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州文化古籍资源整理与利用研究
首先亦以明清时期广州府为界定标准，以清代最晚编撰、著述当时广州著述最为全面的清光绪《广州府志》之《艺文略》的书目部分和人物传所载著者著述情况为基础，并以明成化《广州府志》（残卷）、明嘉靖《广州志》、清康熙《广州府志》、乾隆《广州府志》及目前隶属广州的番禺、增城、从化和花都的旧志，包括清康熙《番禺县志》、乾隆《番禺县志》、同治《番禺县志》、民国《番禺县志》、明嘉靖《增城县志》、清康熙十二年《增城县志》、康熙二十五年《增城县志》、乾隆《增城县志》、嘉庆《增城县志》、民国《增城县志》、清康熙元年《从化县志》、康熙四十九年《从化县志》、雍正《从化县志》、清康熙《花县志》和民国《花县志》对光绪《广州府志》进行补勘[3]。补入著述主要包括光绪《广州府志》未著录的广州籍作者著述，也有寓居广州的非广州籍但描述广州为主要内容的著述，这类著述在数量上远远低于广州籍作者的著述。
仅据光绪《广州府志》的记载，截至清同治十三年甲戍（1874），当时广州典籍共有3507种。其中，经部计有358种，史部计有563种，子部计有553种，集部计有2033种。各纲目门类如表1。
表1 《广州府志》各纲目门类
据康熙《广州府志》对光绪《广州府志》补录227种，其中经部23种、子部48种、史部44种、集部112种，乾隆《广州府志》则补录106种，经部13种、子部14种、史部20种、集部59种。另据增城、番禺、从化和花都明清旧志补入624种。由是可知，明清广州旧志载广州著述共计4484种。[4]
如果依据今天广州市辖区来界定，光绪《广州府志》之《艺文略》所著录的广州古籍共计933种。其中，经部计有100种，史部计有150种，子部计有121种，集部计有562种。再依据番禺、增城、从化和花都明清旧志所载补录，今天广州市辖区的广州古籍共计有1557种。这个数字占明清广州籍的著述总数量的34.72%。
据现有文献，广州典籍书目的编撰，在明清之际业已存在，一方面是明清广州旧志在其《艺文志》中对广州典籍书目进行了著录，如康熙和光绪年间分别修纂的《广州府志》皆载有广州典籍书目，这个传统一直持续至民国；另一方面是官方和个人编撰的书目，此类书目多非广州典籍书目专书，而有著录又有广州典籍的，官方如《四库全书总目提要》中收录了部分又广州典籍的，个人所修书目如清时冯龙官撰《艺文总录》和《广东诸家撰述书目》等皆属此类。
文集的整理与校勘最初是将多位著者著述编辑为总集的形式，如收录于《四库全书》的不知撰人的《广州四先生诗》四卷，即将明初广州黄哲、李徳、王佐、赵介4人之诗汇为一编，以惠后学。自此之后，将诸多学者诗文编成一集者蔚然成风，如黎遂球《岭南五先生诗选》、屈大均《广东文集》和《广东文选》、黄登《岭南五朝诗选》前后集和陈文藻《南园后五子诗集》等；亦出现了以某一家族之著述汇为一编者，如陈恭尹编《番禺黎氏存诗汇选》，是编所选即番禺黎氏家族之黎瞻、黎遂球等20人之诗。时至近世，广州著者总集的编撰选取范围更为广泛，所选文体包括了书、序、跋、题记、杂录等体，其中影响较大的如吴道镕编《广东文征》及许衍董编《广东文征续编》。进入21世纪，相关整理与研究向更深层面发展。2008年开始出版的中山大学中国古文献研究所编《全粤诗》，由秦汉至明代，共收入粤籍诗人2500余人、诗作6万多首、1500余万字，被誉为“全国唯一的地方性诗歌总汇、迄今内容最全的粤诗总志”。[5]同时，对广州单一学者诗文集的整理出版也是重点工作之一，如由欧初、王贵忱主编出版的《屈大均全集》，收录了《翁山易外》《四书补注兼考》《皇明四朝成仁录》《广东新语》等及相关附录，共11种，为进一步深入研究屈大均提供了很好的文献支持；另如由张其凡、孙志章整理出版的《宋丞相崔清献公全录》，以北京大学所藏明嘉靖十三年（1534）《宋丞相崔清献公全录》为底本，参校诸本，比勘《广东文征》《鹤林集》《后村集》等书[6]，是目前崔与之诗文集较好的本子。
另一趋向则是大型丛刻的出现，如广州十三行之怡和行伍崇曜与谭莹刊刻《岭南遗书》，凡59种343卷，又刊《粤十三家集》180卷，以及在清末影响最大的丛刻《粤雅堂丛书》，收书185种1347卷。另一文献大家徐信符经过努力搜访刊版，在精选底本的基础上，再经多次校勘，最终刊印了《广雅丛书》和《学海堂丛书》，亦为广东文献整理校勘一大功臣。值得一提的是，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广东地方出版机构和相关研究机构策划出版了一批广东研究及文献整理的丛书，其中如“广东地方文献丛书”、“岭南丛书”和“岭南文库”，非常有助于推动广州典籍的整理与研究工作。
目前广州文化古籍整理规模最大的，莫过于由广州市委宣传部组织编纂的《广州大典》，是迄今为止收录广州历史文化史料著作最为全面的集成之作，收录了历代广州籍著者近2000位共3506种文献，以经、史、子、集、丛书类之，汇编为541余册，其中《经部》收录文献130种，分为56册；《史部》收录文献1009种，分为197册；《子部》收录文献50
首先亦以明清时期广州府为界定标准，以清代最晚编撰、著述当时广州著述最为全面的清光绪《广州府志》之《艺文略》的书目部分和人物传所载著者著述情况为基础，并以明成化《广州府志》（残卷）、明嘉靖《广州志》、清康熙《广州府志》、乾隆《广州府志》及目前隶属广州的番禺、增城、从化和花都的旧志，包括清康熙《番禺县志》、乾隆《番禺县志》、同治《番禺县志》、民国《番禺县志》、明嘉靖《增城县志》、清康熙十二年《增城县志》、康熙二十五年《增城县志》、乾隆《增城县志》、嘉庆《增城县志》、民国《增城县志》、清康熙元年《从化县志》、康熙四十九年《从化县志》、雍正《从化县志》、清康熙《花县志》和民国《花县志》对光绪《广州府志》进行补勘[3]。补入著述主要包括光绪《广州府志》未著录的广州籍作者著述，也有寓居广州的非广州籍但描述广州为主要内容的著述，这类著述在数量上远远低于广州籍作者的著述。
仅据光绪《广州府志》的记载，截至清同治十三年甲戍（1874），当时广州典籍共有3507种。其中，经部计有358种，史部计有563种，子部计有553种，集部计有2033种。各纲目门类如表1。
表1 《广州府志》各纲目门类
据康熙《广州府志》对光绪《广州府志》补录227种，其中经部23种、子部48种、史部44种、集部112种，乾隆《广州府志》则补录106种，经部13种、子部14种、史部20种、集部59种。另据增城、番禺、从化和花都明清旧志补入624种。由是可知，明清广州旧志载广州著述共计4484种。[4]
如果依据今天广州市辖区来界定，光绪《广州府志》之《艺文略》所著录的广州古籍共计933种。其中，经部计有100种，史部计有150种，子部计有121种，集部计有562种。再依据番禺、增城、从化和花都明清旧志所载补录，今天广州市辖区的广州古籍共计有1557种。这个数字占明清广州籍的著述总数量的34.72%。
据现有文献，广州典籍书目的编撰，在明清之际业已存在，一方面是明清广州旧志在其《艺文志》中对广州典籍书目进行了著录，如康熙和光绪年间分别修纂的《广州府志》皆载有广州典籍书目，这个传统一直持续至民国；另一方面是官方和个人编撰的书目，此类书目多非广州典籍书目专书，而有著录又有广州典籍的，官方如《四库全书总目提要》中收录了部分又广州典籍的，个人所修书目如清时冯龙官撰《艺文总录》和《广东诸家撰述书目》等皆属此类。
文集的整理与校勘最初是将多位著者著述编辑为总集的形式，如收录于《四库全书》的不知撰人的《广州四先生诗》四卷，即将明初广州黄哲、李徳、王佐、赵介4人之诗汇为一编，以惠后学。自此之后，将诸多学者诗文编成一集者蔚然成风，如黎遂球《岭南五先生诗选》、屈大均《广东文集》和《广东文选》、黄登《岭南五朝诗选》前后集和陈文藻《南园后五子诗集》等；亦出现了以某一家族之著述汇为一编者，如陈恭尹编《番禺黎氏存诗汇选》，是编所选即番禺黎氏家族之黎瞻、黎遂球等20人之诗。时至近世，广州著者总集的编撰选取范围更为广泛，所选文体包括了书、序、跋、题记、杂录等体，其中影响较大的如吴道镕编《广东文征》及许衍董编《广东文征续编》。进入21世纪，相关整理与研究向更深层面发展。2008年开始出版的中山大学中国古文献研究所编《全粤诗》，由秦汉至明代，共收入粤籍诗人2500余人、诗作6万多首、1500余万字，被誉为“全国唯一的地方性诗歌总汇、迄今内容最全的粤诗总志”。[5]同时，对广州单一学者诗文集的整理出版也是重点工作之一，如由欧初、王贵忱主编出版的《屈大均全集》，收录了《翁山易外》《四书补注兼考》《皇明四朝成仁录》《广东新语》等及相关附录，共11种，为进一步深入研究屈大均提供了很好的文献支持；另如由张其凡、孙志章整理出版的《宋丞相崔清献公全录》，以北京大学所藏明嘉靖十三年（1534）《宋丞相崔清献公全录》为底本，参校诸本，比勘《广东文征》《鹤林集》《后村集》等书[6]，是目前崔与之诗文集较好的本子。
另一趋向则是大型丛刻的出现，如广州十三行之怡和行伍崇曜与谭莹刊刻《岭南遗书》，凡59种343卷，又刊《粤十三家集》180卷，以及在清末影响最大的丛刻《粤雅堂丛书》，收书185种1347卷。另一文献大家徐信符经过努力搜访刊版，在精选底本的基础上，再经多次校勘，最终刊印了《广雅丛书》和《学海堂丛书》，亦为广东文献整理校勘一大功臣。值得一提的是，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广东地方出版机构和相关研究机构策划出版了一批广东研究及文献整理的丛书，其中如“广东地方文献丛书”、“岭南丛书”和“岭南文库”，非常有助于推动广州典籍的整理与研究工作。
目前广州文化古籍整理规模最大的，莫过于由广州市委宣传部组织编纂的《广州大典》，是迄今为止收录广州历史文化史料著作最为全面的集成之作，收录了历代广州籍著者近2000位共3506种文献，以经、史、子、集、丛书类之，汇编为541余册，其中《经部》收录文献130种，分为56册；《史部》收录文献1009种，分为197册；《子部》收录文献50
#执行动态# 【郊区：坚持执行不放弃 十二年欠款终执毕】“十二年了，没想到还能拿回钱，太感谢郊区法院帮我拿回欠款了，谢谢法官坚持不懈的执行……”邵某一边高兴地清点着现金，一边感激道。
2010年李某向邵某借款10万元，借款到期后，邵某多次催讨无果，诉至郊区法院。法院依法判决支持了邵某的诉讼请求，但判决生效后，李某一直未履行，2010年12月，邵某申请强制执行，执行法官依法调查了李某的财产并对其采取了冻结银行账户、限制消费令等强制措施，但一直无法联系到李某，也无财产可供执行，案件暂以终结本次执行程序结案。案件终本并不意味着案件的结束，十年里，执行法官一直未停止对被执行人的财产调查，终于在2020年1月，执行法官查到李某的一个银行账户有存款，于是立即对该账户进行冻结。2022年2月17日，李某联系执行法官表示愿意还钱，并主动到法院，现场支付邵某4万元现金，剩余欠款在3月30日前付清并以冻结的银行账户余额为保证。至此，案件执行完毕已成定局，这才有了开头那一幕。
十年间，虽然执行干警换了一批又一批，但不变的是司法为民服务的宗旨，不变的是维护公平正义的神圣使命，执行干警通过坚持不懈地执行，用行动践行着为民办实事、办好事的初心使命。
2010年李某向邵某借款10万元，借款到期后，邵某多次催讨无果，诉至郊区法院。法院依法判决支持了邵某的诉讼请求，但判决生效后，李某一直未履行，2010年12月，邵某申请强制执行，执行法官依法调查了李某的财产并对其采取了冻结银行账户、限制消费令等强制措施，但一直无法联系到李某，也无财产可供执行，案件暂以终结本次执行程序结案。案件终本并不意味着案件的结束，十年里，执行法官一直未停止对被执行人的财产调查，终于在2020年1月，执行法官查到李某的一个银行账户有存款，于是立即对该账户进行冻结。2022年2月17日，李某联系执行法官表示愿意还钱，并主动到法院，现场支付邵某4万元现金，剩余欠款在3月30日前付清并以冻结的银行账户余额为保证。至此，案件执行完毕已成定局，这才有了开头那一幕。
十年间，虽然执行干警换了一批又一批，但不变的是司法为民服务的宗旨，不变的是维护公平正义的神圣使命，执行干警通过坚持不懈地执行，用行动践行着为民办实事、办好事的初心使命。
#历史[超话]#
同治十二年，李兆珍应乡试，中举人，3次考进士均不第。光绪六年大挑，被选送直隶省，以知县候补。先委以天津漕船局委员，办理航运。因办事得力，复以直隶知州候补。至光绪二十年，才实授望都县知县。望都县地处中原九省要冲，赋役繁重。清军入关初年，望都县因抗清甚力，清廷不予免除附加田赋。这种不公平的赋役制度一直沿袭200多年，民众无法承受繁重的赋役，很多人流亡他乡，历任地方官也不敢奏请蠲免。兆珍上任后，决心改变这一不合理状况。他请求布政使陈宝箴代为上奏朝廷，得到陈的支持，于是他俩联名上奏，朝廷准许减五成，且每年由藩库津贴差徭银三千两。百姓闻讯，举县欢庆，并为李兆珍立生祠，时人称之为“李望都”。
同治十二年，李兆珍应乡试，中举人，3次考进士均不第。光绪六年大挑，被选送直隶省，以知县候补。先委以天津漕船局委员，办理航运。因办事得力，复以直隶知州候补。至光绪二十年，才实授望都县知县。望都县地处中原九省要冲，赋役繁重。清军入关初年，望都县因抗清甚力，清廷不予免除附加田赋。这种不公平的赋役制度一直沿袭200多年，民众无法承受繁重的赋役，很多人流亡他乡，历任地方官也不敢奏请蠲免。兆珍上任后，决心改变这一不合理状况。他请求布政使陈宝箴代为上奏朝廷，得到陈的支持，于是他俩联名上奏，朝廷准许减五成，且每年由藩库津贴差徭银三千两。百姓闻讯，举县欢庆，并为李兆珍立生祠，时人称之为“李望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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