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 金农《水墨花卉册页》，金农自谓五十以后学画，六十以后学竹，其现存画作确多为六十岁后所作。而自乾隆十九年甲戌（1754）开始，金农开始创作大量题材以花果为主的《杂画册》，辽宁省博物馆、天津博物馆、浙江省博物馆均有此类藏品。水墨纸本十二开的《冬心先生花果册》即为这一时期的经典作品。#这就是中国风##艺术公开课##遇见艺术#
半年可见了，所以重发下做个置顶
我的绘本《游踪》现已出版，长期在架～
实体详情：https://t.cn/A6MOTjXc
关于设计：https://t.cn/A6xcafi1
-原文-
我的本科毕业创作，绘本《游踪》，改编自郭璞的游仙诗·其六：
杂县寓鲁门，风暖将为灾。
吞舟涌海底，高浪驾蓬莱。
神仙排云出，但见金银台。
陵阳挹丹溜，容成挥玉杯。
姮娥扬妙音，洪崖晗其颐。
升降随长烟，飘飖戏九垓。
奇龄迈五龙，千岁方婴孩。
燕昭无灵气，汉武非仙才。
虽然以这首游仙诗为线索，但场景全部放在了“凡间”，主人公对现实失望后选择了出世，而修仙之途仍难帮助他彻底解脱。
*内容纯属虚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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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文-
我的本科毕业创作，绘本《游踪》，改编自郭璞的游仙诗·其六：
杂县寓鲁门，风暖将为灾。
吞舟涌海底，高浪驾蓬莱。
神仙排云出，但见金银台。
陵阳挹丹溜，容成挥玉杯。
姮娥扬妙音，洪崖晗其颐。
升降随长烟，飘飖戏九垓。
奇龄迈五龙，千岁方婴孩。
燕昭无灵气，汉武非仙才。
虽然以这首游仙诗为线索，但场景全部放在了“凡间”，主人公对现实失望后选择了出世，而修仙之途仍难帮助他彻底解脱。
*内容纯属虚构
李慎之先生在《什么是中国现代学术经典》一文中，针对钱基博《现代中国文学史》一 著入选《中国现代学术经典》提出质疑:
“《现代中国文学史》也是一出版就看到了，那时我还在读初中。当时很喜欢他的文字， 倒不是因为他的文学见解而是因为其中杂揉了大量掌故，又收入许多清末民初传诵一时的文章诗词的缘故。即使如此，也有几个问题当时就奇怪，到现在还是弄不懂的:第一，他心目 中的现代文学，以王闿运开头，可又对此毫无解释，只有开宗明义第一句:‘方民国之肇造 也，一时言文章老宿者，首推湘潭王闿运云!’一部大书就用这样一句很够‘古文笔法’韵 味的话开头，实在令人无法索解。第二，他分新文学为新民体、逻辑文、白话文三类。而以 章士钊自称其文为逻辑文之故，把章士钊推为逻辑文之创始人。我从那时起就一直想弄清楚 什么叫逻辑文，因为看章士钊的文章实在看不出有多少特别讲究逻辑的地方。他也毫无解释， 只说了一句‘语言文章之工，合于逻辑者，无有逾于八股文者也。’这个道理几十年无法使 我信服。第三，他在‘白话文’中独推胡适为主帅，而翼之以鲁迅与徐志摩。其实，一部三 十万言的《现代中国文学史》涉及胡适、鲁迅、徐志摩兼及周作人、郭沫若、郁达夫、蒋光 赤等白话文作家的不过七人，文长总共不过五六百字，而对鲁迅的评断则是‘树人颓废不适 于斗争’，‘周树人、徐志摩则为新文艺之右倾者。’他还居然提到左翼作家联盟，而竟不知 鲁迅是左联的领袖。他年纪小于鲁迅七岁，而持论怪异如此，真叫人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 我不久后就看到鲁迅在《准风月谈》的后记中提到《大晩报》上有人向他介绍钱基博的‘鲁 迅论’为‘独具只眼’。鲁迅也只好表示自己除了也‘赞为独具只眼之外，是不能有第二句 的。’”
李先生还指出:《现代中国文学史》“很有趣”，“但是看得多了，觉得钱氏本非历史学家， 其所说清末民初的掌故，很可能与他的鲁迅论差不多，是为他的古文笔法服务的，不过我也 不是专家，不能一一指证而已。”——应该说，李先生此种“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的 献疑是很坦率的，也道出了区区当初草草浏览钱著时心中的疑惑(尤其是李先生提到的论中 国现代文学的那段)，不过，李先生对王闿运古文章法“无法索解”应源于他没有细读此书。 其实，钱著对王闿运的文章是有过具体论述的:“其为文悉本之《诗》《礼》《春秋》，而溯庄、 列，探贾、董，旁涉释乘;发为文章，乃萧散似魏晋间人;大体组比功夫，隐而不现，浮枝 既削，古艳自生。”另，对于李先生谓钱著“周树人、徐志摩则为新文艺之右倾者”一语之 “怪异”判词，亦当稍作辨析。从表面看，鲁迅与徐志摩均为躬逢新文学运动之盛的先锋健 将，身体力行之际锐气十足，均以白话文之启蒙思想向“旧文学”阵营开炮，何来“右倾” 一说?但钱氏在他们“右倾”姿态前加一“新文艺”之范畴，则有深意:乃是着眼于他们整 体显得激进的表象中某些不为人注意的“右倾”(实为保守的同义词)姿态。此当为卓见。 事实上，鲁迅推崇《史记》，肯定墨家、法家、兵家，表面上反儒但实际上又继承，编校整 理古籍碑帖，心仪魏晋反抗风骨，引其为精神支援，处处证明其“彻底反传统”的姿态只是 其批判性继承的策略之实施。而徐志摩一身潇洒的西装下掩盖的却是一个传统士大夫，儒家 的中庸契合着其对西洋绅士文化趣味的选择，“横移”西方自由分行形式的背后，“纵承”的 还是传统古典的精神，追求传统的意境与格律，讲究音节的匀称与押韵，而且还同情“早年 国内旧派的思想太没有它的保护人了，太没有战斗的准备，退让得太荒谬了”(徐志摩:《守 旧与“玩”旧》)，以至于当时以保守著称的“学衡派”代表人物吴宓竟将之引为同道，谓其 以新瓶装旧酒与自己旧瓶装新酒殊途同归:“顾念徐君之作新诗，盖取法英国浪漫诗人，而 予常拟以新材料(感情思想事实典故)入旧格律，其所取与徐君实同。虽彼此途径有殊，体 裁各别，且予愧无所成就，然诗之根本精神及艺术原理，当无有二。”(吴宓:《论诗之创作》) ——由此可见，时人谓钱氏的“鲁迅之论”(包括徐志摩)“独具只眼”，正因其洞察到了他 们表面激进的姿态下类似的“倾向传统”之“右倾”(保守)立场。而李慎之先生于此不察， 视为“怪异”之论，实为不明其里的“一叶障目”。（转）
“《现代中国文学史》也是一出版就看到了，那时我还在读初中。当时很喜欢他的文字， 倒不是因为他的文学见解而是因为其中杂揉了大量掌故，又收入许多清末民初传诵一时的文章诗词的缘故。即使如此，也有几个问题当时就奇怪，到现在还是弄不懂的:第一，他心目 中的现代文学，以王闿运开头，可又对此毫无解释，只有开宗明义第一句:‘方民国之肇造 也，一时言文章老宿者，首推湘潭王闿运云!’一部大书就用这样一句很够‘古文笔法’韵 味的话开头，实在令人无法索解。第二，他分新文学为新民体、逻辑文、白话文三类。而以 章士钊自称其文为逻辑文之故，把章士钊推为逻辑文之创始人。我从那时起就一直想弄清楚 什么叫逻辑文，因为看章士钊的文章实在看不出有多少特别讲究逻辑的地方。他也毫无解释， 只说了一句‘语言文章之工，合于逻辑者，无有逾于八股文者也。’这个道理几十年无法使 我信服。第三，他在‘白话文’中独推胡适为主帅，而翼之以鲁迅与徐志摩。其实，一部三 十万言的《现代中国文学史》涉及胡适、鲁迅、徐志摩兼及周作人、郭沫若、郁达夫、蒋光 赤等白话文作家的不过七人，文长总共不过五六百字，而对鲁迅的评断则是‘树人颓废不适 于斗争’，‘周树人、徐志摩则为新文艺之右倾者。’他还居然提到左翼作家联盟，而竟不知 鲁迅是左联的领袖。他年纪小于鲁迅七岁，而持论怪异如此，真叫人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 我不久后就看到鲁迅在《准风月谈》的后记中提到《大晩报》上有人向他介绍钱基博的‘鲁 迅论’为‘独具只眼’。鲁迅也只好表示自己除了也‘赞为独具只眼之外，是不能有第二句 的。’”
李先生还指出:《现代中国文学史》“很有趣”，“但是看得多了，觉得钱氏本非历史学家， 其所说清末民初的掌故，很可能与他的鲁迅论差不多，是为他的古文笔法服务的，不过我也 不是专家，不能一一指证而已。”——应该说，李先生此种“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的 献疑是很坦率的，也道出了区区当初草草浏览钱著时心中的疑惑(尤其是李先生提到的论中 国现代文学的那段)，不过，李先生对王闿运古文章法“无法索解”应源于他没有细读此书。 其实，钱著对王闿运的文章是有过具体论述的:“其为文悉本之《诗》《礼》《春秋》，而溯庄、 列，探贾、董，旁涉释乘;发为文章，乃萧散似魏晋间人;大体组比功夫，隐而不现，浮枝 既削，古艳自生。”另，对于李先生谓钱著“周树人、徐志摩则为新文艺之右倾者”一语之 “怪异”判词，亦当稍作辨析。从表面看，鲁迅与徐志摩均为躬逢新文学运动之盛的先锋健 将，身体力行之际锐气十足，均以白话文之启蒙思想向“旧文学”阵营开炮，何来“右倾” 一说?但钱氏在他们“右倾”姿态前加一“新文艺”之范畴，则有深意:乃是着眼于他们整 体显得激进的表象中某些不为人注意的“右倾”(实为保守的同义词)姿态。此当为卓见。 事实上，鲁迅推崇《史记》，肯定墨家、法家、兵家，表面上反儒但实际上又继承，编校整 理古籍碑帖，心仪魏晋反抗风骨，引其为精神支援，处处证明其“彻底反传统”的姿态只是 其批判性继承的策略之实施。而徐志摩一身潇洒的西装下掩盖的却是一个传统士大夫，儒家 的中庸契合着其对西洋绅士文化趣味的选择，“横移”西方自由分行形式的背后，“纵承”的 还是传统古典的精神，追求传统的意境与格律，讲究音节的匀称与押韵，而且还同情“早年 国内旧派的思想太没有它的保护人了，太没有战斗的准备，退让得太荒谬了”(徐志摩:《守 旧与“玩”旧》)，以至于当时以保守著称的“学衡派”代表人物吴宓竟将之引为同道，谓其 以新瓶装旧酒与自己旧瓶装新酒殊途同归:“顾念徐君之作新诗，盖取法英国浪漫诗人，而 予常拟以新材料(感情思想事实典故)入旧格律，其所取与徐君实同。虽彼此途径有殊，体 裁各别，且予愧无所成就，然诗之根本精神及艺术原理，当无有二。”(吴宓:《论诗之创作》) ——由此可见，时人谓钱氏的“鲁迅之论”(包括徐志摩)“独具只眼”，正因其洞察到了他 们表面激进的姿态下类似的“倾向传统”之“右倾”(保守)立场。而李慎之先生于此不察， 视为“怪异”之论，实为不明其里的“一叶障目”。（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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