵华日军731部队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罪恶滔天的731部队负责人石井四郎曾是德堡的生物武器顾问。您认为，美国在朝鲜战争中使用的生物武器可能同日军731部队有关联，并提议国际社会应组建调查团对此进行调查。为什么推动调查这样难？阻力在哪里？
杰弗里·凯：美军在细菌战中使用的生物武器同日军731部队当年研究的生物武器高度相似。我不知道他们是否完全相同，因为很多文件是机密的。但对任何了解这段历史的人来说，两者有关联是非常可能的。美国陆军化学兵团主要负责美国生物战计划，该兵团在1953年的一份内部文件中提到朝鲜的“有限战争”，以及如何为了提高短期战斗效能把使用生物武器作为“临时政策”。我认为这些“临时政策性武器”就是日军731部队采取的武器类型，比如羽毛炸弹（让鸟类的羽毛沾染病毒），以及在中国使用的昆虫武器等。在美国与日军731部队和石井四郎签订协议后，朝鲜战场实际上成为美国从日本手中“继承”的生物武器遗产的大规模实验地。
至于说为什么推动对美国的调查这么难，或者说为什么让人们对这件事感兴趣这么难，一部分原因是冷战遗留问题，美国政府和其他西方国家政府对任何揭露自己罪行的人都非常敌视。我们可以看看朱利安·阿桑奇的遭遇。阿桑奇曝光了美国在伊拉克和阿富汗的战争罪行，下场是他今天仍在英国的监狱中，正与拒绝被引渡到美国做斗争。我不知道该如何解释。这很令人震惊，在很大程度上，美国就像是一个已将控制渗透到学术界和媒体的极权政府，一些人担心如果推动美国公开使用生物武器的资料或呼吁对此展开调查就会葬送他们的职业生涯。所以，他们什么都不说。人们害怕采取行动，这一幕我见多了，这很可悲。
“美国不敢公布全球生物实验室真相”
环球时报：最近几年，国际社会对美国本土的德特里克堡生物实验室，以及美国设在全球，特别是俄罗斯周边（独联体国家）的大量生物实验室存在质疑。哈萨克斯坦等多国曾出现怪异的生物病毒灾难，有关让美国将这些实验室真相公之于众的呼声此起彼伏。美国的所作所为是否符合《禁止生物武器公约》（《禁止细菌（生物）及毒素武器的发展、生产及储存以及销毁这类武器的公约》）规定？对美国在全球搞300多家生物实验室的做法，您是否感到担忧？
杰弗里·凯：是的，很多人担心美国，可能还有一些别的国家，正在违反《禁止生物武器公约》。这些实验室里有很多秘密——俄乌冲突升级后，乌克兰实验室的有关文件被销毁、带走或者移除。美国政府或许会说他们在海外的生物实验室主要是为了与各国合作监测现存的生物威胁，这些威胁包括来自自然界和可能来自其他国家的生物武器攻击。但实际上，每个对美国和其他国家的生物武器计划进行过深入了解甚至稍有认知的人都知道，研究是出于防御的目的，比如监测生物病原体，还是用于攻击的目的，这之间通常只有极其细微的界限。事实上，我在研究朝鲜战争时发现，不止一次的生物武器研究被确认打着所谓“防御性生物武器研究”的旗号。早在1948年，美国陆军化学兵团顾问委员会主席就曾说过：“利用昆虫作为媒介投放生物制剂的进攻性应用被所谓‘控制昆虫’的防御性研究所掩盖。”
我们现在没法确切地说美国在掩盖什么，但我们确实知道美国一直以来在反对什么。长期以来，美国在反对建立《禁止生物武器公约》核查机制，这导致该国际公约“没有牙齿”，美国可以为所欲为，不会被审查。
环球时报：美国政府最近就乌克兰生物实验室的问题发出混乱和自相矛盾的信息，您觉得美国在乌克兰境内的生物实验室到底在干什么？美国为何一再拒绝国际社会调查其海外生物实验室的要求？他们在担心或害怕什么？
杰弗里·凯：美国需要公开能说明这些实验室在干什么的有关文件。但问题是，他们不会这么做。我认为美国也需要公开七八十年前生物战计划的全部真相，因为除非你了解美国生物战的历史和秘密，了解生物战计划与CIA及学术界的关系等，你才能真正了解这些实验室到底在干什么。但现在，你在美国听到的都是关于俄罗斯的坏话，因为俄罗斯指责美国利用鸟类传播生物病原体。美国长期以来，特别是在上世纪六七十年代一直有研究鸟类迁徙模式和病原体的计划，并将其作为生物战计划的一部分向德特里克堡报告。美国现在需要做的，就是公开所有的档案，我们需要解密可以追溯到包括二战末期、朝鲜战争、越南战争等时期的文件，以便我们可以弄清楚美国在数百个生物实验室中所做的事情。但他们不敢这么做，是因为害怕一旦这么做会被证明美国违反《禁止生物武器公约》。早在上世纪40年代后期，美国政府就决定将其所有正在进行的生物武器研究高度保密，这种保密性一直持续到今天。我仍在尝试收集信息，但我认为一个秘密的生物武器项目正在进行。
“美国有再次使用这些武器的危险倾向”
环球时报：让我们再谈谈德特里克堡。您曾表示：“德特里克堡过去曾是、现在仍是美国生物战的研究中心。早在上世纪50年代，他们就与CIA密切合作，在德特里克堡成立‘特种作战部’，专门从事生物武器制造。”您还注意到，美军在朝鲜战争中实施细菌战后，德特里克堡多名生物武器研究人员接连暴毙，而美国军方从未公布对此事进行的调查情况。美国民间对此为什么保持沉默？
杰弗里·凯：美国公众保持沉默是因为他们并不真正了解德特里克堡发生的一切。美国公众被告知谎言，或者他们只是不想知道——总相信政府是好的，没有做坏事或犯可怕的罪行，这是人类的基本心理。这是一种盲从，而美国文化一直鼓励这种盲从。多年来，德特里克堡一直是美国生物战研究的中心。其他一些地区和地方，比如犹他州的达格韦试验场也与美国生物武器实验计划相关，现在又加上这些海外实验室。德特里克堡的一切都是保密的，这种保密文化已延续好几代人，而且整个美国的政治文化都在强化它，很难被打破。
环球时报：从朝鲜战争看，美国细菌战得到“实锤”，有了这样的黑历史，加上各种证据不断被发现，国际社会如何才能对美国在全球的生物实验室进行深入调查？您又有什么建议？
杰弗里·凯：首先，我们需要曝光更多的信息。如果人们不知道信息，就不会对美国政府采取行动或施加压力。（美国）没有理由对几十年前发生的事情隐瞒，除非曝光当时发生的战争罪行会令其感到尴尬。一切与朝鲜战争、越南战争等相关的信息都应公开。日本否认731部队使用细菌战的情况，这非常糟糕。美国几乎同样糟糕。美国（过去）不承认自己也使用过生化武器，而且多年来一直掩盖他们与日本细菌战部队的联盟关系。所以，我们需要曝光他们，需要对这些战争罪行进行调查。据我所知，中国1952年邀请科学家到中国调查朝鲜战争期间美国在中国东北地区使用细菌战的情况，他们成立了一个细菌战国际调查团，包括来自世界各地的著名科学家。这个调查团由英国著名科学家李约瑟（Joseph Needham）带领。我们需要这种级别的权威人士参与调查，这样世界才能相信调查的结果。我们现在需要的是要求美国公开相关信息。
环球时报：美国在二战中对日本使用过核武器，在朝鲜战争中使用过生物武器，在越南战争使用过“橙剂”等化学武器，可以说，美国是唯一在实战中使用这三种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的国家。作为一个历史学家，您如何定义美国的这些行为？
杰弗里·凯：仅就现当代历史而言，最先为人所知的是德国在一战期间用鼻涕虫和病原体来攻击敌方的牲畜，比如马和羊。日本则是第一个大规模使用生化武器对付人类的国家。从上世纪30年代后期到40年代，日本通过侵华日军731部队和相关军事单位使用细菌作为武器。后来，美国政府在朝鲜战争期间也使用生物武器。美国还被指控在古巴和东德使用过生物武器。
显然，无论是对朝鲜、中国、古巴等国使用生物武器，还是对越南使用化学武器，这些都是犯罪。虽然我主要致力于揭露美国使用生物武器的罪行，但其他武器同样可怕，都是危险的。美国已表现出使用这些武器的危险倾向，世界上很多人担心美国会再次使用它们。（《环球时报》3月23日7版文章，作者于金翠）
“美军在朝鲜战争中使用同侵华日军731部队高度相似的生物武器”
环球时报：您长期研究美国在朝鲜战争中实施细菌战的史料，并将美国中央情报局（CIA）公布的与细菌战有关的文件称为“能证明美国实施细菌战黑历史拼图中的最后一块”。在查阅CIA的解密文件后，您发现了什么？为什么说有足够的证据证明美国在朝鲜战争期间进行了细菌战？
杰弗里·凯：我们可以百分之百确定美国在朝鲜战争期间进行细菌战。这是基于多年来数百名目击者向不同调查人员提供的证据、美国国防部未经审查的可以查阅的文件、CIA已解密的朝鲜战争期间美方截获的朝鲜人民军和中国人民志愿军的联络记录，以及美国空军和海军陆战队军官关于细菌战行动的一些近代声明。
2010年，也就是朝鲜战争爆发60周年之际，CIA决定解密一些高度机密的文件。我发现其中有20多份中朝两军内部通报遭遇美国细菌战打击的实际内容。这些文件由美国安全部门拦截并进行翻译和分析。我从这些文件中找到很多中朝军队向他们的指挥官报告受到细菌武器攻击的情况，如需要滴滴涕来帮助杀死被感染的昆虫、供给遭到破坏、因生物武器攻击部队无法行动等。这些美方实时获取的联络记录，证明了细菌攻击的发生。
环球时报：提到美国在朝鲜战争期间使用生物武器，我们想知道，为什么直到近些年，美国的战争罪行才被CIA解密的文件所证实呢？
杰弗里·凯：在美国，很多关于朝鲜战争的资料都属于机密，而且有的至今仍未脱密。我也是近期才非常震惊地发现，在冷战期间，从1951年到1965年，美国海关等部门截获大量来自苏联、中国、朝鲜以及东欧国家的材料，包含美国在朝鲜战争中使用生物武器的事实。但美国方面宣称，“这些都是相关国家的政治宣传”，并将材料销毁。
环球时报：二战接近尾声时，美国加紧改进细菌武器，并与侵华日军731部队这样的恶魔勾搭在一起。美国德特里克堡生物实验室与侵华日军731部队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罪恶滔天的731部队负责人石井四郎曾是德堡的生物武器顾问。您认为，美国在朝鲜战争中使用的生物武器可能同日军731部队有关联，并提议国际社会应组建调查团对此进行调查。为什么推动调查这样难？阻力在哪里？
杰弗里·凯：美军在细菌战中使用的生物武器同日军731部队当年研究的生物武器高度相似。我不知道他们是否完全相同，因为很多文件是机密的。但对任何了解这段历史的人来说，两者有关联是非常可能的。美国陆军化学兵团主要负责美国生物战计划，该兵团在1953年的一份内部文件中提到朝鲜的“有限战争”，以及如何为了提高短期战斗效能把使用生物武器作为“临时政策”。我认为这些“临时政策性武器”就是日军731部队采取的武器类型，比如羽毛炸弹（让鸟类的羽毛沾染病毒），以及在中国使用的昆虫武器等。在美国与日军731部队和石井四郎签订协议后，朝鲜战场实际上成为美国从日本手中“继承”的生物武器遗产的大规模实验地。
至于说为什么推动对美国的调查这么难，或者说为什么让人们对这件事感兴趣这么难，一部分原因是冷战遗留问题，美国政府和其他西方国家政府对任何揭露自己罪行的人都非常敌视。我们可以看看朱利安·阿桑奇的遭遇。阿桑奇曝光了美国在伊拉克和阿富汗的战争罪行，下场是他今天仍在英国的监狱中，正与拒绝被引渡到美国做斗争。我不知道该如何解释。这很令人震惊，在很大程度上，美国就像是一个已将控制渗透到学术界和媒体的极权政府，一些人担心如果推动美国公开使用生物武器的资料或呼吁对此展开调查就会葬送他们的职业生涯。所以，他们什么都不说。人们害怕采取行动，这一幕我见多了，这很可悲。
“美国不敢公布全球生物实验室真相”
环球时报：最近几年，国际社会对美国本土的德特里克堡生物实验室，以及美国设在全球，特别是俄罗斯周边（独联体国家）的大量生物实验室存在质疑。哈萨克斯坦等多国曾出现怪异的生物病毒灾难，有关让美国将这些实验室真相公之于众的呼声此起彼伏。美国的所作所为是否符合《禁止生物武器公约》（《禁止细菌（生物）及毒素武器的发展、生产及储存以及销毁这类武器的公约》）规定？对美国在全球搞300多家生物实验室的做法，您是否感到担忧？
杰弗里·凯：是的，很多人担心美国，可能还有一些别的国家，正在违反《禁止生物武器公约》。这些实验室里有很多秘密——俄乌冲突升级后，乌克兰实验室的有关文件被销毁、带走或者移除。美国政府或许会说他们在海外的生物实验室主要是为了与各国合作监测现存的生物威胁，这些威胁包括来自自然界和可能来自其他国家的生物武器攻击。但实际上，每个对美国和其他国家的生物武器计划进行过深入了解甚至稍有认知的人都知道，研究是出于防御的目的，比如监测生物病原体，还是用于攻击的目的，这之间通常只有极其细微的界限。事实上，我在研究朝鲜战争时发现，不止一次的生物武器研究被确认打着所谓“防御性生物武器研究”的旗号。早在1948年，美国陆军化学兵团顾问委员会主席就曾说过：“利用昆虫作为媒介投放生物制剂的进攻性应用被所谓‘控制昆虫’的防御性研究所掩盖。”
我们现在没法确切地说美国在掩盖什么，但我们确实知道美国一直以来在反对什么。长期以来，美国在反对建立《禁止生物武器公约》核查机制，这导致该国际公约“没有牙齿”，美国可以为所欲为，不会被审查。
环球时报：美国政府最近就乌克兰生物实验室的问题发出混乱和自相矛盾的信息，您觉得美国在乌克兰境内的生物实验室到底在干什么？美国为何一再拒绝国际社会调查其海外生物实验室的要求？他们在担心或害怕什么？
杰弗里·凯：美国需要公开能说明这些实验室在干什么的有关文件。但问题是，他们不会这么做。我认为美国也需要公开七八十年前生物战计划的全部真相，因为除非你了解美国生物战的历史和秘密，了解生物战计划与CIA及学术界的关系等，你才能真正了解这些实验室到底在干什么。但现在，你在美国听到的都是关于俄罗斯的坏话，因为俄罗斯指责美国利用鸟类传播生物病原体。美国长期以来，特别是在上世纪六七十年代一直有研究鸟类迁徙模式和病原体的计划，并将其作为生物战计划的一部分向德特里克堡报告。美国现在需要做的，就是公开所有的档案，我们需要解密可以追溯到包括二战末期、朝鲜战争、越南战争等时期的文件，以便我们可以弄清楚美国在数百个生物实验室中所做的事情。但他们不敢这么做，是因为害怕一旦这么做会被证明美国违反《禁止生物武器公约》。早在上世纪40年代后期，美国政府就决定将其所有正在进行的生物武器研究高度保密，这种保密性一直持续到今天。我仍在尝试收集信息，但我认为一个秘密的生物武器项目正在进行。
“美国有再次使用这些武器的危险倾向”
环球时报：让我们再谈谈德特里克堡。您曾表示：“德特里克堡过去曾是、现在仍是美国生物战的研究中心。早在上世纪50年代，他们就与CIA密切合作，在德特里克堡成立‘特种作战部’，专门从事生物武器制造。”您还注意到，美军在朝鲜战争中实施细菌战后，德特里克堡多名生物武器研究人员接连暴毙，而美国军方从未公布对此事进行的调查情况。美国民间对此为什么保持沉默？
杰弗里·凯：美国公众保持沉默是因为他们并不真正了解德特里克堡发生的一切。美国公众被告知谎言，或者他们只是不想知道——总相信政府是好的，没有做坏事或犯可怕的罪行，这是人类的基本心理。这是一种盲从，而美国文化一直鼓励这种盲从。多年来，德特里克堡一直是美国生物战研究的中心。其他一些地区和地方，比如犹他州的达格韦试验场也与美国生物武器实验计划相关，现在又加上这些海外实验室。德特里克堡的一切都是保密的，这种保密文化已延续好几代人，而且整个美国的政治文化都在强化它，很难被打破。
环球时报：从朝鲜战争看，美国细菌战得到“实锤”，有了这样的黑历史，加上各种证据不断被发现，国际社会如何才能对美国在全球的生物实验室进行深入调查？您又有什么建议？
杰弗里·凯：首先，我们需要曝光更多的信息。如果人们不知道信息，就不会对美国政府采取行动或施加压力。（美国）没有理由对几十年前发生的事情隐瞒，除非曝光当时发生的战争罪行会令其感到尴尬。一切与朝鲜战争、越南战争等相关的信息都应公开。日本否认731部队使用细菌战的情况，这非常糟糕。美国几乎同样糟糕。美国（过去）不承认自己也使用过生化武器，而且多年来一直掩盖他们与日本细菌战部队的联盟关系。所以，我们需要曝光他们，需要对这些战争罪行进行调查。据我所知，中国1952年邀请科学家到中国调查朝鲜战争期间美国在中国东北地区使用细菌战的情况，他们成立了一个细菌战国际调查团，包括来自世界各地的著名科学家。这个调查团由英国著名科学家李约瑟（Joseph Needham）带领。我们需要这种级别的权威人士参与调查，这样世界才能相信调查的结果。我们现在需要的是要求美国公开相关信息。
环球时报：美国在二战中对日本使用过核武器，在朝鲜战争中使用过生物武器，在越南战争使用过“橙剂”等化学武器，可以说，美国是唯一在实战中使用这三种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的国家。作为一个历史学家，您如何定义美国的这些行为？
杰弗里·凯：仅就现当代历史而言，最先为人所知的是德国在一战期间用鼻涕虫和病原体来攻击敌方的牲畜，比如马和羊。日本则是第一个大规模使用生化武器对付人类的国家。从上世纪30年代后期到40年代，日本通过侵华日军731部队和相关军事单位使用细菌作为武器。后来，美国政府在朝鲜战争期间也使用生物武器。美国还被指控在古巴和东德使用过生物武器。
显然，无论是对朝鲜、中国、古巴等国使用生物武器，还是对越南使用化学武器，这些都是犯罪。虽然我主要致力于揭露美国使用生物武器的罪行，但其他武器同样可怕，都是危险的。美国已表现出使用这些武器的危险倾向，世界上很多人担心美国会再次使用它们。（《环球时报》3月23日7版文章，作者于金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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