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夏朝都城在河南，为何商汤灭夏却打到山西？DNA印证考古发现】
在上一篇文章《夏朝到底怎么亡的？二里头考古有了反常发现》中，我们曾提到，种种考古发现已经证实河南偃师二里头遗址是夏朝中晚期都邑，准确的说是夏朝末代君主夏桀的居邑。

因为二里头文化的下限是公元前1520年，此时不仅进入了商朝纪年，而且就在同期的偃师和郑州分别发现了商文化的城邑，即偃师商城和郑州商城。

但奇怪的是，从二里头文化兴盛的二期再到进入商纪年的第三、四期（前1610—前1520年），二里头遗址不仅没有呈现出任何王朝衰亡迹象，反而出现了许多新的建筑，人口在增加、服务于贵族的手工业作坊制作的青铜器愈发精良。

二里头遗址完全没有出现像陶寺遗址晚期和殷墟晚期那样的人骨堆叠、墓葬被毁的惨况。作为夏都的二里头，与文献记载中商汤灭夏时的惨烈景象不符。

据《尚书》记载：“汤伐桀，战于鸣条”，《史记》载“桀败于有娀之虚，桀犇于鸣条”，《墨子》则记载了商汤灭夏的惨烈攻城战，“帝乃使阴暴毁有夏之城”，“天命融降火于夏之城间西北之隅”，在夏军战败后，商汤还下令“一勿遗”，意图赶尽杀绝。

传世文献为我们梳理出了两条基本事实：一是商汤灭夏经历了较大规模的战斗；二是夏商决战之地在鸣条。显然，考古发现证实二里头遗址及其附近并非夏商鸣条之战所在地。

而出土文献《清华简》，也同样否定了伊洛一带是夏商决战地的可能。据《清华简·尹至》记载，商汤伐夏的进军路线是“自西翦西邑夏”。

考古发现的商汤基地—郑州商城、偃师商城均在二里头遗址以东，最远相距不过百公里，在两地之间没有天然险要阻隔的前提下，商汤舍近求远，绕道二里头遗址以西发动进攻，着实费解。

所以，问题的关键，在于找到鸣条所在地。

那么鸣条到底在哪呢？
《元和郡县图志》在引《国语》佚文时，曾有一条不起眼的记载：“汤伐桀，桀与韦、顾之君拒汤于莘之墟，遂战于鸣条之野。”这条记载告诉我们，鸣条距莘不远，而莘就是伊尹所在的有莘国（今陕西渭南合阳县）。

另据《史记·夏本纪》集解引孔安国语：“（鸣条）地在安邑之西”，《殷本纪》正义引《括地志》亦提出“高涯原在蒲州安邑县北三十里南阪口，即古鸣条陌也。鸣条战地，在安邑西。”

安邑，也就是今天的山西运城夏县，与陕西合阳县隔河相望，从地理位置上说，鸣条在晋南，的确符合史书所言的莘之墟附近。

如果夏桀当时是在晋南，也就解释了为何在东边的商汤，要绕道鸣条以西，自西向东发起进攻。这是因为晋南和豫东之间有太行八陉阻隔，商汤大军若通过自东向西这一常规路线伐夏无疑难度较大。

此时与商汤建立联姻关系的莘国显然成了最佳突破口。由莘国渡河，自西向东可直插夏桀所在的安邑（夏县）。正如孔安国所言：“桀都安邑，汤升道从陑，出其不意”。

当然，上述结论只是根据文献记载的合理推测，想要印证，还需要考古等更多证据。

果然，考古工作者在对山西运城夏县东下冯村的夏商遗址进行考古发掘时，发现了一处面积25万平方米的遗址，因文化面貌与二里头文化近似，故命名为二里头文化东下冯类型。

经碳十四测定，东下冯遗址绝对年代为公元前1900—前1500年左右。这充分说明了一点，即晋南一带从夏早期到晚期，始终是夏朝的重要据点，即使到了王朝末期，夏朝也牢牢控制着安邑。

这一结论也得到了分子人类学的印证。根据中科院遗传与发育生物学研究所刘皓芳博士的研究结论，二里头遗址出土人骨与近在咫尺的偃师商城古人群母系遗传（mtDNA）关系较远，而与山西、内蒙东部、辽宁人群母系遗传关系较近。

可见，夏人的确经历了一次较大规模的向北迁徙，由于二里头遗址从三期开始人口还在积聚、贵族墓葬数量有增无减，且没有发现任何暴力迹象，故而这种迁徙并非是夏朝灭亡后所致，而是夏朝尚未灭亡时就已经开始了。

那么我们不禁产生一个疑问，为什么夏桀要主动放弃河南的都城（二里头遗址），反而跑到山西的安邑呢？

从都邑规模上讲，面积300万平方米的二里头遗址，远非小城安邑可比，但也正因为二里头是大都邑，在先秦“大邑无城墉”的时代，二里头适合王者居住，但却不适合军事防御。

考古发现的商文化，从早期的下七垣文化（先商时期），再到二里岗文化，其发展轨迹经历了从冀南到豫北鲁西，再到豫中的扩展路线。这表明，商人在经历从部落到邦国的发展过程中，势力范围也拓展到了夏人的腹地。

或许是感受到了商汤的军事威胁，迫使夏桀做出了北上的举动，想利用晋南这块夏先民龙兴之地的山川阻隔，挡住商军的进攻。

当然，除了上述原因外，夏桀的被迫北上还有内部势力反叛的因素。

《墨子》和《尹至》《尹诰》等文献曾言：“汤奉桀众以克有夏”，说明在商汤伐夏时，已经有不少夏民倒戈加入了商汤阵营。二里头遗址没有遭到破坏，文化没有断层恰是明显例证。

但夏桀显然没有料到，由于伊尹的串联，商汤与有莘建立了同盟，并绕道有莘国杀到夏桀背后，出现在了安邑西面，打乱了夏桀所有的军事部署，鸣条战后，夏朝灭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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谁听说过没有腿的人，还能在武林之中，一争雄长！是怪不！”

如今列位看官读来，或许并无甚么感觉，毕竟后世的武侠小说中，不要说没有腿，便是没有手脚，也或可在武林之中一争雄长，不过在其时，如此的开篇可是颇有引人的魔力。其后如《一剑光寒十四州》写有过改之，立地顿悟，写智斗；《夺魂旗》写奇巧的布局；《豆蔻干戈》写命运的巧合；《霹雳蔷薇》写少年人的感情等等，皆有可圈可点之处，也基本固定了诸葛青云独特的作品风格，即以奇诡情节为情节主旨，以人物身外化身方法为情节推动，以智斗及情节翻转、出人意料为主要手段，最终得以较为圆满的结局结束全篇。在于诸葛青云所创作的作品中，完全的“悲剧”在印象中是没有的。

只是诸葛青云虽然从上述诸书中走出了一条新道路，却并不曾走得更远。加之诸葛青云的创作“火力”却似不够“旺盛”，显得后劲不足，追求情节奇诡刺激的“双刃剑”问题又显现了出来。

举例言之，比如《夺魂旗》（1961）中写武林中“乾坤五绝”中的“夺魂旗”在一段时间内竟是善恶不定，揭破谜团，自是有“假夺魂旗”在内，不过作者却并未就此罢手，大展易容术，又弄出些许“假夺魂旗”来，你方唱罢我登场。由于“夺魂旗”（书中人物的绰号）的衣着并不露出真实面目，模仿倒也罢了，而在书主上官灵“客串”夺魂旗之时，竟只是弄了块布遮了脸，便骗过了所有人，着实是大开玩笑了。又《铁剑朱痕》（1961）中有一段情节，是书主身携重要信物“朱痕铁剑”，为寻爱侣，并未遵守爱侣在山石上刻下的嘱托，而去独自寻找，不想半路遇到邪派两大高手埋伏，失了信物。邪派诸君有如神助一般的测算准了书主必行路线，无非是作者包办，颇有些牵强。又《霹雳蔷薇》（1962）中弄出了问号与惊叹号，未免令书中人物太超前了些。非只如此，诸葛青云对于写一些悬疑色彩的情节并不擅长，遮掩不住谜团。这一点是梁羽生、诸葛青云二位先生共同的弊病。梁羽生笔下诸如《大唐游侠传》写夏凌霜的家门惨祸，《剑网尘丝》中的徐中岳等等，皆如是焉。梁羽生笔下倒还罢了，如诸葛青云这般欲以奇巧见长的，谜团为人早早揭破，哪里还有甚么戏唱呢？却更是减色不少。

“为情节而情节”的弊病暂且按下不提，再举例言说“后劲不足”一点。诸葛青云的作品小子将其比作为“猛火爆炒”式的，初端上来，入口时火辣滚烫，颇为可口，时间一长，便要退步了。比如《一剑光寒十四州》（1961），虽是写书主报父仇的老路，光彩却全被一个着力塑造的角色西门豹抢占了去。西门豹在书中是个“智将”式的人物，在上半部与邪派斗智是写的很好的，整体的情节也很是精彩，不过在下半部却是一落千里，难以卒读。又《霹雳蔷薇》（1962），写书主无意中看到了一个很有英气很美丽的女子，起了好逑之心，却不知这女子的姓名，后以这女子的特征去打听，竟得知有三个女子是符合的，于是在武林动荡与情海风波中引出一段故事来。无奈依然是上半部的整体情节很是精彩，下半部一落千里的结局。便是比较能够取得平衡的《夺魂旗》（1961），在下半部依然显出了些“乏力”，“虎头蛇尾，前工后拙”的评价自是少不得的。另因约稿众多，分身乏术，新奇的想法总会散见与许多作品之中，甚至在故事情节上也有相似之处，失了新鲜意味。比如《夺魂旗》与《豆蔻干戈》、《铁剑朱痕》书中的重要人物易容后以另一身份帮助正派，《玉女黄衫》中使用的诗词对答被毫无更改地转移到了《霹雳蔷薇》中等等，此处不多赘述，按下不表。

比较之下，梁羽生的作品情节，发展显得更加平缓朴实，却又不失精彩之处，若说诸葛青云是“猛火爆炒”，梁羽生则像是“文火慢炖”了，在一系列细节不断积聚下，最终爆发，不过这种“爆发”，多是令读书的看官心情一沉，为了这样的结果而惋惜。比如《还剑奇情录》中云素素结尾处的坠崖，陈玄机的呼喊，旧宅的大火，便交织成了一幅惨烈可悲的画面。《云海玉弓缘》中厉胜男与金世遗的爱情经过了风波，却最终落得厉胜男死于金世遗的怀中。《白发魔女传》中卓一航终于明了对练霓裳的爱情，却终于不可得，仰望牛郎织女星，吟诵那一首作结的诗句，当使诸多看官不胜唏嘘。也正是因为这样的艺术魅力，许多看官所欢喜的梁羽生的作品，多是这般悲剧的结尾的。当然不仅如此，在梁羽生的作品中所写出的一些小故事，比如写《联剑风云录》中的七阴教主母女就是很好的，更多便不多所赘述了。

或许是潜意识感知到了压力，或许是人到中年内分泌失调，近日的心情就像过山车，阴晴不定，难以捉摸。好在乐于沟通，好在身边的人都比较理性客观。
偶尔发条感慨的朋友圈，总有好友立刻回复或私信或打电话关心，回头细读才发现文字的歧义。
原来我始终被爱包围着，那就不要为了某些离去的朋友而难过。当她把我放在了和她在我心里并不对等的位置，只能说明我过于自作主张，也意味着，虽然不舍，她也应该从我生活的重心中离开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