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字盲派58条直断〗
1）年干为丙，日、时柱天干有壬癸水，若水旺、火弱，主人有眼目之病，严重者为盲人。因年柱为头，火主眼睛。2）甲乙木在年干时、日柱有庚辛金旺，头面必有伤患、伤疤。因年柱为头，金旺能使甲乙木受伤。3）年干被克，年支被刑，主头歪眼斜。因年柱为头受克刑。4）命局中羊刃逢月支冲破，有残疾。羊刃为凶煞，月支为八字当旺之星。5）四柱中有己卯己酉主有腰病、跛脚、或此人家有腰脚病人。己为腹、卯为腰为四肢，被酉金冲克。6）年月支有申、日或时柱为庚寅的，主有伤身伤足之灾。庚寅盖头，逢年月申金冲克，日时为身足。7）年干为伤官，主头有伤，尤其甲木在年干又为伤官，必是无疑。甲为头、伤官为凶星。8）八字七杀伤官羊刃枭印多者，三个以上残疾。9）羊刃立四支为忌，必做无头鬼，只有阳日干有羊刃，羊刃凶星汇聚，又主刀枪剑兵器。10）月上伤官旺为忌，且柱中火被水克不瞎则跛。11）伤官夹杀为忌，不跛则瞎。12）伤官，七杀夹日主为忌，必因横灾亡身。13）枭食夹日主为忌，多为凶死之鬼。14）火燥，土燥或稼穑格之造，必因车祸，恶疾，或血光，刀刃而亡15）四柱中木土两旺，主皮肉有伤，且脾胃有病16）四柱中金木两旺，相战主筋骨有伤17）日主遭旺火克泻重，易遭火灾，电灾或烫伤或车祸18）日主遭旺木克泻重，易遭棍棒之伤或高空跌伤，或遭金器或车祸之灾19）日主遭旺土克泻重，易遭碰伤，摔伤或跌伤20）庚申，辛寅全，金又多，又行旺全运主人死于兵刃21）年柱为戊申，日或时为乙酉，主先有官司，后投井而死或因水，服毒而死22）若年柱为戊辰，日或时柱为癸酉主因失盗而破产23）日柱为庚午，时柱为辛巳，主人多有心血之疾24）日柱为乙酉，时柱为甲申，在小儿时有肝风之疾25）年柱纳音为土（水）其他三柱纳音有一为水（土）者，而日时支寅卯，主平生多咳喘风痰自疾26）四柱天干见丁，癸相战，主人多有心血之疾27）水旺，土少主脾胃有病28）柱中辰丑湿土多，又逢水多，水旺，皮肤有病，皮藓，白癜风等29）柱中率金若冬天生人，且丑土多或土多，多主人有肺病30）壬水弱，得旺金生，易患膀胱，结石病31）癸水弱，得旺金生，易得肾结石病32）甲乙木太旺或太弱易得肝胆之疾33）四柱地支辰土多为斗讼多，多有官司口舌34）戊日主或己日主，四柱有甲寅，逢甲，寅，乙，卯，运主有官司诉讼35）四柱寅，巳，申，三刑俱全，定有官司或牢狱之灾36）四柱中年柱为甲寅，日，时柱为辛丑，定有官刑之灾37）日主身旺，无伤官，无财或财弱行财运时易有牢狱之灾38）日主身旺，比劫多，又行比劫运或印运主有官司牢狱之灾（从格除外）39）日主身弱，官杀旺，又行官杀运易有官司牢狱之灾40）日主身弱，财旺，又行财运，主有官司牢狱之灾41）柱中枭印旺，运逢食神，或柱中食神旺，又运逢枭印，主有官司牢狱之灾42）官星为用，八字伤官旺，逢官星透出流年，易有牢狱官司43）八字中年干比肩，月干比肩，偏财不显，说明父亲早逝。44）八字里年支是正财，月支也是正财，说明母亲早丧或与父亲早离异。45）八字里日支是羊刃，再有一羊刃，即直接断配偶早丧。46）八字中月干是七杀、再出现七杀，说明兄弟中有人夭折。47）八字中比肩入库，然后逢冲，可断在同胞中有人流落在别人家中。48）男命八字时干出现食神，而月令再有食神，可断为第一个生的是女孩，假如是男孩则不能存活。49）女命八字中时支如果是正印，它处再有正印，克子，或者有女儿，没男孩。50）八字中男命无财，比肩劫财旺盛，或者女命中没官星，而伤官与羊刃旺盛，可直断为和尚尼姑或孤独之命，终生无嫁娶。51）年冲月令，离祖成家。年月地支相冲，多主其人背井离乡。52）日被提冲，弦断再续。不论男女，月支与日支相冲，离婚的比例极高，在90%以上。53）日时支冲，伤妻克子。日支为妻宫，时支为子女宫。54）日逢刃杀而刑冲，妻必产亡。克妻。55）日柱七杀带枭神，妻主虚胎小产多。如庚寅日，乙丑日之类，须详四柱生克。56）偏印在年而八字忌偏印，主无父母财上助力，或祖上破败。57）以日为妻，如在空、刑、克、杀之地，克妻之断。 https://t.cn/Rxdg3hW
1）年干为丙，日、时柱天干有壬癸水，若水旺、火弱，主人有眼目之病，严重者为盲人。因年柱为头，火主眼睛。2）甲乙木在年干时、日柱有庚辛金旺，头面必有伤患、伤疤。因年柱为头，金旺能使甲乙木受伤。3）年干被克，年支被刑，主头歪眼斜。因年柱为头受克刑。4）命局中羊刃逢月支冲破，有残疾。羊刃为凶煞，月支为八字当旺之星。5）四柱中有己卯己酉主有腰病、跛脚、或此人家有腰脚病人。己为腹、卯为腰为四肢，被酉金冲克。6）年月支有申、日或时柱为庚寅的，主有伤身伤足之灾。庚寅盖头，逢年月申金冲克，日时为身足。7）年干为伤官，主头有伤，尤其甲木在年干又为伤官，必是无疑。甲为头、伤官为凶星。8）八字七杀伤官羊刃枭印多者，三个以上残疾。9）羊刃立四支为忌，必做无头鬼，只有阳日干有羊刃，羊刃凶星汇聚，又主刀枪剑兵器。10）月上伤官旺为忌，且柱中火被水克不瞎则跛。11）伤官夹杀为忌，不跛则瞎。12）伤官，七杀夹日主为忌，必因横灾亡身。13）枭食夹日主为忌，多为凶死之鬼。14）火燥，土燥或稼穑格之造，必因车祸，恶疾，或血光，刀刃而亡15）四柱中木土两旺，主皮肉有伤，且脾胃有病16）四柱中金木两旺，相战主筋骨有伤17）日主遭旺火克泻重，易遭火灾，电灾或烫伤或车祸18）日主遭旺木克泻重，易遭棍棒之伤或高空跌伤，或遭金器或车祸之灾19）日主遭旺土克泻重，易遭碰伤，摔伤或跌伤20）庚申，辛寅全，金又多，又行旺全运主人死于兵刃21）年柱为戊申，日或时为乙酉，主先有官司，后投井而死或因水，服毒而死22）若年柱为戊辰，日或时柱为癸酉主因失盗而破产23）日柱为庚午，时柱为辛巳，主人多有心血之疾24）日柱为乙酉，时柱为甲申，在小儿时有肝风之疾25）年柱纳音为土（水）其他三柱纳音有一为水（土）者，而日时支寅卯，主平生多咳喘风痰自疾26）四柱天干见丁，癸相战，主人多有心血之疾27）水旺，土少主脾胃有病28）柱中辰丑湿土多，又逢水多，水旺，皮肤有病，皮藓，白癜风等29）柱中率金若冬天生人，且丑土多或土多，多主人有肺病30）壬水弱，得旺金生，易患膀胱，结石病31）癸水弱，得旺金生，易得肾结石病32）甲乙木太旺或太弱易得肝胆之疾33）四柱地支辰土多为斗讼多，多有官司口舌34）戊日主或己日主，四柱有甲寅，逢甲，寅，乙，卯，运主有官司诉讼35）四柱寅，巳，申，三刑俱全，定有官司或牢狱之灾36）四柱中年柱为甲寅，日，时柱为辛丑，定有官刑之灾37）日主身旺，无伤官，无财或财弱行财运时易有牢狱之灾38）日主身旺，比劫多，又行比劫运或印运主有官司牢狱之灾（从格除外）39）日主身弱，官杀旺，又行官杀运易有官司牢狱之灾40）日主身弱，财旺，又行财运，主有官司牢狱之灾41）柱中枭印旺，运逢食神，或柱中食神旺，又运逢枭印，主有官司牢狱之灾42）官星为用，八字伤官旺，逢官星透出流年，易有牢狱官司43）八字中年干比肩，月干比肩，偏财不显，说明父亲早逝。44）八字里年支是正财，月支也是正财，说明母亲早丧或与父亲早离异。45）八字里日支是羊刃，再有一羊刃，即直接断配偶早丧。46）八字中月干是七杀、再出现七杀，说明兄弟中有人夭折。47）八字中比肩入库，然后逢冲，可断在同胞中有人流落在别人家中。48）男命八字时干出现食神，而月令再有食神，可断为第一个生的是女孩，假如是男孩则不能存活。49）女命八字中时支如果是正印，它处再有正印，克子，或者有女儿，没男孩。50）八字中男命无财，比肩劫财旺盛，或者女命中没官星，而伤官与羊刃旺盛，可直断为和尚尼姑或孤独之命，终生无嫁娶。51）年冲月令，离祖成家。年月地支相冲，多主其人背井离乡。52）日被提冲，弦断再续。不论男女，月支与日支相冲，离婚的比例极高，在90%以上。53）日时支冲，伤妻克子。日支为妻宫，时支为子女宫。54）日逢刃杀而刑冲，妻必产亡。克妻。55）日柱七杀带枭神，妻主虚胎小产多。如庚寅日，乙丑日之类，须详四柱生克。56）偏印在年而八字忌偏印，主无父母财上助力，或祖上破败。57）以日为妻，如在空、刑、克、杀之地，克妻之断。 https://t.cn/Rxdg3hW
【先秦文献的“夏”与《史记》的“夏”真的相同吗？】
《夏本纪》以大禹开篇，并称大禹在舜崩三年后“即天子位，南面朝天下，国号曰夏后，姓姒氏”。[1]《史记》的这一说法成为当今学者理解夏王朝世系及其时空位置的基础。徐兴海先生指出：
司马迁之前文献记载的中国不是按照朝代的，如《尚书》、《左传》以帝王为线索，如《国语》以国别记述事件，而朝代的概念自《夏本纪》开始，标志着关于中国历史记述的新体例、新篇章，这是司马迁独立思考的新成果。[2]
那么，司马迁这种“独立思考的新成果”是否符合先秦人的观念呢？在《清华简〈楚居〉横空出世，〈史记〉三代框架成疑》这篇文章中，笔者谈到清华简《楚居》、郭店简《穷达以时》以及《帝系》反映出来的历史观念是“夏商并行”。现在，我们进一步来看看《尚书》、《墨子》、《竹书纪年》等先秦文献所理解的“夏”又是否与《史记》一书相符合。
一、《尚书》与《史记》之“夏”的年代学差异
从被先秦文献大量引用的《尚书》来看，被后人称为《虞书》或《唐虞书》的篇章大多被先秦人称为《夏书》。比如，今传本《尧典》本为伏生所传《尚书》二十八篇之一，后被离析为《尧典》和《舜典》两篇。《尧典》的名称，在早期文献引用时并不稳定，如《孟子·万章上》称作《尧典》，《左传·文公十八年》称作《虞书》，《礼记·大学》称为《帝典》，而更多的文献在引用时则称《夏书》。如《左传·昭公十四年》：
（1）《夏书》曰：“昏、墨、贼，杀。”皋陶之刑也。
这条材料可以对应今本《尧典》中皋陶的“作士，五刑有服”。又比如《左传·僖公二十七年》：
（2）《夏书》曰：“赋纳以言，明试以功，车服以庸。”
这条材料在今本《尧典》中作：“敷奏以言，明试以功，车服以庸。”由此可见，至少在春秋战国时期人们的观念中，《尧典》被相当部分人视为夏代作品，而不是“五帝”时期作品。《左传》还引用了大量《夏书》佚文。比如：
（3）《夏书》曰：“皋陶迈种德，德乃降。”（《左传·庄公八年》引）
（4）《夏书》曰：“地平天成。”（《左传·僖公二十四年》引）
（5）《夏书》曰：“戒之用休，董之用威。劝之以九歌，勿使坏。”（《左传·文公七年》引）
（6）《夏书》曰：“念兹在兹，释兹在兹。名言兹在兹，允出兹在兹，惟帝念功。” （《左传·襄公二十一年》引）
（7）《夏书》曰：“念兹在兹。”（《左传·襄公二十三年》引）
（8）《夏书》曰：“与其杀不辜，宁失不经。”（《左传·襄公二十六年》引）
（9）《夏书》曰：“惟彼陶唐，帅彼天常。有此冀方，今失其行。乱其纪纳，乃灭而亡。”又曰：“允出兹在兹，由己率常可矣。”（《左传·哀公六年》引）
（10）《夏书》曰：“官占，唯能蔽志，昆命于元龟。”（《左传·哀公六年》引）
以上各条，除第九条的“惟彼陶唐”部分见于古文《尚书》的《胤征》，其他全部见于古文《大禹谟》。此外，古文《大禹谟》中还有几条材料曾被其他先秦文献中所引用，我们也列之如下：
（11）《夏书》有之曰：“众非元后，何戴？后非众，无与守邦。”（《国语·周语上》）
（12）且不唯《泰誓》为然，虽《禹誓》即亦犹是也。禹曰：“济济有从，咸听朕言：非惟小子，敢行称乱。蠢兹有苗，用天之罚。若予既率尔群对诸群，以征有苗。”（《墨子·兼爱下》）
（13）《书》曰：“洚水警余。”（《孟子·滕文公下》）
（14）舜往于田，号泣于旻天。（《孟子·万章上》）
（15）《书》曰：“祗载见瞽瞍，夔夔斋栗，瞽瞍亦允若。”（《孟子·万章上》）
今传古文《尚书》中有一部分材料确有较早的史源，但总体上系后人伪作，这是当今学术界的普遍看法。上面第12条为《墨子》提到的《禹誓》，也被收入古文《大禹谟》。从《墨子》自身记载看，《墨子》所称的《禹誓》可能是今文《尚书》的《甘誓》别本。如《墨子·明鬼下》所引《禹誓》即与今本《甘誓》基本一致。
按《史记》的三代历史年代框架来说，“禹征三苗”属夏代建立前的历史事件，故《十三经》本《尚书》将古文《大禹谟》列入《虞书》，而这些内容均被《左传》视为出自《夏书》。由此可以证明，《左传》或者说《尚书》最早的版本均把尧、舜、禹视为夏代历史人物。如果这点被确认，就意味着《史记》的三代年代框架并不可用，而这无疑将对我国的夏文化探索带来重大变化。
二、《墨子》与《史记》之“夏”的年代学差异
先秦文献多有将“虞、夏、商、周”并称的例子。如《国语·郑语》太史伯说：
夫成天地之大功者，其子孙未尝不章，虞、夏、商、周是也。虞幕能听协风，以成乐物生者也；夏禹能单平水土，以品处庶类者也。商契能和合五教，以保于百姓者也；周弃能播殖百谷蔬，以衣食民人者也。其后皆为王公侯伯。[3]
又如《国语·鲁语上》展禽云：
幕，能率颛顼者也，有虞氏报焉。杼，能率禹者也，夏后氏报焉。上甲微，能帅契者，商人报焉。高圉、大王，能帅稷者也，周人报焉。[4]
《左传》也有这种“虞、夏、商、周”并称的现象，如庄公三十二年内史过说：
国之将兴，明神降之，监其德也；将亡，神又降之，观其恶也。故有得神以兴，亦有以亡，虞、夏、商、周皆有之。（《左传·庄公三十二年》）
又如成公十三年晋侯使吕相绝秦云：
文公躬擐甲胄，跋履山川，逾越险阻，征东之诸侯，虞、夏、商、周之胤，而朝诸秦。（《左传·成公十三年》）
基于这些记载，杨向奎教授曾提出有虞氏的历史地位问题[5]，甚至还有学者因此尝试对虞世系进行编制。[6]但是，需要指出的是，《左传》、《孟子》、《礼记》等文献里大多都只提“三代”，极少见提“四代”的提法（早期仅见《大戴礼记·四代》等少数文献）[7]。更值得注意的是，《墨子》往往均把尧舜归入三代，这与《尚书》把有关尧、舜的记载称为《夏书》非常相似。如：
（1）故唯昔三代圣王尧舜禹汤文武之所以王天下、正诸侯者，此亦其法已。（《尚贤中》，《墨子校注》，第75页）[8]
（2）然则富贵为贤以得其赏者，谁也？曰：“若昔者三代圣王尧舜禹汤文武者是也。”（《尚贤中》，《墨子校注》，第78页）
（3）夫爱人利人顺天之意得天之赏者，谁也？曰：“若昔三代圣王尧舜禹汤文武者是也。”（《天志中》，《墨子校注》，第306页）
（4）何以知贤者之必赏善罚暴也？吾以昔者三代之圣王知之。故昔也三代之圣王尧舜禹汤文武之兼爱天下也，从而利之，移其百姓之意焉，率以敬上帝山川鬼神。（《天志下》，《墨子校注》，第320页）
（4）惟昔者虞、夏、商、周三代之圣王，其始建国营都日，必择国之正坛，置以为宗庙；必择木之修茂者，立以为位菆必。（《明鬼下》，《墨子校注》，第340页）
（5）凡言、凡动，合于三代圣王尧舜禹汤文武者为之；凡言、凡动，合于三代暴王桀纣幽厉者舍之。（《贵义》，《墨子校注》，第686页）
杨宽认为，《墨子》把虞、夏、商、周四代称为“三代”，是“因为三代这一个名词用得太熟了”，“一时改不过口头，所以糊里糊涂的混乱四代为三代”。[9]如果《史记》的古史年代框架确然可信，杨宽所论固然可一说。然而，单就《墨子》一书的内证而言，在《墨子》作者的意识中，似虞夏本就是一代。因此，刘起釪说：
《墨子·明鬼》云：“上者《夏书》，其次商、周之《书》。”《墨子》的《尚贤》、《天志》、《明鬼》、《贵义》诸篇都称尧、舜、禹、汤为三代圣王，把尧舜列在夏代，所以有关尧、舜、禹的篇章都称《夏书》。[10]
三、《竹书纪年》与《史记》的“夏”代时空差异
《竹书纪年》出自战国魏墓，史料价值极高。《史记》有关战国部分的记载问题极大，“清代以来，很多学者利用古本《纪年》校记《史记》战国部分的内容，成效卓著。现在可以说，已经没有人墨守《史记·六国年表》了”。[11]对于夏商历史部分的研究，《竹书纪年》的价值同样不可低估。然而，由于该书原本散失，此后各家整理所得的辑本无不遵从《史记》的三代结构进行所谓“夏代“纪年排列，因此很容易让人误以为《竹书纪年》记载的夏与《史记》一致。然而，检视《竹书纪年》相关记录，可以发现这种预设需要商榷。《史记·殷本纪·集解》引《竹书纪年》说：
汤灭夏以至于受二十九王，用岁四百九十六年也。[12]
又《夏本纪·集解》引《竹书纪年》说：
有王与无王，用岁四百七十一年。[13]
按照《史记》记载的夏商体系来理解《竹书纪年》，则商代积年多于夏代积年。然而，《晋书·束晳传》引《竹书纪年》却说：“夏年多殷。”[14]这说明要么是《竹书纪年》自相矛盾，要么就是《史记》的记载不可信。李学勤教授曾揣测“夏年代殷”有可能是在整理《竹书纪年》的过程中产生的一种看法，而不认为是本文，但事实恐怕并非这么简单[15]。《史记·魏世家·集解》引荀勖语：
和峤云：“《纪年》起自黄帝，终于魏之今王。”[16]
而杜预《左传·后序》言：
《纪年篇》起自夏、殷、周，皆三代王事。[17]
又《晋书·束皙传》云：
《纪年》十三篇，记夏以来至周幽王为犬戎所灭。[18]
可见，《竹书纪年》所称的夏代纪年是以黄帝为开端的，这与《史记》记录的以禹为开端的夏代大不相同。又《路史·发挥》卷三引《竹书纪年》云：“黄帝至禹，为世三十。”[19]《说文·卅部》有“三十年为一世”之说[20]，可见，就《竹书纪年》的内证而言，“夏年多殷”之说是可以成立的。《竹书纪年》多记有昌意、颛顼、尧、舜等事。如《山海经·海内经》郭璞注：
《竹书》云：“昌意降居若水，产帝乾荒。”[21]
《大荒西经》郭璞注：
《竹书》曰：“颛顼产伯鲧，是维若阳，居天穆之阳。”[22]
《海内南经》郭璞注：
《竹书》亦曰：“后稷放帝朱于丹水。” [23]
《史记·五帝本纪·正义》引《括地志》：
《竹书》云：昔尧德衰，为舜所囚也。[24]
五帝被《竹书纪年》视为夏代人物
同书又说：
《竹书》云：舜囚尧，复偃塞丹朱，使不与父相见也。[25]
《广弘明集》卷十一：
《汲冢竹书》云：“舜囚尧于平阳，取之帝位。”[26]
《北堂书钞》卷十七：
《纪年》云：命咎陶作刑。[27]
上引诸条均为唐代及其以前文献提到的《竹书纪年》遗文。根据这些材料可以发现，《竹书纪年》和《尚书》、《左传》、《墨子》等先秦文献一样，均把尧、舜、禹甚至黄帝视为夏代人物，换句话说，先秦人观念中的夏与司马迁观念中的“夏”存在极大差异。按先秦人的眼光来看，夏的年代应以黄帝为开端，至于其结尾在哪里，我们且留到讨论《史记·夏本纪》为什么不记载“后羿代夏”这一重大事件时来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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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夏本纪》以大禹开篇，并称大禹在舜崩三年后“即天子位，南面朝天下，国号曰夏后，姓姒氏”。[1]《史记》的这一说法成为当今学者理解夏王朝世系及其时空位置的基础。徐兴海先生指出：
司马迁之前文献记载的中国不是按照朝代的，如《尚书》、《左传》以帝王为线索，如《国语》以国别记述事件，而朝代的概念自《夏本纪》开始，标志着关于中国历史记述的新体例、新篇章，这是司马迁独立思考的新成果。[2]
那么，司马迁这种“独立思考的新成果”是否符合先秦人的观念呢？在《清华简〈楚居〉横空出世，〈史记〉三代框架成疑》这篇文章中，笔者谈到清华简《楚居》、郭店简《穷达以时》以及《帝系》反映出来的历史观念是“夏商并行”。现在，我们进一步来看看《尚书》、《墨子》、《竹书纪年》等先秦文献所理解的“夏”又是否与《史记》一书相符合。
一、《尚书》与《史记》之“夏”的年代学差异
从被先秦文献大量引用的《尚书》来看，被后人称为《虞书》或《唐虞书》的篇章大多被先秦人称为《夏书》。比如，今传本《尧典》本为伏生所传《尚书》二十八篇之一，后被离析为《尧典》和《舜典》两篇。《尧典》的名称，在早期文献引用时并不稳定，如《孟子·万章上》称作《尧典》，《左传·文公十八年》称作《虞书》，《礼记·大学》称为《帝典》，而更多的文献在引用时则称《夏书》。如《左传·昭公十四年》：
（1）《夏书》曰：“昏、墨、贼，杀。”皋陶之刑也。
这条材料可以对应今本《尧典》中皋陶的“作士，五刑有服”。又比如《左传·僖公二十七年》：
（2）《夏书》曰：“赋纳以言，明试以功，车服以庸。”
这条材料在今本《尧典》中作：“敷奏以言，明试以功，车服以庸。”由此可见，至少在春秋战国时期人们的观念中，《尧典》被相当部分人视为夏代作品，而不是“五帝”时期作品。《左传》还引用了大量《夏书》佚文。比如：
（3）《夏书》曰：“皋陶迈种德，德乃降。”（《左传·庄公八年》引）
（4）《夏书》曰：“地平天成。”（《左传·僖公二十四年》引）
（5）《夏书》曰：“戒之用休，董之用威。劝之以九歌，勿使坏。”（《左传·文公七年》引）
（6）《夏书》曰：“念兹在兹，释兹在兹。名言兹在兹，允出兹在兹，惟帝念功。” （《左传·襄公二十一年》引）
（7）《夏书》曰：“念兹在兹。”（《左传·襄公二十三年》引）
（8）《夏书》曰：“与其杀不辜，宁失不经。”（《左传·襄公二十六年》引）
（9）《夏书》曰：“惟彼陶唐，帅彼天常。有此冀方，今失其行。乱其纪纳，乃灭而亡。”又曰：“允出兹在兹，由己率常可矣。”（《左传·哀公六年》引）
（10）《夏书》曰：“官占，唯能蔽志，昆命于元龟。”（《左传·哀公六年》引）
以上各条，除第九条的“惟彼陶唐”部分见于古文《尚书》的《胤征》，其他全部见于古文《大禹谟》。此外，古文《大禹谟》中还有几条材料曾被其他先秦文献中所引用，我们也列之如下：
（11）《夏书》有之曰：“众非元后，何戴？后非众，无与守邦。”（《国语·周语上》）
（12）且不唯《泰誓》为然，虽《禹誓》即亦犹是也。禹曰：“济济有从，咸听朕言：非惟小子，敢行称乱。蠢兹有苗，用天之罚。若予既率尔群对诸群，以征有苗。”（《墨子·兼爱下》）
（13）《书》曰：“洚水警余。”（《孟子·滕文公下》）
（14）舜往于田，号泣于旻天。（《孟子·万章上》）
（15）《书》曰：“祗载见瞽瞍，夔夔斋栗，瞽瞍亦允若。”（《孟子·万章上》）
今传古文《尚书》中有一部分材料确有较早的史源，但总体上系后人伪作，这是当今学术界的普遍看法。上面第12条为《墨子》提到的《禹誓》，也被收入古文《大禹谟》。从《墨子》自身记载看，《墨子》所称的《禹誓》可能是今文《尚书》的《甘誓》别本。如《墨子·明鬼下》所引《禹誓》即与今本《甘誓》基本一致。
按《史记》的三代历史年代框架来说，“禹征三苗”属夏代建立前的历史事件，故《十三经》本《尚书》将古文《大禹谟》列入《虞书》，而这些内容均被《左传》视为出自《夏书》。由此可以证明，《左传》或者说《尚书》最早的版本均把尧、舜、禹视为夏代历史人物。如果这点被确认，就意味着《史记》的三代年代框架并不可用，而这无疑将对我国的夏文化探索带来重大变化。
二、《墨子》与《史记》之“夏”的年代学差异
先秦文献多有将“虞、夏、商、周”并称的例子。如《国语·郑语》太史伯说：
夫成天地之大功者，其子孙未尝不章，虞、夏、商、周是也。虞幕能听协风，以成乐物生者也；夏禹能单平水土，以品处庶类者也。商契能和合五教，以保于百姓者也；周弃能播殖百谷蔬，以衣食民人者也。其后皆为王公侯伯。[3]
又如《国语·鲁语上》展禽云：
幕，能率颛顼者也，有虞氏报焉。杼，能率禹者也，夏后氏报焉。上甲微，能帅契者，商人报焉。高圉、大王，能帅稷者也，周人报焉。[4]
《左传》也有这种“虞、夏、商、周”并称的现象，如庄公三十二年内史过说：
国之将兴，明神降之，监其德也；将亡，神又降之，观其恶也。故有得神以兴，亦有以亡，虞、夏、商、周皆有之。（《左传·庄公三十二年》）
又如成公十三年晋侯使吕相绝秦云：
文公躬擐甲胄，跋履山川，逾越险阻，征东之诸侯，虞、夏、商、周之胤，而朝诸秦。（《左传·成公十三年》）
基于这些记载，杨向奎教授曾提出有虞氏的历史地位问题[5]，甚至还有学者因此尝试对虞世系进行编制。[6]但是，需要指出的是，《左传》、《孟子》、《礼记》等文献里大多都只提“三代”，极少见提“四代”的提法（早期仅见《大戴礼记·四代》等少数文献）[7]。更值得注意的是，《墨子》往往均把尧舜归入三代，这与《尚书》把有关尧、舜的记载称为《夏书》非常相似。如：
（1）故唯昔三代圣王尧舜禹汤文武之所以王天下、正诸侯者，此亦其法已。（《尚贤中》，《墨子校注》，第75页）[8]
（2）然则富贵为贤以得其赏者，谁也？曰：“若昔者三代圣王尧舜禹汤文武者是也。”（《尚贤中》，《墨子校注》，第78页）
（3）夫爱人利人顺天之意得天之赏者，谁也？曰：“若昔三代圣王尧舜禹汤文武者是也。”（《天志中》，《墨子校注》，第306页）
（4）何以知贤者之必赏善罚暴也？吾以昔者三代之圣王知之。故昔也三代之圣王尧舜禹汤文武之兼爱天下也，从而利之，移其百姓之意焉，率以敬上帝山川鬼神。（《天志下》，《墨子校注》，第320页）
（4）惟昔者虞、夏、商、周三代之圣王，其始建国营都日，必择国之正坛，置以为宗庙；必择木之修茂者，立以为位菆必。（《明鬼下》，《墨子校注》，第340页）
（5）凡言、凡动，合于三代圣王尧舜禹汤文武者为之；凡言、凡动，合于三代暴王桀纣幽厉者舍之。（《贵义》，《墨子校注》，第686页）
杨宽认为，《墨子》把虞、夏、商、周四代称为“三代”，是“因为三代这一个名词用得太熟了”，“一时改不过口头，所以糊里糊涂的混乱四代为三代”。[9]如果《史记》的古史年代框架确然可信，杨宽所论固然可一说。然而，单就《墨子》一书的内证而言，在《墨子》作者的意识中，似虞夏本就是一代。因此，刘起釪说：
《墨子·明鬼》云：“上者《夏书》，其次商、周之《书》。”《墨子》的《尚贤》、《天志》、《明鬼》、《贵义》诸篇都称尧、舜、禹、汤为三代圣王，把尧舜列在夏代，所以有关尧、舜、禹的篇章都称《夏书》。[10]
三、《竹书纪年》与《史记》的“夏”代时空差异
《竹书纪年》出自战国魏墓，史料价值极高。《史记》有关战国部分的记载问题极大，“清代以来，很多学者利用古本《纪年》校记《史记》战国部分的内容，成效卓著。现在可以说，已经没有人墨守《史记·六国年表》了”。[11]对于夏商历史部分的研究，《竹书纪年》的价值同样不可低估。然而，由于该书原本散失，此后各家整理所得的辑本无不遵从《史记》的三代结构进行所谓“夏代“纪年排列，因此很容易让人误以为《竹书纪年》记载的夏与《史记》一致。然而，检视《竹书纪年》相关记录，可以发现这种预设需要商榷。《史记·殷本纪·集解》引《竹书纪年》说：
汤灭夏以至于受二十九王，用岁四百九十六年也。[12]
又《夏本纪·集解》引《竹书纪年》说：
有王与无王，用岁四百七十一年。[13]
按照《史记》记载的夏商体系来理解《竹书纪年》，则商代积年多于夏代积年。然而，《晋书·束晳传》引《竹书纪年》却说：“夏年多殷。”[14]这说明要么是《竹书纪年》自相矛盾，要么就是《史记》的记载不可信。李学勤教授曾揣测“夏年代殷”有可能是在整理《竹书纪年》的过程中产生的一种看法，而不认为是本文，但事实恐怕并非这么简单[15]。《史记·魏世家·集解》引荀勖语：
和峤云：“《纪年》起自黄帝，终于魏之今王。”[16]
而杜预《左传·后序》言：
《纪年篇》起自夏、殷、周，皆三代王事。[17]
又《晋书·束皙传》云：
《纪年》十三篇，记夏以来至周幽王为犬戎所灭。[18]
可见，《竹书纪年》所称的夏代纪年是以黄帝为开端的，这与《史记》记录的以禹为开端的夏代大不相同。又《路史·发挥》卷三引《竹书纪年》云：“黄帝至禹，为世三十。”[19]《说文·卅部》有“三十年为一世”之说[20]，可见，就《竹书纪年》的内证而言，“夏年多殷”之说是可以成立的。《竹书纪年》多记有昌意、颛顼、尧、舜等事。如《山海经·海内经》郭璞注：
《竹书》云：“昌意降居若水，产帝乾荒。”[21]
《大荒西经》郭璞注：
《竹书》曰：“颛顼产伯鲧，是维若阳，居天穆之阳。”[22]
《海内南经》郭璞注：
《竹书》亦曰：“后稷放帝朱于丹水。” [23]
《史记·五帝本纪·正义》引《括地志》：
《竹书》云：昔尧德衰，为舜所囚也。[24]
五帝被《竹书纪年》视为夏代人物
同书又说：
《竹书》云：舜囚尧，复偃塞丹朱，使不与父相见也。[25]
《广弘明集》卷十一：
《汲冢竹书》云：“舜囚尧于平阳，取之帝位。”[26]
《北堂书钞》卷十七：
《纪年》云：命咎陶作刑。[27]
上引诸条均为唐代及其以前文献提到的《竹书纪年》遗文。根据这些材料可以发现，《竹书纪年》和《尚书》、《左传》、《墨子》等先秦文献一样，均把尧、舜、禹甚至黄帝视为夏代人物，换句话说，先秦人观念中的夏与司马迁观念中的“夏”存在极大差异。按先秦人的眼光来看，夏的年代应以黄帝为开端，至于其结尾在哪里，我们且留到讨论《史记·夏本纪》为什么不记载“后羿代夏”这一重大事件时来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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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阳明两“渭”再传弟子：李渭与徐渭】
李渭（1514～1588），贵州思南人，王阳明的再传弟子，明代神宗皇帝赐给李渭的楹联是：“南国躬行君子，中朝理学名臣。”李渭所拜的老师有蒋信、湛若水、耿定向、罗汝芳等都是王阳明的好朋友和众弟子，李渭回到贵州思南后，大力传播“阳明心学”，并曾多次亲自前往贵州的清平卫（今凯里市炉山镇，也是本人的故乡。）拜访“贵州开省以来人物冠”的孙应鳌，因为孙应鳌也是王阳明的再传弟子，是贵州“王门三先生”（孙应鳌、李渭和马廷锡）之首。李渭的哲学思想是“求仁为宗”，这也是继承了王阳明“天地万物一体之仁”的“心学”精髓。李渭在贵州的东北部极力传播“阳明心学”，为“阳明心学”的发扬光大做出了很大的贡献。
徐渭（1521～1593），今浙江绍兴人，明代文学家、书画家、戏剧家、军事家，王阳明的再传弟子，嘉靖二十七年（1548）开始追随王阳明的弟子王畿、季本、萧鸣凤并拜师研学“阳明心学”。徐渭的哲学思想是“真我”和“大我”的“真我说”，完全延伸了王阳明的“良知之悟”。徐渭一生命运多舛，晚年疾病缠身，似乎与王阳明的一生很相似。在书画上的成就，人们把他誉为“中国的梵高”。徐渭对王阳明的评价是极高的：“我阳明先生之以圣学倡东南也，周公、孔子之道也。”他把“阳明心学”提升成为了“圣学”，又把王阳明提升与周公、孔子齐名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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