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赵作明律师点评。他山之石，为我辅路。把坏事变好事，把复杂变纯粹，这需要智慧和能力。俄乌冲突中展示的世界性深度反思的现象和力量令人欣慰，尼泊尔国内对MCC协议的真真假假反对，在实质上形成了对以美国为首干涉的一组有效策略——让他的5亿美元援助更好接受国内外监督，使其不能或尽可能少做妖，努力把美钞弄“干净”。安全的永恒性、动态性、相对性、关联性和总体不可分割性。一夜长梦，关于“未来形势下，符合国际法和各方意愿的领土组合（重整）问题”，究竟该如何的最佳解决方案，竟然活活把人难醒。这反映出自己的能力不足。全球变暖海平面上升，以及深刻地缘政治下的平衡，都会出现相关新情况新问题，谁主动谁就可能赢得先机，包括其他涉及土地的自然性新生成问题。
一、欧盟外交与安全政策高级代表博雷利认为，西方对俄罗斯犯下一系列错误，其中包括承诺乌克兰加入北约。他在接受法国TF1电视台采访时称：“我愿意承认，我们犯下一系列错误，我们失去让俄罗斯与西方接近的可能性。有些事情，我们本来能够做得更好，有些东西，我们先提出，但是无法落实，例如，承诺乌克兰和格鲁吉亚加入北约。我认为，做出一些无法实现的承诺是一个错误。”
二、当地时间周五，美国总统拜登称：“我们继续与欧洲盟友站在一起，发出明确无误的信息。我们将尽全力保卫北约的每一寸土地。”但他同时指出：“我们不会在乌克兰与俄罗斯开战。北约和俄罗斯之间的冲突将是第三次世界大战，这是我们一直极力避免的。”
外界注意到，对于“美国在什么情况下会军事干预乌克兰局势”这个问题，这是拜登迄今为止给出的最清晰答案。
此前，有美国国会议员推动在乌克兰设立禁飞区，但白宫否决了这个提议，因为这意味着美国或其盟友的空军需要将闯入禁飞区的俄战机击落。
另外近日，各媒体记者也在反复询问白宫，如果俄罗斯在乌克兰动用生化武器，这是否会突破导致美国军事介入的“红线”。
不过拜登本人及其内阁成员此前一直坚称，无意将美军部署到乌克兰与俄军对抗。
三、当地时间周五，总部位于意大利罗马的联合国粮农组织其在一份声明中表示，如果战争持续下去，还不清楚乌克兰能否收获庄稼，而俄罗斯明年粮食出口的前景也存在不确定性。
粮农组织称，俄罗斯是全球最大的小麦出口国，乌克兰是第五大小麦出口国，它们提供了全球19%的大麦、14%的小麦和4%的玉米，占全球谷物出口的三分之一以上。俄罗斯也是世界主要肥料出口国之一。
粮农组织总干事屈冬玉在一份声明中说：“这两个主要大宗商品出口国的农业活动可能受到干扰，这可能会严重加剧全球粮食不安全。”
俄乌冲突爆发后，粮农组织的食品价格指数在2月创下历史新高，随着冲突的影响在世界各地蔓延，价格指数预计会在未来几个月继续攀升。
报告称:“令人担忧的是，由此造成的全球供应缺口可能会使国际食品和饲料价格在本已上涨的水平上再上涨8 - 22%.”
据介绍，50个国家三成或以上的小麦供应依赖于俄罗斯和乌克兰，其中包括许多最不发达的国家，这使得这些国家尤为脆弱。
粮农组织称：“到2022/23年，全球营养不良人口数量可能增加800万至1300万人。”最显著的饥饿人口增长将出现在亚太区域，其次是撒哈拉以南非洲、近东和北非。
粮农组织敦促其他国家不要对本国农产品实施出口限制。该机构称，这些行动“会加剧价格波动，限制全球市场的缓冲能力，并在中期内产生了负面影响”。
在俄乌大规模冲突发生后，世界上许多国家已经宣布了食品出口限制，或正在考虑实施禁令，以保护国内供应。
四、在美国最晚2月28日的限定期限下，尼泊尔众议院27日晚间批准了受到众多关注的“千禧年挑战公司协议”（简称MCC协议）。“千禧年挑战公司协议”（简称MCC协议）。协议规定美政府援助5亿美元、尼泊尔政府投入1.3亿美元用于尼国内的基础设施建设。 美国驻尼泊尔大使馆在协议通过的第一时间发了声明，对尼泊尔议会的最新行动表示赞许，称尼泊尔现在可以努力实施协议了，还表示它对尼泊尔民众意味着“更多就业机会、可靠的电力供应以及更低的运输成本”。 但该协议中的部分条款，如规定该协议“优于尼泊尔国内法”、援助款不能用于“违反美国法律或美国政策”、MCC项目美方人员不受尼泊尔法院管辖等，在尼泊尔引发巨大争议，被反对人士称为“不平等条约”。
尼泊尔内阁也提交了对MCC协议的“解释性声明”。解释性声明的内容包括尼泊尔不加入美国任何战略、军事或安全同盟，其中也包括“印太战略”，声明还要求尼泊尔法律优先于协议，如果违反尼泊尔法律，尼泊尔有权利终止协议。据报道，尼泊尔已经向美国提交了解释性声明，并宣称如果美国不接受，那么尼泊尔就不会执行MCC协议。
2020-21财年，按财年平均汇率以美元计价，尼泊尔名义GDP折合360.88亿美元，同比增长7.2%，增量24.31亿美元；人均名义GDP折合1191美元，同比增长5.8%。
一、欧盟外交与安全政策高级代表博雷利认为，西方对俄罗斯犯下一系列错误，其中包括承诺乌克兰加入北约。他在接受法国TF1电视台采访时称：“我愿意承认，我们犯下一系列错误，我们失去让俄罗斯与西方接近的可能性。有些事情，我们本来能够做得更好，有些东西，我们先提出，但是无法落实，例如，承诺乌克兰和格鲁吉亚加入北约。我认为，做出一些无法实现的承诺是一个错误。”
二、当地时间周五，美国总统拜登称：“我们继续与欧洲盟友站在一起，发出明确无误的信息。我们将尽全力保卫北约的每一寸土地。”但他同时指出：“我们不会在乌克兰与俄罗斯开战。北约和俄罗斯之间的冲突将是第三次世界大战，这是我们一直极力避免的。”
外界注意到，对于“美国在什么情况下会军事干预乌克兰局势”这个问题，这是拜登迄今为止给出的最清晰答案。
此前，有美国国会议员推动在乌克兰设立禁飞区，但白宫否决了这个提议，因为这意味着美国或其盟友的空军需要将闯入禁飞区的俄战机击落。
另外近日，各媒体记者也在反复询问白宫，如果俄罗斯在乌克兰动用生化武器，这是否会突破导致美国军事介入的“红线”。
不过拜登本人及其内阁成员此前一直坚称，无意将美军部署到乌克兰与俄军对抗。
三、当地时间周五，总部位于意大利罗马的联合国粮农组织其在一份声明中表示，如果战争持续下去，还不清楚乌克兰能否收获庄稼，而俄罗斯明年粮食出口的前景也存在不确定性。
粮农组织称，俄罗斯是全球最大的小麦出口国，乌克兰是第五大小麦出口国，它们提供了全球19%的大麦、14%的小麦和4%的玉米，占全球谷物出口的三分之一以上。俄罗斯也是世界主要肥料出口国之一。
粮农组织总干事屈冬玉在一份声明中说：“这两个主要大宗商品出口国的农业活动可能受到干扰，这可能会严重加剧全球粮食不安全。”
俄乌冲突爆发后，粮农组织的食品价格指数在2月创下历史新高，随着冲突的影响在世界各地蔓延，价格指数预计会在未来几个月继续攀升。
报告称:“令人担忧的是，由此造成的全球供应缺口可能会使国际食品和饲料价格在本已上涨的水平上再上涨8 - 22%.”
据介绍，50个国家三成或以上的小麦供应依赖于俄罗斯和乌克兰，其中包括许多最不发达的国家，这使得这些国家尤为脆弱。
粮农组织称：“到2022/23年，全球营养不良人口数量可能增加800万至1300万人。”最显著的饥饿人口增长将出现在亚太区域，其次是撒哈拉以南非洲、近东和北非。
粮农组织敦促其他国家不要对本国农产品实施出口限制。该机构称，这些行动“会加剧价格波动，限制全球市场的缓冲能力，并在中期内产生了负面影响”。
在俄乌大规模冲突发生后，世界上许多国家已经宣布了食品出口限制，或正在考虑实施禁令，以保护国内供应。
四、在美国最晚2月28日的限定期限下，尼泊尔众议院27日晚间批准了受到众多关注的“千禧年挑战公司协议”（简称MCC协议）。“千禧年挑战公司协议”（简称MCC协议）。协议规定美政府援助5亿美元、尼泊尔政府投入1.3亿美元用于尼国内的基础设施建设。 美国驻尼泊尔大使馆在协议通过的第一时间发了声明，对尼泊尔议会的最新行动表示赞许，称尼泊尔现在可以努力实施协议了，还表示它对尼泊尔民众意味着“更多就业机会、可靠的电力供应以及更低的运输成本”。 但该协议中的部分条款，如规定该协议“优于尼泊尔国内法”、援助款不能用于“违反美国法律或美国政策”、MCC项目美方人员不受尼泊尔法院管辖等，在尼泊尔引发巨大争议，被反对人士称为“不平等条约”。
尼泊尔内阁也提交了对MCC协议的“解释性声明”。解释性声明的内容包括尼泊尔不加入美国任何战略、军事或安全同盟，其中也包括“印太战略”，声明还要求尼泊尔法律优先于协议，如果违反尼泊尔法律，尼泊尔有权利终止协议。据报道，尼泊尔已经向美国提交了解释性声明，并宣称如果美国不接受，那么尼泊尔就不会执行MCC协议。
2020-21财年，按财年平均汇率以美元计价，尼泊尔名义GDP折合360.88亿美元，同比增长7.2%，增量24.31亿美元；人均名义GDP折合1191美元，同比增长5.8%。
#2022全国两会聚焦#【全国人大代表蔡继明：#推进城乡融合发展助力实现共同富裕#】“共同富裕”成为近年来政策层面一大热词，2021年，浙江省被选定建设高质量发展建设共同富裕示范区。浙江团全国人大代表、清华大学政治经济学研究中心主任蔡继明认为，实现共同富裕，要着力解决发展城乡不平衡不充分问题。他认为，需要在大幅度转移农业人口的基础上大幅度提高户均耕地规模，才能最终改变城乡发展不平衡不充分的状况，还要探索开放农村集体经济组织边界，促进城乡融合发展。
谈共同富裕：
大幅度提高户均耕地规模 破解城乡发展不平衡不充分问题
北青报：高层多次提到共同富裕，要着力解决发展不平衡不充分问题和人民群众急难愁盼问题。但目前存在发展不平衡不充分问题，尤其是城乡发展不平衡不充分，您对此怎么看？城乡发展不平衡不充分的成因是什么？
蔡继明：农民相对收入低，根本原因是农业劳动生产力相对低。2020年我国第一产业增加值只占GDP的7.7%，但农业从业人员则占了全国从业人员的23.6%，二者之比为0.28，而在1952年，二者的比值为0.60，这表明我国农业劳动生产率与第二、三产业劳动生产率的相对差距在逐年扩大。发达国家的农业劳动生产率已达到其工业劳动生产率的1/2左右，而我国目前的农业劳动生产率只有第二产业劳动生产率的1/5。
我国农业劳动生产率低的技术成因是户均土地经营规模过于狭小。另一方面，城乡居民收入差距中，财产性收入差距高达11.65倍，其中主要原因是农村集体土地与城市国有土地同地不同权，农民的宅基地使用权没有用益物权和担保物权，这就堵塞了农民获取财产性收入和融资贷款的渠道。
北青报：“三农问题”成为老生常谈，乡村振兴被提上日程，如何破解城乡发展不平衡不充分问题，增强城乡融合发展？
蔡继明：走出三农困境，历史上曾尝试过不同的路径选择，一是离土不离乡、进厂不进城的农村工业化，随着乡镇企业衰落，大量农民进城务工，这条路已经半途而废；二是进城不落户、迁徙不定居，由此导致数以千万计留守妇女、老人和儿童，这条半城市化的道路也不可持续；三是就“三农”论“三农”的新农村建设，除了村容整洁，在缓解人地矛盾等方面收效甚微。
由此看来，解决“三农”问题，实现乡村振兴，不能就农民谈农民、就农村论农村，只有跳出“三农”的范围，才能真正意义上解决“三农”问题。从扶贫攻坚到乡村振兴，最终的落脚点应该是城镇化。城镇化才是解决“三农”问题的根本出路。城镇化包括农村居民的市民化，鼓励“农民离土不离乡”、“进厂不进城”并安于“进城不落户”、“迁徙不定居”的半城市化的生活，并不能从根本上解决“三农”问题。解决三农问题的根本途径是在大幅度转移农业人口的基础上大幅度提高户均耕地规模。
只有随着城镇化率的提高即农村从业人员的减少，使农村户均土地达到50亩以上规模经营水平，从事农业生产的收入与进城务工的收入大体持平，才能最终改变城乡发展不平衡不充分的状况，真正实现城乡融合发展。
北青报：还有哪些促进城乡融合发展、共同富裕的政策建议？
蔡继明：还要探索开放农村集体经济组织边界，促进城乡融合发展。随着工业化、城镇化和农业现代化的推进，城乡之间、城市之间、乡村之间的人口流动会愈加频繁，规模也会越来越大，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的发展应该是开放型的。农地制度的安排应该顺应这一城乡关系变革和农村传统社会变革的历史潮流，而不能成为阻碍这场变革的桎梏。
因此，建议在保障进城落户农民的土地承包权、宅基地使用权、集体收益分配权的前提下，既要允许原有的成员进城落户之后通过转让土地承包权、宅基地资格成员权等方式放弃其成员权，也要允许外来的人口通过接入承包权等方式获得集体经济组织成员权。
在提升城市包容性、推动农民工特别是新生代农民工融入城市的同时，也要敞开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的大门，参照城市允许农民进城落户的条件，制定外来务农者（包括市民）进村的条款，允许他们购买当地农民的自建住房或租用宅基地建房，在土地承包转包（包括租金和期限）、惠农政策、社会保障等方面享受与当地农民同等的待遇，推进外来务农者本地化和村民化。
谈农民进城：
解决进城务工人员“住有所居”的问题
北青报：如何推进农业转移人口的市民化，阻碍农民工进城落户的主要因素是什么？
蔡继明：由于城乡二元制度的存在，农业转移人口受到务工所在城市就业、医疗、养老、教育、社会保障等制度的制约，造成无法在长期务工城市安居。根据《2018年农民工监测调查报告》数据，我国农业转移人口在城市购买住房的仅有17.4%，享受保障性住房（包括租赁公租房和购买保障性住房的）的仅有2.9%。此外，当前我国城市住房保障制度还将大部分农业转移人口排除在外，农业转移人口的城市住房问题成为社会关注的焦点，农业转移人口城市住房普遍存在人均面积小 、配套设施不齐全、居住环境较差、容易形成家庭成员居住隔离甚至住房贫困等问题，严重影响了农业转移人口的居住品质，降低了农业转移人口的市民化意愿。
所以，在推进城乡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进程中，只有首先解决进城务工人员“住有所居”的问题，才能保证农民工随迁子女“学有所教”，也才能有助于随迁老人实现“老有所养”。
谈土地制度改革：
尽快出台农村集体建设用地入市的政策
北青报：您提出的推动土地要素市场化配置，实现生产要素在城乡之间自由流动，具体怎么理解？农村宅基地使用权在城乡之间流转的主要障碍是什么？政策方面需要有哪些突破？
蔡继明：长期以来，我国土地资源一直实行的是计划和行政配置，即使在2013年中共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让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土地资源配置例外的主张仍然在某些部门占主导地位，以至于2019年新修订的《土地管理法》中，居然鲜见“市场”二字，而无论是2007年颁布的《物权法》还是2020年颁布的《民法典·物权编》，都对农村集体的宅基地和城市国有的住宅建设用地使用权做了不同的规定，农村宅基地并不具有与城市宅基地同等的用益物权和担保物权。因此，同步推进城乡土地产权同权化和土地资源配置市场化，是实现土地要素在城乡之间自由流动的基本制度保障。
为此，建议从根本上改革土地原有的计划管理体制，变行政配置为市场配置，盘活农村闲置宅基地，允许宅基地使用权在城乡之间流转，缩小城乡居民过高的财产性收入差距，同时为城市工商资本下乡发展现代农业、城市各类人才下乡参与乡村振兴、城市居民下乡休闲养老，提供产业发展配套设施和生活居住条件。
尽快出台农村集体建设用地入市的政策，通过城乡建设用地增减挂钩，将农村大量闲置的建设用地（特别是宅基地）转变为城市建设用地（特别是住宅建设用地），通过增加城市建设用地供给降低地价进而降低房价，最终降低农民工进城落户门槛。
（北京青年报）
谈共同富裕：
大幅度提高户均耕地规模 破解城乡发展不平衡不充分问题
北青报：高层多次提到共同富裕，要着力解决发展不平衡不充分问题和人民群众急难愁盼问题。但目前存在发展不平衡不充分问题，尤其是城乡发展不平衡不充分，您对此怎么看？城乡发展不平衡不充分的成因是什么？
蔡继明：农民相对收入低，根本原因是农业劳动生产力相对低。2020年我国第一产业增加值只占GDP的7.7%，但农业从业人员则占了全国从业人员的23.6%，二者之比为0.28，而在1952年，二者的比值为0.60，这表明我国农业劳动生产率与第二、三产业劳动生产率的相对差距在逐年扩大。发达国家的农业劳动生产率已达到其工业劳动生产率的1/2左右，而我国目前的农业劳动生产率只有第二产业劳动生产率的1/5。
我国农业劳动生产率低的技术成因是户均土地经营规模过于狭小。另一方面，城乡居民收入差距中，财产性收入差距高达11.65倍，其中主要原因是农村集体土地与城市国有土地同地不同权，农民的宅基地使用权没有用益物权和担保物权，这就堵塞了农民获取财产性收入和融资贷款的渠道。
北青报：“三农问题”成为老生常谈，乡村振兴被提上日程，如何破解城乡发展不平衡不充分问题，增强城乡融合发展？
蔡继明：走出三农困境，历史上曾尝试过不同的路径选择，一是离土不离乡、进厂不进城的农村工业化，随着乡镇企业衰落，大量农民进城务工，这条路已经半途而废；二是进城不落户、迁徙不定居，由此导致数以千万计留守妇女、老人和儿童，这条半城市化的道路也不可持续；三是就“三农”论“三农”的新农村建设，除了村容整洁，在缓解人地矛盾等方面收效甚微。
由此看来，解决“三农”问题，实现乡村振兴，不能就农民谈农民、就农村论农村，只有跳出“三农”的范围，才能真正意义上解决“三农”问题。从扶贫攻坚到乡村振兴，最终的落脚点应该是城镇化。城镇化才是解决“三农”问题的根本出路。城镇化包括农村居民的市民化，鼓励“农民离土不离乡”、“进厂不进城”并安于“进城不落户”、“迁徙不定居”的半城市化的生活，并不能从根本上解决“三农”问题。解决三农问题的根本途径是在大幅度转移农业人口的基础上大幅度提高户均耕地规模。
只有随着城镇化率的提高即农村从业人员的减少，使农村户均土地达到50亩以上规模经营水平，从事农业生产的收入与进城务工的收入大体持平，才能最终改变城乡发展不平衡不充分的状况，真正实现城乡融合发展。
北青报：还有哪些促进城乡融合发展、共同富裕的政策建议？
蔡继明：还要探索开放农村集体经济组织边界，促进城乡融合发展。随着工业化、城镇化和农业现代化的推进，城乡之间、城市之间、乡村之间的人口流动会愈加频繁，规模也会越来越大，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的发展应该是开放型的。农地制度的安排应该顺应这一城乡关系变革和农村传统社会变革的历史潮流，而不能成为阻碍这场变革的桎梏。
因此，建议在保障进城落户农民的土地承包权、宅基地使用权、集体收益分配权的前提下，既要允许原有的成员进城落户之后通过转让土地承包权、宅基地资格成员权等方式放弃其成员权，也要允许外来的人口通过接入承包权等方式获得集体经济组织成员权。
在提升城市包容性、推动农民工特别是新生代农民工融入城市的同时，也要敞开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的大门，参照城市允许农民进城落户的条件，制定外来务农者（包括市民）进村的条款，允许他们购买当地农民的自建住房或租用宅基地建房，在土地承包转包（包括租金和期限）、惠农政策、社会保障等方面享受与当地农民同等的待遇，推进外来务农者本地化和村民化。
谈农民进城：
解决进城务工人员“住有所居”的问题
北青报：如何推进农业转移人口的市民化，阻碍农民工进城落户的主要因素是什么？
蔡继明：由于城乡二元制度的存在，农业转移人口受到务工所在城市就业、医疗、养老、教育、社会保障等制度的制约，造成无法在长期务工城市安居。根据《2018年农民工监测调查报告》数据，我国农业转移人口在城市购买住房的仅有17.4%，享受保障性住房（包括租赁公租房和购买保障性住房的）的仅有2.9%。此外，当前我国城市住房保障制度还将大部分农业转移人口排除在外，农业转移人口的城市住房问题成为社会关注的焦点，农业转移人口城市住房普遍存在人均面积小 、配套设施不齐全、居住环境较差、容易形成家庭成员居住隔离甚至住房贫困等问题，严重影响了农业转移人口的居住品质，降低了农业转移人口的市民化意愿。
所以，在推进城乡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进程中，只有首先解决进城务工人员“住有所居”的问题，才能保证农民工随迁子女“学有所教”，也才能有助于随迁老人实现“老有所养”。
谈土地制度改革：
尽快出台农村集体建设用地入市的政策
北青报：您提出的推动土地要素市场化配置，实现生产要素在城乡之间自由流动，具体怎么理解？农村宅基地使用权在城乡之间流转的主要障碍是什么？政策方面需要有哪些突破？
蔡继明：长期以来，我国土地资源一直实行的是计划和行政配置，即使在2013年中共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让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土地资源配置例外的主张仍然在某些部门占主导地位，以至于2019年新修订的《土地管理法》中，居然鲜见“市场”二字，而无论是2007年颁布的《物权法》还是2020年颁布的《民法典·物权编》，都对农村集体的宅基地和城市国有的住宅建设用地使用权做了不同的规定，农村宅基地并不具有与城市宅基地同等的用益物权和担保物权。因此，同步推进城乡土地产权同权化和土地资源配置市场化，是实现土地要素在城乡之间自由流动的基本制度保障。
为此，建议从根本上改革土地原有的计划管理体制，变行政配置为市场配置，盘活农村闲置宅基地，允许宅基地使用权在城乡之间流转，缩小城乡居民过高的财产性收入差距，同时为城市工商资本下乡发展现代农业、城市各类人才下乡参与乡村振兴、城市居民下乡休闲养老，提供产业发展配套设施和生活居住条件。
尽快出台农村集体建设用地入市的政策，通过城乡建设用地增减挂钩，将农村大量闲置的建设用地（特别是宅基地）转变为城市建设用地（特别是住宅建设用地），通过增加城市建设用地供给降低地价进而降低房价，最终降低农民工进城落户门槛。
（北京青年报）
【全国人大代表蔡继明：#推进城乡融合发展助力实现共同富裕#】“共同富裕”成为近年来政策层面一大热词，2021年，浙江省被选定建设高质量发展建设共同富裕示范区。浙江团全国人大代表、清华大学政治经济学研究中心主任蔡继明认为，实现共同富裕，要着力解决发展城乡不平衡不充分问题。他认为，需要在大幅度转移农业人口的基础上大幅度提高户均耕地规模，才能最终改变城乡发展不平衡不充分的状况，还要探索开放农村集体经济组织边界，促进城乡融合发展。
谈共同富裕：
大幅度提高户均耕地规模 破解城乡发展不平衡不充分问题
北青报：高层多次提到共同富裕，要着力解决发展不平衡不充分问题和人民群众急难愁盼问题。但目前存在发展不平衡不充分问题，尤其是城乡发展不平衡不充分，您对此怎么看？城乡发展不平衡不充分的成因是什么？
蔡继明：农民相对收入低，根本原因是农业劳动生产力相对低。2020年我国第一产业增加值只占GDP的7.7%，但农业从业人员则占了全国从业人员的23.6%，二者之比为0.28，而在1952年，二者的比值为0.60，这表明我国农业劳动生产率与第二、三产业劳动生产率的相对差距在逐年扩大。发达国家的农业劳动生产率已达到其工业劳动生产率的1/2左右，而我国目前的农业劳动生产率只有第二产业劳动生产率的1/5。
我国农业劳动生产率低的技术成因是户均土地经营规模过于狭小。另一方面，城乡居民收入差距中，财产性收入差距高达11.65倍，其中主要原因是农村集体土地与城市国有土地同地不同权，农民的宅基地使用权没有用益物权和担保物权，这就堵塞了农民获取财产性收入和融资贷款的渠道。
北青报：“三农问题”成为老生常谈，乡村振兴被提上日程，如何破解城乡发展不平衡不充分问题，增强城乡融合发展？
蔡继明：走出三农困境，历史上曾尝试过不同的路径选择，一是离土不离乡、进厂不进城的农村工业化，随着乡镇企业衰落，大量农民进城务工，这条路已经半途而废；二是进城不落户、迁徙不定居，由此导致数以千万计留守妇女、老人和儿童，这条半城市化的道路也不可持续；三是就“三农”论“三农”的新农村建设，除了村容整洁，在缓解人地矛盾等方面收效甚微。
由此看来，解决“三农”问题，实现乡村振兴，不能就农民谈农民、就农村论农村，只有跳出“三农”的范围，才能真正意义上解决“三农”问题。从扶贫攻坚到乡村振兴，最终的落脚点应该是城镇化。城镇化才是解决“三农”问题的根本出路。城镇化包括农村居民的市民化，鼓励“农民离土不离乡”、“进厂不进城”并安于“进城不落户”、“迁徙不定居”的半城市化的生活，并不能从根本上解决“三农”问题。解决三农问题的根本途径是在大幅度转移农业人口的基础上大幅度提高户均耕地规模。
只有随着城镇化率的提高即农村从业人员的减少，使农村户均土地达到50亩以上规模经营水平，从事农业生产的收入与进城务工的收入大体持平，才能最终改变城乡发展不平衡不充分的状况，真正实现城乡融合发展。
北青报：还有哪些促进城乡融合发展、共同富裕的政策建议？
蔡继明：还要探索开放农村集体经济组织边界，促进城乡融合发展。随着工业化、城镇化和农业现代化的推进，城乡之间、城市之间、乡村之间的人口流动会愈加频繁，规模也会越来越大，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的发展应该是开放型的。农地制度的安排应该顺应这一城乡关系变革和农村传统社会变革的历史潮流，而不能成为阻碍这场变革的桎梏。
因此，建议在保障进城落户农民的土地承包权、宅基地使用权、集体收益分配权的前提下，既要允许原有的成员进城落户之后通过转让土地承包权、宅基地资格成员权等方式放弃其成员权，也要允许外来的人口通过接入承包权等方式获得集体经济组织成员权。
在提升城市包容性、推动农民工特别是新生代农民工融入城市的同时，也要敞开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的大门，参照城市允许农民进城落户的条件，制定外来务农者（包括市民）进村的条款，允许他们购买当地农民的自建住房或租用宅基地建房，在土地承包转包（包括租金和期限）、惠农政策、社会保障等方面享受与当地农民同等的待遇，推进外来务农者本地化和村民化。
谈农民进城：
解决进城务工人员“住有所居”的问题
北青报：如何推进农业转移人口的市民化，阻碍农民工进城落户的主要因素是什么？
蔡继明：由于城乡二元制度的存在，农业转移人口受到务工所在城市就业、医疗、养老、教育、社会保障等制度的制约，造成无法在长期务工城市安居。根据《2018年农民工监测调查报告》数据，我国农业转移人口在城市购买住房的仅有17.4%，享受保障性住房（包括租赁公租房和购买保障性住房的）的仅有2.9%。此外，当前我国城市住房保障制度还将大部分农业转移人口排除在外，农业转移人口的城市住房问题成为社会关注的焦点，农业转移人口城市住房普遍存在人均面积小 、配套设施不齐全、居住环境较差、容易形成家庭成员居住隔离甚至住房贫困等问题，严重影响了农业转移人口的居住品质，降低了农业转移人口的市民化意愿。
所以，在推进城乡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进程中，只有首先解决进城务工人员“住有所居”的问题，才能保证农民工随迁子女“学有所教”，也才能有助于随迁老人实现“老有所养”。
谈土地制度改革：
尽快出台农村集体建设用地入市的政策
北青报：您提出的推动土地要素市场化配置，实现生产要素在城乡之间自由流动，具体怎么理解？农村宅基地使用权在城乡之间流转的主要障碍是什么？政策方面需要有哪些突破？
蔡继明：长期以来，我国土地资源一直实行的是计划和行政配置，即使在2013年中共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让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土地资源配置例外的主张仍然在某些部门占主导地位，以至于2019年新修订的《土地管理法》中，居然鲜见“市场”二字，而无论是2007年颁布的《物权法》还是2020年颁布的《民法典·物权编》，都对农村集体的宅基地和城市国有的住宅建设用地使用权做了不同的规定，农村宅基地并不具有与城市宅基地同等的用益物权和担保物权。因此，同步推进城乡土地产权同权化和土地资源配置市场化，是实现土地要素在城乡之间自由流动的基本制度保障。
为此，建议从根本上改革土地原有的计划管理体制，变行政配置为市场配置，盘活农村闲置宅基地，允许宅基地使用权在城乡之间流转，缩小城乡居民过高的财产性收入差距，同时为城市工商资本下乡发展现代农业、城市各类人才下乡参与乡村振兴、城市居民下乡休闲养老，提供产业发展配套设施和生活居住条件。
尽快出台农村集体建设用地入市的政策，通过城乡建设用地增减挂钩，将农村大量闲置的建设用地（特别是宅基地）转变为城市建设用地（特别是住宅建设用地），通过增加城市建设用地供给降低地价进而降低房价，最终降低农民工进城落户门槛。
文/北京青年报记者 李泽伟
谈共同富裕：
大幅度提高户均耕地规模 破解城乡发展不平衡不充分问题
北青报：高层多次提到共同富裕，要着力解决发展不平衡不充分问题和人民群众急难愁盼问题。但目前存在发展不平衡不充分问题，尤其是城乡发展不平衡不充分，您对此怎么看？城乡发展不平衡不充分的成因是什么？
蔡继明：农民相对收入低，根本原因是农业劳动生产力相对低。2020年我国第一产业增加值只占GDP的7.7%，但农业从业人员则占了全国从业人员的23.6%，二者之比为0.28，而在1952年，二者的比值为0.60，这表明我国农业劳动生产率与第二、三产业劳动生产率的相对差距在逐年扩大。发达国家的农业劳动生产率已达到其工业劳动生产率的1/2左右，而我国目前的农业劳动生产率只有第二产业劳动生产率的1/5。
我国农业劳动生产率低的技术成因是户均土地经营规模过于狭小。另一方面，城乡居民收入差距中，财产性收入差距高达11.65倍，其中主要原因是农村集体土地与城市国有土地同地不同权，农民的宅基地使用权没有用益物权和担保物权，这就堵塞了农民获取财产性收入和融资贷款的渠道。
北青报：“三农问题”成为老生常谈，乡村振兴被提上日程，如何破解城乡发展不平衡不充分问题，增强城乡融合发展？
蔡继明：走出三农困境，历史上曾尝试过不同的路径选择，一是离土不离乡、进厂不进城的农村工业化，随着乡镇企业衰落，大量农民进城务工，这条路已经半途而废；二是进城不落户、迁徙不定居，由此导致数以千万计留守妇女、老人和儿童，这条半城市化的道路也不可持续；三是就“三农”论“三农”的新农村建设，除了村容整洁，在缓解人地矛盾等方面收效甚微。
由此看来，解决“三农”问题，实现乡村振兴，不能就农民谈农民、就农村论农村，只有跳出“三农”的范围，才能真正意义上解决“三农”问题。从扶贫攻坚到乡村振兴，最终的落脚点应该是城镇化。城镇化才是解决“三农”问题的根本出路。城镇化包括农村居民的市民化，鼓励“农民离土不离乡”、“进厂不进城”并安于“进城不落户”、“迁徙不定居”的半城市化的生活，并不能从根本上解决“三农”问题。解决三农问题的根本途径是在大幅度转移农业人口的基础上大幅度提高户均耕地规模。
只有随着城镇化率的提高即农村从业人员的减少，使农村户均土地达到50亩以上规模经营水平，从事农业生产的收入与进城务工的收入大体持平，才能最终改变城乡发展不平衡不充分的状况，真正实现城乡融合发展。
北青报：还有哪些促进城乡融合发展、共同富裕的政策建议？
蔡继明：还要探索开放农村集体经济组织边界，促进城乡融合发展。随着工业化、城镇化和农业现代化的推进，城乡之间、城市之间、乡村之间的人口流动会愈加频繁，规模也会越来越大，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的发展应该是开放型的。农地制度的安排应该顺应这一城乡关系变革和农村传统社会变革的历史潮流，而不能成为阻碍这场变革的桎梏。
因此，建议在保障进城落户农民的土地承包权、宅基地使用权、集体收益分配权的前提下，既要允许原有的成员进城落户之后通过转让土地承包权、宅基地资格成员权等方式放弃其成员权，也要允许外来的人口通过接入承包权等方式获得集体经济组织成员权。
在提升城市包容性、推动农民工特别是新生代农民工融入城市的同时，也要敞开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的大门，参照城市允许农民进城落户的条件，制定外来务农者（包括市民）进村的条款，允许他们购买当地农民的自建住房或租用宅基地建房，在土地承包转包（包括租金和期限）、惠农政策、社会保障等方面享受与当地农民同等的待遇，推进外来务农者本地化和村民化。
谈农民进城：
解决进城务工人员“住有所居”的问题
北青报：如何推进农业转移人口的市民化，阻碍农民工进城落户的主要因素是什么？
蔡继明：由于城乡二元制度的存在，农业转移人口受到务工所在城市就业、医疗、养老、教育、社会保障等制度的制约，造成无法在长期务工城市安居。根据《2018年农民工监测调查报告》数据，我国农业转移人口在城市购买住房的仅有17.4%，享受保障性住房（包括租赁公租房和购买保障性住房的）的仅有2.9%。此外，当前我国城市住房保障制度还将大部分农业转移人口排除在外，农业转移人口的城市住房问题成为社会关注的焦点，农业转移人口城市住房普遍存在人均面积小 、配套设施不齐全、居住环境较差、容易形成家庭成员居住隔离甚至住房贫困等问题，严重影响了农业转移人口的居住品质，降低了农业转移人口的市民化意愿。
所以，在推进城乡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进程中，只有首先解决进城务工人员“住有所居”的问题，才能保证农民工随迁子女“学有所教”，也才能有助于随迁老人实现“老有所养”。
谈土地制度改革：
尽快出台农村集体建设用地入市的政策
北青报：您提出的推动土地要素市场化配置，实现生产要素在城乡之间自由流动，具体怎么理解？农村宅基地使用权在城乡之间流转的主要障碍是什么？政策方面需要有哪些突破？
蔡继明：长期以来，我国土地资源一直实行的是计划和行政配置，即使在2013年中共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让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土地资源配置例外的主张仍然在某些部门占主导地位，以至于2019年新修订的《土地管理法》中，居然鲜见“市场”二字，而无论是2007年颁布的《物权法》还是2020年颁布的《民法典·物权编》，都对农村集体的宅基地和城市国有的住宅建设用地使用权做了不同的规定，农村宅基地并不具有与城市宅基地同等的用益物权和担保物权。因此，同步推进城乡土地产权同权化和土地资源配置市场化，是实现土地要素在城乡之间自由流动的基本制度保障。
为此，建议从根本上改革土地原有的计划管理体制，变行政配置为市场配置，盘活农村闲置宅基地，允许宅基地使用权在城乡之间流转，缩小城乡居民过高的财产性收入差距，同时为城市工商资本下乡发展现代农业、城市各类人才下乡参与乡村振兴、城市居民下乡休闲养老，提供产业发展配套设施和生活居住条件。
尽快出台农村集体建设用地入市的政策，通过城乡建设用地增减挂钩，将农村大量闲置的建设用地（特别是宅基地）转变为城市建设用地（特别是住宅建设用地），通过增加城市建设用地供给降低地价进而降低房价，最终降低农民工进城落户门槛。
文/北京青年报记者 李泽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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