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草让为灵，功先百草成”
药茶，它和气功一样，是我国传统医学预防保健的一种常见方式，药茶兼食用、药用价值于一体，既是日常饮品，又是治疗药物，在传统保健方法中占据着重要地位，是我国独有的一种饮食养生文化。药茶文化作为中医药学的重要分支，在我国医药学史上具有特殊的地位。
一、药茶的不同呈现方式
药茶的表现形式具有多样化，从早期的药茶同烹，到中期以茶为药，再到最后的炮制药茶成方代茶饮，药茶文化在传承中不断地创新发展，形成了较为完善的药茶理论。
1、药物与茶同烹煮
早在先秦时期，人们就对茶的性味就有了一定的了解，为了缓解茶的苦寒之性，选择用生姜、韭菜、薄荷等药物与茶一起烹煮成茶汤饮用，汉末期壶居士的《食忌》就记载了这种茶汤的烹煮方法：“苦荼久食，羽化。与韭同食，令人体重。”韭菜味甘辛，性温，与茶烹煮可以调和茶的苦寒之性，使之入口不伤脾胃。一直到了唐代，人们还一直在饮用这种茶汤。
1
而这种茶汤，就是药茶的一种表现形式，将辛温的药物与茶共同烹煮，正是因为人们对于茶之滋味爱之入骨，但是又惧其药性，所以才想出了这种药茶，既能使人享用到美味的茶汤，同时也具有一定的养生保健作用。
2、茶作为药物入药
如上所述，关于茶的性味古人早就对其有了深刻的了解，虽然日常饮用对于体制虚寒的人来说是一种负担，但就就其药效来说茶也是一味良药。唐代陆羽所撰写的《茶经》就记载了茶作为药物的妙用：“茶之为用，味至寒……若热渴、凝闷、脑 疼、目涩、四肢烦、百节不舒，聊四五啜，与醍醐、甘露抗衡也。”如宋代《太平圣惠方》书中就记载了八种“药茶诸方”，如治疗伤寒头痛壮热的葱豉茶方、薄荷茶方、石膏茶方等，在这些药茶方中，茶都是作为一味药物出现，可知茶入药的历史悠久。
早在唐朝时期，药学家陈藏器就曾提出了“诸药为各病之药，茶为万病之药”的观点，纵观各种医家典籍，其中提到茶的功效以及应用数不胜数，可想而知古人还是认为多饮用茶可以养生保健，由此可知，茶文化能在我国风靡数千年不是没有道理的。
3、药物代茶饮出现
除了以上两种药茶应用之外，在漫长的中国古代历史中，还发展除了另外一种药茶表现形式，就是药物代茶饮，即用药汤代替茶叶饮品作为日常饮品。
而在古代，药物代茶饮药茶文化的一种，在民间广为流传。将民间常见的中草药的叶、嫩芽等，用类似制茶的手法去制作，如宋朝时出现的槐芽茶方、皂荚芽茶方等，而清代太医院编修的《太医院秘藏膏丹丸散方剂》中也记载了普济药茶等数首药茶方，甚至清朝时茶疗之风盛行，药茶还被做成丸剂、散剂、冲剂等多种剂型方便外出携带，使用时用茶水送服即可。
药物代茶饮作为药茶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它是我国古代人民的劳动智慧的结晶，既继承了前代药茶文化的精髓，又在继承中将传统发扬光大，体现了古代劳动人民的创造性。
二、药茶的发展演变历史
从汉唐时期的初始萌芽，到宋元时期发展壮大，再到明清时期的成熟兴盛，随着古代人民对药茶认识的逐渐深入，中国药茶先后出现了药食同源、以茶入药、药物代茶方等不同的表现形式，药茶随着时代的变迁不断地崇新改异，发扬光大，形成了独具特色的中国药茶文化。
1、汉至南北朝时期：药茶文化的萌芽时期
汉朝至魏晋南北朝时期，是我国中药文化的发展时期，同时也是药茶文化的萌芽时期，早在东汉时期就有了“以茶入药”的记载，医圣张仲景的《伤寒杂病论》记载：“茶治便脓血，甚效。”但在这一时期，由于医药学家对于茶的认识不够深入，药茶仍出于“食药共用”的阶段，是药茶文化的萌芽时期。
文章图片3
从汉朝至南北朝七百多年里，药茶文化发展缓慢，至隋唐之前，人们通常是将茶与姜、韭、芫荽等食物一起烹煮成茶汤，着便是当时的药茶了，这种药茶既可以养生保健，也可以用来治疗疾病，当时还曾有人将这种药茶方做成商品出售，在三国时期魏人张揖所撰写的《广雅》记载：“荆巴间采叶作饼，叶老者，饼成以米膏出之……用葱、姜、橘子芼之。其饮醒酒，令人不眠。”
除此之外，在很多当时的医籍里都记载了茶的功用，如《本草·木部》记载：“茗：苦荼。味甘苦，微寒，无毒。主瘘疮，利小便，去痰渴热，令人少睡。秋采之。苦，主下气消食。”再如《孺子方》中记载：“疗小儿无故惊蹶，以苦荼、葱须煮，服之。”
从这些记载中我们不难发现，从汉朝之南北朝时期，茶仍是处于“药食同源”时候，对于茶的功用人们只是有了初步认识，并未有深入了解。
2、隋唐宋元时期：药茶文化的繁荣时期
从隋唐至宋元时期，随着经济的繁荣发展，市井文化逐渐成为社会的流行文化，医药学家对于茶的功效认识逐渐深入，茶开始成为药方中的君药，“药茶”一词也首现于宋代官修医书《太平圣惠方》中的“药茶诸方”一则。这一时期是药茶的繁荣发展阶段，虽然这一时期已有代茶方的出现，但是以茶入药仍是这一时期药茶的主要表现形式。
随着人们对于茶的药用价值有了深入的了解，开始将茶作为一味药物使用，在现存的隋唐宋元时期的典籍里，有很多关于茶的药用价值的记载，唐代医药学家陈藏器就对茶的治疗作用推崇不已，在他编写的《本草拾遗》中夸到：“诸药为诸病之药，茶为万病之药。”
而陆羽的《茶经》中也提到了茶的药用价值：“茶之为用，味至寒……若热渴、凝闷、脑疼、目涩、四肢烦、百节不舒，聊四五啜，与醍醐、甘露抗衡也。”而关于茶的入药最广为流传的应该是出自《太平惠民和剂局方》的川芎茶调散，方中茶清为药引，可治疗外感风邪所致的头痛，至今仍是中医常用方剂之一，具有很高的学术价值和临床使用价值。
除此之外，在这一时期，随着官修医书的不断出现，药茶也作为中药的分支被单独记录起来，如宋代太医院官修的《和济局方》中就有关于药茶的专篇介绍，可见药茶文化在隋唐至宋元时期已经进入繁荣昌盛阶段，并且对明清时期的药茶文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3、明清时期：药茶文化的成熟时期
明清时期，由于前朝的影响，茶疗之风盛行，上至皇亲贵族，下至平民百姓，社会各阶层都乐意接受药茶这一种养生保健方式，而与此同时，随着资本主义萌芽的出现，药茶逐渐商品化、平民化、普及化，加上这一时期中医药开始进入总结阶段，药茶文化也随之进入成熟阶段，药物代茶饮在这一时期逐渐成为药茶的主流表现形式，而药茶的剂型也随之增多，出现了丸型、膏型、散型等。
随着祖国传统医学分科的日益专业化、精细化，药茶文化也随之有了改变，各类药茶处方也开始因人而异、因人制宜，如合适老年人服用的“三子养亲汤”，适宜妇人服用的“四物汤”等，药茶成为明清时防病治病的重要手段。随着此时茶疗之风的广泛传播开来，大量行之有效的药物代茶饮方得到了广泛应用， 如午时茶、枸杞茶、姜茶、八宝茶、八仙茶、天中茶等，而这些代茶饮方还被记录进《随息居饮食谱》这一类生活记录用书中，言其可以“清心神，凉肝胆，涤热，肃肺胃。”
而在曹雪芹先生所著的《红楼梦》梦中就有妙玉沏老君眉茶 为贾母治酒肉伤脾胃停食的记载。而《慈禧光绪医方选议》书中记载慈禧热病咳嗽时曾饮用清热止咳代茶饮，光绪也常饮用药茶，如安神代茶饮、清肝聪耳代茶饮等。
从种种记载来看，药茶不仅出现在各种医籍和茶经中，还出现在了生活用书里，由此可知，在明清之际药茶文化的兴盛。从以茶为主，到茶药并重，再到以药替茶，药茶方剂的变化发展也说明了药茶文化在明清时期已经进入成熟阶段。
三、总结
综上所述，中国的药茶文化诞生于中国传统医学理论中，它的出现，是基于中国古人对于养生的需要以及古人对于茶文化的喜爱，随着“不治已病治未病”理论的深入人心，使得古人发挥智慧将茶文化与药文化有机结合起来，充分体现了中国古代文化的联系性。
随着时代的变迁，人们对于药茶的认识也越来越深入，药茶文化也在不断地发展壮大，到了今天，随着治未病观念的逐渐普及，加上现代人因为饮食不调、起居无常，身体正气渐亏，身体常年处于亚健康状态，养生保健不再是中老年的专用词，年轻人中市场也很广大，而药茶具有的简便快捷、经济实惠的优点在年轻人保健市场中占据着优势地位，药茶文化也被越来越多的人留传！
药茶，它和气功一样，是我国传统医学预防保健的一种常见方式，药茶兼食用、药用价值于一体，既是日常饮品，又是治疗药物，在传统保健方法中占据着重要地位，是我国独有的一种饮食养生文化。药茶文化作为中医药学的重要分支，在我国医药学史上具有特殊的地位。
一、药茶的不同呈现方式
药茶的表现形式具有多样化，从早期的药茶同烹，到中期以茶为药，再到最后的炮制药茶成方代茶饮，药茶文化在传承中不断地创新发展，形成了较为完善的药茶理论。
1、药物与茶同烹煮
早在先秦时期，人们就对茶的性味就有了一定的了解，为了缓解茶的苦寒之性，选择用生姜、韭菜、薄荷等药物与茶一起烹煮成茶汤饮用，汉末期壶居士的《食忌》就记载了这种茶汤的烹煮方法：“苦荼久食，羽化。与韭同食，令人体重。”韭菜味甘辛，性温，与茶烹煮可以调和茶的苦寒之性，使之入口不伤脾胃。一直到了唐代，人们还一直在饮用这种茶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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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这种茶汤，就是药茶的一种表现形式，将辛温的药物与茶共同烹煮，正是因为人们对于茶之滋味爱之入骨，但是又惧其药性，所以才想出了这种药茶，既能使人享用到美味的茶汤，同时也具有一定的养生保健作用。
2、茶作为药物入药
如上所述，关于茶的性味古人早就对其有了深刻的了解，虽然日常饮用对于体制虚寒的人来说是一种负担，但就就其药效来说茶也是一味良药。唐代陆羽所撰写的《茶经》就记载了茶作为药物的妙用：“茶之为用，味至寒……若热渴、凝闷、脑 疼、目涩、四肢烦、百节不舒，聊四五啜，与醍醐、甘露抗衡也。”如宋代《太平圣惠方》书中就记载了八种“药茶诸方”，如治疗伤寒头痛壮热的葱豉茶方、薄荷茶方、石膏茶方等，在这些药茶方中，茶都是作为一味药物出现，可知茶入药的历史悠久。
早在唐朝时期，药学家陈藏器就曾提出了“诸药为各病之药，茶为万病之药”的观点，纵观各种医家典籍，其中提到茶的功效以及应用数不胜数，可想而知古人还是认为多饮用茶可以养生保健，由此可知，茶文化能在我国风靡数千年不是没有道理的。
3、药物代茶饮出现
除了以上两种药茶应用之外，在漫长的中国古代历史中，还发展除了另外一种药茶表现形式，就是药物代茶饮，即用药汤代替茶叶饮品作为日常饮品。
而在古代，药物代茶饮药茶文化的一种，在民间广为流传。将民间常见的中草药的叶、嫩芽等，用类似制茶的手法去制作，如宋朝时出现的槐芽茶方、皂荚芽茶方等，而清代太医院编修的《太医院秘藏膏丹丸散方剂》中也记载了普济药茶等数首药茶方，甚至清朝时茶疗之风盛行，药茶还被做成丸剂、散剂、冲剂等多种剂型方便外出携带，使用时用茶水送服即可。
药物代茶饮作为药茶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它是我国古代人民的劳动智慧的结晶，既继承了前代药茶文化的精髓，又在继承中将传统发扬光大，体现了古代劳动人民的创造性。
二、药茶的发展演变历史
从汉唐时期的初始萌芽，到宋元时期发展壮大，再到明清时期的成熟兴盛，随着古代人民对药茶认识的逐渐深入，中国药茶先后出现了药食同源、以茶入药、药物代茶方等不同的表现形式，药茶随着时代的变迁不断地崇新改异，发扬光大，形成了独具特色的中国药茶文化。
1、汉至南北朝时期：药茶文化的萌芽时期
汉朝至魏晋南北朝时期，是我国中药文化的发展时期，同时也是药茶文化的萌芽时期，早在东汉时期就有了“以茶入药”的记载，医圣张仲景的《伤寒杂病论》记载：“茶治便脓血，甚效。”但在这一时期，由于医药学家对于茶的认识不够深入，药茶仍出于“食药共用”的阶段，是药茶文化的萌芽时期。
文章图片3
从汉朝至南北朝七百多年里，药茶文化发展缓慢，至隋唐之前，人们通常是将茶与姜、韭、芫荽等食物一起烹煮成茶汤，着便是当时的药茶了，这种药茶既可以养生保健，也可以用来治疗疾病，当时还曾有人将这种药茶方做成商品出售，在三国时期魏人张揖所撰写的《广雅》记载：“荆巴间采叶作饼，叶老者，饼成以米膏出之……用葱、姜、橘子芼之。其饮醒酒，令人不眠。”
除此之外，在很多当时的医籍里都记载了茶的功用，如《本草·木部》记载：“茗：苦荼。味甘苦，微寒，无毒。主瘘疮，利小便，去痰渴热，令人少睡。秋采之。苦，主下气消食。”再如《孺子方》中记载：“疗小儿无故惊蹶，以苦荼、葱须煮，服之。”
从这些记载中我们不难发现，从汉朝之南北朝时期，茶仍是处于“药食同源”时候，对于茶的功用人们只是有了初步认识，并未有深入了解。
2、隋唐宋元时期：药茶文化的繁荣时期
从隋唐至宋元时期，随着经济的繁荣发展，市井文化逐渐成为社会的流行文化，医药学家对于茶的功效认识逐渐深入，茶开始成为药方中的君药，“药茶”一词也首现于宋代官修医书《太平圣惠方》中的“药茶诸方”一则。这一时期是药茶的繁荣发展阶段，虽然这一时期已有代茶方的出现，但是以茶入药仍是这一时期药茶的主要表现形式。
随着人们对于茶的药用价值有了深入的了解，开始将茶作为一味药物使用，在现存的隋唐宋元时期的典籍里，有很多关于茶的药用价值的记载，唐代医药学家陈藏器就对茶的治疗作用推崇不已，在他编写的《本草拾遗》中夸到：“诸药为诸病之药，茶为万病之药。”
而陆羽的《茶经》中也提到了茶的药用价值：“茶之为用，味至寒……若热渴、凝闷、脑疼、目涩、四肢烦、百节不舒，聊四五啜，与醍醐、甘露抗衡也。”而关于茶的入药最广为流传的应该是出自《太平惠民和剂局方》的川芎茶调散，方中茶清为药引，可治疗外感风邪所致的头痛，至今仍是中医常用方剂之一，具有很高的学术价值和临床使用价值。
除此之外，在这一时期，随着官修医书的不断出现，药茶也作为中药的分支被单独记录起来，如宋代太医院官修的《和济局方》中就有关于药茶的专篇介绍，可见药茶文化在隋唐至宋元时期已经进入繁荣昌盛阶段，并且对明清时期的药茶文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3、明清时期：药茶文化的成熟时期
明清时期，由于前朝的影响，茶疗之风盛行，上至皇亲贵族，下至平民百姓，社会各阶层都乐意接受药茶这一种养生保健方式，而与此同时，随着资本主义萌芽的出现，药茶逐渐商品化、平民化、普及化，加上这一时期中医药开始进入总结阶段，药茶文化也随之进入成熟阶段，药物代茶饮在这一时期逐渐成为药茶的主流表现形式，而药茶的剂型也随之增多，出现了丸型、膏型、散型等。
随着祖国传统医学分科的日益专业化、精细化，药茶文化也随之有了改变，各类药茶处方也开始因人而异、因人制宜，如合适老年人服用的“三子养亲汤”，适宜妇人服用的“四物汤”等，药茶成为明清时防病治病的重要手段。随着此时茶疗之风的广泛传播开来，大量行之有效的药物代茶饮方得到了广泛应用， 如午时茶、枸杞茶、姜茶、八宝茶、八仙茶、天中茶等，而这些代茶饮方还被记录进《随息居饮食谱》这一类生活记录用书中，言其可以“清心神，凉肝胆，涤热，肃肺胃。”
而在曹雪芹先生所著的《红楼梦》梦中就有妙玉沏老君眉茶 为贾母治酒肉伤脾胃停食的记载。而《慈禧光绪医方选议》书中记载慈禧热病咳嗽时曾饮用清热止咳代茶饮，光绪也常饮用药茶，如安神代茶饮、清肝聪耳代茶饮等。
从种种记载来看，药茶不仅出现在各种医籍和茶经中，还出现在了生活用书里，由此可知，在明清之际药茶文化的兴盛。从以茶为主，到茶药并重，再到以药替茶，药茶方剂的变化发展也说明了药茶文化在明清时期已经进入成熟阶段。
三、总结
综上所述，中国的药茶文化诞生于中国传统医学理论中，它的出现，是基于中国古人对于养生的需要以及古人对于茶文化的喜爱，随着“不治已病治未病”理论的深入人心，使得古人发挥智慧将茶文化与药文化有机结合起来，充分体现了中国古代文化的联系性。
随着时代的变迁，人们对于药茶的认识也越来越深入，药茶文化也在不断地发展壮大，到了今天，随着治未病观念的逐渐普及，加上现代人因为饮食不调、起居无常，身体正气渐亏，身体常年处于亚健康状态，养生保健不再是中老年的专用词，年轻人中市场也很广大，而药茶具有的简便快捷、经济实惠的优点在年轻人保健市场中占据着优势地位，药茶文化也被越来越多的人留传！
【津彩行大运丨揭开大运河“最后的秘密”！武清十四仓遗址即将发掘】 京杭大运河武清段是天津境内的最后一段，作为进京前的最后一站，武清发挥着物流园的作用，南来的货物均在此储存分拣，而后运入京城。元朝时，政府在武清设立十四仓，为官方属性的物流仓储，十四仓从元朝到清朝，运行了600年，然而至今关于十四仓仍有许多谜题待解。2021年，国家文物局批准了国家级文保单位十四仓遗址项目的发掘申请，今年，发掘工作将正式开始，作为大运河元代仓储最后的秘密，尘封百年的十四仓遗址将为我们讲述更多运河往事。
汇集河运海运的高规格物流园
武清区河西务镇在元代以前就已经是重要的交通枢纽，被誉为“津门首驿”，1267年元政府建都北京后，为保障元大都物资供给，开始大规模组织漕运，自1275年起，循隋炀帝开凿的永济渠运江南粮北上，元至元二十四年（1287年）自京畿运司分立“都漕运司”，把衙门设立在“旅店丛集，居积百货”，“漕渠之咽喉”的“京东第一镇”河西务。至元二十五年，元朝内外分置漕运司二，根据元《海云志》记载，“其在外者，于河西务置司，领接海道事。”并在城北建十四仓，储备漕粮物资。
1289年，元朝开凿惠通河，漕船沿运河可直达北京，从1283年起，漕粮可从长江口海运至直沽，再转运至北京，无论河运还是海运，直沽地区都是漕船的必经之地，河西务也就显得分外重要。“十四仓在元朝时是高层漕运管理机构的所在地，这一点可以从任命官员的层级看出，《元史》记载，河西务十四仓，秩正七品。当时的县令不过七品，十四仓只是个仓储机构，管理者却与县令平级，可见其规模之大，体现了朝廷对此地的重视程度。”武清区博物馆馆长沙福山说。
不时现身的运河旧物
大运河流经武清，留下了很多痕迹。“我们小时候就听老人说，哪里挖出过东西，或者哪里的河道捞上来了东西，这样的事并不算罕见。”武清区博物馆讲解员张敬告诉记者，她是土生土长的武清人。
根据现有记载，武清区境内多次发现过古沉船，主要有大良乡的杨驸马沉船、大沙河乡的三角坝沉船、下伍旗乡的陈庄沉船、双树乡的双树村沉船、杨村镇五街的五街沉船、大沙河乡的东西仓沉船、南菜村乡的聂官屯沉船。
2002年5月31日，杨村北运河光明桥施工，出土了两座硕大的护法铜像和一座石碑，石碑记载这些物品均属于杨村玄帝庙，庙建于明初期或中期，重修于明万历三十五年，两座铜像分别是马灵耀和赵公明，铜像均与真人等高，通高176厘米，现陈列于武清区博物馆内。
在农田里，农民耕作时也不时会挖出东西，“因为十四仓遗址距离地表并没有多远，搭个大棚挖深一点就可能挖到遗址层，这也是我们想要发掘十四仓遗址的原因之一，为了更好地保护。”沙福山馆长说。
十四仓猜想
十四仓分别是永备南仓、永备北仓、广盈南仓、广盈北仓、充溢仓、崇墉仓、大盈仓、大京仓、大稳仓、足用仓、丰储仓、丰积仓、恒足仓、既备仓。根据勘探，十四仓遗址位于一处高地上，南北长约1公里，东西宽约0.5公里，面积50万平方米，文化层厚1-2米，跨越从金到清多个朝代，主要由3个岗子构成，以东岗子散布瓷片最多，北岗子地下掩埋有墙砖、下水道等遗迹。元代时，十四仓是一片禁区，无人居住，现在遗址已基本被农田覆盖。
十四仓是随着清代漕运渠道的丰富而逐渐衰落的，虽然年代并不算十分久远，但关于十四仓的许多详情至今仍未找到清晰明确的记载。比如作为元朝时大都外围最大的漕粮仓库和码头，十四仓里到底都会储存哪些种类的货物，这些货物是如何分类存放的，每个仓的存储量能有多大，研究人员都希望通过对十四仓遗址的发掘找到答案。“十四个仓中，有5个仓格外特殊，它们是永备南仓、永备北仓、广盈南仓、广盈北仓、充溢仓，根据《元史》记载，这5个仓各置监支纳一员，正七品，大使二员，从七品，列使二员，正八品，而剩下的9个仓都是大使、列使各一员。这五个仓为什么要多派两个人手，里面储存的是什么，这是我们很想知道的。”沙福山说。
另有传闻十四仓东南侧曾有“海子”为停船处，海子附近的隆起高地为码头，运河的大船在海子处换成小船向十四仓运输货物，急用的货物通过陆运进入北京。这一传闻是否真实，或许也可以通过考古发掘寻找到答案。
十四仓盲盒
普通民众关注考古发掘，常常将注意力集中在出土文物的价值上，虽然考古工作者从不以出土文物的等级衡量考古项目的价值，但不可否认出土文物确实给考古工作带来了一些“开盲盒“式的惊喜，诸如海昏侯墓中成堆的褭蹏金，纵使是见多识广的考古专家也为之震惊。
1982年，天津市文物部门发掘了十四仓遗址的局部，发现了成排的房屋基址和水下管道等遗迹，并出土了较为丰富的元代遗物，包括有“皇甫”“南京”等铭记的铜权、铁权，石砚、龙泉窑影青小狮、定窑小瓷人、铜镜，以及定、钧、磁州、龙泉等各窑系的碗、碟、盆、罐、炉、盏等各种瓷器，其中部分文物陈列在武清区博物馆内，像是影青凸凤纹梨式执壶、青白釉印花鸟纹扁壶这样的出土文物，虽然品相已不完整，但仍能看出其做工精美。“这些物品有的是当时看守十四仓的人的日常用品，有的是仓内存储的物品，从十四仓的规格来推算，仓内应该是有官窑的。”沙福山馆长说。
2021年，十四仓遗址考古发掘项目获国家文物局批准，预计于2022年3月开始着手准备发掘工作。十四仓是关于京杭大运河的为数不多的仍存待解之谜的文物遗址，京杭大运河元代仓储最后的秘密，或将被解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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汇集河运海运的高规格物流园
武清区河西务镇在元代以前就已经是重要的交通枢纽，被誉为“津门首驿”，1267年元政府建都北京后，为保障元大都物资供给，开始大规模组织漕运，自1275年起，循隋炀帝开凿的永济渠运江南粮北上，元至元二十四年（1287年）自京畿运司分立“都漕运司”，把衙门设立在“旅店丛集，居积百货”，“漕渠之咽喉”的“京东第一镇”河西务。至元二十五年，元朝内外分置漕运司二，根据元《海云志》记载，“其在外者，于河西务置司，领接海道事。”并在城北建十四仓，储备漕粮物资。
1289年，元朝开凿惠通河，漕船沿运河可直达北京，从1283年起，漕粮可从长江口海运至直沽，再转运至北京，无论河运还是海运，直沽地区都是漕船的必经之地，河西务也就显得分外重要。“十四仓在元朝时是高层漕运管理机构的所在地，这一点可以从任命官员的层级看出，《元史》记载，河西务十四仓，秩正七品。当时的县令不过七品，十四仓只是个仓储机构，管理者却与县令平级，可见其规模之大，体现了朝廷对此地的重视程度。”武清区博物馆馆长沙福山说。
不时现身的运河旧物
大运河流经武清，留下了很多痕迹。“我们小时候就听老人说，哪里挖出过东西，或者哪里的河道捞上来了东西，这样的事并不算罕见。”武清区博物馆讲解员张敬告诉记者，她是土生土长的武清人。
根据现有记载，武清区境内多次发现过古沉船，主要有大良乡的杨驸马沉船、大沙河乡的三角坝沉船、下伍旗乡的陈庄沉船、双树乡的双树村沉船、杨村镇五街的五街沉船、大沙河乡的东西仓沉船、南菜村乡的聂官屯沉船。
2002年5月31日，杨村北运河光明桥施工，出土了两座硕大的护法铜像和一座石碑，石碑记载这些物品均属于杨村玄帝庙，庙建于明初期或中期，重修于明万历三十五年，两座铜像分别是马灵耀和赵公明，铜像均与真人等高，通高176厘米，现陈列于武清区博物馆内。
在农田里，农民耕作时也不时会挖出东西，“因为十四仓遗址距离地表并没有多远，搭个大棚挖深一点就可能挖到遗址层，这也是我们想要发掘十四仓遗址的原因之一，为了更好地保护。”沙福山馆长说。
十四仓猜想
十四仓分别是永备南仓、永备北仓、广盈南仓、广盈北仓、充溢仓、崇墉仓、大盈仓、大京仓、大稳仓、足用仓、丰储仓、丰积仓、恒足仓、既备仓。根据勘探，十四仓遗址位于一处高地上，南北长约1公里，东西宽约0.5公里，面积50万平方米，文化层厚1-2米，跨越从金到清多个朝代，主要由3个岗子构成，以东岗子散布瓷片最多，北岗子地下掩埋有墙砖、下水道等遗迹。元代时，十四仓是一片禁区，无人居住，现在遗址已基本被农田覆盖。
十四仓是随着清代漕运渠道的丰富而逐渐衰落的，虽然年代并不算十分久远，但关于十四仓的许多详情至今仍未找到清晰明确的记载。比如作为元朝时大都外围最大的漕粮仓库和码头，十四仓里到底都会储存哪些种类的货物，这些货物是如何分类存放的，每个仓的存储量能有多大，研究人员都希望通过对十四仓遗址的发掘找到答案。“十四个仓中，有5个仓格外特殊，它们是永备南仓、永备北仓、广盈南仓、广盈北仓、充溢仓，根据《元史》记载，这5个仓各置监支纳一员，正七品，大使二员，从七品，列使二员，正八品，而剩下的9个仓都是大使、列使各一员。这五个仓为什么要多派两个人手，里面储存的是什么，这是我们很想知道的。”沙福山说。
另有传闻十四仓东南侧曾有“海子”为停船处，海子附近的隆起高地为码头，运河的大船在海子处换成小船向十四仓运输货物，急用的货物通过陆运进入北京。这一传闻是否真实，或许也可以通过考古发掘寻找到答案。
十四仓盲盒
普通民众关注考古发掘，常常将注意力集中在出土文物的价值上，虽然考古工作者从不以出土文物的等级衡量考古项目的价值，但不可否认出土文物确实给考古工作带来了一些“开盲盒“式的惊喜，诸如海昏侯墓中成堆的褭蹏金，纵使是见多识广的考古专家也为之震惊。
1982年，天津市文物部门发掘了十四仓遗址的局部，发现了成排的房屋基址和水下管道等遗迹，并出土了较为丰富的元代遗物，包括有“皇甫”“南京”等铭记的铜权、铁权，石砚、龙泉窑影青小狮、定窑小瓷人、铜镜，以及定、钧、磁州、龙泉等各窑系的碗、碟、盆、罐、炉、盏等各种瓷器，其中部分文物陈列在武清区博物馆内，像是影青凸凤纹梨式执壶、青白釉印花鸟纹扁壶这样的出土文物，虽然品相已不完整，但仍能看出其做工精美。“这些物品有的是当时看守十四仓的人的日常用品，有的是仓内存储的物品，从十四仓的规格来推算，仓内应该是有官窑的。”沙福山馆长说。
2021年，十四仓遗址考古发掘项目获国家文物局批准，预计于2022年3月开始着手准备发掘工作。十四仓是关于京杭大运河的为数不多的仍存待解之谜的文物遗址，京杭大运河元代仓储最后的秘密，或将被解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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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津彩行大运丨揭开大运河元代仓储“最后的秘密”！武清十四仓遗址即将发掘】 京杭大运河武清段是天津境内的最后一段，作为进京前的最后一站，武清发挥着物流园的作用，南来的货物均在此储存分拣，而后运入京城。元朝时，政府在武清设立十四仓，为官方属性的物流仓储，十四仓从元朝到清朝，运行了600年，然而至今关于十四仓仍有许多谜题待解。2021年，国家文物局批准了国家级文保单位十四仓遗址项目的发掘申请，今年，发掘工作将正式开始，作为大运河元代仓储最后的秘密，尘封百年的十四仓遗址将为我们讲述更多运河往事。
汇集河运海运的高规格物流园
武清区河西务镇在元代以前就已经是重要的交通枢纽，被誉为“津门首驿”，1267年元政府建都北京后，为保障元大都物资供给，开始大规模组织漕运，自1275年起，循隋炀帝开凿的永济渠运江南粮北上，元至元二十四年（1287年）自京畿运司分立“都漕运司”，把衙门设立在“旅店丛集，居积百货”，“漕渠之咽喉”的“京东第一镇”河西务。至元二十五年，元朝内外分置漕运司二，根据元《海云志》记载，“其在外者，于河西务置司，领接海道事。”并在城北建十四仓，储备漕粮物资。
1289年，元朝开凿惠通河，漕船沿运河可直达北京，从1283年起，漕粮可从长江口海运至直沽，再转运至北京，无论河运还是海运，直沽地区都是漕船的必经之地，河西务也就显得分外重要。“十四仓在元朝时是高层漕运管理机构的所在地，这一点可以从任命官员的层级看出，《元史》记载，河西务十四仓，秩正七品。当时的县令不过七品，十四仓只是个仓储机构，管理者却与县令平级，可见其规模之大，体现了朝廷对此地的重视程度。”武清区博物馆馆长沙福山说。
不时现身的运河旧物
大运河流经武清，留下了很多痕迹。“我们小时候就听老人说，哪里挖出过东西，或者哪里的河道捞上来了东西，这样的事并不算罕见。”武清区博物馆讲解员张敬告诉记者，她是土生土长的武清人。
根据现有记载，武清区境内多次发现过古沉船，主要有大良乡的杨驸马沉船、大沙河乡的三角坝沉船、下伍旗乡的陈庄沉船、双树乡的双树村沉船、杨村镇五街的五街沉船、大沙河乡的东西仓沉船、南菜村乡的聂官屯沉船。
2002年5月31日，杨村北运河光明桥施工，出土了两座硕大的护法铜像和一座石碑，石碑记载这些物品均属于杨村玄帝庙，庙建于明初期或中期，重修于明万历三十五年，两座铜像分别是马灵耀和赵公明，铜像均与真人等高，通高176厘米，现陈列于武清区博物馆内。
在农田里，农民耕作时也不时会挖出东西，“因为十四仓遗址距离地表并没有多远，搭个大棚挖深一点就可能挖到遗址层，这也是我们想要发掘十四仓遗址的原因之一，为了更好地保护。”沙福山馆长说。
杨村北运河光明桥工地出土的铜塑像
十四仓猜想
十四仓分别是永备南仓、永备北仓、广盈南仓、广盈北仓、充溢仓、崇墉仓、大盈仓、大京仓、大稳仓、足用仓、丰储仓、丰积仓、恒足仓、既备仓。根据勘探，十四仓遗址位于一处高地上，南北长约1公里，东西宽约0.5公里，面积50万平方米，文化层厚1-2米，跨越从金到清多个朝代，主要由3个岗子构成，以东岗子散布瓷片最多，北岗子地下掩埋有墙砖、下水道等遗迹。元代时，十四仓是一片禁区，无人居住，现在遗址已基本被农田覆盖。
十四仓是随着清代漕运渠道的丰富而逐渐衰落的，虽然年代并不算十分久远，但关于十四仓的许多详情至今仍未找到清晰明确的记载。比如作为元朝时大都外围最大的漕粮仓库和码头，十四仓里到底都会储存哪些种类的货物，这些货物是如何分类存放的，每个仓的存储量能有多大，研究人员都希望通过对十四仓遗址的发掘找到答案。“十四个仓中，有5个仓格外特殊，它们是永备南仓、永备北仓、广盈南仓、广盈北仓、充溢仓，根据《元史》记载，这5个仓各置监支纳一员，正七品，大使二员，从七品，列使二员，正八品，而剩下的9个仓都是大使、列使各一员。这五个仓为什么要多派两个人手，里面储存的是什么，这是我们很想知道的。”沙福山说。
另有传闻十四仓东南侧曾有“海子”为停船处，海子附近的隆起高地为码头，运河的大船在海子处换成小船向十四仓运输货物，急用的货物通过陆运进入北京。这一传闻是否真实，或许也可以通过考古发掘寻找到答案。
十四仓盲盒
普通民众关注考古发掘，常常将注意力集中在出土文物的价值上，虽然考古工作者从不以出土文物的等级衡量考古项目的价值，但不可否认出土文物确实给考古工作带来了一些“开盲盒“式的惊喜，诸如海昏侯墓中成堆的褭蹏金，纵使是见多识广的考古专家也为之震惊。
1982年，天津市文物部门发掘了十四仓遗址的局部，发现了成排的房屋基址和水下管道等遗迹，并出土了较为丰富的元代遗物，包括有“皇甫”“南京”等铭记的铜权、铁权，石砚、龙泉窑影青小狮、定窑小瓷人、铜镜，以及定、钧、磁州、龙泉等各窑系的碗、碟、盆、罐、炉、盏等各种瓷器，其中部分文物陈列在武清区博物馆内，像是影青凸凤纹梨式执壶、青白釉印花鸟纹扁壶这样的出土文物，虽然品相已不完整，但仍能看出其做工精美。“这些物品有的是当时看守十四仓的人的日常用品，有的是仓内存储的物品，从十四仓的规格来推算，仓内应该是有官窑的。”沙福山馆长说。
十四仓遗址出土的精美酒具和钧窑盘
2021年，十四仓遗址考古发掘项目获国家文物局批准，预计于2022年3月开始着手准备发掘工作。十四仓是关于京杭大运河的为数不多的仍存待解之谜的文物遗址，京杭大运河元代仓储最后的秘密，或将被解开。（津云新闻记者 顾明君）
汇集河运海运的高规格物流园
武清区河西务镇在元代以前就已经是重要的交通枢纽，被誉为“津门首驿”，1267年元政府建都北京后，为保障元大都物资供给，开始大规模组织漕运，自1275年起，循隋炀帝开凿的永济渠运江南粮北上，元至元二十四年（1287年）自京畿运司分立“都漕运司”，把衙门设立在“旅店丛集，居积百货”，“漕渠之咽喉”的“京东第一镇”河西务。至元二十五年，元朝内外分置漕运司二，根据元《海云志》记载，“其在外者，于河西务置司，领接海道事。”并在城北建十四仓，储备漕粮物资。
1289年，元朝开凿惠通河，漕船沿运河可直达北京，从1283年起，漕粮可从长江口海运至直沽，再转运至北京，无论河运还是海运，直沽地区都是漕船的必经之地，河西务也就显得分外重要。“十四仓在元朝时是高层漕运管理机构的所在地，这一点可以从任命官员的层级看出，《元史》记载，河西务十四仓，秩正七品。当时的县令不过七品，十四仓只是个仓储机构，管理者却与县令平级，可见其规模之大，体现了朝廷对此地的重视程度。”武清区博物馆馆长沙福山说。
不时现身的运河旧物
大运河流经武清，留下了很多痕迹。“我们小时候就听老人说，哪里挖出过东西，或者哪里的河道捞上来了东西，这样的事并不算罕见。”武清区博物馆讲解员张敬告诉记者，她是土生土长的武清人。
根据现有记载，武清区境内多次发现过古沉船，主要有大良乡的杨驸马沉船、大沙河乡的三角坝沉船、下伍旗乡的陈庄沉船、双树乡的双树村沉船、杨村镇五街的五街沉船、大沙河乡的东西仓沉船、南菜村乡的聂官屯沉船。
2002年5月31日，杨村北运河光明桥施工，出土了两座硕大的护法铜像和一座石碑，石碑记载这些物品均属于杨村玄帝庙，庙建于明初期或中期，重修于明万历三十五年，两座铜像分别是马灵耀和赵公明，铜像均与真人等高，通高176厘米，现陈列于武清区博物馆内。
在农田里，农民耕作时也不时会挖出东西，“因为十四仓遗址距离地表并没有多远，搭个大棚挖深一点就可能挖到遗址层，这也是我们想要发掘十四仓遗址的原因之一，为了更好地保护。”沙福山馆长说。
杨村北运河光明桥工地出土的铜塑像
十四仓猜想
十四仓分别是永备南仓、永备北仓、广盈南仓、广盈北仓、充溢仓、崇墉仓、大盈仓、大京仓、大稳仓、足用仓、丰储仓、丰积仓、恒足仓、既备仓。根据勘探，十四仓遗址位于一处高地上，南北长约1公里，东西宽约0.5公里，面积50万平方米，文化层厚1-2米，跨越从金到清多个朝代，主要由3个岗子构成，以东岗子散布瓷片最多，北岗子地下掩埋有墙砖、下水道等遗迹。元代时，十四仓是一片禁区，无人居住，现在遗址已基本被农田覆盖。
十四仓是随着清代漕运渠道的丰富而逐渐衰落的，虽然年代并不算十分久远，但关于十四仓的许多详情至今仍未找到清晰明确的记载。比如作为元朝时大都外围最大的漕粮仓库和码头，十四仓里到底都会储存哪些种类的货物，这些货物是如何分类存放的，每个仓的存储量能有多大，研究人员都希望通过对十四仓遗址的发掘找到答案。“十四个仓中，有5个仓格外特殊，它们是永备南仓、永备北仓、广盈南仓、广盈北仓、充溢仓，根据《元史》记载，这5个仓各置监支纳一员，正七品，大使二员，从七品，列使二员，正八品，而剩下的9个仓都是大使、列使各一员。这五个仓为什么要多派两个人手，里面储存的是什么，这是我们很想知道的。”沙福山说。
另有传闻十四仓东南侧曾有“海子”为停船处，海子附近的隆起高地为码头，运河的大船在海子处换成小船向十四仓运输货物，急用的货物通过陆运进入北京。这一传闻是否真实，或许也可以通过考古发掘寻找到答案。
十四仓盲盒
普通民众关注考古发掘，常常将注意力集中在出土文物的价值上，虽然考古工作者从不以出土文物的等级衡量考古项目的价值，但不可否认出土文物确实给考古工作带来了一些“开盲盒“式的惊喜，诸如海昏侯墓中成堆的褭蹏金，纵使是见多识广的考古专家也为之震惊。
1982年，天津市文物部门发掘了十四仓遗址的局部，发现了成排的房屋基址和水下管道等遗迹，并出土了较为丰富的元代遗物，包括有“皇甫”“南京”等铭记的铜权、铁权，石砚、龙泉窑影青小狮、定窑小瓷人、铜镜，以及定、钧、磁州、龙泉等各窑系的碗、碟、盆、罐、炉、盏等各种瓷器，其中部分文物陈列在武清区博物馆内，像是影青凸凤纹梨式执壶、青白釉印花鸟纹扁壶这样的出土文物，虽然品相已不完整，但仍能看出其做工精美。“这些物品有的是当时看守十四仓的人的日常用品，有的是仓内存储的物品，从十四仓的规格来推算，仓内应该是有官窑的。”沙福山馆长说。
十四仓遗址出土的精美酒具和钧窑盘
2021年，十四仓遗址考古发掘项目获国家文物局批准，预计于2022年3月开始着手准备发掘工作。十四仓是关于京杭大运河的为数不多的仍存待解之谜的文物遗址，京杭大运河元代仓储最后的秘密，或将被解开。（津云新闻记者 顾明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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