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夏银行票据连环案：79张异常汇票1.4亿损失 ,谁之过?
近日，华夏银行南昌分行（以下简称华夏银行）与TCL子公司翰林汇信息产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翰林汇），以及天腾系公司之间的一起连环案件，带出了另一起涉及1.448亿元的银行票据案件。
3月19日，翰林汇向南昌市公安局报案称，华夏银行及工作人员涉嫌违规出具金融票据罪，南昌警方于4月10日立案侦查。7月23日，翰林汇再次向南昌市公安局报案称，犯罪嫌疑人肖珣、李鹏涉嫌票据诈骗罪，犯罪嫌疑人肖珣涉嫌私刻公司印章罪、对非国家工作人员行贿罪，犯罪嫌疑人李鹏涉嫌非国家工作人员受贿罪，但警方未予受理。
南昌市公安局办案警官表示，没有受理，是因为翰林汇报案与此前华夏银行的案件是同一个事件主体，已经立案后，不能再次立案。
那么，在翰林汇多次报案的背后，其与华夏银行以及天腾系公司有着怎样的往来纠纷？
此前，翰林汇、华夏银行与天腾系公司签订了《未来提货权融资业务合作协议书》，约定为解决天腾系公司在履行购销协议过程中存在的资金缺口，由华夏银行在融资授信协议约定的额度内向天腾系公司提供融资，用于弥补其资金缺口，翰林汇根据协议约定按照华夏银行指令直接向天腾系公司进行发货。
翰林汇财务负责人表示，华夏银行向翰林汇发放的银行承兑汇票共计162张，涉及金额10.12亿元，翰林汇实际收到83张银行承兑汇票共计4.72亿元，其中有79张在发放过程中被截留，涉及金额5.40亿元。在借款到期后，天腾系公司未能归还1.448亿元。
华夏银行自2016年起，先后向天腾系旗下4家公司发起了诉讼，要求后者归还借款本金及利息1.8亿元，并将翰林汇一同列为被告，要求翰林汇负连带责任。翰林汇财务负责人表示，华夏银行存在违规发放票据的行为，导致大量银行承兑汇票被他人承兑，银行方面应该对造成的损失负责。
8月1日，记者向华夏银行方面发送了采访函，但截至发稿，尚未收到华夏银行的答复。
三方协议
翰林汇成立于1999年4月28日，注册资本1.326亿元，是一家IT产品销售服务商，系TCL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控股子公司（TCL持股比例为73.69%）。
天腾系公司包括江西省天腾信息产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天腾）、南昌市群房科贸发展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群房）、南昌天眼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天眼）、南昌索克斯信息产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索克斯），经记者多方证实，这4家公司背后的实际控制人均为肖珣和肖山。
公开资料显示，肖珣在香港注册、投资了天腾国际（香港）投资集团有限公司、BINTUO TRADE COMPANY LIMITED等多家公司。
而天腾系公司是翰林汇在江西的代理经销商，双方之间属于贸易往来关系。
2016年9月，华夏银行与天腾动漫科技（江西）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天腾动漫）签订了最高额度为2亿元的最高额融资合同，借款主体包含天腾系4家公司在内的22个主体，其中天腾为5760万元、天眼为4800万元、群房为1960万元、索克斯为1960万元，4家公司一共获得了1.448亿元的融资额度。
此外，天腾系4家公司分别与华夏银行签订了最高额融资合同，所获最高融资额度与上述融资额度的分配情况一样。
翰林汇、华夏银行又和天腾系公司作为甲乙丙三方签订了《未来提货权融资业务合作协议书》（以下简称合作协议），该合作协议显示，丙方向甲方进货存在资金缺口，由乙方按照约定向丙方提供融资，甲方根据乙方指令向丙方发货。
翰林汇与天腾系公司签订了购销合同之后，依据合同金额，天腾系公司向华夏银行提出融资申请，华夏银行在接到申请后，通过审查，再向翰林汇签发银行承兑汇票和发货通知书，翰林汇在收到银行承兑汇票和发货通知书后，向天腾系公司发货。
在合作协议中，翰林汇方面指定的工作人员为李鹏。
79张异常汇票
翰林汇与华夏银行、天腾系公司签订了合作协议后，便开始发生业务往来。
据翰林汇统计，华夏银行南昌分行开出的以“天腾系”为付款人，翰林汇为收款人的银行承兑汇票共计162张。其中，有真实交易属于正常业务的83张，面额合计4.72亿元，另外有79张银行承兑汇票并无真实交易，属于异常汇票，最终被天腾系实际控制人肖珣、肖山通过翰林汇财务人员李鹏截留，面额合计5.40亿元。
翰林汇财务负责人告诉《每日经济新闻》记者，华夏银行发放的银行承兑汇票有两种，一是电子汇票，另一种是纸质汇票。“电子汇票直接进入翰林汇的财务系统，不需要经过中间财务人员之手，而纸质汇票，就需要交由财务经办人员，给了不法分子可乘之机。”
翰林汇方面提供的材料显示，肖珣、肖山所获取的银行承兑汇票全部是通过翰林汇财务人员李鹏个人之手，方式包括邮寄、当面交付等。由于北京和南昌两地相距较远，其中部分票据是由天腾系实际控制人从南昌前往北京，由李鹏交付。也有李鹏亲自到华夏银行南昌分行取出票据，再交给肖珣等人。南昌市公安侦查时发现，李鹏在案发期间多次往返南昌，而在此期间，翰林汇没有李鹏因公出差南昌的报销记录，存在可疑行踪。
目前，李鹏已经被拘押在看守所，对于翰林汇提到李鹏存在可疑行踪等方面的情况，记者无法从李鹏处核实。
翰林汇方面称，华夏银行发出的79张承兑汇票，并没有向翰林汇同时发送发货通知书，翰林汇没有收到这些承兑汇票，也没有向天腾系公司发出相应的货物，天腾系实际控制人涉嫌违法背书转让这些银行承兑汇票。肖珣等人通过这些并无真实交易的汇票，合计兑出5.4亿元，在借款到期时，有1.448亿元资金缺口无法归还。
根据中国人民银行的有关规定以及各商业银行票据管理的相关要求，银行对承兑汇票付款或者贴现有着严格的审核要求，包括查询承兑汇票是否真实有效，并审核承兑汇票上的记载是否齐全、真实，印章是否真实、有效、规范，承兑汇票背书是否连续，背书手续是否完备等。
翰林汇财务负责人表示，在肖珣、肖山假冒翰林汇背书的票据上，票据印鉴与翰林汇在银行的预留印鉴章存在明显不符，假冒翰林汇背书所用印鉴章为翰林汇法定代表人“黄旭斌”，而翰林汇预留印鉴章为翰林汇CFO“蔡建明”。
此外，翰林汇通过倒查发现，肖珣、肖山第一批无真实交易以欺骗手段承兑的票据到期时间，与最后一批华夏银行开出承兑汇票的时间跨度长达7个月。而在此期间，华夏银行开出的以“天腾系”为出票人，翰林汇为收款人的银行承兑汇票合计41张，面额合计2.90亿元。其中，正常交易的有5张，金额合计1506万元，而无实际交易、被骗取的承兑汇票高达36张，金额合计2.75亿元。
连环案件
2016年上半年，华夏银行向南昌市公安局报案，南昌市公安对肖珣等人以“骗取银行承兑汇票罪”立案。并于2019年1月完成补充侦查。目前，西湖区检察院已经向西湖区法院提起公诉，刑事案件开庭时间待定。
翰林汇方面认为，该罪名仅仅涵盖了肖珣、肖山等人利用伪造的购销合同和虚假的增值税专用发票，从华夏银行骗取承兑汇票的行为，并未涵盖肖珣、肖山等人伪造翰林汇公司的财务专用章、人名章、合同专用章、公章，将银行承兑汇票背书转让给第三方套取资金这一“冒用他人汇票”的诈骗犯罪行为。
一位不愿具名的律师表示，如果后面在肖某等人涉嫌的骗取票据承兑案的审理中对有关证据的审查认定，发现足以推翻前面已生效民事判决的证据，当事人可以以此为证据申请再审。
2017年起，华夏银行还针对天腾系4家公司发起了4起民事诉讼，分别将天腾、天眼、群房和索克斯告上法庭，同时将天腾动漫、肖珣、翰林汇一同列为被告，要求承担连带责任。
其中，华夏银行诉群房一案，要求群房归还借款本金1960万元，以及利息275.38万元，合计2235.38万元。同时要求翰林汇对华夏银行履行退款责任。
2018年9月13日，南昌市中院审理判决群房向华夏银行偿还银行承兑汇票本金1960万元和逾期付款利息275.38万元，判决翰林汇对此承担连带清偿责任，江西高院二审判决也显示，翰林汇应承担连带清偿责任。
目前，索克斯案已上诉至江西高院，二审时间待定；江西高院一审受理的天腾、天眼两案，已开庭审理，待判决。
关于华夏银行与翰林汇、天腾系方面的刑事案件和民事案件，是否属于刑民交叉案件，前述律师认为，本案已经启动了6起诉讼，仅有1起民事诉讼已经结案，其他民事诉讼和刑事诉讼还在进行之中。目前所能看到的唯一一份已经生效的裁判文书是【（2017）赣01民初133号】民事判决书，其认定的法律事实为：“华夏银行已依约开具了4张出票人为群房科贸公司、收款人为翰林汇公司的银行承兑汇票，并实际交付给了翰林汇公司，华夏银行已依约履行了向群房科贸公司提供融资的义务，但群房科贸公司却违反约定，未能在汇票到期前交付全部票据款，导致华夏银行垫付票据款1960万元，群房科贸公司构成违约。“
律师表示，由此否认了与肖某涉嫌的骗取票据承兑犯罪属同一法律关系。但是，对“同一事实”的认定，并非是指民事法律规范和刑事法律规范作出规定的要件事实，而应是自然意义上的事实本身。因此，本案是否一定不属于民刑交叉案件，还欠缺证据证明。一旦民事案件中涉及的事实对后面刑事案件的审理、善后处置等有影响，也当属同一事实无疑。
谁的责任
在已经开庭审理并判决的群房、索克斯案中，翰林汇作为连带被告，都输了官司，被判承担连带赔偿责任。翰林汇方面认为，涉及同一事实的刑事案件正在处于侦查未结案阶段，法院尚未判决，且华夏银行为天腾系4家公司办理的银行承兑汇票合规性存在问题，亦应该负相当责任。
翰林汇方面也向江西银保监局进行了反映。2018年12月25日，江西银保监局向翰林汇出具了两个方面的答复意见书。
关于对天腾系公司“是否违法办理无真实贸易背景的银行承兑汇票业务”问题，江西银保监局回复称，经调阅天腾系公司相关业务档案及华夏银行提供的南昌市公安局经侦支队发票核验记录，发现华夏银行为天腾系公司办理的部分银行承兑汇票业务的贸易背景是不真实的。
关于“是否承兑汇票时存在重大过错”问题，江西银保监局回复称，经查，华夏银行在为天腾系公司办理银行承兑汇票业务时存在以下问题：
一是对贸易背景真实性的调查审查不到位。档案资料中未见该行对订购合同、收款确认函、发货通知书收到确认函、增值税发票、定期对账单回执等相关单据资料的真实性进行核验的记录。
二是调查审查工作不实。经调阅授信档案，反映该行信贷人员收集的天腾、天眼采购发票金额与授信调查报告中描述的采购量金额不符，档案中提供的银行流水无账号、户名及银行盖章。
三是贷后管理缺失。2015年11月17日，华夏银行为群房开立4张票面金额合计3920万元的电子银行承兑汇票，经调阅贷后检查记录，反映华夏银行信贷人员未对上述业务开展过贷后检查，而上述业务到期时全部发生逾欠。
四是在票据到期出现偿还困难时仍然继续新增授信。
五是员工见证行为存在不实。
8月2日，江西银保监局向《每日经济新闻》记者表示，江西银保监局收到翰林汇公司反映的信访件后，组成核查组对华夏银行南昌分行办理“天腾系”公司银行承兑汇票业务的合规性进行了认真核查，并向该公司出具了《信访事项答复意见书》，相关违规问题已在《信访事项答复意见书》中予以答复。针对发现的违规问题，江西银保监局已采取了相应监管措施，并责令该分行对相关责任人员进行了问责处理。
近日，华夏银行南昌分行（以下简称华夏银行）与TCL子公司翰林汇信息产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翰林汇），以及天腾系公司之间的一起连环案件，带出了另一起涉及1.448亿元的银行票据案件。
3月19日，翰林汇向南昌市公安局报案称，华夏银行及工作人员涉嫌违规出具金融票据罪，南昌警方于4月10日立案侦查。7月23日，翰林汇再次向南昌市公安局报案称，犯罪嫌疑人肖珣、李鹏涉嫌票据诈骗罪，犯罪嫌疑人肖珣涉嫌私刻公司印章罪、对非国家工作人员行贿罪，犯罪嫌疑人李鹏涉嫌非国家工作人员受贿罪，但警方未予受理。
南昌市公安局办案警官表示，没有受理，是因为翰林汇报案与此前华夏银行的案件是同一个事件主体，已经立案后，不能再次立案。
那么，在翰林汇多次报案的背后，其与华夏银行以及天腾系公司有着怎样的往来纠纷？
此前，翰林汇、华夏银行与天腾系公司签订了《未来提货权融资业务合作协议书》，约定为解决天腾系公司在履行购销协议过程中存在的资金缺口，由华夏银行在融资授信协议约定的额度内向天腾系公司提供融资，用于弥补其资金缺口，翰林汇根据协议约定按照华夏银行指令直接向天腾系公司进行发货。
翰林汇财务负责人表示，华夏银行向翰林汇发放的银行承兑汇票共计162张，涉及金额10.12亿元，翰林汇实际收到83张银行承兑汇票共计4.72亿元，其中有79张在发放过程中被截留，涉及金额5.40亿元。在借款到期后，天腾系公司未能归还1.448亿元。
华夏银行自2016年起，先后向天腾系旗下4家公司发起了诉讼，要求后者归还借款本金及利息1.8亿元，并将翰林汇一同列为被告，要求翰林汇负连带责任。翰林汇财务负责人表示，华夏银行存在违规发放票据的行为，导致大量银行承兑汇票被他人承兑，银行方面应该对造成的损失负责。
8月1日，记者向华夏银行方面发送了采访函，但截至发稿，尚未收到华夏银行的答复。
三方协议
翰林汇成立于1999年4月28日，注册资本1.326亿元，是一家IT产品销售服务商，系TCL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控股子公司（TCL持股比例为73.69%）。
天腾系公司包括江西省天腾信息产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天腾）、南昌市群房科贸发展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群房）、南昌天眼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天眼）、南昌索克斯信息产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索克斯），经记者多方证实，这4家公司背后的实际控制人均为肖珣和肖山。
公开资料显示，肖珣在香港注册、投资了天腾国际（香港）投资集团有限公司、BINTUO TRADE COMPANY LIMITED等多家公司。
而天腾系公司是翰林汇在江西的代理经销商，双方之间属于贸易往来关系。
2016年9月，华夏银行与天腾动漫科技（江西）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天腾动漫）签订了最高额度为2亿元的最高额融资合同，借款主体包含天腾系4家公司在内的22个主体，其中天腾为5760万元、天眼为4800万元、群房为1960万元、索克斯为1960万元，4家公司一共获得了1.448亿元的融资额度。
此外，天腾系4家公司分别与华夏银行签订了最高额融资合同，所获最高融资额度与上述融资额度的分配情况一样。
翰林汇、华夏银行又和天腾系公司作为甲乙丙三方签订了《未来提货权融资业务合作协议书》（以下简称合作协议），该合作协议显示，丙方向甲方进货存在资金缺口，由乙方按照约定向丙方提供融资，甲方根据乙方指令向丙方发货。
翰林汇与天腾系公司签订了购销合同之后，依据合同金额，天腾系公司向华夏银行提出融资申请，华夏银行在接到申请后，通过审查，再向翰林汇签发银行承兑汇票和发货通知书，翰林汇在收到银行承兑汇票和发货通知书后，向天腾系公司发货。
在合作协议中，翰林汇方面指定的工作人员为李鹏。
79张异常汇票
翰林汇与华夏银行、天腾系公司签订了合作协议后，便开始发生业务往来。
据翰林汇统计，华夏银行南昌分行开出的以“天腾系”为付款人，翰林汇为收款人的银行承兑汇票共计162张。其中，有真实交易属于正常业务的83张，面额合计4.72亿元，另外有79张银行承兑汇票并无真实交易，属于异常汇票，最终被天腾系实际控制人肖珣、肖山通过翰林汇财务人员李鹏截留，面额合计5.40亿元。
翰林汇财务负责人告诉《每日经济新闻》记者，华夏银行发放的银行承兑汇票有两种，一是电子汇票，另一种是纸质汇票。“电子汇票直接进入翰林汇的财务系统，不需要经过中间财务人员之手，而纸质汇票，就需要交由财务经办人员，给了不法分子可乘之机。”
翰林汇方面提供的材料显示，肖珣、肖山所获取的银行承兑汇票全部是通过翰林汇财务人员李鹏个人之手，方式包括邮寄、当面交付等。由于北京和南昌两地相距较远，其中部分票据是由天腾系实际控制人从南昌前往北京，由李鹏交付。也有李鹏亲自到华夏银行南昌分行取出票据，再交给肖珣等人。南昌市公安侦查时发现，李鹏在案发期间多次往返南昌，而在此期间，翰林汇没有李鹏因公出差南昌的报销记录，存在可疑行踪。
目前，李鹏已经被拘押在看守所，对于翰林汇提到李鹏存在可疑行踪等方面的情况，记者无法从李鹏处核实。
翰林汇方面称，华夏银行发出的79张承兑汇票，并没有向翰林汇同时发送发货通知书，翰林汇没有收到这些承兑汇票，也没有向天腾系公司发出相应的货物，天腾系实际控制人涉嫌违法背书转让这些银行承兑汇票。肖珣等人通过这些并无真实交易的汇票，合计兑出5.4亿元，在借款到期时，有1.448亿元资金缺口无法归还。
根据中国人民银行的有关规定以及各商业银行票据管理的相关要求，银行对承兑汇票付款或者贴现有着严格的审核要求，包括查询承兑汇票是否真实有效，并审核承兑汇票上的记载是否齐全、真实，印章是否真实、有效、规范，承兑汇票背书是否连续，背书手续是否完备等。
翰林汇财务负责人表示，在肖珣、肖山假冒翰林汇背书的票据上，票据印鉴与翰林汇在银行的预留印鉴章存在明显不符，假冒翰林汇背书所用印鉴章为翰林汇法定代表人“黄旭斌”，而翰林汇预留印鉴章为翰林汇CFO“蔡建明”。
此外，翰林汇通过倒查发现，肖珣、肖山第一批无真实交易以欺骗手段承兑的票据到期时间，与最后一批华夏银行开出承兑汇票的时间跨度长达7个月。而在此期间，华夏银行开出的以“天腾系”为出票人，翰林汇为收款人的银行承兑汇票合计41张，面额合计2.90亿元。其中，正常交易的有5张，金额合计1506万元，而无实际交易、被骗取的承兑汇票高达36张，金额合计2.75亿元。
连环案件
2016年上半年，华夏银行向南昌市公安局报案，南昌市公安对肖珣等人以“骗取银行承兑汇票罪”立案。并于2019年1月完成补充侦查。目前，西湖区检察院已经向西湖区法院提起公诉，刑事案件开庭时间待定。
翰林汇方面认为，该罪名仅仅涵盖了肖珣、肖山等人利用伪造的购销合同和虚假的增值税专用发票，从华夏银行骗取承兑汇票的行为，并未涵盖肖珣、肖山等人伪造翰林汇公司的财务专用章、人名章、合同专用章、公章，将银行承兑汇票背书转让给第三方套取资金这一“冒用他人汇票”的诈骗犯罪行为。
一位不愿具名的律师表示，如果后面在肖某等人涉嫌的骗取票据承兑案的审理中对有关证据的审查认定，发现足以推翻前面已生效民事判决的证据，当事人可以以此为证据申请再审。
2017年起，华夏银行还针对天腾系4家公司发起了4起民事诉讼，分别将天腾、天眼、群房和索克斯告上法庭，同时将天腾动漫、肖珣、翰林汇一同列为被告，要求承担连带责任。
其中，华夏银行诉群房一案，要求群房归还借款本金1960万元，以及利息275.38万元，合计2235.38万元。同时要求翰林汇对华夏银行履行退款责任。
2018年9月13日，南昌市中院审理判决群房向华夏银行偿还银行承兑汇票本金1960万元和逾期付款利息275.38万元，判决翰林汇对此承担连带清偿责任，江西高院二审判决也显示，翰林汇应承担连带清偿责任。
目前，索克斯案已上诉至江西高院，二审时间待定；江西高院一审受理的天腾、天眼两案，已开庭审理，待判决。
关于华夏银行与翰林汇、天腾系方面的刑事案件和民事案件，是否属于刑民交叉案件，前述律师认为，本案已经启动了6起诉讼，仅有1起民事诉讼已经结案，其他民事诉讼和刑事诉讼还在进行之中。目前所能看到的唯一一份已经生效的裁判文书是【（2017）赣01民初133号】民事判决书，其认定的法律事实为：“华夏银行已依约开具了4张出票人为群房科贸公司、收款人为翰林汇公司的银行承兑汇票，并实际交付给了翰林汇公司，华夏银行已依约履行了向群房科贸公司提供融资的义务，但群房科贸公司却违反约定，未能在汇票到期前交付全部票据款，导致华夏银行垫付票据款1960万元，群房科贸公司构成违约。“
律师表示，由此否认了与肖某涉嫌的骗取票据承兑犯罪属同一法律关系。但是，对“同一事实”的认定，并非是指民事法律规范和刑事法律规范作出规定的要件事实，而应是自然意义上的事实本身。因此，本案是否一定不属于民刑交叉案件，还欠缺证据证明。一旦民事案件中涉及的事实对后面刑事案件的审理、善后处置等有影响，也当属同一事实无疑。
谁的责任
在已经开庭审理并判决的群房、索克斯案中，翰林汇作为连带被告，都输了官司，被判承担连带赔偿责任。翰林汇方面认为，涉及同一事实的刑事案件正在处于侦查未结案阶段，法院尚未判决，且华夏银行为天腾系4家公司办理的银行承兑汇票合规性存在问题，亦应该负相当责任。
翰林汇方面也向江西银保监局进行了反映。2018年12月25日，江西银保监局向翰林汇出具了两个方面的答复意见书。
关于对天腾系公司“是否违法办理无真实贸易背景的银行承兑汇票业务”问题，江西银保监局回复称，经调阅天腾系公司相关业务档案及华夏银行提供的南昌市公安局经侦支队发票核验记录，发现华夏银行为天腾系公司办理的部分银行承兑汇票业务的贸易背景是不真实的。
关于“是否承兑汇票时存在重大过错”问题，江西银保监局回复称，经查，华夏银行在为天腾系公司办理银行承兑汇票业务时存在以下问题：
一是对贸易背景真实性的调查审查不到位。档案资料中未见该行对订购合同、收款确认函、发货通知书收到确认函、增值税发票、定期对账单回执等相关单据资料的真实性进行核验的记录。
二是调查审查工作不实。经调阅授信档案，反映该行信贷人员收集的天腾、天眼采购发票金额与授信调查报告中描述的采购量金额不符，档案中提供的银行流水无账号、户名及银行盖章。
三是贷后管理缺失。2015年11月17日，华夏银行为群房开立4张票面金额合计3920万元的电子银行承兑汇票，经调阅贷后检查记录，反映华夏银行信贷人员未对上述业务开展过贷后检查，而上述业务到期时全部发生逾欠。
四是在票据到期出现偿还困难时仍然继续新增授信。
五是员工见证行为存在不实。
8月2日，江西银保监局向《每日经济新闻》记者表示，江西银保监局收到翰林汇公司反映的信访件后，组成核查组对华夏银行南昌分行办理“天腾系”公司银行承兑汇票业务的合规性进行了认真核查，并向该公司出具了《信访事项答复意见书》，相关违规问题已在《信访事项答复意见书》中予以答复。针对发现的违规问题，江西银保监局已采取了相应监管措施，并责令该分行对相关责任人员进行了问责处理。
【各地陆续建立数据库 性侵未成年人者将被禁止从业】
近日，北京红黄蓝幼儿园幼师虐童事件尘埃落定。北京市第三中级人民法院对此案作出二审宣判，裁定维持原判。刘某因犯虐待被看护人罪获刑1年6个月，并被责令5年内禁止从事未成年人看护教育工作。
近年来，侵害未成年人违法犯罪引起全社会关注。
不久前，广州市人民检察院上线运行“侵害未成年人违法犯罪信息库”系统。据介绍，这个信息库与教育局等职能部门对接，在与儿童成长相关的特殊行业或岗位的人员入职程序上，建立犯罪记录强制查询机制，帮助相关单位提高人员入职审查、品行评估的准确性和有效性，将有侵害未成年人前科人员挡在门外。
强制惩罚难阻犯罪
预防性侵迫在眉睫
最高人民检察院发布的《2018—2022年检察改革工作规划》提出，“建立健全性侵害未成年人违法犯罪信息库和入职查询制度”。
数据显示，2018年以来，全国检察机关共批准逮捕侵害未成年人犯罪5.42万人，起诉6.76万人。
中国政法大学教授阮齐林认为，关于未成年人性侵问题，刑法中的罪名主要有强奸、猥亵儿童两个罪名，治安管理处罚法中也有关于性侵的具体内容。类似信息库的形成和上线很有必要，也具有推广意义。刑罚的目的主要有两个，惩罚和教育改造，使公众对法律产生敬畏心理，最终达到减少犯罪和消灭犯罪的目的。
关于为何要加强预防未成年人性侵行为的发生？阮齐林对记者分析，首先，性侵未成年人犯罪具有瘾癖性和生物性，通过强制惩罚、改造和隔离难以从根本上避免，此类犯罪者回归社会后容易再犯；其次，未成年人作为被害群体，比较脆弱，自我保护能力差。“广州市上线的信息库在一定程度上起到了监督和防范的作用。”
另据了解，上海市检察机关联合16家单位建立了全国首个省级涉性侵害违法犯罪人员信息库和入职查询制度，以防止有性侵害未成年人违法犯罪前科人员从事与未成年人密切接触的行业。
中国政法大学教授皮艺军认为，建立类似信息库，很重要的一点是从法律层面进行清楚地界定。
“目前，针对儿童的性侵行为，主要是强奸和强制猥亵。比如在有的国家，传播儿童色情照片也属于性侵。此外，在受害人界定上，我国对性侵对象的界定一般认为是男性对女性实施性侵行为，忽视了有一些性侵行为是针对男性，因此男童也可能是受害人。如果界定不清楚，信息库在具体运营过程中就可能遇到一些问题。”皮艺军说。
“对不满18周岁的未成年人进行的强奸、猥亵行为都可以纳入这个信息库范围内。”阮齐林说。
小范围公开信息库
合理保障相关权益
据了解，广州市人民检察院上线运行的侵害未成年人违法犯罪信息库，目前已收录了广州近3年所有性侵害未成年人和拐卖、拐骗儿童案件，共计400多条信息。
皮艺军认为，信息库上线，其实是在性侵未成年人犯罪前科人员释放出来以后，对他们的就业单位和岗位进行限制。需要明确的是，具体哪些行业和岗位不适合这些有犯罪前科的人员，如学校保安、医院保安等。除了就业限制之外，有些国家的经验是当性侵未成年人犯罪前科人员回到社区后，社区管理者加强对其监督。此外，对性侵未成年人犯罪前科人员的就业动向也应该及时跟踪。总而言之，对侵害未成年人违法犯罪行为的打击应该严厉、彻底，对相关人员的监督和审查也不必局限于工作单位，还应该关注其在社区生活中的各种动向。
“类似上线侵害未成年人违法犯罪信息库的做法，在成熟以后可以考虑在全国范围内推广，其他地方不必过于急进跟风。”皮艺军说。
据了解，除了广州之外，浙江慈溪、江苏淮安等地检察机关也建立了类似信息登记数据库及从业禁止制度。湖北省人民检察院联合教育、公安等部门出台省级侵害未成年人权益案件强制报告制度。
对于是否需要建立全国性的相关信息库，阮齐林认为，事物发展都有一个过程，信息来源决定了信息库的覆盖范围。要建立全国性的信息库就需要得到全国的资料，从目前的情况来看，还是应该由各地来处理当地的事务。
“关于信息库的公开问题，也需要考虑到犯罪人本身权益的保护，不应对其参与其他社会工作、正常社会生活产生影响，因为如果社会对违法犯罪者过分排斥，也可能会产生其他不良效果。所以总体上类似信息库只能在小范围内进行公开，例如在幼儿园、学校、医院等单位加强防范，在社区生活中也要适当加以防范等。”阮齐林说。
皮艺军认为，广州市上线的这个信息库目前只能针对当地，但对其他省市地区具有借鉴作用。广州市有相当数量的流动人口，性侵未成年人犯罪前科人员释放后，有的由于没有当地户籍，可能会离开广州，这样就很难再被纳入监管范围内，这也是需要解决的问题。
“关于在全国范围内建立侵害未成年人违法犯罪信息库的问题，一方面需要对这些违法犯罪人员进行限制，但另一方面也不能对其过度歧视，在符合条件的情况下，尽可能解决他们的就业问题，不能完全否定。”皮艺军说。
硬性规定入职审查
有效降低性侵风险
对于入职前查询的人员范围，广州市人民检察院有关负责人称，包括以下几类：一是学校、幼儿园拟招录的校长、教师、职工和临时聘用人员；二是校外培训机构向教育部门申请注册登记的法定代理人、管理人员、教师和职员；三是教育部门认为需要查询的其他工作人员。
皮艺军认为，应该建立性侵未成年人犯罪前科人员与执法机关之间的联系，确立监控和跟踪渠道。此外还可以建立定期汇报制度，性侵未成年人犯罪前科人员在回到当地之后要进行备案，不断强化当地政府和就业单位的监督。如果这方面能够形成地方性法规，相关行业在入职时就会有硬性规定，要进行身份的认定，确认没有侵害未成年人犯罪前科才予以录用。
“入职审查机制具有预防犯罪的意义，在与未成年人相关的养育、教育机构中降低出现性侵未成年人行为的风险。此外，家长和学校还应该重视儿童性保护教育的问题。”阮齐林说。
皮艺军认为，要贯彻落实好已有的法律法规，将社会监督和防范机制构建好。学校和家庭都应该加强对儿童的性保护教育，家长本身应该解放思想、权衡利弊，让孩子认识到哪些属于性侵行为。
对于未成年人之间的侵害行为，阮齐林认为，法律主要有两个解决途径：惩罚和教育改造。目前，我国对未成年人的法律保护比较全面，设有专门的未成年人法庭、未成年人检察工作部门等。一般来说，对未成年人性侵行为的判处相对成人较为宽松。（消息来源：法制日报）
近日，北京红黄蓝幼儿园幼师虐童事件尘埃落定。北京市第三中级人民法院对此案作出二审宣判，裁定维持原判。刘某因犯虐待被看护人罪获刑1年6个月，并被责令5年内禁止从事未成年人看护教育工作。
近年来，侵害未成年人违法犯罪引起全社会关注。
不久前，广州市人民检察院上线运行“侵害未成年人违法犯罪信息库”系统。据介绍，这个信息库与教育局等职能部门对接，在与儿童成长相关的特殊行业或岗位的人员入职程序上，建立犯罪记录强制查询机制，帮助相关单位提高人员入职审查、品行评估的准确性和有效性，将有侵害未成年人前科人员挡在门外。
强制惩罚难阻犯罪
预防性侵迫在眉睫
最高人民检察院发布的《2018—2022年检察改革工作规划》提出，“建立健全性侵害未成年人违法犯罪信息库和入职查询制度”。
数据显示，2018年以来，全国检察机关共批准逮捕侵害未成年人犯罪5.42万人，起诉6.76万人。
中国政法大学教授阮齐林认为，关于未成年人性侵问题，刑法中的罪名主要有强奸、猥亵儿童两个罪名，治安管理处罚法中也有关于性侵的具体内容。类似信息库的形成和上线很有必要，也具有推广意义。刑罚的目的主要有两个，惩罚和教育改造，使公众对法律产生敬畏心理，最终达到减少犯罪和消灭犯罪的目的。
关于为何要加强预防未成年人性侵行为的发生？阮齐林对记者分析，首先，性侵未成年人犯罪具有瘾癖性和生物性，通过强制惩罚、改造和隔离难以从根本上避免，此类犯罪者回归社会后容易再犯；其次，未成年人作为被害群体，比较脆弱，自我保护能力差。“广州市上线的信息库在一定程度上起到了监督和防范的作用。”
另据了解，上海市检察机关联合16家单位建立了全国首个省级涉性侵害违法犯罪人员信息库和入职查询制度，以防止有性侵害未成年人违法犯罪前科人员从事与未成年人密切接触的行业。
中国政法大学教授皮艺军认为，建立类似信息库，很重要的一点是从法律层面进行清楚地界定。
“目前，针对儿童的性侵行为，主要是强奸和强制猥亵。比如在有的国家，传播儿童色情照片也属于性侵。此外，在受害人界定上，我国对性侵对象的界定一般认为是男性对女性实施性侵行为，忽视了有一些性侵行为是针对男性，因此男童也可能是受害人。如果界定不清楚，信息库在具体运营过程中就可能遇到一些问题。”皮艺军说。
“对不满18周岁的未成年人进行的强奸、猥亵行为都可以纳入这个信息库范围内。”阮齐林说。
小范围公开信息库
合理保障相关权益
据了解，广州市人民检察院上线运行的侵害未成年人违法犯罪信息库，目前已收录了广州近3年所有性侵害未成年人和拐卖、拐骗儿童案件，共计400多条信息。
皮艺军认为，信息库上线，其实是在性侵未成年人犯罪前科人员释放出来以后，对他们的就业单位和岗位进行限制。需要明确的是，具体哪些行业和岗位不适合这些有犯罪前科的人员，如学校保安、医院保安等。除了就业限制之外，有些国家的经验是当性侵未成年人犯罪前科人员回到社区后，社区管理者加强对其监督。此外，对性侵未成年人犯罪前科人员的就业动向也应该及时跟踪。总而言之，对侵害未成年人违法犯罪行为的打击应该严厉、彻底，对相关人员的监督和审查也不必局限于工作单位，还应该关注其在社区生活中的各种动向。
“类似上线侵害未成年人违法犯罪信息库的做法，在成熟以后可以考虑在全国范围内推广，其他地方不必过于急进跟风。”皮艺军说。
据了解，除了广州之外，浙江慈溪、江苏淮安等地检察机关也建立了类似信息登记数据库及从业禁止制度。湖北省人民检察院联合教育、公安等部门出台省级侵害未成年人权益案件强制报告制度。
对于是否需要建立全国性的相关信息库，阮齐林认为，事物发展都有一个过程，信息来源决定了信息库的覆盖范围。要建立全国性的信息库就需要得到全国的资料，从目前的情况来看，还是应该由各地来处理当地的事务。
“关于信息库的公开问题，也需要考虑到犯罪人本身权益的保护，不应对其参与其他社会工作、正常社会生活产生影响，因为如果社会对违法犯罪者过分排斥，也可能会产生其他不良效果。所以总体上类似信息库只能在小范围内进行公开，例如在幼儿园、学校、医院等单位加强防范，在社区生活中也要适当加以防范等。”阮齐林说。
皮艺军认为，广州市上线的这个信息库目前只能针对当地，但对其他省市地区具有借鉴作用。广州市有相当数量的流动人口，性侵未成年人犯罪前科人员释放后，有的由于没有当地户籍，可能会离开广州，这样就很难再被纳入监管范围内，这也是需要解决的问题。
“关于在全国范围内建立侵害未成年人违法犯罪信息库的问题，一方面需要对这些违法犯罪人员进行限制，但另一方面也不能对其过度歧视，在符合条件的情况下，尽可能解决他们的就业问题，不能完全否定。”皮艺军说。
硬性规定入职审查
有效降低性侵风险
对于入职前查询的人员范围，广州市人民检察院有关负责人称，包括以下几类：一是学校、幼儿园拟招录的校长、教师、职工和临时聘用人员；二是校外培训机构向教育部门申请注册登记的法定代理人、管理人员、教师和职员；三是教育部门认为需要查询的其他工作人员。
皮艺军认为，应该建立性侵未成年人犯罪前科人员与执法机关之间的联系，确立监控和跟踪渠道。此外还可以建立定期汇报制度，性侵未成年人犯罪前科人员在回到当地之后要进行备案，不断强化当地政府和就业单位的监督。如果这方面能够形成地方性法规，相关行业在入职时就会有硬性规定，要进行身份的认定，确认没有侵害未成年人犯罪前科才予以录用。
“入职审查机制具有预防犯罪的意义，在与未成年人相关的养育、教育机构中降低出现性侵未成年人行为的风险。此外，家长和学校还应该重视儿童性保护教育的问题。”阮齐林说。
皮艺军认为，要贯彻落实好已有的法律法规，将社会监督和防范机制构建好。学校和家庭都应该加强对儿童的性保护教育，家长本身应该解放思想、权衡利弊，让孩子认识到哪些属于性侵行为。
对于未成年人之间的侵害行为，阮齐林认为，法律主要有两个解决途径：惩罚和教育改造。目前，我国对未成年人的法律保护比较全面，设有专门的未成年人法庭、未成年人检察工作部门等。一般来说，对未成年人性侵行为的判处相对成人较为宽松。（消息来源：法制日报）
“全村的希望”，这是一个热血满满的土味说法。
从全村的希望到市场红、人民小酒经历了什么？
01
步履维艰：这瓶寄托全村希望的酒不容易
人民小酒为何被称为“全村的希望”？这得从它的出身说起。
人民小酒出自贵州岩博酒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岩博酒业），而岩博酒业的前身，其实是盘州市淤泥乡岩博村的私人酿酒小作坊。据余留芬回忆：2000年以前，酿酒是岩博村的零散产业，各家处于自产自销的状态；到2001年时，岩博村收购作坊为集体所有，更名岩博小锅酒厂，产量小，没品牌。
此后十多年，于白酒市场而言，小锅酒厂就这么毫无存在感的存在着，而这样的状况，自然不能令余留芬满意。为了扩大发展，她开始着手于去移两座大山——“生产许可证”和“资金”。
由于2001年以后国家不再办理新的白酒生产许可证，证件问题成了让余留芬费心思的头等大事。好在事情很快迎来了转机，2012年，国发2号文件中对贵州的办证事项有相关政策倾斜，2013年出台的后续文件则指出：达到相应产能便可办理证件。
要想办理证件，必须先扩大产能，而扩大产能，则需要资金投入。2013年，余留芬带领岩博村160多户村民，通过土地、资金、技术等多种方式进行投资入股，并注册成立盘县岩博酒业有限公司。“把所有的方式都用上了，集中来办这个酒厂。但就算这样，也还差得远。”余留芬这样描述当时的情况。
山重水复疑无路，柳暗花明又一村。2014年7月15日，在省委的支持与协调下，贵州盘江精煤股份有限公司、贵州盘兴能源开发投资有限公司分别投资2000万元和500万元对盘县岩博酒业有限公司进行重组，并于2015年11月将公司名称正式变更为贵州岩博酒业有限公司。同年，为更好的带动周边村发展，经上级党组织同意，把鱼纳村和苏座村两个贫困村纳入岩博联村党委共同发展，建立“强村带弱村”的机制，并成功争取到政府的精准扶贫“特惠贷”资金1500万元，帮助联村1012户，3450人入股岩博酒业，成为酒业股东。
岩博酒业，凝聚了全村的心血，不是一个村，是三个村。
产能扩大了，生产许可证下来了，但困难却刚刚开始。“虽然进行了重组，但我们的周转资金仍然经常断裂。”余留芬说，为了弥补资金链的断裂，她用尽了能想到的各种办法，包括向朋友借钱、向银行贷款甚至是借高利贷。“那时候从来没有想过有一天会好起来，也不敢去想到底能不能好起来。只有一个意念在支撑我：没事，你一定要走下去！没有回头路，没有退路，如果我这一代做不好，就让下一代继续走，继续做。”对于当时的心境，余留芬这样描述。
岩博酒业在困境中挣扎前行，基于“从人民中来，到人民中去”的理念，在2017年推出了新品“人民小酒”。据岩博酒业前总经理姜杰回忆，他们在2017年3、4月份决定，把人民小酒作为主品牌进行推广。恰逢当年6月盘州撤县建市，于是便在7月推出了“人民小酒”经典版，作为盘州撤县建市纪念酒，并以99元的价格发行了10000瓶，销售费用全部作为千企帮村的扶贫费用。
至此，承载着全村希望的人民小酒正式诞生。
02
幸运天降：一夜之间成“网红”
人民小酒借盘县建市的契机上市后，虽在当地有了一定基础，但品牌影响力还是很小，因此发展并不顺遂，最突出的就是招商困难。
“那个阶段，没有全国性媒体的传播、没有广告、没有团队，我们条件不好，招商很受局限。在2017年10月份之前，我们只有不足十个小经销商。”余留芬如此介绍当时的情况。
步履维艰至此，任谁也看不出人民小酒的美好前景。然而十九大期间，一个谁也预料不到的幸运砸在了人民小酒头上。那是一段在白酒业内耳熟能详的传奇对话——
“你的叫什么酒？”
“岩博酒。”
“白酒？多少度？价格怎么样？”
“对，白酒。我们的价格就是老百姓喝的，定位是‘人民小酒’。”
“我是问价格多少？”
“我们只卖99元。”
“99元也不便宜了。不在于贵，太贵的酒反而不一定卖得好。”
“谢谢指导，我们一定按您的指示去做。”
“这是市场问题，要按市场来。不能我一说你就按30卖了。”
一夜之间，人民小酒成了行业的“网红”。
“当时，余书记还没回酒厂。接下来的一周里，我就接待了100多家来自全国各地的经销商，光是合作的保证金我们就收了4000多万。而之后的两个月里，我们的经销商从8个变成了120多个。”人民小酒相关工作人员回忆道。
说到这里，不得不提一下那些“世界有名”的山寨者：一下子成了“网红”的人民小酒，在受到关注与追捧的同时，自己都还没搞清楚状况呢，假冒伪劣产品已闻风而至。
余留芬在谈到假冒伪劣产品时，表示没有很好的办法进行处理：“省工商局也帮我们做了很多违法产品的处理，但不仅没有治到他们，他们反而通过很多手段反告工商局。”
愤怒，但无奈。
03
抓住机遇：踏实转型“市场红”
众所周知，网红产品是出了名的“来也匆匆，去也匆匆”。余留芬看到了火热背后的危机，于是提出：要把人民小酒从“网红”变成“市场红”。
要想从网红变为市场红，品质是第一道关卡。说到人民小酒的品质，余留芬信心十足。她表示，在人民小酒走红之前，企业便提出了“酒质就是生命，酒品就是人品”的理念。并且聘请了国酒大师季克良任公司总顾问、省轻工院研究室主任黄永光博士亲自担任技术总工，为其品质进行背书。
而要将产品的优质品质传达给消费者，这又是另一道关卡。余留芬表示，人民小酒没有采取广告宣传的策略，而是借助经销商的力量，在全国各地举办品鉴会，通过这种实在而稳健的“笨办法”去赢得消费者的认可。据了解，2018年，人民小酒举办了5000多场品鉴会，而2019年，预计会突破10000场。
口碑树立后，便需要有丰富的产品去支撑消费者的多元化需求。2018年，人民小酒在继经典版之后顺势推出幸福版、丰年版、宏图版三大系列产品，完善了产品矩阵。其中，人民小酒宏图作为主推核心产品之一，上市后全年销售占比超20%，这也意味着人民小酒正逐步摆脱 “小酒困局”，在次高端及商务消费区间完成布局。
同时，在渠道与终端方面，岩博酒业通过聘请行业专家、成立北京销售公司等方式将岩博团队推向全国，以聚焦而精准的开发细则形成集餐饮、零售终端、中间商、名烟酒店、商超、团购渠道、特通为一体的立体多维化网络建设模式；并在不同市场打造不同数量的千万级优质合作伙伴及专营店，未来着力布局广东、北京、湖南、深圳、江苏、河南、山东等重点市场。
虽然“市场红”的打造还在进行当中，但其成效却已显现：岩博酒业在“2019年岩博酒业经销商年会”上透露，其销售额在2017年为2157万元，而2018年则提升到了3亿元，业绩暴增近15倍，并提出了在2020年完成10亿的目标。据悉，目前岩博酒业的上市筹备工作正处于辅导期，已与中泰证券签订了拟IPO项目，正在落实新三板上市工作。
从全村的希望到市场红、人民小酒经历了什么？
01
步履维艰：这瓶寄托全村希望的酒不容易
人民小酒为何被称为“全村的希望”？这得从它的出身说起。
人民小酒出自贵州岩博酒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岩博酒业），而岩博酒业的前身，其实是盘州市淤泥乡岩博村的私人酿酒小作坊。据余留芬回忆：2000年以前，酿酒是岩博村的零散产业，各家处于自产自销的状态；到2001年时，岩博村收购作坊为集体所有，更名岩博小锅酒厂，产量小，没品牌。
此后十多年，于白酒市场而言，小锅酒厂就这么毫无存在感的存在着，而这样的状况，自然不能令余留芬满意。为了扩大发展，她开始着手于去移两座大山——“生产许可证”和“资金”。
由于2001年以后国家不再办理新的白酒生产许可证，证件问题成了让余留芬费心思的头等大事。好在事情很快迎来了转机，2012年，国发2号文件中对贵州的办证事项有相关政策倾斜，2013年出台的后续文件则指出：达到相应产能便可办理证件。
要想办理证件，必须先扩大产能，而扩大产能，则需要资金投入。2013年，余留芬带领岩博村160多户村民，通过土地、资金、技术等多种方式进行投资入股，并注册成立盘县岩博酒业有限公司。“把所有的方式都用上了，集中来办这个酒厂。但就算这样，也还差得远。”余留芬这样描述当时的情况。
山重水复疑无路，柳暗花明又一村。2014年7月15日，在省委的支持与协调下，贵州盘江精煤股份有限公司、贵州盘兴能源开发投资有限公司分别投资2000万元和500万元对盘县岩博酒业有限公司进行重组，并于2015年11月将公司名称正式变更为贵州岩博酒业有限公司。同年，为更好的带动周边村发展，经上级党组织同意，把鱼纳村和苏座村两个贫困村纳入岩博联村党委共同发展，建立“强村带弱村”的机制，并成功争取到政府的精准扶贫“特惠贷”资金1500万元，帮助联村1012户，3450人入股岩博酒业，成为酒业股东。
岩博酒业，凝聚了全村的心血，不是一个村，是三个村。
产能扩大了，生产许可证下来了，但困难却刚刚开始。“虽然进行了重组，但我们的周转资金仍然经常断裂。”余留芬说，为了弥补资金链的断裂，她用尽了能想到的各种办法，包括向朋友借钱、向银行贷款甚至是借高利贷。“那时候从来没有想过有一天会好起来，也不敢去想到底能不能好起来。只有一个意念在支撑我：没事，你一定要走下去！没有回头路，没有退路，如果我这一代做不好，就让下一代继续走，继续做。”对于当时的心境，余留芬这样描述。
岩博酒业在困境中挣扎前行，基于“从人民中来，到人民中去”的理念，在2017年推出了新品“人民小酒”。据岩博酒业前总经理姜杰回忆，他们在2017年3、4月份决定，把人民小酒作为主品牌进行推广。恰逢当年6月盘州撤县建市，于是便在7月推出了“人民小酒”经典版，作为盘州撤县建市纪念酒，并以99元的价格发行了10000瓶，销售费用全部作为千企帮村的扶贫费用。
至此，承载着全村希望的人民小酒正式诞生。
02
幸运天降：一夜之间成“网红”
人民小酒借盘县建市的契机上市后，虽在当地有了一定基础，但品牌影响力还是很小，因此发展并不顺遂，最突出的就是招商困难。
“那个阶段，没有全国性媒体的传播、没有广告、没有团队，我们条件不好，招商很受局限。在2017年10月份之前，我们只有不足十个小经销商。”余留芬如此介绍当时的情况。
步履维艰至此，任谁也看不出人民小酒的美好前景。然而十九大期间，一个谁也预料不到的幸运砸在了人民小酒头上。那是一段在白酒业内耳熟能详的传奇对话——
“你的叫什么酒？”
“岩博酒。”
“白酒？多少度？价格怎么样？”
“对，白酒。我们的价格就是老百姓喝的，定位是‘人民小酒’。”
“我是问价格多少？”
“我们只卖99元。”
“99元也不便宜了。不在于贵，太贵的酒反而不一定卖得好。”
“谢谢指导，我们一定按您的指示去做。”
“这是市场问题，要按市场来。不能我一说你就按30卖了。”
一夜之间，人民小酒成了行业的“网红”。
“当时，余书记还没回酒厂。接下来的一周里，我就接待了100多家来自全国各地的经销商，光是合作的保证金我们就收了4000多万。而之后的两个月里，我们的经销商从8个变成了120多个。”人民小酒相关工作人员回忆道。
说到这里，不得不提一下那些“世界有名”的山寨者：一下子成了“网红”的人民小酒，在受到关注与追捧的同时，自己都还没搞清楚状况呢，假冒伪劣产品已闻风而至。
余留芬在谈到假冒伪劣产品时，表示没有很好的办法进行处理：“省工商局也帮我们做了很多违法产品的处理，但不仅没有治到他们，他们反而通过很多手段反告工商局。”
愤怒，但无奈。
03
抓住机遇：踏实转型“市场红”
众所周知，网红产品是出了名的“来也匆匆，去也匆匆”。余留芬看到了火热背后的危机，于是提出：要把人民小酒从“网红”变成“市场红”。
要想从网红变为市场红，品质是第一道关卡。说到人民小酒的品质，余留芬信心十足。她表示，在人民小酒走红之前，企业便提出了“酒质就是生命，酒品就是人品”的理念。并且聘请了国酒大师季克良任公司总顾问、省轻工院研究室主任黄永光博士亲自担任技术总工，为其品质进行背书。
而要将产品的优质品质传达给消费者，这又是另一道关卡。余留芬表示，人民小酒没有采取广告宣传的策略，而是借助经销商的力量，在全国各地举办品鉴会，通过这种实在而稳健的“笨办法”去赢得消费者的认可。据了解，2018年，人民小酒举办了5000多场品鉴会，而2019年，预计会突破10000场。
口碑树立后，便需要有丰富的产品去支撑消费者的多元化需求。2018年，人民小酒在继经典版之后顺势推出幸福版、丰年版、宏图版三大系列产品，完善了产品矩阵。其中，人民小酒宏图作为主推核心产品之一，上市后全年销售占比超20%，这也意味着人民小酒正逐步摆脱 “小酒困局”，在次高端及商务消费区间完成布局。
同时，在渠道与终端方面，岩博酒业通过聘请行业专家、成立北京销售公司等方式将岩博团队推向全国，以聚焦而精准的开发细则形成集餐饮、零售终端、中间商、名烟酒店、商超、团购渠道、特通为一体的立体多维化网络建设模式；并在不同市场打造不同数量的千万级优质合作伙伴及专营店，未来着力布局广东、北京、湖南、深圳、江苏、河南、山东等重点市场。
虽然“市场红”的打造还在进行当中，但其成效却已显现：岩博酒业在“2019年岩博酒业经销商年会”上透露，其销售额在2017年为2157万元，而2018年则提升到了3亿元，业绩暴增近15倍，并提出了在2020年完成10亿的目标。据悉，目前岩博酒业的上市筹备工作正处于辅导期，已与中泰证券签订了拟IPO项目，正在落实新三板上市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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