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树荣:他是保定铁路游击队的“刘洪”】“父亲生前最喜欢给我们讲打仗的故事，电视剧《铁道游击队》里讲述的扒火车、捉汉奸、地下联络等故事，他们也都经历过。”12月2日，85岁高龄的张光女士这样讲述起自己的父亲张树荣。
说起铁道游击队，人们首先想到的是山东枣庄的铁道游击队，尤其是忘不了电影、电视剧《铁道游击队》里塑造的大队长刘洪、政委李正等光辉形象。其实，抗战时期在我们保定也有一支活跃于铁道上的革命力量——保定铁路工人游击队。这支队伍成立于1938年，比枣庄的铁道游击队还早两年。他们埋地雷、割电线、扒铁路、炸桥梁，袭击日军的军车、棉车……这支以铁路工人为骨干的敌后武装力量的领导人张树荣，也是一位身经百战的传奇人物，可谓是保定铁路游击队的“刘洪”大队长。
经历“二七”大罢工，
组建铁路工人游击队
在我市的太行博物馆“燕赵儿女，全民皆兵”展区，有专门的保定铁路工人游击队的展板。展柜里那枚张光捐赠的怀表，正是张树荣在抗日战争时期缴获的日军战利品。这块锈迹斑斑、饱含沧桑的怀表，见证了抗日战争的最后胜利。
1894年，张树荣出生于博野县冯村。1911年，17岁的他到长辛店铁路机务段做小工，之后先后辗转到正定铁路机务段和顺德机务段煤台做苦工，任顺德站工人纠察队干事时，经历了“二七”京汉铁路工人大罢工。
“二七”斗争后，由于军阀疯狂镇压，工运暂时转入低潮。1924年，张树荣调到保定铁路机务段煤台做苦工，继续组织和领导工人运动。1925年9月，张树荣在“贤良祠”经人介绍加入了中国共产党，负责高碑店至定县（今定州市）间的铁路工运，先后领导了保定车站铁路工人“卧轨斗争”、河坝工人斗争和安新县新庄抗租税和抗割头税的斗争。还参加了高蠡暴动和支援二师学生斗争，两次入狱的他并没有畏惧退缩，反而意志更加坚强，出狱后继续积极开展宣传和发展组织工作。
1937年“七七事变”后，平津相继沦陷，日军继续南侵。9月24日，日军占领保定，平汉线石家庄至保定段成了侵华日军运输兵力、武器、弹药及其给养的主要输送线。经过“二七”大罢工洗礼的保定铁路工人，看在眼里，恨在心上，迫切希望组织起来，破坏敌人的铁路运输线，为抗日战争做出自己的贡献。在这种形势下，保定车站的“二七”老工人、中共地下党支部书记的张树荣，10月24日去完县（今顺平）常庄找到了晋察冀抗日义勇军第三路军总指挥刘秀峰，根据中共平汉线省委的决定，指示张树荣组织铁路工人游击队，坚持原地斗争，破坏敌人的交通运输，牵制敌人的兵力，配合正面战场，阻击敌人的战略进攻。
1938年1月，张树荣返回保定后，召开党员会议传达了上级指示。经研究决定：地下党支部以组织工会、发展会员为名，宣传抗日主张，发动车站工人群众，积极筹建工人游击队。经过宣传发动，20多名工人组成了保定铁路工人游击队，张树荣任大队长。为了使这支抗日武装迅速发展壮大，张树荣一面扩充队伍，派人到附近各村动员青壮年参军；一面收缴地主武装，装备自己。后来，联合兄弟部队攻打定县高就村的地主联庄会，收缴了一批枪支，扩充了队伍，游击队一度发展到200多人。
获《抗敌周报》称赞，
是一支“特殊的工人抗日武装”
在太行博物馆展柜里，陈列着几本发黄的报刊杂志，包括1987年的《保定文史资料选辑》、1993年的《保定党员通讯》和1995年的《保定市报》。这些珍贵的资料里，都从不同角度讲述着保定铁路工人游击队的故事。
“恰从北面开来一列运棉车，张树荣下令准备射击，说完他伸手抓过刘耀生手中步枪第一个开了火，接着，其他队员以密集枪弹射击运棉车。顷刻间，冒烟的棉包被风吹出了火苗，一时间整节车厢燃起大火。”1940年秋，晋北晋中地区的日军冬装尚未解决，平汉铁道线上每天都跑着运棉车。11月末的一天下午，张树荣带领队员庞景、刘庚昌、刘耀生、庞福顺等趴在大汲店（今大激店）东的铁道旁观察敌运棉车的往返规律，伺机破坏敌人的交通运输。在张树荣他们的一阵射击过后，“眼见着火苗越烧越大，押车的日军急忙采取紧急制动，但风助火威，前节车厢很快殃及后节车厢，司机一看傻了眼，他怕烧到机头，惊恐地甩掉几节车厢逃跑了。”
自1938年1月至1942年5月，这支保定“铁道游击队”频繁地活动于平汉线两侧的保定、徐水、满城、完县、望都、唐县、定县等地，消灭了部分日伪军，破坏铁路数百次，毁坏机车数十辆，使火车出轨、翻车近百次。游击队在抗日战争中打了很多胜仗，缴获的大批道轨、道钉、枕木、电线、电线杆等物品，支援了抗日根据地的军工生产。
1939年9月18日，晋察冀边区《抗敌周报》载文，称赞保定铁路工人游击队是支“特殊的工人抗日武装”，在地区工运史上写下了瑰丽的一页。
日军曾悬赏大洋5000元捉拿，
也曾派汉奸假冒“张瞎子”
“我爸因为年轻时戴着一副高度近视镜，所以队友们都笑称他叫‘张瞎子’。”提起父亲张树荣的故事，张光满是自豪。她告诉记者，当年日军对游击队和父亲恨之入骨，曾在保定、望都、定县、清风店等地悬赏大洋5000元捉拿父亲。可是在广大人民群众的掩护和帮助下，敌人始终没有得逞，张树荣及其领导的游击队反而更加活跃。张光说：“后来日军还命令日伪汉奸纠集了一帮地痞流氓冒充游击队，领头的甚至也戴眼镜扮成我父亲模样，专门在夜间向保定西郊韩村、康庄、富昌及大车村要粮派款，不给就吊打村干部。后来党组织查明情况，才真相大白。”
1942年，日军对冀中进行大“扫荡”之前，上级根据形势需要，在完县常庄将铁路工人游击队正式编入八路军第三纵队。而张树荣受命返回保定，继续在铁路工人中秘密开展工作，积极发展党的组织，搜集敌人情报，为根据地筹集各种物资。他以赶大车为掩护，从保定秘密向抗日根据地运输枪支、弹药、医药、文具等物品，为抗日战争做了大量工作。
抗日战争胜利后，张树荣参加了解放华北地区的多次战斗。1947年11月石家庄解放后，出任石家庄市党委武装部长，后任石家庄市铁路局警卫大队长。1948年11月解放保定时，负责接管保定车站任警卫大队长。新中国成立后，他先后担任德州公安段段长、天津铁路公安处处长、太原铁路局车辆处副处长、全国铁路总工会委员等职。1972年10月9日，因病医治无效在北京逝世，享年78岁。
张树荣用自己的经历一次次地教育子孙，要记住那段血与火的历史，做个有气节的中国人，而子女们也都以有这么一位打过鬼子的老父亲感到骄傲。张光说：“父亲生前时常教育我们，战争是无情的，上了战场就要随时做好牺牲的准备。”
说起铁道游击队，人们首先想到的是山东枣庄的铁道游击队，尤其是忘不了电影、电视剧《铁道游击队》里塑造的大队长刘洪、政委李正等光辉形象。其实，抗战时期在我们保定也有一支活跃于铁道上的革命力量——保定铁路工人游击队。这支队伍成立于1938年，比枣庄的铁道游击队还早两年。他们埋地雷、割电线、扒铁路、炸桥梁，袭击日军的军车、棉车……这支以铁路工人为骨干的敌后武装力量的领导人张树荣，也是一位身经百战的传奇人物，可谓是保定铁路游击队的“刘洪”大队长。
经历“二七”大罢工，
组建铁路工人游击队
在我市的太行博物馆“燕赵儿女，全民皆兵”展区，有专门的保定铁路工人游击队的展板。展柜里那枚张光捐赠的怀表，正是张树荣在抗日战争时期缴获的日军战利品。这块锈迹斑斑、饱含沧桑的怀表，见证了抗日战争的最后胜利。
1894年，张树荣出生于博野县冯村。1911年，17岁的他到长辛店铁路机务段做小工，之后先后辗转到正定铁路机务段和顺德机务段煤台做苦工，任顺德站工人纠察队干事时，经历了“二七”京汉铁路工人大罢工。
“二七”斗争后，由于军阀疯狂镇压，工运暂时转入低潮。1924年，张树荣调到保定铁路机务段煤台做苦工，继续组织和领导工人运动。1925年9月，张树荣在“贤良祠”经人介绍加入了中国共产党，负责高碑店至定县（今定州市）间的铁路工运，先后领导了保定车站铁路工人“卧轨斗争”、河坝工人斗争和安新县新庄抗租税和抗割头税的斗争。还参加了高蠡暴动和支援二师学生斗争，两次入狱的他并没有畏惧退缩，反而意志更加坚强，出狱后继续积极开展宣传和发展组织工作。
1937年“七七事变”后，平津相继沦陷，日军继续南侵。9月24日，日军占领保定，平汉线石家庄至保定段成了侵华日军运输兵力、武器、弹药及其给养的主要输送线。经过“二七”大罢工洗礼的保定铁路工人，看在眼里，恨在心上，迫切希望组织起来，破坏敌人的铁路运输线，为抗日战争做出自己的贡献。在这种形势下，保定车站的“二七”老工人、中共地下党支部书记的张树荣，10月24日去完县（今顺平）常庄找到了晋察冀抗日义勇军第三路军总指挥刘秀峰，根据中共平汉线省委的决定，指示张树荣组织铁路工人游击队，坚持原地斗争，破坏敌人的交通运输，牵制敌人的兵力，配合正面战场，阻击敌人的战略进攻。
1938年1月，张树荣返回保定后，召开党员会议传达了上级指示。经研究决定：地下党支部以组织工会、发展会员为名，宣传抗日主张，发动车站工人群众，积极筹建工人游击队。经过宣传发动，20多名工人组成了保定铁路工人游击队，张树荣任大队长。为了使这支抗日武装迅速发展壮大，张树荣一面扩充队伍，派人到附近各村动员青壮年参军；一面收缴地主武装，装备自己。后来，联合兄弟部队攻打定县高就村的地主联庄会，收缴了一批枪支，扩充了队伍，游击队一度发展到200多人。
获《抗敌周报》称赞，
是一支“特殊的工人抗日武装”
在太行博物馆展柜里，陈列着几本发黄的报刊杂志，包括1987年的《保定文史资料选辑》、1993年的《保定党员通讯》和1995年的《保定市报》。这些珍贵的资料里，都从不同角度讲述着保定铁路工人游击队的故事。
“恰从北面开来一列运棉车，张树荣下令准备射击，说完他伸手抓过刘耀生手中步枪第一个开了火，接着，其他队员以密集枪弹射击运棉车。顷刻间，冒烟的棉包被风吹出了火苗，一时间整节车厢燃起大火。”1940年秋，晋北晋中地区的日军冬装尚未解决，平汉铁道线上每天都跑着运棉车。11月末的一天下午，张树荣带领队员庞景、刘庚昌、刘耀生、庞福顺等趴在大汲店（今大激店）东的铁道旁观察敌运棉车的往返规律，伺机破坏敌人的交通运输。在张树荣他们的一阵射击过后，“眼见着火苗越烧越大，押车的日军急忙采取紧急制动，但风助火威，前节车厢很快殃及后节车厢，司机一看傻了眼，他怕烧到机头，惊恐地甩掉几节车厢逃跑了。”
自1938年1月至1942年5月，这支保定“铁道游击队”频繁地活动于平汉线两侧的保定、徐水、满城、完县、望都、唐县、定县等地，消灭了部分日伪军，破坏铁路数百次，毁坏机车数十辆，使火车出轨、翻车近百次。游击队在抗日战争中打了很多胜仗，缴获的大批道轨、道钉、枕木、电线、电线杆等物品，支援了抗日根据地的军工生产。
1939年9月18日，晋察冀边区《抗敌周报》载文，称赞保定铁路工人游击队是支“特殊的工人抗日武装”，在地区工运史上写下了瑰丽的一页。
日军曾悬赏大洋5000元捉拿，
也曾派汉奸假冒“张瞎子”
“我爸因为年轻时戴着一副高度近视镜，所以队友们都笑称他叫‘张瞎子’。”提起父亲张树荣的故事，张光满是自豪。她告诉记者，当年日军对游击队和父亲恨之入骨，曾在保定、望都、定县、清风店等地悬赏大洋5000元捉拿父亲。可是在广大人民群众的掩护和帮助下，敌人始终没有得逞，张树荣及其领导的游击队反而更加活跃。张光说：“后来日军还命令日伪汉奸纠集了一帮地痞流氓冒充游击队，领头的甚至也戴眼镜扮成我父亲模样，专门在夜间向保定西郊韩村、康庄、富昌及大车村要粮派款，不给就吊打村干部。后来党组织查明情况，才真相大白。”
1942年，日军对冀中进行大“扫荡”之前，上级根据形势需要，在完县常庄将铁路工人游击队正式编入八路军第三纵队。而张树荣受命返回保定，继续在铁路工人中秘密开展工作，积极发展党的组织，搜集敌人情报，为根据地筹集各种物资。他以赶大车为掩护，从保定秘密向抗日根据地运输枪支、弹药、医药、文具等物品，为抗日战争做了大量工作。
抗日战争胜利后，张树荣参加了解放华北地区的多次战斗。1947年11月石家庄解放后，出任石家庄市党委武装部长，后任石家庄市铁路局警卫大队长。1948年11月解放保定时，负责接管保定车站任警卫大队长。新中国成立后，他先后担任德州公安段段长、天津铁路公安处处长、太原铁路局车辆处副处长、全国铁路总工会委员等职。1972年10月9日，因病医治无效在北京逝世，享年78岁。
张树荣用自己的经历一次次地教育子孙，要记住那段血与火的历史，做个有气节的中国人，而子女们也都以有这么一位打过鬼子的老父亲感到骄傲。张光说：“父亲生前时常教育我们，战争是无情的，上了战场就要随时做好牺牲的准备。”
卢沟桥三首
诗写到现在，仍不通押韵，我由于年轻时不太注意读书，古代汉语不及格。但此三首，我是满含深情写下的。
第一到国家抗战馆参观，再无研究文献之雅兴，被小日本侵略屠戮给气坏了。中国只有一劲敌，乃东洋也。
多宣传抗战，此为中华民族之永恒话题。我完全理解了民营抗战馆用人民币缴获抗战实物的初衷。抗战馆成片建立起来，靠的是实物和图片介绍，文献则在其次。组织好宣传语言，展示特殊震撼人心的实物，对抗战馆非常关键。[握手]
诗写到现在，仍不通押韵，我由于年轻时不太注意读书，古代汉语不及格。但此三首，我是满含深情写下的。
第一到国家抗战馆参观，再无研究文献之雅兴，被小日本侵略屠戮给气坏了。中国只有一劲敌，乃东洋也。
多宣传抗战，此为中华民族之永恒话题。我完全理解了民营抗战馆用人民币缴获抗战实物的初衷。抗战馆成片建立起来，靠的是实物和图片介绍，文献则在其次。组织好宣传语言，展示特殊震撼人心的实物，对抗战馆非常关键。[握手]
【“逐书事件”与独译莎剧——梁实秋在青岛的两件旧事】梁实秋是我国著名散文家、文学批评家、学者，但许多人知晓他，也许还是因为他与鲁迅那场持续良久、轰轰烈烈的“笔仗”。论战之广，涉及人性、教育、阶级等诸多话题；论战之久，更近十个年头。
少为人知的是，这场“笔仗”，其实给他带来了不小的人生困扰。其中之一，就是他出走上海旅居青岛以求平静生活的愿望没有完全实现。
从1930年受聘国立青岛大学到1934年离开，梁实秋旅居青岛的四年间，双方论战的硝烟一直没有消散，特别是“逐书事件”的发生，更使得两人结下了新的“梁子”。
1930年的青岛，是梁实秋走出“人性论争”尴尬处境的庇护所。来青岛之前，梁实秋在上海的生活极不平静。
1926年，他的一篇《现代中国文学之浪漫的趋势》激起千层浪。在“国破山河在”的危急时刻，梁实秋却抱着艺术至上、文艺自由的观念，宣扬文艺的自由独立性，这无疑与时代的要求相悖。他无意间卷入了那场分不清是政治还是学术的激烈争斗，深以孤立无援为苦，厌倦了文坛争斗的梁实秋渐萌逃意。
恰逢此时，国立青岛大学校长杨振声到上海来延揽教授，正巧碰到刚刚辞去武汉大学文学院院长职务的闻一多，并通过胡适、闻一多认识了梁实秋、沈从文等人。杨振声求贤若渴，一遇闻、梁，便坚邀他们到青岛任教。在专程去青岛“半日游览”和“一席饮宴”之后，梁实秋接受了国立青岛大学的聘书。
虽然远离上海，但树欲静而风不止，与鲁迅的论战，风波再起，并伴随了梁实秋在青岛的始终。
鲁迅和梁实秋的论战是20世纪30年代中国文坛的一个重大事件。梁实秋比鲁迅小22岁，一少一老，从1926年开始笔战，一个以《新月》《益世报·文学周刊》为阵地，一个以《萌芽》《语丝》为阵地，一直到1936年鲁迅逝世，两人论战长达近10年，笔战的文章125篇、50余万字。
梁实秋到国立青岛大学执教后，论战硝烟未散。臧克家曾回忆说：“同学们知道梁和鲁迅先生经常论争，在课堂上向他发问，他笑而不答，用粉笔在黑板上写下四个大字：鲁迅与牛（1930年1月10日上海《新月》月刊第2卷第11期刊载了梁实秋的《鲁迅与牛》一文，阐述了他与鲁迅论战的缘起，此举意在让同学们从文中去找答案）。同学们莞尔而笑，梁实秋神情自若。”
1932年春在国立青岛大学发生的“逐书事件”，更是让二人的关系雪上加霜。梁实秋时任国立青岛大学图书馆馆长，主持成立了图书委员会，绝大多数成员都是新月派，对当时左翼文坛推重的书籍往往不能认同。被进步青年奉为精神导师的鲁迅作品，在这里并没有得到重视，以至于传出梁实秋将鲁迅作品从图书馆中清除的传言，所谓的“逐书事件”便爆发了。
鲁迅曾两次提及该事件，亦可见其对此事耿耿于怀。他在《“题未定”草》一文中写道“梁实秋教授充当什么图书馆的主任时，听说也曾将我的许多译作驱逐出境”。他在为曹靖华翻译的《苏联作家七人集》所作的序言中再次叫屈：“梁实秋教授掌青岛大学图书馆时，将我的译作驱除。”
关于此事，梁实秋在《关于鲁迅》一文中辩解：“我首先声明，我个人并不赞成把他的作品列为禁书。我生平最服膺伏尔德的一句话：‘我不赞成你说的话，但我拼死拥护你说你的话的自由。’我对鲁迅亦复如是……我曾经在一个大学（国立青岛大学）里兼任过一个时期的图书馆馆长，书架上列有若干从前遗留下的低级的黄色书刊，我觉得这有损大学的尊严，于是令人取去注销，大约有数十册的样子，鲁迅的若干作品并不在内。但是这件事立刻有人传到上海，以讹传讹，硬说是我把鲁迅及其他‘左倾’作品一律焚毁了，鲁迅自己也很高兴地利用这一虚伪情报，派作我的罪状之一！其实完全没有这样的一回事。宣传自宣传，事实自事实。”
直到20世纪80年代末，还有人就“逐书事件”问臧克家。他回答说：“我想不会的，也是不可能的。”算是为梁实秋作了最好的证言。
虽为论敌，但对鲁迅的评价，梁实秋也表现了可贵的公允。1936年10月19日，鲁迅在上海逝世。第二日的《世界日报》发表了对梁实秋的专访文章，回忆了与鲁迅的文字因缘，并对其文学成就不吝赞美：“先生在文学方面，为中国文坛上最有力之作家，余与其立场虽稍有不同，而其文笔之卓绝，则实令余钦服。现先生逝世，为中国文坛之最大损失，盖后人恐无能补其缺者。”
1934年7月，梁实秋应王平陵之约，将与鲁迅等左翼文人论争的文章中的31篇，结集为《偏见集》，该书由正中书局出版，成为他的一本较重要的文学论集。
除了论战带来的困扰，梁实秋的青岛岁月也有宁静的一面。特别是，以一人之力翻译了《莎士比亚全集》，成为国内完成该项成就的第一人。
在国立青岛大学，梁实秋担任外文系主任兼图书馆馆长，教学与学术并举。他虽是留洋出身，却不喜洋服，夏季常穿的是长衫，秋冬则穿一身丝织棉袍，严冬时节是棉袍外面加套一件皮袍，而且颜色都淡雅不俗，颇具谦谦君子之风。
臧克家回忆：“记得，1930年我考入国立青岛大学（二年后改为山东大学），入的是您做主任的英文系。您面白而丰，夏天绸衫飘飘，风度翩翩。”他还回忆说：“当时外文系主任梁实秋先生，胖胖白皙的面庞，讲课干净利落。”
梁实秋授课时间观念极强，对此他的学生记忆颇深。他上课，永远是铃声未息已走进教室，坐下就讲，不疾不徐，绝无赘语。下课铃声方振，恰好讲到一个段落，铃声未毕，已步出课堂。他常对同事和学生讲：“上课时一分钟也不能浪费，课间是学生活动和休息的时间，一分钟也不容侵犯，故尔上下课必须准时。”但一堂课的内容倘若记录下来，都是一篇组织紧密、内容充实的论文，课后重温它，也足够思索两三个小时。
1932年8月，梁实秋为国立青岛大学外文系三年级的学生首开了“莎士比亚”课，他是国内最早把莎士比亚引入大学课堂的学者之一。同时，在胡适的发动下，开始了“莎士比亚”翻译工作。
如果说梁实秋这一辈子只崇拜过一个人，那么这个人一定是胡适；如果说梁实秋只对一个人感恩，那么这个人也一定是胡适。走上译莎之路，也是起自胡适的倡议。
梁实秋和胡适的交往始于1927年在上海共同参加“新月社”期间。胡适是“新月社”的精神领袖，梁实秋是最年轻的参与者之一。1930年，任中华教育基金会董事会主任的胡适，倡导成立“莎士比亚的戏剧全集翻译会”，决定翻译《莎士比亚全集》。
1930年8月，胡适应杨振声之邀访问国立青岛大学。其间他住在宋春舫家里，参观了宋的藏书楼“褐木庐”。大量戏剧书籍珍藏其中，包括莎士比亚的多部剧作，仅《哈姆雷特》一书就有五国文字的版本。
随后，胡适便提议闻一多、梁实秋翻译《莎士比亚全集》。同年12月23日，胡适致梁实秋的信中谈及了译莎士比亚一事，其中写道：“……拟请一多与你，与通伯、志摩五人商酌翻译Shakespeare（莎士比亚）全集的事，期以五年十年，要成一部莎氏集定本。”
1931年1月5日，胡适复信梁实秋，又谈此事：“我可以来青岛一游，约在一月十七八日，定期后当电告……志摩昨日到平，赞成译莎翁事。”就在当月24日，胡适来到青岛开始筹划《莎士比亚全集》翻译的事务，在与杨振声、闻一多、梁实秋等人讨论后，决定用散文体翻译莎士比亚全集，但部分作品可试用韵文体。
胡适最初拟定的莎翁翻译办法，决定由闻一多、梁实秋、陈通伯、叶公超、徐志摩五人组成翻译莎翁全集委员会，并拟请闻一多为主任；暂定五年全部完成（约计每人每半年，可译成一部）。信中还提议徐志摩试译《罗密欧与朱丽叶》，叶公超试译《威尼斯商人》，陈源试译《皆大欢喜》，闻一多试译《哈姆雷特》，梁实秋试译《马克白》。
可惜，这项大工程最终没能如愿由几位大译家共同参与完成。据梁实秋后来回忆：“通伯不肯参加，志摩在二十年十一月里就不幸逝世，公超、一多志不在此，结果只剩下了我一个人孤独的开始这漫长艰巨的工作。”
对于译莎，梁实秋从一开始态度便十分积极。当时，他除了每周教十二小时课之外，就开始着手翻译。他曾说：“我开始的时候参考资料是如何的贫乏！我那时有的只是一股热心，我想愚公可以移山，我也一步一步地去做，做多少算多少，至少对于我自己是件有益的工作。”
在兼任图书馆馆长期间，他广泛搜集莎士比亚戏剧书籍资料，还亲自到上海为图书馆选购图书，建立了莎士比亚图书室。最早译成的《哈姆雷特》《马克白》《李尔王》《奥赛罗》《威尼斯商人》《如愿》《暴风雨》在1936年5月至11月由商务印书馆陆续出版。而《仲夏夜之梦》因抗战后通货膨胀，没有出版。后来，他又译了《亨利四世》上下篇。梁实秋成为名副其实的中国独自翻译《莎士比亚全集》的第一人。
总结梁实秋这个成就，可以看出，从外文系主任兼图书馆馆长的工作岗位得益不小，这也算是青岛给他的最重要的馈赠之一吧。
1934年，梁实秋的好友胡适任北京大学文学院院长，邀请梁实秋到北京大学任外文系研究教授兼系主任。消息在山东大学传开，山东大学群情不满，外文系师生联名向北京大学提出抗议。抗议信在青岛当时的《民报》上曾有刊载：“敝系经梁实秋先生主持开办，同学夙受陶冶，爱戴正殷……群情迫遑，北平素为文化区域，人才较多，至希鉴谅，另行延聘，以慰渴望。”恳切之情跃然纸上。
三十岁出头的青年教授，工作四年，博得全系师生如此深情的挽留，足见梁实秋教学育人工作之成效。几经磋商后，胡适发来一封电报说：“梁实秋先生主持山大外文系四年，成绩显著，已有基础。现北大外文系亟待梁先生来此帮助，恳请暂时借用两年……”
1934年夏，山东大学外文系全体学生，在青岛奇园饭店为梁实秋举行了饯别宴会。
晚年在台湾的梁实秋对青岛怀有特殊的眷恋之情。青岛文史学家鲁海曾说，梁实秋晚年描写青岛的回忆文章，至少有40余篇，字里行间都流露出对这座城市的喜爱。
1983年，梁实秋的大女儿梁文茜带着父亲的委托，重回青岛寻梦。梁实秋更是将女儿梁文茜从青岛海水浴场捧来的一瓶沙子置于案头，视为珍品。1987年10月台湾当局放宽到大陆禁戒后，梁实秋大喜，计划到大陆探亲。但11月3日，梁实秋因突发心脏病逝世，重返青岛最终成了一桩难了的遗憾。（大众日报）
少为人知的是，这场“笔仗”，其实给他带来了不小的人生困扰。其中之一，就是他出走上海旅居青岛以求平静生活的愿望没有完全实现。
从1930年受聘国立青岛大学到1934年离开，梁实秋旅居青岛的四年间，双方论战的硝烟一直没有消散，特别是“逐书事件”的发生，更使得两人结下了新的“梁子”。
1930年的青岛，是梁实秋走出“人性论争”尴尬处境的庇护所。来青岛之前，梁实秋在上海的生活极不平静。
1926年，他的一篇《现代中国文学之浪漫的趋势》激起千层浪。在“国破山河在”的危急时刻，梁实秋却抱着艺术至上、文艺自由的观念，宣扬文艺的自由独立性，这无疑与时代的要求相悖。他无意间卷入了那场分不清是政治还是学术的激烈争斗，深以孤立无援为苦，厌倦了文坛争斗的梁实秋渐萌逃意。
恰逢此时，国立青岛大学校长杨振声到上海来延揽教授，正巧碰到刚刚辞去武汉大学文学院院长职务的闻一多，并通过胡适、闻一多认识了梁实秋、沈从文等人。杨振声求贤若渴，一遇闻、梁，便坚邀他们到青岛任教。在专程去青岛“半日游览”和“一席饮宴”之后，梁实秋接受了国立青岛大学的聘书。
虽然远离上海，但树欲静而风不止，与鲁迅的论战，风波再起，并伴随了梁实秋在青岛的始终。
鲁迅和梁实秋的论战是20世纪30年代中国文坛的一个重大事件。梁实秋比鲁迅小22岁，一少一老，从1926年开始笔战，一个以《新月》《益世报·文学周刊》为阵地，一个以《萌芽》《语丝》为阵地，一直到1936年鲁迅逝世，两人论战长达近10年，笔战的文章125篇、50余万字。
梁实秋到国立青岛大学执教后，论战硝烟未散。臧克家曾回忆说：“同学们知道梁和鲁迅先生经常论争，在课堂上向他发问，他笑而不答，用粉笔在黑板上写下四个大字：鲁迅与牛（1930年1月10日上海《新月》月刊第2卷第11期刊载了梁实秋的《鲁迅与牛》一文，阐述了他与鲁迅论战的缘起，此举意在让同学们从文中去找答案）。同学们莞尔而笑，梁实秋神情自若。”
1932年春在国立青岛大学发生的“逐书事件”，更是让二人的关系雪上加霜。梁实秋时任国立青岛大学图书馆馆长，主持成立了图书委员会，绝大多数成员都是新月派，对当时左翼文坛推重的书籍往往不能认同。被进步青年奉为精神导师的鲁迅作品，在这里并没有得到重视，以至于传出梁实秋将鲁迅作品从图书馆中清除的传言，所谓的“逐书事件”便爆发了。
鲁迅曾两次提及该事件，亦可见其对此事耿耿于怀。他在《“题未定”草》一文中写道“梁实秋教授充当什么图书馆的主任时，听说也曾将我的许多译作驱逐出境”。他在为曹靖华翻译的《苏联作家七人集》所作的序言中再次叫屈：“梁实秋教授掌青岛大学图书馆时，将我的译作驱除。”
关于此事，梁实秋在《关于鲁迅》一文中辩解：“我首先声明，我个人并不赞成把他的作品列为禁书。我生平最服膺伏尔德的一句话：‘我不赞成你说的话，但我拼死拥护你说你的话的自由。’我对鲁迅亦复如是……我曾经在一个大学（国立青岛大学）里兼任过一个时期的图书馆馆长，书架上列有若干从前遗留下的低级的黄色书刊，我觉得这有损大学的尊严，于是令人取去注销，大约有数十册的样子，鲁迅的若干作品并不在内。但是这件事立刻有人传到上海，以讹传讹，硬说是我把鲁迅及其他‘左倾’作品一律焚毁了，鲁迅自己也很高兴地利用这一虚伪情报，派作我的罪状之一！其实完全没有这样的一回事。宣传自宣传，事实自事实。”
直到20世纪80年代末，还有人就“逐书事件”问臧克家。他回答说：“我想不会的，也是不可能的。”算是为梁实秋作了最好的证言。
虽为论敌，但对鲁迅的评价，梁实秋也表现了可贵的公允。1936年10月19日，鲁迅在上海逝世。第二日的《世界日报》发表了对梁实秋的专访文章，回忆了与鲁迅的文字因缘，并对其文学成就不吝赞美：“先生在文学方面，为中国文坛上最有力之作家，余与其立场虽稍有不同，而其文笔之卓绝，则实令余钦服。现先生逝世，为中国文坛之最大损失，盖后人恐无能补其缺者。”
1934年7月，梁实秋应王平陵之约，将与鲁迅等左翼文人论争的文章中的31篇，结集为《偏见集》，该书由正中书局出版，成为他的一本较重要的文学论集。
除了论战带来的困扰，梁实秋的青岛岁月也有宁静的一面。特别是，以一人之力翻译了《莎士比亚全集》，成为国内完成该项成就的第一人。
在国立青岛大学，梁实秋担任外文系主任兼图书馆馆长，教学与学术并举。他虽是留洋出身，却不喜洋服，夏季常穿的是长衫，秋冬则穿一身丝织棉袍，严冬时节是棉袍外面加套一件皮袍，而且颜色都淡雅不俗，颇具谦谦君子之风。
臧克家回忆：“记得，1930年我考入国立青岛大学（二年后改为山东大学），入的是您做主任的英文系。您面白而丰，夏天绸衫飘飘，风度翩翩。”他还回忆说：“当时外文系主任梁实秋先生，胖胖白皙的面庞，讲课干净利落。”
梁实秋授课时间观念极强，对此他的学生记忆颇深。他上课，永远是铃声未息已走进教室，坐下就讲，不疾不徐，绝无赘语。下课铃声方振，恰好讲到一个段落，铃声未毕，已步出课堂。他常对同事和学生讲：“上课时一分钟也不能浪费，课间是学生活动和休息的时间，一分钟也不容侵犯，故尔上下课必须准时。”但一堂课的内容倘若记录下来，都是一篇组织紧密、内容充实的论文，课后重温它，也足够思索两三个小时。
1932年8月，梁实秋为国立青岛大学外文系三年级的学生首开了“莎士比亚”课，他是国内最早把莎士比亚引入大学课堂的学者之一。同时，在胡适的发动下，开始了“莎士比亚”翻译工作。
如果说梁实秋这一辈子只崇拜过一个人，那么这个人一定是胡适；如果说梁实秋只对一个人感恩，那么这个人也一定是胡适。走上译莎之路，也是起自胡适的倡议。
梁实秋和胡适的交往始于1927年在上海共同参加“新月社”期间。胡适是“新月社”的精神领袖，梁实秋是最年轻的参与者之一。1930年，任中华教育基金会董事会主任的胡适，倡导成立“莎士比亚的戏剧全集翻译会”，决定翻译《莎士比亚全集》。
1930年8月，胡适应杨振声之邀访问国立青岛大学。其间他住在宋春舫家里，参观了宋的藏书楼“褐木庐”。大量戏剧书籍珍藏其中，包括莎士比亚的多部剧作，仅《哈姆雷特》一书就有五国文字的版本。
随后，胡适便提议闻一多、梁实秋翻译《莎士比亚全集》。同年12月23日，胡适致梁实秋的信中谈及了译莎士比亚一事，其中写道：“……拟请一多与你，与通伯、志摩五人商酌翻译Shakespeare（莎士比亚）全集的事，期以五年十年，要成一部莎氏集定本。”
1931年1月5日，胡适复信梁实秋，又谈此事：“我可以来青岛一游，约在一月十七八日，定期后当电告……志摩昨日到平，赞成译莎翁事。”就在当月24日，胡适来到青岛开始筹划《莎士比亚全集》翻译的事务，在与杨振声、闻一多、梁实秋等人讨论后，决定用散文体翻译莎士比亚全集，但部分作品可试用韵文体。
胡适最初拟定的莎翁翻译办法，决定由闻一多、梁实秋、陈通伯、叶公超、徐志摩五人组成翻译莎翁全集委员会，并拟请闻一多为主任；暂定五年全部完成（约计每人每半年，可译成一部）。信中还提议徐志摩试译《罗密欧与朱丽叶》，叶公超试译《威尼斯商人》，陈源试译《皆大欢喜》，闻一多试译《哈姆雷特》，梁实秋试译《马克白》。
可惜，这项大工程最终没能如愿由几位大译家共同参与完成。据梁实秋后来回忆：“通伯不肯参加，志摩在二十年十一月里就不幸逝世，公超、一多志不在此，结果只剩下了我一个人孤独的开始这漫长艰巨的工作。”
对于译莎，梁实秋从一开始态度便十分积极。当时，他除了每周教十二小时课之外，就开始着手翻译。他曾说：“我开始的时候参考资料是如何的贫乏！我那时有的只是一股热心，我想愚公可以移山，我也一步一步地去做，做多少算多少，至少对于我自己是件有益的工作。”
在兼任图书馆馆长期间，他广泛搜集莎士比亚戏剧书籍资料，还亲自到上海为图书馆选购图书，建立了莎士比亚图书室。最早译成的《哈姆雷特》《马克白》《李尔王》《奥赛罗》《威尼斯商人》《如愿》《暴风雨》在1936年5月至11月由商务印书馆陆续出版。而《仲夏夜之梦》因抗战后通货膨胀，没有出版。后来，他又译了《亨利四世》上下篇。梁实秋成为名副其实的中国独自翻译《莎士比亚全集》的第一人。
总结梁实秋这个成就，可以看出，从外文系主任兼图书馆馆长的工作岗位得益不小，这也算是青岛给他的最重要的馈赠之一吧。
1934年，梁实秋的好友胡适任北京大学文学院院长，邀请梁实秋到北京大学任外文系研究教授兼系主任。消息在山东大学传开，山东大学群情不满，外文系师生联名向北京大学提出抗议。抗议信在青岛当时的《民报》上曾有刊载：“敝系经梁实秋先生主持开办，同学夙受陶冶，爱戴正殷……群情迫遑，北平素为文化区域，人才较多，至希鉴谅，另行延聘，以慰渴望。”恳切之情跃然纸上。
三十岁出头的青年教授，工作四年，博得全系师生如此深情的挽留，足见梁实秋教学育人工作之成效。几经磋商后，胡适发来一封电报说：“梁实秋先生主持山大外文系四年，成绩显著，已有基础。现北大外文系亟待梁先生来此帮助，恳请暂时借用两年……”
1934年夏，山东大学外文系全体学生，在青岛奇园饭店为梁实秋举行了饯别宴会。
晚年在台湾的梁实秋对青岛怀有特殊的眷恋之情。青岛文史学家鲁海曾说，梁实秋晚年描写青岛的回忆文章，至少有40余篇，字里行间都流露出对这座城市的喜爱。
1983年，梁实秋的大女儿梁文茜带着父亲的委托，重回青岛寻梦。梁实秋更是将女儿梁文茜从青岛海水浴场捧来的一瓶沙子置于案头，视为珍品。1987年10月台湾当局放宽到大陆禁戒后，梁实秋大喜，计划到大陆探亲。但11月3日，梁实秋因突发心脏病逝世，重返青岛最终成了一桩难了的遗憾。（大众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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